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国荣等《广西文革大事记》的问题必须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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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中纪委：

广西区党委：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在广西，以韦纯束为首的广西“处遗”领导小组，违背中央关于“不准搞派性”，“不要翻烧饼”，“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的重要指示，大搞派性报复，搞了一个彻底的大翻烧饼。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了巩固他们的所谓“处遗的伟大成绩”，他们打着“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教育当代，警戒子孙，使其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的旗号。他们从1985年至1988年，组织大批人马，从自治区到县。自治区以厅局为单位，大的厂矿企业、大专院校，地、县各写一份，汇集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共18大册，自治区还编有《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二、三、四。

为了编写这些“大事记”，在韦纯束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一个“编审委员会”。人员是：黄云、金宝生、区济文、李殷丹，韦章平、黄嘉、陈泳、黄英、郑少东、杨振宗、王升阶、黄耿、孙善佑、刘洪涛。

主编：区济文

副主编：黄英、孙善佑、林静中、李文忠、何俊、陈绪仓。

编缉：熊景德、蓝秀珍、阳孟琼、覃振凤、安洁、伍权、李翔、王定、赖伟、黎明光、张国强、秦邕红、林庆芳、蓝天、周国成，杨梅梅。

这些“资料”、“大事记”，问题很多，现仅就主要问题进行分述。

一、大量机密资料流到美国，应该彻查。

这些《大事记》、《档案资料》，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到了美国。由一帮“美籍华人”组织编辑，他们是：

主编：宋永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主编第一、三部分编辑并合作编辑第六、七部分。

石之瑜（台湾国立台湾大学、项目负责人合作编辑第七部分）。

丁杼（美国诺曼学院、第四部分编辑）

周原（美国芝加哥大学、第二部分编辑）

沈志佳（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第五部分编辑）

郭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英文目录翻译）

何蜀（中国文革研究学者、第九部分编辑）

周泽浩（美国宾州约克大学、英文目录编辑）

李晓航（中国文革研究学者，合作编辑第八部分）

王友琴（美国芝加哥大学，合作编辑第六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余英时写了序言。

这些资料，后来编归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并制成一盘光碟，又流入了广西。柳北一个叫孟光的人又从该文库中照抄《广西文革大事记》编辑，于2014年4月22日发贴到柳州新闻网，并号召了解真相的朋友“站出来讲真相，摆事实讲道理，不让不实之词污了自家名声。”

第八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八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标题

1、容县“文化大革命”大事件

2、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件

3、玉林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

4、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一册）的目录和前言

5、桂林地区“文革”大事件

6、岑溪县“文革”大事件1966—1976

7、梧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8、全州县“文革”大事件

9、武宣县“文革”大事件

10、柳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11、百色地区“文革”大事件

12、宾阳县“文革”大事件

13、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14、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二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5、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三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6、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四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7、钦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18、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9、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二

20、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三

21、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四

22、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

广西文革大事记之后特附：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目录

前言

一中“六一三”武斗事件

永宁公安分局事件

在金鸡村抢劫抗美援越物资的经过

航运分公司船舶3次被烧的内幕

华强粮店事件

揪假“反团”的始末

“贯彻七三布告”武力攻打解放路

解放路银行50多万元是怎么烧毁的

市直机关西乡塘学习班概况

清查“五一六”的始末

工农兵饭店茶厅“四一二”抓人的前前后后

桂林地区“文革”大事件

目录

前言

“一月夺权”

专区革委会成立始末

“民兵”进城武斗

“八二0”事件

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遭受审查迫害的冤案

专员吴腾芳同志被迫害致死

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件

目录

前言

“1、23”夺权事件

关于张炎同志受迫害及“张炎司令部”事件

“6、11”6次特快停运事件

“7、28”夺军权大会事件

“8、24”文化宫武斗事件

“5、21”、“5、25”抢援越物资及解放军枪支事件

“5、26”小鹅山武斗事件

铁路运输中断两个月事件

“6、18”灵川枪杀熊兆强等六人事件

桂林地区舔骨事件

南宁“53天”会议

大量机密资料流到美国，这是国家安全机关，保密机关，档案管理机关工作的失职。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国家安全，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还在加强清理祼官，清理社会组织、清理民间宗教组织、清理内奸，全国人大常委会刚通过《反间谍法》。广西大量机密资料流到美国，是否有内奸、间谍，建议广西区党委彻查，并给予严肃处理。



二、“文革”期间，广西已形成“王关戚——王荔——”“伍、贺、霍、谢、袁”——“4、22”一条黑线。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在文革期间，广西形成了一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通过中央文革驻广西记者王荔（后任广西联络组组长），王荔又串连组织伍晋南（区党委书记）、贺希明（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谢王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家柯（南宁市委副书记）去操纵广西“4、22”，形成了一条黑线，搞乱了广西。《文革大事记》记录如下：

（1967、2）二日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王荔到达南宁，当晚，受韦国清接见。王荔来邕后，以中央文革记者身份，直接插手地方的活动，特别是参与搞乱广西区党委，制造两派对立情绪，支持武斗，支持冲击京西宾馆，对搞乱广西起了很坏的作用。（王荔专案材料）

四日，王荔到“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和区党委宣传部“倒海翻江”等组织了解夺权情况后，对”首都三司”负责人李翠英和“倒海翻江”头头刘德胜、秦朝泰等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须组织进行二次夺权。王要刘等组织一些人做领导干部的工作。于是，刘德胜、秦朝泰、李鉴、农烈、陈经智、游建安等人成立了一个串连领导干部和整韦、乔材料的“尖刀班”。十四日后又扩大为“尖刀队”，增添了桂林“老多”张欣然和黄干才、刘义光、黄济丰、余济凡、韦玉卿、王杰华、曾纪均等人。（王荔专案材料）。

八日，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成立“尖刀班”和揭批韦、乔的情况后，王荔说：在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揭批贺希明的大字报比较少，应当鼓励贺出来造反。段远钟、谢王岗，霍泛也不错，可以做他们的工作。为此，王荔同秦朝泰于九日亲自去找贺谈话，鼓励他出来“造反”，但贺起初表示自己有历史问题，有顾虑。十日晚，刘德胜、李鉴、秦朝泰等人串连了伍晋南之后，又串连贺希明等几个领导干部，贺表示：乔晓光“三反”言行多，可以打倒，对韦国清是否打倒拿不准，秦朝泰说，光是顽固推行反动路线这一条，就可以打倒，并给了贺希明一些关于揭发韦、乔的大字报和传单（王荔专案档案）。

同日（16日）王荔再次和秦朝泰找贺希明，反复劝说和鼓励他站出来“造反”，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还说，区党委接待站召开的揭批韦、乔大会开得好，揭开了区党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赞赏贺希明在会上揭发韦、乔，造区党委的反的“革命行动”。王荔几次对贺的鼓励和支持，使贺下决心发表声明（王荔专案材料）

十九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贺希明，自治区党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段远钟，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闫光彩，自治区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公安厅厅长管世新，自治区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刘泮江，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洪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孙立海、黄季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秘书长高信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提出“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此声明原稿经王荔和“尖刀队”审阅同意，王荔还提了修改意见。（声明全文附注七）。“二、一九”声明发表后，伍晋南、霍泛发表声明支持“二、一九”声明。“二、一九”声明公布后，逐渐结束了广西“文革”全面开展后半年来各派组织群起造反，各据一方，争夺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的局面，演变为以人划线的全区分为两大派造反组织。两大派造反组织都企图争夺派天下的领导权，建立一派的政权而展开激烈斗争。解放军在“支左”中也公开亮相支持一派的造反组织，形成了两派群众造反组织在夺取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中尖锐矛盾和斗争，以至武斗杀人搞乱广西局势。（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1967、2、19）王荔要刘德胜等人整理关于中共广西区党委书记处成员的材料，（包括他们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造反派”对他们的意见，支持哪些人，打倒什么人等）。刘德胜根据王荔的意见，整理了一份材料给他，继续提出打倒韦国清。（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一日“倒海翻江”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开会。主持人秦朝泰，研究成立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各单位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推选贺希明为区“抓促”负责人。（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1967、2）广西师范学院学生潘国球、秦钟标等人来南宁，与西大学生秦朝泰、区党委宣传部干部刘德胜等人联合发起，组成“韦国清、乔晓光罪行调查团”、向全国各地散发了《调查韦、乔罪行呼吁书》，四月中旬，潘国球将收集整理的韦国清“罪行”材料，带回广西师范学院交政治系教师杨为桥、丘国仁带去北京，交中央文革小组王荔（广西师院“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1967、3）周总理打电话给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讲：“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总理说：“我们做工作。”还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中旬，秦朝泰、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说：“军区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我们要打倒韦、乔，他们要保等等”。还说，现在揭发了不少材料，如“三反”言行，独立师等问题。韦、乔是要打倒的，但伍晋南要站出来，贺希明、谢王岗也可以站出来。王荔说：“最近我要回京汇报，你们认为是对的就做，对军区、对当权派的情况，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写好给我”。随后由游建安执笔把韦国清是“走资派”，“三反分子”，要打倒的材料，于当天下午交给王荔 。

二十日刘德胜又整理一份广西军区支“保”不支“左”，“造反派”受压的材料给王荔。（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五日，王荔回京后的第二天，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汇报。说：“韦国清是公安部队副司令，罗瑞卿的人。”广西有个林业大队，全是复退军人，是韦的“御林军”，准备和罗搞政变，还说“韦国清过去是跟陶铸跑的，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走资派，造反派主张打倒和批判。但广西军区保韦国清，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继续执行旧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王、关、戚表扬和鼓励王荔说：“你们前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广州军区、广西军区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你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不能盲目跟着（军区）跑”等等，最后王荔表示：“一定遵照首长（指王、关、戚）指示，不怕压力，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王荔专案材料）

三月间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到广西军区开会期间，曾找王荔征求他对支持“老多”组织的意见，王荔说：“桂林的形势比南宁的好，广西师范学院“老多”组织是个好造反派，造反精神强；南宁形势不行，象一潭死水，还没搞起来。希望桂林驻军派四百名“老多”去南宁作骨干，打开局面。南宁的革命搞好了，对全区有很大推动作用。”张耀青赞成这一建议，表示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研究一下，不久，桂林“造反大军”热烈欢送大批“老多”外出串连。到南宁的‘老多’约七、八百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四月（1967、4）伍晋南去“广西红卫兵总部”活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1967、4）上午，霍泛骑自行车到西大活动。

