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

tuffy05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作者：诚言
来源：来函照登
来源日期：2016年04月03日
本站发布：2016年04月04日


作者简介：1965年入读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70年7月毕业。在工厂当过会计。1978年后从事金融工作，2007年10月，退休，从2011年起上网，一直用笔名“诚言”发表文章。

      对于我这样一个身形单薄、手无缚鸡之力的瘦老头子，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青年人似乎很难与主流话语中的无法无天专搞打砸抢枪的“文革造反派”联系起来。这里我要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确当过造反派，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写下这段历史，不仅是想给大家一个忠诚的交代，还想为有志于研究文革史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一、姚文元批判吴晗掀起我心中波澜

　　我于1965年搭上文革前高考末班车，考进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会系会计专业。入校时离十八周岁差一个月，身高1.70米，体重100斤。学校良好的环境、老师渊博的知识、同学们之间平和的关系乃至顿顿有荤的伙食，一起形成了我渴求更多知识的动力。入学后，我被班团支部任命为团小组长(全班4个组)，俄语老师指定我任课代表，写作指导课老师把我的作文屡屡当着范文在课堂宣读，政治经济学和计算技术课对我来说毫不吃力，校图书馆四十多万册的藏书，这一切都让我对大学的学习生活，既感到新鲜满意，又十分适应。用正常的标准衡量，我可谓是品行端方，学习勤奋，中规中矩。（图15）

　　一天晚上，在校图书馆的《文汇报》上，我看到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自从在高中通过读中共中央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九评”后，我就养成了一个喜欢读评论、争鸣文章的习惯。就像一个小孩，遇见两个大人吵架，总想看看哪个有理，哪个会吵，最后哪个能赢。那时尚不清楚吴晗是何许人，姚文元又是哪路神仙，但当我读完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后，却是十分失望，义愤难平！

　　一是姚文元批判海瑞触犯了我的清官情结。海瑞无论平冤狱也好，把朝廷退休高官徐阶强占的民田退还给老百姓也好，为民争利不怕罢官也好，不都是正义之举吗？为什么要用今人的标准诬蔑他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比贪官还坏呢？你能要求海瑞去带领一帮农民闹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二更荒唐的是，姚文元文章中竟用一大段文字论证吴晗塑造的主角是个“假海瑞”。莫说海瑞多年来与包拯一样，一直是民间传说中公认的清官，即令这个剧本有添油加醋之嫌，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呀！吴晗标明了这是出京剧，不是纪录片，怎么能要求舞台上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一模一样呢？难道姚文元见到过“真实的海瑞”？若用这个逻辑，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窦娥被砍头后“天降大雪”、“楚地大旱三年”，被黄世仁迫害的喜儿变成“白毛仙姑”，李铁梅送密电码上北柏山等等，不是统统都站不住脚？

　　三是对把海瑞罢官的剧情与现实社会联系到一起批判的霸道文风强烈不满。姚文写道：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文中还写道：“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读到这里，我几乎要拍案而起！如果把每出戏都与现实联系起来，这戏还怎么演？演“林冲夜奔”，就是鼓励罪犯越狱；，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麻醉互爱男女，结不成婚死后能变成一对蝴蝶；，演“宋士杰”，就是煽动农民去状告书记县长……，如此联系实际，今后哪个还敢写东西？

　　四是作为一个刚从三年饿饭阴影中走出来的人，我一直认为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与前几年农村实行的宽松政策密不可分。莫说几百年前海瑞抑豪强退民田根本不是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现在干部群众 “搞单干” 、“恢复个体经济”，也跟“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扯不上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些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姚文在发出“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的质问后，又来了一大串咄咄逼人的反问，不仅没有一点平等商榷的姿态，而且句句话露出一股逼人招供的杀气！对这种卑鄙的诬陷手段，我也由然反感。这哪里还是文艺评论，简直就是政治审判！

　　谁知对这篇荒谬绝伦的文章，最大领袖毛泽东却给它打了个高分，只是遗憾“虽然点了吴晗的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由于对姚文元这篇为点燃文革导火线的文章，我与最高领袖一开始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用现在的话说是扣错了第一个扣子，由此决定了我后来在文革中的基本态度。

　　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就对吴晗、姚文元有所了解，知道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是北京市副市长，知道他在解放初期曾与其恩师胡适彻底划清过界线，知道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也曾对其民盟领导和同事痛加批判当过“左派”，知道他创作《海瑞罢官》的初衷是迎合最高领袖要“提倡海瑞精神”的号召，知道姚文元的父亲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归入“反动文人”，知道姚文元早在反右运动中就是最高领袖欣赏的“金棍子”，知道他写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奉毛泽东、江青之密命，我当时还会那样激愤吗？假如这一切都高度透明，刘、邓、周、彭真等高层领导会是啥态度？工人农民会把这场与自己生产生活毫无关系的批判上升到“决不能受二遍苦，决不能走回头路”的吓人高度吗？知识分子还会像着了魔似的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研究”或激烈争鸣吗？毛泽东1962年曾大骂别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现在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说，铺就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块基石，就是蒙蔽加煽动！

　　二、平静的校园面临着山雨欲来

　　1.1、正常的学习生活被运动打断

　　读过姚文元文章后，校园仿佛还像往常一样平静温馨，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但喜欢看“大人吵架”的我，却发现不久各大报上的争鸣文章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被纳入批判对象的电影、戏剧、长篇小说、诗歌、杂文也越来越广泛。电影《怒潮》《逆风千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林家铺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所谓的反动歌曲黄色歌曲黑漫画等等，像走马灯似的一一被推出来示众。许多以前名头响亮的令我尊敬的作家受批了，我希望许多以前我很喜爱的文化名人我希望能站出来帮受批者说句公道话，也难觅其踪迹，让我难过的是他们中间有的人还加入了批判者的行列。如我熟悉的诗人何其芳，他的名字我就觉得大有诗意，他的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曾令我爱不释手，孰料也在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评<“谢瑶环>”》，让我十分失望。

　　到了4四月份，在各种党报党刋和校园喇叭的大肆鼓噪下，“大毒草”的名单越拉越长，被点名的作者越来越多。批判者的手法高度雷同，个人想象代替作者意图，用大道理分析一个情节一句台词，无限上纲上线。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哟，什么为谁谁“翻案”哟，什么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哟，什么“迎合帝修反”哟，什么“煽动地富反坏右变天”哟，什么“三降一灭”啊，什么“变成法西斯党，千百万人头落地”哟，势大力沉的棍子帽子随手就来。虽然批判者仍打着“争鸣”、“商榷”的幌子，虽然也有为这些作品辩护驳的文章，但无论从数量、分量、篇幅、版面安排上，被批的一方都显得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

　　这种捕风捉影疑神疑鬼四处寻找敌情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可避免地传染到学校。记得在当年“五.四”期间的一天晚上，我和不少同学随校宣传队到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参加一部分高校“《咏唱红五月”》联合演出归来，我们在校车上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校车快开到校门口时，两个同学大声争吵起来。一个揪住另一个的胳膊，说他在刚才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时，有意把最后一句歌词篡改为“向着新中国发出最后光芒”！被揪同学则回辩，“我唱的是'发出万丈光芒'，你胡说”！两人拉拉扯扯，一直争吵到下车后，仍不肯罢休，最后在众人力劝下散去。还有一次，经济系一个同学在一张白纸上练毛笔字，有好事者从中拼凑出了一句“打倒某某某”的“反动标语”，于是站出来揭发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被诬者则反击说你是胡乱拼凑，陷人以罪。攻辩双方各有支持者，在足足容纳三百300多个人的大教室里，为此事你来我往地激烈辩论了三天！

　　与此同时，在“破四旧，立四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宣传中，有一天我校部分老师集合到一起，把以前珍藏的各种获奖证书、讲师证等等纷纷拿到篮球场上烧毁，以示与追求名利、三名三高思想的旧我彻底告别，与教育黑线一刀两断。

　　2.2、我投稿《湖北日报》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一直被视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毛泽东思想必须占领的大学校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校系党组织的安排下，我们时而全班，时而分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报社论，读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为努力紧跟新形势，我还挺认真地以团小组组长的身分，与同组的两个非团员同学谈心，鼓励他们在运动中经受锻炼，争取加入团组织。团支部书记梅大姐专门找我谈了一次心，除了交流工作情况外，我对她即将入党的趋势表态积极赞成(因为入党时组织上要听取群众意见)，她也非常感动。梅同学学习成绩一般化，确实人品好，乐于助人，团结同学。

　　但是，对学校专业知识学习时间越来越少的安排，我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因为那与我再加学一门英语将来争取留校当老师的奋斗目标 (听说当教授必须掌握两门外语)相冲突。头一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千里迢迢到省城求学，为的就是想学点真本领，谁知现在却天天把时光消磨在报纸上毛著上，重复说那些车轱辘话。这几份报纸和毛主席著作在老家也不是看不到，既然如此，何苦来武汉读书？但这些不突出政治的“活思想”藏之不及，哪里敢暴露？

　　照说我学的是会计专业，与文学界史学界的是是非非毫无牵连，但眼看辩论的一方越来越吃力，出于一贯好打抱不平的个性，我情不自禁地由旁观者变成参战者，不顾自己才疏学浅，依据朴素的常识，连写了两篇短文，参加了混战。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清官总比贪官好》，为当时被臭骂为“封建专制社会忠实卫道士”的海瑞、包拯、孙安等清官辩护；另一篇是《“清清白白地做人”没有错》，针对批判文章把“毒草”影片《舞台姐妹》中女主角竺春花(谢芳饰)的台词“清清白白做人， ，认认真真唱戏”定性为“鼓吹不要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谬论进行反驳。文中自认为最有力最精釆彩的一句反驳词是：“在这些批判者眼中，难道接受党的领导就不能'清清白白做人'了吗？”我怀着希望自己的言论能为受诬者帮点小忙的善良愿望，兴致勃勃地把这两篇处女稿投寄给《湖北日报》，希望能被刊登，浑然不识如果文章发表后自己也会成为一条被引出洞的“蛇”！

　　三、我校揪出“三家村”与“六.二〇O反革命事件”

　　1.1、省委工作组在我校揪出个假三家村

　　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形势急转直下。幕后主持者撕破了原来“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一切伪装，把这场讨论变成了全党全民必须投入的政治斗争。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前《人民日报》社社长、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副书记邓拓，、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悲剧就发生在这前后。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彭真、陆陸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捆绑在一起，打成“反党集团”，成了权力上层斗争的第一批牺牲品。这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几个著名的“红二代”带头署名要求“停课闹革命”的呼吁书倡议书。其实，我们学校这时已经停课了，刊登这些倡议书呼吁书只不过证明执政当局马上要下达的正式停课决定是多么“顺应民心”罢了。在当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主旋律舆论中，无论是被作为“走资派”快被打倒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无论是要遭受整肃迫害的知识分子，还无论是将被无辜祸及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及社会各界人群，都争先恐后地按照“统一”“紧跟”的要求，飞蛾投火般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烈火之中。现在人们发明了“中国特色”一词，其实，“堂上一呼阶下百诺”，随大流，个体从不独立思考，历来是中国最大的“特色”。

　　北京揪出了“三家村”，于是，寻找和揪出本单位的“三家村”成了全国革命人民首当其冲的战斗任务。在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后，6六月1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日晚，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合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毛泽东赞美为“写得何其好啊”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6六月上旬，中央关于大学、中学停课半年的通知下达，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强调要把运动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个文化界的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以陶铸、王任重为主要领导的中南局召开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武大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13日，武汉大学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批斗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三家村黑帮”。我校次日立即按照省委统一安排，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

　　据说武汉大学是刚刚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省委书记王任重抓的“点”，全省仅只有的两所以“大学”命名的两所高等院校之一的湖北大学是省长张体学抓的“点”。此前，我校根据“揭发批判教育领域黑线，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统治”的精神，已陸陆续出现了批教科书中“反动”内容、批老师们已发表的文章中及在课堂上散布的“毒素”的大字报。继武汉大学揪出“三家村”之后，《湖北日报》、《武汉晚报》这两份全省最有权威的报纸，有一天，突然宣布我们学校也揪出了“以校长李光斗为首的反党'三家村'”！这个从天而降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没有使全校师生“欣喜若狂”“热烈欢呼”，而是感到惊诧莫名！因为这个被揪出来的所谓“三家村”头目是李光斗，这个老校长早在几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经失踪，我们入校后从来没有见过他，从哪里把他“揪出来”？一名“三家村”骨干成员两三年前就调到武汉外语专科学校担任校长，另一名骨干成员在“四清”后就一直靠边站，后来主持全校工作的是调来不久的党委书记赵抱一和唯一的老副校长林山。湖大揪出“三家村”，岂不是天方夜谭？

　　现在看来，对湖北省委胡拼乱凑出来的湖北大学“三家村”一点也不必惊讶。正像“大跃进”时争放“高产卫星”一样，谁放得的早，谁会吹，谁的功劳就大，谁就是“革命左派”，至于有没有那么多粮食和钢铁谁也不会认真计较。驻我校工作组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取得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战果”，无非是党内不成文的老规矩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扬，一来可资证明省委在文革中领导有方，行动积极，成效巨大，。不然王任重何以上调党中央？张体学何以不久后升为省委第一书记？二来省委工作组不听省委的，难道真去听“广大革命师生”的？可惜，已经被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熏烤出一双火眼金睛、用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武装起来了的革命师生岂是那么好糊弄的？对历次运动毫无亲身体验的幼稚单纯的青年学生，在彼时又怎能懂得其中的奥妙？于是，一股不信任针对工作组不信任的情绪在滋生，在躁动。全校师生员工对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限定在子虚乌有的“三家村”上普遍不满，认为这是谎报战绩，欺骗省委，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故意放过了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认为这是工作组给运动划框框定调子，束缚了广大革命群众手脚。对工作组要求大字报按指定范围张贴的规定也不满意，认为这影响了系与系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这种蔓延开来不断积蓄的不满情绪，随时像地火要冲出地壳大爆发！

　　2.2、陡然出现的“六、二〇0反革命事件”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6月20日，以政治系年轻教师和学生为骨干的各系师生向驻校工作组提起了交涉，要求驻校工作组对揪出子虚乌有的“三家村”说清楚，要求改选即将召开的全省表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的人选，允许群众彻底闹革命！但以省财政厅副厅长曹金祥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拒不接受。无奈，师生们提出向省委直接反映情况汇报要求，工作组被迫请示省委后同意师生们选派代表去省委，于是，十多位被选师生代表就到省委去了。当时，我在寝室里，听到同学们兴奋地议论这个过程时，也显得很高兴，毕竟，这是属于打破常规的壮举啊！我们都渴望着代表们能给我们带回好消息，带回省委新指示，指导我校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可是，没过一会，校广播台的高音喇叭突然启动，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激昂旋律。接着，男女播音员轮番上阵，用严厉急遽的语调播出《紧急通告》，声称极个别人到省委闹“请愿”是一起严重的反对工作组反对湖北省委的反革命事件，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对这一小撮主动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进行有力反击！《通告》刚播过，各班立即按工作组统一部布署书写张贴标语，内容无外乎坚决击退一小撮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坚决保护我校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等等。白色的红色的大标语一四处一张贴，立即形成了舆论一律的高压态势，扭转了上午那种七嘴八舌的局面，给人一种巨大压力。紧接着，全校以班为单位，列队站到从校门口到大礼堂的大道两旁，对即将回来的“反动师生”形成夹击合围之势。身佩枪支的后勤系统、校印刷厂的彪形大汉(即武装民兵)一部分守候在校门口严阵以待，一部分持枪来回走动维持秩序。看到这等阵势，我不由得心惊肉跳！这是怎么啦哪？师生代表们不是到省委去反映汇报要求吗，怎么变成了“闹事”？工作组不是同意他们去的吗，怎么又翻脸指责他们把矛头指向了自己指向了省委呢？看到我们班和其他班同学脸上也布满了惶惑不安的表情，我估计大家的心思差不多，只不过在一派恐怖的气氛下，已经不能再正常地交流了！

　　那一天的日头似乎格外毒！武汉本来素有“火炉”之称，加之心态失衡，人密密层层排在一起，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对即将到来的情景无法预测。过了半个多小时，师生代表回来了。他们刚进校门口，愤怒的人群立即蜂拥而上，把他们一一分隔开来，扭的扭胳膊，按的按头。可怜这几个代表还没有意识到短短几个小时形势会发生如此逆转，可能他们还想对信任他们委派他们的在校师生介绍到省委汇报的结果，可能他们对骤然加之的人身侮辱想提出疑问或抗议，但，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们正欲抬头挣扎时，武装民兵的枪托子狠狠地向他们腿上腰上背上砸去，没有拿枪的学生拳头唾沫向他们头上脸上飞去，“坚决打退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变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当时站的位置离校门口很近，亲眼目睹了这残酷的一幕！已无力反抗的代表们被武力制服后被架成“喷气式”状，一个一个被拿枪的后勤职工押着从我们班队列前路过时，我看到代表们的脸孔已被扭曲，大滴大滴的汗珠从头上落下，衣服被撕破，上面印着汗水口水脚印！他们真的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临着灭顶之灾！

　　这时，高音喇叭紧急通知全校师生员工到大礼堂开会。我们进入大礼堂时，门口站着武装把守的民兵。入场后发现，工作组组长、校党委书记一众领导早已板着面孔端坐主席台，主席台的前台左右两边各有两名持枪民兵威然挺立。主持人简单讲话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又一声断喝：把一小撮带头闹事的坏分子押上来！马上，三位“坏头头”被提溜出来，两旁有人扭着胳膊按着头，排成一串。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三位代表的名字，一位是政治系党员教师张维荣，另两位是政治系党员男生马兴林和女生田风兰。

　　接下来，就是声讨批斗。印象最深的，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漆林慷慨激昂的发言。只见他义愤填膺地说，红色江山是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你们这一小撮狗崽子乌龟王八蛋想变天想夺权，我们革命人民就要无情镇压，叫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滋味！他的讲话足足有一个小时，好像没拿讲稿，口才极好。讲话中，狗崽子、乌龟王八蛋、阶级斗争、一小撮、复辟、变天、念念不忘、毫不留情、篡党夺权、坚决镇压这些火辣辣的词汇被他反复使用，其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挥舞拳头之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照我平时的看法，一般批判发言无非是当任务完成，不必也不会动真情，但漆同学的那次声讨却是不折不扣的壮怀激烈，完全发自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学友和老师，口水直喷手几乎指着头大骂“狗崽子”“乌龟王八蛋”这类粗鄙的话语，我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听到！事后听说，他的父亲、(或叔叔)与省长张体学曾在一起打过游击，叔叔当过厅长，他算得上是个正统的不大不小的“红二代”了。 所以以后我再听到类似“红色江山代代传”的讲话时，总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漆同学那张气得狰狞的面孔。

　　在几个人发言完后，主持人宣布把这几个反革命跳梁小丑押下去，部布署下阶段运动要把打退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与深入揭批“三家村”紧密结合起来进行！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后来被称作“六.二〇事件”。

　　3.3、工作组在师生中大搞整肃

　　这一事件发生后，喧躁热闹的校园气温骤降。原来人们对工作组揪出一个假“三家村”的议论似乎消寂了。因为“三家村”头目李光斗事实上不存在，再贴他的大字报已毫无意义，于是陆陆续续出现了几张揭批另两位三家村成员的大字报以及“彻底清算我校'三家村'滔天罪行！”“热烈欢呼我校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新胜利！”的大标语，为工作组取得的“胜利成果”装点门面。在这虚有其表的成果背后，校系工作组则与经他们认定为的左派的领导干部、政工干部一起，带领大家肃清“六.二〇事件”的流毒，组织师生员工自我检查在这起右派闹变天的大是大非斗争中，立场是否坚定，态度是否鲜明，是不是上过当受过骗。？直接卷入到闹事中去的学生老师就惨了！有的失去了人身自由，要写认罪书，在本系本班受批斗；那天跟着去找过工作组的，则要写检讨，交待参与过程、思想动机、挖犯错误根源。我们班男生宿舍离工作组办公室较远又在住在三楼，那一天上午大多数同学在自己寝室里呆着，没有一个人主动承认自己亲眼目睹到代表们到省委去的场景，当然不存在支持他们闹事的问题。那天把师生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当着好消息散布的同学，也没有人去揭发。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认识，与右派们划清界线，人人要表态坚决拥护工作组正确领导。虽然如此，工作组和校方却暗中悄悄地对教师学生进行排查，进行“左、中、右”划类。

　　有一天，我的一封来自《湖北日报》的信件随着每天必到的几份报纸一起送到了我们宿舍。我的同室好友李玉华抢着撕开了我的信，一看之后大惊失色，复又马上还给我。我一看，那正是一个多月前我投给《湖北日报》的两篇稿件，我几乎已经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只听李玉华惊乍地说：“你咋写这样的文章？要叫工作组知道了还得了？”我听了不以为意，看着李玉华焦急严肃的样子，不由用疑问的眼光盯着他。他见我不懂事的样子，就说：“我要是交给系里，装入你档案袋，你一辈子就完了！”李玉华长我三岁，说话行事老成持重，听他这样一分析，我马上把要收藏起来的两篇短文撕毁了。

　　不久，我又收到老家房县一中两个老师(恕不提名)联名写来的一封信，告诉我母校“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揪出了以校长冯清源为首的'三家村'”，动员我“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行，以实际行动支援一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两位老师，一位曾给我带过政治课，此时已当上教导主任；，一位是高三时的班主任，其父亲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央财政部做过事，因有家庭包袱，故政治上格外注意要求进步以期得到组织信任。他们信中所说的母校“三家村”之首，校长冯清源一直是老教育工作者、一中老领导，在师生中威信很高，据说在1959年犯过“右倾”错误。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在全国只招收16.5万大学生的情况下，录取率能接近60%，我连感谢都来不及，怎么会恩将仇报去“揭发”他？另两位是年老的语文老师，无非课讲得的好，在旧社会有一段教学史，算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因此，对这封唆人作恶的来信，我连回都未回。

　　这个时间段，用发起者的眼光看，文化大革命确实处于万马齐喑、冷冷静静的“低潮”。毛泽东不久后把它斥之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的“白色恐怖”，是段祺其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由此作为刘少奇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进而成为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突破口。

　　毛的这个指责在此值得一议。在共产党建政后开展的各个运动中，上面派工作组下去领导、控制局面是传统做法。当时受毛泽东委托处于中央一线的刘周邓们，对动荡不止的中学大学派出工作组，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何况刘邓事前还专程飞往杭州请示过毛。那时中央《五.一六通知》也好，《人民日报》社论也好，都还未真正亮出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底牌。从各级领导层到老师学生，哪里没有“牛鬼蛇神”？谁有把握保证自己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学校指导运动的工作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整单位领导，要么斗群众。在毛泽东已经暗中把刘少奇当做“中国赫鲁晓夫”决心扳板倒的既定决策下，如果整领导，毛泽东可以指责刘少奇背离了“一贯坚持和加强党对运动领导”的传统；如果斗群众，毛泽东则可以指责刘少奇“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因此，只要中央作出派工作组的决定，无论工作组进校后怎样行事，刘邓都难逃毛泽东布下的陷阱。无怪乎毛泽东在运动初期要坚持留在南方，对处在一线心急火燎苦撑大局的刘邓们只给一个含含混混的“相机行事”的授权。再说，毛泽东并非不熟悉他治下的各级领导人的政治道德，在你死我活的紧要关头有几个会不力求自保，把火往别人身上烧？因此，从中央局(当时全国划分为六个中央局)到省、市、县各级党政领导在文革初期基本上把文革当成“五七反右”的扩大版，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再从我们学校情况分析，“假三家村”肯定是湖北省委定的，由外单位人员临时组成的工作组能了解我们学校多少情况？你不让他们按省委旨意打“死老虎”，叫他们又到哪里去找“真老虎”？就是打出个“真三家村”，难道就应该吗？像我当时就了解的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工作组倒是打的以现任校长为首的“真黑帮”，事后证明不一样是冤假错案激起了民愤吗？

　　时间一长，我对我校工作组打出个“假三家村”的作弊蔽行为真还有了几分体谅。工作组以假代真，岂不是少迫害了几个领导干部？今天，我对这件事情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问题不是出在刘邓该不该派工作组上，而是执政党应不应当把教育园地当着权力驰骋的跑马场？应不应当把党内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延伸到教育领域？现在人们讨论政府应当有权力边界，执政党应不应当有权力边界呢？一个政党或党的最高领袖随意决定全国大学生不上课去闹“革命”，是否太荒谬绝伦？教育的本意是传道授业解惑，它关系民族的兴旺祖国的明天。而我国教育事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一直被执政党视为禁脔，经过一轮轮思想改造运动，逐步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僚化，与教育真谛越来越背离，以致大学越办越不像大学。原来中国只有少数人到国外读研究生，学业结束他们基本上都回国效力；改革后出现了大批人到外国读研究生本科生，归国服务者占不到半五成；近年来到国外读中学的也逐步增多，并成了一种大趋势。试想有朝一日，人们都普遍富裕了，是不是小学也要上国外读呢？

　　可惜，对这一切，人们当时都不敢也不可能思考。我校无论教职员工也好，青年学生也好，甚至工作组组长、工作组成员也好，都被毛的文革理论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实在令人悲哀！无可挽回的事实是，由于“六.二〇O事件”，造成了广大师生对工作组的对立和仇恨，也把群众分成了认识不同的两个群体，为随后进一步公开分裂成为保守派和造反派埋下了祸根。当时报纸反复宣传“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我校出现的这种状况，不知是不是也在“毛主席战略部署”算计之中？

　　在“六.二〇事件”被镇压以后，我校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班在对“六.二〇事件”的声讨批判中，大多数人心怀不忿，但口头上不敢公开表露，与少数一贯听话驯服的乖乖生表面上没有出现大的分歧。此时，由于长时间不上课，班干部不必再履行什么职责，团支部也停止了活动。学习讨论，均由班生活辅导员易经序老师(女)统一组织。这位女老师原来就不授课，只是专职抓思想监管和生活管理。她是不是暗中与心目中的骨干对我班同学整理过黑材料，排过左中右，我们一般学生不清楚。

　　这种不温不火吐的局面维持了一个多月后，一天傍晚，我们全校集合到武昌首义路体育场听了一次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录音。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多所大学中学，会场一片嘈杂。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刘少奇对派工作组的错误作检讨，刘少奇的讲话大部分听不清，但“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清楚”“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意思我们还是听出来了。不知别人怎样想，反正我对刘少奇的讲话能够理解和接受，他讲话的态度我认为也很诚恳，也没有把我们学校工作组的行为与刘少奇直接联系到一起，更没料到这是刘少奇命运的转折点。事后证明，这的确是毛泽东公开打击刘少奇威信的一招妙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http://www.chinaelections.com/article/224/241570.html

tuffy05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四、 我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

　　1.1、工作组包办成立“文革委员会”取代校系党组织

　　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发表了。虽然党的副主席只剩下林彪一人，刘少奇从中央第一副主席降到常委中第八位，因为我以前从不知道刘少奇被毛泽东当作过继承人，对刘少奇在党内排位的下降并不感到吃惊，对国家主席我仍然怀着尊敬的情感。我的同学们对此也没有什么议论。哎，下层民众，哪里晓得高层的政治斗争？不过，对《十六条》的若干规定，我还是很高兴的。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领导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等等提法，我觉得真还对味口。《十六条》一方面含含糊糊地要求“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琢硺磨后一层意思，我不由怀疑，我们学校前个阶段工作组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老师和学生，是不是有问题？

　　《十六条》公布不久，我们学校成立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按《十六条》规定，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像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但在我印象中，从群众充分酝酿到群众反复讨论再进行选举的程序，我校基本都省了。因为最后公布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竟然是“六.二〇O”事件那天登台大骂“狗崽子”的漆林同学！如果经过酝酿和讨论及投票的完整程序，思想已经活跃些了的师生一定会因他而产生争议，他也不可能顺利当选为校文革主任。因此，对以漆林为首的校文革，不少师生不服气，认为这是即将滚出去的工作组无视民意暗中操纵的结果，后来干脆称之为“伪文革”。在校系文革会成立后，我们班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我班在选举过程中，虽然大家各怀心机，有冷场，有争议，有弃权票，总的来说，还算一次成功。原团支部书记梅大姐、和我关系不错的原班长许科甲、关系密切的二组团小组长陈兴旺三人当选。三人之中，梅一贯受上面信任，许的立场持中，陈是我们几个人力挺进入班子的，这算是全班同学尚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吧。

　　审视文革初期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十六条》规定用巴黎公社式的方式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委员会”，再到中共中央随后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全过程，你还会相信后来官方主流舆论一直灌贯输的“造反派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吗？存在了十多年的好端端的党组织，手无寸权的一般群众怎么可能撼动它？此时还未诞生的“文革造反派”怎么可能“踢开”它？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正是最高层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掌实权的班子！

　　2.2、毛泽东首次接见的是“老红卫兵”

