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文革”重灾之下的昆明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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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家民 《党史博览》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文革”中，昆明军区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单位之一。其中除了受迫害自杀的昆
明军区前任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刺杀身亡的昆明军区后任第一政委谭甫仁中将
，受迫害跳楼未死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等之外，昆明军区的众多将军
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将等，几乎全卷入了
“文革”的漩涡。

◇　阎红彦对“文革”不理解，很快就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后，和许多正直坚定的共和国将领一样，阎红彦对突
如其来的“文革”一直处于“不理解、不积极、不得力”的状态，但又不能不执行
“最高指示”。他的内心充满了苦闷。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
会期间，一天晚上阎红彦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房间串门，一股脑儿将自己的
看法倒出来。廖志高颇有同感，随着他的话不住点头。最后，阎红彦对廖志高说：
“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
秩序。这哪里叫革命嘛！”

廖志高十分赞同：“是呀，不讲不行了，抄家、破四旧，整死了多少人！”

阎红彦请廖志高第二天在小组会上讲一讲，廖志高推辞道：“还是你讲。你的
看法比我清楚。”

阎红彦不是不想讲，他有顾虑，他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像彭老总说的
一样，是莽张飞，只有其粗，没有其细，说话爱激动，容易坏事，还是你这个知识
分子讲好一些。”

第二天，廖志高讲后，阎红彦憋不住，也讲了起来。他们对“文革”的担忧，
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阎红彦私下对夫人王腾波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
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
。说到这里，阎红彦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他还不止一
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
一句都听不进去！”

１０月初，阎红彦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１０月９日开到２８日。主要针对全国
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　“态度
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
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糊涂了，他真不知道眼前的“革命”到底要怎么搞。他反复阅读报告、
“讲话”，还是理不出个头绪。

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
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
，凑材料。阎红彦和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
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的人，“揭发”说：“邓小平在淮
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不料，此人话音一落，阎红彦就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
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
们在一起的。”

阎红彦指着坐在身旁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
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气急败坏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但是很快，
康生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

中央工作会议后，１１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便陷入困境。“打倒阎红彦”的
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声讨、控诉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当时阎红彦已是近６０岁的
人了，又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批斗会一开就是一整天，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不让
他休息。即便如此，阎红彦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在造反派要他
对被打倒的某个干部表态时，他总是说：“他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责任在
我，欢迎同志们批评。”引得造反派头头大骂阎红彦“老奸巨猾”：“什么时候了
，还在为干部树黑样板！”

◇　秦基伟对造反派搞“蘑菇战术”，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脖子被斗骨折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军
区司令员秦基伟对“文革”一开始就不理解，对造反派的做法看不惯。他曾在一次
省委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
蘑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抓住造反派的‘小辫子’，整一下。”他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
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等军区领导成了众矢之的后，军区大院也不得安宁，就想找个地方住宿
和开会。秦基伟和军区其他常委躲到空军昆明指挥所（简称昆指）主任刘懋功的家
。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能够正常工作，保持与部队沟通，保证了云南国境线防务
工作的正常进行。

过了两天，云南省军区几百名造反派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到昆指院子外面吵
闹，要揪斗“军队走资派”，被昆指机关干部战士顶回去了。秦基伟知道后对刘懋
功说，这个地方不行，不安全，让另外再找个地方。刘懋功想了想后提出：一是去
２０公里外的空军西山营房，二是去巫家坝机场，离市区近一点，又有部队保卫，
比较安全。秦基伟同意去巫家坝机场。刘懋功用自己乘坐的“红旗”牌轿车把秦基
伟送到巫家坝机场，还派了个秘书跟着他，帮助办公，照顾生活。对军区其他领导
，刘懋功也派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走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
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
阎红彦也觉得疲惫不堪，同意稍微休息一下。

１月４日下午５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十余
公里的小麦峪。

小麦峪，是云南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
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意。这是奉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
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
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却始终
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１月５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
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告诉阎红彦，秦基伟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
其他人都不在军区内，要造反派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
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基伟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
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阎红彦耐着性子熬到天黑，他还是决定叫王腾波回省委，他和周兴去军区大院
，力图通过说服，扭转混乱局面。可是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门上、窗上、
走廊里，到处都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大标
语。省委书记们被冲散了。

