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德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经历实录

Gowest · 发表于 2023-10-26 23:43:15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经历实录

江明德（626）

前言
一．我在文革中的几张大字报
二.从“十二月黑风” 到科大雄师
三.半步桥的日子
四.陶然为邻
五.放回科大
六.陕南岁月
七.走出困沌
后记
附录

前言

七十多岁的人谈个人经历，文革应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而对我来说文革初期的“失意” 遭遇，当时说是 “污点” 一点不夸张，今天还说 “污点”就有点矫情。但是说它是个“斑点”却是实情，因为它是我个人经历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印记。我想通过本篇文稿，把我所经历的文革有代表性的实情实景记录下来，给将来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提供可信的资讯，同时给把文革当作天外奇谈的人们一点尚有余温的生活气息。

（一）我在文革中的几张大字报

一. 常二宝日记

1966 年 6 月 24 日科大 626（1962 年入学的 6 系学生——编注）发动的针对工作组的 “6·24 事件”轰动了全校，令同学们始料未及，随之而来的是工作组发动全校整肃学生群众的将近一个月的“排除干扰”。626 不去批斗走资派却把矛头指向领导科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作组，这就是对运动的干扰，不排除这些干扰，运动无法健康顺利的进行。反干扰一开始，同学中由于观点态度的不同分成了“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和“保工作组”的多数派。工作组未撤走前，少数派由于还有原基层组织的管辖大都不露面甚至不敢公开直言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出来以后没多久工作组就撤走了，少数派一下子活跃起来，又是大字报表态又是相互串联，原来的多数派对运动发生的突变很不适应，仍然对少数派持抵触反对的态度。我的大字报“常二宝日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大字报假借一位多数派同学常二宝之名，叙述了被裹挟参与“6·24”事件的不情愿，对反工作组同学的批驳，对工作组“排除干扰的”支持以及面临工作组撤走以后运动去向不明的担忧。大字报名为常二宝日记实际充满了对他夸张的讥讽，当时写出来贴出去自己很得意（而且还用了一个很雅致的笔名雨花石），没有想到这种影射的表达方式却给了对立观点的同学深深的伤害——于文革运动无益，于同学友情有损。其实好长时间以来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直到将近 30 年以后的一天，我在南京五台山江苏省体委大楼偶遇借地办公、时任江苏省质监局主持党政事务副局长的 6262 同班同学张腊狗。那天因为自分配离校以来隔时旷久的第一次碰面无话不谈，自然也说到在科大文革中的琐事。腊狗提到文革初期那张“常二宝日记” 大字报。他说虽然事情就是那样，文革过去都快 20 年了，但是那个大字报文字太刻薄，有些话说的太恶毒了。事情是我做的，只不过我是施力者，别人是受力者，自然感受迥异。但是对方反感之深重还是给了我强烈的冲击。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当即承认了我是大字报的作者。腊狗回应说没有想到雨花石就是你，但是你讲明了，回过头来一看，文字语言的确符合你的风格。我真的是这样：在同学中太高傲自矜，律己有度却约人无边，遇到同学的缺点瑕疵很少掩爱庇护反而动辄讥讽，无形中给别人带来的伤害常常不能自觉。
又是 20 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腊狗对我大字报的批语，依然难以忘却，我需要对当年被我用大字报攻击挖苦过的同学说一句——“我真诚向你们道歉”。

二．刘达不是黑帮

刘达不是黑帮！欢迎刘达同志加入到运动中来接受教育。
——署名：6262 江晓东魏尚丰。
1966 年 7 月的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张这样的大字报，在漫天遍野打倒牛鬼蛇神狠斗黑帮的口号声中它是一支极不和谐的音符格外引人注意。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既没有响应附和的，也没有批駁反对的，有意思的是私下里来访者络绎不绝。几乎所有来访者都提出相同的问题：你们凭什么说刘达不是黑帮，有什么内部的材料和根据？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这是我们根据党的一贯政策和开展群众运动的需要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做出的判断，我们没有内部材料。这样的回答不免使来访者失望，由于回答本身过于原则，也让他们很难对大字报的内容明置可否。

“刘达不是黑帮” 这张大字报在科大文革运动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它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微小到忽略不计。但是，它在一个人政治生命沉浮记录中却留下了不能忘却的记号。这个人就是大字报标题句子的主语——刘达，文革爆发时面对群众运动首当其冲的科大党委书记。四人帮被拘, 文革结束以后，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获得解放，刘达也曾好奇地问过运动中保护过他的科大626 学生：这个江晓东、魏尚丰是什么样的？

