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回忆文革文章一组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11-26 05:05:07

李岩：中日混血儿唐国忠

唐国忠早就回了日本，成为了大日本国民，肯定有了日本名字，原来的名字作废了。事实上在没去日本之前，唐国忠就为自己取好了日本名，并留起了仁丹胡，戴上一付蛤蟆镜，浑身上下都打扮成日本人的样子。全世界都知道唐国忠要去日本了，名义上是送他死去日本妈的骨灰，在日本的同母异父哥哥为此事曾来过一封信。这位哥哥是１９６２年遣返回日本的，还有一个姐姐因为嫁人有了家庭，所以留在了中国，十五年之后可就是天上地下了。中国人民忙着闹革命，日本人民忙着搞经济。中国人民的思想虽然统一了，经济上可是远远落后于日本，［社会主义好］白唱几十年了。我与唐国忠同在装卸队，而且是一个班组，唐国忠曾多次提过自己的日本名，我们只是打哈哈，根本就没当回事。恶作剧般的管他叫‘犬养龟太郎’，或是‘狗操猪子’等等，人们都在耍笑唐国忠。就是百货站的装卸工也都知道唐国忠要去日本，一来提货就故意高声喊问唐国忠去了日本没有？唐国忠是等着在日本的哥哥给汇路费及担保证明，没有这些是去不成日本的。
此前姐姐曾去了日本，是以探亲的名义，她与日本那位是同父同母。姐姐还是穷困潦倒，去日本主要是想打工赚些钱回来改善家庭状况。到了日本之后，弟弟既礼貌又冷淡，早晚问候一句，然后就没了影，日本人是很势利的。姐姐试探着说想要出去打工，弟弟勃然大怒道；‘你不就是要钱么？把这个楼给你够不够？实在不行把企业也给你，少在日本给我丢人现眼。’弟弟有两幢楼，有一个大企业，属于知名人士，吓得姐姐再也不敢提一句。三个月签证一到期，弟弟早就把回中国的飞机票给买好了，礼貌而冷淡的送到了飞机场，没有给什么钱，他是不欢迎这些亲人来日本的。
唐国忠接到哥哥的信，全家都兴奋不已。唐国忠盘算着到日本之后学学日本话，回来当日语教师，日本是很尊重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唐国忠无数次的向人们讲述他的远大理想，我们听得耳朵里都起了茧子，日本哥哥却没了动静。唐国忠心里焦急万分，多次去信也没有答复，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唐国忠也发过狠；‘到了日本，哥哥若是对我不好，我把骨灰拎回来。’唐国忠没能达到目的，哥哥随着日中友好访华团来到了长春，通过官方直接取走了母亲的骨灰，临回日本之前打电话通知了唐家。
老唐头对两个日本孩子不大好，这位养子连探望一次老唐头也不肯。唐国忠领着全家到宾馆去看这位日本哥哥，哥哥礼貌而冷淡。表示唐国忠去日本只能见到他一人，这次全都见到了。弟弟们缠着讨要纪念品，哥哥随手捡了一个内衣给了他们，上面有日本图案。虽然大失所望，哥几个还是争相穿那件衣服出去夸耀，如今可是不一样了。五百年前中华是天朝上国，如今日本成为富国。许多中国人跪着到日本服务，做扛死尸等下贱工作。每逢八一五日本战败日，日本右翼都集体奸淫中国妓女，以回应来自大陆慰安妇的索赔。此后唐国忠与农场的一位日本老太太有些往来，老太太也曾回过日本，觉得亲戚们排斥自己，还是回到了中国。当年的开拓团是日本政府鼓励来开发东北的，如今成为弃儿，世态炎凉哪个民族都一样。
因为媳妇，唐国忠跟父亲打了起来，把父亲打了一顿，父子翻了脸。唐国忠对我们骂道；‘这个老王八犊子，谁是谁儿子？谁是谁爹？管你叫爹就是，不管你叫爹就不是。’在单位唐国忠是个好脾气，就是有些心细。他的媳妇经常红杏出墙，其实对唐国忠挺好的，唐国忠那次受伤眼泪马上就掉了下来，绝对不是装的。唐国忠经常旷工，主要是在家看着媳妇。与父亲闹翻了之后，被逐出家门，其实唐国忠是接老唐头的班，避免了下乡，他弟弟就没那么幸运。
唐国忠过去是保管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对仓储工作是一口清，记忆力特别好。摸黑付货无论多少件都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并学过世界语。老三篇等背的滚瓜烂熟，讲用起来不用拿稿，一讲起来就是滔滔不绝，有极有才华之人。运动期间，唐国忠也组织了造反组织，自任司令，兵也是他一个。大字报没少写，就是忽悠不起来，唐国忠想要爆出个冷门。阶级斗争很复杂，唐国忠发现某位历史有问题的从厕所出来，他进去之后发现板墙上有些粉笔乱画，细看原来是些反标。唐国忠当即劈下了那块木板，找到了军宣队揭发某某的反革命行为，有反标作为证据。这位军人显然有些缺乏革命警惕性，认为不是什么反标，就是胡乱涂鸦。事情到此本该结束了，唐国忠不死心，回到家里用彩色粉笔将反标画了出来，然后兴冲冲的又来到了军宣队。军人一见到反标眼睛一亮道；‘昨天不是反标，今天的是，就是你这个反革命写的。’于是招开了批斗大会，唐国忠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下到装卸队监督改造，在装卸队里也是把好手。
唐国忠媳妇在院里干临时工，发现菜窖里的小黄皮子大惊小怪起来，被臭小子们打死了四个幼仔，挂在前大门车架子上，老黄皮子挨了两棒逃走了。事情过去了两三个月，唐国忠媳妇被黄皮子给迷住了，闹的挺厉害。唐国忠绘声绘色的向我们讲述了一遍，于是这帮年青人又编出了一套话；‘师傅去日本了，师娘也被黄皮子给迷住了。’气得唐国忠谁提黄皮子他就骂谁，他媳妇也不承认曾被黄皮子给迷过。
唐国忠苦学日语，他是非常聪明的，学啥都快。他没有平反，只是组织上谈了一次话，就算是摘了帽。其实他是红五类出身，只是家庭背景差些。如果老唐头是干部，唐国忠早就爬上去了，用不着那么辛苦。我离开单位之后，听说唐国忠及其兄弟均作为战争遗孤去了日本，老唐头肯定去不了，儿女不可能带他到日本国。过了一年之后，唐国忠媳妇来单位办出国手续，说唐国忠在日本做豆腐呢。唐国忠学啥都快，我相信他能够适应日本环境的。小小日本岛国，居然住了一两亿人口，真是高居住率。当年若是真的霸住了东三省以及内蒙，日本会发展的更快。主要是不知道大庆石油，否则就不会偷袭珍珠港了。我不相信靠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就是中俄联手也未必，俄国可不想丢了西伯利亚，与德日同期决战。愿唐国忠在日本生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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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长征路上红卫兵

