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闯（杨志熙）：湖大文革亲历记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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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亲历记》目录

前言

第一篇 湖北大学文革记

第一章 由学术批判上升为政治斗争的转折点——六二零事件
第二章 湖北大学第一批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队
第三章 反击二月逆流——专揪程再道造反团
第四章 抗暴中的护校队——红八月敢死队
第五章 抗暴诗篇录——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
第六章 七二零事件中的惊险经历
第七章 新湖大中的钢派——红八月公社
第八章 打着造反派旗号的异类——鲁礼安，王仁舟
第九章 校革委会工作记
一 任教务部副部长，搞教育改革
二 参加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南漳县搞大联合
三 三反一粉碎——不知所措
四 军宣队进驻学校，在客服派性学习班中
五 清理阶级队伍，老校长林山之死
六 干部解放与反复旧运动
七 任校办副主任，主持破案
八 兼任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工作中的二三事
九 清查北，决，杨，受到批判
十 漳河水库斗批改，五不准学习班的日日夜夜
第十章 一个共产党的胸怀——胡厚明的法庭吟
第十一章 参加工作后的二三事
一 在8199部队军垦农场
二 决派嫌疑的纠结
三 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的抗争

第二篇 汉川县文革记——新湖大农村游击队汉川活动二三事

第三篇 为老红军李知本翻案活动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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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由学术批判上升为政治斗争的转折点
－－六二O事件

1966年6月20日下午，湖北大学政治系师生代表到省委请愿，回校后受到了当时驻校工作组的镇压，简称6.20事件。6.20事件是湖北大学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水岭。所谓多数派是指当时拥护校党委和工作组对参与六二零事件的政治系师生进行镇压的师生，他们当时是学校的多数，故当时称为多数派；少数派是指当时参与六二零事件及支持六二零事件的师生，当时人数较少，故称为少数派。随着运动的发展，少数派师生开始把斗争矛头直指校党委和湖北省委，后称为造反派；多数派则保卫校党委和湖北省委，后称为保守派或保皇派。

一、六二O事件前湖北大学的文化革命情况
1966年4月，全国掀起了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的活动（即邓拓、吴晗、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日报》的系列文章），当时，湖北大学的师生纷纷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当时的批判仍然是以学术讨论为主，中央5.16通知发表，明确提出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化革命的对象，这样北京揪出了所谓的三家村黑帮。上行下效，湖北省委派到武汉大学以副省长李衍援组长的工作组，揪出了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即校长李达，书达朱劭天、何定华，并于6月13日在湖北日报进行公布，并发表了社论，武汉市30多万人，到珞珈山声援武大革命师生的斗争，湖北大学师生代表在工作组的组织下也前往声援，我当时也参加了。回来后，我们纷纷写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委，我当时大字报的内容是《林山是盘踞在蛇山脚下的毒蛇》，林山是校长，从学校成立之初一直担任校领导职务，因为湖北大学有一部分校舍建在蛇山上。我当时也造自己封资修的反，将自己“杨志熙”的名字改名为“杨闯”。当时我们系的秘书唐进澍找到我，对我讲，“杨志熙呀，你不要造反，1957年很多人就是象你这样被打成右派的。”对他的一片好心我完全不理解，我说“我听毛主席的话，造反有理，右派就是右派，我不怕”。
当时工作组没有建大字报栏，大字报都是贴在宿舍、食堂的墙上。
北京，6月2日，《人民日报》和各报刊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武汉，在武汉大学揪出了李达等武汉的三家村，而其中朱劭天、何定华都曾经在湖北大学工作并担任校领导职务。
这样，湖北大学的师生自然纷纷起来揭发，炮轰校党委，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运动由纯学术批判上升为政治斗争。当时政治系的团总支书记张维荣写了《当前运动的关键是领导权的问题》的大字报，该大字报反映了当时运动的发展趋向。

二、六二O事件的经过
1、起因
1966年6月20号上午九点左右，政治系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敲锣打鼓送到一号楼（学校行政大楼），其内容是要求当时驻校工作组彻底揭开校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彻底解决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学校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在运动中，揪出了湖北大学的贪污腐化集团，简称李辛集团。李辛集团中的首要人物校党委书记李光斗神秘失踪，骨干分子辛永信（原总务处长）下放到咸宁专区逍遥法外，整天打麻雀，油炸麻雀下酒，未作任何处理。大字报要求彻查李辛集团的问题，严肃处理。
当时大字报贴在行政楼西侧靠校内主干道的墙上。然而，在当天下午一点钟左右，政治系学生发现他们写的这张大字报被人用水冲掉了。于是当时发现者之一蒋汉洲马上回政治系，将这情况告知同学，并讲：“革命的学生起来（当时同学们在午休）找校党委评理去”。学生们一听到自己写的大字报被人用水冲掉了，都很气愤，于是到一号楼到校党委和工作组理论。同学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求严惩冲掉大字报的人。当时的工作组和校党委拒不接受同学们的要求。于是政治系学生一方面在校邮局旁（学校中心场地）搭起台子，向全校师生将大字报被毁的事情，并要求严惩肇事者及向省委反应情况；同时派人到各系呼吁全校师生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一时间，很多同学都写了支持政治系师生革命行动的大字报。