说到这张大字报的产生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当时华北局书记，后来的北京市委代理书记李雪峰。

当时我们从四清工作队回科大以后跟原来分团的北京队员还保持联系。一次在京西宾馆和他们见面时获得了李雪峰在华北四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其中有一段话对我们认清文革初期的形势帮助很大。李雪峰说，运动一开始群众起来了，有些领导同志不理解跟不上形势，成了群众的绊脚石，妨碍运动的开展，就要把他们搬开。李说，就同以前华北土改时一样，那次开始就是搞了“搬石头”，谁阻挡群众就把谁搬开。依照这个说法，作为绊脚石被搬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对象(敌我矛盾)，他们只是因为不理解阻挡了群众，如果随着运动发展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问题摆正了与群众的关系还是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人民内部矛盾)。本着这个认识，我们认为刘达就是被搬开的石头，所以不是黑帮，因此就有了前面说的那张“刘达不是黑帮”的大字报。

如果要说什么有“内情”，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给大字报的来访者透露过李雪峰的这段讲话，也算是悄悄留下了一个“包袱”。

三．中央文革为何批评不得

1966 年 10 月以后北京的文革运动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各单位的走资派成了死老虎再也不能引起造反派对他们新的揭批兴趣。朝令夕改断续无章的 “最高指示” 常常弄得人们无所适从。手执尚方宝剑的中央文革颐指气使、“首长讲话”满天飞。无产阶级司令部刚从广东调来的陶铸没几天就被宣布成了“ 保皇派”。首都三司虽然成了引领北京造反派学生的御用一把手，但是面对人数众多、完全持对抗态度的多数派，它也是无能为力。大多数群众面对混沌的形势对运动的去向产生疑虑和不安。原来拥护工作组的多数派学生面对冷眼相看他们的中央文革感受到被组织和领导层抛弃的痛苦和失落，因而在他们当中酝酿着对中央文革的失落、愤慲、抵触和抗议。

自古英雄出少年，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首先向中央文革发难。中学生“联动” 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召集“破私立公大会”，喊出了“坚决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和“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将矛头直指江青。北京林院 6 个战斗队联合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公开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是不符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精神的”。

面对满社会对中央文革的批评意见，我对照文革运动纲领性文件和毛泽东的一贯教导做出如下的判断：1.文革小组偏离了十六条，对运动的指示有太多的随意性；2.文革小组对待两派革命群众亲一派打一派，处理两派矛盾时“拉偏架”；3.文革运动偏离了十六条，中央文革有必要听取群众意见改弦更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4.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文革小组对当权派动辄批判打倒，而它自己对来自革命群众的批评意见却视如洪水猛兽一触即跳，这不是马列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根据这样的理念我写出了署名江晓东的大字报，标题就是“中央文革为何批评不得？”

四．对尖端观点表态

1966 年的 12 月是北京文革运动的寒冬季节。造反派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支持和鼓动下对反文革小组的群众组织采取高压批判的政治态势，而且为控制局面开始直接抓捕其中的核心人物来震慑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心怀不满的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心，认真比照运动指导文件十六条对中央文革提出批评意见，这样的革命群众居然遭到造反派的抓捕受到专政机关的关押，我问自己：文革运动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发动群众来参与的，现在搞成了万马齐喑人人自危，说话不小心会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如果不“认错”继续发声辩解就难免被抓捕的厄运。

直到今天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这种黑云压顶的苦情势反而激励了我勇于公开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见解？后来在北京看守所认罪检查时我曾经有“政治虚荣心” “好表现”一类的自评自述，但其实仅用这些连我自己也不能说服自己，比较意思相近一点的恐怕还是这张大字报的最后一句。下面还是先来谈谈这张名为 “对尖端观点表态” 大字报的实际内容吧。

1.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首先，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其次，某一事物如何一分为二应该是它本身存在的二重性，并非如世人所想所说 “非是即非” “非黑即白” 这种庸俗的理解。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一分为二，本人水平不高、能力有限，有心无力解答这个问题。

2.林副主席能不能怀疑？首先，林彪作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文革副手未来党的接班人，我不怀疑。然而，农大附中的伊林、涤西两位中学生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怀疑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的出发点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事实证明林彪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 5 条标准而为全国人民接受，那林副统帅的威望不是更高了吗？