　　8八月18十八日，毛泽东等一干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集体接见了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五十万师生。《人民日报》作了充分报道，还登出了中学生宋彬彬(其父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给笑容可掬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醒目照片。北京电影制片厂把这次接见迅速制作成了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在此之前毛泽东抽晚上时间视察中央文化大革命接待站时，曾煽情地向在场人员发出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殷切召唤，不免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如果再不关心“国家大事”，就会出现“主席危矣！中国危矣！”的大麻烦。时过短短几日，毛主席又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隆重接见，怎能不更激起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壮志豪情？于是， “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等狂热词句，成了媒体和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口头禅。

　　后人在谈起前朝文化大革命时，总是通称“红卫兵造反派”。殊不知，这是两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并不完全属于一个范畴的概念。

　　有资料证实，早在1966年5月底6月初，高干子女麇集的重点中学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附中里，一些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学生就暗中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秘密组织。这些人大都出身于高干、军官家庭，自认为血统高贵“自来红”，是天然的接班人！在当时充塞官媒的“永保江山红万代”、“防止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的喧嚣声中，他们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责无旁贷地冲杀到“向旧世界宣战”的第一线！当时流布全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对联，就属于他们原创。7七月份，已经小成气候的中学红卫兵连写三篇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向最高领袖献上要紧跟、要捍卫、要造反的赤胆忠心。他们在“一论”中写道：“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糟糟的，越乱越好！”可怜这些小糊涂虫们，哪里会料到最高领袖只不过利用他们“大乱天下”后，马上要拿他们的老子开刀？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8月1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这样给他们复信：“你们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情支持”。请各位读者注意，毛在给这些娃娃们的回信中，一直没有点明下一步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毛主席亲自写信支持，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又马上转发这三篇“雄文”，之前毛夫人江青还专程到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过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的讲话，这批天之骄子岂不更加胡作非为？

　　正是在毛氏夫妻一手支持下，这批“天兵天将”开始打人，杀人，抄家，武斗，把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驱逐出京，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当成“牛鬼蛇神”揪斗和“横扫”，以“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的名义大肆破坏文物，拆毁教堂道观寺院，挖掘名人坟墓捣毁纪念碑。他们还对准了社会上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特殊化”、“香水”、“飞机头”、“细裤腿”都归入扫荡之列。这种野蛮的“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行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风气。他们不仅不认为是犯罪，还无耻无畏地把暴力行为夸耀为“红色恐怖万岁”！如导致打死中学校长卞仲耘、逼作家老舍投湖自尽的事件就发生在此时。他们挑动天下大乱的惊人壮举，一直受到高层鼓励和保护。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如下讲话：1.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由于当局的默许和怂恿，在“红八月”以来的40多天里，北京市的红卫兵打死了1700多人，成为全国大面积打死逼死无辜者的第一道冲击波。这批红卫兵完成了“大乱天下”的历史使命后，因血缘关系要“保爹”“保妈”，成为毛泽东要进入“打倒走资派”战略阶段的绊脚石，才被毛江弃用。这一群开头秘密组建、继之不可一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垮台的红卫兵，习惯上人们也称为“西纠”“东纠”“联动”或“老红卫兵”。从广义上说，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实属不折不扣的“造反”，但后来并没有人把他们称作“造反派”，社会舆论普遍称他们是“保爹保妈派”或“保皇派”。这批人的组织被摧垮后，个体均当即受到高层开恩善待，过了几年又被陆续解放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疼爱，不少人开后门参军或当上工农兵大学生。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时，官方也没有把他们定义为“造反派三种人”。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追究，还因“不会挖祖坟”而受到重用！如薄熙来、谭立夫、宋彬彬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于8月18日首批接见的红卫兵及学生队伍，正是以这批老红卫兵为骨干！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前尘往事，除了澄清“红卫兵”这个文革怪胎的来历外，还想说明，究竟是谁开了“打砸抢烧杀”一系列恶行的先河？究竟是谁率先“砸烂”了公检法？

　　3.3、我奉命批判徐时澍老师

　　在我校文革会成立后，尽管“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题突出了，但实事求是地说，我校党委书记赵抱一、副校长林山都算不上走资派，很少有人贴他们的大字报，校文革也没把他们当“走资派”批斗。对现任当权派抓不住多少把柄，校文革会根据《十六条》“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的精神，老师教授就是下一轮捕食对象了。

　　于是，学校出现了一两张揭发历史上“分裂”过党的罗章龙、五七大右派马哲民的大字报。他们俩人虽然名声大，但早已是“死老虎”，在我校处于隐居状态，没有新的罪行，成不了运动焦点。我们系门口出现过一张揭发系主任谭寿清教授的大字报，内容是他宣扬过：你们入学后要安心学习，不要急于谈恋爱，只要学好知识，还愁以后找不到对象？就是要谈，快毕业时也来得及。事实揭发后，接着就是一通批判。在去年入学的全系新生大会上，谭主任确实讲过这个话，大字报上升到 “诱导我们走白专道路”，“成名成家”，“腐蚀年轻一代”，“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高度严词批判。看了这种大字报，我暗暗冷笑，人家明明说的是好话，你们不听也就算了，岂能把好心当做驴肝肺呢？

　　在我的记忆中，计统系女教授刘寿鹤 、我们系教授徐时澍的家都被抄过，我们系还开过一次对徐老师的批判会。批判徐老师前，系文革委、班领导小组指定我代表会计专业六五级学生作批判发言。为什么会挑中我呢？大概是他们觉得我作文写得好、家庭出身和一贯表现都还不错吧。徐老师并未给对我们讲过课，以前我根本不认识他，叫我揭发批判他，何其难哉！？在考验革命立场是否坚定的关头，良心可以不讲，但起码批判材料要有一点吧？见我犯难，系文革会把他们整理的材料交给我匆匆看了一遍。我从中选了徐老师在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吃特供、如何下馆子、如何把皮鞋擦得锃光瓦亮、如何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苍蝇也站不住脚等等细节，在前面加了几个“正当”的排比句。什么“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努力战胜自然灾害”啊，、什么“正当苏修对我们封锁逼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时”啊，、什么“正当全校革命师生奋愤发图强，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的紧要关头”啊，用以反衬他当时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个人享乐主义“何其可耻”，行文风格完全照搬流行批判体。

　　批判大会在一间大教室里进行。一开始，徐老师自然低头站着。轮到我上台发言时，他的头仍然低着，可能他还不知道我是谁，事过后也不认识我。但当时作为批判者的我，却没有勇气正眼看这个已经臣服了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眼！因为我明明知道那几年严重困难时期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有标准高低不一的照顾，明明知道正常的人都会收拾得干净整洁一点，明明知道并非除了徐老师以外全国人民都在如何如何，发言真是诛心啊！当我急急忙忙念完批判稿下来时，主持人还很满意，当场夸我的揭发批判有一定战斗力！

　　但我并没有圆园满完成任务后的喜悦，而是深为自己没有勇气拒绝这个任务而羞愧。徐老师的那些言行，明明是你们告诉我的，能算我站出来“揭发”的吗？正是有了这种深深的自责，造成了我对校系“文革委员会”的逆反心理，觉得它们是在唆人作恶，背离了运动大方向，为日后脱离和反对校系“文革委员会”领导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我在文革中伤害过谁的话，与我没说过一句话的徐时澍老师是我直接伤害得最重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多年来，我对此一直愧疚于心。无论徐老师记不记得，是否还健在，我现在都要公开向他道歉，说声“对不起”！正因为有了这次切肤之痛，以后我多多少少认识到官方不少活动的虚伪性，对上面的安排少了几分盲从。

　　五、赴京串联归来首批加入造反派“八.三一革命队”

　　1.1、我是全班首批赴京大串联者之一

　　在八一八8.18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之后，我校及武汉市各大专院校也照葫芦画瓢地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与第一拨首都老红卫兵不同的是，这次普遍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官办的。我班第一批当上红卫兵的只寥寥几人。我认为自己家庭出身及各方面条件都不比他们差，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第二批才被批准，心中未免有些不快。经过两批发展，全班只剩下几个家庭成分坏的同学被排除在红卫兵大门之外了。在大搞“阶级斗争论”时代，对外宣传上总是说党对“黑五类子女”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实际上哪有那回事？我们第二批红卫兵只比第一批红卫兵晚当了两二、三天，也就是这两天的差距，使我感觉到“上面”还是对同学们搞了分类排队，因而对梅同学及那几个头批加入红卫兵的“左派”心生芥蒂。现在回想，假若当初校系文革委员会对同学们一视同仁，说不定我也不会跟他们离心离德了。

　　这时，得风气之先的北京学生开始了大串联。在武汉市各大专院校中，我校离武昌火车站最近，交通最方便，自然而然成了南下串联学生驻扎的首选。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鲜消息。一天，校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幅作家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及批判文章。文章绘声绘色地分析欧阳海拦惊马的图像是一幅中国地图，哪是首都北京，哪是一柄利剑，又怎样剑指北京，作者如何包藏祸心等等，说得活龙活现。经文章一指点，我的思维不由得也跟着转了。《欧阳海之歌》可是最走红的名著呵，也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太可怕了！还有首都中学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及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大肆宣扬“血统论”的一份讲话，我一一大致读过，觉得与漆林那次讲话的有些观点相似，只不过更全面、更理论化一些。还有其他一些传闻，都足够刺激，使人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除了武汉市，别的大城市我从来没有去过。此时本可乘机以串联的名义到两个姐姐居住的广州市和广西柳州市去看望她们，可我只想到北京去。大概不少同学和我怀有同样的念头，我班十多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北京去串联。我们班文革领导小组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权威，再加上别的班已有人行动在先，我们也就没有请示，在8月26号成为我班大串联的先行者。在我们班首批赴京串联人员中，有与我同室同组(每个组7名男生)的原副班长欧本刚、李玉华、樊令文、吕佰鉴，一组的原团支部宣传委员田光荣、行政组长向东(文革初期在改名高潮中改的名字)、团小组组长马铜铃、万学华，二组的刘邦华、刘春生等人。这批人家庭成分都好，一半来自农村，只有两人不是团员。我们组行政组长杨奉祥、刘绍烈二人平时与我关系很好，就是不爱关心政治，没有参与我们行动。就是这样，我们寝室也是全班头批外出串联最多的。此行没有明确的牵头人，纯属自发组织。

　　此时的武昌火车站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是学生红卫兵，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说是“挤上”，有点不太准确，因为车厢里面已经挤不进去人了，车门也关不住，我和另三位同学开始就坐在上火车的阶梯上，手紧紧地抓住上车的扶手。当时气候炎热，车厢内的热气汗臭直往外冒，车厢门口站着的同学挤得一头大汗，苦不堪言。相比之下，我们四个坐在车厢外边的，火车一开大风刮的凉悠悠的，还感到十分幸运哩！

　　2、在北京串联的活动

　　一路千辛万苦，车到北京时已是晚上。我们十几个人谁也没到过北京，经一路打听，才步行到天安门。这时，天安门广场上已是行人稀少，灯光昏暗，与我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心脏”实在不相符。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空旷的广场映衬下，既孤独又冷清，也跟平时歌中唱的“雄伟壮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有很大差距。在广场上我们略作休息，在晚上11点左右摸索到附近的一所中学。他们还没接待过串联连学生，经校方同意，我们将就在教室的课桌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商量住到哪里去。这当儿，李玉华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章尔连是班上派来的特务，怎么办？”我听了不由大吃一惊！我认真打量了一下十多个同学，只有他与梅书记是一个组的，也当过团小组长。他们寝室只来了他一个人，他也是来的同学中唯一一个首批当上红卫兵的，平时城府较深，与我们不算交心，在我们酝酿来京时他也没有参与。虽然我感到李玉华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没有证据。再说，我们此行光明磊落，有什么可保密的？怕他侦探到什么？这些念头一闪过，就坦然说：“我们又不干坏事，怕他汇报啥？他愿意跟着我们，还能赶他走？”我这一说，李玉华也就不吭声了。等我俩过来，刘春生说，我有个老同学在北京政法学院，我们找他去。于是，我们拎起简单的行李，时而步行，时而搭乘公共汽车，因为不少街道在“破四旧”时改了名称，问路极不方便，中午时分才找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不算大，刘春生很快找到了老同学。当时，政法学院同学外出串联的很多，这个同学很容易给我们找到了空床位，又领着我们买了饭票，我们就住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到一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吃晚饭时，吕佰鉴说：我打听到了，某处设得的有专门接待站，统一安排进京串联的，吃饭不要钱。吕佰鉴是六四届高中毕业的，非团员。他说他上年考上洛阳机械学院后因嫌这个学院是学制造拖拉机搞体力劳动的，就以患了肝炎为借口退学了。在刚入学评助学金时，系里指定各班由团支部负责，各组由团小组长负责。他可能有上一次入学的经验，故意摆穷，不仅吃上了全班最高助学金，而且连床单枕头都是申请学校发的。后来他父亲来看他，给他送来了床上用品，他竟当着我们好几个同学的面，催促他父亲把这些东西又拿回去了。因为他一贯自私，全室同学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听了他一番介绍，我心想在学校吃饭不也要花钱吗？何必这好占便宜？见大家也都不吭声，我就说，算了吧，转来转去的，多麻烦！李玉华说，我的风湿腿犯了，不想动。领我们到政法学院来的刘春生自然不愿意辜负他同学的一片盛情，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中午在外面吃饭，一天只在这里吃得上一顿饭，算那个小账帐干啥？这样一议论，吕佰鉴不做声了。

　　余下来的日子，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有揭批北京旧市委的，也有控诉新市委工作组如何迫害学生老师的，最多的是围绕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的一次讲话双方展开的激烈辩论。我们收集了几张传单，摘抄了几份“首长讲话”。其中毛主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及林副主席“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等伟人语录，给我们极大振奋！抽了一天空，我们有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手持语录本的单人相，我和李玉华还合了个影，下午到北京动物园逛了一趟。其余时间都用在革命上了。

　　3、参加中央领导8、31接见

　　8月3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要接见红卫兵，我们都非常高兴！谁知李玉华的风湿腿真的地痛狠很了。不知哪个同学说了句走不动就不要去了吧。我见李玉华面露犹豫，猜他心里还是想去，只是怕万一有意外给大伙找麻烦。我就说，那怎么行！来北京不就是想见毛主席吗？我们这么多人背也要把他背去！我这样一说，有两个同学随声附和。于是，我们跟着政法学院的同学一起上了他们的校车，车快接近长安街后下车步行，一边一人把李玉华架着走到广场上。在进入广场的时候，人群一阵骚动，争相传播着一个惊人的喜讯：蒋介石死了！

　　那一天中央领导人是先坐敞篷车接见了广场外边的红卫兵后，再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广场上的红卫兵的。我们站的位置靠前，清楚地见到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青这么多的大领导，我好兴奋，觉得回去后有了向人炫耀的资本。虽然那时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利的议论已有所闻，但我给在向广州军区工作的大姐大姐夫写的信时中，仍然把见到的上述首长的名字一一写了出来。事后，大姐夫还说接到信后很担心，怕我政治上不敏感犯错误。再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只见毛泽东频频招手，其他领导人招手的很少。毛泽东招手时，广场上山呼万岁，真还有人一边蹦着看一边流着眼泪。等毛泽东招毕手后，全场稍微安静些，林彪发表了讲话。林彪的黄冈岗话我还适应，觉得他音调很尖很高，每一个字拉得很长，仿佛使尽了全身的气力。他讲的内容跟报纸上的社论差不多，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最好，那就是他代表毛主席欢迎我们到北京来，称我们是革命小将！我心想，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回去后就不怕有人说我们私自非法来北京整我们了！回到住处后，欧本刚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在广场上人挤来挤去，一个说方言的外地同学大声吵嚷“我的鞋（háai）子掉了！”，有个说普通话的女同学在旁边责怪他：“出来串联你还带着孩子来？”

　　9九月2二日，我们顾不上去其他大学和颐和园故宫长城等风景区逛一逛的原定计划，满怀急欲把北京的收获带回去的激情，在上午离开了北京。唯有吕佰鉴说他想到上海去，脱离了集体。在火车站广场排队时，看到一群群的红卫兵或手持木棍或手拿皮带，站在头发散乱的老太婆和老爷子身旁，不像是外出串联的。我不由得好奇地问身边一个旅客，他们这是做啥的？那个旅客悄悄地告诉我，你没见这些老人驼着大包袱？他们是专门押解五类分子上火车的。我看到被驱逐者面露戚容，弯腰背弓，有的还哭哭啼啼，不由得心里暗暗同情。这凄凉的一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4.4、参加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回到学校，发现形势大变！原来封闭式的牵着绳子挂大字报的大字报区拆除了，校内主要干道两旁都搭建上了可遮风蔽雨的大字报棚。在大字报棚里，除了陈旧的内容外，也出现了“首长讲话”、“北京来电”，还有“不许南下一小撮坏分子干扰我校运动大方向！”“坚决拥护省委正确领导！”等大字标语。到了寝室，部分同学暗中向我们打听此行见闻，还有一些同学只当没有这回事一般，班文革领导小组也没有叫我们汇报。事后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离校的这些日子里，以中国人民大学赵桂林同学为首的南下串联学生，已经在我校驻扎下来了。南下串联队大肆宣扬我校前阶段运动出现了严重错误，不仅湖大校文革的大方向错了，湖北省运动的大方向也错了，还公开提出了“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矛盾公开后，校文革召开了校、系、班三级骨干会议，要求全校师生站稳立场，排除干扰、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等等。各班传达了这个精神，还讨论了如何反击。他们不知我们是啥观点，怎能会不顾虑重重呢？

　　但串联回来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仅原来胆子大些，思想活跃些，而且在北京接受新观念后，对运动发展动向要更清楚一些。经济系和财会系的男生宿舍楼相邻，有一天，不知由谁提议和组织，两个系赴京串联过的同学在教学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开了一个会。我们班出去串联过的同学，除了章尔连、吕佰鉴、欧本刚、李玉华外，其余八人都参加了会议。章尔连从北京返回之后，与我们基本不相往来，已然证明他跟我们一起出行确实是负有特殊使命。欧本刚与李玉华表示他们参不参加会议没关系，只要观点一致就行了。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只有吕佰鉴，没有谁喊他。

　　两个系的同学共有六十60多人，坐在一起，还很有点气氛。会上共同议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鉴于住在学校后院的计统系刚成立的组织叫“红八月造反队”，我们就以毛主席接见的那一天命名，叫“八.三一革命队”。“革命”对应“造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队名定下来后，推选会计专业六四级的谢邦柱、叶天放，、财政金融专业六四级的徐清安，、经济系六五级的梅子惠四个同学担任“队部勤务员”。第二天，“八.三一革命队”发表“成立公告”：宣布退出校文革组建的“红卫兵”，与“红八月造反队”组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承认以漆林为首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不参加校文革组织的一切活动；同时，敞畅开大门，不搞“血统论”，本着“革命不论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精神，欢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踊跃参加！“八.三一革命队”的诞生，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与官方自上而下批准成立的红卫兵不同的是，他们也是红卫兵，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群众组织，开始被称作“少数派”，发展壮大后，社会舆论叫做“造反派”。官办红卫兵则先被称为“保皇派”“多数派”，后又按中央文革提法叫做“保守派”。文革历史表明，在打、砸、抢，、迫害干部、知识分子和底层群众方面，“保守派”红卫兵比“造反派”红卫兵毫不逊色，甚至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红八月造反队”和“八.三一革命队”的成立，标志着我校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我校地处闹市，信息灵敏，且造反派组织成立的最早，因此文革史料称，湖北大学是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摇篮。

　　六、我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及差点当“逃兵”

　　1.1、造反派初期的活动

　　我校两个造反派战斗队成立后，立即得到北京南下串联学生旗帜鲜明的支持。对于校文革来说，除了“南下一小撮”外，无疑又增加了一个强劲的新对手。 “少数派”人数虽少，但富有正义感，战斗力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我校“少数派”首先抓住工作组炮制“假三家村”和镇压“六.二〇O事件”革命师生的要害，要求校文革一是必须承认“红八月造反队”“八.三一革命队”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要保障正常的办公用品供给，提供自制队旗、袖章的活动经费；二是承认工作组揪出“湖大三家村”完全是弄虚作假欺骗全校师生员工的行为；三是公开承认“六.二〇O事件”是革命事件，校文革必须公开为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销毁被整师生的全部黑材料；四是交出策划镇压“六.二〇O”革命群众运动的幕后黑手，要求工作组组长曹金祥回来向全校师生做检讨。

　　对于造反派的四条要求，校文革当然不会答应。因为答应这四点要求，等于否定了校文革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与它们“坚决维护省委正确领导”、“誓死保卫湖北省委”的宗旨相冲突。但在大势所趋之下，校文革虽然不承认对立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也不敢再公开把对立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对于少数派提出的供应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油印机浆糊的要求，校文革也无法拒绝。过了一段时间，我校造反派正式更命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新印发了袖章，制作了队旗，与校红卫兵从“革命”内容到标志形式都划清了界线。开始，我们队把在北京收集到的批判谭立夫讲话的传单抄成大字报，狠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创作的一首《鬼见愁》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我们这批大字报的内容，在我们这所高干子弟少的大学，很受欢迎，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师们及“黑五类子女”同学也大有好感。另外，大量传抄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首长为“右派学生”平反的讲话，制造舆论，唤醒人心，扫除为“六.二〇O事件”翻案的障碍。在造反派队伍有了新袖章新队旗后，影响更是迅速扩大，五个系九个专业不少班出现了一些班内的小造反派组织，这些新组织都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2.2、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个时期，我写出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致马兴林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读过前文的读者一定不难明白，我校“六.二〇O事件”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驻校工作组和湖北省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十分粗暴，马兴林同学虽有党员身份，但无疑是工作组镇压“六.二〇O”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典型受害者。在造反派提出坚决为“六.二〇O事件”平反、为被迫害师生恢复名誉的要求后，得到不少处于观望状态的官方红卫兵的支持，参加造反派的同学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家庭成分差的同学。但相对于其他系来说，政治系这个受迫害师生最多的“重灾区”，可能因被整怕了的缘故，却没有出现应有的局面。我还听说有人做了马兴林同学的工作，动员他起来控诉，他很冷漠。马兴林是全校著名的“右派学生”，他不敢站出来造反，不仅对不起造反派的殷切希望，也对不起他自己，他若公开站出来造反，势必在全校产生重大影响，促进造反派势力的发展。于是，我给对只在六.二〇O那天见过一面的马兴林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我热情赞扬了马兴林等师生代表去省委汇报的勇敢行为，动情地回忆了师生代表们被迫害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我们“八.三一”战士“对他们的深深同情，最后呼吁马兴林同学要有亲自砸烂精神枷锁的勇气，自己解放自己！这封信被抄出来后，署名”八.三一革命队战士：劲松“，张贴在从政治系、财会系、经济系同学到食堂必经之路的一面墙上。大字报贴出来后，立即引起了围观热议，不少同学在空白处用钢笔留言给予好评和支持，也免不了写有”痴心妄想！“”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变天！“的。三天后，马兴林同学带信到”八.三一“队部，约作者”劲松“当晚在南操场交谈。

　　当天晚上，我们如约见了面。马兴林读三年级，个子比我稍矮一点，人很朴实。他可能没料到我比他很小几岁，头脑这么单纯，所以我们言谈间都很放松。他既感谢我的关心，又流露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余悸，最后表示一定慎重考虑我的意见。马兴林长期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能主动约我会面就说明他内心在挣扎，在选择，我也不可能要求他当场表态，交谈约一个小时后别过。遗憾的是，自己当时太幼稚，与他又不同系，以后再没有和他联系过了。从政治系一个月以后造反派还是占了上风的结果看，估计马兴林同学最终还是加入了造反派。

　　3.3、校文革的反扑

　　造反派的发展壮大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为对付各校刚刚兴旺起来的造反力量，1966年9月12日，全市官办红卫兵 联合成立了” 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 简称”一司“)。因这个红卫兵三个字前没带任何前缀词，因而被人们贬称为”三字兵“。各大专院校的官方红卫兵则是以”师“为单位，各系称为”团“。

　　在这个联合体中，我校漆林同学担任”政委“兼湖北大学红卫兵师的”司令司令“，计统系六三级钱运录同学担任”政委“，由此可见我校红卫兵是”一司“的中坚。我校红卫兵旗号从此改称为 “湖北大学红卫兵师”，各系为单位称作“红卫兵团”。借着“湖北大学红卫兵师”宣布成立之机，校文革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有一头头郑重其事地宣读了中央早已决定的张体学省长升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文件。漆司令司令发表中心讲话，充分肯定了我校及全省前阶段运动的成绩是辉煌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中央对湖北省委是高度信任的等等，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省委周围，团结在校文革周围。最后他还未忘记给“上当受骗”的少数派指明出路，要求他们悬崖勒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否则运动结束后，按“十六条”规定一定要严肃处理！二号头头计统系六三级二号头头钱运祿同学接着也作了激情四射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大义凛然地说，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中，如果司令员倒下去了，政委会把旗帜接过来，带领全校革命队伍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血战到底！

　　会后，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着表演了节目，内容无外怪乎是宣扬我省文化大革命战果辉煌的。其中有首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叫《湖北省委好》。这首歌袭用了前几年时髦的《人民公社好》的曲谱，重新填词，每段一唱二唱三唱湖北省委如何正确英明之后，都铿锵有力地高呼：“湖北省委好！湖北省委好，湖北省委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接着又唱道：“湖北-省-委--就是好”！能入选校宣传队的，自然是俊男靓女，嗓音嘹亮，加上这些队员都是骨干“老保”，演唱时全身心投入，确实富有感染力！

　　4.4、当“革命”处于低潮之时

　　这个大会开过后，造反派队员的情绪明显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力量逐步上升的趋势也被遏止了。没多久，财六四的徐清安同学贴出“公开声明”，宣布退出“八.三一革命队”！徐清安原来是我系学生会主席，也是“八.三一革命队”成立时选出来的“勤务员”，在全系享有较高的威信，他这一纸“公开声明”给造反派的打击可想而知！也许受他的影响，没过两天，系门口突然又出现了马铜铃同学退出“八.三一革命队”的“公开声明”。马铜铃是我们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赴京串联，一起参加造反派，他这份“公开声明”，不啻给我们形成了更直接的压力，也使我们产生了动摇，不得不思考下一步怎么走。？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痛苦的徘徊彷徨之后，我班还留在造反派的七个同学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也退出“八.三一革命队”，但不写“公开声明”，尽量减少对造反派的打击和不利影响。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心事重重地向队部走去，打算和“八.三一”队的领导和战友们告个别，告知一下我们的决定，希望取得他们的谅解。当我们一伙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队部那间教室后，发现“勤务员”谢邦柱、叶天放都不在。在柔和的日光灯下，只有分在材料组的经济系六三级女同学姚群恩正在一丝不苟地整理归类白天收集的各种资料。她见我们进来，微笑着打了个招呼，又轻松地哼着曲子，自顾自地埋头工作中去了。姚群恩是武汉人，身材矮小灵巧，皮肤白晳，眉清目秀，文文静静，平常我们很少打交道。看到姚群恩同学如此专注的情景，我不由大为感动！一个女同学，在狂风恶浪袭来之时，尚且镇定自若，心无旁骛鹜地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我们还是五尺男儿，怎么这样经不起考验呢？扪心自问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无非是对方施加的压力大一点，怎能就轻易举手投降当可耻的逃兵呢？我的同伴们可能也感到此时再托出原计划实在不是时候，略为呆了一会，便讪讪告辞出来。

　　走出队部办公室，我说出了我的感受，立即得到大家的共鸣！毕竟，我们是“八.三一革命队”的创始人，对这个组织、对这里的战友怀有深厚的感情。大家共同约定，这件事再也不提了，今后就是打成“反革命”，也认了！

　　事后我有时回想，如果那天晚上队领导在办公室，如果那天晚上姚群恩同学主动地问一句“这么晚了你们有什么事”，？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也许，我们说出我们的想法后，会被队友原宥或鄙视，也许，我们回到班上后，会受到对手“迷途知返”“改邪归正”的宽恕和善待，但无论哪种结果，我的良心都会不安！

　　5.5、造反派“翻身”的契机

　　少数派受压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

　　“十一”过了两天，《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这篇文章在肯定“十六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之后，随即指出：“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红旗》杂志社论，那可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啊！读完这篇文章，我耳旁油由然回荡着一句流行语：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这篇社论启迪我们，我校工作组在文革初期执行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的校文革仍然在“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于此同时，北京还传来了一份陶铸同志的讲话，大意是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外，谁都可以怀疑。陶铸现在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担任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长，加上以前是湖北省委的老上级，讲话岂能没有权威？不知哪位高人又翻出了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当有人问他的“座右铭”是什么时，他回答是“怀疑一切”！此时北京各大学来我校来我市串联的造反派更多，其他省市的也不少，形形色色的传单、小报、大字报贴满校园，每天到我校看大字报的人员川流不息，造反派的舆论明显占据居了上风。

