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大江：我在兰大二十五年

reading · 发表于 2020-6-23 22:07:47

编者按：

　　今年的5月12日是我们敬爱的老校长聂大江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聂大江同志在兰州大学工作二十多年，历任化学系总支书记、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历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十三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2014年5月1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聂大江同志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兰州大学。在兰州大学工作期间，聂大江同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怀着满腔热忱，为学校的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工作思路开阔，立足实际，谋划长远，正确理解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广泛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与广大教职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热爱。他重视开展调研工作，在办学思想、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各个方面，提出兰州大学综合发展的八条意见、加强文科建设的意见和在全国建立招生基地等一批切实可行的措施意见。在他的积极倡议和努力下，兰州大学陆续成立了一批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机构，学术研究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工作有序开展，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学校日后进入“211工程”、“985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谨以此篇访谈录纪念、缅怀聂大江老校长！

　　时间：2012年5月28日10:00
　　地点：北京市聂大江住所
　　人物：聂大江
　　访谈人：王秋林院中科
　　摄像：邓桂蓉
　　文字整理：陈闻歌陈艳焦燕妮

　　我离开工作岗位很多年了，离开兰大的时间更长。关于学校的事情，具体的谈不上。我在学校连皮带瓤待了有二十五年。为什么说连皮带瓤呢？因为我离开学校去省委工作以后，还兼过一段时间的学校党委书记。1986年我离开兰州来北京工作后，经常回忆起在兰大的时光。那时候做梦会梦见兰州，主要还是梦见兰大，梦得也比较具体。这梦是酸甜苦辣的。

一所有土墙的大学

　　1959年初，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到的兰大。我的儿子那时候出生才七十天，我们夫妻就抱着他坐火车过来了。他出生后没多久就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哭着哭着就憋住了，憋得脸发红发紫，有可能导致窒息，当时还在医院治病，后来因为江校长要走了（来兰大），所以从医院里抱着上了火车。他是1958年11月生的。

　　我们下火车，学校的领导，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迎接江校长和我们。路上走了不久，一拐弯，就进到那个巷子里面，就是现在学校和家属院之间的那条路。学校这边全是土墙，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可能在全中国，有土墙的大学只有这一所。

　　那时学校的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我老伴还记得很清楚，到了兰大过春节，一人发两个鸡蛋，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没有肉，也没见过其他的东西。

江校长“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当时我是作为江校长的秘书调过来的。我在北大的时候，是政治教员，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因为江校长要到兰大来，希望北大能在人员上支援一下，说西北那个地方比较偏僻，科研信息不灵通，要带一个人，主要是搞科技情报，帮助他收集科研信息，这么样给我说的。

　　我无所谓，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那时候党员都是这样。并不是说我的觉悟就特别高，朱子清、黄文魁、陈耀祖不都是这样来的？人家还是党外人士。没有很多的想法，你说让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只要下了命令，说走就走，服从安排，没有什么选择，也没什么考虑，这样就来了。

　　在兰大，在江校长身边工作了大概一年时间，就到化学系了。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化学系。

　　江校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个算是大人物的干部。我记得江校长是很严肃的一个人。我到后来才了解这个人。我后来借用《论语》里的话说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就是说看着他是很严肃的，“望之俨然”；接近了以后很温和，“即之也温”。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个人认为，他那时候内心里的活动还是比较多。在那个特殊时期，从北大到兰大，他本人十分审慎，做事十分审慎。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江校长过去做过西北教育部的部长，就是解放初期，西北大区的教育部，他是西北大区教育部的部长。而且，他在延安时期又长期办学，因此他的部下在甘肃的很多，教育界的人士知道他的很多。另外，又因为他是民主斗士，在解放前就在西安作二中校长。在那之前，他在德国留学，参加反帝大同盟。“双十二事变”前夕，他参加“四•一二”声讨大会，代表中华反帝大同盟，代表旅欧的学生反帝大同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他那时候是个民主斗士，所以他在西北声望很高。在陕甘宁边区，他是边区教育厅的副厅长。厅长是周扬。他手下的几大科长，搞教育的都在甘肃。所以他回到甘肃的时候，教育界还是很关注的，从当时整体的气氛看，对他是相当尊敬的。整个教育界，对他相当尊敬。