2、请愿
政治系师生把他们的要求向省委反应情况的意见提交给了工作组。工作组与省委联系后，同意他们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于是，政治系按照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和共青团员三条标准在全系各班推选了马兴林，田海兰，柴玉本，蒋汉洲等三十多名学生代表。同时，政治系党总支为防止学生代表到省委产生过激行为，派总支副书记陈嘉陵和团总支书记张维荣带队，由学校派交通车前往省委反映情况。这一行为后来被称为向省委请愿。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和省政府秘书长许道琦接待了师生代表，听取了意见，并肯定了学生的革命行动，表示会认真考虑学生们严惩毁坏大字报者的要求。于是请愿师生满载希望乘车回校。

3、镇压:
6.20下午5点左右，到省委请愿回校的政治系师生代表一下汽车，就将带头人张维荣，陈嘉陵，和请愿的代表抓到了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进行批斗（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早已将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只等请愿师生回来，召开批判大会）， 称之为反革命事件，并号召全校师生进行反击。开完会后，将张维荣和陈嘉陵分别关在学校一号楼旁边的一栋三层楼一楼的小房间里，并由校防空连的民兵轮流看守。当天晚上，校武装部给我们发了枪枝和子弹袋（没有子弹），并要求我们都将子弹袋挂在身上，一副全副武装的打扮。我20号晚上被派往政治系学生宿舍，我带一个班的民兵负责监视政治系学生，由于天气比较热，到11点左右，政治系学生还在宿舍前的广场溜达。当时给我下达的任务是学生必须在夜晚12点以前回宿舍睡觉，防止闹事，我当时劝同学回宿舍睡觉。一个学生对我讲：“心里有事，睡不着，我们到省委请愿，怎么会是反党呢？我家是贫农，我参加反党活动对不起毛主席。”我说：“反没有反党我不知道，只知道你们必须在12点以前回宿舍睡觉”（其实我是支持的，并写了支持的大字报）。以后几天的晚上我就分派值夜班，看守张维荣，让他交待问题。
当时，校防空连每天夜晚都要值班并在校内巡逻，学校在三号楼一楼的一个大教室里给我们巡逻的民兵配备了床铺和蛀帐，夜晚备有夜宵（主要是肉丝面）。
白天，我参加班上的活动，6.20事件后，工作组（当时的工作组长叫曹金祥，据说是人民银行的行长）以6.20事件为分水岭，表明自己对6.20事件的态度和立场，因为政治系师生代表到省委请愿前很多学生都写了大字报表示支持，我们班班主席孙似虎和我联名写了支持的大字报，将大字报贴在大礼堂门口（孙似虎出身贫民，是班上的班主席，也是防空连的民兵，和我一个班，在防空连我是他的班长，我们关系很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工作组把他打成假左派，真右派，是个野心家，而对我则是采取争取的态度，说我是革命热情被人利用了。在全班孤立孙似虎。我坚持认为，孙似虎不是右派，他出身贫民，哥哥是公安局干部，不可能反党，坚持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一时间，学校师生人人自危，人人过关，被要求对六二零事件表态，写了支持大字报的同学纷纷检讨，唯恐被打成右派，一场刚刚燃起来的烈火被扑灭了。学校运动冷冷清清，再也没有人敢写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了，主要矛头对准了参与和支持政治系六二零事件的同学。
大概是7月初，湖北省长张体学来到我们学校，并在大礼堂作报告，肯定了学校前段的文化革命运动，并要求我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党的话，运动告一段落后，让你们回去看看妈妈。并要求工作组搞好同学们的伙食，作完报告后，张体学又去看了学生一食堂。我当时负责警卫，紧跟在张体学身后，看见张体学脚下穿的是一双麻线打的草鞋，觉得张体学艰苦朴素，是人民的好省长（这次印象很深，所以我造反后也不同意打倒张体学，主张打倒王任重，挽救张体学）。

三、成立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前文革或叫伪文革）
大概是在7月下旬，在工作组的策划下，成立了湖北大学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系分会和班战斗小组。漆林任革委员主任，钱运录等任副主任。
工作组悄悄地撤走了，学校运动由革委会领导，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就是高唱湖北省委好，誓死保卫湖北省委，并组织宣传队到黄冈地区，东风地区等巡回演出。主流节目是高唱湖北省委好。当时带队的是校前文革副主任钱运录（现任国家政协副主席）。1966年10月14日钱运录在全校大会作了个演讲，讲到黄冈地区和东风地区宣传队受到的欢迎情况。