农安县曾为黄龙府，破四旧横扫了所有的历史残余，标志性的元代古塔也被砸烂了。学校老师都遭到了批斗，校领导靠边站，一时间红卫兵小将们失去斗争的大方向。中学教师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才予以选用的，只有一位体育老师疑为漏网右派，曾因为工资问题与校领导发生过争执，如今也不算什么政治问题了。拂光去过两次北京，接受了毛主席两次检阅，同学们也都差不多都曾去过北京，有的同学几乎走遍了全国。毛主席号召大串联，只要找学校红卫兵总部开封介绍信就可以了，吃穿住行都有接待站，还可以借部分路费。由于铁路运输不堪重负，多次发生撞车事件，伟大领袖号召革命小将重走长征路，拂光对此很感兴趣。与同学曹军一商量，两个人一分钱没带就徒步走到了长春，一百二十里的路程只需一天，累的两条腿都站不住了。回农安坐的火车，校队同学们都过来打探，蓝球、足球、田径的体育棒子们都兴奋了起来，有了新的革命目标。纠察队长张东彪离不开，主要是家里有电话，随时掌握来自于北京的政治动态，他父亲是团级干部。拂光等人一张罗，女同学们也非要参加不可。李荣芬新改的名字是李红心，态度最为坚决，红卫兵都是一家人，还没有分出派系。
　　经过三天的准备，每个同学背了个行李就出发了，大多穿的是旧军装，腰里是武装带，红袖标是新印的。打了一面红旗，上面绣着镰刀、斧头，临行前全校同学都来为之壮行，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欢送大会，这是一次真正的长征。课本里［飞夺泸定桥］，红军战士夜行山路，一日夜急行军奔袭了二百四十里，肩上还有四十斤的装备。小将们也准备来一次强行军，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办得到。尽管每个人的行李不超十斤，远路无轻载，显得分外的沉重。最为强壮的拂光也累的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半途而废，找了处住宿的地方。红卫兵的到来当地是很欢迎的，免费供应的食宿，还提供热水泡了脚，穿了几十个脚上的血泡、水泡，长征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二日大多数同学都爬不起来，拂光挨着个的动员了起来，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行军速度明显放慢，每天也就走个四五十里路就累的不行了，唱起歌来也没有当初的那股子劲，退缩的人还是没有的。‘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黄继光、董存瑞。’同学们互相鼓励，真正开始了长征路，行走了二十六天到达了遵义，其间也曾坐过火车与汽车，革命是需要与实践相结合的。各地的接待工作越来越差，尤其是乡镇，吃住必须交钱，没有半点革命觉悟。同学们如同进入了白区，受了不少的窝囊气，有的男同学与地方发生了冲突，还曾被关押在当地的红卫兵总部，遭到了革命行动，连女同学也挨了大嘴巴。
　　向地方借钱越来越难了，还不能打土豪，越往南走筹款越难。到了贵州，真是吃草根、树皮了，武装带也烤了几根，硬的咬不动，只好作罢。都是人民公社，没地方打地主，筹粮食，革命形势大不相同了。许多同学患了病，都瘦成了一把骨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讲不起了，曾偷了几条狗，还捡了一只羊，野外宿营冻的睡不着觉，身上被蚊虫咬的全是红包。都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南蛮子并不厚道，不买长征路上红卫兵的帐。乘汽车也非得买车票，怎么商量也是不行，长征队伍陷入了困境。拂光万般无奈，宣告分散行动，想办法各自回家。全国大串联进入了低潮，出现了不同的派别，红卫兵小将们也开始分裂了。在长征队伍里是没人争权的，拂光多次让贤，多次召开遵义会议、古田会议，就是没人想成为领导核心，筹款是个大难题。分散行动之后，拂光等四位同学轻装前进，偷玉米、烧毛豆、挖红薯、还曾共产了几只鸡。红卫兵袖标早就藏了起来，旧军装也破烂不堪。曹军一路走，一路往旅店的暖瓶里撒尿。只要收费的旅店都给他留下一些纪念，将被褥踩得脏污不堪。
　　李红心等女红卫兵较为文明，一路哀求可以免费吃住，但却觉得有些羞辱，心里总是顺不过气来。李红心想出了个好主意；‘早点起床，给被窝里留下一泡屎，气死那些乌龟王八蛋。’如此一来心情果然好了许多，走一路拉一路，女将们也乐了一路，反倒不觉得那么累了。到了北京总算是挤上了火车，北京已经不再免费接待，驱逐性的动员进京串联的红卫兵们早些回去。车厢里塞的满满的，车票也没人查。经过半个多月，分散了的长征队员们陆续回到了农安，到学校讲述回来的经过。发生了撞火车事件，串联的红卫兵死伤数千人，同学刘伟的死亡通知单也寄到了学校。同学们设立了灵堂，女同学们哭的死去活来，后来刘伟活着出现了，原来是同名同姓，不是本校的刘伟，大家都挺高兴。在串联期间，许多女红卫兵遭到流氓们的轮奸，判处死刑的布告经常张贴，家长们担心不已。好在事情没出在长征队伍中，拂光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运动大方向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伟大领袖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红卫兵们开始了新的征程，大串联基本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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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一梦四十年

四十年前我还是不满十七岁的少年,但已经参加过红卫兵运动,自以为可以砸碎旧世界,改天换地,怀有世界革命的远大胸怀的.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从进入学校那天起就正式开始的.经过六年乃至十八年的浸润,恐怕每一个人都会怀有那种胸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个响亮的口号.先国际,后国内,然后才是本单位.在企事业中也是政治学习不断,包括广阔的农村.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一位革命小将把自己看做魔,看做敢于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要颠倒天廷,彻底颠覆旧秩序.对于圣诞节广大革命人民是嗤之以鼻的,人们载歌载舞如醉如痴的欢庆的是魔诞节.革命小将们渴望战斗,越过边境前往越南等抗美前线的成千上万,这些革命热情确实令人热血沸腾.
全国一片红之后,初中三届与高中三届在校学生全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也开始复课闹革命,其实就是把没笼头的野马圈进栏杆里,各学校都是军代表在支左.课本以及所有图书全是大毒草,早就烧光了,只有数学书留下了几本.于是上课就是学习毛主席诗词,学习一小部分数学,不及格是值得夸耀之事,白专道路早就批倒批臭了.老师们相互在斗,学生之间相互在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因为父亲被关进了监狱隔离审查,同学们怕受连累不敢与我往来,被孤立的我就索性不再上学,每日就是在街上下象棋.混了一年之后我们这一届学生也全部下乡了,我们这个集体户是下放到九台县胡家公社稗子六队,这是个回族乡.