　　这样一个人物，教育界的大人物，到兰大来，社会上期望很高，兰大本身当然期望就更高。但是这件事怎么看呢？我觉得江校长跟兰大有缘。江校长对兰大来说，带来了兰大的黄金时代，这是很容易见的，是大家没有意见的，完全是大家公认的。反过来，兰大对江校长来说，用现在的词来讲，也是给了他一个新的机遇。

　　待了一两年以后，江校长对兰大的干部队伍、教师队伍评价还是很好的，这评价我也同意。因为这个干部队伍结构比较合理，那时候有老区的，有一部分是新补充的，有一部分是北京来的，北京来的还不少。他们的文化结构都还是不错的，跟北大的结构差不多。因为北大主要依靠那批新的地下党，就是中层干部，北大是这样的，兰大也差不多这样。兰大的干部水平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在兰大

　　我当时到兰大，学校的党委书记是刘海声，副书记叫刘善修。刘善修是管党务的，后来出去了，到天水一个厂子里，国防工厂。当时的校长是林迪生，林校长在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被批为反党集团，1958年的时候打成了反党集团。那时候校长由刘海声兼着。江校长去了以后，首先是当校长了，党委书记还是刘海声，没变。

　　当时学校的教职工不多，我记不得数字了，算比较小的一个学校。校园的规模也不大，工作和生活，基本上就在那个圈子里活动。

　　我在化学系做总支书记时，还兼副系主任，刘有成同志是主任。那时候化学系有个专门的灶，物理系也有一个。大系可能都有灶。那时候化学系日子好过一点。一个是1958年办了一个厂子，有些存货，可以卖一点，贴补生活；二是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东西，做酱油，做糖精，这都是当时很需要的东西。因为没吃的，化学楼前面种的甜菜，甜菜疙瘩，甜菜可以轧糖。

　　我是1960年5月1日去化学系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了。怎么打倒的，记得模模糊糊的。

　　1972年的时候，第一批“解放”干部，我也“解放”了，让我回化学系跟普通革命群众一起参加大批判受教育，实际上依然是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先是回到化学系，然后调到训练部。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建制了，就像军队学校的那样一个机构建制。等于我们现在的教务处、教学科研处什么的，就是管业务的，那个时候叫训练部。按部队院校的叫法就叫训练部，管业务，管教学科研。

　　科研任务也不多，基本上是军工的，偶尔和军事部门有点接触。军工上有点业务，有点科研项目，总的是不多的。

　　那时候总的工作量就很少。单就业务部门来说，基本上算停顿的，教学科研算停顿的，工作量少，任务也很少。当时已经没有学生了，除那些试点班以外，化学系的试点班50人，外语系有时候办个训练班，也就这么零零星星的几十个人，有时候来个接待外宾的任务，就停下来了，根本不正规。这个大概是1972～1973年。

　　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我们这些人又重新挨斗，“解放”了的都不算了，又重新不“解放”了，又都回去了。1974年，我自己因为身体不好，失眠，我就要求住院。

“文革”后的平反工作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拨乱反正，那段时间学校的工作实际上是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平反，另一个就是恢复教学科研。

　　关于平反问题。谁都承认，兰大在“文革”中是重灾区，破坏得特别严重，包括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文革”当中武斗、派系斗争，搞得特别厉害。（当时）打“反革命”，打出了上千的“反革命”，这个平反的任务是最大的。学校组织机构恢复了以后，一大任务就是干这个，三分之二的人，系上、学校里就干这个，我那时候就干这个（搞平反）。