四、六二零事件略析
六二零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是运动发展的必然。
六二零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由于有人将政治系学生写的大字报用水冲毁了。学生们要求交出毁坏大字报的肇事者。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由于这张大字报是湖北大学文化革命运动的转折点。如果说6月20号以前运动主要是学术批判的话，而这张大字报将学生批判引向了对校党委的揭发，矛头直指校党委，是运动转折点。而张维荣的大字报《当前运动的关键是领导权的问题》更是明目张胆的要夺权。这就是为什么湖北省要对六二零事件的参与者实行残酷镇压的真正原因。在湖北省委看来，如果不将这些人打下去，任其发展，政权将受到威胁。于是杀鸡吓猴，稳住阵脚。然而，在当时形势下，适得其反。六二零事件造成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 造成了学校师生的对立，加速了两派的形成。
由于工作组以六二零事件划线，把学校师生划分为左，中，右，把赞成工作组镇压六二零事件参与者的师生化为左派，并给予表彰；将六二零事件的参与者支持者化为右派，并要他们交代检查，并且利用左派师生对右派师生进行批判帮助，造成了师生与师生之间的对立，加速了两派的形成。
2、催生了造反派组织的成立。
由于工作组扶植成立校伪文革后，校伪文革以六二零事件划线选举红卫兵，没有选上的学生多是参与和支持六二零事件的。于是这些学生自发的成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学校的第一个造反组织，红八月造反队，就是在这种高压下成立的。他们成立的最初目标就是为六二零事件翻案，控诉校党委，工作组对六二零事件参与者的迫害。其他系也纷纷效仿，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彻底脱离伪文革的领导，并逐步发展壮大，以致彻底摧毁伪文革并取得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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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革中打着造反旗号的异类——鲁礼安、王仁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是文革中引用毛主席语录最频繁的一段话。
纵观古往今来的执政者，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这样的魄力，这样高度的自信号召人民起来造反，起来揭露执政者的阴暗面。也只有在他的领导下，广大人民响应号召按照要求起来造反。文革中既使是保守派也自称为造反派，高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批判封、资、修，横扫四旧。
文革中出现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组织从根本上讲都是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的。
造反派相信毛泽东的判断——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起来批判、打倒这些走资派。而走资派的判定到底是什么标准，谁也说不清楚。于是捡起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名言，对各级党委进行炮轰，在斗争中检验其是否拥护毛主席。而当时各级党委和当权派则自认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他们也要紧跟毛主席，很自然的就会扶植和支持一部分群组保护自己。围绕对某一级党委、政府或某一领导，是否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而是否应该被打倒，就产生了两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保守派）。虽然两派观点不一，但在保卫毛主席和拥护共产党的基调上，却是共同的。从本质上讲，他们属于同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一类对毛泽东十分崇拜，缺少自己的思想，一切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的人。我就是这样一类的人。
世界上的事物没有绝对的，有同类就有异类。在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专政对象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毛泽东没有给他们造反的权利，将造反的权利只给了人民，即“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在文革中，这五种人一般都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即便如此，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们仍然少不了挨批斗，有的甚至惨遭屠杀。
我这里所讲的异类不是指这些人，而是指在文革中打着造反旗号另有所图或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的人。在武汉和湖北地区就出现了鲁礼安和王仁洲这样的异类。

一、鲁礼安及其北斗星学会、决派联络站

今春节期间，我们几个同学聚会，谈到鲁礼安写的《仰天长啸》。梅子慧感慨地说：“鲁礼安是造反派的败类，是文化大革命的叛徒”。错也，鲁礼安从来就不是造反派。他只是打着造反派旗号的异类，败类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不合适；鲁礼安从来就没有拥护过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借文革之讥，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指示推向极端的人。真理过头往往就是谬论，鲁礼安就是一个把真理变成谬论的角色。

1、鲁礼安是打着造反派旗号的异类
鲁礼安是新华工（现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新华工造反派有张立国代表的新派和聂念生代表的钢派。张立国从来就没有承认过鲁礼安，认为他是极左分子。鲁礼安最初是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的成员，后来也被聂念生开除出红色造反团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造反派或保守派，总会是某一个组织的成员，而鲁礼安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他所在的学校造反派没有组织承认他。

