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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14 10: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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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英·3 P( \! O; Z: m; _7 l- [1 O8 w5 j
- k" |: Z3 U# Z6 g9 q3 D六,狱中邻居委员长解愁泄愤吼秦腔 d3 T2 f( C& Q5 B$ f* ~9 [2 n2 n
% s# c: r7 v" V 刚到西安八处,我们这些被抓的人是分开关押的。开完公捕大会,那些搞预审的干事们就忙着如何给我们安置罪名。3 h5 N8 q- |1 F5 a6 Y" E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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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饭的时候,劳动号子告诉我姚连蔚被抓的消息;我问他们姚连蔚关在哪里,他说就关在我的那一排监房。我虽然知道姚连蔚就关押在我那一排监房,不是隔壁,就是错开一两个监房。但是我们见不到面,因为我们都不能出房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然是不许往来了。8 K8 O, p; c4 ?' v4 S- J& V
/ w8 `8 P+ d1 F- p 过了一段时间,又把我们这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集中到一起,不再单独关押,而是集体学习,总结教训。后来干事竟然说我们不是被逮捕,而是“办学习班”!这引起大家的反弹,说,哪有在监狱里面办学习班的,外边就找不到一个地方?有的说,明明30万人大会上宣布的逮捕,现在又说不是逮捕,那还得再开30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一下。干事们也不辩解,他们当然知道不能自圆其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再说什么。这时,姚连蔚依然单独关押,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K8 x9 X$ z. O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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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大约1981年初,又把我们这些人分开,单独关押——看样子政策又紧了,非要给我们弄个什么帽子戴上,安个什么罪名判刑不可。干事们又忙活起来,频繁提审,而且态度强硬,声色俱厉。我当然也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所以坚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决不承认,所以每次提审都是一番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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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仍然是关押在第一排,刚来时的老地方。劳动号子送饭时给我说,姚连蔚就关押在我的这一排,他还是老地方,没有动。; r d3 f7 r! [& B7 b. a3 e
4 x. O& a% ~5 T 原来我对姚连蔚没有什么具体印象,在省革委会讨论推荐他到中央的时候,我们这一派的人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是西派(即统指派)的基层组织的头,我们认为这是省委加强西派力量,削弱我们一派力量的做法。2 x! {, h4 F5 S. j) i. Y
. e0 E1 ]% M5 I7 ^4 A5 ] 如果从基本资料来看,他是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的。他是陕西长安县人,1934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上学上到初中,就开始务农,其间还做过几天的小贩。1951年,他17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退伍,分到西安昆仑机械厂(军工厂)当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组长、政治指导员。I96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称号。那时候,工农兵的经历都是政治上可以得到高分的,他三者齐备,当然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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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6 ]' H1 X5 @* \) p( x 1967年七八月份,西安的武斗逐渐升级,发生在西安东郊的两大派在胡家庙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其中较大的一次,据说姚连蔚参与指挥。虽然我们都背着武斗的嫌疑,但是没有人认为指挥武斗是个光荣的事情。4 a! ]. K0 e$ }( A) X; 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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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提出姚连蔚参与大规模武斗的问题。省上的负责人曾经解释说,他只是基层的小头头,武斗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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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z0 [9 S, }. M9 h/ _" @ 另外,我还有印象,关于他的介绍材料中介绍他在瓜菜代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曾经写过打油诗,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个问题我也提了出来。我提出这个问题,倒不完全是为了我们一派的利益,而是这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的一个转折点对立。我恰恰是在那个困难时期开始了思想的突变,在那以前,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觉悟,也没有什么追求,但在苏联变修,给苏联还债的形势下,激发了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认为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无论如何,一定要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所以,我虽然那时候整天饥肠辘辘,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应该做出的牺牲。所以,我也就维护当时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赞同对它们的任何不满和攻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我这些想法完全是自觉的,不是受什么压力而被迫的。我那时也不是共青团员,现在想来,我的觉悟应该够得上党员、团员,可惜他们没有发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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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点疑问也被省上的负责人否定了,好像说是这是他一般性的认识问题,一时的糊涂,想不通,没有什么大的问题。0 a2 x1 J' Z/ Z6 p: _8 E