十九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我们的声明》（后称《四一九声明》）全文如下：

三月下旬以来，不少机关干部，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贴出了大字报，希望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彻底检查错误，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此，我们也表示了同样态度，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韦国清不仅没有悔改表现，而且避而不见，至今杳无音信。最近在南宁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泡制的一股资本主义复避的反革命逆流。如围攻革命小将，以种种方式取消、压制革命组织，扶持保皇势力等，使我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必须引起我们十分警惕。出现这样的局面，不管怎样，韦国清应负主要责任。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韦国清的错误没有揭露批透，他本人没有认真悔改，以及这股逆流的策划真相没有澄清以前，提出坚决支持韦国清出来搞“三结合”是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坚决支持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桂林“老多”、区党委机关“倒海翻江”兵团等真正革命造反组织，坚持击退这股资本主义复避的反革命逆流的革命行动，并和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略）（见档案局“文革”材料12卷）

二十日“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约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车站广场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伍、贺、霍等三人的《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1）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2）撤销军管小组；（3）砸烂广西日报社群众组织“五八一一二”，限令三十六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二日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广西工总”等数十个组织，不同意《广西日报》报导有关广西大学数理系革命大联合的消息，集队到广西日报社同军管小组交涉、辨论、抗议、静坐，并成立“四、二二”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该校学生何作然、谭乃禧、石怀宇、曹东峰，先后充当了该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和常委（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晚，“广西红总”、“南宁小八”、“广西红联”“新工总”等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和支持伍晋南等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的大会，外地来邕学生组织参加大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四、一六”冲击军管广西日报社、支持伍、贺、霍声明等。伍、贺、霍三人参加了大会，伍晋南讲了话，表示“坚决与群众斗争在一起……”等。会后游行。（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材料72卷）。

同日晚上，“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俊秋，李朝杰等，拉队伍到广西日报门口静坐。并通知在朝阳广场开会的“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拉队伍来广西日报社门口静坐，抗议军管广西日社，并提出六点要求：交出策划反革命逆流后台；军管广西日报社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必须在报上刊登所谓真正革命造反派文章；不准刊登所谓“保”字号组织的文章；报社军管小组必须改组；办报必须依靠报社内部所谓革命造反派等等。军管小组认为这些要求不合理，不予答复。逐于四月二十三日一时宣布静坐示威，并宣布成立静坐示威“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来发展为广西“四、二二”指挥部）。

二十四日在北京，王力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地回京学习班的记者讲话。王荔为试探中央对韦国清的态度，和记者高世忠研究，写了一张条问王力：对韦国清应该怎么看？王力在讲话中表示：韦国清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央保的。王力在讲话中，攻击各地军区。因而王荔认为自己反对广西军区是对的，并散布这些流毒、挑拨广西驻军和广西军区的关系。他对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说，广西军区不支持桂林成立革筹小组，野战军好、军区、军分区不好，等等。（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广西四、二二”派出汇报团赴北京。广西大学雷激为团长，张振剑、秦尚群为副团长，陈镇西、马秀英、杨福庭、陈寿宣为委员，雷激，张振剑回广西后，于六月十日改组。改组后的汇报团成员如下：团长：曹东峰；副团长：朱仁、陈镇西、秦向群；各县代表：陈寿室、唐忠、马秀英、李仕强、雷鸣等共十三人。汇报团下设四个勤务组：政宣组长：朱仁，材料组长：陈镇西；动态组长：曹东峰；行政组长：秦尚群。李淑英负责联络。清华大学团派和北京大学天、地派，都派有驻“四、二二”联络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五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高仕克、梁宁、龙廷驹以及北京学生赵郁民和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苏庆科等人，开会研究坚持静坐和逐步升级问题。会上，高仕克提出打持久战，引军区跳出来一整套办法，伍晋南表示完全同意。（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

二十七日上午，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仕克召开“四、二二”骨干会议，布置“目前火线工作”。伍晋南亲自指示：（1）斗争有困难，但必定完全胜利，这是一场决战。（2）采取持久战，斗久了，他们就跳出来，我们就抓住。目前冲击还不到时机，如果时机成熟了，就速战速决。（3）要宣传静坐的意义，调动社会力量，这是总的战略中的一个布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处遗”材料115卷）。

本月下旬，某天下午经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意，韦国清在京西宾馆找王荔谈话。韦告诉王荔：总理指示，广西地处边疆不能乱，要实行军管，并要他当“军管”会主任。（见王荔专案材料）。

三十日、五月五日王荔到北京西交民巷中央农业银行接待站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住处，章英、刘德胜、梁琨、张欣然、王呈道、刘少平、史妙甫、李超林、陆成勋、都惠忠、谢家样、沈明轩、秦大宁等人向他们汇报广西情况。当桂林“老多”张欣然汇报说，同广西日报军管小组辩论，“军管”小组不够他们辩论时，王荔说：“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比起其他省差半年，广西红卫兵没有造反精神，文质彬彬的。人家说你们是文斗的模范，我看有点像”。“造反派搞点打砸抢算不了什么，造反派哪有不搞打砸抢的？”还多次对他们说：“武汉钢‘二司’敢斗，开汽车到体育馆，冲上‘三司’斗争王任重大会的主席台上，抢了王任重就走，体育馆的门也搞坏了，汽车也开翻了，王任重摔成重伤，很有造反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还说：“这次会场打起来了，打伤了不少人，军区拿他们没有办法，很怕‘二司’，表示要把王任重交给‘二司’斗争。”王荔这些话后来在“四、二二”内部广为流传。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极坏作用。

王荔还煽动他们揪军内带枪的刘、邓和赵永夫式的人物，要他们整军区负责人一级的材料和调查军内两派斗争情况。章英等整了一份《广西军区负责人言论摘录》给王荔，王荔赶通宵修改报中央。

刘德胜，李日明等还问王荔：“我们要坚决打倒韦国清，中央是不是要支持韦国清？此时，王荔已明确知道中央保韦的意图，仍动员他们打韦：“中央支持韦国清，也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你们是群众组织，要打倒他是可以的，打不倒也可以整他的材料……”（见王荔专案材料）

（5月）六日王荔和一联络员到北京西园旅社伍晋南等住处，征求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伍晋南代表二人发言，重申“二、一九”、“四、一九”声明中反韦、反军区的观点，并提出要求中央负责同志接见。王荔表示可以反映，现中央负责同志很忙，可用书面，他负责转达，王要了一份“四、一九”声明印稿。

伍等在北京期间，王荔多次到他们房间。对他们讲：“广西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当前主要是军区支左问题，你们可着重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贺等将攻击韦国清的材料《十几年来韦国清在广西执行了一系列什么路线》和要求中央调离韦国清，另派人主持广西工作的报告，交给王荔转给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八日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石怀宇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王荔参加了会议。确定农烈整军区的材料：（1）军区支左后，造反派整风受压情况；（2）军区首长一级材料；（3）军区支“保”压“造反派”材料；（4）收集军区以小见大问题的材料；（5）五次接见后“广西军区执行‘反动路线’材料；（6）总理单独接见“四、二二”代表团时口头汇报整理的军区材料。（王荔专案材料）。

九日五一节韦国清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一事，使“四、二二”派大为震动，“四二二”代表团内部思想有些混乱。刘德胜向王荔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韦国清虽然上了天安门，我们还要继续打”。王荔要刘德胜把大家的思想动态写一份材料，刘写好后交给王。王荔表示将材料转中央文革。（见王荔专案材料）。

（5月12日）同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自北京拍回《关于“工总”问题的声明》的电报，说“工总”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和革命小将并肩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砸烂‘工总’是他们恶毒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欢呼‘工总’的诞生”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七日章英、刘德胜在北京西苑旅社向王荔汇报广西日报问题，并提出要夺《广西日报》的权，请王荔指导，王说：“不要夺权背包袱，你让他军管会掌权，出了问题，当活靶子打，他们可以组织队伍送版面小组，七、八天冲一次，也可组织人写文章批判，这多主动。”六月二日，章英向王荔汇报“四二二”指挥部张俊等人不接受意见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后，王荔说，夺了权也好，军区发了五、二五声明就更暴露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九日由谢王岗主持，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会议，介绍广州等地“造反派”冲击报社的情况，分析报纸“白纸黑字、好抓辫子”，研究了夺军管广西日报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高信、史乃展、吴作凡、谭流。（见“处遗”材料115卷）。

本月中旬，王荔对刘德胜说：“中央原来以为韦国清问题简单，准备保韦国清的，看了你们的材料后，感到他有蛮多问题，不一定保了，主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了。”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代表团后，大家认为要给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写信，把韦国清的严重问题讲清楚，并表示坚决打韦的态度，信写好后由刘德胜交给王荔送上去。王荔对韦国清的这些看法，刘德胜向下对一部分人作了传达。（见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三日晚饭后，王荔到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对刘德胜说：“去军管的京西宾馆揪韦国清，你们现在闲的没事干了，要找点事干，不要太规矩，你们不可以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吗？韦国清对南宁西苑旅社每条标语都知道，他并不闲着，不要让他太舒服了。”又说：“武汉钢‘二司’在四月间到京西宾馆把陈再道揪了出来，当然，最好是找到宾馆内部的人配合，就更容易揪到了。”

晚上，刘德胜在代表团会上讲了王荔的精神：“韦国清对我们每条标语都懂，还在管广西，应当去找他，我们可以组织上访人员到京西宾馆去静坐，要求韦国清出来接见，扩大影响，促使中央知道广西问题严重，早日接见，听取我们的汇报。”代表团采纳了这一意见。曾春生还说，我们已派人去侦察韦国清的住处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25日）同日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冲击京西宾馆。

中午，在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前，王荔催促刘德胜，“去揪韦的事怎么样了？”刘德胜说，上午，勤务组开了会，下午要开代表团会议，王荔说：“抓紧点，戚本禹讲过，广西造反派打韦国清不要受什么约束。”王荔还告诉刘德胜，韦国清住在京西宾馆五楼。

下午，曾春生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刘德胜、龙智铭，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等均参加。讨论决定晚上行动，成立了阵地勤务组，盛国福总负责，李日明、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李朝杰五人为勤务组员。

会议决定后，刘德胜到王荔房间向王汇报，王荔做了如下指示：（1）你们先去，我马上向中央反映，说你们去揪韦国清了，看看中央的态度怎样。（2）你们去后，等一会我也去现场看看，（3）你们可在会议室接待站静坐，不要堵大门，在外面搞宣传，把锣鼓打响点，这样时间可搞得长，比较主动，韦国清如不出来，中央就好说话了，（4）应当取得北京红代会的支持。