到了稗子六队之后,十二三岁的小锅子拉着我的手如同见到了亲人一样,再也不肯离开我了,非要让我住到他家里不可.我们四个男生住到了老王家的北炕,这是户贫农,其实队里没有地主与富农,最高的成份是中农.这是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都是亲戚连亲戚,老王家是后来户.王大伯名字是王贤礼,曾摘除了一个肾,干不了重活,在队里喂牲畜.另一个饲养员是他的亲姐夫,姓邢,老邢家的邢德富与邢德贵是党员,所以老邢家在稗子六队很吃得开,是生产队班子不可或缺的可靠力量.小锅子长了个团脸,挺讨人喜欢.他的二弟患了小儿麻痹症,有一只脚瘸,也念小学了.东北农村习惯于称呼男孩为小,女孩为丫,再下面的就是王老丫.王老丫也长了双大眼睛,也是团脸,应该说是个漂亮的小女孩,可惜生活在农村带着一些土气.最让我喜欢的是王老小,他大概没满三岁,还在吃奶.他就像一个活的洋娃娃,有时候当爹的抱着王老小也充满了幸福感,这是个和睦的家庭.
王大娘是位很会过日子的妇女,娘家是在戈家,她的脸上长了些白癫风.王大娘从未进过城,连火车也没见到过,她似乎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巡回放电影的来到队里王大娘从来不去看,我想帮她看家动员她去看,王大娘认为那也不当饭吃,看那些有啥用?小猪死了她哭的很伤心,因为那是笔钱,家里许多事都需要钱.他们过日子很仔细,攒下了几百元钱,在那时就是一笔大数目了.小锅子学名叫王守田,他已经念初中了,学习总是跟不上.他对上学却很认真,王大娘做好了早饭给他装好了饭盒,小锅子有时候也等不及,摔门而去,学校距离稗子六队十八里地.每一次王大娘都会拿着饭盒追出去很远,喊着王守田的学名,她是心疼小锅子.我对此有些不以为然,饿一顿其实没什么,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早就饿惯了.
集体户房子盖好了,但是四处漏风,冬天冷的很.我就又搬回了老王家,在老王家常年居住下来,他家人也不拿我当外人.每次我探家回来,这四个孩子都会跑出很远来迎接我,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我很是感动.我家里也很穷,在集体户能吃饱饭,我并没感觉出受苦受罪,就是扎根在农村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农村人不这么看,说他们是永久牌的,我们是飞鸽牌的,这是两个名牌自行车的名字.小锅子也买了辆旧自行车骑着上学,回家后就把前车轮拆下来,主要是怕人借车子用.卫生院的邢子斌就是那样,常说借老婆可以商量,借自行车那是绝对不可以,农村人攒点钱可是不容易.我发现,农村人比城里人更加势利,主要体现于社队干部身上.家庭有背景的知青可以参加各种运动,比如一打三反,科学实验等等,可以分配些轻巧的农活,而我们只能干些重体力活.尽管如此,我们的社会地位显然高出农村青年,包括我这个黑五类子弟.中农是不可以进入队领导班子的,可是我这个黑五类子弟在抽回来的前一年竟然被大队任命为小队的民兵连长,大队干部们还曾多次讨论像我这样的青年可不可以入党?连学校老师也参与了讨论.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连入团申请书我都没写过,更不用说入党了.我不喜欢说假话,更不愿意在大庭广众面前总是表白与家庭划清界限,那是令人尴尬之事.我就是凭力气苦干,对于劳动我是不怕的,力气用尽了睡一觉就又出来了.在说假话就是思想进步,说真话就是思想落后的年代里,我选择了回避.
老王家一家人是我的坚强后盾,我不怕遇到挫折,因为他家永远不会拒绝我.邢老爷子看中了我,再三想给我说媳妇,可以不要财礼,我拒绝了.那姑娘还特别到老王家看过我一次,长相一般,人很忠厚,王大娘对她是赞不绝口.队里也有姑娘与我很是接近,王大娘认为是些疯丫头,很是看不惯.那些姑娘是主动跟我套近乎的,因为我是城里人,就是抽不回去家也是在城里,比农村亲戚要光彩得多,农村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知青私下里都管农村人唤做屯老二,是工农学商兵的排行第二,但却包含着贬义.也有称之为屯二迷糊的,最常用的称呼为老屯.知青们较为隐蔽的称呼为二哥,还是充满贬义.农业学大寨之后,社员们是不允许离开生产队的.无故不出工罚三日的工分,不参加晚上学习的罚半天的工分,没有大队的介绍信社员们连车票都买不成,也无法住旅馆,氓流是可以随时关进牢狱的.对于知青就宽松的多了,不出工或是回城探家没必要请假,有时候晚上学习也可以不参加,只要装病就成.大尾巴会一开就是大半夜,几乎天天晚上都开.林彪垮了之后传达文件没完没了,与农民有啥关系?批林批孔运动讲儒法斗争史,我也算是一个.全国上下统一思想,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那时候可是真理的化身.
王贤礼有时候发些牢骚,但也是私下说几句,说那些社队干部不会有好下场,做的事太缺德了.大跃进之后,上面层层压下,逼生产队虚报粮食产量,说真话的全部拔了白旗,说假话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虚报之后就是上缴征购粮,把所有收成全部缴上去还是不够,于是就开展了反瞒产,反瞒报运动,社队干部领着带枪的民兵挨家挨户的搜粮食.搜到老王家,仅有的一小口袋粮食也被搜了出来.当时三四岁的小锅子抱着那几斤粮食死活不肯撒手,哭得很是伤心.邢子斌当年是社队干部,没有硬抢,就留下了几斤口粮一家人糠菜熬了过来.国家粮库堆满了粮食,因为漏雨腐烂的无数,而饥饿的农民只能抢夺粮库扔掉的霉变粮食,在公开场合都信誓旦旦的说吃的饱,不让饿死一个人.因为缺营养患贫血与肝炎的很普遍,连橡子都被吃光了,榆树皮也被吃光了.半山区有半山区的好处,大炼钢铁幸亏没有炼到这儿.饿的怕了,农民普遍存在储蓄的习惯,钱是一分不敢乱花的,也不敢往信用社里存.王贤礼借出去的钱收了点利息被认为是放高利贷,其实并不比银行利息高.借出去的钱总也收不回来,缺钱的人家太多了,每一家都缺钱.王贤礼的外号是王二神算,他是很能算计的.他也曾算计拿钱养鹿,后来还是不敢涉险,养三头猪就会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因为同名同姓,我捡了个大后门,居然抽调回城安排工作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回稗子六队几次,也就是看看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城乡差别是巨大的,就连当年威风八面的公社干部见到了我都视为比肩,可见身外之物远远重于人的本身.同一批回来的知青都分到了高校,我被甩了出来分到了商业仓库做了五年装卸工.父亲平反改正之后我就一天也不干了,后来就当了仓库保管员.由于种种原因,1990年初我停薪留职外出经商,一晃就是十八年.