2、鲁礼安是个“三无”的赶潮者
鲁礼安被聂年生开除出红色造反团后，自己搞了个新华工敢死队，但和者寡。于是他跑到社会上摇唇鼓舌、舞文弄墨，先后发起北斗星学会和决派联络站，均受到主流造反派的抵制和批判，没有搞起来。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大字报刊是《扬子江评论》，但此并非鲁礼安搞的，其主笔是冯天艾。
在1967年11月初，鲁礼安邀请了十一个人到东湖商谈开展教育革命和研究文革历史的事宜，并写了个宣言。当时我们红八月公社一号人物梅子慧被邀参加了会议。回来后梅子慧讲了会议内容，并将北斗星学会宣言在会上宣读，当即遭到了公社全体成员的反对，并告诫梅子慧不要和鲁礼安这样的人来往，败坏红八月公社的声誉。由此可觑鲁礼安在造反派中的形象。
在1967年12月份，毛泽东发表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北斗星学会没有搞起来，鲁礼安又接过这个口号，搞了一个“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设在湖北大学三号楼一个教师室里。同样的，没有人理睬它，过了两天就销声匿迹了。
可见鲁礼安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稳定的办公场所的流浪者。
鲁礼安想成立自己的组织，和者寡，受到了主流造反派的抵制；他发表的大字报和文章，同样受到了主流造反派的批判。
新湖大的造反派当时就收集了鲁礼安写得大字报和文章，并编成了两本小册子，题目是《把反革命分子鲁礼安揪出来示众》和《把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供批判之用。
天，我将这两本纸质已变黄了的小册子（约20多万字）又翻出来认真地看了鲁礼安的文章，可以用极端、狂妄、空洞六个字来概括。
极端在口号。在鲁礼安的文章里，看不到他的信仰，他总按当时的形势不断的变，并且提出极端的口号，貌似很左，实则哗众取宠。
狂妄在语气。似乎世界是由他主宰的。这与主流造反派时时想到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格格不入。
空洞在内容。细查鲁礼安的文章，出了极端的口号、生涩的词藻外，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他只是把造反派当时的观点接过去加以夸大、发挥，直至变味。
因此，从鲁礼安文化大革命中整个活动情况刊，他基本上是无信仰、无稳定组织、无固定场所的布朗分子。
由于他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提出一些极端的口号，对造反派的观点加以夸大和发挥，实际上给造反派的对立面提供了攻击造反派的炮弹，给镇压造反派提供了口实。
在1969年10月贯彻中央9.27指示时，刘丰（武汉军区政委）10月3号的报告就是将《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三个时起的活动全部扣在造反派头上，在全省范围的造反派中抓了几万名所谓决派分子。
我所在的《红八月公社》被打成决派组织，红八月公社的活动被定性为决派活动，红八月公社的群众近300名被打成决派份子，我则被定为决派五人核心小组成员，决派作战部长。之所以会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八月一号头头梅子慧参加了北斗星学会的东湖会议，决派联络站曾经设在我校三号楼。
为什么武汉、湖北地区的造反派比其他任何省都被整得惨、被整得彻底，就是因为有《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有9.27指示，为整造反派提供了口实和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礼安是始作蛹者。他把湖北的造反派害惨了。

3、仰天长啸——鲁礼安本性使然
鲁礼安只是个追潮者，十几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写的《仰天长啸》为他做了注脚。
今天，一股否定毛泽东、否定文革的思潮在全球涌动，于是他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觉醒者，文革中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红卫兵，在文革中表现愚忠狂热，今天觉醒了，反戈一击，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
堡垒是最容易由内部攻破的，不了解鲁礼安的文革中的表现，或者没有看到他在文革中写的文章，往往容易被他坐牢的经历所迷惑。
可以说，鲁礼安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赶潮，完全是个狂热的追潮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勇立潮头者”。