/ P% E7 O" G) o, q4 s- P: a 最终,我们的意见被否定,姚连蔚仍然被推荐为中共九大代表,不过我心中始终存在这么一个芥蒂。3 C3 m+ \" u8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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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被推选为九大代表的姚连蔚,来到了北京,参加大会。后来的发展出乎我们的预料,恐怕省上的负责人们也没有料到,在中共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陕后,当然还要为他落实基层的职务,这对群众代表当选中央委员的人来说,在当时是一个通例。于是,他成为省工代会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 Q( W4 V) m: q! L) o) d a1 M3 ^
% u/ ~" b8 U' y/ m2 C9 U4 q 说实在话,他的“进步”之快,的确让人瞠目。如果别人认为我们也是火箭干部,但是我们的“进步”是拿命换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是经历了多次生命危机的。说个笑话,我们要算也只是“短程火箭”,他那可是“远程火箭”啊!7 r* ^# Z9 p z# Y1 e9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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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种解释,说是,当时,中共九大主席团圈定人选,发现陕西组的代表中,胡炜(第二十一军军长,陕西“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是河南人;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陕西“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湖北人;著名的赵梦桃小组的继承人,全国劳动模范吴桂贤也是河南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是陕北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只有姚连蔚是正儿八经的陕西长安籍工人——这正是大会主席团要物色的人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后,进中央委员会也就一路绿灯了。历史的一幕就是这样演出的。也许真的是这样的考虑,为了广泛的代表性,于是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不知道,其实也无须知道那么多,相信和拥护中央的安排和决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0 O- d, h% k! v, ?3 d( j
' l4 p7 V9 _- s! s7 g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姚连蔚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最后,会议选举当时89岁的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女)、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壮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乌兰夫(蒙古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周建人、许德术、胡厥文、李素文(女)、姚连蔚为副委员长。! j+ }2 M. I' 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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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连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下子成了国家领导人,这更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J; p2 u7 Y+ j* u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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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与姚连蔚的接触不太多,见过几次,也都是礼貌性的招呼,没有深入的交谈过。不是还有什么芥蒂,而是地位相差太远,不便深谈。) Y8 J0 y5 {; W* R
! S0 m6 X. G( A 然而,命运是那么捉弄人,我能有机会与他有进一步接触和相互理解,却是在这里——监狱中。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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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B7 i; z: A9 P 开头,我与姚连蔚的放风时间是错开的,所以我们相互见不到面。放风前,已经给我们规定,不能到别的监室门口,当然不能犯规了。别说放风,就是打饭时我们也见不上——打好饭,我就得到监房里,干事把门锁好,然后再给下一个人打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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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3 x7 C: N8 Y$ M$ b 后来,政策又宽大了一些,也不一定是政策宽大了,也许因为提审阶段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上级——那时好像有政法委了,省委主管书记就是原来派驻交大的工作团长——我在1966年6月6日上午在交大402大教室与他“拼过刺刀”的严克伦。* D* ?5 }; ~5 N; H#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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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可以一起放风了。于是,我和姚连蔚就可以一起交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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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排监房并没有关满犯人,东头的监房有时也关一两个犯人,那都是不能放风的。所以,放风时间,整个院子里实际就我和姚连蔚两个人。" ^) _1 r2 M8 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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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原来我们两个接触不多,但是在这个地方见面,我们仍然觉得非常高兴。长期不能见到熟人,突然能够见到一个熟人,那种感觉,无异于在大漠中发现一个甘泉。6 T# t) h: l/ ^' D$ B
4 x' |5 w) t: K/ |% { 我与他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没有交集,所以干事们也不必担心我们串通案情,订立攻守同盟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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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M2 M: G9 t$ U9 t1 j; i( P 他看起来很沉静自若,淡然从容,似乎坐牢的环境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精神压力。按照我的标准,他表现不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未来还有什么憧憬,反正自从我被逮捕以后,我已经不对官方抱有任何幻想了。! C; ^9 d$ I4 |" G7 P