周兴当面去做工作，但谁也无力回天。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

１月６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
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
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健民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
一个人留下来抵挡。

造反派大队人马，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而来。

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造反派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挺身而出，迎了上
去。

造反派气急败坏，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
。

造反派集中力量逼着赵健民带他们去找阎红彦，被赵健民断然拒绝：“阎红彦
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怎么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
诉你们。”造反派群起而攻之。赵健民又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
，不应该进驻军区大院。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
军区这种手段逼迫阎红彦，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让阎红彦来同你们
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刚落，造反派就大吵大闹，呼喊：“打倒李井泉！
”“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造反派头头利用赵健民的话煽动群众，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强行戴到了赵
健民头上。赵健民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了。他瞪着造反派，两眼冒火，大
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你们这样做是对共产党
的侮辱！”

赵健民在汽车上奋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造反派们哪里肯依，几
个人一齐动手，反扭赵健民的胳膊，卡住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硬按在汽车顶的
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达３个多小时。

回到军区大院的赵健民，已是气息奄奄，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治
疗。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又把他抢出来，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经检查
发现，赵健民的脖子已骨折。造反派不相信，要求自己派人检查。医院拒绝后，又
进行了反复检查，结论依然是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１月７日一大早，造反派把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硬逼着省军区领导立
即交出阎红彦。直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亲自出面，以３８年党龄和省军区政治
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内，造反派才怏怏离去。

◇　陈伯达打电话相逼，阎红彦服安眠药自杀

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是阎红彦到小麦峪的第四天。凌晨１点多，秘书叫醒了
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一
拿起话筒，便听见对方气势汹汹，满口的福建土话。阎红彦不能完全听懂他说些什
么，但听得出是一种斥责的口气，十分反感，气愤地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陈伯达就让汪东兴当翻译、转达他的话：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
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
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
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地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
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
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
！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
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也在电话里斥责阎红彦。

“我们又不是怕群众。”阎红彦心头在剧烈地颤抖，实在平静不下来。他推开
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去，到军区大院去，跟造反
派讲理去。

周兴劝阎红彦：“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绪难以平静，拿起桌子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
熄灯休息。

凌晨４点多钟，一阵隆隆的汽车声打破了小麦峪的寂静，打听到阎红彦下落的
造反派，开着好几辆大卡车，朝小麦峪冲来。

门卫通过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

秘书接完电话后，立即跑进房间，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见动
静，就走了。警卫员又进去喊阎红彦时，打开了灯，发现阎红彦已停止呼吸！桌子
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
不要难过。”

１月８日早上８点多，昆指主任刘懋功突然接到秦基伟的秘书从巫家坝机场打
来的电话，说阎红彦同志死了，秦基伟叫派人去查清是怎么死的。并告诉刘，秦基
伟同志痛苦不安，眼睛都哭红了。刘懋功立即派气象处长刘星启带人去看，但他们
到西山筇竹寺前被群众组织拦住，坚决不让过去，只好回来了。刘懋功又派通信处
长王友忠和军务处长赵炳彦去，王友忠对群众组织说要去龙潭街空军部队执行任务
，必须放行。造反派看他是空军的，就放行了。他俩回来报告说：“阎政委住在警
卫团，死在他睡觉的床上，穿着整齐，从外表来看，没有任何被打现象，脸和手上
均无外伤，不像被打死的样子。找不到与他同住的妻子王腾波同志。省长周兴也找
不到了，但他茶杯里的水还是热的。看来刚走不久，不知去向。”刘懋功立即将情
况向秦基伟作了报告，并同时报告了北京。周恩来很快就打电话给刘。刘不在，电
话是昆指副主任朱刚接的。周恩来说：“要用冰块把阎红彦同志的遗体保护好，北
京马上派法医前去检查。”朱刚找到刘报告了周恩来的指示，刘立即照办。当天下
午，北京派的法医和刑侦人员乘飞机赶到昆明。由朱刚到机场迎接，并陪同他们前
去。经尸体检查、解剖，在胃里发现大量安眠药，大约有１瓶之多，还有２５片没
完全化开，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