　　在这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造反派信心大增，队伍迅速扩大。就我班来说，到10十月底，马铜铃同学自然去而复返，公开加入或支持造反派的已占到一大半。各系造反派头头经过联合协商，依照毛泽东给北京大学题写“新北大”的模式，组成了全校统一的造反派联合体：“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制作了统一的袖章代替原来各战斗队自制的袖章，全校造反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武汉市其他高等院校大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1966年10月26日，除了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外，其他高校造反派也联合成立 了跨校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武汉二司”。全市造反派喊出了共同的战斗口号：炮轰湖北省委！炮轰王任重！火烧张体学！

　　七、校文革被迫组织集体上北京串联后保守派分崩离析

　　1.1、全校师生乘专列赴京串联

　　这时，一直驯服于校文革的官办红卫兵也不再那么安分了。自从大串联开始后，他们一直规规矩矩地呆在校园内，这时也强烈要求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面对内外压力，校文革在10十月下旬，被迫同意全校师生集体上北京串联。

　　在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全校造反派在校大礼堂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会。参加大会的，有已经公开造反的，也有不少还没有造反的师生。会议开始，有个头头先讲话，要求造反派战士们到首都北京后要认真学习取经，抄录收集资料，不要乱来给造反派造成坏影响。后来政治系老师彭勋讲了话。彭勋身材高挑佻，五官周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了自己怎样从一个旧社会苦孩子到成为人民教师、共产党员入党的过程，剖析了他怎样克服“怕”字、公开站出来的心路历程。只记得他说，我今年32岁，原来顾忌是教师身份，又是共产党员，明知真理在哪一边也不敢行动。现在想想也就只比在座的同学大了上十岁，革命造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的，我为什么还要怕这怕那呢？今天，我公开表个态，跟着小将们一起干！彭勋的讲话抑扬顿挫掌握得的准，面部表情与手势配合恰到好处，极富感染力，对尚在观望之中的师生尤其是老师们来说，简直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会议时间虽短，效果极佳。彭勋的确有演讲天赋，日后不仅成了我校造反派的灵魂人物，也成了全市“新派”发言人，有人善意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彭油嘴！

　　一个大学的师生整体上北京串联，可能在全市乃至全国也算唯此一家。这一是反映了校文革心虚之至，害怕对学校运动失去控制，二也证明了湖北大学校文革在省委心目中的特殊分量。在当时交通秩序极其混乱、火车早已人满为患的状态下，没有省委关照，火车站岂会为一所学校安排一列赴京专车？无论怎么说，这是校文革成立后，做的最得全校人心的一件事。我们那天是下午出发的，从一大早到临走集合出发那一刻，校广播台翻反来复去地只播放一首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有趣的现象，表明校文革面对不可抗拒的运动潮流，已是力不从心黔驴技穷了！

　　2.2、火车上两派大战“语录战”

　　包乘专列就是舒服！每个人都有座位不说，走道也不再拥挤，与头次上北京时连行李架、厕所也挤满了人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在车厢内，观点相同的师生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一路上，两派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自己有理，时不时地打起了“语录战”。

　　那时，红塑料皮烫金字的“毛主席语录本”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人人都会随身携带。一方指挥者站起来大声说道：“请大家打开语录本第几页第几段，一、二”！底下“大家”立即齐声朗读：“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另一方领头人见状，马上回应：：“请造反派战友们打开红宝书第几页第几段，一、二！底下”造反派战友们“则更精神地背诵：“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一方马上又响起：“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另一方随即回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一方见占不到便宜，马上来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则应对：“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如此你来我往，反复无数个回合，直到最后喊累了，挑起的一方见捡不到任何便宜，才主动休战。而应战的一方本来还处于战备状态，见对方迟迟没有新攻势，方才收起语录本。这时，主动挑战的一方往往会发出一阵讪笑声，表达的意思是，让你们白去备战吧，我们早就休息了。被动的一方见对方已是收兵回营，则回应获胜后的大笑声。如此，车厢又恢复常态。

　　这样的旅行情节说给后人听，他们一定会大惑不解。对立的双方不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吗？不都是毛的好学生吗？论战的武器不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艺吗？为何见了面像乌眼鸡似的，非要争个你输我赢，斗得你死我活？让本应无仇无恨的同校师生在火车上也不能安静？

　　这个问题，我当时未作他想，只是感到有趣好笑！而现在是想不通，为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全部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功能，只能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一个人的话语而悲哀！

　　有人对此倒有一番解释：“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兴许，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以至于时隔半个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这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理论权威”还念念不忘祭起“阶级斗争”破旗，号召资财上千万上亿万的腐败分子权贵阶层这类“无产阶级”，对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底层民众，实行铁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证明这个“思想”该是多么影响深远威力无比啊！

　　3.3、见证“小节无害论”与参加接见

　　进京后，全校师生住在一所军事院校。这所学校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贴满了揭露邱会作生活荒淫腐化及前阶段整老师整学生的大字报。当时我还不知道邱会作是什么职务。后来当然清楚了，林副主席专门因他发表了一通“要看大节”的“小节无害论”后，他很快被“解放”出来。在五年后林彪“九一三9.13”叛逃后，他作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又被“打倒”，文革结束后被正式判刑十多年。假如林彪不当时发话“解放”他，他也不会因林彪倒台而受牵连，文革结束后，还不是一样当受文革造反派“迫害”过的“革命领导干部”？人的命运，真是捉摸不定！从邱会作的命运浮沉中，不知那些美化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反腐败”的辩词，有什么事实依据！

　　也就在这次串联中，我收到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只登了 一篇“北京社会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一篇文章《出身血统论》。文章以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揭露了人与人从一生下来就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我的家庭出身虽然好，但长期批判“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革命舆论，总使我觉得心里不踏实，生怕哪一天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再加上从小学到大学，目睹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只因家庭成分坏而失去读书的机会，有些出身优越的同学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却总爱拿大帽子压人，使我与文章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那时，我尚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遇罗克，更不会预料到遇罗克会为这篇文章在19687年被我专政机关逮捕、在1970年3月5日被枪杀！3月5日，那可是向一贯做“好人好事”的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啊！我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以用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一个年仅27岁的思想先驱的实际行动，落实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不知这是巧合，还是必然？是讽刺，还是专门挑选这个日子去破解一个神奇的密码？有些人至今还在宣扬文革有什么“大民主”，不知他们对文革有几分了解！

　　11月3日，是红太阳接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师生早已兴奋地坐在主席检阅车要经过的大道两侧，激动地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及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发明创作的“语录歌”。也有人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这首歌的，估计是受伤的少数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更是此起彼伏。顺便记一笔的是，那个一辈子歌颂毛泽东思想、发明“语录歌”的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没料到在1972年竟死在官方为他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他与“毛泽东思想”真是结下了生死缘啊！(详祥见拙作“我最熟悉的两首红歌”)

　　我们坐在长安街上，在等待幸福的时刻降临之前，我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抓紧演开了节目。那首唱响红武汉三镇、气势磅礴的《湖北省委好》他们知自趣地免了，但别的节目自夸自赞的基调是变不了的。有一个“十唱十六条”的女声表演唱，当她们演到“三唱十六条，十六条订得的好，文化革命委员会，一轮红日当空照”时，下面的造反派马上齐唱：“湖北-省-委--就是好”！这一作弄，她们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当男女演员们共同演出“带着喜讯上北京”这个歌舞节目时，造反派们从演出开头就哄唱 “一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惹得大街对侧的外地师生也大笑起来。

　　终于，载着伟人们的检阅车缓缓驶过来了。伟大统帅自然坐在头辆车上，他时而向左边招手，时而向右边招手，时而颔首露出满意的微笑。无论他采用哪种姿势式，“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都会山呼海啸般响起来。这次来北京，看到不少校园内已经出现了点刘少奇邓小平名的大标语大字报，也公开了毛的那张“炮打司令部”，还看到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其父亲反对毛主席罪行的油印小报，因而对刘少奇这回是否还会出来接见心存悬念。像刘涛一样与“反动”父母划清界线的文章很有几篇，考虑到形势所逼，我能同情或谅解。但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后来还百般为加害人辩护，这就缺乏人伦了！这里暂不细说。当我接着看见刘少奇邓小平出现在后面的检阅车上时，心里还有几许欣慰。

　　4.4、造反派胜利与保守派瓦解

　　这次来北京的本身，就说明校文革已难应对内外压力。回校后，造反派不失时机地在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员大会”。 “六.二〇O事件”中被打成“右派坏头头”的代表之一-政治系张维荣老师上台控诉了他被打成“反革命”后的一系列磨难。他讲到伤心处，失声痛哭，激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同情和义愤。动员会开过后，全校立刻掀起了批判湖北“黑省委”的高潮。

　　在造反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保到底有错，反戈一击有功”的宣传攻势下，新成立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 “造反公告”或“建队声明”张贴出来。连保守派的骨干力量校广播台和校宣传队的成员也陆续贴出了或单人或联名的“造反声明”，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终于有一天，我系一部分同学拥入系文革委员会，抢了运动初期工作组整的“黑材料”并当场烧毁。经此一击，系文革委名存实亡。那一天我在宿舍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高兴，但并未参与行动。因为我自信没有什么把柄会被他们整成“黑材料”，用不着凑那份热闹。

　　在大专院校、中学造反派逐渐壮大起来的同时，各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1966年11月中旬，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成立(简称“工人总部”或“工总”) 成立。另一个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或“工造”)也接着在12月上旬成立。为应对造反工人，工厂中的保守派也联合起来，在武汉体育馆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 简称“职工联合会”、“联合会”)。由于此时造反派已形成主流，“职联合会”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此时的“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不少成员见大势不妙，又不甘心屈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拉出来另立了一个新山头，叫“武汉三司”，其主打口号是：“思想兵打我，我打刘邓”，保省委的宗旨依然不变。我校法律系几个人还贴出过成立“武汉四司”的公告，公告贴出后没有任何反响，以至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出现过这样一个只贴过一张“成立公告”的组织。

　　随着工作组整的“黑材料”被抢，、系一级的文革委员会实际上全部瘫痪，1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校造反派在广播台内部人员配合下，一举夺了校广播台的控制权，广播台由“湖北大学广播台”更名为“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当气势昂扬的喇叭声传来“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现在开始首次播音”的喜讯后，我系各宿舍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不一会，各战斗队自发地搞了一次环绕校园的庆祝游行！不久后，广播台又播出一条大快人心的喜讯，经各系造反派组织充分协商，全校成立了“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这是一个新的领导全校运动的权力机构。“临委会”主要成员有计统系六三级学生党员龙铭鑫，、“八.三一革命队”原“勤务员”谢邦柱，、政治系教师张维荣、彭勋，、政治系(？)学生柴玉本，、经济系学生梅子惠，、计统系学生黄牛，、法律系学生何一华等人。龙铭鑫任主任，谢邦柱、张维荣等任副主任，彭勋是个常委。原“八.三一革命队”“勤务员”叶天放同学成了我系临委会一把手。

　　在校、系两级临时权力机构建立之后，原来跨系跨班的组织已无存在必要，校临委会要求各班都以班为单位成立新组织。那时造反派组织大都以毛主席诗词或语录中的热门词汇为名称，什么“驱虎豹造反大队”“长征兵团”“花枝俏战斗队”等等。我们班几个骨干在商量起个什么队名时，大家七嘴八舌，有叫“造反有理”的，有叫“斗熊罴”的，有叫“风雷激”的，五花八门，难以统一。我发言说，我们班保守派与造反派观点虽然不同，但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大家今后还是要在一起相处，何必起火药味那么浓的名称刺激人？我看就叫“同心干战斗队”吧！“同心干”亦是典出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词句。我这一说，得到大家赞同。接着又商量推荐几个头头候选人，结果推出了首批造反、活动能力强的万学华、刘邦华同学及女生代表朱芝华同学。我又提议加上后来加入造反派的陈兴旺、许科甲同学，理由是他们虽然加入造反派晚一点，但群众基础好，组织能力强，便于团结全班同学。我的建议也被大家接受。在推选过程中，自然也有人提到我，我以我头脑简单不是当官的料为由谢绝了，表示只配当个骨干“喽啰”。此时，我班游离在造反派之外的只有七、八个人。，在全班大会上，上述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在这个阶段，武汉一司的红卫兵无法公开保省委了，在市内大街上 已难觅行踪，少数顽固者潜入省城周围县市活动去了。

　　5.5、我参加批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心路历程

　　进入12月份后，全市造反派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口号：打倒王任重！火烧张体学！把前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性质升级了！各大造反派组织共同派人组成专班北上北京、南下广州去揪王任重，向中央文革汇报这个“强烈要求”。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打倒王任重！火烧张体学！”的提法很赞赏，认为武汉造反派斗争讲策略，有水平！消息传来，难免更鼓舞士气。年底，不知“专揪队”在哪里找到了王任重，要开他的批斗会！

　　1967元月1日，在失序的武汉，处于运动高潮中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个节日。全市造反派早早行动，打着校旗、队旗，喊着口号，有条件的还开着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从四面八方拥向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对全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黑干将”王任重的批斗大会。我们学校自然安排在会场前面。

　　这当儿，我说不清对王任重是爱还是恨。为什么呢？因为我记性好！我记得我是在读小学六年级或是在初一上时，在县城十字街头，看到了这样一幅标语：“山清青水秀，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这幅标语语言美，意境美，与常见的标语口号“要斗争”啊“而努力”呀大不相同，与我潜意识中的社会理念十分契合。当时我还怕这是一条有问题的标语被人追查，故而印象格外深刻。在文革中，有人揭发出来，这个口号原来是湖北省委1958年某次会上制订的建设规划的用语，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修正主义，是王任重的一条罪状。为此我不禁为王任重抱屈，认为王任重内心想法其实与我并没有本质区别。

　　再一条，大跃进初期我省麻城县等地虽然也早早地放过卫星，《湖北日报》还刊登过“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这样的新闻，王任重也“左”，但在最困难的时候，邻省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我县靠近四川，有不少四川姑娘可以为了50斤全国通用粮票的作聘礼嫁过来。湖北人虽然也饿肚子，我们户口是“市民”的中学生毕竟还有30斤口粮供应，全省饿死的人比四川少多了。由此我感到把王任重与四川的李井泉相比，还是好多了。除了省委派工作组不对外，我没有更多的理由要打倒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听说王任重是个“党内秀才”，文章写得的好，《湖北日报》上许多署名“龚同文”的文章就出自于他的手。这样三想四不想，我就离开队伍，一个人从后面挤上主席台，想近距离看看王任重究竟是什么模样。

　　由于我戴着的“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旁人还以为我也是台上工作人员，就没有人干涉我。我站在上主席台的路口，不一会，王任重被两个大汉押了上来。他穿着一件黄棉大衣，当我和他面对时，看他被押成喷气式，腰被迫弓着，头部倔强地上仰着，比我矮不了多少，蜡黄的脸上有几粒小雀斑。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了屈辱和惶惑，而他似乎也从我的目光中读出了不同于一般仇视目光的同情和怜悯，与我足足对视了5秒钟。就是这短短的5秒钟对视，使我转了念头。当他又被推搡着往台前走去挨斗时，我怏怏地下了主席台，索性离开会场，一个人到附近的中山公园溜达去了。

　　这是继全校批斗“右派”师生、全系批判徐时澍大会之后，我参加的第三次大型批斗会。

　　事过之后，我从小报上得知，在这个会上，有十10多人上台发言控诉批判。王任重的主要罪名是，在前阶段运动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湖北的代言人，在党内结帮拉派，搞独立王国，把许多党的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还制造了我省文革中第一例被枪毙的冤案。看过报道，我一方面想到运动初期，《湖北日报》确实发表过不少批判程云、陈一新、曾惇淳、马识途这些文化名人或分管文学艺术领导干部的文章及批判武大湖大“三家村”的文章，鼓吹过“灭资兴无”“破旧立新”，造成了社会混乱，省委工作组在其他大学肯定也揪斗过校领导也抓了不少“右派”师生；另一方面我又想，他当时若不这样搞，拿什么向上面交差？在中央从上而下的统一指挥下，他能搞什么“王氏独立王国”？这样一思考，我又陷入了茫然，觉得很多问题从官方保守派到革命造反派那里，都找不到完美的答案。当然，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朦胧的想法叫做独立思考，只是从王任重的无助无奈的眼神中，感到革命具有残酷的一面。尽管好不容易迎来了造反派胜利已定的大局，也难以再激起我“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壮志豪情，决心离开这火热的“战场”，回老家去！

http://www.chinaelections.com/article/224/241585.html

tuffy05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三）

　　八、在老家串联的日子里

　　1.1、一顿沉重的晚饭

　　我之所以选择此时离开，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武汉造反派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不再存在需要我革命的对象，我也没有从这个胜利中"捞油水"的动机；二是自从考上大学后，由于家庭贫困，回家远路费贵，时过一年半了没回去过一趟，十分想念父母；三是从两个老师的来信中早已知道母校县一中也揪出过"三家村"，不知道这些被冤的师长及被打成"右派"的师弟们平反了没有。经过联系，在我校、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医学院、武汉地质专科学校等院校读书的一共二十多个从母校毕业的老校友，组成了一个"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挺进鄂西北红色造反团"，坐火车转汽车，回老家"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

　　此时的家乡县城，可谓满目疮痍。原先县城完好的城墙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被尽数拆毁，几条小街像被人扒光了衣服的瘦孩子，裸露在萧瑟的寒风中。全县最高的两座建筑物天主教教堂和福音堂也被拆掉，原来的私人小货摊全部消失，不少国营、集体工商企业经常停产和关门。只有花花绿绿的标语新贴在铺面上或摇曳在寒风中，告诉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的洗礼。县接待人员安排我们住在尚未完工的一个招待所里，吃饭要去半里开外专门为串联师生办的食堂。

　　头几天，我们自然各自回家看望父母家人。家住在县城的，每天都能抽时间回去。家在乡下的同学回去两三天后，也就返回了。正式工作开始后，我们推举我校法律系六四级的李兴树同学和先期来的北京大学学生雷音为负责人，设立了接待组、材料组、对外联络组，马上在大街上刷了几条"炮轰""打倒""彻底批判""进行到底"的大标语，小小县城一下子轰动起来了！

　　这当儿，我要讲一件与我们串联公干似乎没有关系的小事。

　　与我们一同回来串联的有个华工六四级的冯家彬同学。他有个姐姐在武汉银行系统工作，他原来在武汉读中学，到高二下时，因他户籍在老家，不能在武汉参加高考，只得转回到老家中学读高三。以前他学的是英语，我们学校只学俄语，他硬是用一年的时间把俄语补上来。在1963年的校"五四"晚会上，他曾用俄语演唱了"国际歌"，充沛激越的男高音人人叫好。而当年高考作文题正是应合反对苏修的《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闭塞的大山区，兴许很多同学连"国歌"与"国际歌"也分不清哩！当年他考上华中工学院，上大学不到一个月，却又被学校除名。什么原因呢？原来冯家彬家庭成分是"工商业"，说直白一点，即资本家。他家在解放前开过药房，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县，矮子里面拔将军，解放后就划成资本家了。那一年我县考上大学的只有4人，冯家彬考上的又是一类大学，那还了得？在讲阶级、重成分的年代，"资本家的娃子能读大学，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却没资格"的告状信、抗议书寄到上级部门，所以学校才将他除名。后来，他的姐姐及在北京工作的哥哥找上级反映、要求，华中工学院于次年才将他重新召回，由上年读的无线电专业转到铸造专业。他读高三时，我读高一，都担任班文娱委员，经常打交道。在高考复习时，他又借用我的物理课力学部分的作业本，相互更为熟悉。我上大学后，他每次到住在武昌解放路的姐姐家去时，必定到我那里玩，所以他与我的关系比与别人更亲密。

　　有一天天黑定后，他约我一起到他家里去。我说，你一个人回家吧，我去了会多给你爹妈找麻烦！他说，你给我做个伴。这时我们已经回来六、七天了，他竟然一次也没有回过家！我们这批回来的同学，谁没有急切切地先回家看望父母？冯家彬的家就住在县城东街，然而他却头一次回家，还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地回去。这种做法，非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过来之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们两人都默默无言。当我们悄然推开他家门时，冯父一下子愣住了！我叫了声"冯伯"，冯伯还怔怔地看着儿子。冯妈听到动静，马上把昏黄的煤油灯举了过来，待看清楚是儿子时，撩起衣襟，拭着浑浊混沌的眼泪。只到这时，冯伯才低声说，"早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早就听说了……"冯家彬似要安慰父母，硬是挤出一丝苦笑，回应了一句，"还早就听说！"想到我回家的头一天，虽说在山区工作的父亲因县供销社闹革命没法办退休手续，家中生活陷入困顿，但父母见我回家后笑声是爽朗的，说话的语调是自然的，邻居们也高兴地围了一屋问长问短。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哭！冯妈佝侷偻着身子，转身把煤油灯放在小桌上，招呼我们坐下。在他们一家交谈的当儿，我打量了一下房间，顶多有15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外，还支了一座小灶。冯伯问我们吃过晚饭没有，我俩回答吃过了。冯妈说，"要吃，要吃，我们也还没吃，快得的很！"我理解一个慈母的心肠，不再推辞。冯母起身，不一会饭菜就端上来了。主食是肉包子，看来冯妈早作了准备，随时等候儿子归来。吃饭夹菜时，冯伯手直打颤，估计是老年病。他一再要帮我碗里夹菜，我连忙主动地去夹，免得他费力。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陪我们吃的这一顿悲喜交加气氛压抑的晚餐，我终身难忘！

　　谁知第二天，街上出现了两条落款"1·.6战斗队"的标语："不许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组织还乡团！""警惕昼伏夜出的大老鼠破坏我县文化大革命！"矛头显然对准冯家彬和我们"红色造反团"。这两条恶毒的标语在我们内部引起了不同反响。有天晚上，地区财校的毛文玉、我校同系的杨新华两位女生与我和冯家彬四人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毛文玉怕冯家彬受欺负，担心地说："这咋办呢？"杨新华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冯家彬，用商量的口气说："你就先回去吧？"冯家彬急得满脸通彤红，委屈地说："别人这样说，你们也……"我不待他说下去，接口就说："怕什么怕？不走！以后跟着集体行动，看哪个敢惹你！"由于我坚持，再加上冯家彬也不愿走，这件事就算了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1·.6战斗队"是地区卫校回来串联的学生组成的，其负责人是一位姓何的女同学。更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杨新华竟成了何姓女生的嫂嫂！毛泽东后来把"走资派"打倒后，又说什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一手挑起群众互斗？ （图5、4、2、3）

　　2.2、底层群众对文革的理解和期盼

　　回来后我亲自接待过这样几拨人。县一中的两个女初中生(原来我就认识，是一中文艺骨干)说，工作组为了整音乐老师，硬是要逼迫她俩承认被这个老师"玩弄"过；离县城30里远的二中(该校只设初中部)来了三个学生，诉说无辜被打成"小集团"；陆续来了不少县城的乡下的小学教师，反映六、七月份县里把全县老师集中起来搞运动，怎样逼迫人人过关，怎样动员互相揭发，怎样抓"小邓拓""小吴晗"，为此不少老师患上精神病，一天半夜里发生集体"惊乍"夺门往外逃跑。也有机关、工厂、街道居民甚至农民找来诉说各式各样的冤情。这些事情有的发生在文革，还有不少发生在以往，如划错成分的，五七57年没划右派却被单位开除的，"四清"运动中被屈打为"四不清"干部的，当了多年老师没给转正的，城镇居民不该赶下乡的，反映领导人腐化问题被打击报复的，等等。在来访者心目中，我们大学生组成的"红色造反团"，不亚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巡视组！

　　根据他们的反映看，县委在前个阶段，确实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我们鼓励他们，回到本单位建立组织，向领导要求平反，销毁黑材料。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既难以弄清原来的情况，又不懂现在的政策，只是感到以前种种"运动"，伤害的人实在太多了，文革一来，他们"造反"实际上是对解放后受官僚主义压迫和"左"的运动造成的伤害强烈不满，希望通过"文革"来纠错。对这部分"访民"，我们只有空洞地安慰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后，上级一定会解决他们的冤屈。通过接待，我认识到社会问题远不是打几个"三家村"、抓一批"右派"那么简单，参加造反派的人群对文化大革命的企盼也远不只是解决文革中积累的矛盾。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人硬要宣称文革的爆发有什么"正当性""合理性"的话，只能说他们仍与我们当初接待的来访者一样对文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文革发动者的动机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当时感到高兴的是，不久后，我们工作大见成效，一中的学生组织"造反大队"迅速发展，保守派学生组织没再公开保县委了。

　　县一中是我们一行的共同母校，自然是我们联系的重点单位。我记得头一次进一中，在校园内碰到张良漠老师，我很自然地叫了声"张老师！"谁知他眼圈一红，动情地说："已经有半年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了！"我读高二时，他教高三语文兼班主任，年龄三十左右，原来并没有听说一中"三家村"里有他，他是什么问题？正想着，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擦眼睛，默默地走了。事后听说，运动中，抄查出了他的"黑日记"，他也成了"牛鬼蛇神"。

　　经过我们煽风点火，一中的老师终于动起来了。有一天，我参加了他们开的一个会。会议有近20个老师参加，别的老师讲了些什么我忘记了，唯有宋学贤老师讲的一句话因太富有诗意，印在我脑海里。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说："看来，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向左转！"宋老师也就只比我大八、九岁，身高有1.80米。我在读高二时，一中演出话剧《年青的一代》，他扮演男主角肖继业，我们在后台伴唱《地质队员之歌》。所以，他虽然教初中语文，我也很熟悉。宋老师的诗写得好，当年他写的《教师之歌》发表在庆国庆墙报上，开头一段"迎着八月桂花阵阵飘香，又一批新生走进课堂，看着那一张张稚气的脸啊，引起了我的多少遐想"，及结尾句"如果生命再次属于我，我仍将耕耘在教师岗位上"，我至今仍能背诵。宋老师这句"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向左转"，对前段运动多有痛感的老师们很有影响力。没几天，教育界的"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成立了。一中教师这支造反派的骨干队伍，另一位语文老师罗国权起名叫"澄宇大队"，意即"玉宇澄清万里埃"！

　　3.3、批判"资反路线"大会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一中师生在县大会堂开了一个有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红色造反团"自然是大会筹备者之一。县一中党支部书记王治海在台上接受被迫害师生的批判，回答他们的质问，最后还做了检讨。我记得宋老师发了言，他质问王书记："我父亲明明是在牢中因病死亡的，你为什么要歪曲成是自杀死亡的？"宋老师的父亲叫宋华斋，我读小学时曾亲眼看见这个"大资本家"被划成右派后戴过高帽子从我家门口游过街，在批斗时遭受过毒打，没想到后来还被关入监狱并在牢中瘐死命。人死后还被歪曲为"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宋老师当然有气！对这个质问，王书记好像没有回答清楚。王书记的弟弟王治超在我读高二时从老家安徽转学到我县一中(他父母故去，投奔哥哥)，与我同过一年学，未读完高中参军了。他的作文写得好，我很佩服，我俩多有切磋。因这层关系，那次大会我很低调地坐在下面。

　　其实，宋老师和王书记都是好人。在八十年代初，我在县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时，宋老师当过一中副校长，后又提升为县政协副主席，王书记当县文办主任。宋老师在一次到武汉为县里忙"招商引资"时，不幸因急病逝世，终年49岁。1987年春节，王治海专门带着回家探亲的弟弟王治超到我家来玩，与王治超阔别二十多年后重聚，我当然惊喜，没想到王书记的一番话更叫我吃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彭呀，你们高考政审时，不知哪个检举你说过'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吊死在县政府门口'，在会上他们硬是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坚持说你学习好，无非想上大学呗！我若不顶着，政审这一关就把你刷下来了！"！那个年代的确兴打小报告，也兴上纲上线，我的确想上大学，也的确平时说话不注意。我说没说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也没有人找我核实过，但县领导认为你说了你就没得跑！听王书记话当年，我当然很感激，也不由得想到那次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幸亏我不喜欢抛头露面，若是在台上晃来晃去，怎么对得起他？又怎么会有今日与他兄弟二人共度渡春节的欢乐？同时我又想，当年要不是有人无故生端地搞什么"史无前例"，本来对学生爱护有加的学校领导，会去"迫害"自己的教学骨干和弟子吗？

　　有一天，应在县曲剧团搞编剧的老同学孙希清之邀，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去他们单位开了个会。我是从小看县曲剧团的戏长大的，其骨干演员基本上是河南艺人。在五、六十年代，他们为丰富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团之初，他们演连本《"封神榜》"，男旦赵书才饰苏妲己。李忠堂、赵元凤夫妇加盟后，李忠堂任团长，夫妻俩成为剧团台柱。不久后付荣华和穆启贵、李其珍夫妇又先后到来，本土演员吴业敬、翟云仙、尹世和、周老二等演技日臻成熟，使县剧团进入空前绝后的全盛时期。他们不仅演传统戏，也紧跟形势演《"三世仇》"《"刘介梅》"《"夺印》《""洪湖赤卫队》《""朝阳沟》"等现代戏。像李忠堂、赵元凤饰演的薛丁山、樊梨花，付荣华饰演的韩英和《"张羽煮海》"中的公主，翟云仙、尹世和的《"刘海砍樵》"，李其珍两口子俩主演的《"秦香莲》"等等，我时常在上晚自习时也偷偷去看。在大破"旧文化"的运动初期，县剧团不得不把价值上万元的戏服道具焚之一炬，主要演员被批判凌辱，指责他们尽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怎会不对这些演员造成戕害？此时他们打算"造反"，实在太合情理了！