% t8 G' E8 `/ a 不管怎样,我们聊起来谈笑风生,非常投缘,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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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 A% N% o: W9 Z! q 他是作为工人代表进入全国人大的,学历不高,原来以为他文化水平不高,实际经过接触交谈,我的印象改变了。不能只以数理化的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要特别注重文艺修养、社会历练、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等等多个方面的能力才比较全面。他在后面的这些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能认为凡是工人代表就一定是“大老粗”,这是我和姚连蔚进一步接触以后很快就建立起来的新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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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很爱学习的人,能背很多古诗,有些我也没有看过。比如,忘了什么人写的,后边两句是“日上三竿僧酣睡,看来当官不如闲”等等。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读这首诗,自然另有感悟。我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所以我们东拉西扯,话题甚多。我们两个的知识还有互补性——我国外的文学作品读的多,特别是原苏联的;他中国古典读的多,包括野史。5 U( }6 M; }3 x7 @
7 i! {" C" U: g' U) f1 ]& c' e4 g 我还发现,他是一个秦腔戏迷,甚至可以达到票友的水平,很多戏的全本唱词他都能背下来,使我佩服不已。于是,他成了我的秦腔老师。$ h5 O1 G. L1 \, J+ K& Z2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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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也是喜欢戏剧的,不过这种爱好被完全压缩了,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迸发一下。9 \4 U* s' {7 }- Y2 B( W+ U
% D. a4 G- t, l$ j+ h 第一次迸发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我们班上有一个豫剧戏迷,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一来二去,我也受了“传染”,而且发展速度很快,达到戏迷一级。我们两个约好晚上去看了几次豫剧。当时西安的豫剧团有两家,一家叫“狮吼”,一家叫“民众”吧。像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成为戏院的常客。哪怕像我们买的是两毛钱的站票,也是太奢侈了。但是,那时候就是那么着迷,还曾经有两次,我们两个逃学去看戏。我还买了豫剧唱本的小册子,按照简谱学着唱。其实,倒没有想当演员的念头,只是单纯的喜欢而已。! g& e% c* y9 t4 p0 x8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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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就是文化革命中唱样板戏,这下改成京戏了。一方面有政治形势的原因,另外,我觉得唱词唱腔也都很优美,所以也很喜欢。有的样板戏中的不少唱段我都能完整地唱下来,尤其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记得有一次我与省京剧团一起去宝鸡拥军,我也即兴唱了一段少剑波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上厕所时,碰到同行的尚长荣——他现在京剧界的大腕了,他还称赞我唱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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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应该最有纪念意义的了——在高高的拉着电网的围墙之内,在武警战士的巡视监察之下,学唱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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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 w6 V6 T: {0 P. G 事情是从我说到一个唱《周仁回府》挺有名的秦腔演员,下放到我们咸阳地区,我下县的时候还专门去看过他。但《周仁回府》的戏我没有看过,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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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3 \$ W% n! f, ~8 q+ L1 j 真是问到兴奋点上了,他给我详细介绍了全部剧情,说原来全本戏名字是《忠义侠》,《周仁回府》是其中比较精彩的一场戏,后来全本戏也叫《周仁回府》了。然后哼唱里面的一些唱段——可以说,我不怀疑他能够把全本都唱下来,而且抑扬顿挫掌握得也很好。后来,谈到《火焰驹》、《三滴血》,都是一样,他都能不打绊子地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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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秦腔,外地人一般都不喜欢,主要是黑头、花脸一类角色扯着嗓子喊的缘故,所以,有的陕西人也把秦腔称作“挣破颡(sao)(头)”。其实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秦腔的女声非常婉转优美,男声也激越慷慨,雄浑苍劲。我对秦腔没有成见,还是喜欢的,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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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g9 z2 g" s 我听了他唱以后,挑了两段跟着他学,一段是《三滴血》中《路遇》贾莲香的唱段:+ y5 w0 @% v" ~0 k5 M! x% j# 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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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言来珠泪落,9 s% S9 k8 M) I. T, A; Q, S
叫声相公小哥哥。
x& C9 T4 L; g& T8 ?+ n 周天佑:(夹白)你不要把我叫哥哥咧,我把你叫姐姐得成?$ P" |: r" u# c' Y
贾莲香:(唱)
: W o) A& u. H( w 空山寂静少人过,3 ?2 ~- b, v1 f4 k4 R# r7 U2 F
虎豹豺狼常出没。% g) \" d3 m+ p8 M! O
除过你来就是我,/ ^; E0 a) D% a8 k G+ C5 R' L' r
二老爹娘无下落。
: N# l" Z" U' U* _. @: @8 E 你不救我谁救我?( ^, t$ O" J2 X G- \: i% q
你若走脱我奈何?