刘德胜向曾春生传达了王荔的精神后，晚饭后行动。

同日上午，朱仁、曹东风动员广西赴京汇报团成员说：“这次冲击京西宾馆揪斗韦国清，是关系到“四二二”命运的问题，关系到第五个回合胜负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后决定秦向群为冲击京西宾馆的队长，陈镇西、李仙严为副队长。下设四个冲击连：第一连为红卫兵，由他们打先锋，连长为李仙严；第二连由“工总”，“南宁市直革联”组成，连长李广；三、四连由各专、县人员组成。

晚上二十点左右，“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统一行动。秦尚群、陈镇西、李仙严，李广等带头冲击京西宾馆，秦尚群用广播和口哨进行指挥，在京西宾馆，秦尚群不断接到朱仁藏在送来东西中的指示，要他们“坚持到底，坚决抵制分化瓦解的阴谋，无论如何都要顶住，绝不上当，绝不离开火线”等。王荔和另一记者罗安民到京西看了静坐情况，用手指韦国清住的房间，叫静坐队伍到韦国清房间的窗口下去闹。二十六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到京西宾馆向何作然，盛国福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1）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找中央解决（2）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当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何作然、盛国福说这二点指示是假的，顶了回去；刘德胜也赶回旅社问王荔，是否中央文革指示？王荔说可能是京西宾馆搞的，如是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为什么不知道等。这样，他们又继续静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两个解放军来同何作然、盛国富接洽说：中央文革、中央首长马上要见他们，并派汽车把静坐的人员接回西苑旅社，他们才撤回，共静坐四天五夜，影响极坏。（见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四二二”大批人马冲进报社大楼又包围进入工厂和电台，当天报纸被迫停印。下午动员职工支持办报。“四二二”指挥部又从民印厂找一些人修机器。当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发来支持“五二五”行动的电报，谢王岗到报社看了机器设备情况。报社分工何家松任总管。另外龙延驹、张俊秋、张靖邦三人组成报社管理小组（龙到报社二次，实际是张靖邦一人办事）。（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月一日晚上十时至凌晨二时，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谈判代表，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

这次接见主要听取两派的意见。柳州造反大军明在胜，要求澄清关于“毛主席讲过韦国清是好同志、好党员”的说法，康生承认这话是他讲了的。（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

（6月2日）同日袁家柯在展览馆召开的“四二二”常委会上说：“我们下一步的作法是痛打广西军区”“我们在广西日报上打了他们一下，他跳了出来，如果我们狠狠地打，他必然跳得更高，这样我们就越打越主动了。”（见“处遗材料76卷”。）

同日章英、秦朝泰、胡隆镁、玉呈道等人在区党校理论研究室会议室开会，王荔参加（五月下旬，王荔二次来邕）。章英、玉呈道等汇报冲广西日报后，军区发表《五二五声明》等问题后，王荔说，现中央正在解决广西问题，军区这个时候来一手是很笨的，他要搞反动路线，必须组织和扶植保守势力，来压造反派。他要章英等尽快整出如下材料汇报中央：（1）南宁保守势力是怎样扶植起来的；（2）革命领导干部是怎样受迫害的；（3）农民是怎样进城的；（4）武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5）收集诬陷“四二二”的政治谣言。章英按照王荔的旨意，组织胡隆镁、玉呈道、蒋锦真等人分专题写，都要与军区挂上勾，点出军区是后台。他们写好后交章英修改定稿，于六月八日交新华社广西分社龚成华转王荔。（见王荔专案材料）。

七月、本月初，根据周总理第四次接见两派代表时的指示意见，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站”，王荔任联络组组长。

本月上旬，一天，王荔叫广西联络组副组长周枫拿着联络组写给戚本禹并经戚本禹批示的《关于增加偏保组织柳州“联指”代表》的报告给王希永看，报告肯定“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偏保组织，戚本禹嘱：不必增加代表人，将来正式谈判，做为列席代表听听就行了。（王荔专案材料）。

（7月2日）同日在北京王荔找“四二二”赴京代表刘德胜、农烈谈话，说六月三十日下午中央首长接见两派代表时，不批评韦国清，但戚本禹批得很厉害。戚说韦国清如果不改，他也要打倒韦国清。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游建安，游分析当前打韦最主要的抓住韦在广西树自己权威的材料，刘支持写这个材料，后来写成了《广西大树特树土皇帝韦国清权威的反动逆流》一文，由刘德胜交给王荔。（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六日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开会，讨论处理韦国清问题的三个方案。晚上代表团便通过了给戚本禹的信。（据王荔专案材料）

十七日王荔看了广西军区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后，用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记者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对军区的检查逐条反驳，为戚本禹的反党乱军提供炮弹。由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转交给戚本禹。王荔说：要争取把信早一点送上去，争取在戚本禹看到报告不久看到信。此信王荔故意叫“四二二”头头刘德胜来抄，以示自己为广西“造反派”出力。这封信《对军区支左检查的一点看法》，经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每日动态上》。（据王荔专案材料）

十八日在北京，王荔以广西联络组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听取对韦国清问题的汇报。并附有告韦国清的所谓八份资料：《反对毛主席、中央文革》，《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刘、邓路线一边》、《韦国清是五七年漏划大右派》、《大搞独立王国、搞军队》、《是搞反瞒产、惨杀三十几万农民的刽子手》、《是镇压广西文化大革命、屠杀造反派的罪魁祸首》、《是杀害韦拔群的主谋》、《同刘、邓、陶、罗、薄关系不正常》等问题的材料。

其中诬陷韦国清谋杀韦拔群的材料，是“桂林老多”头头之一的潘国球，谢荣杰等指使王祥俊等人到百色搜集整理后，派“老多”成员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覃腾礼、曾德光将材料专程送到北京交给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杨福庭和石怀宇等将这些材料整理为韦国清八大疑案之一、之二交给王荔转交中央。（据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日左右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住处（西苑饭店323号房）对刘德胜等说：“不要以为中央讲了的话，军区就会支持你们了。”要刘等搜集广西军区一些以小见大的材料报中央。并举例说：“如《人民画报》有航运工总的画面，但军管后的邮电局扣押这一期不发。《人民日报》报导六九五五部队的文章，军区接待员说这是毒草。这些材料很说明军区的问题”。后来，由雷激搜集整理这些材料，交给王荔。（据王荔专案材料）

（1967、8）本月上旬左右，周总理要伍晋南转变态度，与韦国清合作，搞好关系，以便解决广西问题，王荔便和伍晋南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伍晋南和韦国清谈话回来后，对广西“四二二”代表团成员说：对韦国清不要抱希望了，变不好了，并向代表团表示：他就是丢了官也要坚决打倒韦国清，并叫“四二二”代表再去找韦国清辩论广西问题。（见王荔专案材料）

八日在北京，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处（北京西苑旅社三二四号房）对刘德胜、杨福庭、李日明等说，戚本禹讲了王力在外交口讲话精神，就是中央放手让“造反派”搞斗争。广西“造反派”应当去揪韦国清，走在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前面。（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初，广西“四二二”代表团长、桂林市“造反大军”代表杨福庭和“老多”代表李日明、多次从北京打电话给桂林“造反大军”头头谢荣杰等人，谈及“文攻武卫”问题和外省反军，抢枪等情况并传达王荔叫桂林“造反大军”抢枪的“指示”。桂林“造反大军”头头周兆祥、刘振林、刘天偿、谢荣杰等人，几次召开会议，策划抢枪事宜。（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九、十日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上午，曾春生、石怀宇、李跃增、雷激、何作然等人，去京西宾馆找王希永、以攻击“联指”围攻广西日报为借口，要王希永把韦国清找出来解决广西武斗问题。王希永同意了。下午二时，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在三二四号房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去京西揪韦国清问题，会议决定：一、由曾春生带五个学生去找王希永，由王希永将韦国清骗出来；二、其他成员第二批去，红代会、汇报团第三批去（红代会由龙智铭同北京地质学院联系来人来车）；三、把韦国清揪到地质学院或西苑旅社扣押起来，要挟中央同意打倒韦国清。做法是：先向韦提出四点请求：（1）承认广西日报社武斗是军区支持“联指”搞起来的；（2）立即停止武斗；（3）给伤病员治疗；（4）给“四二二”各据点送粮食。上述决定通过后，刘德胜在三二四号房打电话请示王荔，王问了讨论情况和做法，说了二点：1、你们决定了，研究了就快去吧！2、等一下我也去京西宾馆看看。刘德胜向代表团传达了王荔的“指示”，统一了认识，决定晚上行动。晚饭后，曾春生、何作然、石怀宇，李跃增，雷激第一批到京西宾馆。不久，李跃增、何作然先后打电话给刘德胜，李日明。接见地点在东门接待室，门外停放两台准备揪韦国清的汽车。接见人除韦国清外，还有王希永、徐其海、陈发洪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等人。杨福庭等赶到后，便拿出四点要求，要韦国清签字，韦不签。但王希永马上签了，大家对韦更不满。这时，北京红代会的人已经来了，有人在门外打手势，示意要揪走韦，韦见势不对，说要去小便，想从小门离开。北京红代会黄赛阳和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一伙人乘机要抢韦国清上汽车，京西宾馆的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和厨师等闻讯赶来保护韦，并把他们隔开，但黄赛阳等一伙人冲进去，扯掉韦国清的领章，卡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踢打，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后警卫战士将他送回房间）。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损伤（伤势重的留下后遗症，退伍后生活有困难，还不断到京找韦国清解决问题）。当时在会议室的“工总”成员，也围攻、辱骂，打伤了徐其海副司令员，并撕去了他的领章和帽微，抢走了他的军帽。

零时左右，在京的广西军区支左办保卫干事董坤等分别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和广西联络组。王荔假惺惺地和副组长周枫、组员罗安民赶到京西。当时事已平息，周枫向广西军区同志了解情况后向总理值班周家鼎报告。周家鼎传达总理指示，要“四二二”马上离开京西，如果再这样做，中央就要考虑你们是不是造反派了。周枫向“四二二”几个主要头头口头传达，劝他们回去，才散了。

