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 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的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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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的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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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约定俗成地指称结束学校学习以后参加“上山下乡”的学生。横向来看，“知青”分为回乡知青和家在城镇的下乡知青；纵向来看，“知青”有文革前的知青和文革时期的知青，前者在1966年以前已经下乡，后者1968年以后（有极少数在此前）下乡。当前，对“知青”和“上山下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乡知青群体，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下乡知青。文革前的老知青大多作为1968年后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序曲顺带提到。专门对文革前下乡知青的研究有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无声的群落（续集）》等。本文所谈“知青”仅指文革前尤其是1964年和1965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故称“老知青”。其中多数人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无法升学被迫下乡，他们后来成为造反的群体之一。
文革期间，湖南老知青造反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伴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兴起，属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一部分。
1966年8月，工作队撤离之后，知青投身文革运动自主行动起来。名目繁多的知青组织如雨后春笋争相出现。开始，知青组织的口号和行动多为控诉对知青的迫害、歧视。挨过整的知青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当地干部和四清工作队，以前所受的冤屈和压抑终于有了发泄的渠道。江永县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来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就地造江永县委的反。
很快，知青就不再满足于在农村“闹革命”，他们深知知青问题不是在农村能够解决的，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大串联开始以后，知青回流城市，湖南约有6万多知青借串联之机返城（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共产党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他们“回城闹革命”的活动之一是“造户口反”，即要求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解决城市户口、粮食、工作及“革命经费”问题。“造户口反”的知青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只是口号革命、罢官革命，而应该是一场社会革命，应该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首先应该改变知青被安置的命运。知识青年不是失业者，应该有参加革命和工作的权利，应该到社会上去闹革命（韩刚《遥远的太阳坡》，黄尧，蒋巍等著，石舟编《辉煌的青春梦——知青生活纪实》，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139-140页）。有的知青趁乱威逼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办理户口迁移，拿到盖着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欣喜若狂，泪流满面。除了千方百计迁户口之外，他们还热衷于批斗农垦局的“走资派”和街道办事处干部。批斗农垦局领导干部，是因为当时“安置办”在省级以上附属于农垦部门；批斗街道办事处的人，是因为当初就是这些人直接动员甚至强迫知青下乡的。在长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举行了全市性的集会示威，并召开了对长沙上山下乡办公室一位主要官员杨某的批判会。
知青不仅在省内造反，也参与了全国性的大串联。1966年8、9月间，广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砸开档案柜，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开办接待站接待更多的来京造反知青，还多次召开大会对安置办领导进行批判。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以后，知青建立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等组织已见雏形。湖南知青在长沙相应成立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湖南总部”，该组织总部设在省农业厅内，是省内影响较大的知青组织。省内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组织，如邵阳有“小兵司令部”和“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邵阳兵团”等（后者只有招牌而无实际活动）。（朱鹏涛《峥嵘岁月中的“小兵”——忆文革初期邵阳市下乡知青红卫兵“小兵司令部”》，政协邵阳市学习文史委编《抹不去的记忆——邵阳知青回忆录之一》，内部出版，1999，379页）另一知青组织“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调查团”在不少地区串联、宣传发动，联络了更多成员，同时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召开了多次动员会、座谈会，掌握第一手材料，为以后的宣传鼓动做准备。该组织除了调查临湘的黄盖湖农场、平江的时丰茶场等岳阳地区知青集中地以外，也顺便去了湖北的洪湖与赤壁，与当地的武汉知青进行了交流。下乡知青的串联极具亲和力，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尤其是受到迫害和侮辱的知青，更是把串联知青当成亲人和救星，有些遭到干部侮辱强奸的女知青，克服了羞涩和心理障碍，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1966年底，湘江风雷成为省内第一大造反派组织。知青组织全部站在湘江风雷一边，成为造反派阵营的成员。部分知青加入湘江风雷，建立了以知青为主，隶属湘江风雷的“山鹰战团”。