　　在这次串联中，县剧团为欢迎我们，演了两场"样板戏"。在《"沙家浜》"中，付荣华饰阿庆嫂，李忠堂饰郭建光，穆启贵饰刁德一。在《"红灯记》"中，吴业敬饰李玉和，翟云仙饰李铁梅，李其珍饰李奶奶，付荣华饰卖粥大嫂。与我在其他地方看的"样板戏"相比，除了灯光、服装、伴唱差一点(伴唱差是因为演员人数少)，主要演员表现毫不逊色！

　　可惜，对我来说，这两场演出，竟成了绝唱！待"七.二〇O事件"发生后我们再次回来串联时，县曲剧团已被解散，河南演员遣返老家。成立不久的县文工团也为我们搞了一次专场欢迎演出，节目有蹦蹦跳跳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有反映形势大好的"对口词"等等。两相对比，不免令人生发"黄钟铜毁弃，瓦釜雷鸣"之叹！在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时，县里并没有对已遣散回家的主要演员李忠堂夫妇、付荣华、赵书才、周文学等人落实政策，以致这批老艺人晚年生计艰难。后来，主流话语总是把破坏戏剧事业迫害艺人的恶行，上归咎于"四人帮"，下强加于"造反派"，完全掩盖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各级党政领导应负的责任，实在不符合历史的真相！

　　众所周知，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在1959年就划为"右派"，尚小云、李长春等京剧名家在1949年后就无法正常演出，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自杀于运动初期，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风英自杀于1968年清队，人死后军代表还要开膛破肚查"发报机"。京剧赵燕侠、汉剧陈伯华、豫剧尚香玉、越调申凤梅、越剧袁雪芬、评剧新风霞与李再雯、电影赵丹等一大批著名戏剧艺术家在1966年5、6月份就被打成"反动权威""戏霸"，赶下舞台，接受批斗。著名电影演员谢芳10十月份加入造反派时，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造反声明"的标题就是：《破鞋也要闹革命》！那时，尚未出生的"文革造反派"怎么可能整他们？

　　从我县曲剧团初始被解散到后来落实政策不到位，在我县官修史志中，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上述演员的名字一个也不曾提到！我之所以在这里赘述过往，除了澄清一点历史真相外，也想向这些不知散落在何方是生是死的县剧团的老演员们，表达我心中的一丝敬意和怀念。凡是对人民做过好事的，权势者可以视为草芥或灰尘，有良知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在县里串联时，还派了三个同学到离县城八十里路远的县三中去调查一件什么事。他们去后没两天，打回电话说他们受到当地保守组织围攻，人被打伤了。于是，"红色造反团"除留下几个女同学外，紧急到县车站要了一部卡车去解围。在当地呆了一天，还没理出个头绪，县城留守人员又打来紧急电话，说是团部被保守组织的人冲击了。闻讯后我们连夜步行往回赶。天刚刚亮到了住所，正遇到这伙人在抢我们的办公用品和行李包，两三个留守人员在奋力争夺。见我们主力部队赶了回来，他们方一哄而散。隔了两天，有人指认出两个带头的，其中一个竟是比我低两届的一中女校友，在学校读书时还十分熟悉。在县车站一间办公室审问她们时，我也在场，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头始终低着。因她们就是不说话，我们损失也不大，就放他们走了。时隔12年，我调回老家工作时，与她竟成了邻居，关系良好如初，相互间谁也不提这回事，就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将近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造反团"因怕被"砸"已搬到一中住了。带我们物理课的王忠彩老师结婚，我们接到邀请时，天已黑定，店铺早已关门。那时的婚礼十分简单，既与破除"四旧"之一的"旧风俗"有关，也与物质贫乏有关。按老家习惯，哪有空手去恭贺别人婚礼的呢？见我们犯难，一直带我们语文课的老班主任张嗣震老师说，我这儿有套新《毛泽东选集》！当年送毛著当礼品，不仅不算小气，还十分新潮！岂不见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救灾物资质中不还有"送去了毛泽东思想"一说吗？于是我们撕了二指宽的一条红纸，从中间把四本毛著一扎，十分尊重地当着贺礼送给了王老师夫妇。婚礼在一间办公室进行，中间支了一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一、二十盘花生、瓜子、柿饼、枣子、核桃、板栗及糕点糖果。无需礼仪公司，无需证婚人主婚人，无需三拜，师生三、四十人围成一圈，有说有笑倒也热闹。这样"革命化"的婚礼说给今人听，他们一定难以置信！

　　4.4、造反派夺了县广播站

　　这次串联，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自从全国进入批判资反路线高潮及大夺权后，县广播站就取消了本地新闻节目，只转播中央电台和湖北电台节目。在1967年元月中旬湖北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后，当地群众组织也齐聚县广播站要夺权，并传信到我们那里。我们约有三四个人去了，这时天色已黑，外面乱哄哄的。别的组织的人我们不熟悉，赶紧找到县一中"红教工"的罗国权老师商量，决定只留下几个代表与站方谈判，以免人多失控，毁坏了机器设备，问题就严重了。来的群众倒也听话，马上撤了。"红色造反团"负责人李兴树和罗老师代表造反派与县广播站陈站长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罗老师、华中师范学院王兴和与我共同留下来，参与组稿、编辑、播音工作。当时广播站只有女播音员戢太云同志一人，年近30，我们加入后，男女共同播音，广播站名称自然改为"新房县革命造反广播站"。开始罗老师担任男播音员，后来他要回去创办《山城烈火报》，我就充当男播音。广播条件很差，不能预先录音，只能直播，手摇唱机。戢太云同志态度不冷不热，但也教给我怎样读准普通话，怎样开关播音设备，直到我们离开，没有公开发生过龃龉。

　　1978年，我从南昌调回老家工作，老婆恰好分到广播局，家也设在广播局，与戢太云同志家住隔壁。头次见面，她嘿嘿一笑，"呀，是小彭啊！"！语有"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没有半点隔阂。以后她给我说，那回见到那么多人围来，生怕有坏人捣乱，若不是你们赶来，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第二年，我老婆和她一起奉单位安排到乡下干校帮忙割麦子，乘车时两人紧挨着站。谁知路上卡车一歪，她腹部被车梆子一顶，痛疼痛难忍。我老婆也碰伤了腿，马上喊停车子，护送她往县医院抢救，不幸来不及急了。戢同志临走时才42岁 。

　　在当年"七.二〇0"事件后，我们十多位同学又一次回到家乡。这次一回来就住到县一中，时间不长，虽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所得不多。有些见闻，已记录入拙文《母亲的骨气》，在此略过。到了1970年，这所设在老"城隍庙"的全县最高学府，学生早已上山下乡，被充作兵营，教师员工遣散到各乡下中学或农校。我最敬爱的张嗣震老师分到离县城三百300多里远的一所新办公社中学，还摔断了腿，文革结束才照顾调回老家长沙市。1972年我刚从军垦农场分配，回家小住时在街上碰到在乡下技校教书的罗国权老师。谈到当年事，他感慨地说，我们当作做正经事办，谁知人家是搞到玩儿的！仅此一句话，就洞穿了文革"瞎折腾"的实质！直到文革结束一年多后，县里做工作，驻军撤出，县一中才恢复。文革初被打成一中"三家村"头子的冯清源校长重新主持工作，陆续召回旧部，一中才慢慢复兴。

　　经过时光的沉淀，历史终于为县一中的"文革造反派"正了名。除了上面介绍的宋学贤老师外，罗国权老师在八十年代担任县人大副主任，王忠彩老师担任县教委副主任。运动初期被打为"三家村头目"的冯清源在退休后被聘任为一中"终身名誉校长"，当年的"牛鬼蛇神"之一张良漠老师调入武汉某大学任教授。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均担任县两个骨干企业的厂长，一人还兼任县长助理。而保守派学生组织的一个头目在知识青年都下乡的时候，受县革委会重用直接安排到县交邮局(交通局、邮电局合并併一起)工作，不到三年因查出贪污问题，自杀未遂被开除公职。

　　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不已！破坏中国教育事业的罪魁祸首，究竟是"林彪四人帮集团"？是"文革造反派"？还是另有他人？

　　九、"新湖大三.二八游行"揭开了武汉反击"二月逆流"的序幕

　　1.1、钢派、新派斗争的起因

　　我们还在老家串联的时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

　　元月14日，《湖北日报》社被内外造反派联合夺权，报头改用毛字体于15日刊出；15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被内外造反派联合夺权；21日，《武汉晚报》被夺权后恢复老名《长江日报》，出刊"新生号"；26日，武汉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权。但也就在前三天，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立，军区党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领导湖北工作，以填补省委、省政府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公、检、法"全部实行军管。

　　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他本欲指望军队"支持左派"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工人总部"、武汉钢铁公司"九.一三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等单位联合署名，在《长江日报》上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声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在"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基础上，由签署联合声明的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为表明它们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该声明还不惜给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无端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短短几天，有五、六十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的出笼理所当然地引起被指责为"托派"一方的造反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围绕《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还是"大毒草"的争论，成为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在这场争斗中，华中农学院一部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反对《二八声明》，退出"二司"另建"新华农东方红"。于是，"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并称"三新")与工人组织"工造总司""新一冶""省直联司"等结成同盟，宣称"二八声明"是"大毒草"。这些群众组织以后被称为"新派"。 《湖北日报》支持"新派"的观点，也加入了"毒草派"战团。

　　正当"二司"、"工总"的头头们沉湎于《二八声明》"大长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意识到，由于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满纸的"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已经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一场料想不到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

　　2.2、武汉的"二月逆流"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八条命令"除了重申"公安六条"中"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等内容外，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这个"八条"，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表示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武汉军区的这一声明遭到二司、工总这些"香花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在《长江日报》、本组织小报上大量发表反驳文章，利用大字报、大标语甚至大游行等各种形式表达不满和抗议。本来就对造反派看不顺眼的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接管"《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长江日报》于3月21日停刊。

　　军区《二.二八声明》无异于对这场激辩火上浇油。"香花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香花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

　　3月13日，"省抓促办"(即"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在汉口武汉体育馆召开大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到会讲话。会议公开指责 "工人总部"是被少数坏人控制的组织，强调进一步加强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往"华工、" "湖大"军训团工作。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当晚，全省上下以"反革命"罪名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

　　也就在这个期间，我们从老家回到学校。对我来说，围绕《二八声明》的辩论及武汉军区的镇压措施大体上是从留校同学口中知道的。

　　事后我才知道，武汉军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2、3月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过多起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据不完全统计，青海驻军在"二.二三"事件中，开枪打死169人，打伤178人。

　　也是在事后我才知道，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和破坏，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当面怒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若干年后，主流话语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回顾，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对老革命家的英雄壮举极尽赞誉歌颂。

　　笔者对这些老革命家的英雄气概慨当然十分敬佩，并且至今心存敬意。同时，也不由得思忖：他们对高层"文革派"的反击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如果这场祸害中国人民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比如，当毛泽东以"莫须有"的罪名拿下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时候，当毛泽东秘密组建"首都安全领导小组"防止臆想中的"刘邓会架空他"的时候，在毛泽东把"学术争鸣"转变为政治运动的时候，在毛泽东遥控中央工作会议"一举粉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时候，甚至在八届十一11中全会刘邓陈(云)朱(德)陶(铸)贺(龙)还有资格正常与会、他亮出《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十六条决定"的时候，中央这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痛斥企图制造动乱的少数人"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严正指出有人的行为将会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将会把国家民族引入歧途，该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啊！可惜，他们错过了一次次机会！在那个可以掐灭文革火苗的时候，包括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有的麻木不仁，有的无动于衷，有的隔岸观火，有的推波助澜，有的甚至放纵子女去帮助"大乱天下"，以致文革烈焰漫天遍地之后，"运动"将矛头普遍对准"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时候，毛、林、江对"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略施惩戒的时候，在毛泽东于自己生日那天元旦前一夜与"文革派"欢宴之际胸有成竹地"祝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开始"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奋起力争，还来得及吗？

　　笔者同时还不由得思忖：此时这几位开国元勋"怒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固然余勇气可嘉，但是，难道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文革的"始作俑者"是谁吗？军队肯定应该"稳定"，难道学生就不应该"稳定"地上课读书？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不应该"稳定"地生产生活？文革初期工作组打了那么多"三家村"，抓了那么多"右派""牛鬼蛇神"，"破四旧""红色恐怖"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支左"部队关押了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凡此种种造成了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他们怎么都一声不吭呢？现在眼看文化大革命毫无章法毫无理性的"群众被运动"将危及自身并且一帮高干子弟因参加"联动"受到"文革派"薄惩之时，他们才感到革命多年落了个"被批、被斗"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而被迫抗争，在他们的思维理念中，是不是少了点"人权"与"博爱"？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自然，由于缺乏"天时、地利、人和"，老革命家们的抗争只能徒具精神上的纪念意义和供后来者做借鉴之用。当完全掌握运动主动权的文革"最高统帅"怒不可遏地对这些老同志发了"雷霆之怒"、又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的正义之举及难以定论的"二月镇反"混杂在一起怒斥为"二月逆流"之后，这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得无奈地向神圣不可违拗的绝对权威写了检讨书。之后，大多顺利过关。只因谭震林副总理遭到了毛泽东"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的一顿酣畅淋漓的讥讽挖苦，才作为"二月逆流"的元凶首恶被彻底打倒。于是，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3、"新湖大"带头反击

　　就武汉地区来说，"新湖大""新华工"在这场"二月镇反"中完好无损，遭受灭顶之灾的是"工人总部"，受到沉重打击的是"二司"等"香花派"。

　　不知我校"临委会"是从特殊渠道得知中央对"二月逆流"反击的消息，还是对武汉军区处理"二八声明"之争的过火行为大为不满，抑或是出于道义对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怀抱深深的同情，3月28日晚饭后，"临委会"忽然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在沉寂多日的武汉举行了一次久违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前面两人高举"新湖大"校旗开道，各系各班都打出名目不一的战斗队旗帜，无形中为游行队伍增添了豪气。当时我校保守派早已土崩瓦解，参加过保守派的同学全部回到本班上课军训，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这次游行，因而游行队伍格外显得人气旺盛，蔚为壮观！

　　走出校门，游行队伍就呼开了口号。主要口号有："坚决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游行队伍一路向东，首先抵达武汉大学，然后途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穿过街道又经过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工学院等五所大专院校，方收兵回营，徒步行走不下三十里。这几所大学，在"二司"中算得上是骨干力量。在我们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经过这些大学的时候，因亲密战友"工人总部"被解散而唇亡齿寒久久未敢大声出气的"二司"师生员工们，纷纷从各自宿舍或家中赶来，夹道观看他们做梦也不曾料到的这支"托派"游行队伍。在各校校园，我校游行队伍一遍遍高呼"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团结万岁！""誓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此时，这些曾经的"香花派"、自诩为最革命最坚定最彻底的造反派们方如梦初醒，才明白我们是怀着雪中送炭雨中送伞的善意来的！是带着扫荡他们颓废鼓舞他们重新挺立的动机来的！是胸怀捐弃前嫌再次并肩战斗的大义来的！于是，他们表现得很激动也很感动。我们一路从校园经过时，他们使劲地拍巴掌欢迎。但也仅仅限于鼓掌，没有一个人敢于礼貌性地用嘴巴回敬一句"向新湖大战友学习、致敬！"

　　这次游行回校后，驻校军训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响。可能因为在"二八声明"大辩论中，军区与"新派"观点一致(保守派工人组织"联合会"于2月中旬已开会解散，"一司"早已瓦解)，军队在武汉已无别的"左派"可"支"， 驻在我校的"军训团"与我校"临委会"的关系依然不错。

　　凭什么作此判断呢？负责我班军训的是郭排长，23岁，身高约1.72米，河南籍，人长得帅，很精神，与我们关系也很融洽。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说着玩议论到什么事情时，他突然冒出了一句"鸡巴毛炒韭菜"的粗话。我不解，硬要寻根究底。他笑着道出"乱七八糟"，我才明白这是一句"歇后语"，不由和他相视大笑！在"三.二八游行"后的一天晚上，他召集万学华、朱芝华、刘邦华、向东、樊令文等七、八个同学，挤在他住的小阁楼寝室里，学习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的《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一文。万学华提议我普通话说的好些，让我读。当我情感充沛地朗读完后，郭排长还和我们一起进行了热烈讨论。由此我判断驻校军训团没有对这次游行大惊小怪，否则郭排长也不会领导我们学习《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了。谁知没过几天，军训团撤了，郭排长也悄然走了。

　　以后我每当想起了那句生动的"歇后语"，就会想到郭排长英俊的面孔爽朗的笑声，怀念那种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甚至会想入非非：如果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已被"打倒"的情况下，武汉造反派中极少数的头目不那么利欲熏心，发表那么一份"唯我独革"的《二八声明》，造反派会分裂吗？造反派不分裂，武汉军区也无由插足双方之争，由军队、地方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协商组成权力班子，武汉湖北的局势会不会很快好转？如果在《二八声明》发表后，武汉军区反应不那么激烈粗暴，而是对"香花派"广大群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组织他们选举新的"勤务员"取代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争权夺利的少数头目，不解散"工人总部"那样的诸多造反派组织，军队与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会不会还那么严重？如果武汉军区陈司令员有郭排长那样的亲民意识，不在群众组织中抓那么多"坏人"，已与武汉军区在《二八声明》大论战中并肩战斗过的"新派"们，还有必要不怀任何私心杂念为曾经的战友挺身而出吗？

　　当然，这些问题想破脑壳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新湖大三.二八大游行"在全市影响十分巨大，实实在在打响了武汉湖北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枪！放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去审视那次不同凡响的游行，显然具有代表草根阶层向强权挑战、向暴力抗议、为弱势者仗义执言的正义色彩，无疑是正确的！勇敢的！

　　经毛泽东4月6日批准，中央军委迅速发布命令(又称"军委十条")，先称解放军支左"起了很大的作用"后，又指出：

　　"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

　　"军委十条"发布后，驻我校军训团撤出，我校造反派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击"二月逆流"活动。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北京来电"、"中央首长讲话"、各地动态等等贴满校园。校广播台别具匠心地翻出延安时期的老歌《解放区的天》重新播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那，呀合咳咳…"充分表达了"新湖大"战士的自信和豪情。我校印刷厂、教工宿舍位于红旗大道(原名熊廷弼路)另一侧，几个高音喇叭本来就接近大街，嘹亮的战歌响彻武昌上空，更加吸引全市各界群众纷至沓来，尤以"二司"的老战友和被解散的"工人总部"的成员来得的最多。他们在这里吸收自由自在的空气，汲取重新投入战斗的动力，把在这里得到的喜讯或信息抄录下来传播开去。大字报长廊一天到晚万头攒动，川流不息，"新湖大"似乎成了全市造反派的精神偶像，以至致于市公交公司把公交车停靠的省图书馆站改为"新湖大站"。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有人责备"新湖大三.二八大游行"是多此一举，是惹是生非。对这个问题，前文已有分析，不再重复。也许，有人会指责武汉军区不该把"支左"变为"镇反"。现在看来，这个批评近乎苛求。军队一向讲究纪律，讲究秩序，讲求"军令如山倒"，他们对乱哄哄的"造反""夺权"岂能看得惯？连置身事中力求紧跟的地方党政领导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都执行得都"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岂能要求一直置身事外呆在军营的干部战士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心领神会，准确无误地辨别出谁是"左派"后再去"支持"？也许有人谴责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不该"镇压反革命"，问题是，他们未奉上级命令介入地方事务之前，怎么没有随便抓人？依我看，问题就出在贯彻毛泽东意图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上。该社论说什么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试析这句热昏的胡话，谁是"无产阶级"？谁是"其它其他革命群众"？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等省市委领导真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保守派组织的大小头目们真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吗？社论还要求"展开总攻击"！什么叫"总攻击"？如何去"总攻击"？"攻击"的"度"怎么把握？可以说，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都大有疑问！这些问题就是今人也难以明白，叫当年的武汉军区如何执行？

　　十、我所经历的武汉"七.二〇0事件"

　　1.1、"揪出武老谭"运动如火如荼

　　奔腾的江河如果裂开一个缺口，就会冲决拦阻的堤岸！运行的地火如果挤出一丝缝隙，就会形成燎原之势！一时间，武汉街头出现了大量"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的大标语！

　　在反击"二月逆流"处于初始阶段，传来了《长江日报》总编辑江锋同志自杀身亡的消息，一时议论四起，无不关心。为此，我写了文革以来的第二张大字报《江锋死于十字路口》。拙文分析江锋自杀的原因是，前不久因报纸被停刊个人被整肃造成伤害过重，现在想起来申冤伸冤又压力重重顾虑徬徨，因处于两难选择，精神压力太大，故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不惜以一死解脱。敝文希望造反派战友们要吸取江锋之死的教训，树立信心，看到光明的前途，勇敢地投入新战斗。当这篇署名为"'同心干'战斗队评论员"的大字报贴出后，不少人转抄。

　　4月18日，压抑已久的武汉二司在洪红山礼堂召开第二届红代会，主题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这次会议后，二司改称"钢二司"，意即他们才是抗压力"最钢硬"、革命"最钢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同一天，从一司的变种"红三司"中，分裂出"三司革联"，加入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军。

　　在23日 ，已被武汉军区宣布解散的"工人总部"的部分队员成立全市联络站，重新树起"工总"大旗。

　　在4月下旬，"新湖大"、 "新华工"、"钢二司"等学生组织就释放"工总"的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问题，与公安局军代表谈判。谈判破裂后，学生们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要求释放夏邦银。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次静坐。静坐学生分各校各班有秩序地坐在汉阳公安局门口，不分日夜坚守。各校经常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反击火线进行慰问演出。演出节目中，既有情绪高昂鼓舞士气的内容，也有"红军想念毛泽东""远飞的大雁"悲情类的，给枯燥的静坐者们输入能量。静坐人员吃的饭菜由各单位自己送来。俗话说"行人饱，坐人饥"。穷学生无钱买零食，学校饭菜一送来，同学们一哄而上。食堂工人带来的碗筷不多，先抢到碗筷的同学先吃，别人就在旁边守着，前面的一吃毕，后面马上有人接过碗筷，连找水洗也顾不上，就盛饭吃。我系有一个在校宣传队的张一伟同学，可能刚才蹦蹦跳跳地演出太累太饿，只见他抢过一个碗，没有洗就从饭桶中舀起一碗饭，一时找不到筷子匙子，直接用手指头往嘴里扒拉，看得我暗暗称奇！

　　就在我们静坐的时候，武汉部队中支保的军人和部分原"三字兵"中的顽固分子，针对"工人总部联络站"的成立，组织了全市第一起武装游行。他们高呼"镇压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不准为工总翻案！"等口号，好不耀武扬威！人民军队公然站在保守派一方，当然引起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市民们不满，他们在路旁对游行的"军人"发出阵阵讽刺讪笑，引起军区进一步反感，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武汉军区为了树立保守派的威信，证明保守组织才是正统的"革命造反派"，4月底，将被军区关押（保护）的中南局书记、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交由"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批斗。为戳穿武汉军区假支左真支保的阴谋，"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派人冲击会场，将王任重抢走。

　　5月1日 本来是"劳动节"，人们早已不再有"节日"的概念，全市造反派冒雨进行反击"二月逆流"大游行。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和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一起"亮相"(领导干部按中央要求，表态支持造反派，时称"亮相")，参加了这次游行。

　　5月3日，早已瓦解的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特别行动委员会"（类似北京联动）抄了参加游行的省委干部任爱生和刘真的家，惩治他们支持造反派。

　　5月6日 ，担任过湖北大学校长、 副省长职务的老干部孟夫唐公开支持造反派，发文"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并向中央文革反映武汉局势。

　　5月10日 ，江汉区公安局一百余名干警开赴武汉公安学校，声援该校"扫四旧"急先锋、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同该校少数派"新公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生冲突，部分"新公校"学生被打伤。随后，"新公校"学生发起"绝食"斗争。许多外校学生前往声援，进行"绝食静坐示威"。

　　5月15日，在军队保驾护航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顺利召开了"批斗王任重大会"。保守派此前也曾多次组织过对靠边站的张体学省长的批斗。在刘少奇邓小平倒霉之际，造反派号召他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之时，他们最响亮的战斗口号是"思想兵打我，我打刘邓"！此时又以一次次批斗王任重张体学为能事来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可见这是一伙"只认权力，没有是非"的无信无义之辈，任何人掌权，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之，投靠之，以谋一己私利！奇怪的是，文革后，老干部们在回忆文革受苦受难时，一古脑儿地把这笔账帐统统记到造反派名下，个个选择性失忆和撒谎！

　　2.2、"百万雄师"挑起武斗

　　5月16日，武汉军区支持和操纵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简称"百万雄师")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成立大会。开始，该组织主要成员有"红武兵"和原本解散了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的部分成员。会后，他们举行了万人大游行。此后，"百万雄师"队伍急剧膨胀，骨干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中一部分份警察、检察官、法官组成的"武汉公安"。原已瓦解的工人、学生保守组织的所属成员和郊区农民也纷纷加入，据说人数多达120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中一部分警察、检察官、法官组成的"武汉公安"、"公检法"与"百万雄师"密切配合。"百万雄师"的成立和势力非同寻常的飞速增强，标志着全市文化大革命从此由"文斗"升级到"武斗"。它们最中心的战斗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5月21日，军区支左办公室就当前局势发表了《关于当前武汉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的声明，文中指责造反派揪"武老谭"转移了文革大方向。军区这一声明，无非是进一步为"百万雄师"撑腰打气！

　　在这个时间段，我校各班战斗队都展开了宣传攻势。我班战斗队办了份《同心干战报》，我任主编，与我同住一室的杨奉祥同学负责刻蜡纸，另有人用油印机印刷，一张小报可印100份，大家分头张贴或散发。我和几个同学奉系里安排，还到汉阳两所中学办过联络站，运用刷标语、写大字报、贴小报传单等多种方式，宣传我们的观点。直到6月6日，"百万雄师"下属"红武兵战斗兵团"攻占造反派驻地"汉阳中心联络站"后，我们才撤回学校。

　　6月4 日，武汉军区发布《六四公告》。"公告"重申不准为"工总"翻案，不能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准社会上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围绕这份"公告"，全市又展开了"六四公告大香花""六四公告大毒草"的激烈辩论，并引起了一系列武斗。

　　就在"公告"发布的同一天，"百万雄师"总部进驻市委大院，砸了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 "人民勤务员机关红司"， 将在市委办公的造反派赶走。

　　6月5日，百万雄师下属组织"武汉公安"和公检法保守派干部开动上百辆汽车上街游行，他们一路狂呼"坚决支持军区《六四公告》！""坚决镇压胆敢兴风作浪的五类分子！""坚决镇压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等口号，气焰十分嚣张！同日，"百万雄师"汉阳分部围攻汉阳轧钢厂，武昌分部围攻国棉二厂。

　　6月8日上午，我正在宿舍与同学们闲谈时，闻听"百万雄师"出动改焊的武斗装甲车，把我校的大门冲垮了。所幸他们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恫吓我校师生，没有冲进校园来。随后，"百万雄师"又分别围攻了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华中农学院等单位。

　　在我校大门被冲垮之后，我感到面对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我们这些文弱师生根本不是其对手，他们随时有可能冲进来打人抢东西。为保护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财产，我把装着衣物的木箱提到学校对面家属区，想寄放到写作指导课老师彭澄家中。彭澄是位讲师，平时很喜欢我。我去后，他们一家都在。彭老师说怕放在他家也不太安全，建议我寄放到同住一楼的带俄语课的梁老师(女)家里去。彭老师大概知道年轻些的梁老师也喜欢我，于是他带着我到了梁老师家中，梁老师满口答应。

　　到过武汉的人都知道，汉口六渡桥一带是全市是繁华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其中民众乐园又是娱乐中心。武汉各大造反派组织在这里都设有联络点和宣传站，我校也不例外。在"百万雄师"一次次挑起武斗之后，各造反派均在这里加强了保卫力量。我班樊令文和同专业二班的一个胡姓同学这时也被派去守卫。

　　6月17日，"百万雄师"为强占这个造反派在汉口的最大据点，调集了江汉、硚桥口、一治、长航、肉联厂等几十个单位共三千余人，以响应军区"支左办""抓革命，促生产"号召为名，打着去江汉区财贸大楼"上班"的幌子，妄想先抢占该大楼，作为攻占"民众乐园"的桥头堡。此举遭到驻"民众乐园"的造反派反击，双方发生武汉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市性大型武斗。血案造成造反派当场死亡十七人，受伤者难以计数，"百万雄师"死亡二人，轻重伤员也不少，"百万雄师"的企图未能得逞。这次血案时称"六.一七"血案。在这次武斗中，"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之一、法律系学生何一华不幸牺牲，我校不少战士受伤。