王荔到京西后，则叫杨福庭把四点要求写给他，他拿进大楼对韦国清、陈发洪、徐其海、王希永说：“四二二”提出四点要求是合理的，要他们四人签字。韦国清一直未在要求上签字。但王荔出来时对龙智铭等说：“韦国清同意用四人的名义把四点要求发回南宁。他们即印成传单，说韦国清等四人签了字，造成南宁更大混乱。天亮前，王荔还到西苑旅社刘德胜房间，对刘德胜、杨福庭、曾春生等煸动性地说：“韦国清这人也怪，不打不签字，打了他就签字了。”（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上旬，驻桂林一四一师政委张骥也做王希永的工作要他支持“四二二”和“老多”。中旬的一天，王荔又积极做王希永的工作，后来，王希永谈了“四二二”是“左派”、“联指”是“保守”组织。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的观点，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没有问题了。但陈（发洪）政委是带队的，他通不过不行，军区党委不说话不行。王荔进一步煸动他反对军区党委，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要打破常规。过去我们认为对的，现在就不一定对。有些事党委通过的也不一定对；没有通过的也不一定不对。山西刘格平夺权，军区党委研究不支持所有的委员都不同意，就是张日清一人支持，结果张日清是对的”。王荔还挑拨说：“有的党委里边，是不是都是好人，那也不一定，也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有些事不一定经过党委的名义，有看法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表态。”

王希永回京西宾馆不久，王荔即用保密电话对王希永说：“兰州军区冼政委用写信的方法向中央文革报告，请示问题很快，你是否把你的意见，用写信的办法，请参考。”之后，王荔又对王希永讲，“当天当面没好意思说，你走后从保密电话上告诉你，用写信的办法很快，可直接送到中央首长那里，如你写信，保证送到”。

在王荔的煸动下，王希永草拟了一封表态信，内容主要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过去觉悟低、认识迟，今后要坚决支持他们，“联指”是保守组织，今后要做他们的转化工作，要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等，此信王荔看后，叫王希永“带回去研究一下，能以军区名义更好，否则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还列举张日清、洗恒汉就是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报告的。后来，此信由王荔交给戚本禹的秘书，因而在周总理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戚本禹表扬说：“王希永的态度比较好。”

十九日王希永当着王荔的面，按照自己的观点（即“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保守组织，的观点，私自篡改了广西军区党委起草准备上报中央的对两派表态报告的主要内容，而后由王荔转送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二日，原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到“四二二”“航运”“工总”桂宏号船上，与航运工总头头赵郁民、邱振贻、苏庆科、梁宅翠等人策划抢军用武器装备。袁家柯说：“夺军火列车的武器这条门路很好，这是夺取大量武器的一条重要门路。一车皮就解决了问题，”会后，袁叫邱振贻上岸联系，要争取时间，赶快下手。邱当天即到新华街向“广西工总”总部的杨朝海、蔡玉华、陈军等人传达袁的“指示”，要求马上想办法去抢一次军用列车。杨等人立即表态，要同展览馆的“四二二”指挥部头头章英等人商量。

十三日凌晨，章英从展览馆来到新华街，杨朝海、蔡玉华等把袁要搞军用火车的想法告诉章英，章英即表示赞同，随后纠集杨朝海、农烈、周志明、黄卓正、谢云章等人多次开会，统一思想，统一布置。最后确定：在金鸡村附近抢劫援越抗美的军火列车。章英负全面指挥。“南铁工总”谢云章等人负责提供军用列车运行情报和组织拦车，杨朝海负责组织队伍。会后，章英派张权到南宁航运“工总”通知梁宅翠备船待命。

十八日晚上八时，“四二二”头头章英接到铁路谢云章派廖荣光送来的九0二三次军用列车运行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行动。当晚十一点左右，以章英为总指挥，杨朝海、黄卓正、农烈为副总指挥，纠集了三百余人急速登船出发。十九日凌晨三时五十分到达金鸡村。在八0八点五公里处抢劫军用列车。首先封锁断绝列车和车站的联系，随即把铁路旁的水泥标杆拔起，横放在铁轨上设置障碍，同时由一个叫凌卫文的人打红色停车讯号，强迫司机停车，停车后，把机车上的全部工作人员扣押，并看管随车实习的越南司机黎红香，接着，刘家仁、黄仲民等人用大斧头、撬棍劈开车厢门。押运的解放军再三说明，车上是抗美援越的炮弹，不能抢。但黄卓正，农烈等人不听，当即抢去各种炮弹、高机弹共四千三百二十三发。

这次抢劫军火列车，中断了铁路交通，影响了其他车次的正常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使两趟满载军用物资的列车也无法按时到达，严重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八月二十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四二二”如数交还抢去的炮弹，广西军区也做了工作，他们交回了四千三百零三发炮弹，尚有二十发一直未交。（见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1967、8）二十四日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有广州军区陈发洪，广西军区徐其海、王希永、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韦国清因病未出席）。

这次接见，总理指示几点，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欢迎出去的人回原单位，不强占地方，不动员农民进城。

接见中，总理批评“联指”代表说：“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又说：“你们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是不能抹杀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并对“四二二”代表说：“‘联指’过去压你们不对；你们抢援越物资不对，你们到京西宾馆去，韦国清接见你们，把他打伤了，这就不对了。”“过去你们受压，现在不能再反过来压别人。”“中心问题是搞好与解放军的合作。军区过去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并说：“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南宁市、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二四总理五次接见两派后，总理把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副组长周枫找去（黄永胜、戚本禹在场），要他们做“四二二”的工作。说：好几个省的经验证明，一宣布他们为“造反派”，也就是他们犯错误的开始，要他们不要去压“联指”，不要骄傲。黄永胜说：“‘四二二’对军区还有怀疑”。戚本禹还对王荔说：“我知道，你在‘四二二’说话算数，你要多做他们的工作。”（见王荔专案材料）

三十日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毕可周到北京参加学习，到京次日即邀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保卫干事、韦国清的警卫董坤到王荔处，请示汇报桂林军分区“调屁股”三点意见：（1）“调屁股”支持“四二二”；（2）对造反派进行武装保护；（3）要进行调查研究，摸摸情况。王荔当时表示要分区自己研究，实际上同意了分区的意见，毕可周还将“老多”整理的桂林军分区第二次电话会议记录材料给王荔看，王表示同意，认为很好，还说要把此稿给中央首长看一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0卷）。

本月下旬，王荔去找“四二二”头头刘德胜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告诉他们，中央不久将解决广西问题，你们对韦国清要有几手打算，现在只有一种打倒韦国清的打算，到时候被动，要早一点把自己的几种打算写给中央，供参考。根据王荔的意见，召开了代表团成员会议，由刘德胜和杨福庭执笔，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韦国清的问题提了几种打算：一是坚持打倒；二是调出广西 ；三是靠边站；四是不能当广西第一把手。刘德胜将此材料拿到王荔住处，交王荔转中央。

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以及杨德华通过李刚所写并转中央首长的声明中，要求王荔到广西当革筹第二组长、副组长和革委会副主任。刘德胜、杨福庭还分别向王荔提出，要他到广西工作。王荔厚颜无耻地说：“广西情况已熟悉，认识不少人，我是愿意到广西工作的”。（见王荔专案材料）。

（1967、11、8）同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个文件（简称“三个照办”。）十一月十九日，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的负责同志。周总理代表中央向代表们对《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逐段地进行说明。中央认为：“一是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联名检查是好的，中央同意他们的检查；二是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三是中央决定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1968、4、4）是日南宁地区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强调“革命大批判要持久地开展下去，要始终地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霍泛、傅雨田之流。还要深入揭发和批判杨成武、谭震林、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的罪行。（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王荔在广西期间，没有与“联指”任何一个组织或支持“联指”的任何一个领导干部有过联系。

以上大量事实已完全充分证明，在“文革”期间，广西的确形成“王、关、戚——王荔——伍、贺、霍、谢、袁——广西“4、22”一条黑线。

而“王、关、戚由于煽动极左思潮，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煽动围困中南海等问题，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和一九六八年初已被毛主席、周总理分别隔离审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关被开除了党籍，戚本禹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8年徒刑。为什么被王、关、戚及王荔扶持起来，在广西大肆搞、打、砸、抢、烧、杀的伍、贺、霍、谢、袁及“4、22”中的一些骨干却成了“受压者”，被韦纯束一伙予以平反重用，这不是跟中央对着干吗？！如：

伍晋南，“文革”中他发表“4、19”声明，煽动“4、22”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是广西动乱的乱源，在北京，周总理劝他与韦国清搞好关系，他不但不听周总理的劝导，还煽动“4、22”去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及解放军战士。仅凭这三条，给他党纪处分都是应该的，但区党委没有给他任何处分，仅群众对他进行批判，有何冤可平，完全是韦纯束一伙操纵下的派性炒作。

朱仁、“文革”期间带领几百人到北京“控诉”，说是控诉团副团长，实际是主要领导人，幕后操纵指挥冲击京西宾馆，还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全国造反派会议，企图成立全国造反组织，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在北京大肆造谣，被北京卫戍区收容送回广西，这些问题，广西区党委考虑到当时历史背景，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他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窜到融安县，亲自指挥融安“造反大军”攻打融安“联指”的东墟、铜鼓桥和直属粮库，他将县人武部一位领导和一名干部做人质，站在船头，使“联指”不敢还击，因而强渡融江，攻下“联指”住地，打死七人，并抢去大批粮食，因此，法院以抢劫罪判他五年徒刑，这是应该的。这段罪行事实，韦纯束一伙搞的“文革大事记”帮他隐瞒下来，没写在“大事记”上。“处遗”一开始，韦纯束一伙即为他“平反”，放他出来，并立即派往自治区纪检会搞“处遗”工作。这就是典型的派性行为。

刘德胜、从王荔到南宁起一直追随着他，干了一系列的坏事，仅他策划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这件事，就应该给他处分，可是，韦纯束一伙在一九八三年“处遗”起，就提拔他担任广西科技馆的领导工作，这就证明韦纯束派性“处遗”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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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随心所欲地编造。

    这样的事例很多，我们无法一一给予揭露和批驳。现仅就《中华民国反共救团广西分团》反革命一案进行揭露，先把《反团》在《大事记》中的五处记载列出，然后进行剖析。

    第116页（1968、5、17）同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电报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二月二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多人。”电报还说：“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根据“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区革筹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目的是要打击镇压“四二二”群众组织，是一起特大冤假错案。这宗假案是广西军区“支左”干部王生江一手策划授意由广西“四二二”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编造出来的。广西军区、区革筹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捕枪杀大批无辜干部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假案到一九八四年才平反。（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第124页记载（6月）十七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全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为后来武装消灭“四二二”大造了议论。《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混入了某些群众组织的头头……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公告》号召“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挖出来。”《公告》发布后，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群众组织，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简称“反团”）的热潮，有的地方还召开“声讨大会”、“誓师大会”，公开地集中地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南宁警备区、市公检法军管会于六月二十九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追捕在逃的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主要罪犯的通辑令》指明在逃的陈阜东、覃雄、覃飞系“该团的主要骨干”号召群众协同专政机关“把这三名匪首”缉拿归案。“四二二”为摆脱“联指”的揭发和攻击，于八月二日擅自枪毙了陈阜东，覃雄。覃飞在四川省新都县被公安机关捕获。