闹“经济主义”的多个群体（除了知青，还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名义上是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实际在自主行动争取自己的权益，并且已经发展出一定的自主意识。其自主意识与毛发动文革的想法完全不合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被斥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和“经济主义妖风”，原因归为“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至于解决方法，中央的通知说：“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2月，中央先是下令取缔了一系列全国性组织，其中大部分是知青组织和临时工、合同工等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67年2月15日）。然后，中央针对知青发出通知，规定：“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取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1967年2月17日）1967年春，知青返城造反风得到了有力遏制。
2月初，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四批示”镇压了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不久，支持湘江风雷的群众齐心协力掀起了为湘江风雷翻案平反的新一轮造反活动。此时，知青返城风再度刮起，在造反派逐渐得势的大趋势下，知青造反也搞得有声有色。
5月以后，各地知青再度大量进城。长沙、衡阳、郴州、黔阳等地20多位安置部门的干部反映，全省夺权斗争十分激烈，70%的下乡青年长期逗留在城市，要吃住，要看病，要户口，要安排工作。长沙知青组织以“反迫害”、“反歧视”等名目出现，比较大的组织有“红一线”、“反迫害”、“山鹰战团”、“红农会”、“斗批改”，以及后来成立的“长沙市中学毕业生红旗联络站”（简称“中毕红旗”），以上组织都出版了自己的铅印报纸。（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
“反迫害总勤务站”总部设在省委接待处，负责人许九皋是浏阳县中岳公社赵湾大队的知青，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在充斥着“黑七类”的知青中，这算是很优秀的家庭出身了，也是因此而被推举为“司令”的重要原因。（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使“反迫害”声名鹊起的是张扬（即《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当时他是下放浏阳的老知青）针对省委机关造反派“永向东”（全称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的传单《造户口反无理》所撰写的一篇批驳文章，争论的焦点是“造户口反”的问题。大量知青“倒流”回到城市以后，很多人继续年初没有完成的事情——强行上城市户口。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力图制止知青“造户口反”，动员他们返回农村搞好生产。“永向东”紧跟形势，满街张贴《造户口反无理》的传单。9月，参加“反迫害”组织的张扬写了约七、八千字的传单稿《评〈造户口反无理〉》，点名批驳“永向东”，为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辩护。该文章从知青受迫害的角度出发，提出迫害知青的恶人都在城市里，因此他们有权回来造反等等。文章只是论证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尚未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据说该文章铅印了8000份，张贴散发到长沙的大街小巷，因为文字较好，逻辑严密，说出了千千万万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的心里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
10月，张扬再接再厉，写了一篇36000字的大文章，题为《控诉罪恶的新型农奴制度——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旨在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55—1982年）》，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内部出版），294页）。他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坦言，文革要打倒刘少奇，于是揣着各种心思和目的的人们便都把自己讨厌的人和事，把自己想打倒和否定的东西都划作“刘氏”，都算作“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种“策略”，一种“保护色”，与对刘少奇、对文革、对所谓“两个司令部”真实的看法和感情毫无关系。文章拿到“反迫害总勤务站”常委会上讨论，部分常委提出，“农奴制度”放在标题过于刺眼，“新型”、“罪恶”的形容词过于激烈，认为口气应该和缓一点，要“壕堑战”保护自己。于是标题当场改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并一致通过。会议最后决定文章在“机关报”《反迫害》上全文刊登，不以个人名义发表，署名为“反迫害总勤务站”两个下属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动态分析室”。该期《反迫害》报印刷了几千份，除了分发，便是派人满街叫卖，群众踊跃购买。这篇《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可能是全国范围内自文革以来唯一一篇大量占有材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全面研究和系统分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反迫害》的小报不仅在长沙发行，部分串联的知青还将该报带到广州街头叫卖，少量报纸流入香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被称为“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事后还有人因此遭到追查。
“红一线造反团”是以江永县桃川农场万正凡为负责人的知青组织。万正凡曾参与“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的诸多活动。而此时的“红一线”不仅有自己的武装，还建立了“红一线”文艺宣传队，并出版《红一线》报。
“道县事件”（1967年8月，得到县武装部支持的道县“红联”在与造反派“革联”武斗中失利，为报复而对长期受到专政的农村“四类分子”大开杀戒，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1590个大队，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死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零陵地区其余县市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详见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600—601页）发生之后，临近的江华、江永两县受到波及，呆在农村的知青人心惶惶。8月17日，江永县农艺队知青王百明（小有名气的知青诗人）在城关饮食店被打死。19日，零陵前进公社部分长沙知青乘车返城，途经零陵县城汽车站时，突遭枪炮伏击，何小明等9名知青死亡。（彭稚鳌《血溅东风镇》，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长沙（内部出版），232页）还在农村的知青再也无法立足，纷纷逃离返回城市。知青被杀的消息传来，城里的知青悲愤异常，激起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情绪。长沙市的知青组织都行动起来，统一成立治丧委员会，在黄兴路的燎原电影院设立了灵堂，各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担任治丧委员会成员，其中有“红一线”的万正凡、“反迫害”的万力、“山鹰战团”的陈立主、“斗批改”的黄萍根等。