7 j; B0 @4 J' K) G) M4 v0 n3 @- T$ V 常言说救人出水火,2 \9 ]/ u) _& T; J8 }' Q' y
(留板)胜似焚香念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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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段是《周仁回府》第八场夜祭周仁的唱段:( p# Z& X8 Y5 B1 z. ]8 i- c
9 l( Z& R9 j( c 周仁:
+ c- G) ]% j- y+ l 见嫂嫂直哭得悲哀伤痛
8 w- r6 m9 s2 z7 T. ` 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 j' P4 l: r4 j; H! O* _* N6 V
怒冲冲骂严年贼太暴横
$ W" \# i6 q8 _3 v 偏偏的奉承东卖主求荣
. q+ T4 v& v1 E% i( `7 ^% T 咕哝哝在严府贼把计定
" N$ M% }8 K; N 眼睁睁我入了贼的牢笼0 b- \& K6 R& C
闷悠悠回家说明了情景
0 z( u% x( E0 ^+ _" [ 气昂昂贤德妻巧计顿生$ G# P ~+ |; G0 a, E. t! g. [
急忙忙改行妆要把贼哄
" j: |) i8 ]* l" Z- K 哗啦啦鼓乐响贼把亲迎
* H6 I- L. C3 b" i 恨绵绵暗藏着短刀一柄
% T& Q2 t% [, O1 l4 g$ A 弱怯怯无气力大功难成
1 T, e V" c. n) a& n& z 痛煞煞莫奈何自已刎颈
$ e/ N4 ^( {( h6 m 血淋淋倒在地严贼胆惊
! t; {, z" l, F' N 哭贤妻哭的我悲哀伤痛
& C1 f4 D! b! l7 A1 h 盼哥哥大功成衣锦回京1 P/ C' d, K- U; e7 b2 u" Z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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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连蔚小声教我,他不大声唱,不张扬。: k9 d# _: Y s, [: T'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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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同,我学了以后,只管大声唱。贾莲香的唱段,比较委婉抒情,唱一唱可以调节一下人的心情;而周仁的唱段,唱了觉得特别解气,更是激情迸发,扯着嗓子大声唱。当然,作为被管制人员,我当然要考虑干事如果追问“严年”、“奉承东”是不是有所指,我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之词,所以我才敢大声唱。这看来有些过虑了,人家压根就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C, Q- { e! |* _: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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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排监室紧挨着管理人员的办公区,我唱戏的声音办公区的人肯定能够听到。我以为会引起干预,但是,干事并没有干涉我唱戏。在高墙上来回巡视的武警战士,开头是警惕地跑到我的监房前面看了看,看看没有什么危害,就是唱唱戏,也就没有干涉,于是,我就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吼秦腔的感觉,给我寂寥的狱中生活增加了一种调节的方式,也给我了一种干事和警卫战士没法干预的喊冤和泄愤的方法。; C/ I0 Z% q! 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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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8年12月8日被捕的,1981年6月释放的,坐牢两年半;姚连蔚是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被逮捕的(比我们这伙人晚两个月),1981年10月29日释放的,坐牢两年8个月,比我多两个月。出狱时,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一样的,都是“免予起诉”。& R) j0 {4 @3 ]5 e
% \2 V$ o% N5 q* y+ d. Z 我出狱时他还没有出狱,4个月后他才出狱。听说本来要早一点放他出去,但是他坚决不出去,一定要让人家给他说明白为什么抓他,不说明白不出去。谁来给他说明白?又有谁能说明白?这一切本身就是知法犯法,疯狂报复,恣意妄为,他们哪有摆得上桌面的理由?如果有,他们早就对我们进行公开审判了。我是希望公审的,但是审判者不愿意,可见审判者内心的空虚和胆怯,他们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名堂。* f b7 ^1 n& B7 _, j
8 ^0 K( w5 c0 b& a! y' S6 U 后来他之所以出了监狱,还是有关方面动员姚连蔚的家属来做工作,最后是他哥哥连拉带拽地把他搞出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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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不给他安排工作,医疗费也不能报销的原因,听说他出狱后,“上山下乡”,甚至住在山上,拜道士为师,学习医术,就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这也符合我对他的了解。后来,他又在长安老家,开了一个小诊所,治病救人,也算是寻找机会和位置,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贡献,为民众谋利益吧。当然严格地说,要找他的事,还可以抓他个“非法行医”,因为他至少手续不全。不过,已经把他弄成了一介平民,无职无权,没有什么威胁性了,也已经解了心头之恨,也就没有人去管他了。% m% p, [( \% i: 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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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连蔚做了两年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当了两年八个月囚徒。1984年,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个处分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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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拿的还是他1959年四级工的月薪58·86元。当时,中央对他和吴桂贤、李素文等人实行了一种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这个与我们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是一样的。! J! U5 \- a! }" R y4 C9 e-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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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国内多次调整工资,当同姚一起进厂的工友月薪已提到130多元,他夫人的月薪也升为110元,而姚仍是58元。姚连蔚已申请退休,昆仑机械厂年轻的厂长邱世杰说,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他主张对姚退休时的工资放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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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I0 {2 F9 F' R/ @/ N( F1 V 后来,我们这些毛主席的崇敬者每年都聚会一次,纪念毛主席的诞辰,歌颂毛主席的功德,只要通知到他,他都会从长安他的小诊所赶来参加,可以知道他对于毛主席崇敬和热爱依旧,这也使得他与这些人增加了相互了解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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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V( W$ j Q6 h 大约2011年冬天,他骑电动车外出,胳膊受了风寒,开始有些麻痹,小诊所也无法料理了。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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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 ~; E" R! `1 R$ C 有一次,说起他办诊所的事,我说你这是符合古代圣贤所说的“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他说,没有那么崇高的动机,没有“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的志向,我之所以学医,首先是因为工厂不给我报销医药费,我只好自力更生了。既然学医了,就顺便办个诊所,也给乡亲们看看病。