    第166页记载“如新反团”一案。广西大联筹中，广西军区支左办联络组长王国生等一些“支左”人员，一月六日在南宁橡胶厂召开了抓“新反团”为目的的所谓“阶级斗争情况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驻市八十多个单位，共一百多人。会议抓“新反团”的派性活动就在这些单位搞开，同时把这一活动深入到都安、隆安、天等、百色、东兰、凤山、武鸣等区内专县和贵阳、长沙、汉口、天津等区外省市。后来市革委会在礼堂召开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由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王国典介绍破获“反共救国团”（即“旧反团”）确证案详情，强调指出这个“反团”的组织成员已查明，其全部骨干分子已全部缉拿归案，而要求大家不要相信“新反团”的材料，因为是假的，但在大抓“新反团”中，全市就清出了二千多“新反团”的成员，六月四日，南宁市清理“反团”专案领导小组向区党委的核心小组和广西军区领导同志写的一份《关于清查“反团”新线索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肯定大搞这个“新反团”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假案”。

    第164页（1969、1）二十一日荔浦县革委专案组以全体人员的名义，给广西军区党委、广西区革委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汇报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接着，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月二十九日，荔浦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亲临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上作出“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为假案及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施行枸留的决定。当天在县革委会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了“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文革”中被错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克扣的工资和取消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十八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三百二十四人（其中荔浦县直属机关八十五人，各区二百三十九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制裁和处分。尽管这一处理在当时还不彻底，而且他们离开后又出现反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出这一拨乱反正之举，不仅阻止了假案的恶性发展，震慑了“文革”的违法乱纪分子，在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中，起了极为良好的影响。（据桂林地区和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附于《广西文革大事记》的《南宁市文革大事件》“揪假反团的始末”：1968年5、6月间，广西军区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并抓获了部分骨干，同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全区发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在广西城乡张贴。这个《公告》称：“1968年2月23日由国民党特务、伪宪兵朱锡生、坏分子梁汉忠、反革命分子韦国书、伪自卫中队长、劳改释放犯杨德标……等等，在南宁召开反革命骨干会议，正式成立“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混入某些群众组织，有的还当了头头……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并号召“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由于在南宁市区也发现了“反团”分子，同年6月29日，南宁警备区、市公检法军管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追捕在逃的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主要罪犯的通辑令》，指明在逃的陈阜东、覃雄、覃飞系该团的主要骨干，号召群众协同专政机关把这三名匪首缉拿归案。

    当时，南宁市内两派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均互相指责对方混入了“反团”分子。“四二二”为摆脱“联指”的揭发和攻击，于1968年8月2日在醒汉街口擅自枪毙陈阜东、覃雄、潘子昆、唐继能、白景光、陆绍禾等6人，其中陈、覃是市公检法军管会点名通辑的“反团”匪首，潘系另案的特务头子，此3人当即身亡。而唐、白、陆3人未被击中要害，后被人救走，这三人均不能证实是“反团”成员。

    1968年11月21日，覃飞在四川省新都县为我公安机关捕获。这样，被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通辑的三名“反团”主要骨干全都有了着落。

    早在1968年6月份，广西大联筹中的广西军区支左办联络组长王生江等人，由于派性严重，制造了“四二二”内部搞反革命组织，发展了“反共救国团”的舆论。他亲自画了与广西“四二二”同一观点的“青年近卫军”这个组织的两面小旗，并说其中一面对内标志是“反团”用的旗，对外用的一面是“青近”旗，由此而认定“青近”就是“反团”。同时，他在没有请示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也没有和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通气的情况下，擅自指示“四二二”分化出来而又急于“反戈一击”的罗振龙、曾学文2人搜集“四二二”中反革命组织活动情况。罗、曾两人为了迎合王生江的需要，先后假编了大量的“敌情资料”，并绘制了两份“敌情分析图”存放在区革委政工组第二秘书小组，给各单位来调查材料参阅。与此同时，罗、曾还在王生江授意下，于1968年11月份先后在南宁饭店，二中等地召开了三次基层专案会议，并接待了数十个单位的来访。在清查“反团”的“专案人员会议”上，罗、曾两人说，“四二二”内有“反团”“填过两次表”，“表是没有函头的，纸是黄的，填表的人是是青壮年，他们还设有电台……”曾、罗还在南宁饭店对来访人员介绍“敌情”。如对冶矿厂专案人员孔秀娥说：“万秀大队有反共救国团”“青年党”和你们厂有联系”。这一系列“专案座谈会”和接待，为大揪“反团”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1968年10月，王生江与在南宁化工厂的军代表李元春等在“南化”举办了以揪“反团”为目的的第八期学习班，接着又召开全厂检举揭发大会。1969年1月16日，王生江等一些“支左”人员在南宁橡胶厂召开了以抓“新反团”为目的的“阶级斗争情况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驻市80多个单位，实际上是追查“反团”现场会。王生江在这个会上说：“‘反共救国团’在‘四二二’中发展了组织，这是肯定的。有单线发展，也有集体发展，新闻电影院开的‘反团’宣誓会，正面挂的是毛主席像，毛主席像的后面是蒋介石像，宣誓时就把翻过来了……”又说：“‘四二二’中的‘624’、‘625’部队，各分部都有他的情报员，后来其中有的参加‘反团’，至于哪些人是，哪些人不是，就很难分清了，南宁市搞‘反团’的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很快就会公布啦！”在召开一系列小型会议之后，开的这次大会，没过几天，搞“新反团”的问题就在全市铺开了。

    由于追查“新反团”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而且事先由王生江等人定了调子，所以追查一开始，就大搞逼、供、信。

    乱揪乱斗“反团”的事很快扩大到区内的柳州，桂林、都安、隆安、邕宁、武鸣等10多县市，还涉及到贵阳、长沙、汉口、天津等省市。有的还直接通知部队，某某新战士是“反团”成员，弄得部队某些单位也很紧张，而把这些战士退了回来，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原因是某些人从派性出发，有意陷害“四二二”群众组织中有庞大的反革命组织。王生江等人不向自治区革筹和广西军区请示报告，以种种借口指使从“四二二”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编造假情况，也不制止调查，而是默许，致使事态进一步蔓延。

    由于追查“新反团”造成了严重后果，区、市革委会及公、检、法机关对王生江等人追查“新反团”的作法产生了怀疑。1969年2月28日，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抽调了区、市有关单位的20多个干部，组成清理“新反团”遗留问题的专案领导小组，进行了几个月广泛的调查，经调查这纯属一起假案。

    经调查后，区、市调查组明确结论：“肯定大搞这个‘新反团’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假案”。南宁市革委会和公检法军管会认为：王生江等人抓“新反团”活动，是派性作怪，无中生有，必须向全市有关单位澄清事实真相，坚持予以制止。69年4月，市革委会在市礼堂召开了有各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由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王国典介绍已破获的“反团”案件情况，强调指出真“反团”，骨干分子已全部缉拿归案，要求大家不要相信所谓“新反团”，通过这次大会，原来打算搞“新反团”或正在搞“新反团”的机关，单位就停下来了。

    1969年6月4日，自治区的“南宁市清理‘新反团’专案领导小组”提出了4条处理善后工作意见：（1）统一认识，停止对这条线索的追查；（2）在已开展追查的范围内做好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本人的交待和从外单位转抄来的“反团”材料，应交本人当众烧毁，对因“反团”问题被隔离起来的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工作和自由，因刑讯受伤者要给予治疗；因此受冤致死者家庭生活有困难的给予一些补助；（3）外县涉及这条线索的要转告有关单位；（4）对此假案的成因要进一步组织力量深入调查，市革委据此精神，由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胡庆辉在召开全市各单位保卫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贯彻。

    1980年底，南宁市委还组织了一批力量重点复查了南宁市揪斗“新反团”活动最早、搞得最凶的“南化”、橡胶厂和园艺场。这“二厂一场”在落实政策中，做了很多工作，如化工厂当年办的第八期学习班49人中，先后提为副厂长的1人，提为正副科长（车间主任）的7人，入党的6人。市革委又派出潘树彬带领工作组到橡胶厂处理善后工作，公开检讨，赔礼道歉，烧毁“材料”。并给予因被审查而受伤的杨兴贵作了治疗。

    区党委在“处遗”中，于1983年6月26日正式发出了《关于为1968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平反决定》，并提出了如下处理意见：

    1、对制造这个假案的策划者的问题，责成有关单位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调查核实清楚，按区党委有关政策规定给予处理。

    2、对因“新反团”假案而受到打击、迫害和受株连的干部、职工、家属、群众，一律公开平反，恢复政治名义，属干部、职工而尚未恢复工作的，应恢复他们的工作或按退休退职处理，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推翻。

    3、对因“新反团”假案致残，致死者按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有关政策规定，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据此精神，南宁市委“处遗”领导小组已于1983年7月布置全市有关单位：凡因涉及“新反团”的人员，一律按区党委有关文件给予彻底的平反，销毁一切材料和恢复名誉。

    但作为制造“新反团”这一重大假案的支左干部王生江，现经查去向不明，也未听说以后受任何处分。

    注：一个广西军区的干部，广西文革整党办公室居然查去向不明！看来有点无柰。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

    一、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汇报和公布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这个反动组织的确存在，他们已渗透到“四二二”群众组织内部，有的当了“四二二”组织的头头，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这是事实。《大事记》的泡制者也不敢否认，但他们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报告”上却用“所谓”的否定口吻，就是睁眼说瞎话，是一种政治阴谋。

    二、在南宁市“大事件”的材料中，明明写着：“王生江等人不向自治区革筹和广西军区请示报告。”而在第116页则写道：“根据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区革筹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目的是要打击镇压“四二二”群众组织，是一起特大冤假错案”。这不明显是政治陷害吗？

    三、当时，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破获的这个“反团”，是真实的，连《大事记》的泡制者都不敢否认。在追查“反团”的过程中，有扩大化，但很快得到了纠正制止，不存在一个“新反团”，“新反团”是韦纯束一伙为了诬陷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有意捏造出来并加以炒作，以达到其可告人的目的。

    王生江在80多个单位的情况交流会也只是说：“反共救国团在‘四二二’中发展了组织，这是肯定的，有单线发展，也有集体发展，至于哪些人是，哪些人不是，就很难分清了”。罗振龙、曾学文两人在专案人员会议上也只是说：“‘四二二’内有‘反团’，‘填过2次表’，表是没有函头的，纸是黄的，填表人是青壮年，他们还设有电台”他们也没有讲发现了另外的“新反团”，何来“制造了‘新反团’特大冤假案”！