“红一线”宣传队编排节目《血的控诉》、《怀抱战友》等在街头、剧院演出，举着血衣控诉和呐喊，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危大苏《血红的理想之旗——“红一线”知青回忆实录》，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185—192页）知青的游行队伍从燎原电影院出发，经五一广场、南门口、天心阁、火车站，环游了大半个城区，最后回到五一广场。这次追悼会和游行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规模盛大，社会影响很大，在长沙市是空前的。（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10月初，针对省革筹成员梁春阳等要求下乡知青必须返回农村，长沙知青程亚林等与之进行辩论，坦陈下乡知青的生存困境，赢得了在场群众组织代表的理解与同情。10月10日，“红一线宣传队”小报《红一线》刊载程亚林《弟弟，我变了》一文，反映了长沙下放江永知识青年生产生活的困苦情况。其中写道：“一旦我们想在政治上有所进步，就有人指着我们骂：‘你们有什么资格发言！’小孩子们就跟着后面喊‘地主崽子’，和我们同甘共苦的贫下中农同我们疏远了，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55—1982年）》，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294页）
前期曾经从事知青生存状况调查的调查团成员参与组建了以黄萍根为首的“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斗批改调查团”，总部设在省委招待所。之所以叫“斗批改”，主要是想在斗争、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希望为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找到一个好的安置形式。（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还有知青以“长沙市红农会广阔天地红卫兵通讯社”的名义创办小报《农奴戟》。报名出自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的“红旗卷起农奴戟”，反映自己身处高压却不甘心就范的心态。该报在一篇署名“邵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小兵司令部”的文章中，针对上山下乡提出了16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安置方式要以分散插队为主、原则上越远越好，究竟把青年个别分散在僻野山林有什么好处？上山下乡的地址是在山区和边疆，在军事上有何战略意义？为什么国家发展工业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宁肯抽调其他农业人口，却不抽调城市下乡青年？为什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时，使用一套高压和欺骗的手段？下乡青年合乎参军条件的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在动员中规定任务？并可以顶替？名额上则是多多益善，知识青年像旧社会去充军还是像到农村去干革命？为什么许多有理想的、朝气勃勃的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后就变得悲观失望，意气消沉，他们的雄心壮志到什么地方去了！”（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55—1982年）》293页）
除了长沙，知青在省内外的串联活动也十分频繁。1966年9月成立的邵阳地区下乡知青组织“小兵司令部”曾参与反对“9•24报告”，争取为“黑鬼”平反的活动。1967年2月，“小兵司令部”翻印遇罗克《出身论》，与当地保守红卫兵组织展开论战。3月以后，遵循中央“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2月20日）的号召，“小兵司令部”成员返回农村，组织停止活动。1967年8月以后，下放在绥宁、城步、洞口、新宁等县的四、五千名知青全部返回邵阳市，“1079”各个组织应运而生。“1079”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只是农业生产工具扁担、斗笠、锄头、尿杓的形象比喻，以此作为下乡知青的代名词。8月下旬到9月中旬，邵阳市一下涌现出20多个“1079”组织，如遂宁知青成立的“1079野战军”，城步知青的“1079前卫军”，洞口知青的“1079雪峰战团”等等。“小兵司令部”也在邵阳市重新竖旗恢复活动。（朱鹏涛《峥嵘岁月中的“小兵”——忆文革初期邵阳市下乡知青红卫兵“小兵司令部”》，政协邵阳市学习文史委编《抹不去的记忆——邵阳知青回忆录之一》，内部出版，1999，375-393页）邵阳市的知青组织有成员长驻长沙，将省城的运动情况不断传递到地市县级地区。长沙知青组织“32111挺进纵队”办了小报《32111》，揭露知青安置工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黑暗与丑闻，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关注，促使有关部门的重视。该组织成员还北上武汉发售自己的报纸，南下广州与当地知青组织串联交流。（谢芝罘《天下知青是一家》，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257-262页）
1967年秋，山东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来到长沙，11月，长沙“红中会”成员杨曦光以个人名义与刘锦长无视中央禁止任何全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在长沙共同主持了一次若干省份知识青年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经过座谈、个别交谈和调查，杨曦光写就《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以“夺军权一兵”署名张贴长沙街头。（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55—1982年）》，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294页）该文公开为知识青年打抱不平：“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文章反对中央和省革筹要求知识青年回乡的指示，认为知识青年群体“受压迫”最深，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1967年11月16日）外地与会知青组织代表的发言主旨就是到湖南来取经并欢迎湖南战友去“传经送宝”，于是便有了赴外地传授经验小组的产生。“斗批改”的黄萍根和“红农会”的孙天南、高长国等组成了赴广东的小组。他们在广州召开座谈会，协助广州知青办报纸，从组稿、编辑，一直到出主意搞纸张印刷全程参与。后来还赴增城等广州知青下放点去考察，写成调查报告和文章发表。（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简称“八十决定”）发出，镇压湘江风雷的“二四批示”被推翻，湘江风雷获得新生，“工湘派”大获全胜。9月5日，湖南省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