　　6月24日，"百万雄师"在军方专业人员指导下，总结"六.一七"武斗中"牺牲"两人的"教训"，调集近一万人攻打"工造总司"。他们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阻击外援"、"先打弱敌"等战术，当场打死造反派工人28名，重伤80余人，而"百万雄师"无一死亡，大获全胜。这次大血案时称"六.二四"血案。他们之所以攻打"工造总司"，理由是该部在"六.一七"六渡桥武斗中，曾派该部"铁军"参战，致使"百万雄师"损失二名队员，所以报复。

　　经此一战，"百万雄师"自以为打出了威风，更为猖獗，在全市展开了全面出击。铁道部武汉第四设计院、武昌险峰大楼、汉阳轧钢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大学、长江医院、武汉机械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等等，无不受到攻击。

　　我们学校在经过6月8日突袭后，于6月26日又受到"百万雄师"围攻。在这种气氛下，家在市内或市郊的，基本都逃回家住。像我这样离家远又经济条件差的，只能在学校提心吊胆地苦熬。有一天晚上，我在校内大字报长廊上碰见彭勋老师急匆匆地往外走，有一个同学跟着他，责备"临委会"为什么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武装保卫校园？含有批评头头们右倾的意思。那时报纸上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只有毛主席才配享用的黑字体的"文攻武卫"，可见"武卫"实属正当。只见彭勋幽默地把手指向办公大楼，说："枪就在那里，你要不要？你若要，我马上发给你！"那个同学见彭勋如此应付，只好悻悻离开。对彭勋的回答，我能理解。面对手持长矛头戴柳条藤帽的准军队，我们这些从未受过训练的区区几百留校学生，哪里是对手？给你一杆枪，你会用吗？你敢用吗？"临委会"不主张"武卫"，看似怯战丢面子，实乃对同学们生命安全负责。对那位"鹰派"同学的血性，我也能体会，面对犯我之强敌，岂能先自气丧，实行不抵抗主义？

　　尽管校方无心"武卫"，但"文攻"一点也没有放松。《新湖大》报对市内武斗惨案一一写出通讯或消息进行报道，发表泣血的评论和控诉。校"临委会"对"六.一七"血案中阵亡的何一华同学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对受伤的二十多名战士(其中有二班那位胡姓同学)授予"抗暴英雄"称号，分别召开了追悼会和表彰会，号召大家继承烈士遗志，学习英雄业绩，坚持斗争，夺取最后胜利！也力所能及地举行过两次反武斗游行，口号主要是"还我战友还我血！" "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向陈某大麻子讨还血债！"等等。我们书写的大标语及校广播台的常用语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及林副主席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等等。"解放区的天"显然不再"明朗"了，校广播台代之而起的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啊、"捎个信儿到北京"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啊、毛氏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及林氏语录歌"完蛋就完蛋"啊之类悲情悲壮的歌曲，用来安抚人心或鼓舞斗志，抒发对领袖的期盼对革命的忠贞！

　　与此同时，校园内的大字报丝毫不少，一批批揭露军区某领导人生活腐化、不择手段迫害女方男朋友的大字报格外醒目，校园内人群依然熙熙攘攘。看了揭露那位将军依仗特权、打击报复、生活腐化的大字报，我想到刚入校时经济系两个同学因在蛇山谈恋爱晚了，回校时大门已关闭只好转去在山上空坐一夜，就被双双开除学籍一事，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在前几年"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国一方面大搞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群众活动，一方面深入普遍地开展 "忆苦思甜"活动，要求人民群众警惕"走回头路，受二茬罪"，极力宣扬"权权权，命相连"及论证"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把那两个同学的际遇与这位军区领导人相比，的确证明了"无权"与"有权"的巨大反差！那些大字报的内容当然是真假难分，但一提到那个将军，当时是人神共愤！

　　愤怒出诗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同情造反派、支持造反派、鼓舞造反派的诗歌。如 《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再见吧，妈妈！》《红旗大楼颂》《在那天快亮的时候》等等，我都读过，只是对作者不熟悉。有一首《我是一个无罪的囚徒---一个造反派的自白》，其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无罪的囚徒，今天，我有多少话儿要向战友倾诉，沉重的脚镣手铐只能禁锢固我的肉体，监狱的锁门又岂能把我一颗红心锁住"！这首诗揭露了"二月镇反"中被无辜残害者的悲惨命运，赋予了当下抗暴政斗争以合理性。这首引我共鸣的诗我抄写在日记本上保存着。

　　有一首署名"白桦"的《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我印象也很深刻。这首诗每一段的开头都是"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作者用自己年青时代的革命斗争、理想、奋斗，鼓励我们这些正拥有着"青春"的新一代革命者们勇敢投入抗暴战斗。我知道白桦是著名诗人，以前在天津工作，这首诗虽然深深打动人，但我怀疑是否真的是我所了解的那个"白桦"写的，也无从打听白桦是否这个时候在武汉。

　　由于武汉的武斗太频繁，终于惊动了中央。6月2630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文革专门致电武汉军区，明确指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3.3、为我转移衣物到新华工

　　但就在6月30日这一天，乘坐卡车手持长矛头戴柳条藤帽的"百万雄师"又一次举行了数十万人的武装大游行。当他们途径我校时，我也挤在大门口观看。当时武汉市的绝大多数市民对这些有军方支持的暴徒们三天两头地出来炫耀武力，十分反感，对造反派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当我们出去游行时，两旁的民众会顶着烈日给我们鼓掌助威，自发地递来凉开水、汽水或酸梅汤。他们今天面对这支红眼怒吼的游行队伍，则免不了又怒目而视或戳戳点点。这一来，更加激怒了这些狂呼"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准军队。只见两部武斗装甲车调头一转，向人行道开来，站立的人群吓得的四下逃避，我们校园围墙顿时坍塌一大片。我们看了，敢怒而不敢言。"百万雄师"自5五月份成立以来一直采用暴力行动"闹革命"，人们普遍称之为"百匪"。

　　在学校围墙也被冲垮后，我感到那个装衣物的木箱放在梁老师家也不安全，决定把它转到在华中工学院读书的好友冯家彬姐姐家里去。我只知道他姐姐家住武昌解放路，离我校不远，但具体地址不祥。为此，我得先到华工找冯家彬。

　　那时，市内公交车大多无法正常运行。我好不容易借了辆自行车，在上午骑到离湖大有二、三十里路远的新华工。华中工学院远离市区，学校规模大，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多一些。当我找到冯家彬时，他们宿舍的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显得十分关切。我在那里吃过午饭，顾不上休息，就和冯家彬往回赶。

　　我上午骑车到华工，已累得气喘吁吁。回来时，想和冯家彬换着骑，以便坐在车后休息休息，谁知身高有1.76米的他竟然不会骑自行车！我当时已有1.70米了，体重最多有百把斤，瘦不拉几的，只好咬着牙载他走。刚开始，他还说，我还从来没有韵过这个味哩！显得很享受。时间长了，我说，你倒舒服，累死我了！谁知他说，你还说哩，坐在后面车子一腾一腾的，也难受啊！原来水泥路每一段衔接处，确实有一道埂，难怪他会叫苦不迭！好在那时我才20岁，吃得了苦。尽管六月酷热流火，路面不平，回来上坡路多，我们俩赶到我校时，都浑身汗透，因为一路顺利，心里还是挺高兴。晚饭在学校食堂吃的。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天0.45元，一天三顿发早中晚三张餐票，中晚餐米饭4两，荤菜素莱各一勺，若吃面条，一大碗，浇一大勺子鸡蛋汤或肉丝汤。我给他打了一份面条，他笑着说，这在我们学校只有病号才吃得上，还要班上先报上去哩！当晚，我与他把箱子从梁老师家提出来，直接送到了他姐姐家中。

　　不知是不是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的急电起了作用，"百万雄师"的武力围攻、武装示威、武装挑衅行为终于消停了几天。武汉各大学不屈不挠的造反派为了显示并未被"百万雄师"征服和消灭掉，并没有屈服于"带枪的人"的淫威，于7月15日组织了一次大游行。我自然也是"新湖大"游行队伍的一员，跟着游行队伍从武昌一路步行到汉口。在我们队伍之后，当游行接近尾声时，后面的队伍却遭到驻守在武汉电车公司内的"百万雄师"的袭击，造成五人死亡。我们后来听说这一消息，不禁又气又怕！受此惊吓，又有一批同学逃离学校。

　　4.4、我逃离虎口到华中师院

　　过了两日，陆续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中央来人了，谢富治来了，王力来了，甚至周总理、毛主席也来了！有的甚至绘声绘色地说也有中央领导到过我们学校和华工、水院，如何表态等等。因为我一贯有"天塌坍下来有长子顶着"的依赖思想，晚上基本上呆在寝室内，因此对中央领导人到过我校的"喜讯"将信将疑。

　　历史真相是，周总理确实为毛主席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于7月14日打前站到了武汉，来前已电召正在重庆处理四川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力金一行火速赶到武汉，协助和保卫毛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杨成武乘火车由北京到武汉，住在专门接待他的武昌东湖宾馆。周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周总理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7月18日，毛泽东召见陈再道，向他亲口宣布四条指示：（一）立即释放工人总部被关的朱鸿霞、胡厚明等全部群众组织头头，恢复组织；（二）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四）做好"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群众工作，防止发生报复现象。中央领导人要求武汉军区逐级传达，做好干部思想工作，慢慢转弯子。不料想军区一下子把所谓这四点条指示捅到下层，引起下面激愤。在这期间，谢富治、王力为了解情况，的确在晚上到两三个造反派势力强的单位看过大字报，对发现他们身份的群众讲过话，但并没有透露四点指示的具体内容。然而，被四点指示彻底激怒的"百万雄师"、"公检法"群众组织中的骨干和某部队的一部分份战士于7月20日凌晨拿着大刀、长矛涌进东湖宾馆，直接威胁到毛主席安全。毛安全转移后直接去了上海，部分来者把王力抓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批斗。在这之后，驻汉空军奉命好不容易才把王力解救出来。

　　从7月20日上午开始，"百万雄师"进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支持军人抓中央代表王力。他们除了高呼以往的老口号外，宣传车高音喇叭还加了一条："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对"百万雄师"组织的武装游行，我已是司空见惯，并不惊慌，只是从他们新加的口号中和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中，知道中央确实派人到了武汉，武汉问题解决有望了，因而对"百万雄师"连续几天的大示威游行不以为意。

　　直到21日上午，我一个人端坐在宿舍内，突然从走廊那头传来急促的跑步声，有人大声呼叫："快跑哇，'百匪'冲进来了！"这时我好像才发现我们班四个男生宿舍寂寂无声，不由得脊梁骨生出一阵阵寒意，连毛巾也没顾得上拿，起身"砰"地一声关上寝室门，飞速从三楼往下跑！跑出宿舍楼，只见有寥寥几人也在往外跑。我们宿舍楼在校大门西侧，我没敢往大门口方向跑，而是箭一般地垂直穿过一块篮球场一座教学楼又一块篮球场又一排平房，来到靠红旗大道旁边的围墙下，找到一堆红瓦，踩上去爬上墙头。抬头往东方看去，只见一伙"百匪"手持长矛正往校园里面冲，我蹲在墙头不敢往下跳，墙外的群众着急地喊道"快跳！快跳！"对着我站在前面的两个人把手伸出来，我往下一跳他俩刚好接着，我方始站稳。我怔怔地站在他们一起，好一会才定下神来，竟连感激他们的鼓励和帮助都忘了。如果我那天在寝室没有听到那一声呼叫，如果我行动只迟缓一分钟，以后会遇到什么事就难说了！

　　这时，一辆接一辆满载军人和狂徒的卡车从大道上由西往东驶过，他们在车上声嘶力竭气焰嚣张地呼喊着"镇压！""踏平！""粉碎！""斗王力！"一类口号。如果中央真有那"四点指示"的话，说他们是顽固对抗、垂死挣扎、孤注一掷、猖狂暴乱，一点也不为过！对他们疯狂的暴行我无心观看，怀着有家难归有校难投的悲痛，沮丧地往老同学最多距离也最近的华中师范学院走去。

　　华师王兴和、雷泽荣、张崇诰一班老同学收留了我。他们听了我校沦陷和我逃出来的经过后，既十分震惊又为我庆幸。在狮子山上，他们每天陪着我，给我宽心，又急着打探外面的消息。头两天，收音机里传出湖北电台、武汉电台播送的武汉人民如何按照党中央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武汉各界知名人士及各大厂矿都参加军区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大游行的盛况。从这些消息中判断示威游行还在继续。到236日，这些报道没有了，早上华师到中南路口打探消息的人员回来说今天没有游行了，街上显得很平静，不一会听到中央台消息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这时，我们都十分激动。我当即想返回学校，他们硬是留我吃了中饭才让我走。

　　5.5、暴乱平息之后

　　回到学校，刚刚开张的校广播台正在播报中央对武汉问题的表态，呼喊庆祝胜利的口号，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才踏实了，那股高兴劲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路上遇到同学和老师，无论认识和不认识，都要兴奋地交谈几句。因为现在出现在校园内的，肯定是坚定的造反派！我们能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刻，亲自迎来胜利的黎明，首批回到失陷的校园，怎能不万分高兴万分自豪呢？

　　我进入宿舍楼，只见走廊上一片狼藉，书本、纸张、毛笔到处可见。我走到三楼我的寝室门口，只见室门大开。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寝室的，临逃时分明把寝室门关好了的，现在又第一个进屋，显见他们进来过。果不其然，有两个离校早一些的同学留下的箱子被打开，衣物乱七八糟。看看另外三间宿舍，大致一样。我帮着关好房门，退回自己的寝室，稍微把房间收拾了一下。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习惯地拿起饭盒向外走去。走到路上，才想起今晚食堂是否能开伙。走到食堂门口，听到里面笑语喧哗，心想有戏。进去一看，只见食堂师傅们个个笑逐颜开，热饭热菜香气四溢，先到的同学正高兴地围着打饭菜哩！大家仿佛都有劫后余生的感受，同学们和工人师傅们互致问候，诉说那几天的经历和今天的喜悦。看到食堂师傅们又高兴又忙得满头大汗，我一下子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要把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当学子们一个个还惊魂魄未定之时，食堂师傅们却像慈母一样为照料我们先忙开了，不是"母校"是什么？

　　随后的几天，遭受劫难的校园渐渐红火起来。同学们陆续返校，校园内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热烈庆贺胜利的大红标语比比皆是，随后又出现了"政变"那几天的动态报道，外单位人员和市民又涌进一度陷落的"解放区"。我们兴奋地阅读飞机撒下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阅读武汉军区发表的检讨支左工作犯了"方向错误"的《公开信》，收听中央台广播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一系列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武汉广大革命群众致敬的社论及北京以盛大场面迎接谢富治、王力同志凯旋归来的消息。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人"等，这些话语，简直是字字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了！

　　为热烈庆祝谢富治、王力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为庆祝武汉革命造反派历经半年奋斗取得的文化大革命辉煌战果，7月29日，武汉三镇50万军民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当我们在"新湖大"校旗引导下，在"新湖大"毛泽东思想宣传车的欢呼声中战歌声中游过武汉三镇，沿途群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不少人自发地高呼"向新湖大战士致敬！"的口号！看到人民群众对我们这样热情和尊敬，心中别提多自豪多幸福了！

　　没料到乐极生悲。8月1日，为感激党中央和毛主席解救了武汉革命造反派，也为弥补未能准时纪念毛主席7·.16横渡长江一周年的遗憾，武汉各界造反派联合举行了横渡长江活动。由于才胜利几天，各单位头头似乎乐观过度，协调很不充分，以至指挥失控。在入水口边，前挤后涌，第一批人刚入水，第二批马上下水，将先下水者压得不能浮起，造成惨案，死亡一百多人。我校参加"八一渡江"的何一华同学也在那次活动中殒命了，被校临委会追认为烈士。他的女朋友是法律系同学，姓丁，长得很漂亮，也是首批造反派。何同学牺牲后，临委会照顾她专程到何的老家海南岛去看望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万分悲恸！据说因感于丁同学千里送骨灰千里认亲的情谊，他的父母把烈士抚恤费全部赠给了丁同学。就因有此一行，有些饶舌的同学不知是出于同情或是戏谑，在背后把她称做"丁寡妇"。 我有时想，不知那个"革命烈士证书"对何父何母有没有一点实际价值？

　　我是旱鸭子，又不喜欢凑热闹，故未去渡江，也未去观看。一时间各种分析议论迭起。有人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一定是顽固不化的"百万雄师"分子故意破坏的。我听后颇不以为然，在造反派取胜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谁敢冒此风险去"破坏"？在水中又如何"破坏"？对这一重大惨案，当时已被造反派掌权的省、市新闻媒体均未报道。看来，"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了中国媒体的通病，无论谁"掌权"！

　　这场预想不到的悲剧过后，本以为武汉局势可以从此安定，孰料紧接着又发生了兄弟阋墙之变！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224/241617.html

tuffy05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四）

　十一、令人扼腕的武汉“钢派”“新派”内讧

　　1.1、武汉钢、新两派的派性之争

　　8月4日，受老家专程赴汉的几个造反派之请求，我们又有十几个同学回家乡串联。这次回家，家乡的造反派实际上在中央关于武汉问题表态后，早已像“烙烧饼”一样翻过来了，不再存在需要我们帮忙“平反”的问题。在“二月镇反”后，家乡也出现了造反派受压受整的问题。此时有人追究整人者的责任，在所难免，但也有许多随大流投机行事的人浑水摸鱼，对以往与己有矛盾的干部群众乱整胡斗。像我二姐夫，区区一个邮电局的股长，腰被单位“造反派”打伤；，我哥哥，区区一个镇政府普通干部，竟被当着“走资派黑爪牙”押解游街，气得我母亲“击盆骂街”。这使我感到，已被文革搅乱了的社会秩序、破坏了的人际关系不是一时可以修复的。再加上上面传来了“武装左派”“防止'红武兵'持枪报复”的小道消息，本地少数造反派也有胡乱抢枪的行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一行感到久留无益，遂匆匆打道回校。

　　此时的武汉，已陷入了“万马战犹酣”的可悲状态！

　　在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的同时，已撤销陈再道、钟汉华担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指派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提拔驻汉空军负责人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在有了新的领导之后，已扬眉吐气的武汉造反派本应在军区党委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稳定社会秩序，使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但却有少数利益熏心之人，再次重弹“以我为核心”的论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在“七.二〇O事件”中，中央为“武汉工人总部”等被解散的组织平了反，但恢复组织后的“工总”更名为“钢工总”，原“九.一三兵团”更名为“钢九.一三”。它们与“钢二司”一起并称为“三钢”(时称“钢派”)，无缘无故地把其他工人、学生和各机关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再次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扬言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央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中，只有他们才够资格当“核心”、夺大权！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不可能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能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只仅仅是选几个“代表”而已。“三钢”的少数头头如此鼓噪，无非是自抬身价，以加大在新生的权力机构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他们的谬论竟对下面的成员也颇具蛊惑力。一时间，讽刺谩骂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为“右倾”“托派”“老机”的大字报大标语刷满武汉三镇！

　　对这种言行，被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群众组织当然不服气。于是，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总司”、“省直红司”为骨干的对立面群起应战。因有“三新”在内，这部分组织时称“新派”。

　　照说，这种无聊的争论，对我这个连班一级的“头目”都不是的群众队员来说，毫无妨害和损失，但我却难以隔岸观火，置之度外。因为我虽然年初没有参加过《二八声明》的大辩论，但我坚决反对那种极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派。我曾满腔热情地参加过“新湖大”为“二司”雪中送炭的“三.二八大游行”，更曾累月为“工人总部”的翻案进行过艰苦斗争，因此，对“钢派”主要头头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十分不满！

　　一天，“钢派”一下属单位在我校大门口张贴了一张《“三钢”是武汉当然的核心》的巨幅宣传画，背景是乌云密布、冷风怒号的天空，正中三位分别戴着“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袖章的汉子顶天立地，对着前方怒目而视！过了两天，我校美工队创作了一幅题为《“三新”永远是江城人民的小学生》的巨幅宣传画，张贴于前画毗邻处，与之针锋相对！这幅画的画面是，两位男学生一位女学生分别戴着“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袖章，朝气蓬勃地站在灿烂的阳光下，向意境中的全市人民群众手挥鲜花和“语录本”热情致意。两幅画背景冷暖不同，主人公表情迥异，体现的境界大不相同，使我立马来了灵感，写了一篇《看画有感》的大字报。我同室的杨奉祥同学抄写后，我特意请会写美术字的马铜铃同学写标题，标题设计中把“画”字上部用红色、下部用黑色、其余三个字用蓝色写出，落款为红色“《新湖大”同心干战斗队“新、新、新评论员”》。“新、新、新”三个字又分别使用两种毛体，中间的一个“新”采用“新湖大”校旗中“新”字的毛体，前后两个“新”用毛的另一种字体(“新华工”的“新”字体)，以此寓意文章观点能代表“三新”。文章的主题自然是讽刺前画褒奖后画。因为“钢九.一三”的基层组织和成员对“以我为核心”的观点鼓吹得不像另外“两钢”那么厉害，文中我特意指出前面那幅画不见得能完全代表“九.一三”广大战士的看法，注意了“区别对待”。大字报写好后，贴于校门口朝街一面的围墙。由于文章标题与落款都很新颖，加之分析较为客观，不少“新派”队员在上面用钢笔留言支持，也有一个“钢九.一三”的队员题写“向新湖大战友学习致敬”！看到这个留言，我特别高兴！这是我在文革中写的第三张大字报。

　　2.2、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利亚领导人访问我校

　　“钢”“新”之争似乎成了那一时期的焦点。10十月中旬，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利亚的领导人谢胡一行在周总理陪同下到武汉访问，说是参观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街上顿时出现了大量“钢派”们写的“热烈欢迎钢阿尔巴利亚战友！”之类的大标语，似乎阿尔巴利亚也成了“钢派”一员。有次我们在湖北剧场看一场阿尔巴利亚的什么影片，当银幕上显示该片由“新阿尔巴利亚电影制片厂”出品时，观众中发出一阵叫好声。这些叫好的观众显然属于“新派”。

　　在这种气氛下，周总理陪同阿国领导人要到我校参观访问，全校师生员工无不兴高采烈。头一天就在南院足球场布置好了主席台。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发现在我校东南部借住了几栋楼房的武汉外语专科学校的“钢二司”，在人行道上扯起了两条“热烈欢迎钢阿尔巴利亚战友参观访问武汉亚非拉外语大学！”的横幅(“亚非拉外语大学”是“外专”在文革中自我加冕的)，校“临委会”速即在前院篮球场重新布置欢迎会场，以免外语专科学校的“钢二司”沾光！10月19日下午，贵宾们光临我校。中方陪同访问的领导有周总理，还有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但在他们从校一号楼出来时，我没见到周总理，事后才得知周总理下午还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出席了群众欢迎大会后才抓紧时间赶到我校。我挤上去与中方领头的刘宁一同志握手。刘宁一戴着眼镜睛，皮肤白皙，人清瘦，笑吟吟的。当我用双手握住他的右手时，感觉他的手掌手背像缎子被面一样光滑，手也很瘦，使我不忍心用劲去握。阿方贵宾个头高大，肤色白中透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种人。他们在刘宁一等人陪同下看了一部分大字报，然后来到接见全校师生员工的会场。在这时，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这一天许多外面的群众也闻讯赶来，盛况空前。校“临委会”负责人龙铭鑫致欢迎词后，请周总理讲话。可能周总理刚刚在汉口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声音有些嘶哑，只简单地讲了几句，大意是希望搞好大联合，尽快复课闹革命。然后他提议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开始由我校宣传队男高音、财六五一的沈仁葆同学指挥，刚唱了几句，周总理亲自打拍子指挥，又重复唱了两遍，宾主方才尽兴。整个会场接见活动，没超过半小时。

　　从那之后，我注意到报纸上再没有出现过刘宁一同志的任何报道。又过了若干年，阿尔巴利亚二号人物谢胡被该国党中央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以“反党集团头子”罪干掉，怎么也没想到他在我校学习的“反帝反修”的“经验”竟然被别人反弹琵琶，用到了他的身上！

　　3.3、我的第四张大字报

　　8月上旬，我校亲密战友“新华工”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消息传来，”新湖大“上下一片着急，因为我校在文革中事事不落人后啊，怎么校革命委员会这么难产呢？原来是经济系梅子惠、贾培培两位”老造反派“挑头成立了一个取名”红八月“的跨系垮班的组织，其成员不足80人，他们持”钢派“观点，从而影响了全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他们这种做法无论放在全国大气候下和我校具体环境下看，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谁知没过几天，校”临委会“二把手谢邦柱同学发表了一篇大字报。其引言是：“你要怕狼吗？你就别到森林去”！正文大意是说我校钢派在对时局的看法上不少观点是对的，我校“钢”“新”双方应重新“联合”。这纸声明无视武汉革命造反派分裂的历史原因，更无视我校造反派一直团结战斗的事实，貌似公允公正，实则纵容了我校极少数人闹分裂的行为。这张有可能造成我校再次陷入派性混战的大字报，引起了我强烈的反感。因为我一心盼望的，就是安定后复课，主张他们放弃争权夺利的私心，主动“归队”，促成校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尽管谢邦柱同学与我同系，他还是造反初期“八.三一革命队”的老领导，对我一直也很不错，我还是忍不住评论欲望，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达六千6000多字的大字报：《驳谢邦柱》！落款署名“会六五一'同心干战斗队'评论员”。

　　这篇大字报由杨奉祥和另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原保守派同学李祥瑞花了两整天合作抄写，我仍然请马铜铃同学写标题与落款。标题设计是，蓝色排笔字单独写个“驳”字，在下面用黑色排笔写上“谢邦柱”三个字，最后用红色排笔字写出署名，既显得严肃大气，又体现了爱憎分明。仅凭一张大白纸只写个标题、落款就足够醒人眼目，再加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全校二把手，因而引起了全校轰动！有一天，带我写作指导课的彭澄老师遇到我问，“那张大字报是你写的吧？”？因大字报落款注明了“会六五一”，故彭老师有此一问。我回答了个“是”。彭老师接着说：“我估计就是你写的，除了你，别个同学还真写不出来！”听了这句话，我的心情如同彭老师在课堂上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一样，又高兴又有点羞涩。还有一次，我的好友会六五三班的宋秉生同学揽着我的肩膀说：“那篇大字报好有趣呀，不是驳人家的哪些观点，而是叫驳谢邦柱！”！听他当面夸赞，我没好意思告诉他那正是我的“大作”。那篇大字报的题目，其实是学习《人民日报》前几年的一篇《驳邦迪》的评论员文章而来(邦迪是一位英国外交官员)。谢邦柱同学一定看到了这篇大字报，也可能猜测得出是我写的。因为我在“八.三一革命队”写出署名“劲松”的《致马兴林同学一封公开信》大字报后，他不仅高兴，而且还取笑我：“你长这瘦，还想当劲松！”！对这篇大字报，他没有回应，颇有大哥风度！

　　这是我文革中写的第四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

　　在反复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由于该组织人数太少不足以左右大局，“新湖大革命委员会”于11月3日还是成立了。成立之时，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出席，《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均在头版报道，全国各大群众组织发来贺电。这些贺电我校都用红纸抄写出来贴在大字报棚。当时全国造反派内讧的现象多已存在。我发现在张贴出来的贺电中，既有“四川八二六8.26”和 “重庆反到底”的，也有 “红卫兵成都部队”与“重大八一五8.15”的。在“红成”“八一五8.15”贺电文后，有人留言讽刺“新湖大”竟与这类机会主义者为伍！

　　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计统系龙铭鑫同学担任主任，我系谢邦柱同学、张维荣老师、原校党委书记赵抱一等任副主任，彭勋和各系革委会主任都是常委，据说还给钢派“红八月”留了一个常委和委员的名额，只待他们回心转意后来上任。这样的处理，照说既紧跟了形势又还算合理。

　　现在再来评论当年的“钢”“新”之争，真是回味无穷！“钢派”的主要头头重蹈覆辙挑起事端，固然不对；“新派”那么认真地反对“以我为核心”，想在即将建立的省市权力机构中与对方平分秋色，岂不也太天真？上面一句“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就把所有的造反派忙得屁颠屁颠的，帮着毛泽东起哄，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岂不既愚昧又可悲？连刘、邓、陶、彭、罗、陆、杨、贺龙、谭震林、王任重、张体学那些长期跟他并肩战斗的战友或枪林弹雨中追随的老部下，他认为你“修”就“修”了，说你“走资”就“走资”了，你们这些“奉旨造反”不到一年的底层群体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去“夺权”，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再说，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没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度量标准？这个虚拟的标准掌握在谁手里？我当时怀着造反派顺利大联合建立革委会后就能“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伸申张“新派”观点，看似心无邪念，其实也“二”。因为这种有革命群众组织参加的“三结合”班子，本身就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种“逗你玩”的手段，我却偏偏“捡根棒槌当根针”，不亦是太傻太天真了吗？放眼全国各地数百万个大小单位，有哪一个当年进入“三结合”班子的造反派在以后能够幸存下来？