3.中央文革能不能批评？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文已经尽述，不重复了。

这三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如同问“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吗”一样，回答应该是直白简单的。可是在 1966 年的文革开始后的冬季，在那 “红色恐怖” 临头盖地的关口，面对这样的问题暴露自己的“尖端观点”谁都要头皮发麻。可是当时的我还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地、冒失地表态回答了。原因是什么？大字报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旧社会教做人“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今日反其道行之，要做“逢人敢说十分话，对党全抛一片心”。

（二）从“十二月黑风”到科大雄师

1，一条合符逻辑的发展路线

1966 年 12 月北京这股抵制中央文革的群众潮流后来被造反派污蔑为 “十二月黑风” 。从反感造反派的钦差鼻息和救世主姿态到厌恶文革小组的目空一切、恣意胡行；对领袖“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宣传不漏人”从盲从到厌烦，这厢刚刚贯彻执行忽然又来了叫你反戈一击的新“最高指示”，经常弄得“人人站队，个个检查”……

所有这些都推动我同情质疑中央文革的声音并且附和他们的诉求，直到 1967 年元旦读到科大雄师发表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我才真切的感到：这就是自己不安灵魂的归宿。

我找到四系朱军的宿舍，向雄师战斗队的同学表明自己对中央文革所持的批评态度，表示愿意参加雄师和他们一起战斗。即使持这样观点的目前六系很少而 626 只有我一个，我也要孤军奋战。我的大字报战斗队就叫科大雄师大江纵队，出版油印小报题头就印《大江评论》（字体套用选字毛体）。

2，雄师的一个小胜利
1967 年元月 5 日上海风暴以后，科大造反派组织有借外校北京三司力量压制科大雄师的打算。大约 10 号左右，雄师成员获悉有外校人员即将进入科大以辩论为名对雄师成员进行人身限制。科大雄师及时利用同学中同情者在科大广播台工作的机会通过广播向科大全校同学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听到广播者速到教学大楼阶梯教室听取情况通报。由于采用这一非常措施，雄师有效揭露了科大东方红即将实施的幕后动作，取得相当多数中间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东方红方面一时措手不及未有应对，事后汲取教训加强了对广播工具的控制。

3，雄师的第三张大字报
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于 13 日发出“公安六条”，把攻击毛、林和中央文革一律划为“现行反革命”。科大雄师感到政治形势的严峻，面对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攻势甚至连自辩的机会都没有了。“公安六条”出来以后科大东方红对雄师态度由反对、打击错误思潮升级到镇压反革命。为了表示雄师的磊落坦然，由我提议贴出“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大字报，这是雄师的第三张大字报（1967 年元月 13 日晚）。

14 日上午部分同学在朱军宿舍讨论，提出既然造反派要镇压雄师，要抓我们，不如我们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去要求坐牢。这也是一种被动反抗和自卫的手段。因为进了专政机关，他们总要依法办事，那时我们就有了辩论和自证清白的机会。可是讨论中，又有人认为自己跑到公安机关要求坐牢又会给反对雄师的人反扣我们“向专政机关施加压力”帽子的口实。因而以上建议未被采纳，但不少同学还是做了被抓的最坏准备。

雄师的第三张大字报是与中央文革做抗争的科大雄师深陷困境最后的呐喊，而在后来接受批判时却被造反派讥讽为“最后的哀鸣”。两者说法虽然不一，但不能否认的：一是它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再就是它表示了和群众一致的声音。
（注：到此为止，我的文革大字报基本终结。以下文字为叙述科大雄师被取缔过程以及我呆在半步桥北京看守所的日子和返回科大以后等待毕业分配前后的似水流年。）

4，科大雄师被取缔的历史截图

一纸通告勒令听训。元月 14 日科大东方红宣布取缔反动组织科大雄师。晚饭时在六系食堂过道里张贴了一张署名“东方红战斗兵团镇反办公室” 的通告： “勒令江晓东于xx时间到东方红总部本办接受训话交代问题” ，我当时并未理睬。晚上将近 11 点，我宿舍响起敲门声，来了东方红的 2 人说带我到他们总部“谈话”。我跟他们走出宿舍时，对门我班同学示意我带上准备好的物品，我即返回去从书架上取下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跟随他们走出六系学生宿舍楼。科大教学大楼零星的灯光照着正门前停着的一辆大巴，路过大巴时陪同一路的东方红 2 人连拽带推把我送了上去。登上车的一刻我的心脏仿佛突然收缩猛的悸动，全身也不由自主的发冷颤抖，待到镇静下来我发现车上已有雄师的同学被“看护”着并且陆续还有人被押解着登上这辆车。