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决定“对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九月起，开始进行分配”。该通知把大专院校的学生召回了校园等待分配。之后，中央又命令“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1967年9月23日）10月，中央再次发文命令所有学校开学，“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7年10月14日）显然，这一次的“复课闹革命”势在必行。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负责人部分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或其筹备小组），其他成员回到学校，按班级实现大联合，全部被统一到红卫兵（或学生）代表大会。“红代会”（或“学代会”）建立以后，绝大多数的学生红卫兵组织宣告解散。
湖南省革筹和四十七军采取进一步措施力图控制局面——“军宣队”进驻各单位，要求各派群众组织迅速实现“大联合”；制止武斗、收缴枪支弹药、开办学习班；镇压“省无联”（全称是“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规范各群众组织，将群众纳入预设轨道。到1968年初，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基本掌控了全省。1968年2月17—20日，长沙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宣布长沙市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原工联、湘江风雷等12个群众组织全部都宣布撤消了总部，所属人员各回本单位实现大联合。19—22日，长沙市贫下中农首届代表大会召开，长沙市农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群众组织中的工人、农民都已经按照省革筹的计划，通过建立“工代会”、“农代会”完成“大联合”。
知青一直是中央头疼的问题，他们造反最积极，行为最激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们是查抄“黑材料”的先锋；“经济主义妖风”盛行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闹回城并要求安排工作；武斗期间，不少人是造反派组织的武斗干将；湖南全省局势初步稳定的时候，他们是“省无联”的最坚定支持者，要求“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知青不得滞留城市，他们却置若罔闻。湖南省革筹建立之后，也曾和四十七军发出联合通告，要求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大事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794页）但多数知青并不执行通知，仍然留在城市，寄居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成为各种武斗的参与者，“联合通告”的效力并不大。
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严厉要求：“现在仍然逗留城镇的下乡上山青年和其他人员，包括支边人员、农场职工、退伍战士、精简下放人员、社来社去人员，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动员下乡落户的人员，都应当迅速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同贫下中农一起闹革命，不得随便离开生产岗位外出上访或串连。”这一通知在城乡广泛张贴，其中撤消联络站，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不予落户，强行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四条基本断绝了继续滞留的可能。1968年，随着湖南各城镇里群众组织“大联合”完成，“工代会”、“学代会”建立，各个群众组织相继宣布解散，知青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只好“回乡闹革命”。正是这一年底，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拉开了序幕。
从知青造反可以看到，不少社会群体借文革东风争取自己的利益，是客观事实。
文革前十七年间，社会矛盾的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也的确存在，这是一切社会都避免不了的问题。健康的社会里有良好的矛盾解决机制，保证矛盾产生以后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起到“社会减震器”的作用。健康的社会里，争取利益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多种方式表明利益诉求，获得自己的正当权益。然而，在文革前的社会环境里，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都要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解决。整个社会缺少“减震”的制度设计，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被不断激化和积累起来。从老知青造反入手观察文革，可以发现，造反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受损的群众发泄不满，争取权益的一次“无政府主义”狂欢。当然，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少研究集中关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从领袖个人因素的角度分析文革产生的原因。但就文革的根源来说，毛的个人因素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社会矛盾的积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能调动社会大众如此高涨的参与热情；如果不是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人们就不会卖力地去查抄“黑材料”，更加不会义无反顾地到武斗的战场上去厮杀了。因此，从普通群众的角度来看，社会矛盾的积累是文革之所以成为文革的充分条件。最高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予了人们表达不满的机会。
只有社会矛盾的积累，而无毛的发动，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将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最典型的是70年代末知青闹回城。这时候知青闹回城跟文革期间知青“造户口反”目的完全一样，只是不喊“革命的口号”，不打“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也不再批斗“走资派”了。对70年代末的知青来说，“回城”是目的，上访、绝食、堵火车是手段。同理，对于文革中造反的知青来说，“回城”是目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批斗“走资派”都是手段。
只有社会矛盾的积累（充分条件）和毛的发动（必要条件）二者结合起来，才出现了文革造反这一特殊的政治运动形态。人们常常把文革比喻成熊熊烈火，伟大领袖的发动和号召无疑是播下火种的行为，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社会矛盾的产生和积累正如干柴的堆积，一有火苗就很快呈现出燎原之势。

作者简介：
向前，男，湖南永顺人。生于1982年，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论文选题为长沙文革个案研究。

《记忆》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０日第4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