    真实的“反团”是1968年2月23日成立，1968年5、6月间破获，王生江是在知道破获后的6月去追查，是在紧接着，怎么得出“新”“老”来呢？

    真正的原因是，1983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开始，韦纯束一伙就向中央慌报说，韦国清、欧致富捏造出一个“反团”，骗取中央搞出一个“七、三”布告，以摧垮“四二二”。因此，他们制定出“从否定‘反团’，推翻‘七、三’布告为突破口，以打倒韦国清，攻垮广西军区的策略”。

    为了否定“反团”，韦纯束一伙把韦立仁（原是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跑到解放路‘四二二’据点去一起造反，‘文革’后期任广西地质局长，61岁，在地质局已办离休）从地质局调回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任院长，主抓否定‘反团’的案子。

    韦立仁一到广西高级法院，就在全体干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反团’是广西的‘国会纵火案’，不推翻‘反团案’我就不当这个院长”，并点名批评办“反团”案的主办人，要他转弯，承认错误。当场主办人跟他说：“反团”这个案是我办的，我认为此案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如果证据出问题，我愿负法律责任。结果没有推翻，因此才捏造出一个“新反团”，以欺骗中央，欺骗社会。

    四、区党委在“处遗”中，于1983年6月26日正式发出了《关于为1968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平反决定》。这是很滑稽的。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破获的真‘反团’，成立于1968年2月23日，1968年5、6月间破获。而韦纯束一伙认为的‘新反团’，根本不存在。这是模棱两可的一套技俩，是‘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贯用的手法。

    五、追查“反团”案中出现扩大化，以韦国清为组长的区革筹党的核心小组和以欧致富为司令员的广西军区，在没有来自中央任何压力下，发现问题是及时的，纠正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有力的，善后工作是得当的，没有产生大的后遗症。

    对比韦纯束一伙在广西搞的“处遗”运动工作中，其思想品德和作风就是千差万别了。

    1983年广西“处遗”一开始，中央就明确提出“不准搞派性”，“不要翻烧饼”，“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但韦纯束一伙对抗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报复。“处遗”一开始，就大搞“停、免、撤”。几个月中，从区党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停、免、撤”几万干部。中央发现后，叫他们停止“停、免、撤”，但他们仍我行我素，根本不听中央的指示。逼得无奈，中央特派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程到广西，提出“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但他们还是不听。结果审查上百万人，立案审查23万，给予各种处分11万多人（这是当时的区党委副书记金宝生1987年整党总结刊登在广西日报的数字）比广西“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四大运动处分总人数7.7万人还多。把占广西成年人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西“联指”打下去。因此，薄一波在全国整党总结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所列的各种处分数字中也无奈地在各种数字后面特加一个括号，注明不包括广西多少数字，以表示另类。“处遗”后，大批受冤者不断申诉，要求纠正。中央对此类案件的政策是“对那些定案的主要事实有重大出入，或定性明显错误，处理明显畸重的案件”要给予纠正，广西也写在了桂发（1989）19号文件上，但是在韦纯束一伙的控制下，却采取“不立案、不复查、不纠正”的方针，以巩固他们所谓的“处遗伟大成果”。

    两相对比，韦、欧的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是鲜明的；韦纯束一伙的派性报复也是鲜明的。


    四、隐瞒重大事件，篡改中央《七、三布告》

    隐瞒事实这类情况，在《大事记》中也是很多的，无法一一例举，现仅就“七、三”布告以及周恩来总理“7、25”接见和毛主席对《七、三布告》的表态来说明。

    《大事记》的131页说（1968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下称“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烧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樶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樶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一小樶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概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樶“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个据点。

    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3、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装备。

    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七、三”布告中，括号部分，是韦纯束一伙有意篡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阶级敌人”的双引号是他们加上去的。

    中央这么严肃的布告，他们都敢公然篡改，那么，其他对他们不利的东西，他们不是更要随意篡改了，《大事记》和十八大本《文革档案资料》中，有多少真实材料，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一时五分至六时十五分，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和军队部分干部。广西学习班办公室记录如下：

    总理：（对广西党校教员朱仁）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现在的“四、二二”）你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

    总理：你是“控诉团”的？（答：我们是汇报团）你们出来时叫汇报团，现在叫“控诉团”了！你跟熊一军在一起吗？（答：没有见过）怪事，你们四月份来的，熊一军也来了嘛！

    总理：你方才不是在门口闹着要进来吗？不是要“控诉”吗？现在请你们来了，你们“控诉”吧！在北航什么时候开的会？（朱答：这个月的前两天。）

    总理：桂林“造反大军”参加北航的会了没有？（桂林“造反大军”刘振林回答：我们有个同志参加了半天。）

    总理：请你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比跟国民党谈判都困难，请都请不回来。

    （刘振林：有两个代表不是我们“造反大军”的……）

    总理：（生气地站起来对刘振林）我问你们，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对不对？你们组织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老多”要改个样子，不是去年那样了，今年变了，性质要变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你们不听中央的召唤，不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召唤，你们这么大架子，拒绝中央的接待，住在北航不回来，是个严重的错误。你们在北航的都站起来！承不承认住在北航是错误的？（答：承认。）现在有三件事：第一、你们要承认错误，要向中央文革写出检讨；第二、今天就搬回去！第三、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那里有十年以上的劳改犯，有X千犯人，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去年、前年你们造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定混进了坏人！你们要在学习班里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人民日报》刊登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那篇文章。今天是二十五日，一定要让部队接管监狱。

    （当桂林“造反大军”刘天偿谈到桂林被农民包围和在机场挨打的问题时。）

    总理：打人是错误的，“联指”已经写了检讨，态度是诚恳的。农民进城问题，军队劝他们回去，“联指”也劝他们回去。

    总理继续对“造反大军”说：“我们拿这几件事考验你们，要改正错误，在学习班里接受毛泽东思想，不要认为过去造反是响当当的，就永远响当当的了！”

    总理：你们汇报团、“控诉团”到底是两个组织，还是一个组织，到底是什么团？是不是到中央面前就叫汇报团，在北航就叫“控诉团”？

    （当朱仁说他们在和平里不了解情况，消息很闭塞时）

    温玉成：你们的所谓汇报团，在北京做了很多坏事，冲击京西宾馆，再三劝说不听，打烂玻璃，打伤战士，派战士把你们送到和平里，你们也把战士打伤了，现在这个战士还在医院。你们说在和平里开了一次会，实际开了几次会。桂林“造反大军”的去了，你们开欢迎大会。到处串连，散布谣言。要你们组织起来学习，你们不愿学，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你们不听。你们做了很多坏事，我们都有账。希望你们在中央面前老老实实讲出来。

    （当“四、二二”赴京“控诉团”苏振国说到梧州烧房子问题时）

    总理：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苏答：三月）你三月份出来的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还有到广州做坏事的，你知道不？（苏答：不知道）凡是坏事你都不知道，你都不代表！你们把坏人揪出来没有？梧州放火时你在哪里？（苏答：在南宁）在南宁你怎么知道梧州的情况？你们在京西宾馆呆了七天，到处贴大字报，打了玻璃，打伤了人，还打电话回去，造了很多谣。

    总理：事实说出来了，你们不得不承认，不说出来，你们就把错误推给对方。梧州问题今天不再谈了。梧州的火，“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总理：“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立即停止武斗，交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抢夺的援越抗美物资。

    （西大“革联”曹东峰说：“四、二二”常委龙智铭等人是被开除的，不能代展“四、二二”时）

    总理：你能代表“四、二二”吗？你是什么“四、二二”？我们请的“四、二二”的三十个代表为什么都不来？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当曹东峰讲到“四、二二”的群众在他们一边，不在龙智铭一边时）

    总理：你离开南宁四、五个月，你能代表那个“四、二二”？

    总理：你支持广西革筹小组不？你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你支持广西军区不？你支持“七、三”布告不？

    温玉成：你们在北京贴大标语，写“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对不对？你给我回答。

    总理：这个口号是对还是不对？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怎么能说是宣判了韦国清同志的死刑？

    总理：这个口号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总理：“七、三”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你们说是“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韦国清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当然韦国清同志不是没有错误，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检讨了嘛，你们都看到了嘛，有文字为证嘛，你贴出这样的标语不感到问题严重吗？

    总理：（对曹东峰）你能代表“四、二二”，那么，我们叫新“四、二二”来人，你可以叫回来吧？他们到现在还不敢上飞机呢。南宁的火不能再放了，铁路不能再中断了。你能不能劝三十个代表都来，和石怀宇联系上，电话不通你可以写信，我们有办法交给他。你贴了那样的反动标语，你能叫他们来，就算是你改正了一点错误。

    总理：（对曹东峰）你给石怀宇写信，叫他把“四、二二”三十个人劝好，两天之内叫他们到北京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了。我给你们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总理：你们听到了没有？朱仁要负主要责任。你不是学生，你是个教员，是出谋划策的人，又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连会。现在桂林、柳州的都来了，就是南宁“四、二二”的三十个人不来，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给你们三十个代表不少了，不执行“七、三”布告就不能代表。

    总理：你们回去要好好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按温玉成同志宣布，他是卫戍区司令员，不能对抗。要遵守北京革命秩序，不能对抗解放军的宣传。如果对抗，就是对抗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的活动，串连黑会都写出来。

    （朱仁：谢谢中央首长的关怀）

    总理：现在讲柳州问题。

    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柳铁“工机联”王反修：马上通车）。你叫王反修？（总理站起来）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这个反修，要真正反修。你是学生出身，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

    你要承认，我们给你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还过不去！你们是不是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王反修：“工机联”抢四千多箱，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你们全在柳州南岸，占的据点很多。

    （王反修：我们请罪。）

    总理：你们和“钢联指”能不能够合作？“钢联指”来了吗？

    （“钢联指”张坚答：可以解决。但我们安全没有保证。）

    你们（对王反修）的黑老板还在不在后面指挥？你不是张炎的“秘书”吗？你要说实话。你们能不能保证双方不阻挡通车？（王说从来没有阻挡过。）怎能说从来没有阻挡呢！（张坚：他们放脱轨器。）对！只差五十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拯救，火车就要出事啦！（王辩解说：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什么不懂事！这是反革命事件

    总理：（对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我问你，你们参加抢援越弹药，不能交出来吗？你们抢了一万一千八百箱，这不是小事，还有廖伟然，你们能在很短时间内交回吧，今天是二十五号了，你们要在一两天统统交回来。你们明明知道是援越物资的列车嘛！一万一千多箱弹药，你们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怎么分的，难道不知道？！