农村人是无钱看病的,家家都种几十棵大烟,头疼脑热的喝上大烟杆水就好了.回城后我也要了几个大烟葫芦,在当保管员时在门前种了一圈,结大烟葫芦时被打更的老头割走了.老头们也种了些黑色的花,我知道这是稀世之宝,将成熟后的黑花籽全部收了来,准备第二年播种.谁曾想交接库存时把花籽忘记了,被新的保管员扫除扔掉了,我就失去了一次发财的机会.为了还债,我承包了单位后院约五六十亩地,王贤礼带着人帮我收的秋.因为赔了钱,我的心情并不好.做生意期间又去了一次,给他家留下了一千元钱,小锅子已经结婚了.农村一直是买卖婚姻,女方后悔了这门亲事,闹得挺厉害,不让小锅子近身,总揣着农药.因为女方家里不肯退财礼钱,就这么拖了两三年.女的患了很严重的肺结核,老王家拿出全部积蓄为她治病,憔悴的媳妇也就认命了.生下一个儿子后媳妇就撒手而去,小锅子就成了光棍.年青小伙大多娶不上媳妇,王守田更不用说了,王二小因为小儿麻痹症更是没有任何希望.
我是三分利从亲朋好友处集资做生意,无力帮助王家兄弟.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改变,在外面闯荡的男人们是有机会娶上女人的.我让人把王二小接了出来,在我处混了一年,他很不适应,还是习惯于农村生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是按习惯生活的,我怀疑自己是做错了.我本以为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没关系,盲目扩大的集资,摊子铺大了,想要奠定后半生的物质基础.没曾想风云突变,国家主动将金融危机引进到了国内,企业与运输业一派萧条,我也背上了五十万的债务.若是银行贷款还好说,坏帐几千个亿国家也不在乎.可是我都是私人集资,这可是摆脱不了的事,我就陷入了沉重的债务之中了.我也经常想起王家兄弟,知道他们过的不怎么样.国家的统计数字我是不信的,统计农民收入都是毛收入,纯收入是从不统计的,这就是领导们的政绩.粮食价格一直是计划经济,国际市场上大米六七元一斤,国内还是一元五一斤,农业生产资料可是飞速上涨的.土地承包之后农民喘了口气,可是农民还是社会的最底层,是无法与城里人相比的.为新中国默默奉献了六十年的农民兄弟啥时候才能够真正当家做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农民的血汗.
据我了解,农村人日消费是极少能达到一美元的,就是较富裕的家庭也是同样.盖房子与置办家底才是家庭的主要支出,吃的绝对超不过每日一美元,每天吃肉那是不可能的.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农村的养老问题无法解决,越来越严重.我甚至不敢打听王家兄弟的情况,因为我实在没能力帮助他们,而他们的处境我是可以想出来的,他们最缺的就是钱,而我恰恰没有钱.我理解了他们的仔细,这是生活的教育,是严酷的现实,他们真正获得解放的日子还很遥远,我都怀疑这一代人是否能盼到?我倒真诚的希望卖春的女人们深入到那个偏僻的山村,光棍们也有正常人的欲望,他们的一生有些方面连禽兽都赶不上.三十年前去的那一次邢子斌开过小卖店,被乡亲们赊黄了,多年之后欠帐也收不上来,不是赖帐就是没钱还帐.大小队干部也成了普通农民,他们身上早年的气质也消失了,过去被城里人称之为屯不错.也有发财的,是坑骗了农民工携款逃走的工头们,他们在农村是很威风的,并没有感到羞愧.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亲不亲,线上分.后三十年以钱为纲,亲不亲,钱上分.
回来侍奉老母,有的同学张罗回稗子六队看看,我是没打算去的.同学之间也拉开了距离,有条件做公务员的是百万富翁,几十万大款,最差的在高校退休也月开两三千元,而我是没一分收入的,是下岗职工,企业早已归了个人.估计王守田的儿子娶媳妇也得拉一屁股饥荒,两位老光棍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我若有钱可以去看望他们给予实际上的帮助,如今这样的情况我去干什么?我在二十年前给自己批过八字,居然很准,我不得不信命,我是能够发达的,只是迟一些.批八字是死规矩,准不准主要在选择用神上,可见我选的很正确.王家兄弟也都五十多岁了,王老小四十五六岁,哥三个只有他有妻子.王二小一直跟王老小过日子,他只会农活,老了之后只能进敬老院.农村的敬老院是没什资金扶持的,能动弹就得干活,老年人之间也是相互争斗,我曾见过老头们的怒骂,老光棍们的脾气是很怪的.将来我若有能力就去那儿开个养老院,将这些没人管的老年人收进来也算是报答过去的恩情.还是差在钱上,仁者不富,富者不仁,我这样的人永远成不了有钱人.结交世人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古人的诗词入木三分,没钱是啥也玩不转的.每个人都明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道理,但是中国的有钱人极少做慈善事业,他们宁愿一掷千金用于吃喝嫖赌,尽管他们手中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上面沾满了血腥.我真诚的希望父老乡亲能生活的幸福,这只是一个奢望,今生今世恐怕难以办到了.我只能默默的为他们祈祷,心中充满了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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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逃兵

武斗开始了，母亲不放心，让父亲去医科大学去找表姐。医大是跟别的大学跑的，被称为哈吧狗。医大哈吧军很少出外作战，就在校内争斗。表姐家庭出身有些说道，爷爷是地主，父亲是医生，结果还是定为地主。想要革命就得表现积极一些，表姐也拼命表现，加入了红卫兵外围组织。后来出了对立派，情况就复杂了。对立派人数少，战斗力不强，两派总是聚在教学楼上下骂阵。
父亲到的时候，表姐正与一帮女同学往下泼水，革对立派的命。父亲上了楼，把表姐硬行带走，表姐对此很不好意思，似乎当了逃兵。回到家里父亲开导她说；‘咱家成份不好，怎么着也不行，还是躲远点。冲突逐步升级，有些地方动枪动刀的，伤着别人不好，伤着自己就更犯不上了。’表姐在我父母的软硬兼施下，回家当逍遥派去了，没再参加武斗。临毕业才回来，对立情绪已消失了，对立面不少男女同学快速的搞成了对象，分到了一起。
我母亲的老邻居姜大姐的儿子在本市大学读书，也参加了造反组织，还是个小头头。父亲把他找回家里，好一顿开导，他也同意回家避开武斗。走时候托词是家中老人生病，回来时有些尴尬，当了逃兵，但也没人说什么。两派矛盾激化是逐步加剧的，在那时谁也看不清自己的真面目，都以为自己是为正义真理而战。
死去的战友永远长眠了，连个坟头都不准留下。某大学开满鲜花的广场下面，埋着许多许多武斗中死去的尸骨。他们都是热血青年，他们的出发点都是那么的崇高，纯洁。生活愚弄了他们，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没有人记得他们，有的只是贬低与鄙视。他们曾害过人，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他们的初衷，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并不是动乱，也不是迫害老干部，而是出于革命，捍卫心中的理想。他们是被愚弄者，生前死后都是被愚弄者，这是他们年青，过于轻信的悲剧。理想之花在心目中一朵朵衰萎了，地球照样在转，人们照常歌舞欢乐。昔日的逃兵成了后来的明智者，既不是三种人,手上也没沾上同学的血，有些事情得回过头来看，十年之后，百年之后才有个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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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芒果情怀