由于我这本小册子《文革亲历记》不是评判某个人的。对鲁礼安，我只是把他作为文革中出现的打着造反旗帜的异类简单介绍而已。

二、王仁舟及其巴河一司
王仁舟原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1963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回老家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文革开始后，王仁舟发起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简称巴河一司。并于1967年夺了巴河区政府的权，成立所谓“廉价政府”。
原来我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只是在1967年11月份时，王仁舟组织农民抬尸进城到武汉市游行、并封了《湖北日报》。他的这一行动影响很大。武汉造反派中的新派明确表示反对，并编辑了《政治狂人王仁舟》言行录。我记得最深刻的内容是，王仁舟讲“政治就是骗”。我们组织（红八月公社）应该怎样表态没有统一的意见，当时梅子慧是倾向于支持的。但作为组织，我们没有表示态度。王仁舟在武汉折腾了大概十天左右，就带着他的队伍回浠水了。王仁舟虽然离开了武汉，但他在武汉留下的影响依然存在。到底应不应该支持巴河一司我拿不定主意，决定到巴河调查。
在1968年元月4号晚上十点钟，我和刘崇明、田信德、陈珠兰一起乘小轮船到浠水县巴河。五号早晨5点多钟船到巴河，我们走了10多里路到达巴河镇。巴河一司接待站接待了我们一行四人，接待人员领我们到离巴河镇六里多路的地方看了巴河一司的新农村。
所谓新农村是这样的：房子全部是两层楼的土房子，设有幼儿园、托儿所、公社食堂；人们不是按家庭居住，而是按年龄相近的人住在一起。小孩分别交给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基本上没有家庭了。
这种打破家庭的新农村农民接受么？我很纳闷。于是问新农村居住的一位近60岁的老人，想听听他的想法。他说“很好，我们老有所养，小孩也有幼儿园照顾，我们不操心了。”
从新农村回巴河镇后，已到了下午5点左右了，陪同我们的接待人员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王仁舟与北京和武汉的同志们务虚，请你们参加。”
在招待所吃完饭后，我们就到会议室参加王仁舟的务虚会。王仁舟坐在中间乒乓台前，两边排了几排凳子，坐满了人，大概有50多个人，都是北京武汉等外地来调查的学生，另外有三个农民参加。我们到后，王仁舟开始讲话。
他首先介绍了巴河一司夺权后成立了廉价政府及其组织机构情况，并且强调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组建的廉价政府。
接着语锋一转，他说货币是万恶之源，他要在巴河区取消货币，按实物分配。一听这话，我就站起来驳斥他，指出三点。第一、货币不是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思想才是万恶之源。第二、由物物交换发展为货币交换是历史的进步，取消货币是历史的倒退。 第三、在一个巴河区不可能取消货币，难道能将巴河封闭起来，不与外界交流么？事实上你也封闭不了。
见我驳斥他，王仁舟火了，他问我“你叫什么？你是哪个组织的？”
我回答：“我叫杨闯，是红八月公社的。”
他说：“红八月公社也有右派，你就是右派，我听梅子慧讲过。”
我一听这话就火了，马上质问他：“既然是务虚会，就应该进行讨论，以理服人。你管我是什么派，我还问你王仁舟，你是否讲过政治就是骗的话？”
王仁舟对这个答不上来，就说：“你这是挑衅性地提问，我不予回答。”
一见我和王仁舟争了起来，同去地刘崇明等同学就劝我不要争，拉我离开，并且说在人家地盘上，搞不好要吃亏地。
由于我与王仁舟这一争论，务虚会开不成了，我们也就离开了会议室。
我们在巴河镇上逛了一会，准备回招待所休息，又听说食堂在搞演讲，我们就打算进去听一下。
原来务虚会没有开成后，王仁舟又改在食堂搞了个演讲会。他一见我进去，就讲，“又来了奸细”。他把我骂成奸细，我也觉得无味，退出了会场。第二天，我们一行四人就回武汉了。巴河一行我得出地结论是王仁舟是个政治疯子，不应该支持。
今天回想起来，王仁舟应归纳为打着造反派旗号地异类。他地造反不是按毛泽东的部署进行，而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机会，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因此我把他归为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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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书名
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至今已45年了，今天写文革的经历为什么叫文革亲历记，而不叫回忆录，其理由如次。
1、在文革期间的活动我当时都有真实的记录。我所发起成立的最初的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新湖大农村游击队的活动有记录；作为我个人在革委会工作期间及以后被批判均有会议记录；我在文革中的活动在1968年、1970年两次办学习班时均有交代材料（当时距1966年仅2-3年的时间，我要感谢当时军宣队办了我的学习班要我交待每天的活动）。此外还有其他的人对我的批判及对其他人的揭发批判。这些资料大约有300多万字。我均保留至今天并且比较完整，这是对文革中活动的真实记录。
2、回忆录往往会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其原因有二：一是受自身立场观点的影响。把认为对自己有利的写出来，不利的不写甚至歪曲；二、是回忆本身的模糊。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讲，亲历记较回忆录更真实可信。
3、是历史的责任感迫使我写这本书，对拿不准的地方，找当事人核实，进行探讨，直到准确后才写上，保证本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供研究文革历史提供一个素材。
一九七零年我从原湖北大学（现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就没有什么关于文革的文字记录了。所以本书的文革亲历记实际上只有四年的时间（即1966年6月至1970年7月），所反映的是文革时期大学生的活动。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学生活迄今为止在文学中，基本上是个空白，没有人反映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倒是对那个年代老三届的文学作品较多，所以我在书名之后加了个附名定为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因为文革亲历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及活动。