　　可叹武汉的“钢派”“新派”的众多头头们，在这种派别斗争中互不服气、互不相让、互相攻击的结果，给了手握实权的军人和“革命领导干部”更多的把柄和借口，日后成为把他们更快地一锅烩的理由。

　　就我所知，武汉地区两大造反派的鹬蚌相争，以“文斗”为主，没有造成丧人性命的武斗。须知，在当时不仅造反派有内讧，还有不少单位造反派持有从保守派手中在收缴原保守派手中的在收缴原保守派手中的收缴回来的枪支。就是在内外矛盾交集的情况下，也未出现前期武斗频频、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局面。

　　我校“临委会”尽管持“新”派立场，但保持了应有的克制，既没有煽动群众狂热地投入内战，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抢枪活动。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彭勋讲话说：“对于街头上出现的'油炸彭油嘴''杀鸡(机会主义)煨汤'之类的标语，同志们不要当回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更不要针锋相对地去刷'杀猪宰羊'的标语回敬。”。“猪”者，影映射“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羊”者，与“钢二司”司令杨道远的杨姓谐音也。

　　十二、幻想，在“斗、批、改”中破灭

　　1.1、在“二批”中我的灵魂震撼

　　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标榜文革的程序是“一斗、二批、三改革”。武汉地区在“一斗”中斗倒了王任重、陈再道这些“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虽然“钢派”“新派”仍在一争高下，毕竟没有像四川特别是重庆的 “八o一五”派和“反到底”派那样打得炮火连天破坏了秩序安定，因而各单位还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形式上进入了“二批”程序。

　　在武汉“七.二〇O事件”后享受中央大员和首都百万民众隆重欢迎、“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到毛主席身边”不几天，却被毛主席送进了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据说，王力写的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毛在上面气愤地批了“还我长城”四个字，大骂是“大毒草”！另一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当即陪斩，戚本禹倒台也是早晚的事。一时社会上流传着“王八七”的称呼。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既瞠目结舌又暗中好笑。“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发明的么？《五.一六通知》中“一大批混进党里、内政府里、内军队里和各个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何如何等，不是我们人人都会背诵的“最高指示”吗？是军队里有“一大批”的提法严重，还是有“一小撮”的提法严重？彭德怀、罗瑞卿、贺龙哪个不是“长城”？他们一个个被“揪出来”与王力有什么相干？被拆毁的“长城”王力有责任去“还”吗？想是这样想，但“鹦鹉前头不敢言”，只能闷在心里。

　　“王关戚”中的戚在以后新闻报道中列念完一长串首长名单之后，被记者意味深长地单独加了一句“还有戚本禹同志”。据说，毛泽东还想“观察”一下。没过多久，戚本禹也在毛泽东“观察”的目光下，押进了秦城监狱。

　　但在8月份，戚本禹还能命悬一线。他于4月份首次在《人民日报》公开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仍然是我们“二批”阶段的重要学习资料。这时对刘少奇的批判，除了毛在《炮打司令部》中点出的资反路线、右倾、形左实右外，又加上了“卖国主义”、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等等。一直作为共产党员必读教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被诬蔑为“《黑修养”》，从中归纳出“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剥削有功论”“读书做官论”、“群众落后论”等“黑六论”，要求革命人民“批深、批透，坚决肃清流毒”！总之，怎么能丑化他，就怎么丑化他，怎么能搞臭他，就怎么搞臭他。堂堂大国之国家主席，也被改名叫“刘少狗”了！古往今来独夫们整治政敌手法之下作，莫此为甚！

　　8月份，《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中共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又把早年牺牲的中共书记瞿秋白拎出来，与刘少奇结合一起批判。批判文章说刘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彭德怀庐山《万言书》一唱一和合，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在抗日时搞“百团大战”是“背着毛主席”，消耗了我军实力；瞿翟秋白是“叛徒”，刘少奇在安源出卖工人利益，后来一贯包庇叛徒瞿秋白。为了形成革命大批判高潮，我们系成立了好几个专门写作班子，我们班由已担任班领导小组成员的许科甲同学和我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系革委会要求我们限时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批判文章。为此，还给了两份“绝密”材料叫我们参考，一再嘱咐这两份材料要严格保密，不得外传。

　　这两份“绝密”材料，一份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个人的一封不足5000字的信，一份是瞿秋白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前者被当局耸人听闻地说成是“反党万言书”，后者被诬陷为“叛徒自白书”。不看这两份内部“绝密”文件便罢，一看使我的革命观和文革观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1959年，面对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瞎指挥造成国民经济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党的最高会议上，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彭老总怀着急欲纠正错误政策的责任感，向党的最高领袖写了这封信。信中一方面按照党八股写法先肯定了前段工作“成绩”，说在全民炼钢铁中，虽有物力、财力和人力浪费，“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也是有失有得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1.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2.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最后建议“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就因这封信，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头子被罢官，1965年被毛泽东当着发动文革的由头，文革中又被毛、江抛出来交给毫不知情的“革命小将”批斗折磨拷打，中央高层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加以保护。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我因亲自见证了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的实惠，对姚文元攀扯刘彭而不忿，看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后，我更了解了历史的真相，更对毛泽东抓住文中“有失有得”这个枝节问题大做构陷文章的卑鄙做法不耻！读了“万言书”，使我懂得了什么叫颠倒黑白强词夺理！什么叫一言堂个人专断！

　　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给我带来的则是心灵震撼！

　　此文“代序”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仅此一句开头语，就扣人心弦，一下子使我产生了高度共鸣！

　　瞿秋白的“话”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没有一句出卖组织和同志，但从原来只想当一名“教师”，却因“历史的误会”，、“ 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的人生回顾，使我感到他有悔不当初、误入歧途之憾；从“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到“ 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等句，我认为他感到在这个“组织”中是怎样失去自我，缺乏信任和安全；从“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到“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等句，我看到了他坚决不作烈士状的诚实，对“革命”奉行的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和对“什么什么主义”的嘲讽！

　　这是一份多么凝重的人生总结啊！这是一篇多么坦诚的心灵独白啊！常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盲从盲信的年轻人，瞿秋白临终时的肺腑之言多么富有鉴戒意义啊！当我一个人暗暗地读着这篇“要求保密”的文字时，我觉得像我这种和瞿秋白一样“软心肠”的人，无论如何难以适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路线斗争，也从事不了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阶级斗争。细读全文，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此刻在我心目中辉煌不再，革命造反派的光荣称号，也不是一顶什么金色的王冠。我仿佛醍醐灌顶，感到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了！

　　思考的结果自然是，对这个写一篇有分量大批判文章的任务，坚决拒绝！我没有胆量公开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但绝不能向伤痕累累奄奄待毙的刘少奇、彭德怀身上再撒一把盐！许科甲同学没有怎么看这两份材料，他本来也不感兴趣，加上系革委会也不过是做做样子，此事也就算了。文章虽然没写，但我从内心里感谢信任我的系领导，因为他们使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小块被严密封锁的历史真相，看到了被谎言层层包裹的真理。也许，正是从那时起，革命、造反这些观念，从我脑海中慢慢淡出。

　　2.2、“个人迷信”在盛行泛滥

　　在“天天读”“学习讨论”的单调枯燥的节奏中，进入1968年。那时，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赶快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待局面安定后，能再扎扎实实地读一年半书。不然，四年大学时光就算白白耽误了！

　　在我们的企盼中，元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那时成立各级省、地、县革命委员会，都要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都要以“成立和庆祝大会”的名义发一封给“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致敬电”》。“《致敬电”》的格式一般都先“深情缅怀”毛泽东在这个省、市光辉的革命活动和无限关怀，再极力“赞颂”毛泽东怎样带领这个地方的革命人民开展文化大革命夺了“走资派”的权，最后向伟大领袖献上“忠心”，表示要怎么怎么的拥戴、紧跟、夺取新胜利等等。其言语之肉麻兼空泛、阿谀且虚假，非亲眼阅读者难以领会。为了使后人了解毛泽东是怎样慑服人心，一步一步走上没有皇帝称号的皇位的，笔者不嫌麻烦，在这里抄录“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给毛伟人“《致敬电”》的最后一小段以饗读者：

　　“敬爱的毛主席呵！龟蛇山上的青松当笔，写不尽我们内心的激动，长江的流水当墨，写不完我们无限的幸福。您老人家最最关心我们武汉三镇的人民。我们---江城的儿女也是最最热爱您---我们最最伟大的英明舵手。现在，金太阳在我们头顶高照，《东方红》的歌声在三镇上空激荡，我们千万颗赤红赤红的心向着天安门，再一次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敬祝您---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文辞如何？马屁拍得的响不响？比当今周小平王兆山花千芳那类语无伦次谎话连连的小文人的水平要高多了吧？

　　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了，湖北省革委会的成立当然也指日可待了。对于省和直辖市革委会的成立，方方面面肯定更重视些。《人民日报》除了发消息外，还要刊登”《致敬电“》，更要发表一篇代表中央表态的”社论“，以证明这个新生的权力机构是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可的，授权的，是合法的。这些”社论“的标题既要体现地方特色，又要振奋人心，对喜欢文字的我来说，相当富有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如《辽阔中原奏凯歌》《华北山河一片红》《春风已到玉门关》《井冈岗山红旗飘万代》《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等等，一看就知道是为哪个省专门炮制的。我们基层”革命小将“对即将诞生的省政权，操不了大心，帮不上大忙，唯一的任务是用到处刷标语的实际行动为它的出生营造良好的革命气氛。那时刷标语的方式有所改革，可能因”促生产“促得的不太好，纸张有点供应不上，我们发明了直接用墨汁在墙上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的方式。有一次，我和杨奉祥一组，我提墨汁桶，他用大毛笔在红旗大道刷标语。在常规的”欢迎“”迎接“”庆祝“之外，我还揣摩《人民日报》将为湖北省革委会成立发表个什么标题的社论，就新编了一条”武汉三镇红烂漫，长江万里起宏图！“的标语。没想到，在2月上旬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题目正是《长江万里起宏图》！为此，我还暗暗得意了两天。

　　3.3、”红色政权“建立后我校的维权游行请愿

　　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用毛泽东的话说，该从”天下大乱“进入”天下大治“了。其实不然，恰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亲自目睹了一件小事和经历了一件事关全校的大事！

　　有一晚下半夜，我和我班三、四个同学在校园搞安全巡逻，在校办公楼右面土路的旁边，发现一个人蜷卷缩在地上。听交班的说，他是小偷，挨了打。我们有个同学用脚踢踢他的腿，他没什么反应。当时天气寒冷，我们也没有管他。后来打听到他死了，是打死的还是受伤后冻死的？无从判断。学校第二天到当地派出所报告了，问怎么处理。警察回答，没人来找，你们就出点钱火化算了。那年头，死个普通人像死只小鸡那样，真不被人当回事。

　　一件大事是这样的：春节期间，我校把毛泽东以前所有未再出版的旧文章、旧诗词收集到一起，印了一本《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红皮厚书，全校师生员工人手一本，引起社会各界企羡。在那个对毛泽东个人迷信极盛的年代，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毗邻我校的华师一附中几个中学生晚上到我校图书馆去偷这本书，恰被我校武装巡逻的工人民兵发现，喊叫他们站住，他们不理，一工人开枪误中一个学生腿部动脉，抢救不及，这名学生不幸死了。这的确是一件难以料到的伤心事，我校革委会也专门与学校和死者家庭沟勾通，但愤怒的中学生不理不饶。无论白天晚上，这所中学的学生公然纠集一帮一伙的到我校打砸抢。他们不仅抢了图书馆，砸了学生食堂的大锅，还手持木棒到各学生宿舍搜索”杀人凶手“，对堵在寝室内的同学像对待俘虏一样进行审讯和殴打。可怜全校白面书生，不知是不敢拦阻呢还是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有几天竟全校集体避难于校对面蛇山，在小饭馆里买饭吃。在这闹腾的十多天里，学校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要求协助处理误伤打死人及制止中学生胡来的问题，但一直无人过问。迫于无奈，在3月5日这一天(又是学雷锋日)，校革委会组织全校同学喊着”人民军队应该保护人民！“”保障大学生人身安全！“”省市革委会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等口号，列队徒步游行到设在汉口的武汉省军区警备司令部进行请愿和静坐！请愿多日后事态方才平息。

　　这种在旧社会也没有听说过的荒唐事，却发生在新生的”红色政权 “成立之后，真是亘古未闻！一些未经历过文革的人，总爱大赞文革如何如何好，羡慕”造反派“如何神气。”新湖大“该是全国著名的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吧，有几人知道全校师生在省、市、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也过了这样一段提心吊胆屈辱的日子？

　　5.4、”杨、余、傅“事件后的普遍心态

　　1968年5月初，我校师生奉省革委会之命到襄阳地区宜城、光化两个县”支援春耕生产“。一个月后，被匆匆召回，说是要投入反击为去年的”二月逆流“翻案的斗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回来后，听了一个林彪在一次高级军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大致明白中央又出现了严重的敌情，端出了”杨、余、傅反党集团“。录音中乱哄哄的，最后是毛泽东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表示对”杨余傅事件“处理决定的支持。当毛泽东出场时，下面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万岁“声、，”拥护“声。

　　后来学校又宣读了一份中央文件，才明白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同空军政委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司令员吴法宪；杨成武同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控制公安部。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高层领导人在毛泽东那里接连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文件还讲了杨成武的另外两大问题，一是他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叫写作班子写了篇”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的文章，他以个人名义发表不说，还亲自打电话到《人民日报》想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结果发表在第二版，他十分不满；二是有野心，想当总参参谋长。对杨成武的这两条罪状，毛泽东发话，”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还有，”他是想去掉那个'代'字哩！他是有野心哩！“除了这些具体的罪状外，另有”他们一伙烂透了，坏透了“等等笼统的指责。

　　听了这个传达，我估计全校老师同学连惊讶的心情都没有了。什么你勾结我、我排挤你的，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们理不顺，记不清，从何处下手”反击“？”四个大树“叫嚷两年多了，现在才听出来有问题？什么”坏透了，烂透了“，从彭罗陆杨、刘邓陶王、王关戚到杨余傅，对哪一个下台时不是这样说的？揪出来的”烂透了“，没有揪出来的那些人，难道个个都白玉无瑕？

　　在从大礼堂听完文字传达回到寝室的路上，我与知己欧本刚同学悄悄议论起来。我说：“没想到越揪坏人越多，看来还难搞啊！”欧本刚说：“你咬我，我咬你呗，与我们有啥关系？”

　　十三、从“工宣队”进校到“造反派”整体覆灭

　　1.1、“工人军人宣传队”来了

　　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既没有给我们带来“复课”的局面，也没有使我们看见文革可能结束的希望，日子在无聊、企盼、颓唐的心情中一天天渡过。年青人天生就有渴求知识的本能，于是，学理工科的男生忙着买零件装收音机，学文科的男生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抄唐诗宋词练毛笔字，讲求实际的女同学则学习编织毛衣或缝纫。另一个普遍现象是，已进入婚恋期的男女学生中有不少人谈起了恋爱。我们班也不例外，本班男女同学中出现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四对恋人，其他同学也多有在外面谈的。

　　这一年，根据毛泽东5月7日作出的机关、学校、军队、工厂各界人等都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全国各地办起了“五七农场”、“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文化艺术单位、高等学校需要“改造”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送去“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去了。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文章劈头就说：“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毛泽东发表的什么“最新指示”呢？姚文元介绍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人阶级”凭什么要“永远领导学校”呢？姚文元论证道：“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

　　这篇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后盾的强词夺理的文章一出笼，无疑对以大学生为骨干的文革造反派敲响了丧钟，也使非造反派师生发出了当“臭老九”的哀鸣！

　　过了两日，在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数千名军人、工人组成的大队人马以制止武斗为名，突然包围和开进了清华大学，引起不知情的学生们的抵抗。当天深夜，毛泽东召见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及王大宾、谭源兰、韩爱晶等“五大学生领袖”训话。他像算命先生一样警告这批“爱将”说：“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此刻尚蒙在鼓里的蒯大富委屈地向毛泽东哭诉，要求揪出闯进清华园打伤无数学生的幕后黑手，一向温暖又慈祥的最高统帅当即脸色一翻，气壮如牛地说：“我就是黑手！”

　　在这只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的“黑手”指挥下，全国各地大学无不驻进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所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本身就是一个骗人的名称。像进入我们学校的“工宣队”，“队长”是一个把“趾高气扬”读成“扯高气扬”，把“胜不骄，败不馁”念成“胜不骄，败不妥”的约40多岁的半文盲，在工厂里可能当过车间主任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或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联合会”的头目，对我们训话时神气十足口水直喷，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仇恨之情溢于言表。真正在幕后主事的是穿着军装的师团级政工干部，他们一般很少抛头露面。各班有一位对学生直接施行“再教育”的工人，军人一般坐在办公室，运筹帷幄控制策划。这支队伍来学校也不是搞“宣传”的，而是搞军管的！“工宣队”打着工人的旗号，实乃盗名欺世而已！像毛泽东这样高明的权谋大师，可能一万年也难找出一个！林副统帅却只把他吹捧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天才”，真是太低估他了！

　　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工宣队”来我校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垄断舆论。《新湖大》报》被停刊了，“《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更改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广播台”》这样一个既不伦不类又名实不副的名称，原来的播音员全部弃用，换上了运动初期在“六.二〇O事件”中在主席台上领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口号的一男一女任主播。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什么“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十六条规定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什么“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统统都是他妈的骗人的鬼话！在和平年代毛泽东对中国高等院校公然实行变相军事管制，比“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反动”！它不仅是无知对有知的强暴，是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欺凌，还是强权对文明的践踏！它不仅摧毁了学术的尊严，也扭曲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伟大领袖此举不啻是在世人面前，自己对自己连扇了几个大耳光！

　　2.2、“工宣队”宣传的“毛泽东思想”

　　这支军民混编的队伍既然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来改造这所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大学，头等大事就是大搞个人迷信，用种种方式训导接受过传统正规教育的老师们和“受”十七年教育黑线毒害“的青年学生们，对伟大领袖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瞬时之间，大礼堂各个进岀口贴上了毛泽东各种姿势的画像，画像正下端剪一个大大的红色”忠“字，围绕画像两边贴满黄纸绿纸做的葵花。各学生宿舍也无不按此形式布置。与此同时，全校开始搞起了”早请示“、 “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做“语录操”活动。

　　“早请示” “晚汇报” 起源于驻北京某厂军宣队介绍的治厂经验，受到了领袖的“批示”肯定，遂在全国推广。我们学校是这样落实的：早饭时各班排队上食堂，在食堂门口，在驻班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齐刷刷地把随身携带的“语录本” 举过头顶，先敬祝“四个伟大” 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高喊“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工宣队员根据形势需要，指定几段语录大家齐声朗读，然后解散、吃饭。“晚汇报” 是睡觉前男、女生各自在自己寝室进行。我们班四个寝室的男生集合在“头” 所在的寝室，“头” 带着大家例行一套早上的举动，然后解散。开始我们搞时还十分慎重，时间一长，也就松懈了，甚至变味了。有一次，李祥瑞同学因上厕所迟到了，“头” 正儿八经地叫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李祥瑞规规矩矩地正对着毛画像作低头认罪状时，“头” 竟和几个同学一拥而上，要解他的裤子叫他“脱裤子割尾巴” 。“忠字舞”是以李劫夫创作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为伴奏曲，编排出舞蹈动作，要求师生员工都要跳。我们年轻人学得快一点，年龄大的老师教授可就惨了。有一次我和李玉华远远观看他们手忙脚乱、狼狈不堪练习舞蹈的样子，忍不住说了句“群魔乱舞”，李玉华作势要去“举报”我。“语录操”是把毛的若干条语录比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依照神似或形似，编成一套八节的广播体操每天做。由于当时强调“忠不忠，看行动”，对这一套宗教仪式，我们可是当做“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

　　毛泽东的生活规律是白天一大半时间睡觉娱乐，当别人休息时他要“夜理万机”了。为适应他的习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高级领导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来调整生理机能，以保证他随叫随到。在工宣队进校后，学习和贯彻毛领袖指示放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为表现出“贯彻毛主席指示不过夜，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走样”的虔诚，每当毛泽东有三言两语出来，校广播台总会当着天大喜讯播报，什么“红色电报传喜讯，北京城里传佳音”啊，大吹一番。接着，通知我们整队上街欢呼游行。其时，街上空荡荡的，居民早就安寝，我们敲锣打鼓呼口号的吵闹声除了打扰他们的休息，哪有一点意义？开头同学们还能忍受，以后再集合，各寝室干脆把灯一熄，把门紧闭，任凭工宣队员怎样在外面敲门催叫，也无人搭理。第二天，《湖北日报》必然要为他兴之所至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一篇“社论 “进行舆论导向。社论开头常常引用的一句唐诗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然后就是”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照亮了航程“”指明了方向“”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的老八股。一个七十多岁神志昏聩的老人，竟把八亿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像三岁小儿一般玩弄得颠三倒四阴阳不分，可谓是世界一绝！

　　“工人军人宣传队”进校后，校宣传队的节目也完全成了颂扬毛领袖的专场。像“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战士爱读老三篇”“金色的芒果闪金光”“解放军送来了红宝书”等等，纷纷出台。有一次，有一支部队宣传队到我校演出，竟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排成大型歌舞，令人叹为观止！

　　3.3、我校两派的“自我批评大会”

　　这样闹腾了一阵之后，工宣队自认为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校普及了，就叫我校“钢”“新”两派的头头在全校大会上各自做“自我批评”，从“思想上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时，工宣队早就实际上掌权，校革委会已经名存实亡，本来人数就少的“钢派”也没再活动，再开这个“自我批评会”纯粹是多此一举。但军令下达了，两派头头还非照办不可。

　　头一天晚上，“红八月”的二把手贾培培同学代表“钢派”发言。自从毛伟人发明了“自我批评”这个词汇后，人人心里都清楚他本人并不信那个东西，也不搞那个东西，下面的人搞“自我批评”，纯粹是出于无奈或走个过场。贾培培自然也懂得其中奥妙。他“自我批评”了一些什么我忘记了，印象深刻的是，他大谈他们反对校革委会对“大好形势”的诬蔑，指责校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不信任不拥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反军乱军”。针对“红八月”与被武汉军区打成“反动流派”的“北斗星学会”的暧昧关系，贾培培辩解道：“我们与他们(指华工学生鲁礼安、冯天艾)不熟悉，也没有支持他们，我只在上厕所时碰见过鲁礼安一回”。贾培培讲了两个多小时，散会时，主持人宣布，明天晚上彭勋代表“新派”做“自我批评”。一听彭勋明晚发言，同学们顿时来劲了，我班朱芝华同学(她被选为系革委会委员)一再嘱咐我，叫我明天早早地去占位置，以便清楚地观看彭勋的“表演”！

　　第二天晚饭后，我立即来到大礼堂，谁知前面正中早已坐满了人，我只好占了稍微偏一点的靠前边的一排坐位 。当朱芝华、项德芬、陈君艺及朱的男友马铜铃同学来后，朱芝华直埋怨我位置占偏了。那一天到会的人特别多，还有不少外单位的听众，气氛相当热烈。人们好像不是来看谁作检讨，而是来观赏一部“毒草”电影片。

　　会议未正式开始就有故事。台上正中发言席的两边各有一长排会议桌和座位，我系革委会主任叶天放同学先坐在右边，其他新派头头坐在左边。当“红八月”的两个头头来后往右边一坐，叶天放见左边虽然已经坐满了人，还是端起茶杯气鼓鼓地站起来。当他往对面走去时，全场顿时爆发出了热烈掌声，对他“汉贼不两立”的精神予以赞赏！右边空荡荡的两个人与左边挤了十多个人相比，就像一架倾斜的天平。

　　彭勋走上正中发言席后，神态自若地环视了一下全场，待会场寂静后宣读：“我发言的题目是，我的自我批评---兼评贾培培昨晚的发言”。彭勋发言的题目就够水平！你们不是叫开展“自我批评”吗？可以，但我不能给“新派”抹黑，我做的只是“我的自我批评”！另外还公开挑明，我不仅仅只做“自我批评”，还要公开回击对方的不实之词，评一评“贾培培昨晚的发言”！

　　彭勋做了哪些“自我批评”我忘了，只记得他在“兼评”时，用不少事实证明校革委会领导人从来没有否定过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直拥护和支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正确领导。他抓住贾培培说过的“我只在上厕所时碰见过鲁礼安一回”这句话，既尖刻又幽默地说：“华中工学院校园比我们宽，办公室比我们大，他们为什么不在华工办公，要挤到我校三号楼？是谁把他们勾引进来的？”他说到这里，扭过头去，双眼逼视着“红八月”的两个头头。略做停顿后，又转过身来接着说：“你们不仅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连拉屎都在一起！”这句精彩的反驳辞配合层次分明的形体动作，引起了全场热烈掌声和哄堂大笑！只急得那个“工宣队”队长走到前台，气急败坏地弹压说：“他是在做检讨，你们鼓什么掌？笑什么笑？” 这个“二”货，真还以为彭勋是在“做检讨”哩！

　　绝没有想到，彭勋老师的这次发言，竟是他以正面形象与我们进行的告别演出！

　　现在再回头评论贾、彭二人的舌战，令人感慨万端！文化大革命闹了两年，工厂停产，学生停课，社会失序，道德日下，死伤无算，民生维唯艰。像我们伙食，原来一份荤菜若不是肉类就发两个茶叶蛋，现在只能发一个；，1968年半年的布票每人只发2.7尺，远比以前的9尺少；，平时糕点就买不到，只有在过年时才发 “票”供应买到半斤京麻果和杂麻糖，形势好在哪里？贾培培引用毛泽东“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的妄谈来攻击对方抹黑“大好形势”，怎么能得人心？莫说彭勋等人没敢“诬蔑”，就是“诬蔑”了，又错在哪里？再说“新派”不支持不拥护刘丰“，刘丰当武汉军区政委后，对”钢“”新“两派的确有”一碗水没端平“的言行，新派提点意见发点牢骚也属正常，这能扣个”反军乱军“的帽子吗？这位刘丰政委不也在三年之后就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死党“了吗？从另一方面看，彭勋借”北斗星学会“说事也没有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北斗星学会“是二十20多名大学生在1967年11月成立的一个组织，华工学生鲁礼安任会长。该会又自兼”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办了一份《扬子江评论》的刊物，发表了一些与主流舆论不合拍的独立见解(”北、决、扬“之称由此而来)。在舆论被钳制、言论不自由的状态下，”北斗星学会“很快被武汉军区宣布为地下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其成员大多被抓。直到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才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不存在﹐ “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 “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予于起诉﹐先后释放。可见，彭勋当时说“红八月”与“北斗星学会”如何如何，也是人云亦云。

　　可叹在面临“狡兔”既死“走狗”必亡、“飞鸟”已尽“良弓”应藏的严酷压顶而来之际，武汉“钢”“新”两派的领导人浑然不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危局，不仅缺乏同舟共济、抱团取暖的见识，反而徒做意气之争，为专制者所乘。此中教训，足为后来者戒！

　　4.4、我参加的“清理阶级队伍”

　　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等一系列宏大理论指导下，参照毛泽东说北大“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精神，驻我校工人军人宣传队又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活动。

　　在大学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独立王国”的判断下，这次“清队”把凡是在1949年前就有职业的党内外教工、干部都作为怀疑对象，由军人严密地统一指挥，全校组织若干个大型班子集中逐一排队，搞内查外调专案。每个专班有军人亲自掌控，要求抽调人员必须政治上可靠，办事能力强，互相不得交流专案对象情况，对外绝对保密等等，搞得神神秘秘，像做地下工作似的。

　　我是我班唯一抽调到全校清查专班的人员。我所在的这个专班大约有四十40多人组成，究竟搞了多少人的专案一般成员不知道。我和经济系的年青教师徐某某一组，分给我们4名专案对象，到黄石，、江西资溪，、湖南长沙、岳阳，、湖北咸宁转了一大圈，调查了五、六个人。我记得在岳阳城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一名四十40多岁的家庭妇女，询问她与我校某人有什么作风问题。那个女的家庭条件极差，她面有菜色，一直低着头，没回答我们。我与徐老师的分工是，他问我记，我兼管伙食住宿交通开支。在这一个多月的外调期间，我们顺带上了庐山，看了已被关闭的“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大楼、到过长沙橘子洲、韶山、岳阳楼等地，算是搞了一次公款旅游。在著名的庐山和岳阳楼，都冷清清的，那个“仙人洞”比与我家乡的岩洞大不了多少，几栋老式楼房也引不起我多大兴趣，只是感到在这里彭德怀被整得冤枉。在江西境内到招待所食堂买饭时，买卖双方必须要用“毛语录”应答才能买到饭菜，搞得像我党地下工作者接头似的。从长沙到韶山新开通的专列是“1次”车，票价1.20元，一路上，年已30岁的女列车员带头大跳“忠字舞”，车厢里十分热闹。在参观毛泽东故居时，见他家有十多间大瓦房，他们兄弟每人有一间寝室，都架有蚊帐，外面一大片池塘，心想，这比我们老家的地主还阔气，不知他家划的啥成分？