在市场见到处理芒果每堆一元,我就买了一堆.说老实话,我从未吃过芒果,主要是想品品味,售价太高我是买不起的.每当喝葡萄酒时就会想起'葡萄美酒夜光杯'等词句,吃荔枝也会想起'日啖荔枝三百粒'的豪爽,些许产生悠然的感觉.对于芒果我却怀有许多敬畏,会不由自主的回想起火热的年代.1968年在京召开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吉林省工人代表获得毛主席的亲切会见,并赠送了两个芒果,百万春城人民热泪盈眶,前往火车站迎接这两颗芒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芒果.我们学校是在前面,看的很清楚,是用玻璃罩盛着的两颗芒果.据说换上了水晶罩用来保鲜,准备全省人民敬献的[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完毕就把神圣的芒果摆放其间,专门设计了[芒果厅].我也到敬献工地献过工,吴勇同学献了一百多天的工,三四年过去了,这个大理石敬献工程也没有完工,我们这些学生也当了知青.在迎接芒果时,我伯父单位踩坏了一个职工,作为革委会副主任的伯父领着革命同志们前去慰问,慰问品是张毛主席像,可是谁也不肯拿着.伯父是个头头,这个光荣的任务义不容辞的落到了他的头上.本来没啥大事,走到医院门口伯父脱口而出道;'来看病人拿这么个玩意算咋回事?'
       以往酒肉不分,亲如兄弟的革命战友们马上翻了脸,居然敢骂伟大领袖,真是狗胆包天,革命群众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众人立即将我伯父揪回本单位,召开了批斗大会,这一顿毒打可是不轻,我伯父连连低头认罪,后来作为五七干部被下放到了农村.还有因为芒果大不敬的,胡乱猜疑芒果的运费几何?从非洲运到北京得多少成本等等.据说那个人因反革命罪被判了徒刑,群众办案现行反革命罪全是枪毙,也就是说话不注意.有吹嘘自己吃过芒果的也挨了批斗,人们私下议论非洲芒果什么滋味?我连做梦都不敢痴心妄想这辈子还能吃到芒果,连想一想都是大不敬,是需要深挖活思想的.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想来芒果树在国内也能成活了,起初市场价三十元一斤,平民百姓是吃不起的.今年最便宜,上市价为五六元一斤,是其它水果的双倍价钱,我是个穷人,向来啥便宜吃啥.这一元的芒果随着我的乱砍乱削,以往的敬畏荡然无存了,吃着也就那么回事,没有神圣的感觉,并没有飘入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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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五七专案组

当权派都被打倒了，三结合不太容易于选拔干部。刚刚批判打倒的，又提上来显得有些荒谬。这一天仲老师来我家作客，与父亲谈了起来。
仲老师是在师大被打成的右派，他曾教过我父亲几天，与邻居家有点亲戚，就又往来了几次。仲老师认为他的右派当的冤，是被凑数的。校党委书记企图强奸女学生，引起了众怒，退党退团的形成了风潮，当年还上街游行过。闹事的学生都被抓了右派，连他这个老师也一起被抓了。教育口右派名额太多，上面也是没办法。乡镇教师组织在一起烧热炕，成天成宿的熬鹰，提了意见就可以回家。就这样还有死抗着一句意见也不提的，想全打成右派也不太容易。
仲老师对父亲说；‘师大有的学生很有见识，认为现在被打倒的干部绝大多数都存在问题，不可提到三结合班子里面。五七年右派多有冤案，都是给领导提意见的，跟今天的大字报，大辩论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当年的革命派。举出几个例子说明事实，决定拿出几个典型进行公开翻案。成立了五七专案组，并印刷了一些材料，进行宣传。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把事情挑开。’
父亲劝他不要参与，因为反右是伟大领袖亲自抓的，是阳谋，不可能认错。仲老师听从了劝告，表示不再介入，以后就再也没来。
不多日子街上就贴出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字标语，看起来右派处境不妙。父亲进狱后,仲老师写了许多自供状，对自己的丑恶进行深挖，其中也有我父亲的名字。仲老师的自我暴露让革命群众更加认清了右派的丑陋嘴脸，连那几个典型也都倒了霉。没等父亲出狱听说仲老师就死了，他的罪名是进行右派翻案集团的狗头军师。
十年后右派终于得到改正了，没改正的五个大右派原来也是假的。但是还是留了个尾巴，不补工资，不平反，只是错划，别的谈不到。党是爹娘，爹娘打错了儿子，儿子能怨恨爹娘么？我父亲从来没在单位当过爹，只好被爹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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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造反的经历

我们小学毕业了，却没有进入中学，于是乎社会上出现了七年级。少年人是闲不住的，整日里无事可做，所有的书都成了毒草，大字报也一览无余，就有了革命的要求。先是有些学生组织起个‘七一红卫兵总部’，在市委大楼占了两间屋。后来一个初中生与我班同学商量着成立了‘星火燎原战斗队总部’，七年级的红卫兵组织就出现了两个。
我们也占了两个屋，还有一部电话，经常串线。两方面通话，我们夹在中间胡说八道，把通话的双方气得暴跳如雷，却没地方去找这个棺材铺去。整日里在市委大楼出出进进的，看那些造反总部也没啥了不起。男女同学在那儿打情骂俏，并不是每天都进行革命。姐姐他们的革命比较正规，在学校里是一大派，曾被新起的派别在造反总部贴上‘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的对联，都是一个班同学干的。表面上是观点不同，实际上是个人有野心，不想帮别人摇旗呐喊。
男同学采取革命行动占领了一个粮店，成拌子的搬猪肉，肚里没少添油水。对立面据此对他们进行抨击，于是乎就组织串联去了。有的同学走遍了全国，到红卫兵接待站借饭费，坐火车与汽车是不用花钱的。姐姐胆小，就去了北京，上海，出去了一个多月。哥哥们组织长征，步行了二三百里，沿途给旅店留下不少壶尿。有的女红卫兵走时给被窝里留了一泡热屎，革命小将们喜欢恶作剧，这也给旅途增加了不少的乐趣。
二总部占了上风，我们自然是跟随二总部的。那时候公社派还没有出现，基本上是一面倒。我们聚起了一千六百号人，也就是个虚数。各校的红卫兵头头大概过去都是班干部，在我们与七一总部之间跳来跳去的，就是凑热闹，没有造反的举动。