有钱的给点钱,没有钱的就算了,只要总体上包住药钱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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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我和夫人到广州带孙子,知道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走以前想去看看他,也想好好聊聊天,他还是我的秦腔老师呢!但是因为走得急,没有去,心想,回来再去看他吧。谁知道这竟然是我最后的机会。) I0 {. \) f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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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广州得到他去世的消息的。2012年10月2日,他平静地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10月4日,开追悼会并火化。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难过。我遥在南国,没法回来给他送行,也感到十分遗憾。我曾经计划的“好好聊聊天”,如今阴阳两隔,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奢望。5 C% J+ {/ a. h; _/ Z(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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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他至少是个对社会,对自己都认真负责的好公民。不能说他达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所称赞的那样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但是他至少是以此为目标和追求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至少可以对他说:祝好人一路平安!$ P" ^, ^/ Y6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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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对他的去世,没有一个字的报道。我一方面对此愤愤不平,另一方面,我又对此感到欣慰——这正说明他没有与那些不齿于人的家伙们同流合污。) N5 c7 C4 v, o4 R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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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写下这些文字,表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我再向他说一句:祝好人一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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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一张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落魄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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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 J2 i# g4 X# N$ B" f
西安昆仑公司退休职工姚连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0月2日上午11时50分不幸去世,享年78岁。& A: K( L9 [6 b
姚连蔚同志治丧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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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 ^4 e* P% s5 I, W( P+ r" m□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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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U% ?# C( K" U往事的回忆(选载之七)/ h- B: K8 B' \- C7 M2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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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s" ]4 ]/ U& R七,我和彭康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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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9日)8 Z$ R% J. Q" q' J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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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校长彭康的死,所有的师生员工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而关于彭康在文革中的具体的情况,还没有见过比较系统地说法。我想就这个问题,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做一个说明。3 r9 u; ^2 f3 t
, N: m4 Z' L8 Y" h" y4 X- J% c 大家都知道,在文化革命以前,彭康校长在我们大家心里就像神一样,广大师生对他不仅是尊敬,而且是非常崇拜。都知道他是老革命,他的行政级别很高,他的理论水平,也非常高,而且还传说,他在被捕的时候,为了不吐露党的机密,把舌头都咬断了。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有些吐字不清。当然,没有人去仔细的考究,但是我们都坚信不疑。: I: Z% s0 S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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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个人来说,彭康校长当时提出来的“三活跃”(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编者注),我是从心底里面拥护和支持的。因为,我本人就不愿意接受太多的管制和干涉,而且我觉得,这也符合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关于教育的讲话以及1964年夏和毛远新谈话的精神。尤其是,我在大学一年级时被评为全校三好学生;在二年级时,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在彭校长主持的纪念“1·29”运动的全校大会上,我与王永婷等几个人做了大会发言。这一切进步,除了自己的努力,同学们的帮助和支持,当然也有学校和彭校长的领导的重大因素。我当然一直怀有感激之情。' V4 |5 z! E: i9 H2 I
) b3 D6 c3 r' @, C, e4 I 按说像我这样的人,用当时的套话,应该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应当是保卫校党委的骨干分子。而这一切,在1966年6月1日中央台广播北大那张大字报以后,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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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大字报广播之前的一段时间,通过批判“三家村”,批判文艺界的一些“毒草”,提出了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不能让工农兵广大群众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等号召。作为一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子弟,当然是旗帜鲜明地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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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8 d& C) r8 { 实际上,自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后,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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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来说,当时已经是激情澎湃,随时都准备爆发。自己的心里已经堆满了干柴,随时都可能点燃。北大的这一张大字报,就是点燃自己心中革命烈火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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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程物理系是保密系,我们班的同学,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所以都是比较“红”的,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我当时是预备党员,而且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所以我不只是有个人的思想影响,而且还有组织上的便利条件。