    总理：你们怎么还骗我们，想混过去！在中央面前，怎能讲假话，能骗过去吗？你们面临两件事：第一，把抢去的援越弹药统统交回；第二，要和‘钢联指’合起来恢复通车。保证通车，不是一方，但“造反大军”负主要一方的责任。

    “钢联指”你们在路外还有断轨的事情吗？（答：没有）我们在铁路会议上宣布张炎是坏人，他是幕后指挥，不能回去了，你们知道嘛，你（指王反修）现在还在为他辩护！

    总理：现在铁路要恢复通车，首先要停止武斗，那派也不要侵占地方。对“工机联”，“造反大军”的考验就是要把抢去的援越物资，全部交回，把抢去的枪全部交回。不然，恢复铁路通车就无法保证。双方在这里开会，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听从解放军指挥，由解放军全线护路。

    “联指”张林、张麦生你们能负责吗？（答：能。）你们也不要跑到南岸去。（答：没有）柳州大桥，由解放军接管，两派撤出。

    今天是二十五日，你们两派（柳铁）二十六日要达成协议。你们带个头。你们达成五次协议了，都不能兑现。能说你们后面没有坏人、没有后台、没有反动家伙吗？你们还为张炎辩护，这不老实嘛！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吗”？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南宁、桂林铁路来的人与柳州合在一起，由铁道部军管会，总参军交部的同志，同你们一起协商讨论，立即达成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解放军来的人，也参加签字。

    总理：现在谈桂林问题。

    （刘振林报告说，我们进占监狱的人，保证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撤出。）

    总理：桂林“联指”曹铁军、李年生，你们也要保证打电话回去。“造反大军”保证从监狱撤出，“联指”保证在“造反大军”撤出时不要打他们，双方保证。

    （当“造反大军”指出“联指”抢了六千多条枪支问题时）有没有这件事？（“联指”李年生答：有这件事。）你们承认有这件事，就把枪送回去。有错误要像刚才检讨打人那样，检讨了就很好嘛！（刘振林提出“联指”不在协议上签字。）你们一派起草的，他们当然不干。一四一师韩更同志，分区景伯承同志，你们两人与他们双方一起拟一个协议。

    你们（指景伯承）支一派压一派，检查没有？（景：已检讨）

    总理：景伯承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你们（指一四一师、桂林军分区）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两位（指韩、景）一个是一四一师的，一个是军分区的，要把桂林的问题好好解决。不只是解决桂林市的问题，还要解决好铁路沿线，全专区的问题，“老多”要多负一些责任；城外的问题，“联指”多负一些责任。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有一万多条枪时）

    总理：（问一四一师韩更同志）“老多手里有多少枪支？（韩答：不知道。）

    总理：今天是二十五日，要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包括韩更、景伯承两位，都要保证。进城的农民要回去。（“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收留了很多外省人员。）刘天偿你们“造反大军”也有农民进城吗？（刘答：一个也没有。）（韩更：有）你说没有，一四一师都承认了嘛。农民由部队劝他们回乡生产。外省人员由你们“造反大军”负责劝他们回去。你同意不同意？（刘答：同意。）你们回去达成全面协议，要有效的保证铁路畅通，不要农民进城。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反对革命委员会时）你们“老多”过去不是一向要支持桂林市革委会吗？怎么也反对啦？这些问题都要在协议上解决。

    总理：革命委员会是要支持的，已经双方协商，上级批准，是合法机构，这是原则问题。但不能说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做错事，有错误改了就好，可以批评帮助嘛！但是，有人提出要打倒革委会，推翻革委会，是不行的！农民要人（指流窜到城市的坏人）是合理的，但也应该通过军队，不能抢，不能破坏城市革命秩序。至于“造反大军”吸收了一些成分复杂的人，由他们自己清理。这些问题，要双方坐下来，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诚恳地商量，先将铁路通车，制止武斗等问题达成协议。“联指”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对他们冷淡，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当然，不能把过去反对革委会作为前提。应该肯定的说，“七三”布告中，“四二二”、“造反大军”包括“老多”方面的错误大。特别是中断铁路运输，放火烧那么多房子，严重得很！“七三”布告发布后，还在北京说很多黑话，贴不少黑标语。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联指”也不能压他们。曹东峰在北京干了那么多的错事，我们还叫他写信回去，准许他改，将功折罪。刚才王反修不是认罪了嘛！也要看他们能不能认罪！（当刘振林谈他们正在清理阶级队伍，还揪出了杨德华时）总理说：对呀！杨德华是你们保的嘛！杨德华是要揪的！

    康生：…………

    你们不要只想到你打死我一个人，我打死你一个人，要想想大局，想想敌人，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过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想想这个呢？

    总理：你们（指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

    康生：…………

    去年我参加你们的会，我点过谢王岗的名，今天到会的，有没有还保谢王岗的，他是国民党特务！还有没有人保贺希明、霍泛、袁家柯的！有的人在中央点名后还划不清界限！伍晋南同志，你和他们划清界限没有？（伍答：划清了）靠不住吧，那是敌人，要警惕呀！上次我们点了张炎的名，今天居然还有人替张炎辩护。

    总理：是王反修。

    总理：朱仁见过谢王岗没有？（朱答：没有。）袁家柯呢？（朱答：见过他老婆。）啊！见过他老婆，这不是偶然的吧，说明你们有联系。

    温玉成：谢王岗在师院住过多久？

    总理：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老多”是很不光彩的！

    总理：他们在南宁也住过“四二二”的地方。（桂林“造反大军”说，我们正组织人对谢王岗的问题进行调查。）

    总理：“四二二”原来保了贺、霍，犯了严重错误，承认了是好的。但在点了谢王岗、袁家柯之后，他们都跑到桂林，你们还要调查，中央已经告诉你们了嘛！

    总理：所以杨德华又跑到你们那里去了。这些坏人都往你们那里跑，你们“四二二”要好好的想一想。

    总理：王反修，是学生搞的吗？（指写《今日的“哥达成纲领”》）。（王答：是。）

    总理：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还是跟北航走？当然，不是说北航什么都不对，但他们招待你们不对。

总理：梧州“造反大军”有些人跑到广州去了。

    总理：你们不要去听小道消息。

    总理：有些省自称来汇报的，我们都不承认的。

    康生：还有一伙人，专门造假文章，说我有一篇《五个回合的重新站队》讲话…………

    还有一篇说是伯达同志的《“斗私批修”的辅导报告》也是假的。

    总理：简直是造谣公司。

    总理：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大革命时期，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过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我要讲几句，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我也不怕你传出去。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他们说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拥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

    （“广西联指”廖伟雄：伍晋南说不结合袁家柯不等于打倒袁家柯。）

    （广西“四二二”曾春生：这句话是伍晋南跟我谈的，我是故意摸底的。）

    总理：这靠不住的。要公开谈，不要背后谈，你这个摸底，不是摸上当了吗？！（曾答：我没有上当）但是有人上当了。

    总理：你（指白鉴平）是山东人，怎么到柳州去的？

    （这时有人起来揭发，白鉴平的父亲是右派）

    （有人揭发《工机联》“联战”头头钱文俊这次来京时带四瓶炸药上飞机。）

    总理：这次找你们来，就是考验你们。现在你们已滑到了边沿。有些已经犯罪。现在是给你们改正的机会，将功赎罪！

    （南铁“红色铁路”吴峰杰揭发：白鉴平不参加学习班举行的落实“七、三”布告表忠大会却跑去参加黑会，污蔑表忠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会等）

    总理：这是什么立场！什么思想！什么感情！赖全石（柳州“工机联”的）为什么跑出学习班？又去那里搞黑串连了！

    总理问桂铁“工总”施何东：你们把“45号”列车的车头搞走了，有没有这回事？（施答：有一次）啊！“有一次”一次就够严重的了！司机是齐齐哈尔来支援的，就是因为你们两派闹的不可开交，你们机枪对准司机，拿走斧头，我直接给韩更打电话，一宿没睡觉才搞回来，这么大的错误，你为什么不检讨，还讲别人。你这是什么行动？（施答：这不是革命行动。）这是反革命行动，我看你比王反修还挑皮，他还承认犯了罪，你连罪都不承认。

    总理：你（指施何东）也是中专毕业生，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干部，你们领导铁路，工人就会上大当！

    总理：你（指施何东）今年多大？（施答：二十七岁）不管你是什么家庭出身，还不是个知识分子！

    总理：你（指白鉴平）是商店里的怎么能领导群众？乱领导一阵，要把群众领导到哪里去呀！

    总理：（问“工机联”李振林）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李答：从部队转业下来的）

    总理：今天在座的工人很少，还是学生成分多，原来受的资产阶级教育都暴露出来了，坏人就混进来了。

    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那个省也没闹到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车还行呀，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要赶快通车，那个违反就要犯错误，对齐齐哈尔的司机那样对待就是反革命罪行。

    不管哪一方抢解放军的武器弹药，都要迅速交回。再放火不行。双方抓的人都要放，劝进城的农民回去，铁路要达成协议。广西七月底要实现毛主席的批示，如果你们诚心跟坏人走，那是另外问题。现在还有六天，先把铁路通了，张炎什么时候都可以斗，今天下午铁道部军管会和总参军交部，你们铁路上两派在一起研究通车协议，如果到月底还不通车，怎么能说忠于毛主席呀！两派都要清理坏人。今天回去两派都要自己检查自己，并见诸于行动，打电话的打电话，写信的写信，不要互相写大字报，能不能保证？（众答：能保证）在广西制止武斗，首先在学习班制止武斗，在学习班搞武斗就不像话了，有决心没有？（众答：有！）

    总理：回去要传达，有武器要交出来，匕首也要交出来。

    （曹东峰说：西大“革联”被围几个月了，没粮食吃）什么没粮食吃，你们抢啦？

    总理：（对曹东峰）赶快动员没有来的人来北京学习，才能改正错误。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几万工人、解放军开进清华、北大去制止武斗，二十八日晨，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红卫兵五大头头。在谈到“七、三”布告时。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布一个全国性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主席说：“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要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随死争轧，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周总理：“广西老多”也在你北航，国防科工委系统你怎么召开会议？”

    毛主席：“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上述毛主席召见五大红卫兵头头对“七、三”布告的表态和周总理“七、二五”接见广西两派群众代表的讲话，在《大事记》中，只字未提。这就说明，韦纯束一伙，为了一派之私，他们的胡作非为，已达到胆大妄为，疯狂之极。