各学校的当权派早就打倒了，印发传单不过是随帮唱影，抄一些别人的内容，标上自己组织的名字扩大影响。主要头头们嫌我们太闹，没个总部的样子，让我们少来一些，说他们要开会。有的同学认为他们是过河拆桥，就鼓动我拉起一派，与他们分庭抗礼，因为我曾是班干部。我父亲是摘帽右派之事鼓动的同学并不清楚，我不敢出头。那位当头头的不知怎么知道了，当面问我有无此事?弄得我很是尴尬。
一个戴眼睛的大学生前来询问，试图把我们清理出去，认为我们是鱼目混珠。两个头头神情严肃的相互检验了红卫兵证,就开始了大辩论。头头们领着我们高唱革命歌曲最终将对方哄走，我们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后来还弄了架破旧的手风琴，谁都可以乱拉一通。
我们是在二楼的北两间，三四层楼我上去过，都是大学生或是市委的各部门造反组织，显得有条不紊。我们的活动经费极其有限，几乎等于没有。想参加一些大型活动也得求告于大学生们。由于内斗,我们这个组织又散了，七一总部也没了动静。随着反对派的兴起，热闹的增多，对于造反也就失去了兴趣。
不仅仅是我们，就连姐姐，哥哥也回家呆着不参与造反了。我们有了一个兰球，邻里半大孩子们开始玩起了兰球，绝大多数学生与我们同样，玩兰球，下象棋，打扑克，踢足球，对革命失去了兴趣。进行武斗的只是少数人，是造反骨干。真正对运动感兴趣的还是大学生，工人们都回家悠闲的领工资过日子。造反派们用大字报嘲讽逍遥派，也没啥大作用。因为失去了斗争的目标，革命的热情自然就衰弱了。
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只是为了拢住学生不到外面闯祸，除了学毛主席诗词外，啥也不学，而那些诗词我早就背得烂熟了。在学校里我又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发育早，个子高，打仗勇猛，十几个男同学与我对敌，都被我给打败。于是乎一个人搂住我的大腿，任凭挨打。一帮人蜂拥而上，将我乱打一通，爬起来我再挨个的收拾。打打闹闹不到两个月，派性武斗一激烈，复课闹革命就免了。同学们都变得有斗争性，谁能打仗谁就是大爷。
最后一次全班聚会是个热天，我只穿背心裤头，也没有别的衣服。心里清楚这是全班同学最后的一次聚会，心里有点感慨，想要约定全班同学十年或是二十年后再在这里聚会，却不敢说出口。这是些从七八岁到十四五岁一起长大的同学，心里有些依恋。看到同学们满不在乎的样子，就更不好意思说出心中的想法了。
幸好没说，同学中大概我是最狼狈的，再见面说点什么？人的一生很快，一眨眼就过去了，那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还清楚的记得每一个同学的模样。人生如梦，弹指百年，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一辈子连说句真话都不敢，活着就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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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砸大庙
小学毕业考试后，未来得及上中学，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展开了。先是破四旧，立四新，把旧中国之前的所有书籍都烧掉，所有瓷器都砸掉，所有文物都毁掉，连那尊三丈高的铜观音都掀翻砸烂了化铜，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复制了。
那时候我们无所事事，就是到处看热闹。同学找我说；‘听说今天砸大庙，咱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两个人就奔大庙而来。
这庙名称是[护国般若寺]，据说是日本人为满洲国修建的，规模不小。解放后成立了纸盒厂，和尚们都自食其力，庙宇一直破旧不堪。庙里都是老和尚，据传闻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没有贫雇农。和尚并非出世之人，他们也有领导，也进行政治学习，改造思想。
来到大庙时，已有上百的半大小子在那儿等热闹呢。没过半个钟头，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出现了，都戴着名牌校徽与红卫兵袖标，这才是砸大庙的主角。与所有地方一样，名牌大学生是红卫兵的正统，自然是领导核心，杂牌院校都得唯他们马首是瞻，因为他们清楚斗争大方向。造反派的主要头头都是根红苗壮，老革命家庭出身的天然革命者，他们与中央文革，北大，清华的正统造反派都有联系，他们是听命于北京的。
各院校都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是听从伟大领袖的指示，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的。初期的审查非常严格，家庭稍有历史问题的也不吸收。随着对立派别的出现，要求就松了下来，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人越多声势越大，‘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成为很好的解释，红卫兵就不像原先那么纯了。但是红卫兵司令必须能经受住检验，否则没人会参加他那个组织。通常是查三代，最严格的是查五代，老革命是个例外。
大学生来的不多，先来的有些着急。在他们把和尚都关起来之后，打开庙门，放我们这帮人进去，砸大庙正式开始了。那时候破四旧就是革命，每个少年人都很兴奋的。他们掀翻了千斤重的关公像，搜出了每个角落老和尚们藏下的经书。有些是稀世珍品，有些是名家手墨，在这些少年人手里都变成碎屑。
砸佛像进行了一半，大学生怕出危险，制止了少年人的行动。藏经楼里的佛经一部部从天而降，都是连在一起折页佛经，有新的有旧的，上面抛，下面撕，个个都兴奋得如颠似狂，觉得自己正在进行革命。不到一个小时，脚下已是一尺多厚，大学生开始组织焚烧了。每个少年人出去都要搜身，防止偷带庙中的物件。我看到一个老和尚匆匆而去，是庙里的方丈，他的躲避显然是有人指点的。
不大一会儿，就有大学生张罗着要批斗方丈，少年人当然热烈响应，几个人就去抓方丈去了。这几个人空手而归，只好作罢。那老方丈七十多了，面黄肌瘦的，要是那天不及时躲开，肯定是没命了。
过了中午，大学生红卫兵们往外清理人，我们也就回家了。造反的兴奋维持了几天，就看到大庙挂出了市红卫兵总部的牌子，大庙被红卫兵全面接收了。各学校都去总部挂号，一时间声势大震，要成立三结合，建立红色革命委员会了。
老革命一个个被打倒，天然的革命者也变得不纯了。大庙总部被真正的造反派给砸了，成立了二总部，造反派之间的革命是干脆的。下面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是谁硬跟谁跑的，大庙总部没有了，兴起的是以学生为主的二总部以及红色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又有新的派别兴起，想取代二总部，他们是公社派。他们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及其路线，都指责对方是假的，一个比一个左，就开始了武斗。‘坏人打好人是阶级报复，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上面的指示怂恿鼓励着下边，就是抢军火库,看守的士兵都不真正阻拦。其实早有默契，否则没人敢于抢军火库的。