二、湖北大学
我是1965年9月经过高考以平均77分的成绩进入湖北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学习的（本书中的湖北大学现在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下同）。由于家庭出身好（贫农），进校后，我被选入校防空连任班长，当时学校有基干民兵的建制，是民兵师，防空连直属民兵师。直接抓防空连训练的是校武装部的张明发（此人文革后曾任过学校的副校长）。
出身贫农，校防空连班长，根正苗红，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的，我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毛主席的感情深。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毫无顾忌，后来挨批斗，军宣队对我处理时也是放了一马的。文革后象我这样跳的高及我这样职务的人（湖北大学校革委会委员）大都坐了牢或者划而不戴（即划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暂时不戴帽，以观后效）监督劳动。而我则顺利入党，几次提我当官均被我拒绝。这都得益于我的出身好，所以在受批判时，也没有抄我的家，我在文革中的资料得以保存，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写这本文革亲历记的册子。同时也是阴差阳错，我文革中的档案，当时称之谓档案附件没有随着我的工作调动而走造成的。当时从8199部队农场进行再分配时，我分配到黄冈地区，我的档案有两份，一份是高中毕业鉴定，大学毕业鉴定以及在部队农场劳动表现的鉴定，这装在一个档案袋里，称为主件；另一份是文革后期挨批判的资料（包括我的交待，他人的揭发），这些资料足足有一尺高，称为附件。后来黄冈地区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将我分到武穴市工作时，档案附件被黄冈地区遗忘了，直到1986年清档时，才将我的档案附件（当时已经长了蜘蛛网）查到，寄到我新的工作岗位——湖北省供销学校（后并入华中师范大学）。所以我参加工作后没有像其他造反派头头一样受到打击。但我心中是有数的，1981年当我从黄冈调武汉时省委组织部领导要我到组织部任处长时，我力辞也是这个原因，决不当官，尽量默默无闻。
我的这本《文革亲历记》也主要是记文革期间我在湖北大学经历的事。
写到这里，有必要对湖北大学作一个简要介绍。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武汉流行这样的话：官在财大（即原湖北大学），玩在武大（即武汉大学），学在华工（华中科技大学），爱在华师（即华中师范大学）。这些顺口溜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当时湖北省省委书记、副书记及省直各厅（工业厅除外）、银行（省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行长、副行长、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院的院长、副院长均有湖北大学毕业的学生，[文革中保守派学生头头基本上都是地厅级领导，有的则是省部级或国家领导人。造反派头头几乎都当了教书先生，

在县长里面，有1/4的湖北大学毕业的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有二：一是湖北大学的性质，二是湖北大学在文革中在湖北省的地位。
1、湖北大学是个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学校，是干部的摇篮。
湖北大学的前身是中原大学，1948年成立于郑州，陈毅为第一任校长。当时是为培养干部而设立，1949年迁到武汉。1958年全国学院系调整时，将中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干校、中南财经学院合并为湖北大学，设五个系，即政治系、法律系、计划统计系、经济系、财会系。学生主要是两个来源，一是参加全国高考的高中生，二是各单位推荐上大学的干部，我们称之为调干生。
2、湖北大学是武汉市乃至湖北省文化革命的晴雨表。这是由湖北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湖北大学的人际关系决定的。
（1）、地理位置。武汉市的人们对武汉三镇有个评价，即：武昌官多，汉口人多，汉阳鬼多。武昌官多是指省政府、省委设在武昌，湖北省的大学大部分都在武昌，因此官多。湖北大学位于武昌的大东门，武汉长江一桥下，武昌火车站附近，是武昌的中心位置。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一下火车（当时京广线在武汉的客运站只有武昌火车站）就会直奔湖北大学，文革中北京的消息首先到湖北大学，再经湖北大学传到武汉乃至全省。
（2）、人际关系。省政府、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子女多在湖北大学就读。文革中，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姨侄漆林就读于湖北大学法律系（63级），武汉市市长刘惠农的女儿刘葆生就读于湖北大学政治系（65级）。据传，文革前湖北省和武汉市有个潜规则，省市厅局级以上干部的子女高考时如果没有考上的都可以进湖北大学政治系或者是法律系就读。
文革开始后，张体学省长就到湖北大学蹲点，大概是在1966年8月份就成立了湖北大学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造反派称之为伪文革，保守派称之为前文革，由其姨侄漆林任革委会主任（上海有宋氏三姐妹，分别嫁给孙中山、蒋介石和孔祥熙，湖北则有林氏三姐妹，分别嫁给李先念、张体学和漆少川。漆少川人称漆大爷，传说是青红帮的大爷，解放前支持革命。漆林是漆少川的儿子，因此张体学是漆林的姨父。这个传说是否真的有待考证，但他们的夫人都姓林则是确实的）。同时，组织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被造反派称为三字兵），由漆林任红卫兵政委。湖北大学伪文革成立后，高唱《湖北省委好，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曲，誓死保卫湖北省委，并派宣传队到各县宣传。
可见，湖北大学是湖北省保守派的中坚力量。
事物总是并证的，保守势力越强的地方，也是造反派最坚决的地方。武汉地区最早的造反组织——红八月造反队就诞生在湖北大学，并且向社会发展，吸收中学生参加，发展为红八月造反司令部，红八月公社等等。

