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阳：北京高干家庭的生活细节，以我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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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干家庭的生活细节，以我家为例

文/顾晓阳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父母埋下的种子

01
   
小学开学第一天，据同班同学王小东多年后告诉我，我穿了一身“水兵服”。这在我们那所靠近城根儿、学生大多来自工人和城市贫民家庭的学校里，非常扎眼。我自己完全没有记忆，当时也不懂事。

上学后和同学一玩儿，慢慢意识到了这种差异。所以，我有一段时期特别不爱穿新衣服，不希望跟周边同学区别太大。记得有一次我妈给我买了条新裤子，我要她在膝盖处补上两块补丁才穿。小孩儿的心理实在有意思，那不是欲盖弥彰嘛！而且还浪费。
   
我父亲反对我和我姐姐上干部子弟学校，认为别人上什么学校，我们就上什么学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当时，那就是就近入学了。我姐姐上小学时，我哥哥带她去育才已经报上了名，我爸知道后，坚决不让去。结果我姐姐上的小学比我们那所学校还破，她们学校最长的一道院墙，是古城墙，踢足球也是直接往城墙上“闷”的。这段城墙意外地保留了下来，现在叫“明城墙遗址公园”。
   
我学习不错，每门考试都是100分。但回家就是玩儿，不爱做作业，从此落下做事拖拉的毛病。有时候特别不想上学，就编瞎话说肚子疼。家长给学校写个病假条，小孩就以为诈骗成功了，其实我妈心里明镜似的。这也是几十年后和我妈聊天时才知道的。她还说：我十几岁时偷偷抽烟，她当时也知道。


父亲、母亲、姐姐、我，1960年代

在我们小时候，父母对我们是放任的，基本上什么都不管，不管学习、不管功课考试、也不管跟谁玩儿和玩儿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散养、放养”。成人后，我特别感激的就是这个，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什么做得什么做不得都顺乎人性，不培养也不压制，心理没有阴影，性格不被扭曲。

有了这个底子，“文革”骤然而来、冲击那么大，我们的心理健康没有出现问题。当社会上把父母当成敌人时，我们没有一分一秒的时刻认为他们是坏人。当时我们都还不懂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思想来对抗社会主流，这种对父母毫不动摇的信心，纯粹出自本能。而这种本能，就是父母无为而治的结果。
   
在当时，像我父母这样对待孩子的家庭可能不多。所以很多人、包括我父母的一些朋友都认为这是溺爱。我父亲被打倒后，有一天，曾经在我们家做厨师（机关按规定分配来的）的张伯伯偷偷来我家，跟我妈说：“现在他们让我写大字报揭发顾部长，我揭发什么呀？”我妈说：“有什么就揭发什么。”张伯伯说：“那我就写顾部长溺爱晓阳吧？”

我爸爸溺爱我的主要表现，就是“惯着”——什么都不管，怎么样都行，不批评也不教育，更没发过脾气。其实，他在家里很少跟我说话，更不会哄我玩儿，口中没有一句亲热话，目光中的慈爱多过肢体上的接触。记忆中，我两三岁或三四岁时经常往他身上爬，那以后，我也不爬了，他也没有主动抱过我，唯一的情感表达，就是摸摸我的头顶。

父亲终日忙于工作，经常出差，有时一走几个月，“四清”时在河南农村待了快一年。在家里，就是闷头看书，我们多闹多吵，他也不生气，因为看起书来他听不见这些声音。节假日，仍是从早到晚坐在书桌前，头都不抬。我妈妈想让他活动活动，有时叫我去提要求，的确，我向他提出想去香山颐和园，他答应的机率比较大。但从我记事起到文革开始这几年间，我们全家出游的次数，掰着手指头就能算出来，没有几次。在我看，父亲对我确实是爱，但是非常含蓄，深到看不见。


父亲和姐姐在青岛，1950年代。我还没有出生。这是我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度假

看看现在城里人家长对孩子的宠爱，我父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不是一个量级的。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花多少钱都愿意；为“不输在起跑线上”，不知要参加多少补习班和才艺班；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至少十二只眼睛紧盯着一个中心，可能有六种野心勃勃又难以协调的人才养成计划……