北大大字报广播以后,我们班上立即组织讨论。对照北大的情况,发现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确实也有很多问题,也有捂盖子,冷冷清清,不温不火等等各种现象。于是我们也写了大字报,向学校党委提出质问,而且要求停课闹革命。一夜之间,学校里贴出了许许多多大字报,据说有万张之多,并且揭发出了很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是作为一个学生所不知道的。比如,学校党委布置在学生中间摸底,排左中右;还有彭康一些对抗毛主席思想的言论,大讲黑格尔小逻辑,不认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认真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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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一些人揭发出来,彭康有若干个舞伴而且关系暧昧,特别是后面一条,使得彭康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崩溃了,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很讲究的,尤其是男女关系,常常是打倒一个人的终极武器。" e) j# j*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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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重别人,敬仰别人,实际上,有一个前提,他首先必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他违背了这一个前提,我的尊重和敬仰就不再存在。所以,我们当时对学校党委,已经失去了信任,对由彭康校长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也失去了信任。于是,我们就要求陕西省委、西北局派工作组来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希望省委向交大派工作组,首先还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后来,省委果然很快派来了工作组,以后又扩大成为工作团。但到了6月6号,又爆发了反对工作组的“六六事件”,我是反对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之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和管制。后来,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平了反,恢复了自由。 W- y, K7 m/ {$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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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中旬,在工作团撤走以后,学校进行了文革委员会的改选,改组了工作团炮制的文革委员会,我当上了改组后的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还称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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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O# y0 b2 x 在此之前,我只是810-41班的团支部书记,可以发表观点,可以写大字报,但是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我无权置喙。而现在不同了,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变成了我们文革总会的一个重要的事务。当然,前期的揭发批判,都是一样按照中央的部署一步一步来。在我的思想中,关于老干部的问题,就像是胡适所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揭发批判,可以严格一些,但是最后结论,一定要慎之又慎。% d/ W6 q% {# q% V
( O: A# O9 A1 q3 p) e( `& w$ ~" x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彭康来说,并不容易。+ D; u2 Q! p$ [/ ]( r, O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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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1966年7月6-80,工作团召开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工作团长严克伦在7月6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颠倒黑白,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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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按照康生的说法,彭康就是叛徒,任何时候批判都没有错,而且几次在接见的时候,指责我们批判不力;2 Z& M! j h7 o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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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工作团撤走时,留下了一批材料,包括彭康被捕后叛变的怀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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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 k* c8 m8 g! L8 x F* m( o: F 第四,工作团在校期间,曾经对彭康做过定性处理。陕西日报曾经发表《西安交通大学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康,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热烈拥护省委决定,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组西安交大党委,撤消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彭康的一切职务,改组期间由省委交大工作团代行校党委职权》等新闻报道;! d' E* t7 O% l* W# H/ {# o! U
( T3 ?& v1 |# R! ~ 第五,有些同志回忆起,在批判彭康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署名西北局干部,揭发彭康是叛徒,吸引了很多人围观。这是不是故意把水搅浑,造成思想混乱,也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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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0 z- G7 m2 O% v6 v, H 特别是工作团长严克伦在7月6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颠倒黑白,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一事,影响极为深远——严克伦是派驻西安交大的工作团团长,又是省委书记,是代表省委,西北局的。他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等于是组织正式结论。交大师生不可能知道彭康的历史细节,严克伦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就成为群众的思维定式,逐渐成为西安广大群众的固定认知。6 e5 c- J7 ^+ ^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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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宁左勿右的思潮和氛围中,对严克伦宣布的彭康同志为叛徒的结论怀疑或者否定,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题,以卵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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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B2 s# F+ Q$ E3 e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谨慎面对而又要出于公心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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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f9 F* L# H 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处理好彭康问题的定性,我们文革总会在专案组人员的配置上,选派高年级的学生,调干生,相对比较有经验,处理问题比较冷静稳妥的同志进入彭康专案组,王春杰,郑叔良把关。