从群众“揪送”到公安接收。当晚科大共抓 5 人：朱军、周平、冯正永、江明德和江晓光。由于惊动了全校，以三系部分同学为主的众多科大同学反对东方红抓人，堵住了学校大门不让大巴开出去。几经折腾载人大巴乘大多数同学不注意从围墙东面一个边门开出学校。汽车往东驶过复兴路沿长安街直接开进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公安部大院。科大东方红向北京公安局方面做了交接，然后由警察一对一的牵着各人衣袖带我们到一个像小礼堂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七、八个人睡在地铺上，我找一个空铺位和衣盖被躺下。

终于到了半步桥。不到半个小时，来人叫我“起来”跟他走。于是又被牵着衣袖出来，走到一辆苏式嘎斯６９吉普车，公安打开后车门。上车后我直接坐在车后侧面的凳子上，谁料一个公安从旁一推把我挤到两凳子之间空处，让我“蹲着”。车开动时公安喝一声“低头” 并且用手按了一下我脑袋，车子开动后我就不知道方向了。后来知道开到北京城南的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自新路 1 号——北京看守所。到那里登记、清点寄存物品。几个人一起上吉普车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弄完了由一位公安带往监室。当监室门在我后边关上的时候我才发现窗外已经天色微明，是１５号的早晨了。

此时我感到全身格外的轻松，几天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放松了，首先想到的是——先睡一个安稳觉吧。

（三）半步桥的日子

1，筒子里的“规矩”

从 1967 年元月 15 日（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不久）到同年5 月25 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一个月以后），我在北京市看守所“呆了”整整 130 天。关于这一段经历我以自己亲身感受以及后来所了解的谈谈个人认识。

先强调一些这里面的专门用语。通过这些用语可以看出当时各方力量综合作用于这些抵制中央文革的青年学生的最后效果。
（ 1 ）科大雄师当时被定为“ 反动组织”，因而被“ 取缔”。
（2）科大雄师 5 人是被科大东方红“扭送”公安部门，由北京市公安局对他们实行“拘留审查”。
（3）他们罪名是“犯了反革命性质的错误”但是可以“通过认识错误，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再回到文革运动中去”。（据说当时抓我们进去后，造反派一个大目的就是挖后台，看有没有高干在后面支持。后来看到我们全都是市井小民出身与高干一点瓜葛也没有，捞不到“油水“，也就失去追查后台的兴趣了。
（4）文革中的“闹事”学生被单独关押在一个个“筒子”里（与社会偷盗毛贼分开）。监所建筑如同海星呈放射状，中间一个标准 6 边形的厅，朝南的一边平行向外成为进出的大门。其他五个边辐射向外推进构成长长的对面开间监室“筒子” （两侧监室，中间走廊）。这五个边处就是五个 “监筒” 的铁栅栏门，看守员的值班室是筒子里面紧挨铁门边的一个形状为三角形的不足 3 平米的小屋。

（5）看守值班不穿警服以示非正规执法。根据规定看守员不许叫“看守” 只准称呼 “管理员” ，每次预审叫 “谈话” 。
（6）关押期间伙食每天两餐 1 斤 1 两粮食，早餐稀饭窝头，下午餐馒头，副食早上是酱咸菜下午是千篇一律的白菜羊肉末。

2，三次 “谈话” 三张面孔
我记得总共被叫去谈了 3 次。第一次在被关后不久，预审员为大约 40 岁中年男人，核对我的身份后，他劈头劈脑的问了一句“你们怎么搞的，都反到她头上去了？”语气感觉是一种同情责备。（因为文革中各单位都有两派，而反中央文革和反江青是同义语）。第二次，是一个较年轻的加上科大东方红的一个学生。这回态度比较凶，一上来就是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除追问有没有人背后支持外，就是找我反中央文革的“罪证”。记得那个科大东方红学生可能是湖南人，居然理解我一首词里“此地亮壳正红”句中“亮壳”即灯笼，是影射科大红灯组织（科大东方红成员之一）。并直接指出另一句“灌杀土狗叶儿碧”中之“土狗”即恶毒影射中央文革。我说不是，系指刘少奇，他说我狡辩要打掉我的嚣张气焰。第三次是一位中年妇女同志，这回气氛缓和多了。上来就是念“犯错误改了还是好同志”的语录，一听就知道“拘留审查”快收场了。申明一下，第三次谈话前我已经书面检查表态自己“犯了攻击中央文革的错误，干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不像之前那样的“顽固不化不认罪也不认错”。