其实，首先这都是因为生活好了，家家有了余钱余裕和心情把孩子当宝。几十年前，有哪个家庭能这么做呢？现在的问题是，与其拼全家之命让孩子进名校、拿第一、出人头地、或者留下财富，不如在小时候多给他们自由。金钱与地位、富与贵，不一定能保证一个人拥有幸福的人生，而心理健康的人却能。

单从这一点来说，我的人生是幸福的。这个幸福，来自父母埋下的种子。

02
   
我的第一个朋友、也是幼时最亲密的伙伴是国栋，我父母也很喜欢他。有一段几乎整天在一起。他特老实，有一次我姐姐给他头上戴上花、裤子外面套上一条裙子，装女孩。打扮完又要把他拉到胡同里去，这他可就不干了，立刻脱下裙子扔了花儿。他姑姑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四五岁大，春节来他家走亲戚，他把双胞胎带到我家玩儿，给我父母拜年。我爸爸逗她们说：“这两个小姑娘怎么那么漂亮啊！是从哪儿来的呀？”

国栋比我大，他上小学后，我没了玩伴，失魂落魄，寂寞了好久。二年级时，他被选入外语学院附小，这是为未来培养外交人才的学校，筛选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十分令人羡慕。

我小时候极瘦。国栋的父亲有一次说我：“晓阳啊，别看你每天喝牛奶吃面包，我们家国民天天吃窝头，他可比你壮实多了！”国民是国栋的弟弟，比我小。所谓喝牛奶吃面包，也是叔叔的想象或形容，其实我们家只有我爸爸喝牛奶，面包则与点心一样，属于“高级食品”，偶尔才吃。


1960年代的苦孩子们。中间左一是我，后排左一国华，左二国栋。拍摄者缺少经验，焦距没对好，人是模糊的，太可惜了

我爸爸是行政七级，每月工资319元。1960年后，最高当局也知道把国家搞糟了，所以下了一个新规定：党内十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减薪百分之五（这是我母亲说的，另一说是均减20元）。名曰缩小收入差距，实际上我看有平息党外人士怨气的意思。

我们家的开销不小：奶奶、姥姥、保姆、三个孩子、给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抚养费（每月30元）等。我父亲手不离烟，每天要抽三四盒，中华烟每盒6毛，一个月大约要抽100盒。他本来不喝酒，1952年挨过一次整，天天生闷气，在家里开始喝酒和学俄语。后来，喝酒成了习惯，每天中饭和晚饭各一杯，是5钱或8钱的小酒杯，量很小。茅台一瓶4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喝四五瓶。

在我们家，全家八口人的吃喝和我父亲的烟酒消费，可能是日常支出中最大的部分，也是基本固定、浮动很小的部分。另外一项就是买书，《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出一本买一本，都是精装大厚本，也不便宜，其它的书量也很大。父亲很少买衣服，买也是蓝布中山装和圆口老头布鞋。完全没有请客送礼。比起我父亲，母亲买衣服多一些，其它没什么特别消费。

我爸不让我妈存钱，理由是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人财产。我妈说：“你可以没有，将来晓阳他们怎么办？”他说：“他们有‘组织’呢。”这个话，现在的人可能都无法理解了，我原来理解，现在也不理解了。

好在我爸不管家不管钱，所以我妈没听他的，还是悄悄存了钱，到1966年，一共有存款一千多元。

造反派抄家时，让我妈交出全部存款，那时候叫“冻结存款”。但他们死活不相信我们家只有这么少的钱，认为我父母隐瞒了。翻遍了家里的犄角旮旯，连墙上挂的毛像的镜框都摘下来、拆开，看看夹层里是否藏着存折。最后带着满腹狐疑而去。

03
   
“文革”开始后，对我们家最关心的是徐滨阿姨，几乎每个星期都来，互通消息。徐滨的先生黎澍，是学部近代史所的“学术权威”，早在1966年5月就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了，而且学部的运动是戚本禹直接插手，“通天”的，因此许多新动向、新花招都先从学部开始，然后风行全国。

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一夜之间被逼成了个小小的“政治动物”，因为社会上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影响到我的家庭，不关心也得关心。徐滨阿姨每次来，我都坐在旁边听大人说话。大人是不想让我听到他们谈话的，怕我说出去惹祸，但又不能直接轰我走，一轰，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他们的谈话“有问题”——当时子女揭发父母给父母贴大字报的事情太多了，家庭内部已失去了安全感。这就叫“人人自危”。