　　重点对象由校级专班审查，一般历史问题由系里的班子审查。有一次，我在系门口看见彭澄老师往外走，正欲像往常一样打招呼，谁知他头一低与我擦肩而过。原来，他刚接受系专案班子盘问出来。这种草木皆兵处处有敌人的“清队”，不仅使教师员工极度恐怖，也伤害了青年学生的感情，在批判了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后，全社会又泛滥开了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次，我与女朋友赵菊荷谈心时，她对我说，看来在旧社会干啥都不好，还是当个农民最安全。我心里想，是的，人人都不能为自己谋生，全天下人只配为他一人活着！

　　外调回来后，听到一个噩耗，我校唯一的最高行政领导林山副校长卧轨自杀了！那个个头不高、戴着眼镜睛、见了学生总是笑眯眯咪咪的学者型领导，为什么要自杀？那个无论是保守派当权还是造反派上台时都没有几张大字报的老革命，有什么理由活不下去？驻校“工人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此竟无一字解释，还试图捂得严严的，师生之间根本不敢公开议论！据暗中流传的消息说，专案组根据他档案中找出的疑点，逼他承认在早年搞工人运动时，当过叛徒！听了这般议论，加之我参与搞“内查外调”的经验，我认为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可惜，去年别个单位一面不识的领导自杀了，我还有勇气写出一篇《江锋死于十字路口》的大字报，今年我们自己学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被逼自杀了，我和全校师生只能噤若寒蝉！从这个角度说，我校造反派已经整体“死”了！

　　就在我校造反派整体“死”去的同时，那道“红色电波”传来了一个善良的人们可能预料又不愿面对的“喜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思绪万端！啊，刘少奇，文革初为赞同你的“三自一包”，我反感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因在北京见到你，我喜滋滋地写信告诉家人；为被你的“资反路线”打成的右派师生鸣不平，我当上了“文革造反派”。如今，你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除党籍，我被“工人、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阉割了造反精神；你随时面临死亡威胁，我整日活得颓废苦闷；你曾经是国家主席，我始终是小老百姓。我是该爱你，恨你，还是该同情你？

　　多年后得知，对刘少奇作出那个决定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本不够法定人数，有资格与会的人员不足三分之一，另加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的74人，才拼拼凑凑开了那个会来为毛泽东几年前“我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的独裁背书。在表决对刘少奇的处理决定时，只有陈少敏一个女同志未举手。满堂大员，真是“竟无一人是男儿”！

　　十四、 “一打三反”：“文革造反派”的葬礼和我那被毁灭的初恋

　　1.〔1〕、暴风雨前

　　1968年，六三级大学生延迟一年后于当年7月分配了，六四级大学生延迟近半年后于年底也分配了，只剩下我们六五级的学生还留在学校。革命、造反、钢派、新派这些内容早已如潮汐退去，我们的心情像空旷的校园，显得荒凉而又落拓。校广播台按照官方的主旋律，每天重复播放着一首《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新歌，营造天下早已归心、只待新皇登基的喜庆，但同学们已经从两年多的文革实践中体会到，那些“伟大胜利”“辉煌战果”实在不值得我们期待。在与党的“八大”时隔13年之后，1969年4月份召开了中共“九大”，除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外，没有更多新东西。我们“满怀的激情”就是伸着指头数日子，盼望能准时毕业分配。

　　在政坛打斗已经远离我们的无聊日子里，私人生活领域不乏一些新故事。我们班的肖玉与曹瑛是来自同一座城市的俊男靓女，相恋已久。肖玉原是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在造反派兴起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没造反，当了保守派，以后有点消沉。这时，我班头批上京串联又头批参加“八.三一革命队”的向东向曹瑛发起了爱情攻势，向东是早年高中毕业从社会上考进大学的，生活经验相当丰富，此事一时议论纷纷。曹瑛与我一个组，我自然十分熟悉她也十分关心她的感情纠葛。有一天，我到女友赵菊荷寝室闲坐，她的室友朱芝华、项德芬、陈君艺正热议此事，她们都倾向于“肖曹恋”而不耻于向东“挖墙角”的小人行径。我的观点也相当鲜明，肖玉虽当过保守派，但对造反派同学没做过伤害，我班两派同学的私人关系一直还不错。在去年春天我们去宜城支农回来途经肖玉家时，城镇人口物质供应那样紧张，肖玉的姐姐还亲自接包括我和向东在内的十多个同学到她家吃过饭，向东现在怎么能干这种不友不义的事呢？文革站队与个人感情生活应是两档子事，赵菊荷也算保守派，我们相处得不是很好么？

　　正当大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时，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朱芝华兴奋地报告了一个好消息：“没事了，曹瑛这次回家，是肖玉送她上火车的。”我傻乎乎地问道：“这能说明他俩定了吗？”陈君艺很精明地分析道：“那当然了！依曹瑛的性格，她若没拿定主意，能让肖玉送吗？”我一细想，觉得还有些道理。此后，果然风平浪静，肖玉的执着与舆论的压力迫使向东知难而退。(注：此时向东已复用文革前的原名，为维护其在他后辈面前的“尊严”，仍用他文革初期改的名字。同时，为了不打扰老同学们平静的晚年生活，亦有部分同学的名字做了技术处理，不周之处，望可能阅读此文的老同学见谅)。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天，我又到她们寝室去玩，发现空气相当沉闷。细问之下方知，陈君艺闻听她在华中师范学院的男朋友王泰明因嫌她家成分不好，要同她分手。陈君艺眼睛红红的，三位同室女友也干着急。陈君艺与赵菊荷是老乡，虽然家庭成分不好，按党的政策，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呀！况且，陈君艺平时很注意要求进步，与我们班另外两个家庭出身差的男生相比，对政治学习和运动积极多了，男方凭什么背信弃义看不起人？见陈君艺难受的样子，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默默无语，这更激起我相助一把的同情心。那时我还不认识王泰明，到华师找他劝解显然不可行，于是我就说，我帮你写一封信，向他讨个说法！陈君艺露出感动的模样，其他三人也一致赞同，因为实在是别无良策了。第二天，我以她的名义写了一封不卑不亢的情书，叫陈君艺抄一遍给王泰明寄去。不久，他俩终于重归于好！以后每有王泰明写给她的信和情诗，陈君艺也主动地拿出来让我欣赏。

　　在漫长的夏季，呆在学校也无事可做，我和赵菊荷打点行装，南下柳州到我姐姐家、北去枣阳到她乡下姨妈家舅舅家(她父母已故)各玩了一次。那时物质条件差，双方亲戚家可都是热情款待。在枣阳玩时，她姨妈羞我不该跟她一样叫赵菊荷的乳名，我俩和她舅舅的两个女儿一起坐在场院的凉席上辨认哪是北斗星、牛郎星、织女星，和舅舅一起赶集割肉，和舅母一起包韭菜鸡蛋饺子；在柳州有次我们夜逛鱼峰山公园回来时迷路了，我姐姐姐夫着急万分等等，都使我们玩得相当开心。在柳州时，我写了一首七律一首七绝以志纪念：

　　柳州

　　久闻柳州好风景，

　　今日畅游吾逢辰。

　　鱼峰秀丽连天外，

　　柳水蜿蜒拍山行。

　　大桥飞架业绩壮，

　　高楼耸立市容新。

　　喇叭讴歌东方红，

　　山城齐颂造福人！

　　晨观峨山

　　平地拔起直入天，

　　峥嵘巍峨势不凡。

　　旭日跃海红一抹，

　　石奇峰秀分外妍。

　　柳州文革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过造反派“四.二二”。后来毛又要保韦国清过关，保守组织“联指”在省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的支持下，用武力对造反派组织“四.二二”进行过多次围剿和屠杀，我们看到的是“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惨景。(据１９９２年北京权威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披露，广西文革中被“无辜滥杀了８万多人”)但我只能歌舞升平、涂抹形势大好。赵菊荷看了后，用手指点着我的头，亲昵地说：“你呀，真会瞎编！”

　　现在人们嘲笑周小平、花千芳是“五毛”或“自干五”，其实，我那时还不如周小平。周小平的颂歌写在网上，可图名可图利，自己还有办过黄色网站的积蓄吃。而我呢，只是为练笔自我欣赏或作个“到此一游”的留念，没人赏“五毛”，自己也无“干粮”可带，还颂歌声声，所为何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只能这样写，否则，“罪恶”更大！

　　在9九月份，已从广州军区调往格尔木某基地的大姐夫途经武汉，专门到我校看望我，我和赵菊荷、有时还叫上陈君艺陪他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在我和赵菊荷送他上火车的候车室里，已是副团级干部的大姐夫哥问我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在那种动乱的日子里，谁会想这回事？我回答没写也没必要写。姐夫哥开导我，你傻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是党员，组织上怎么信任你重用你？我回答，反正我们毕业后工资是一般高，一年后都按时转正，重用不重用有啥关系？大姐夫说，你真幼稚！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党的知识启蒙教育。

　　正当我们一心一意等候毕业分配之际，中国政坛又掀起狂风恶浪！

　　9月底，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问题的“九二七指示”》。该“指示”说，“北斗星学会”、“决派”是“地下组织”，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必须坚决取缔。”“《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北、决、扬”及与之有联系的人员马上又要面临一场无妄之灾！

　　这年冬天，在全国人民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囚禁于河南开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折磨死去，死时没有亲人陪伴，骨瘦如柴，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完全变形，其身份是“无业”，名字已被改为“刘卫黄”。

　　也就在这年冬天，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及“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言外之意文科大学不必再办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我校遵从省革委会的安排，迁到荆门县境内，原校舍很快被省市三,、四个单位瓜分。因为在乡下找不到够住的房子，学校一分为二，相距三十30多里，我们财会系与计统系作为分部搬迁到漳河水库边的一个废弃的林场。

　　所谓“林场”，只是“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几栋徒有四壁的旧平房，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没有床，连厕所也没有。我们去后，现割茅草铺在地上当床。全系二百200名学生加老师、工宣队员就住在一长栋平房内，除工宣队要“办公”住得的宽松一些外，学生宿舍不足十10平米像排竹子似的住十个人，挤得的连睡觉翻身都困难。去后我们现挖坑围上芦席当男女厕所，在水库边垒石头架上锅烧开水喝或烧热水洗脸洗澡，烧水的燃料是我们自己从山上砍回来的枯树枝，标明我们毕竟从“类人猿”进化到了会用火的“文明人”。每顿饭不仅没有肉，连青菜也不多。这样的“大学”莫说比不上抗战危机时的西南联大，就是连“万恶的旧社会”的乡村私塾小学都比不上！乡村私塾小学尚有老师，还会教学生读书识字。而我们这所所谓的“大学”，没有老师，没有书本，只有监管我们的工人军人，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改造思想”，就是“炼红心”！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初，把中国大学糟践到如此地步，不知是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丰功伟绩”！

　　社会是混乱的，生活是昏暗的，心情是沮丧的，但我们的口号必须是革命的，态度必须是乐观的，对工宣队必须是拥护的。在我们班办的庆祝元旦的墙报上，我发表了记述学校从武汉迁到漳河的组诗《旅途的欢歌》，三首诗的题目分别是《告别武汉》、《船泊岳阳》、《车过荆沙》；在欢度春节的墙报上，发表了组诗《漳河生活散曲》，两首诗的题目是《砍柴》、《烧水》。后人如果从研究我这个当事人亲自书写的这些“现实主义”诗歌中，一定会得出亲身经历者也不容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当时的大学教育就是好、当时的人民就是幸福这些结论。诸君若不相信，请看我笔下的漳河生活：

　　〔一〕砍柴

　　腰间系着一根草索，

　　手中握着一把砍刀。

　　朝着深山密林我们进军，

　　嗬，无际的群山到处是宝！

　　不怕乱石把鞋底戳穿，

　　不怕树枝把衣服划破。

　　喝令荆棘闪开一条大路，

　　我们砍了一捆捆柴禾！

　　到哪儿去寻找劳动的幸福？

　　到哪儿去承受战斗的欢乐？

　　“向光辉榜样金训华学习！”

　　深山密林中响起豪迈的口号。

　　干啊，活着就要拼命干啊，

　　砍啊，众志摧得万山倒！

　　假若敌人敢来窜犯我亲爱的祖国，

　　咱也就这样狠狠地给它一刀！

　　〔二〕烧水

　　依山傍水燃起一堆烈火，

　　在上面安放一口大锅。

　　汲来清清的漳河水呀，

　　我们用它来洗脸和解渴。

　　火焰熊熊烧掉思想上的污垢，

　　开水滚滚恰似心海的波涛。

　　啊，新的课堂、新的老师，

　　啊，火热的年华、火热的生活！

　　红色的火焰在不断地跳动，

　　多使人想起长征路上的篝冓火。

　　突然，我觉得烈火不是在烧水，

　　而是在锻造红心颗颗！

　　在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各班都开了个营造喜庆气氛的文艺晚会。之前，我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宣传一位农村生产队队长王国福事迹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写了一首250行的朗诵诗《王国福赞》。在我们班的春节晚会上，由我和郭贵秀同学担任男领女领，欧本刚、李祥瑞、饶丽英、曹瑛等人参加，进行了诗朗诵表演。诗的第一段是：“女领：迎着雨啊迎着风，一株青松郁葱葱！男领：迎着风啊迎着雨，一面大旗火样红！众合：王国福！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无产阶级的新英雄！”表演时，个个情绪饱满，精神抖擞，诗作不咋的，还富有感染力，同学们反响不错，住我班的工宣队员老王很满意。对我班首次自创自演的成功，女友赵菊荷也很高兴。她在事后与我谈心中，羞涩地告诉我一个秘密：有一次她与财六五的女同学朱颖在一起悄悄评论全系的多对恋人时，朱颖说她与我是“最好的一对”。

　　2.〔2〕、平地恶浪

　　谁知平静而祥和的春节刚过，一场对知识分子和文革造反派的大围剿不期而至！

　　一天，从学校总部来了一个工人一个军人，在两系师生大会上宣读了几份中央文件，要求我们紧急行动起来，开展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来人还做了严肃的动员，对如何开展这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作了部布署。为了防止各班原领导小组有坏人(暗指造反派头头)操纵运动，会上宣布校革委会掌权时成立的原领导小组一律解散，各班在工宣队主持下重新无记名公选领导这场运动的小组。

　　我班在重新选举这个“领导小组”时，许科甲、我、刘春生三人的选票进入前三，成立“三人领导组”。除许科甲同学是原班上“革命小组”成员外，我和刘春生同学都是第一次担任班上的“头”。对当“头”我没有多大兴趣，但得票第二证明了我的群众关系还不错，班上同学不管原来是保是造，总体上对我比较信任。

　　对这场来势汹汹的“一打三反”运动，尽管上头说的敌情很严重，是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经济犯罪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班原来属于新派的大多数同学与“《北、决、扬”》扯不上关系，少数保守派同学与“《北、决、扬”》更没有关系，到哪里去找与苏修美帝勾结、遥相呼应并乘机蠢动的“反革命分子”？ 至于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罪行，同学们大都穷得的梆梆响，班上一分钱的公款也没有，没有一个人能与外界接触，谈何“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但四十40出头的老王认为我们的认识太单纯，跟不上形势，亲自组织全班同学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要求革命群众大胆揭发反革命分子言行和经济犯罪行为。

　　中国的事情真奇怪，不几天，住在另一房间的以原一组为班底的同学果然发动起来了，揭发出了一个“经济犯罪分子”田光荣！田光荣同学是班上原团支部宣传委员，是我们一同头批赴京串联的老造反派，家中经济条件差，是不折不扣的“贫下中农子女”。究竟是谁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他的，始终是个谜迷。待我知道这件事时，那个房间已闹开了，还对他面对面地进行了质问。这事过了一天，老王召集“三人组”开会。他先喜滋滋孜孜地说，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很好很好，后又严肃强调，田光荣不认罪，领导小组要站在运动前头，引导运动深入发展，必须全班集中开会，进一步揭发斗争！

　　在老王的引导和压力下，全班接连开了三次会。第一次会公布田光荣的罪行好像是，他们一组的废报纸他悄悄地收集一起卖了，谁谁的饭票被他偷了，他还捡了些啥便宜等等。对这些指控，田光荣一一否认。于是，除了他们同一房间的人当面质问他那几件经济案件外，不少人教训他要端正对运动的态度，对党和人民坦白交待！这种“打态度”的发言，虽然措辞严厉，但仅仅是虚张声势地表明个在“紧跟”的态度，杀伤力并不大，被批斗者一般也能够理解发言人的苦衷。唯有原二小组牛庆元同学，撕破了脸面，用蹩脚的普通话像乡下训斥“五类分子”一样，高声警告田光荣必须低头认罪，除了承认已被检举出来的问题外，还要老实交待暂时没有被检举出来、革命群众已经掌握的其他经济问题！其讲话口气之硬、火力之猛，出乎人们意外。

　　第二次全班逼供大会进行到一半时，田光荣终于“认罪”了。全班同学似乎打了个胜仗，终于松了一口气。最后老王作了小结，肯定了我班运动取得的成绩，并告诫大家不要陶醉，还要深挖，使运动向纵深发展。

　　孰料没过两天，田光荣对其罪行又否认了！于是，召开了第三次全班大会。这次会议气氛十分义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众口一词地反击田光荣“搞翻案”！“大反扑”！“垂死挣扎”！“死心塌蹋地对抗运动”！好像不把他打成一个犯罪分子，就白白耗费了大家多日来的心血和关怀似的，牛庆元、章尔连及个别女生更是义愤填膺！我心中虽然对田光荣满怀同情，但由于“历史的误会”，已经被选为“领导成员”，也只能像瞿秋白那样“勉强做着政治工作”，发言要求田光荣把问题讲清楚，不要无视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单单一口否认。其实，我这个发言既是违心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这几件事情，对田光荣来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他怎么讲得“清楚”？可惜在国家机器操纵的这部绞肉机中，一旦有痞子、投机分子带了头，其他人还必须卷进去帮忙，无论是杀别人或是保自己，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中国人啊，在以“革命”的名义开展的政治运动高压下，什么样的丑态做不出来？有些人说文革时期社会风气好，道德水平高，不知他愿不愿意生活在这种公权力教唆的人整人、人斗人、根本不讲法律不讲常识不讲道德不讲良心的环境中？

　　在运动要向纵深发展的严峻形势下，我班从“七二〇O事件”后一直在武汉市中学中学红代会办小报的万学华同学被弄到校总部隔离审查去了，系工宣队宣布樊令文同学参与了社会上的抢枪活动，也需要重点审查，全班为此还开了一次审讯会。

　　一天，老王又召集“三人组”开会。他说除了审查樊令文外，据有人反映，还有几个人也有问题。他一口气点了三个人名，一个是吕佰鉴，一贯占公家便宜，还吹捧过宣扬封资修的反动小说《红楼梦》；一个是牛庆元，有人反映其手脚跟田光荣一样不干净，与田光荣性质相同；再一个是马铜铃，喜欢抄写反动诗词。他说，你们不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说这个话时，他那一双倒三角眼闪射着毫不遮掩的逼问光芒，我心中不由打了个寒颤！

　　吕佰鉴是非团员，自上大学后一直与我同组同室，在入学初评助学金时故意摆穷，在指标有限的情况下，硬要吃头等助学金，令我这个主持评助学金的团小组长十分为难。虽然以后不得不迁就他了，因还有条件更差的同学被挤下来了，全组同学都对其不齿耻，再加上他有个尿床的毛病，对他的普遍评价是自私又无赖。他对《红楼梦》的人物也的确发表过若干看法，如薛宝钗比林黛玉好等等。但要说他是“反革命分子”或经济犯罪分子，我认为真还够不着。

　　马铜铃是原一组团小组长，文革后搬入我们寝室，早期造反时一度退出过“八.三一革命队”，我俩在长期工作中生活中相处得都很好，他的女友朱芝华与我的女友赵菊荷关系也很好。再者，全班大多数同学都抄录过唐诗宋词，那又算得了啥事？我心想，老王搞马铜铃的目的，无非是想牵出当过系革委会委员的朱芝华。

　　至于牛庆元，我们是来自一个县的高中同学，他对人对事是喜欢上纲上线毫不留情，在高中阶段他就曾检举某同学说了一句“从山上下来的土匪”是“诬蔑山区的贫下中农”，在教政治经济学的肖老师组织“如何看待大跃进运动”时发言认为“那时人欢马叫形势好得很”，一贯左得的厉害，学习成绩一般，群众基础也差。若是为卖几张废报纸就整他，我也抹不开情面。

　　会后，我与许科甲、刘春生交换了看法(刘春生与牛庆元同组)，他俩与我的看法大致相似。组长许科甲说，有人要贴大字报我们不阻拦，要叫我们组织人写，我们怎么组织？

　　这样拖了几天，老王突然向全班宣布，为了彻底查清樊令文的问题，由我带队把樊令文弄到离林场有一里多远的农户隔离审查，审查期间，都不许回来，由黄福才同学送饭去吃，为不削弱领导力量，牛庆元进入班上运动领导小组。当时，把重点对象弄到农户办专班审查是常规措施，于是，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与樊令文四人卷起铺盖到农家办专班去了。

　　在那户农家，我们四人在堂屋打地铺睡，上午审问樊令文，下午睡午觉后我们三人可就近活动，樊令文做自我检查，反省问题。樊令文入学后就与我同组同室，贫农成分，也是团员，我们同赴北京串联、共同造反，与我关系相当好。因身体结实，“七.二〇O事件”前被系里派去守卫过学校设在六渡桥民众乐园的宣传站。“七.二〇O事件”后同学们陆续返校，那段时间社会上发生过抢枪活动，我们学校整体并未参与，樊令文个人是否参与其中，我实在搞不清。樊令文说没有，我比较相信。但身为专班负责人，我还不能公然用感情代替政策，因此在共同审问时，我依然一本正经。有一次，他私下问我：“你给我说个实话，我究竟有多大问题？”看到樊令文痛苦的表情，我实话实说：“其实，我们来时，工宣队老王没有向我提供你的任何问题线索，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反正你有什么问题你说，没有的事莫瞎编。”我这样说，实际上等于暗示上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判他“犯罪”。之后，樊令文心中有数了，我们这个班子就干耗着。

　　给我们送饭的黄福才同学来自鄂西大山区，非团员，身高约有1.66米，五官端正，爱打篮球，一手字写得的好，文章也不错，家里虽然穷，但自尊心很强。在入学初全市举行的万米长跑比赛中，他获第51名，只比能获奖的前50名差一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名落孙山”了。批判“资反”路线时，他所在的三组因团干多，大多数是“保守派”，他也没例外。后来形势一变，他痛苦得“神经”了几天，所以同学们有时开玩笑称其为“黄疯”，以后一直当“逍遥派”。因敬重其才华和骨气，我提前就为他写过一首诗《山鹰之歌》，打算在毕业分别之际赠给他。他风雨无阻地一日给我们送三餐饭，来后我们总是有说有笑，告诉我班上的新闻轶事。大约二十20天后，他来后话少多了，有一次还突然冒出一句“嘤鹦其鸣矣，求其友声。”。黄福才的反常表现不由令我生疑。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有一天，传来了班上贴出揭发我“反动言行”的大字报、也传来了我的女友赵菊荷很痛苦的消息！

　　这些消息使我倍感震惊，也十分气愤！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老王指派我来负责办樊令文专班的险恶用心。一是像老毛指派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打倒“彭罗陆扬”那样，叫我忙于“螳螂扑蝉”；二是以充实领导小组力量为借口，让牛庆先这种“打手”好去带头整人；三是支使我走开后，他再搞“黄雀其后”。在五七57年反右时，有人因上一趟厕所，留下的人就能为完成任务把他商定为“右派”，何况我离开这么长时间，急于邀功的老王和整他人以自保的“同学”就不会在背后下黑手呢？想透了这一点，我立刻联想到鲁迅的一句名言：“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此时，我已经感到“一打三反”运动是冲着造反派来的，我反思自己的造反旅程，一是出于同情被工作组迫害同学的正义感，二没贴过出格的大字报，三没有打过人整过人，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对我的“反动言行”也不很担心，因为我自信我没有“反动言行”！只是感到人格受到侮辱，老王实在卑鄙，猜测哪几个人会揭发我的什么“罪行”。最为担心的是，女友赵菊荷在这想象不到的打击下该多么难过！

　　在愁闷的日子里，我不由得唱起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一段唱腔：“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不由我心潮起落似长江……”，来抒发五味纷杂的情感，分析“对岸”响起的“数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想到女友赵菊荷遽然面对压力只能独自承受时，又转唱《洪湖赤卫队》韩英在狱中的唱段：从“秋风阵阵吹进窗”起句，到“望断云海思念长……但念同志如今你们怎么样……”直至结尾“莫难过，莫悲伤，赤卫队员百炼成钢百炼成钢，我们是燎原的烈火，要把那强盗和豺狼，都烧光！都烧光！都烧光！”整段整段地反复唱。反正这里人烟稀少，忧伤委婉的曲调既不足以引起“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枪声”、“强盗”、“豺狼”也不怕被人分析为“影映射谁谁”、“打着红旗反红旗”。有时，我放开嗓子高亢激昂作野狼嗥叫，有时，我低头吟唱如受伤的鸟儿悲鸣。

　　3.〔3〕、黑云压顶

　　放在农户的专班无法再办下去了，4月20号左右，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回来后我发现，我堆在床铺头上的书籍、日记本明显被人翻动过，整个校园笼罩着一派肃杀之气。原先无话不谈的同学似乎只是勉强打个招呼，原本亲密无间的同学似乎在有意回避，我们班相邻的一间女宿舍及三间男宿舍失去了欢声笑语。全系住的这栋平房除了工宣队员所在的那间屋子时而传出一阵阵男女笑声外，其他房间只有在开饭时才会发出饭盆与匙子的敲击声(整栋房子各间小屋只有半截隔墙，没有楼板，不隔音)。当然，本班及外班好友仍有十多个同学还像过去一样与我交往，但从他们不时流露出来的同情目光中，我感到一丝丝暖意也感到一阵阵悲哀。啊，世态炎凉，这就是世态炎凉！

　　回来后听说，那个头批与我们一起赴京串联的“特务”章尔连抽到校总部专案组去了，我的那个老乡牛庆元也抽调到系里办案专班去了，现在只兼管班上运动。原“三人组”的组长许科甲同学一次在走路时突然晕倒，以后不再管事了。刘春生本来就嘻嘻喜喜哈哈的，又不是团员，基本赋闲了。文革前担任我班辅导员的教工易经序在消失近三年后，重新回来协助老王工作，原班团支部书记梅大姐从三组调到我们这个组，负责政治学习和讨论。李玉华的爱人项德芬回到老家随县生孩子去了。

　　我很明白已用不着再向老王汇报什么办专案的情况了。住在隔壁房间的女友赵菊荷照说应主动找我谈谈心的，但没有约过我。强烈的自尊心使我决定，你不约我，我也不会先去找你！

　　“五一”前夕的一天，一开始就被揭发出“经济犯罪”的田光荣同学突然来找我商量办“庆祝五四”墙报的事，说由我全面负责。田光荣文革前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对班上工作一直热心认真，没想到受了那么大的侮辱，还来张罗办什么庆祝专刊。我既奇怪又窝心，没好气地说：“我自己的心都操不完，还有闲情庆祝？”田光荣随即低声说：“莫瞎说，叫别人听见不好，还有毕业分配这一关哩！只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听到田光荣如此劝慰，我稍稍平静了一下心绪，用疑问的眼光打量着他。他又说：“是老王叫我来的，说班上原来咋办的还是咋办。”。 在田光荣的再三劝说下，我忍辱含诟，接受了筹稿改稿排版的任务，并强作欢颜，写了一篇题为《红五月颂》的“代发刊辞”。“献辞”的第一句话至今犹记是：“火红的火红的五月来到了！”在写这篇“颂”时，我在心中暗骂：“颂你娘的蛋”！ 为了凑够版面，也为了不辜负自己主编的名誉，紧跟形势歌颂“一打三反运动”的赞美诗我写不出来了，写了一首有时空距离的《列宁颂》，还把运动前记述我们学校师生去修焦枝铁路的一首旧作《记焦枝铁路工地》发表在上面。这首诗共四节，在此仅抄录第一节：