3， “低头认罪” ——拘留审查的终点
关押初期我总以为可以期待法庭辩论申诉理由，其实这一仗如何打完全由不得我们。第二次“谈话”中公安直接公布了我的 5 条罪名——1. 散布贬低毛主席的言论； 2.同情有损林副统帅威信的大字报； 3.攻击、反对中央文革；4.攻击、反对革命造反派；5.攻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安还特别指出：虽然你的反动思想很隐蔽，但是你的反动理论很系统。

公安反复提示“只有承认错误才能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我开始想不通：“为什么只是批评几句，就成了反对”；“我是言者，不是行者，言者无罪嘛”。就这么僵持着好长时间，后来随运动发展自己认识逐渐发生变化。

我想到自己奋不顾身投身运动，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路线，一腔热血倒成了反毛泽东路线的罪人。叫自己理解——自作自受；让别人理解——不可思议。虽说是一路忘我奋斗但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终归是一种并非初衷的结局。

当时感到，坚持原来观点是很艰难的，后果难测。而且这样做已经知道不是让毛泽东高兴的事，那最终又是为了谁？“认错认罪”则是顺坡出溜很容易的事，再往下则顺其自然了，那就选择“低头认罪”吧。

（四）陶然为邻

呆在看守所的时光并非终日的挨训和写检查，如同蜗牛也有春天，被困青年学生也有着和他们年龄相称的荷尔蒙。即使人被关失去了自由，踊跃向上的活力在生活中仍然以它别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1，同室 “难友”
我所在的监室原来住着两位中学生和一位门头沟煤矿的工人（厨师），我进来之后总共 4 个人，也就达到满员了。中学生年龄小的叫秦小浩，父亲秦力真在外交部供职（驻赞比亚大使）。小秦说他是“ 7434 部队” 的（气死三司），就是所谓的“ 联动”。大一点的中学生名字忘记了，长一副很文静的面孔。他说是“西纠”的，也是早期中学生红卫兵的纪律部队。两个人都是夜间活动被“三司”逮住送来的。那个工人是参加本单位造反派去市公安局的“砸局抢档”行动被抓的。

2.监室内外
记得我是关在看守所的“13 筒”。监室为宽约 2 米纵向不足3 米的矩形空间。一个约 30公分高的木质地铺占了将近四分之三的地面。紧挨着门的墙角放一个铁皮尿桶。地铺靠墙处是一个蛮大的窗户只是窗台略微高一点，说窗户够大是因为白天即使不开灯房间里也有足够的亮度。因为挨着值班室也就离筒子楼的大门很近，从窗户可以看到看守和预审员走进走出。窗台下的墙壁挂着北方常见的暖气片。冬季的监房里有足够的温度，只穿绒衣不穿棉袄也不觉冷。从铁皮门上的小窗向外看对面一字排开六七间监室和我这边的监室门门相对。相对的两排监室之间是空荡荡的走廊。走廊尽头一侧有一间设计成厕所，仅在被关人员需要出恭解大手时，本人报告管理员批准后才可以出监室前往使用。在走廊另一头的筒子铁门内与厕所遥相斜对的位置，是一个无窗无暖气的三角形空间的黑屋子（终日需开灯，冬季用煤炭炉子取暖），用作管理员的值班室。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半步桥自新路 1 号不光是看守所，看守所可能就我们这一座五指分岔的筒子楼，之外还有多座零星分布的方形火柴盒建筑，那是判刑伏法的牢房，从外面看窗户很小。

3.洗澡和放风

冬天大概两三个星期可以洗一次澡。每次洗澡也是大伙心情最放松的时候。水蒸气弥漫的澡堂子里人虽然多但声音并不嘈杂，有些平时只在走廊里匆匆见面的“难友”此时可以悄悄的交谈几句。大多数人则抓紧时间洗好穿衣集合一会儿就回去了。再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机会就是“放风”了。