陈伯达不肯承认是他逼死了阎红彦。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９日的军级干部会议上
，在康生讲完话后，陈伯达讲起“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但很快把话题
转到阎红彦身上，为自己辩解：“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
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
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
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
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
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
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
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
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
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
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
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
就是这样。”

秦基伟被周恩来派飞机接到北京仍被造反派搞了“喷气式”，昆明军区副司令
员陈康被打成“滇挺”总司令

阎红彦一死，昆明更是大乱，军区造反派对秦基伟的批斗也更加升级。北京传
来贺龙被打倒的消息后，秦基伟又被扣上了贺龙“黑干将”的帽子。造反派提出：
不把秦基伟打倒，誓不罢休。很快，秦基伟的家被抄。

在这种情况下，秦基伟不仅无法工作，就连住在军区大院也不可能了。他带上
几个参谋，到了市郊干海子的炮四师驻地暂住，工作靠打电话与在军区的领导同志
联系。

过了一段时间，秦基伟等领导回到了机关，仍是不断受冲击。秦基伟还被军区
造反派罚跪、批斗，使他无法工作，安全也没有保障。叶剑英得知情况后，向周恩
来作了报告。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春节刚过就派飞机到昆明，以治病为名接秦基伟
到北京保护起来。事前，刘懋功接到周恩来秘书电话，告诉他北京来一架飞机，停
在昆明军用机场，专门接秦基伟到北京，要刘懋功立即把秦基伟找到并负责送上飞
机。

刘懋功和部下费了很大的劲，通过昆明军区其他领导才打听到秦的暂住地点。
这时，秦基伟也得到了消息，打来电话，问刘懋功是否接到了周恩来秘书的电话，
刘回答接到了。秦基伟让刘懋功马上派车去接他。刘问秦能否自己坐车过来，秦说
不行，坚持要刘派车去，而且车要直接开到他的住处门口。刘就派了一辆车去。

车刚开到门口时，秦基伟已准备好了，一步就跨到车里。刘懋功另派昆指副主
任朱刚坐了一辆车在后面跟着，以防万一秦基伟被群众组织劫持时，有个线索。

到机场后，刘懋功说：“秦司令，离起飞还有好几个钟头，机舱里面冷，到招
待所去休息一会儿，搞点饭吃。”秦基伟说不吃饭也行，还是坐在机舱里吧。刘懋
功就叫飞行员把饭菜送上飞机，让秦基伟吃一点。到晚上，飞机起飞了。

到北京后，秦基伟等人被安置在京西宾馆。

来北京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上面还通知秦基伟参加过一两次军委召开的会议，
后来他就完全“靠边站”了，看不到任何文件，听不到任何报告，成天无所事事，
他感到非常苦闷。

到了１９６７年夏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势不两立
的两大派，派仗打得难分难解，许多造反派组织都要找一些领导干部以壮声势。住
京西宾馆的“靠边站”的干部中，也有造反派找上门来的。秦基伟一开始就很明确
：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不介入任何派性斗争。后来，云南某派组织也派人两次找他
，希望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打倒×××，说×××在“文革”中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秦基伟都明确地拒绝了。

１９６８年１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２月１３日
，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
”，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
们的话下，某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
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扩大了
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　１３个专
区、州、市，５４个县（区）的“划线站队”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
后来荒唐到把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打成了“滇挺”的总司令。

不久，北京又出现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一片“打倒杨、余、傅”
的声浪中，全体“靠边站”人员都让离开京西宾馆，其中的部队干部和宋任穷等过
去在军队的干部被安置到了位于东城海运仓的总参第一招待所。

住在这里也不太平。一天，昆明军区某造反派有几个人来海运仓找秦基伟，逼
他揭发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的问题。秦说：“我和鲁瑞林同志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你谈他的历史问题。”来人喝道。
秦基伟说：“他的历史归组织上审查，我不了解他的历史。”
“你真不了解？”
“真不了解！”
“这里有毛主席像，你敢在毛主席像前发誓吗？”
秦基伟没有多想，直接回答：“我当然敢。”