我记得,专案组的人还有史立民,张克安等人。我们不止一次开会,让专案组汇报彭康问题的调查情况。他们也如实地说明彭康的叛徒问题定不下来。主要的问题是彭康从苏州反省院是如何出来的问题。他出狱时,写了“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看着简单,实际很奥妙,如果去掉中间的逗号,“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那么这样一句话,重点在后面,就是说拥护蒋委员长的前提是他抗日到底,如果蒋委员长不抗日到底,那就不一定拥护蒋委员长了;而如果中间有逗号,“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就容易发生歧义,可以理解为两件事,既拥护蒋委员长,也要抗日到底。如果写的是前边一句,那么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写的后面一句话,就是有逗号的这一句话,那么,问题就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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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个事情搞得更加准确,我还专门亲自参加了一次提审彭康。为了不让他认出我来,我还戴了一个帽子,换了一副眼镜,假装是做记录的。我害怕他认出我来不方便,就让专案组的同学先问问他“认识不认识李世英”。彭康说不认识人,在广播里听到过名字。这我就放心了,可以直接向他提问了,我问他出反省院时写了什么,彭康坚持说,他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问他“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中间有没有标点符号?他坚持说“没有”;另外,他也没有承认是共产党,而且一直使用的假名字,所以也没有给组织造成破坏。彭康是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中文在理解上的渠渠道道,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但是我们又没有理由否定他的说法。最好是能够查到当时的敌伪档案的原件,那就能铁板钉钉,但是在当时的敌伪档案中专案组查不到这个资料。+ }+ W/ a! l, U+ P. e! @
1 }+ K* b/ y" W+ o% K; v; M 这期间为了更准确地审查彭康,也了解了彭康的生平。+ s6 F1 C b8 [% s
+ K& H- i" w" H( l( j" E" H 彭康于民国五年(1916)毕业于萍乡中学。民国六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实习半年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高中部。高中学业结束,直接升入该校大学部哲学系,毕业后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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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0 G0 I4 `5 L2 v; E. r$ ^ 彭康在日本时就追求进步,曾与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沦为大汉奸)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他民国十六年(1927)回国,次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的时候。他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共同组织“创造社”,并任该社理事会理事、党组成员。民国十九年(1930)2月15日与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冯雪峰51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4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加上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7年之久的彭康被无条件释放。# I1 ?2 [' Y$ L/ s, o
/ Z/ l8 }+ l+ W* \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彭康的入党,是在1928年。那时候正是蒋介石搞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人最困难的形势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本身,就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0 k+ V! n. B |- T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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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一个老干部那里看到在延安出版的毛主席的文章,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共产党对外也承认蒋介石是全民族的领袖;合作前国民党用青天白日旗,共产党用一颗红星的红旗。抗战开始后,大家认为一个中国不能用两面旗子,于是共产党临时把红星旗收起来。所以抗战八年中国只有一面旗子,就是青天白日旗。我们的八路军是国民党的番号,有七路军、八路军、九路军、十路军,八路军是其中之一。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共产党的八路军只是国军的一部分,军饷和弹药都是国民政府发的,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毛泽东和八路军没有关系。尽管当时共产党事实上领导了八路军,但表面上不这么说,因为中国抗战只有一个系统,八路军是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手下的一部分,它的全称叫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理论上最高指挥是蒋介石。所以彭康出狱也是当时形势发展的正常结果。我还把这些情况给有些革委会的同志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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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总体来说,没有证据给他定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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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康叛徒问题定不了,这在我们文革总会的常委中间是公开的秘密,开彭康的批判会,仍然按照原来的说法说。但是,我们心里面都有数,只是需要等待时机,对外还是保密的。5 d+ y% t7 Q; C
7 A- p8 f, V7 `; ] 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交大带来了大麻烦,几乎把交大压垮。事情是一次我不经意间把彭康不是叛徒的看法透露给了“统指”方,于是很快出现了反右倾,西边那些院校,动员了一切力量和手段,在全市反我的右倾。这一下,那些反我右倾的人,好像得到了原子弹,印发大量的传单,广播车全部上街,西安满大街的大标语都是说的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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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A2 E$ A. W: i. F3 h 消息传到我们学校,全校轰动,有的直接找到总会,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的写大字报,要求我讲清楚。看到这个局面,我也大吃一惊,而文革总会中别的人也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立刻开会,紧急通报情况,商议对策。会上,我先回答大家的问题,说明这个事情的由来和过程。然后大家对我一阵猛轰,一致批评我不应该对外人说彭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学校内部都是保密的,怎么能够对外人讲这个事情呢。我承认自己这个事情做错了,特别是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又把我们学校置于危险境地,我诚恳检讨。后来大家说先不说这些,先讨论怎么办吧,现在同学们思想也很混乱,外边又在对我们猛烈攻击。沉默了一会,有人提议,解铃还须系铃人,人家说是李世英说的,只有李世英出面否认,这才最有力量。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等着我表态。我沉思了一会说,我不能这么做,我怎么能出尔反尔,说自己没有说?我不能撒这个谎。8 [% ~ a- R7 x$ r4 N1 T. ~/ h+ L