说自由其实也极有限。场地是利用五指分岔建筑的两指岔间，也就是两个筒子分岔处的空地。同一个筒子的关押人员排成一列首尾相连成为圆圈，在三角形的草地上慢慢地踱步。有管理员看着不许说话，想表达的只能用手势和眼神。时间在一刻钟以内，虽说不长，但是终日被关在“号子”里的我此时能在阳光下伸伸胳膊蹬蹬腿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4.打牌抄菜谱

平时写检查的间隙，有人将白稿纸折成田子格一分为四裁开当作卡片，画上红、黑桃和方块、梅花加大、小王，就成了玩具扑克牌。晚上休息时候玩玩牌，只要不大呼小叫看守也不会干涉。时间和精力还有富裕的时候，那就练练硬笔书法。书写的内容由当厨师的工人师傅提供，请他详细报菜谱。书写规格是一律的仿宋体，一横末端的“顿”和一竖终了的“提勾”都写得中规中矩。有写的规范漂亮的居然不光本室作为字帖范本传抄，甚至室与室之间亦有争相借阅临摹。

5.墙外就是陶然亭

从窗外不时飘来广播的乐曲和激越昂扬的语音播报——“亲爱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听多了就听出来了，这是陶然亭公园广播喇叭的声音。这里居然紧挨着公园，墙外就是陶然亭！那可是民国文学青年高君宇和石评梅驻足徜徉、论文评诗的所在，居然与我们因言获罪所陷囹圄的关押地一墙之隔、半步之遥。我想当时如果有现在的网络用语，那一定会脱口而出——“我去，太讽刺了”。

6.释放联动
一天下午，晚饭刚吃完管理员就在每间监室的小窗口发布一则内容相同的通知：所有在押的中学生穿戴整齐等候集合外出。外出干什么？没有说。果然到晚上六、七点钟时分，有人来到筒子里带人，管理员打开一间间监室门锁，报名字提出中学生，来人清点列队，小家伙们一声不吭规规矩矩鱼贯步出筒子的铁门，出了看守所的楼门走下台阶消失在我们窗口所能看到的墙际线……。

筒子里一下少了小半数的人，空旷的走廊里回响着管理员来去走动的脚步声。他不时提醒各个监室：“安静些，不许乱议论”！监室里没有外出的人对面相坐，暗自猜测对这些孩子们可能发生的一切。因为除了“开会去”3 个字之外谁也没有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从概率的正态分布出发，基数越大担责越小。所以我感觉这么多中学生去开同一个会，如果是坏不会大，如果是好则不会小。我甚至用上了初中从同宿舍同学那里学来的阴阳先生的“掐指打时” ，给同室那位厨师工人露了一手。根据农历月日我掐算的结果是“ 大安”，对应的谶语为“ 大安身不动，行人在当中”。可以解释为：稳，较好，不出格。结果后来工人师傅骂我：你给人家算得好，什么“在当中”“不出格”？人家都放出去了。反倒是你自己还关在这里，是没有“出阁”，是“还在当中”！算的准与不准关系不大，但这件事弄得我好没面子。

晚上直到 11 点半多，中学生们终于回来了。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哈哈，我们回家罗” 。原来他们参加了一个人大会堂的中央首长见面会。文革小组的成员挨个发言，说是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形势一片大好。你们小家伙也不要再胡闹了。认个错放回家，回到学校还要投入运动，继续革命立新功。就这样，我们监室的小秦和另一个中学生急火火的收拾自己的物件，向我和那个厨师匆匆告别。我还借穿着那个中学生的一双解放鞋呢。他说你留着吧，我家里解放鞋多着呢。

这一夜先是在猜想中静静的等，后来是替别人高兴期待复制自己相同的命运，亦喜亦愁，昏昏然直到天亮。

7.揪回科大挨批斗

揪斗是文革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批判形式。第三次谈话之后不久，一天我接到通知，次日我要回科大接受全校革命群众的批判。第二天上午捱到快十点了才等来预审员提我出筒子。我们先上了一辆嘎斯 69，这回让我坐在车后侧面的条凳上了而且没有要我“低头”。到前门那里的市局办事处见到了学校派来的群众组织代表，原来是我们 626 在东方红兵团的两位同学。我和他们连招呼也没有打，囿于形势相对无言，当时可以理解，现在也无话可说。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载着我们驶往玉泉路，我坐在车后座中间，左右分别坐着两位同学。车到学校一直开到教学大楼东侧的门洞，下车后我被陪送到 4 楼一间很大的实验室。安顿下来，已经是正午时分了。