结果，就在秦基伟刚站起来的时候，两个人从他身后蹿上来，扭住他的一只胳
膊往下一压，再把他的头往上一抬，接着，有人赶紧按快门照相。这伙人把照片放
大后，带回昆明到处张贴，吹嘘他们在北京斗了秦基伟，让秦基伟坐了“喷气式”
，从而捞取政治资本。

１９６９年秋天，秦基伟这些“靠边站”的干部都被疏散出北京，被安排在洞
庭湖边一个劳改农场劳动。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８日，秦基伟乘火车抵达北京，仍然住总参海运仓招待所。
第二天，秦基伟等人就收到了五一劳动节的游园请柬。

五一劳动节后，秦基伟的名字见诸报端，秦基伟的一些老战友知道他被“解放
”了，都主动来探望。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
相见，都感慨万千。

１９７３年７月２８日，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很快，他就奔赴成
都，开始了新的征程。

◇　毛泽东要谭甫仁不做“吴三桂”，谭甫仁如日中天时却神秘遇害

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自杀”，司令员秦基伟“失踪”，第二政委李成芳
，被诬为“薄一波路线的黑爪牙”，也被造反派揪斗。武斗由枪战发展到炮战，甚
至把军工企业研究试制的尚处在保密阶段的新式武器，也抢来用于武斗。云南局势
越来越恶化。中央迅即采取措施，周恩来多次针对云南情况，作了指示。开办“毛
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便是一项重要举措。中央紧急开办云南学习班，谭甫仁进
入决策层视野。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谭甫仁，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了南昌起义、平型
关大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万山群岛等许多著名战役、战斗，历史上功勋
卓著。新中国成立后，谭甫仁先后担任过军政委、广西军区第三政委、武汉军区第
二政委、工程兵政委等职，发现和培养了名扬军内外的“硬骨头六连”　这个先进
典型。他思想敏锐，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谭甫仁奉命来到“云南班”并担任“学习班”办公室
主任。２月１１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省和军队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首先谈了“云南班”的情况。当毛泽东听说云南已来了８００多人时，便摇
头说：“不行，８００人少了，要增加一倍。”“云南班”云集北京的学员遂达到
２０００余人。随后，昆明军区亦在北京举办了４批有３０００名军队干部参加的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毛泽东提出扩大“云南班”后的两天，在中共中央
的敦促和帮助下，由谭甫仁等主持，云南两大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
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的协议》。混乱的云
南局势得到了遏制。

２月１１日后半夜，谭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紧急约见他。谭甫仁忐忑不
安地走进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号房间，毛泽东见他进来，就放下捧着的线装书，详细
地问起谭甫仁的情况，然后和他谈起了吴三桂做平西王永镇云南、逆历史潮流而动
的教训。

最后，毛泽东转入正题道：“你要做‘平西王’了，执掌云南边地，封疆大吏
哟！”毛泽东饮过一口茶，向谭甫仁传递了中央的想法：“中央已决定你担任昆明
军区政委，名已正，言已顺，把云南班、昆明班办好，积累的问题解决掉，卸掉了
包袱，再回云南。”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
军工程兵政委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政委。６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谭甫仁担任
昆明军区党委书记。由于要在北京办好两个班，故推迟上任。６月底的一天，周恩
来又在中南海约见了谭甫仁，再次对云南问题作了指示。从此，谭甫仁正式主持云
南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正在北京举办的“云南班”和“昆明班”。　１９６８年
８月１１日，谭甫仁和“云南班”的代表们乘飞机，从北京抵昆明，正式上任。

“谭办”秘书周孜仁总结道：谭甫仁上任伊始，旋即猛砍三板斧。板斧一就是
“划线站队”，即将两派群众组织之一派明确定义为错误路线而广为整肃之；板斧
二就是“围海造田”，即将滇池水域围填三万亩以大办农业并以粮为纲；板斧三就
是“修‘万岁馆’”，即将“文革”前落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宫或炸或拆，一夜之内
夷为平地，以迅速修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板斧落下，短短时间，谭甫仁在云
南的威望便蒸蒸日上。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简称“学代会”，因该届大会代表人数逾万，故又称“万人大会”）。谁也没有料
到，就在万人大会闭幕后第三天，谭甫仁却被暗杀。暗杀发生在１２月１７日凌晨
４时５０分左右。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１．要组织抢救。２．案子
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你
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记录完周恩来的指示，周兴又给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报
告了情况，黄永胜在电话中指示：“抓紧抢救，北京总医院将很快派人去。”接着
，昆明军区党委常委会紧急召开。