文斗变成了武斗，砸大庙已经算不了一回事了。在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家家都把窗户用砖砌上，以防流弹。我家的窗户挨过两颗子弹，穿透了玻璃。全家人睡在地板上，夜里全城戒严了。
二商店在我们眼前熊熊燃烧，火车站一条街在我们眼前熊熊燃烧，攻打对立面的高音喇叭整夜整夜的在那里鼓气，我们也随之兴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人感到惊奇，只是相互传说耸人听闻的消息。人们分成两派，三派，相互辩论，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的卷入运动中去了。
上面的夺权斗争，与下面的各派武斗，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每一派背后都有大人物，每一派背后都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素不相识的人在为着同一理想，同一目标，同一路线，在一个旗帜下相互撕杀，烈士的坟头越来越多，需要报仇的理由越来越多，大学生们都变成了纠纠武夫了。
砸大庙是我参加过的唯一革命行动，为此后悔终生。我不信佛，也不怕报应，我心痛的是那些被毁掉的珍籍，这是我后来觉悟出来的。华夏历史上毁弃图书的行为进行过多次，最大规模的就是破四旧。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被一笔抹杀了，我也曾是参与者。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因为出于无知。无知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几亿人，乃至于举国上下。无知与愚昧统治了数千年，希望那是最后一次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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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11-26 05:07:04

李岩：大串联

中学以上的学生开张介绍信就可以全国进行革命串联，而我们是七年级，没有学校。有一天，刘同学来找我，结伴到北京串联，他已排来了火车票，是从别的学校开来的介绍信。
事出意外，没有精神准备。这天大的好事不能放过，当下穿好衣服准备动身。母亲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五元钱，塞进了我的衣服里。否则我是不带一分钱上路的。共有三张票，又找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家匆匆给他塞了两元钱，我们三人就去火车站排队。队伍排了三四里路长，都挤的满满的。我们前面的三个人出去吃了口饭，就被拦在队伍之外，开始放人了。等的时间不算太长，顶多三四个小时。这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出去串联的，不用花钱买火车票。
少年人腿快，刘同学与那位钻进了车窗，先占了座位，还给我占了一个。我也是从车窗爬进来的，晚了一步。刚想坐下，一个白净的年青女人挤了过来，靠窗户坐着的男子眼睛一亮，把我推开，让那女子坐下。刘同学与其争辩，那女人表示与我轮流坐。我不想争论，也就算了,事实上一路都是那女人在坐着。
车上的人一个挤一个，连座位之间，行李架上全都是人。厕所起初也挤进了人，让年岁大的给赶了出去。有些车厢厕所始终未能用上，男的爬到座位上直接向外撒尿，女的憋的直哭，后来围成一个圈，中间放个脸盆，大家轮流尿尿。我们这个车厢想要去厕所必须从人头上爬过去。因为没有水，尿并不是很多。
人们处于颠狂状态，一方面是即将前往首都，接受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一方面为自己的成功，已经挤上了火车。拉歌的，合唱的，自荐表演的，很是热闹。车厢里震耳欲聋，没有片刻是安静的。我们三人也很兴奋，想出各种玩法，闹个不停，让邻近的大人很是反感。有的人想休息一会儿，也折腾十几个小时了。那个男子是朝鲜族人，显然不是学生，而是有工作的人。那位女子也不像学生，有些羞怯。一路上那个男子含情脉脉的对那女子说着温柔的话，看得那女子脸上直发红。
坐了二十六七个小时，总算顺利的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又乱了营，各奔红卫兵接待站，那儿停着接送的大客车。我们被塞进了汽车，车开始上路了。呛人的汽油味令我晕车，在窗户那儿吐了一气，呼吸了半天新鲜空气才来到石景山钢铁学校。登记，分派住处，都是军人进行管理，校红卫兵协助。我们去的屋子打的地铺，人已经满了，有些挤不开。那时候红卫兵之间是很友好的，先来的人侧着身子让我们挤了进来，翻身得同时翻，每个人只有一个侧位，有地方住我们就很满意了。
寝室里的班长是先来的红卫兵，戴付眼睛，是黑龙江人，大家管他叫东北虎。四川人相互叫草包，男方人个小，显得很圆滑，成熟的早。吃饭有时间限制，排上百人的长队，碗边敲得乒乓响。伙食费每个人每天四角三分，由校红卫兵义务做饭，吃的是馒头，白菜里有肉。我们初来不知道，花钱买了一周的饭票，而别人都是借。第二次就知道了，也开始借。四十多天里借了五六次，上街时也领着凉馒头，在外面充饥。每人花一元钱领个乘车证，坐汽车不用花钱。那时候北京三百万人，外地进京串联的三百万人，北京人乘车成了大问题。昌平，延庆等还不算是北京，但乘长途汽车也不用花钱，只是得办一下手续。
第二天我们三人爬山，去石景山八大处。看着很近，其实很远，走了三个小时才到了那儿。来玩的红卫兵很多，都是乘车去的。我们还不知道路线，下山还是走着回去的。那位同学肚子疼，大概也是想家了，吵着要回去。第三天他就由接待站安排，坐火车回长春了。
每天早起必须参加军训，当兵的是排长，连长，都是临时的。当兵的很是负责，什么事找他们都管，对红卫兵们也很客气。晚上暖气给的很热，不用盖被。四十多天我从来没脱过衣服与棉鞋睡过觉。
大概脚臭钻出了棉鞋，同学逼着我洗脚，没有盆，都是用水管子冲。我勉强洗过一次，自己的脚味自己闻不出来。王府井逛了一天，也没看出啥来。就是商业铺位多，我也不买什么，兴趣索然。最热闹的是动物园，我们玩了三天，看哪个动物都得挤上一阵子，人实在太多了。熊猫馆我们排不起，得整整一天，也就算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走马观花，似乎早就熟悉。军事博物馆集体参观过两次，故宫里的收租院泥雕也看了，故宫没有开放。
食堂里贴了些大字报，都是钢铁学校红卫兵提供的，让外来红卫兵抄写。我们始终没去清华，北大，事后有些后悔。游玩是主要的目的，绝大多数人与我们一样。人走了一些，住的不那么挤了，我们整日早出晚归，除了游玩还是游玩，剩下的钱买了黑枣，大柿子，北京这两样很便宜。
年纪大的红卫兵与女红卫兵套近乎，我们还不懂得那些。在玩了三十多天后，接待站连长开会声称毛主席第八次接见过了，我们得等下一批，红卫兵们提出了抗议。第三天半夜忽然叫起了全体人员，每个人发了四个冷馒头就开始了急行军。走了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反正在大队的人潮中走的并不累，听说是到了首都机场。此时已经知道是要接受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多达三百万人。从八，一八到第八次接见，大概接见过八百万红卫兵，没想到我也进入了这个历史。