　　平反，放现在说好像就是两个字，但是平反的内容太复杂了。每一个人，你都需要有个说法，你的说法必须得去查证，没查证你怎么可能对人家有个说法？就这个工作。那时辛老（辛安亭）算打头的。我记得最生动的就是辛老病了，他年岁大了，躺在病床上，家里、走廊里排成队要求谈话。因为这件事，对教师个人来说，这是他头等重要的事情，你脑袋上扣个“反革命”的帽子，戴一分钟也是难受的，人家戴了那么长时间，戴了几年了，现在有可能通过这个平反摘掉这个帽子，有这个帽子，他怎么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还谈什么搞业务？所以，这实际上是头等任务。

　　在那个时候，新机构里面的差不多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是做这个事情的。当时辛老在病床上躺着，走廊里还有很多人等着谈话，反映意见。首先是系上复查，复查了以后他本人不一定满意，那时候不像现在无所谓，组织上对我有个什么评价，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根本不在乎，那时候在意极了。

　　后来我到广电部工作，就遇到一件事情，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人死了以后写悼词，争执得非常厉害，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就是说搞了半天，打“反革命”，打“右派”，犯了这个错误，犯了那个错误，最后，到死了，组织上应该有个说法，大家很看重这个。现在好像不是那么看重，无所谓，当时看重得很。有时候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争执那么一两个字或者一两句话，把尸首停在那里，不改过来，就不火化。这个工作当然很难做。那个时候，多少年，这么大的精神的压抑，人家争一争，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字压着人一辈子，就像把孙悟空压在那个地下似的，一个字，压在那个山底下，多少年，动不了，而且如果处理不净，他不放心，你不给他弄干净，档案不处理，他不放心，所以，就出了这件事，来来回回讨价还价。

　　这是一大部分工作，没有这个工作，根本没有第二项，就是说恢复教学科研生产。我们等于恢复了两个班子，我在这边主要帮辛老，辛老是总负责，我帮着辛老搞这个，崔乃夫就搞业务，就是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

调整兰大领导班子

　　调整学校班子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兰大在甘肃是最大的一个学校，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校，乱成那样子。干部是一人一脸黑，都让“文化大革命”抹得乌七八糟的，尤其是领导干部。群众肯不肯把你脸上的黑抹去？群众肯不肯再承认你？事实上，刘冰来之前，关于派什么人来主持工作，有各种传言。因为在校的这些人，自己选自己，成立领导班子，这不大可能。只得从外边来一个有点声望的人，最后是刘冰同志来，他就采用了充分的民间调查，民意测验，在这个基础上选出新的班子。

教学质量最重要

　　来北京之后，我接触兰大的人不多了。社会上现在对兰大的反映确实也不太知道。我在全国人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倒是非常关心高等学校教学质量问题，我先后到北大、西交大、浙江大学调查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是对于兰大现在的发展情况，就不清楚了。

　　那年兰大校庆，要我题词，我就写了“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我虽然没有调查兰州大学，但在我调查其他高校的过程中，我发现问题很多。为什么呢？我主要是跟“文化大革命”前相比较。过去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套用这个话，（高校）教学质量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跟工厂一样，工厂厂长最关心的是质量问题。现在有的学校一年两年不讨论一次教学质量。江校长那时候自己搬个小板凳，到课堂上去听课，经常去听课，还提意见。质量出问题了，补都没办法补。“文化大革命”后，有个词叫“回炉”，就是工农兵学员回校补课，哪儿有那么容易？所谓学拳容易改拳难，已经学成那样了，怎么改正？质量最重要。

　　王：谢谢聂校长。

【人物简介】

　　聂大江（1930.4～2014.05.12），山东济宁人，中共党员。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9年随江隆基调入兰州大学。历任兰州大学化学系总支书记、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等职。

http://news.lzu.edu.cn/c/201505/34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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