三、对文革的评价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大致有四种：
一是必要及时论，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二是最小最大论，林彪说，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三是浩劫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
四是折磨论。这是我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说的。
“我根据以论带史的原则，先提一个理论，折磨论，文化革命就是折磨人” 季羡林说，如果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确定为十年（其实我认为只有一年多一点，最多是一年半的时间），我认为这十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发动阶段）；中期（动乱阶段）；末期（整治阶段）。我作为初期的积极参与者，中期的逍遥者，末期的被整者，将自己的亲历公开出来，供文革历史的研究者参考。
为什么我要公开这些呢？
一是有不少人在研究文革历史，在总结，但多是采用传统的写史方法，即以论带史。我不是说这种以论带史的方法不好，而是认为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先应该弄清事实再定论，即先史后论，然后再提高到以论带史的层次上来。因此我想为研究者提供一点事实。
二是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文字或书本出版了一些，但是真正客观的不多。在我所见的回忆文革的文字中只有两个人写的较为客观，一是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写的《十年一梦》；二是季羡林作为一个百岁老人、国学大师所写的《牛棚杂记》（也可能还有客观的，也许是我没有看到）。在我所见的其他回忆录中多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写的。因此，我想增加一些客观的事实。
三是我在文革时，地处中国中心城市武汉，文革前夕上大学。我上的大学是地处武汉中心的湖北大学。徐景贤是作为一个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写的《十年一梦》；季羡林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及被迫害的过程而写的《牛棚杂记》。我作为一个大学生回忆文革也是一种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身份增补一些文革的事实是有必要的。
基于以上，我决心将我在文革中的活动写出来，供研究文革历史的人们参考。历史的责任感迫使我写这个册子。
我不为论（必要及时论、最小最大论、浩劫论、折磨论）中的任何一论作注脚，只为文革历史添砖瓦，这就是我的写文革记事的原则。
因为所谓回忆都是从自身的角度、立场而定的，照这样的逻辑，有N种人，N个立场就会有N论。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始终站在被压迫者、弱者一边，人民一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革谁的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即大大小小的官，大大小小的干部。要求他们永远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更不能贪污腐化，谁这样谁就会被革命，就会挨整，并且从四个方面考察这些当官者，即思想、政治、经济、作风，“四清”运动就是以此为核心，称之为“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社教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社教运动远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有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才能解决，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此我想到明朝朱元璋时代也是把整治贪官作为其治理国家的重头戏。朱元璋也最恨贪污，惩治贪官的手段也是最残酷的，他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还要把皮剥下来，在皮肉里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堂之旁，供官员参观。明朝开国大臣朱亮祖及其子朱暹因贪污和欺压百姓当堂打死，朱暹还被制成稻草人悬挂于闹市，以为后世警戒。回想毛泽东解放初期处死张青山、刘子善何其相似乃尔。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上惩治贪污腐败的基础上，认为运动，群众运动是解决贪污腐败的法宝。建国后他不断地搞运动，1953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1964年的社教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社教运动期，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搞人人过关，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对社教中的中央后十条进行修正，这与毛泽东搞社教的本意大相庭径。毛泽东社教运动的本意是整当权派，即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认为95%的干部是好的，而不是象桃园经验所谈的基层党组织已经乱了。一怒之下，毛泽东又搞了个23条，认为刘少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司令部，因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67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讲“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被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要解决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是群众运动，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九大把刘少奇及其司令部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毛泽东认为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林彪则不同，文革需要保护神，毛泽东把他请出来保驾护航，他借机把部队的异己排斥掉，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他说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而邓小平一开始就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直是被整的对象。可以这样说，在文革中所有当权派都受到了冲击，虽然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走资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谁也说不清走资派的标准是什么。谁是走资派，谁不是走资派。因此，当权派自然都要受到冲击，所以对当权派来说，文革无疑是一场浩劫。用列宁的话说，对于革命者则是盛大的节日，文革中游行和庆祝活动也是空前的，但愿绝后。
季羡林作为一个学术权威，北大二十年的系主任，应该是双料货，既是当权派，又是学术权威，文革中挨整是必然的，从他的角度讲，文革是折磨人，提出折磨论也是必然的。
我在文革是个青年学生，今天我提出“不论”，只写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为后人去“论”提供一些事实，如此而已。
文革是空前的运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广度是空前的。从平民百姓到中央高层领导，所有的中国人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有些红卫兵甚至跑到越南，要求参加抗美援越战争，其影响是国际性的。涉及的领域是空前的，党、政、军、各机关单位，工、农、兵、学、商、各行业无一空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均皆涵盖。
深度是空前的。参加者是全身心投入，或造反，或保守，均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一家吃饭喝酒好好的，由于观点不一致，掀翻饭桌，夫妻由于观点不同而离婚也不是个别现象。
人们的思想是空前的单一，或造反或保守，别无其它。
社会治安是空前的好。文革那么“乱”，但刑事犯罪是空前的少（至于双方武斗则是观点不一而形成，不是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抢劫）。
作为一场政治斗争，时间是空前的长，前后十年的时间。抗日战争也只打了八年，解放战争只有三年，致于我国历史上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农民起义也很少有超过十年的。至于历史上的宫廷政变，时间则更短了。
文革是一场特殊的最高形式的政治斗争，斗争是空前的复杂和残酷。文革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清除自身的腐败，而这种清除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这就必然出现混乱，各种势力都会表演。革命的对象很抽象，都把自己打份成革命者，打着红旗。要识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事情，因而斗争极其复杂甚至是很残酷的事情。
对于文革这样一场运动，其影响是历史的，深远的，要在今天给他下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结论是困难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其历史的惯性，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其历史意义只有历史才能作出回答。
季羡林提出一般的以论带史的原则来谈文革的历史我觉得欠妥。我看《史记》时，司马迁也没有多少论，他不因项羽的失败而贬之，也不因刘邦的胜利而过誉之。只是客观地记述当时的事件，至于论，则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因此，对“文革”我提出“不论”的观点。“文革历史”让历史去评判，我们的责任是客观反映文革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记事怎么会没有观点，没有评论呢？并且记事往往会带有感情，你怎么能作到不论呢，是的，在记述文革中某一件事的时候可能会评论，甚至带有激情，但这只是当年的观点，是历史的再现。但这决不等同于对文革的评论。正象对一个战略决策进行评价一样，一个战役的胜败并不代表战略决策的正确与错误，有时候恰恰相反。