先是相互搜身，连钢笔都要交给当兵的统一管理。当兵的在前面组成一道人墙，防止发生混乱。焦急的等待了四五个小时，车队出现了。红卫兵们如潮般的往上涌，几乎冲破了人墙。同学们扶住别人的肩膀跳高远看，下来后都激动的流泪说是看到毛主席了。刘同学说他看到了，我并不相信，因为我确实没看到。人一往前涌，我一下落在后面，跳了几次，看到的都是后面的车，毛主席乘坐的第一辆车速度是很快的。
排长听我说没看到毛主席撇了撇嘴，看起来我真是废物。别人写日记叙写最幸福的一天，我却没啥写的。很晚才回到接待站，那晚上菜里的肉多了几片，大概的补偿中午那一顿。吃了之后觉得很好，看起来也该回家了。
同寝室的人气愤的说道；‘那些南方人真不像话，把冷馒头堆在桌子上，写大字报质问食堂，中午的伙食费哪里去了？要求补偿。等咱们去把馒头收过来，咱们这些人吃，真把他们狂大了。’在家里是吃不到白面的，供应的那点细粮买不起，都与别人家换了粗粮，在北京的日子里是我吃的最好的。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是钢铁学校管理食堂的红卫兵与来串联的大辩论，大字报每天一换。唇枪舌剑，斗的难分难解。外来的红卫兵走了学校又追杀一阵，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时天气冷了，北京的人们捐出了棉衣，棉鞋，让外来的红卫兵借以取暖。我穿的很厚，自然不需要。南方人接受了，因为他们还打算继续串联。
回程的火车票接待站统一安排，我们曾想第二天与同寝室的人结伴去十三陵，前一晚上通知我们第二天回家。在火车站足足等了一天，发的八个馒头吃了四个，兜里连一毛钱也找不出来了。刘同学翻遍了全身，找出了一毛钱，买了碗热鸡蛋汤两个人分着喝了，暖暖身子。上火车后人不算太多，不像来时那么拥挤。
来时我是在火车地板上坐着来的，回去是钻在车位下躺着回去的，一路睡回长春。下车后我与刘同学各自回家，离家也是四十多天了。
家里父母正在着急，看到我平安归来才放了心，责怪我不给家里写信，母亲后悔把钱带少了。据说有两列满载红卫兵的列车相撞，人死了不少，也查实不了身份。女红卫兵被人强奸轮奸的也屡有发生，都是半大孩子，父母并不放心。我在外面过的很高兴，并没怎么想家。大串联的经历结束了，我发现自己抄的大字报早就过时了，大学生们的信息要便捷得多。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进行过大串联，有的走遍了全国。借的钱物大概没人去还，据说北京来信跟学校要过。我们班有几个同学是军官子弟，是八一小学解散后调配来的，刘同学也是。走遍全国的是一个姓李的同学，胆量很大，啥也不在乎。他在串联后结交的女朋友从外地邮来土特产品，不只一个女朋友。后来他们都当了兵，没有下乡。三年后都回到城市有了可心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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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文革中读《五七右派言论集》

在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浪潮中，当权派有的被关进了监狱，有的被打倒了，革命群众兴高采烈，革命小将们也神采飞扬。接下来就是三结合，却选不出来一位合适的革命干部。师大红卫兵组成了‘五七专案组’，认为只有在五七年右派中选拔革命干部进行三结合，比被打倒的这些当权派强的多。记得呼声最高的就是右派李天成，是省级右派，准备拿李天成为突破口，为吉林省右派翻案。并筹备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公开为吉林省右派进行翻案。当年的革命派如今都成了黑帮，似乎一切顺理成章。我父亲对此事也很关心，拿回来两本师大印发的［五七右派言论集］，其言论与造反派毫不矛盾，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驱者，比造反派早了十年，都是些值得称道的正确言论。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治世奇才，他的言论就是一集，厚厚的一本书。他是以张良、刘伯温自居的，声称毛主席早认识他十年，可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议论风生，纵横驰骋，文笔充满了霸气。我们都被他的见解所迷住了，大家争着读那本书，表哥们也赞不绝口。
　　学生们想的太天真了，很快的就出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幅标语，革命就是暴动，是不须讲什么道理的。上面一句话，师大等近百名学生被抓了起来，成为现行反革命。参与此活动的右派们也都倒了大霉，师大那位右派老师被活活批斗死了，成了该活动的狗头军师。他的右派自供状贴满了大街小巷，上面还提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其实我父亲并没参与，只不过与那位老师闲扯过几次，曾表示过翻案之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那位局长大人也尝尝同样的滋味。那位公用局长叫华云，文革初期是风云人物，市政府的造反派头目。后来总杀回马枪，弄的名声很臭。没过几年工夫就患癌症死了，也是不得志憋出的病。癌症都是气上得的，这位一向整人，挨整的滋味并不好受。
　　接下来就是举国上下大批右派翻案之风，五七专案组就无人再提了，成为反革命集团了。文革是有序的革命，而不是无序的革命。每一个步骤都是上面的意思，造反派头头们想方设法打探上面的动向，以顺应运动潮流。逆潮流而动的都被毫不客气打成反动组织，满大街都是请罪的保皇派，军区门前与造反派门前一跪一大片，唯恐被打成阶级敌人，比死亡都可怕。其实这些保皇派都是最初的红卫兵骨干，革命干部子女，破四旧的急先锋，如今老子成了当权派被批斗，儿女们自然得下跪请罪了。没人同情那些被打倒的当权派，扫厕所，挨批斗，似乎顺理成章，人们痛恨他们以往的作威作福。那时候干部们都警告子女将来干啥也别当干部，当个普通工人最省心，啥时候也不能成为运动对象。
　　革命群众早就习惯了各种运动，每当来了一场运动，先窥探运动的目标以及大方向，千万别犯错误。关系再亲密的亲朋好友，来了运动相互之间都你整我、我整你的，其实整别人是为了保自己。灰色家庭出身的人运动最积极，是边缘人物，极其可怕，据说康生就是富家子弟，所以积极表现。运动过去之后，人们毫无愧疚之心，提及往事，只不过淡淡的一句；‘运动嘛。’整人与陷害人的责任在于政治运动，个人是没什么责任的，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都是革命同志。
　　其实绝大多数的运动积极分子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为的是发动群众展开运动。运动一展开人人自危，组织上掌握大方向就可以了。文革过后人们编了套民谣；
　　‘四十年代人帮人，五十年代人整人，六十年代人打人，七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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