过了一会，和我同宿舍的同学为我打来了午餐，两只白色的搪瓷饭盆扣着，打开一看是热腾腾的三只包子——当天我们六系食堂午餐供应的是西葫芦大肉包。平时午餐定量是 4两，三只 6 两，超量百分之五十了。好的，我欣然接受，算是“优待俘虏”吧。午餐之后说是要午休，批判大会要到下午过两点才开。这时同宿舍同学又给我送来了从元月 15 日至今积累的家信，其中包括我的恋爱对象的信。

批判会的时间终于到了。我由东方红的几位学生押解着去到学校大礼堂，行走的路线沿着宿舍楼到食堂的水泥路一直向南，然后右拐向西，再左拐向南至大礼堂西边门，由通往后台的后侧小门进入。一路上我看到水泥路横向缝隙隔开的一个个大方格子里，每个方格只写一个大大的黑体字。连起来是一句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晓东！快到礼堂西边门时隔着两边的冬青树忽然围上来许多人。押解我的东方红战士怕我挨打赶紧簇拥着往后台小门走去。匆匆忙忙人声嘈杂，慌乱中我感觉到后颈脖上沾了什么粘液似的东西，用手一摸是一团痰液。狼狈之中我胡乱用棉衣袖子擦去污物，在群人裹挟之下挤进了礼堂后台。

下午群众大会批判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黄晓光，另一个是江晓东。黄的批判安排在先，我站在幕后看着等。我看到黄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靠前处，有没有挂牌子我从后面看不清。发言的人站在舞台正中对着麦克风慷慨激昂的念稿子喊口号。

过了约莫一小时多轮到我了。押解的东方红战士交给我一张四倍 A4 纸那样大小的纸片，中央横书江晓东三个大字，再上面是一行小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判开始了，我低头站在那里，双手拿着自己的“名片”举在胸前。发言的人一个个从我身后走过去，听声音有两位是我本专业的同学，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发言内容批的全是我大字报上说的话，指出我的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公安说的一样）。整个下午的会进行的很有秩序，对批判对象没有采用常见的“喷气式”一类的体罚，我想或许是由于我们都带了一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尾巴的缘故吧。

8.没事找事

自打写了“认罪认错”的检查，感觉心里的“坎”也过去了。不用整天想着“抵制” 什么、 “坚持”什么，就像是大师们说的，“放下了”。从这以后心里也不烦了，吃饭也香多了，以至后来每天感觉饿得慌。（这中间我跟同监室的“ 难友” 曾经设计多打一份饭菜，成功实施了好几天。）。于是没事找事，想起给看守写报告要求提高伙食标准。隔日，那位年长的“管理员”（我们给他起外号大背头）把我叫出来，到他的值班室谈话。他说，你们就好好认错写检查得了，不要再闹事。你们这些学生早晚还要回学校去，依照你们要求如果把伙食标准提上去，将来那些偷鸡摸狗的家伙进来，你们不是给这些人做了好事情？想想也是，认错作罢。他把我的报告当面撕碎，说就这样吧，你回去。戏剧性的是，回到监室不到半个时辰，管理员出现在我监室铁皮门的小窗口：“江晓东，准备东西！”我知道，就是说要放我回学校了。

（五）放回科大

1，书箱平安铜锁依旧

1967 年 5 月 25 日，历经 130 天的 “拘留审查” 我终于由北京看守所释放回学校了。早饭后不久管理员打开监室，预审员来提人。先是去取回存放的物件（进来时挎包里装的口琴、日记本之类是不可以带进筒子里面的），然后还是沿着批斗那天的路线，乘嘎斯69到前门公安办事处。来接我回学校的还是上回那两位626 同学。小车这回是开到科大7 号楼——六系男生宿舍楼，把我直接送到原来的学生宿舍。推门进入宿舍，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上铺床枕头旁边的小木质书箱。挂在箱盖搭扣上的小铜锁安然依旧，仅此一景让我心中无限感慨。也就是说，江晓东即使被抓、被关、“拘留审查”，甚至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他的宿舍没有遭到“查抄”。由此可以想见，科大东方红和 626 的同学们对江晓东的认识是有政策原则的，是有底线的。那个时代，谁要是言论“出格”被人抓住把柄，抄家翻个底朝天，找几条日记语录上纲上线把他打成“黑线人物” 、“叛徒特务” 、“反革命”，真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而我却幸运的没有遭遇。