　　一面面红旗迎风抖，

　　一队队大军工地上走。

　　挑土快如飞，

　　打夯铁臂舞午。

　　战士胸怀凌云志，

　　战天斗地绘宏图！

　　“五一”那天，会六五二班周文芳同学来告诉我，系里在“五四”搞文艺汇演，叫我们把诗朗诵《王国福赞》拿上去。周文芳算是这次筹备全系文艺演出的临时负责人。我说，这不是我该管的事。老书记梅大姐在一旁说，这是全班的工作，莫推了。当我们原班人马在全系登台表演时，我陡然想起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本描写国民党时代普通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似乎有一种被当众鸡奸的屈辱，几乎头都没抬。其他五位同学也一个个无精打采，再也没有头次自发朗诵时那种神采飞扬全身心投入的劲头。诗读到一半时，赵菊荷在众目睽睽下离开了会场。

　　几十年后，我方从网上得知，一贯英明又伟大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现了前段运动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下了新的指示，要“刹车”。工宣队此举是在用实际行动落实上头最新指示精神。只是出于一贯维护专制者面子的传统，文件精神不能向群众明说，待将来为你“恢复”名誉时，使你产生重新回到“娘”的怀抱必然感激涕零的效果，让你像傻子一样感谢党的“宽大政策”，继续“娘打孩子有理”的愚忠。当然，田光荣、周文芳、梅大姐和我此时都尚蒙在鼓里。

　　若干年后，我读了一位老科学家对文革经历的回忆，他似棰锥心泣血般地控诉：“那时对知识分子真没有一点人味，一边用鞭子抽着，一边叫你卖力”！我那时算不上知识分子，加头凑尾是一个比高中生只多读了一年半书的在校学生，也早早领悟了被“边打边用”的痛楚。

　　中央那个“刹车”的指示下达了，但“一打三反运动”的战车在全国各地仍以巨大的惯性往前冲。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特色”，上面有利于民众的好政策说停止就能停止，要执行却是千呼万唤。进入５五月份后，像３、４、四月份那种一哄轰而起集中揭发批判某些人的大字报没有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工人军人宣传队仍未放松用毛泽东思想对我校这块上层建筑领域的占领，仍然把眼睛瞪得像牛卵子一样大，密切监视着师生们的一言一行。除少数积极分子外，大多数老师和同学仍然生活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中。

　　有一天，不知哪位无耻之徒，检举我系原党总支书记彭崇熙与其在我系当老师的妻子专程到县城旅社住了一夜。此事虽未写成大字报，也被工宣队扩散得全系甚至全分校皆知。自从我们搬迁到乡下后，教师中的夫妻，也像洪秀全搞的“男营”“女营”一样截然分开住宿。彭书记在老毛搞“三结合”后，没有公开“亮相”，原革委会也没有斗过他、批过他、为难过他。工宣队统揽大权后，他一直谨小慎微得像个小跟班，他的妻子也一直很低调甚至我们许多同学还不认识。如今夫妻俩在县城住了一夜，就被众人当做“丑闻”沸沸扬扬地议论，两口子被搞得头都抬不起来。本来是半军管在践踏人权，应受谴责，反而给他俩安上“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朽”“资产阶级思想大暴露”等等恶名，是非颠倒到何种程度！与此同时，有人悄悄议论，有次路过工宣队宿舍时，看见一位军人正抱住一位女同学亲嘴！

　　二班余思成同学原来与我一个班，半年后分到二班，算是个中期造反派。有次不知他跟哪个同学发生了争执，回了句“现在还不是你们'老保'当家！”工宣队闻知后勃然大怒，立即对他进行了全班批判。逍遥派扬茂友同学在水库钓了条十斤的大鱼，他本人高兴，众人好奇，马上有人贴出一张题为《十斤重的大鱼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上纲上线地分析为“对运动漠不关心”！ 对前期无辜被整受批者还不允许你难过，有运动骨干分子写出一篇《破罐子岂能破摔？》的奇文，居高临下地教训他们“要振作精神，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请看，这就是当年中国的大学教育，这就是当年工宣队信任的“优秀大学生”！有人说当今大学堕落了，其实六十多年来，大学哪一天没在堕落？

　　在运动疯狂高潮过去、余威继续存在的形势下，许科甲约我谈了一次心。我跟许君算不上早期共同造反的战友，算得上是惺惺相惜的文友，同住过一室的好友。他告诉我，自从我被派到外面搞专班后，他就孤掌难鸣了，当你们组的吕佰鉴出头、牛庆元支持、那哪些人嘀咕哟嗬要贴你的大字报时，我真是急死了！许科甲的介绍与我的判断大致不差，我想他的昏厥也就发生在那一时段。最后他说，看来还是毛主席说得的对呀，对景阳冈岗上的老虎，你不斗它，它就吃你，我俩心肠都太软了！

　　女同学饶丽英自到漳河后从原三组分到我们组，是系里和班上的文艺骨干，性格开朗活泼，当时她经人介绍刚与一名军人“闪婚”(那个年代军人吃香)。在一次全室学习讨论人还没有到齐时，她闷着头坐在我旁边。我随口一问，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她说，只因我有部小收音机，前段就被人揭发说我偷听敌台。我们系六五级有5个班，工宣队当重点整的，不少于30人，像饶浩英这类有思想包袱的，何止七八十7、80人！还有一次，李祥瑞告诉我：“那时我们寝室分成两派，斗争可激烈了，我和欧本刚公开保你，吕佰鉴要搞你，我们实在搞不赢”。是啊，由工人军人宣传队操纵的“一打三反”战车，比“百万雄师”开的武斗改装车，威力何止大十倍百倍，凭个人之力怎么“搞得赢”呢？“百万雄师”的改装武斗车冲进我们校园时，我还能靠个人能力化险为夷，当被国家机器驱动的“战车”作为碾压对象时，我怎能躲得过？大凡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不都熟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时时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不要“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吗？

　　李祥瑞从来没有参加过造反派，在“七.二〇O事件”后全班集体活动中只随随大流，因其年龄小个头也小，大家都喊他“小李子”。看到李祥瑞天真纯朴的表情，我特感动！即令在最无理性的政治高压下，也不乏与我关系平平的同学，保持着做人的良知！

　　４.〔4〕、恋情风波

　　良知真是一个难以捉摸而又可贵的东西，有时，你认为关系最亲最应具有良知的人，却在你最需要的关头，丧失了它！

　　自从与赵菊荷确定朋友关系之后，我洗被子她总会主动帮忙洗帮忙装钉。那一天中午，为少给她惹麻烦，我洗净晒干被子正准备装钉时，她来了。她的出现，自然使我感动，就打个招呼说“你来了！”！她轻轻“嗯”了一声，就在对面用针缝。不一会，陈君艺来了。陈君艺来我也毫不奇怪，她既是赵菊荷的同乡好友，与我平素交往也不差。这时，赵菊荷一边低头缝着被子，一边说：“我们分手了吧。”。声音不大，但对我来说无异是晴天霹雳！我立即反问一句：“为什么？”我这一问，她倒不做声了。谁知陈君艺在一旁却急不可耐地说：“这还要问的？事情明摆着……”什么“事情”？她不再往下说了，似乎是铁板上钉钉子，我已被打成了反革命，若恋爱关系再保持下去，就会株连到赵菊荷，只是我太不明白这层利害关系、太缺乏自知之明而已！精明，精明，陈君艺真不愧是个精明人！若是赵菊荷一个人来，纵使她再无情无义，也没有勇气回答我的“为什么？”唯有陈君艺来，才能以 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说出赵菊荷自己也羞于出口的理由。明摆着，这是一出预谋好了的双簧！顿时，我觉得血直往头上涌，心如刀绞般的痛！如果说，赵菊荷的“反把”我反反复复当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担忧过的话，陈君艺的“助纣为虐”真使我万难逆料！陈君艺，你个见风使舵的变色虫，在你因家庭出身面临失恋痛苦的时候，我是怎样对待你的？这个时候，你适合说这样的话吗？

　　不知是愤怒还是出离愤怒，我没有再说一句话！被子钉好后，我默默地抱起来走了。

　　此后，我陷入了正常人都能体会的失恋状态，那就是痛苦痛苦再痛苦！我不由想到了我们交往的一幕一幕，想到了她在我面前的一颦一笑，想到了她转告我的“最好的一对”，想到了她告诉我姨妈“羞”我时的一脸开心，想到了刘邦华同学写的取笑我们谈恋爱的诗句：“茫茫大地半尺雪，菊荷含笑夜送客，脉脉深情情不断，窃窃细语语不绝”，想到了在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在一起怎样共同反感那种毫无理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为什么现在我遇到这点风浪，你就忽然失去判断力了呢？别人可以借“运动”来无端诬陷我，以邀功，以自保，以当积极分子，难道两年来的亲密接触你也不了解我？难道你也会相信那些胡说八道？难道那几张背着我写的大字报能将我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并损毁你好大的光辉前程？……众多的“为什么”，无数次啃噬着我的心，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这个人行事一贯光明磊落，自尊心强，从不愿意低声下气求人。在突然遇到爱情危机的时刻，我想到在她老家枣阳玩时，她舅舅一家人既真心喜欢我(她的一个表妹还当她的面向我这个哥哥索要过我的一张剪影照)，她舅舅舅母又通情达理。她爹妈死的早，舅舅最亲，我何不向她舅舅说明这件事，请她舅舅出面教教她如何处理这道难题呢？怀着试一试的念头，我给她舅舅写了第二封信(头封信是从枣阳回校后写的感谢信加问候信)。

　　我以前的学生生涯，一直在老师的表扬声中和同学们的友谊声中度过，还没有碰到过什么钉子，我既没有伤害过别人(对徐时澍老师是个特例)，也没有人敢公开欺负我，即使那几个揭发我“反革命言行”的无耻小人，也只能在老王支开我后，在背后捅刀子。因此，我与赵菊荷的“情变”，虽然错不在我，但强烈的自尊心也促使我不向任何同学诉说，只能把它深埋在心底，用自己的舌头一滴一滴地舔着自己心头上流出来的血！黄福才同学在送饭时说的“嘤鹦其鸣矣，求其友声”一语，虽含有同情我提醒我的良好愿望，但对我来说，还真用不上！

　　尽管我没有主动地“求其友声”，但失恋的痛苦毕竟难以掩盖，还是有“友声”陆续传来。首先发出“友声”的，竟是一个我预想不到的“小人”。黄运林是原三组的，身高不足1.60米，是恩施哪个县农村来的我记不清，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与我素无交往。正因为与我没有交往，所以在吕佰鉴发起酝酿对我贴大字报时，他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公事公办地支持吕佰鉴的“革命行动”。一天，饶丽英同学悄悄告诉我，黄运林现在可着急了，他向我说，没想到赵菊荷会是这种态度，我们贴大字报只是搞运动，若是赵菊荷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你有什么意外，我们岂不是在犯罪？黄运林会支持吕佰鉴咬人，早在我预料之中，许科甲也透露过一二，其行为虽然带有国人在“运动来了”时的共性，但起码还保有做人的“底线”。

　　李玉华是我的老友，性格内向，一般情况下寡言少语，但若要张口，必定说在点子上。一天，他对我说，“你要使尽浑身解数了，要是项德芬在这里就能助你一臂之力！”！项德芬、李玉华已经结婚，此时项德芬回老家生孩子去了。项德芬性格泼辣豪爽，曾在全市女子5000米长跑比赛只取前30名时力夺第29名，也是班上文艺活动骨干，既与赵菊荷原同一室，又深知我与赵的关系匪浅。一年半前，项德芬、朱芝华、陈君艺甚至赵菊荷对肖玉被人挖墙角一事尚且那样义愤，今日若在，她这个没有把柄的一般群众岂能作壁上观？在项德芬走后，原来与赵同寝室关系又密切的，除陈君艺外，就只剩朱芝华了。朱芝华虽然与我也十分熟识，但在造反派整体挨整的大气候下，她这个当过系革委会唯一女委员的同学自己都包袱重重，怎好去请她给我帮忙？其他女同学，要么与我是泛泛之交，要么说了也无益。这样一分析，就坦然地对李玉华说，我没有“解数”，也不想请谁帮忙，了不起打一辈子光棍！事过19年后，我在随州住了一个多月的行长培训班，几乎天天晚上到李玉华家中玩，免不了谈起往事。果然，除了李玉华大骂某人连挖墙角不是东西、某人以怨报德太不够人味之外，项德芬十分惋惜地说，如果当时我要在漳河，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当然，这是后话了！

　　５、批斗彭勋

　　大约６在六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分校”全体师生集合到三十多里外的“本校”，参加全校师生员工批斗“反革命头目”彭勋的大会。自从一年半前彭勋舌战贾培培后，我们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龙铭名鑫、谢邦柱、黄牛、叶天放等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常委，因毕业分配，早已风流云散，彭勋、张维荣老师就成了硕果尚存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大会主席台上的气氛与运动初镇压“六.二〇O事件”无异，只不过主持人由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换成了毛泽东派的工人军人毛思想宣传队，批斗的对象都具有独立思考争取公义的共性。据辨辩证法说，人类的历史是作螺旋蜗牛状前进。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恶性循环，一直折腾到他死时天怒人怨，国民经济崩溃！

　　这一次批斗会，除了那个半文盲工宣队队长讲了话外，还有一个军官也讲了话。军官的讲话自然威严许多，水平也高超若干，进一步强化了会议的压抑感。他们宣布彭勋的主要罪行有，搞派性斗争，武斗，篡夺领导权，炮打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主要领导，支持反动流派“北、决、扬”等等。

　　台上在一一公布彭勋的这些罪状时，我想台下坐的众多的有良知的师生，无论是造反派或保守派，都会在分析判断台上人讲的“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我当时想的是，在武汉“钢派”“新派”两次派性斗争中，“新派”总是被动招架，龙铭鑫、彭勋等“勤务员”每每要求“新湖大”队员要“克制”，不要火上加油。我校造反派除了七.二〇O前在民众乐园被迫对“百万雄师”挑起的武斗进行过自卫外，就是在校园屡遭“百万雄师”侵犯时，彭勋和临委会也不主张“武卫”，他搞过什么“武斗”？说他篡夺领导权，校党委不是工作组踢开的吗？“夺权”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两报一刊”公开鼓噪的吗？“炮打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不是重弹贾培培老调、彭勋早就说清楚并驳回的吗？至于“支持反动流派'北、决、扬'”更加荒诞不经。莫说多年后执政者给“北、决、扬”平了反，即令当时，武汉“新派”不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北、决、扬”并仍然被工宣队当做彭勋“搞派性斗争”的一大理由吗？听着台上言之凿凿地公布彭勋的这些莫须有罪行，我不禁暗想，这是一群该要多么无耻多么无德的乌龟王八旦，才能如此蛮不讲理地闯进我们学校来作威作福啊！

　　在主持人厉声宣布把“反革命头目彭勋”押上台来之后，三四个大汉又是反剪双臂又是强按头部把彭勋从后台往前推，彭勋倔强地尽力把头部往上抬，扭动着双臂挣扎。即使在众多工人军人压阵的淫威下，看到昔日斯斯文文的老师受此辱凌，台下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同学还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阵阵“啊啊”的抗议声！主持人见众怒难犯，赶快叫那几名打手松手，彭勋在抬头的过程中，对旁边的一位说：“你们可要警惕再犯错误啊！”待他把头抬起后，又夸张地把颈项向后仰仰，把双臂甩了一甩，做了个放松的动作。这无声的动作无疑是向主持人和那几个打手抗议，你们这样做违反了“不许武斗”的政策！彭勋就是彭勋，哪怕身在矮檐下，也不肯轻易低下他那颗高贵的头颅！

　　接下来，自然是官方早就选定的人上台揭发批判。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两个情节。

　　一个是原经济系农六四班一姓张的高个子同学，控诉彭勋在“七.二〇O事件”后，如何支使人迫害他，叫他站在桌子上低头认罪，、一屋子人怎样整他斗他等等，讲得声泪俱下，鼻涕涟涟，不知内情的人确实会被打动。他一边控诉，一边声色俱厉地质问彭勋有没有这回事。彭勋听后，双手一摊，回答道：“我好像在听天方夜谭。”。

　　这件事对彭勋来说，的确是“天方夜谭”，但我清楚。在“七.二〇O事件”后，全校有些班确实出现过造反派对参加过“百万雄师”或原在“六.二〇O事件”后整过师生黑材料的“左派”师生进行报复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是自发的。如我们系，有的班辅导员如杨顺羽老师被批过被打过，段文波老师被批过被惩罚洗过厕所，但我们班的辅导员易经序却一直安然无事，因为我们班造反派想都没有想过这回事。有些班的保守派头头被班上批判过，挨过打的也有；像我们班当时就没有对原文革小组领导成员搞过这些事，当有几个同学要把家庭成分坏的汪惠明同学当“软柿子”捏时，我尽管不是头目，也激烈反对，他们执意要开他的“批判会”时，我特别嘱咐他们不能打人。这不是说我有多么高明，而是汪惠明入校后一直是我文艺演出的伙伴，我能理解“子女们”在歧视环境下的憋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造反派掌权的校临委会或革委会从来没有布置过这种事！农六四班这个发言的同学与我的一个中学校友同班，故我了解这个班的情况。这个班钢派同学在全校各班中占比最大，打他的人是钢派同学。他自己控诉的是“一屋子人怎样整他斗他”，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在寝室内遭受的同班同学的报复，彭勋会专门跑到他们班去支使学生斗他打他吗？怎么能把这个屎盆子扣在彭勋头上呢？这个被工宣队物色来对彭勋进行张冠李戴控诉的同学，其时已经分配。在我们分配时，又被工宣队相中调回来当了留校教师。

　　第二个情节是，一人上台质问彭勋是如何炮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黑材料”、怎样“反军乱军”的。彭勋回答，自己也好、“新派”也好，没有反对过刘丰和武汉军区，没有整过刘丰的“黑材料”。去年武汉“钢”“新”两派代表被中央召去解决武汉问题，在会上谈得好好的，我回到武汉一下飞机就被隔离拘留了，我也不知是咋回事。他刚说到这里，马上被主持人打断！此后，会议就只剩下揭发、批判和呼口号，再没有面对面的质问，也再无彭勋声辩的机会了。从那次大会以后，我再没有见到过彭勋了。

　　彭勋到中央文革开协商调会后下飞机被拘留，与四年前师生代表到省委请愿回来下车被批斗，是多么相似的惊人一幕啊！湖北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仿佛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从批斗师生起，到批斗师生终，画了一个大圆园圈，我们却为此白白付出了四年青春！

　　批斗彭勋不久，从“本部”又来了一个工宣队的工人，在“分校”召开了一个两系师生大会。他含而不露地传达了中央“运动刹车”文件中要“掌握政策”“分清两类矛盾”的若干精神，同时带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经济系的一个同学(名字我忘了)抗拒运动，在树林中上吊自杀了。这个消息一公布，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是整人者在忏悔整人的冷酷，还是受整者因兔死而狐悲？与会者是慑服于运动的巨大威力，还是在感叹生命竟那样脆弱？至于台上那个人再讲些什么，同学们也无心听了。散会后，同学们严格遵照工宣队“不准瞎议论”的要求，对一个同类生命的消失集体缄口不语，活像一群沉默的羔羊。

　　这个同学我也还熟悉。1968年工人军人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和他抽在同一个专案班子。能抽在专班的，说明已通过了工宣队严格的政治审查。当时主持专班的军人强调每个人要搞好保密工作，不得泄露自己分管的办案情况。为避嫌，大家互相接触都不多。我只记得他个头不高，也瘦，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上衣，一看就是农家子弟。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专案组近四十40人，只有他一人晚上住在办公室，床头上放有《资本论》等一摞撂理论书。若手头无工作，他就坐在床上专注地学习。我猜想他之所以自杀，必定与钻研这些书籍有关，正如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因成立“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被整死一般。

　　有学者在文革结束后著书评论“一打三反运动”时说：“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从这个同学被迫自杀一事看，此论不谬！

　　这是我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三个惨死者。法律系何一华同学死于1967年为纪念横渡长江一周年的活动，副校长林山死于1968年工人军人宣传队主持的“清理阶级队伍”，经济系这个同学死于1970年工人军人宣传队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何同学之死，校临时权力机构还给个“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向其家人慰问抚恤，在全校被公开哀悼；林校长和这个同学之死，实际掌权者诬其为“叛徒”“反革命”，尽量封锁消息。两相对比，谁光明，谁卑鄙？谁该被原宥，谁该受谴责？可以说，他们死亡的原因与我校造反派没有一点关系，全部来自官方或半官方！然而，文革结束后，主流话语却把文革中的恶行统统推在“文革造反派”头上！假若鲁迅先生在世，必将愤怒得又一次重复：“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６、心在流血

　　批斗彭勋之后的一天晚上，赵菊荷约我会面，这是继钉被子后我们俩的第二次交谈。她告诉我，她舅舅来信了。我问，你舅舅怎么说的？她没有正面回答，却说，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你既然说了，我就不用再写信了。说毕后，一言不发站在那里。

　　他舅舅的意见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舅舅反对她的做法，二是以不了解更多的情况为由叫她自作主张。如果他舅舅是第二种态度，她一定会直接地或委婉地说出来，她既然不说，就表明她舅舅不同意她的做法，她也不愿意采纳她舅舅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她才无法回答我“你舅舅怎么说的？”问题。她再补一句“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们”，表明至少到目前为止，她还有一点羞耻心，对自己最亲的长辈也不敢说出自已无德的行为。但为了“划清界线”，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远大前程，她还是要固执己见，坚决与一个相恋经年的“现行政治犯”划清界线！见她说完后还站在那里不动，似乎要当场得到一个她满意的表态使她不再背负前行的包袱方才罢休，我二话没说，掉头就走。

　　孤独痛苦，辗转反侧，左思右想，心绪难平！

　　在最痛苦的日子里，给我带来最大慰藉的，不是威力无比的“红宝书”，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没有也无法按 “出了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著作找答案”的时髦公式去寻求解开心结的钥匙，而是反反复复默读抄在日记本上的一首俄罗斯普希金的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读啊，想啊，回忆啊，反思啊，一遍，两遍，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遍灵魂上的自我拷问和道德上的自我审判，我终于肯定我是一个不幸的文革参与者，是一个无辜的运动受害者，是一个对得起女方的恋人，也应当做一个能正视冷酷现实充满自信的男儿！我不需要她来恩赐怜悯，更不会恳求她来施舍爱情！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爱！尽管我对她付出了两年多的情感，尽管我与她的关系得到了双方长辈的认同，尽管我与她的恋情得到了我哥姐和她表妹及她众多乡亲的赞美，尽管我与她的未来受到过众多同学的祝福！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爱！虽然她曾大大方方地与我的家人合过影，虽然她曾高高兴兴地领我到她老家认过亲，虽然她曾实实在在地陶醉过我们是“全系最好的一对”，虽然她也曾明明白白地指责各类“运动”太无人道理性！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不能保证我一辈子都顺风顺水！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不能做到事事都要俯仰于人！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无法制止别人在我背后施放冷箭！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预想不到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残酷斗争”！

　　没过几天，陈君艺找我来了。她转达赵菊荷的原话说，天气热了，你箱子里面装的衣物要拿出来晒晒了，不然会发潮发霉。我理解这句话的内在涵义，那就是赵菊荷已认为我们的恋情该一刀两断，她再无帮我保存和管理衣物的责任义务了；只有我把箱子拿回来了，才能断绝我对她的最后一丝情缘，她才能毫无羁绊地重新开始。

　　陈君艺见我作沉思状，又说：“一开始我也多次劝导过她，说这只是个小事，但她听不进去。就连梅大姐以前也说过，她原来对赵菊荷那样好(她是梅任团支书时发展的唯一团员)，后来保守派垮了，赵菊荷见了她理都不理，比造反派同学还冷淡。你想，她那么固执，我怎么劝得好呢？”

　　陈君艺说这番话时显得十分诚恳，也表现出对我爱莫能助的关心。毕竟我们也是老朋友，她没有非要拆散我们的动机和理由。替她着作想，在讲阶级、讲成分、讲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下，她必须比一般人表现得更紧跟更革命才能适应形势需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生存之道呀！再说，她是个有知有识的人，尽管与赵菊荷是同乡是好友，她又岂能看不清我们俩谁是谁非？她劝过赵菊荷我相信，她劝了没有用我也相信！这样一想，我不仅对陈君艺的怨气怒气大大减少，而且通过她介绍梅大姐对赵菊荷为人的切身体会，更进一步帮我认识到赵菊荷的势利眼和对谁都能翻脸无情的本性，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辩辨证法。有此一念，我原谅了陈君艺缺少正义感的“以怨报德”，让她转告赵菊荷，等过两天我就去拿。

　　没等过到两天，肖玉同学和我谈了一次心。肖玉长我两岁，遇事比我冷静，对待恋爱中出现的波折也比我有办法。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去年胜利摆平向东挖墙角的挑衅，维护住了与曹瑛的爱情。他听我说赵菊荷叫我把箱子拿回来时，就说，你莫慌拿，等我去做做工作再说。我对肖玉的建议虽然不抱多大的幻想，但对肖玉在我最难过的时刻能第一个挺身而出直接劝解十分感动！我为什么会不抱幻想呢？因为这时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舆论环境，我的处境与去年肖玉的处境大不相同！

　　这一天在路上碰见郭贵秀同学。郭贵秀与赵入学后一直同组，在文革中算是个标准的逍遥派，在我眼中是位对人和蔼超然物外的老大姐。不承想，她也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她告诉我，她们寝室人多(全班8个女生同住一室)，有些话不好对赵菊荷当面讲，她父母死得的早，缺少关爱，叫我耐心些，多多与她沟勾通。最后她说了一句，你们这长的关系能说断就断？

　　郭贵秀的本意虽好，但也提示了我，赵菊荷父母早亡，幼失庭训，本人缺少关爱，也不懂得如何爱人！若用老百姓的话说，不就是“有娘生无娘教养”吗？ “

　　就在与郭贵秀路遇的当天晚上，我从专班回来后从来没有搭理过他一次的工宣队老王找我谈话。他一开口就说：“群众运动嘛，就是这样，你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你要不暗中操纵，急于立功，“群众”会贴我的大字报？我与这些“群众”相处近五年，他们以前怎么不这样干？是谁以“革命”的名义，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他们身上潜在的人性之恶？他见我默不作声，又用关切的口气说：“近来与赵菊荷的关系么样？你要叫她不要胡思乱想。”。见他提到这件事，我气不打一处来，脱口而出：“还能怎么样！”他见我激动的样子，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知是真情还是假义，生气地说：“不像话，真不像话，我要找她好好谈谈！”我一听这话，心中怒骂：“你他妈莫猫哭老鼠假慈悲了，老子不稀罕你帮忙！”

　　老王果然是假慈悲！临走时，他仿佛刚刚才想起来似的，顺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人反映你和赵菊荷有过不正当的关系，你仔细想想有没有这回事？想清楚了来告诉我。”

　　听到老王这貌似随意的一问，我不由愣住了。卑鄙啊，真卑鄙啊！你们不仅想搞我的“政治问题”，还想把我打成“道德败坏”之徒，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尽管我与赵菊荷过从甚密，在柳州我换衣服她不避嫌，在枣阳她能半夜起来关心我失不失眠，我不乏“乱来”的机会，但我一直恪守“清清白白做人”之道，从来不行非礼之事。尽管发生过“那事”对女方的名誉损伤更大，但我也不能任由那些以整人为乐事的宵肖小们向我身上乱泼脏水，然后再得出“整得不冤”的结论，露出快意的笑脸。这空穴来风的“反映”，来自哪里？想到文革中大量夫妻反目、兄弟相残、背信弃义、杀友自保的丑剧，决定先去找赵菊荷问个明白！

　　第二天，我第一次主动把赵菊荷叫到无人处，问她“我们在一起'那个'了？”这一次她倒很快地回答道：“听谁说的？”见她回答得如此干脆，我略微放心，就说：“为什么老王会那样问我？”赵菊荷随即说道：“那你自己去找他说嘛。”这是我与赵菊荷的最后一次对话，双方交谈得那么顺利，恍然使我回到热恋时声息相投的状态。由于造谣者太无耻，我不屑再去找老王澄清这件事。

　　没过两天，肖玉到我寝室走近我身旁，低声说了一句话：“你把箱子拿回来。”

　　我二话没说，朝我班女生寝室走去。这是三个月来，我第一次踏进只隔一间小屋的女生宿舍。在这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里，曾留下我多少次出出进进的身影啊！我挤坐在赵菊荷的小床上和她们一起有过多少次谈笑、吃过多少次饭啊！今天，该是我最后一次踏进这个熟悉的房间了吧！一进门，朱芝华、梅大姐、曹瑛、郭贵秀、安保玉、陈君艺、饶丽英及赵菊荷似乎都在，她们有的坐在木棍搭的床上看书，有的在闲聊。我一进门，没有向往日一样和这些老同学们打招呼，她们从我毫无表情的脸上感觉到哪儿不对劲，一起盯着我。当我熟练地从赵菊荷床下拿出木箱准备提起来时，她们(应该不包括陈君艺及赵菊荷)才意识到我这一次不是来拿换洗衣服的，一起陷入了沉默。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整个房间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在她们的注目礼中，我提起木箱往门外走去。木箱里面，安葬着我那刻骨铭心的初恋！

http://www.chinaelections.com/article/224/2416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