4 U- x4 X4 B! C% E2 S- c 会议一下子僵在那了。大家理解我,也知道我的牛脾气,让我出面否认我说过的话,办不到。但是形势紧迫,全校师生都在等待着答复。后来,我记得是戴慕蓉提议说,现在需要稳定人心,这个任务交给沈老总处理,怎么样?沈荣水想了一会,说好吧。大家一致同意。! q, R, y% m8 N* R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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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荣水宣布在402召开大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没有露面,但是我们几个人在广播台那里听会,了解大家情绪。记得沈荣水说,西派的人说李世英说彭康不是叛徒,证明我们交大右倾。大家都知道,从北大大字报,到反工作组,静坐,绝食,李世英都是非常坚定的革命派,他会说这样的话吗?而且还是给他们说的。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吗?明显的是他们造谣。他们那些人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沈荣水这么一讲,会场里沸腾了,掌声雷动,大家都觉得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精神振奋起来。散会后,我们学校立即大举反击,说西派是黔驴技穷,造谣污蔑…… y6 R/ N4 {/ \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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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稳定人心,避免校内分裂,这才是第一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必须要有原子弹来对付他们的原子弹。也是我们交大命不该绝,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在刘澜涛的黑材料里面找到了西工大的头头陈启顺,杨梅生写给刘澜涛的效忠告密信,所谓“陈杨信件”。我们如获至宝,的确,这是我们的原子弹!在批判交大“右倾”以后,西工大成为西派的领头羊,而他们的头头居然和刘澜涛勾勾搭搭,投降叛变,你还有脸说交大右倾?我们的大字报、传单、广播车全部开动起来,这下就该他们忙活了。他们内部也吵吵嚷嚷,发表声明说“陈杨”是他们自己揭发出来的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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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6 v. ^$ a/ {3 m3 u 西工大前校文革会副主任陈启顺和文革会委员杨梅生秘密给刘澜涛写“黑信”,向刘澜涛“投降”,西工大学校师生非常气愤地骂他们俩是学生运动的“叛徒”,并把把陈启顺和杨梅生揪回学校进行斗争并游校示众。他们自己辩解都来不及,也没有心思来说彭康是不是叛徒了。& s+ Z1 @, `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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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才算是化解了我一时不慎给交大造成的凶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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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日,我们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我担任革委会主任,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仍然是我和校革委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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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d3 m8 J: c6 B/ e 彭康去世时,我在北京参加省革委会的筹备,不在西安。彭康去世的消息,还是胡炜先告诉我的。学校可能正在忙于处理彭康后事,还没有通知我。胡炜给我说,你们学校彭康死了。我大吃一惊,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胡炜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心里五味杂陈,半天说不出话来。从他那里回到自己房间,给学校打电话询问情况,也就如同附件三中电制同学所述的过程。另外,把彭康送到医院,需要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他们告诉我,医院的证明是1,彭康本身有多种疾病;2,彭康死于肺气肿的窒息,还有一条什么,我没记住,最后一条是今后要注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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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G8 e. A0 I D5 Z6 l 当然,彭康年老多病,即使没有文革,也有可能因病去世,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毕竟彭康校长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在批斗的过程中去世的,这个责任只能落在我们身上。作为当时学校的一把手,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痛心的事情之一。每每想起都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总有一种失落感甚至是失败感。3 x, d' R5 R M$ {; { \( s
7 p7 e7 T) t5 f 经过了若干年以后,我再回头看看,我们在审查彭康问题的时候,在“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上,费了那么大的功夫,那么认真,真是有点儿小题大做,完全是浪费时间。看看邓小平和胡耀邦处理所谓61个叛徒的事情,我们就有了新的感觉,他们出狱时,所发表的登报声明,和彭康的所写的哪一句话,两者性质完全不同——特别注意下面的内容,“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D* H* Q" W0 t, H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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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启事9 i6 Q. g& h2 J6 Q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北平军人反省院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需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 d7 n- N3 Q, x1 `' n: l+ e% T9 d 徐子文、周斌、张永璞、杨仲仁、董旭生、刘华甫、夏维勋、冯候斋、徐之荣5 f2 _7 F3 n4 n) K/ p- u8 I
现名介绍:徐子文(安子文)、张永璞(薄一波)、杨仲仁(杨献珍)、刘华甫(刘澜涛)、徐之荣(徐子荣)、周斌(周仲英)、董旭生(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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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6 s D' {9 I& _ 如果连发表这样的反共声明的人,都可以不算叛徒,那么,按照这个标准,还有什么人能算叛徒?彭康的问题,那就连怀疑的根据都没有。世上的事情变化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感到懊悔和疼惜,没有让彭康校长活到后来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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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也想,人算不如天算,对彭康校长,我们是一片诚心,希望能够给他一个客观的符合事实的结论,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而且为了“彭康不是叛徒”这一句话,交大文革总会当时差点陷入灭顶之灾,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最终却得到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只能说,百密一疏,一个蚁穴毁灭了整条大坝;一个细节的失误断送了之前的全部努力。# d0 ?4 w+ R$ c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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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彭校长,我向你汇报,作为当年你当党委书记时入党的一个党员,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入党时候的宣誓词,我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人欲横流的时代,我坚守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在许许多多的人动物化的狂潮中,我没有被异化;我可以无愧的说,我没有玷污你当校长时,我荣获的三好学生的声誉。亲爱的彭校长,用现在人的网络语言来说,你会给我点一个赞吗?' k7 v, I% |% J; q8 |) r1 k
" W( z0 ^! @# L( \ 正值清明节前夕,我向敬爱的彭校长赔罪,鞠一个90度的深躬,并且祝愿你在天国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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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19年4月, e' s& {1 A' H1 E1 ~2 u" S1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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