昆明军区除党委常委外，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当时
，司令员秦基伟被秘密关押，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在北京治病，副司令员鲁瑞
林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他们均未出席这次会议）。常委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
军，但对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这起罕见的恶性案件，都感到十分震惊，一时也拿不
出什么主意。最后，周兴稳了稳情绪，提出：除了责成军区总医院进行全力抢救外
，主要的任务是：１．抓紧破案，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查找蛛丝马迹；２．查枪、
验枪；３．找现场人员了解情况；４．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
简称“０１７专案组”，新华社播发的唁电稿时间有误，谭甫仁夫妇被害时间应为
１７日），由周兴任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任副组长。

虽经紧急抢救，昆明军区总医院已无力回天。谭甫仁夫人王里岩两眉间中了一
弹，实际上已当场身亡。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一弹打在头上。入院时
，几乎没有血压。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点微弱心跳。腹腔内积满了血，医生只得剖
开腹腔放出积血。后又打开胸腔，采用心脏按摩，但收效甚微。

当日下午３时，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飞抵昆明。他肯定了昆明军
区总医院的抢救方案。延至午后４时，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去世。谁也无法想见，
一位驰骋疆场几十年，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却倒在
了和平年代凶手的黑枪之下。

据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一书撰写谭甫仁传记的作者说，他从中央档案馆和军
委、总政、成都军区档案馆等单位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案件的侦破和审理记录，
终于查明谭甫仁被害的真相：

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县人，富农出身，时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保
卫部保卫科副科长。１９４６年，王志政曾参与杀害了当地的村武委会主任、中共
党员武不会。后来改名混进革命队伍。在部队，他编造历史，伪装进步，入了党，
提了干。“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王自正家乡的群众揭露了他当年参与杀
害我武委会人员的罪行。１９７０年４月下旬，揭发信几经辗转送到了谭甫仁手中
，经昆明军区派人查实后，谭甫仁于５月２３日签批了同意对王自正进行隔离审查
的报告。

由于王自正是从保卫部保密员的职位上提升为保卫科副科长的，他对军区首长
接触机会较多，对其住处及周围情况比较熟悉。当军区专案组突然决定对他进行隔
离审查时，他自知难逃严厉的惩罚，便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王自正自杀后，从
他留下的３本笔记本中发现他亲笔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
。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到牵连。我一辈子完了！”“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
泄心头之恨。”

谭甫仁夫妇被害事件在军内外引起了震动。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３日下午，云南
省革委会、昆明军区在昆明联合举行追悼大会。

因该案发生时正处于“文革”中，极左路线和派性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严重的
干扰，致使专案组先后两次改组，侦破时间长达８年半，直至１９７８年６月专案
组撤销为止。谭甫仁被害一案仍然维持了１９７１年案发当初所作出的定性和结论
——谭甫仁夫妇被害属于阶级异己分子王自正的忌恨和阶级报复的动机所为，绝非
其他什么原因。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组长蔡顺礼（第一次改组后任）被
隔离审查，“０１７专案组”于１９７４年第二次改组，上面派来一位同志指导破
案。这位同志从想象出发把本案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挂钩，捕风捉影，要查出暗杀谭
甫仁的凶手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结果除了多伤害一些无辜者外，没有获
得任何线索和新材料。“０１７专案组”工作了八年半，其间人事几经变动，最后
一位组长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根据军区党委的指示，“０１７专案组”为
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起草了结案报告，并上报中央。其要点是：杀害谭甫仁及其
夫人王里岩的凶手正是王自正；本案的性质属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
作案。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自杀，系他自感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而采取的极端
行动，与本案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