    “文革”期间，“四二二”提出打倒韦、乔，打倒韦殴死党，“联指”提出“打倒伍、贺、霍、谢、袁。”上述一系列资料说明，“四二二”是错的，“联指”是对的。

    从一九八三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开始直至今日，广西始终存在“韦国清是好人”还是“韦纯束是好人”的争议。广西广大人民群众认为“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而“韦纯束是壮族人民的败类”。但韦纯束一伙人则四处攻击、诬陷、诽谤韦国清。谁是谁非，我们应该拿出事实来比较。

    韦国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的介绍，他1928年参加农民自卫军，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同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长，旅政治委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先后参加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率部参加西进，宿北、白塔埠、莱芜、孟良固、淮海，渡江、福州等战役，参加了援越抗法斗争，他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勤政廉洁，艰苦朴素；为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是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至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13年9月3日，在纪念韦国清同志延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说：“韦国清同志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文化大革命中韦国清同志曾遭受林彪、江青一伙人陷害，他在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后，于艰难的处境中，以各种方式抵制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他格尽职守，努力工作，尽力保持了广西地区局势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进行。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韦国清同志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掌握和运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工作。”

    总政文工团专程到东兰县慰问演出，宣传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也在东兰县召开座谈会，高度评价韦国清。

    另外，2006年3月，以韦纯束为特邀顾问，黄荣、黄云为名誉会长，区济文为会长的广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写的《开国上将韦国清》一书也写到：“韦国清同志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遭受林彪、江青一伙刁难陷害的艰难处境中，仍然以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江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历来提倡五湖四海”，“不搞任人唯亲”。

    而韦纯束又是一个什么人呢？据有关方面介绍，他于1941年3月入党，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共桂林市临时工委副书记，桂中游击支队副政委兼象州县游击队政委，解放后任桂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广西交通厅运输局长、副厅长，南宁市市长，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

    《广西文革大事记》第161页有一段记载：“（1969）二月上旬，南宁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队部组织专案组和专门批斗小组，负责包干对市一级批斗对象进行批斗。小组人员由“三办”统一管理。在总结“宽严”大会的基础上，大队部即开展狠揭猛批所谓刘少奇及其在南宁市的“代理人”袁家柯，市领导干部陈枫、韦纯束等人。并召开了对“叛徒”韦纯束等人的斗争大会，把他们放到“专案组”审查。（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大事件）因此事韦纯束对韦国清、肖寒（原南宁市委书记、后任广西区党委书记，“处遗”中被韦纯束以“河北帮”撵出广西到山东省任人大副主任）及广西“联指”广大群众一直耿耿于怀，乘机报复。“处遗”中，大打出手，报了他所谓的“仇”。

    那么，韦纯束的“叛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在1985年12月广西军区政治部编的《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有一篇《象县游击斗争片段》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报导《见证广西解放》接受《南国早报》记者来访，登在2009年10月23日该报的一篇报导《解放军桂中支队负责人回忆被国民党军关押的惊险时刻——地下党在途中被困，理发师傅单刀救人》的回忆，都是矛盾重重，很难使人相信。

    头篇回忆大意：1949年7月，原伪象县县长，时任寻州专员公署政治处主任的吴志宽带一个营兵力到百丈乡围剿游击队，被象县游击队约一千余人围七天七夜，广西国民党当局命令柳州、寻州专署调动十几个县的反动力量来解围。形势紧迫，他带上警卫员覃日茂去找桂中支队司令员廖联源带队伍来解围。到大樟河边，碰到保安团五个便衣，便把他两带到乡公所，问他干什么的，韦说是“到武宣走亲戚的”，后来有两个军官模样的官再来审问，韦仍说是“去走亲戚的。”他们不信，一个军官咆哮道：“哼，走亲戚？一定是共产党的宣传员，这里的老百姓都和共产党游击队有来往，关起来”。说完，把他身上的钢笔抄去。当晚、两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双脚夹上木镣，上了大锁。第二天早上，一个军官开门问韦：“百丈一带有多少土共。哼！你们再不说实话，就要枪毙！”正在这时，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匪兵把军官叫去，不久就吹号吃饭，急急忙忙拉队伍到百丈街去解救吴匪去了。正当百丈街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中年人，手拿一把柴刀，冲进牢房说道：“敌人都到外面去了，我把你们救出去！”一面说，一面劈开夹在两腿木夹，给我们指方向，我们摸索走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奔腾村，由盘英辉同志带去桂中总队部。

    第一篇回忆说的时间是“1949年7月间”，第二篇回忆说的是“1949年9月12日”。

    第一篇没敢说从身上搜出手枪，第二篇才说国民党兵从韦纯束和覃日茂身上分别搜出一支手枪后，言辞粗鲁而又凶狠的说：“放屁，跟我们走。”把我们带到大樟乡公所。

    第一篇说：到乡公所后，钢笔即被搜去。而第二篇则说：乡公所设在小学校内。韦与小学校长龚茂和认识。在龚下楼时，见到韦后，两人寒喧了几句，韦即写一张条子，大意是：“姐夫：我们两人准备去武宣酿酒、不幸被乡公所抓来，关在乡公所，请设法营救。韦纯束”。13日晚7时，理发师傅即来救他，8时国民党兵又回乡公所，仅一个小时的间隔，否则就无法营救了。

    这里，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一系列疑问？

    第一、国民党正在围剿游击队，抓到两个带短枪的人，按常理，应怀疑他们是重要人物，就是一般游击队员，对国民党当局来说，也应是“剿匪”的重要“功绩”应拿去邀功请赏，怎么毫无在意，不留人专门看守，被人救出？

    第二、国民党当局把韦纯束抓到乡公所后，因为从他们身上已搜出手枪，怀疑是“共匪”，怎么可能没有人严密看守而给韦纯束有机会与小学校长交流并写条子传出呢？韦在第一篇回忆已说钢笔被搜去了，笔纸从何而来？同时，韦说写给姐夫的条子，后面写“韦纯束”真名，那么，韦是当地游击队的主要领导，桂中总队第二把手，国民党当局不可能不知其名，韦已自报姓名，那不等于自投罗网，怎么国民党当局毫无反映，给他轻易逃出来呢？这背后有何交易？

    第三、两次回忆都突出提的一件事，就是当时韦纯束身上带有一张巴掌大小的军事地形草图，到乡公所后，看到桌子上有一碗水，韦提出口渴了，给碗水喝，乘看守兵不注意把地图放到水里面吞到肚子里去。韦是搞地下工作的，地下工作有一条原则，即什么事情都记在心里，不准在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况且当地游击队，对每个地方的地形都了如指掌，何需地图。百丈乡是当地一个不很复杂的乡村街道，用得着地图吗？真戏不好说出，只好用点假戏骗人吧！

    尽管一系列问题没有弄清，但在“文革”期间，组织还是解放了他，并给他担任南宁市革委副主任，后来还任了南宁市委书记，当时的区党委和韦国清，南宁市委和肖寒及广大群众对他是宽宏大量的。可是在广西“处遗”运动中，他恩将仇报，看出了其人品之低劣。

    1983年初，广西第七届人大和政府换届时，他预谋指使一些代表诬陷经中央批准确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候选人的梁成业（壮族、大学文化，中央候补委员，时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文化革命有很多问题”、“雇佣杀人凶手，有血案”，“长期乱搞男女关系，道德败坏”等重大问题（后经查全是虚构）并指令人大主席团立即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宣布每个党员以党籍作保证，不投梁成业的票，否则就开出党籍，因而他当上了自治区政府主席。

    他当上自治区政府主席后还不满足，还想打倒韦国清以取而代之。1983年6月17日，在他策划下，背着当时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先，以“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份题为《韦国清同志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事实依据》，诬陷韦国清是“两广总督”、“广西第三代军阀头子”，是“林彪、四人帮在广西的代理人”，是“造反起家的人物”。

    韦纯束当上自治区政府主席后，即利用职权，大搞腐败。1988年2月至11月，由他，他老婆和儿媳李平（成克杰情妇）女儿、侄女等共走私黄金796.154公斤，获利220万美元。经中纪委调查已认定为走私，按当时法律应判无期徒刑到死刑，但由于当时帮派势力的包庇，没有给予判刑。

    韦纯束还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2001年底，广西公安厅收到一份中央信访局转来举报合山市黑恶势力团伙的举报材料，中央领导批示：“凡属实的，均应严肃处理：不属实的，应予澄清。一件件都应有回音。”后经公安部门侦破，抓获成员40多人，但黑恶势力的头子凌宏笔（私营煤矿主）逃跑了，在公安机关通缉期间，凌宏笔跑到南宁来找到韦纯束，韦给当时南宁地区专员莫军写条子要莫安排凌工作。莫找到南宁地区公安局长农英杰，把凌安排到公安局当法制科副科长。后来全案侦破，包括南宁地区专员，合山市委书记，南宁地区公安局长、柳州地区公安局长二十多名干部均受不同程度的处分，莫军被判三年徒刑。唯独韦纯束没有受到应有处罚。

    在韦纯束掌控广西工作期间，干部队伍腐败非常严重。被双开判刑的省级干部六人。厅级干部近七十人。

    韦纯束培养提拔的接班人成克杰（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任期间，韦的儿媳李平成了成克杰的情妇，成的老婆为此大吵大闹，闹得满城风雨，韦纯束装聋作哑。最后成杰克与李平共同受贿，成被判死刑，李平也判了重刑。从此，可以看出韦纯束道德品质的低劣。

    尽管韦纯束如此腐败，但广西几届区党委领导，仍将他当作“宝贝”，逢节过年，第一把手亲自上门慰问，逢开重要大会，都把他当作“老干部代表”上主席台，广大群众非常反感。而攻击、诽谤、诬陷韦国清的材料则充斥各种“文革档案资料”，群众要求纠正却没有得到解决，这都是党不管党政治腐败的严重表现，在群众路线教育中，根本没有触及，应当引起重视和纠正。

    根据以上一系列的资料，我们认为，韦纯束控制广西大权期间所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记》、《文革档案资料》及一九八九年五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等资料，是站在派性立场上的胡编乱造的材料，是违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已给国内安定团结带来不良影响，也给国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炮弹。为此，我们建议中共广西区党委组成专门力量进行审查，并作去应有的结论，以消除后患。

    广西423名控告韦纯束罪行代表人：

    岑国荣（原中共中央第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自治区工交政治部主任、党组书记，广西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

    苏礼峨（离休干部、原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高延（离休干部、原南宁市交通局副局长）

    邓文光（原广西总工会副主席、广西第一建筑公司副经理）

    冯德载（原南宁航运总公司工会副主席）

    二○一四年十一月八日

    联系人：岑国荣

    住址：民族大道66号

    电话：1387811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