四、文革亲历记的基本内容和记叙方法
本书定名为《文革亲历记》，所记之事主要是我在文革中所干的所经历的事情，至于看到的听到的事则没有记或记之甚少。
我参加文革的时间主要在大学期间，即1966年5月到1970年七月。从学校毕业分到工作单位后就没有介入运动了。
湖北大学文革大窒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到12月）这阶段可慨栝为造反，受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
在这阶段，我发起成立了毛泽东主義战斗队参与社会上的造反活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阶段（1967年1月到1967年7月）。这阶段可慨栝为夺权失败，翻案，抗暴阶段。
受上海1月夺权风暴的鼓舞，武汉造反派1967年1月26号宣布夺湖北省委的权。由于造反派嗯内部的分讫，奪权失败。武汉军区介入，将武汉最大的造反组织工总取谛，并逮捕其主要头头。将大学生限定在学校搞所谓军训。湖北大学师生首先識破了军区镇压造反派的阴谋，高举为工总翻案的大旗于3月10号冲出校园，矛头直指武汉军区。在这种情况下，军区不便与学生直接发生冲突，于是扶持已经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起来，组成百万雄师与造反组织对着干。并对造反派实施武力围剿。在这种情形下，我发起成立红八月敢死队与之抗衡，并担任队长。发起成立专揪程再道造反团（程再道当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并开展一系列抗暴斗争。直到720事件爆发。
第三阶段（1967年七月到1968年2月）
克服派性大联合阶段。武汉720事件后，1967年12，6夺权一年多的斗争反复到了1968年2月夺权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在湖北大学内，在8199部队赵奋师长的努力下，湖北大学的两派实现大联合我被选入校革命委员会。
第四阶段。（1968年1月到本世纪末1970年7月）在湖北大学革委会工作阶段。在这阶段，我参加了省革委会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南漳县搞两派革命大联合。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我经历了被审查，重用，批判及“五不准”学习班的过程。最后，背着“决派”嫌疑分子的包袱，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

此外，在1967年元月六号至二月二十五号，近两个月的时间，我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湖大农村游击队”，参加汉川县的文化革命运动，以及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为老红军李知本翻案的活动。上述活动的再现，构成本书的基本内容。

为让本书的记事清晰一些，在写作方法上采取以组织活动为主线，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事件为重点的记实方法。
文革中活动都是以组织名义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的组织中开展的活动，故以组织活动为记事主体。
一般记事都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本记事亦如此。
以事件为重点，文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生的大的事件多，一个大的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将一个事件的过程说清楚记事也就明晰了。

五 一点说明
本书中提到的有的同学，已是国家领导人，有的是省部级领导或地厅级领导，更多的则是县处级干部，多数已退休。他们在文革中的活动，是客观存在，是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不宜抹杀和扩大，也只是真实的再现。作为纪实，我不能像写小说那样进行修补和虚构，也绝无赞扬和贬低的意思，还望这些同学看到本书后，只把他作为记述历史看待。如有错误地方，欢迎批评和指正。


二0一0年七月二十七日于汉川寓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2754570100ro3y.html

tuffy05

卷首语
(2011-05-02 01:16:47)

当事人对重大事件所作的评价往往有片面性，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客观的反映事件的真相是当事人的历史责任。
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结论及对事件的透彻剖析则是由历史来完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也只能由历史来证明。
本书只是从微观上再现文革情景，供了解研究文革的人们提供一点素材，仅此而已。
十分感谢您来到我的博客。这是我的《文革亲历记》的初稿，在这里公开出来，是想听取您的批评意见。恳请不吝赐教。

杨闯，2011年5月，密西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