跑光发黄的老照片，前左一是我。1960年代

徐滨阿姨为了让我听不懂，常使用一些暗语，比如把戚本禹说成“本鱼儿”，其实我一听就知道是谁。别看人小，大字报可没少看，字虽然认识的还不多，“社会大学”里的知识井喷式增长。而且我超级敏感。

一天晚上徐滨阿姨来，坐下就说：“本鱼儿扣发了黎澍的工资，看来此风颇盛……”意思是提醒我父母做好准备。我父母一声不响，脸色极为难看。

果然，扣工资的作法很快漫延开来。我爸的工资也被扣了，每月只发给他本人30元，未成年子女一人20元，统称“生活费”。我妈妈的工资是每月125元，没动。那时，奶奶已经不在了，姥姥被遣返回老家了，保姆也辞职了。所以，虽然我爸的工资被扣，家里一般的吃喝倒没有明显变化。

我姐姐15岁，长得漂亮，挑起了全家的大梁，买菜、做饭、洗衣、冬天买煤运煤、搪炉子刷烟筒，操持一切。“西院姥爷”看见我姐姐一个人搬煤，弄得满脸满身黑，直掉眼泪，“这么好的姑娘哪儿能干这个啊……”

我们都不知柴米油盐，对斤斤两两没概念，也不会花钱。看见带鱼1毛7一斤，“来10斤。”买完才知道10斤带鱼有这么大一堆！拿回家也不会收拾，把国栋叫来帮着弄。国栋上的外语附小是寄宿学校，自从去了那儿，已渐渐与胡同脱离，现在搞运动不上课，才经常回家。后来，我学拢火和刷烟筒搪炉子，是跟他哥哥国华学的。我们家的这些事，多亏胡同里的小朋友帮忙。

渐渐，我们学会了买菜做饭，学会了应付日常生活的这些杂事，学会了有计划地、量入为出地花钱。我姐姐的厨艺越来越棒。我二姐患唐氏综合症，生活不能自理，全靠我姐姐照顾。


前排中间是我

我爸爸被关押着。我妈在机关也经常挨斗，每天晚上10点以后才能到家。多年后，我妈妈说：那时，不管她多晚到家，一推开门，就见我们姐弟三个坐在灯下，一句话不说，眼巴巴地盯着门，等她回家……

我妈下干校时，只有爸爸、姐姐和我去车站送（徐滨阿姨好像已经去江西干校了）。火车都动了，忽见于川阿姨领着小儿子大兴急匆匆赶来，把一袋煮鸡蛋塞进车窗，嘱咐我妈保重。鸡蛋尚温。这件事，我妈念叨了一辈子。

到了1980年代，有一年我哥哥带儿子来北京，我们一起去于川阿姨家玩儿。儿子当时九、十岁，淘，上窜下跳的。我指着他跟于川阿姨说：“我文革时就他这么大，跟他一样。”于川阿姨说：“可不一样！你什么成色呀！那时候你哪有笑脸儿啊……”

我听了，非常意外，也非常难过：一个脸上没有笑容的小孩，那会是什么样的童年！我并不知道自己当年是这样的，如今，连想象也无法去想象了。

小时候我虽然瘦，但个子不矮。刚上小学时，班上列队我是排在前面的。大约从十岁以后，突然不长个儿了，一直到十六岁，身高基本在一米五五上下，成了个小矮子。我印象特深的是，有一次在操场上整队，体育老师邓云驹走过来，把我往后移了一位，看看，又移一位，再移一位……边移边说：“你这个阳啊，还真是小啊，怎么越来越矮了？”

可能十六七岁起，个子忽然长起来了，长得很快，两三年的时间就蹿到了接近一米八。

我一直奇怪，那个年纪正是从童年跃入少年的转变期，身体理应猛长，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它？营养？运动？遗传？……都不是，都不确，也不能。后来终于想明白了：那正是“文革”狂风暴雨的时期，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大到压住了身体的发育。随着运动趋缓，经过六年的自我调适，才回归正常。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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