2.继续革命

虽说是回到学校投入运动要继续革命，其实难度很大。自返回科大直到毕业离校，除了68 年 8 月和 68 年 12 月在626 年级范围内的两次公开检查，我没有再受到批斗一类的“待遇”。我自己愿意投入到运动中来，而且就当时的认识而言我总体认可科大东方红的观点。可是我不得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某些事务由于有江晓东的参与很可能留下戏说的话题或追究的把柄。我出的力不只是会成画蛇添足，还有可能把一件平凡无常的事情弄成众矢之的。所以同学们很多的繁杂事情我也只能干看着。对于他们来说，我最好的支持就是什么都别做。

3.对话新兵

从 67 年夏天起，军宣队工宣队陆续进驻科大。我们 626年级的军宣队领队是一名年轻的下级军官，广西人。中等个子白净的脸，像个小知识分子。和同学们接触既没有刻意的亲和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威逼，倒是在例常的宣讲政策之余，有闲空他会来到宿舍跟我们交流阅读红楼梦的心得。

领队手下是一水的新兵战士，一看就是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村青年，有些连普通话也讲不好。一天，领队通知我有两位军宣队战士要找我谈话。我走出宿舍，两位正在楼道里等着。他们径直把我带到科大运动场北面的小松林，找个小石桌三人围着石桌找凳子坐下。一位小战士对我说：我们听说你犯了反中央文革的错误，你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回答说我犯错误有个过程，自己认识错误的严重性也有个过程。我问他们，我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给你们讲，行吗？他们说可以。这样我就从南下串联讲起，北京的造反派怎样到处煽风点火、打倒一切，各地的工农子弟因为给省委说了好话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如何受压制，中央文革怎样袒护造反派和冷落保守派群众。中间讲到北京中学红卫兵跟中央文革的冲突和北京造反派压制群众打砸对方组织乱抓人的过激行为。最后讲到由对造反派的反感和对保守派群众的同情导致了利用大字报非议中央文革犯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我说，我父亲是城市店员，家庭出身也属于贫下中农一类，从小学读到大学都是党的教育，对党和领袖只有热爱的感情没有反对的仇恨。我是把中央文革当作党中央的参谋部来看的。参谋给司令员出主意也有可能有馊点子，如果做的不对批评他几句不算什么。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要是像现在你们这样认识，知道中央文革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部分，我怎么也不会去触动它，去做让毛主席不高兴的事。所以我错了，我知错认罪。讲的过程中，他们有听不清楚不好理解的地方，我都一一耐心的给他们解释。最后，小战士对我说：你这一讲我们都知道了，回去好好改正吧。

4.腰杆要挺直

从看守所释放回科大之后乃至毕业分配到陕南，我对文革开始这一段“失意”经历有着自己严格的定位——我认为即使是犯严重政治错误也是“光明的错误”，是政治的污点而不是偷鸡摸狗蝇营苟且之事，用不着自卑或者人前矮三分。所以我照常学习工作，努力关心政治，敢于发表个人见解。

自己正确地看待自己的错误挺直腰杆做人，自然也会因此获得别人的尊重。当然，能够产生这样的良性循环也得益于科大 626这个集体以及科大东方红勤务组成员和六系军宣队工宣队的解放军官兵和工人师傅们在文革中对于人性底线的守望和呵护。

5.学友诤言
68 年的 9 月终于迎来了科大 61、62 级的毕业分配。随后的情节就像是电视剧里导演安排好了似的，系里刚向 61、62级同学传达科学院各专业研究所对科技人员的补充需求，方便同学们填报志愿时作为参考，那厢里马上传来知识青年要“四个面向” （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厂矿、面向基层）的最高指示。于是毕业分配的画风大变，原来的分配大方案搁置封存，一切后续的安排部署完全遵照最高指示精神执行。领袖一挥手，河山尽改颜。自此，科大 61、62 级以及此后各届在文革中的毕业分配去向便与60 级以前的分配去向迥然不同了。

另一方面，由于毕业学生中有少部分因个人或家庭的问题相关政策尚未确定需要滞留学校等待政策落实后再分配，因之造就“待分配”一族，而我是所有“待分配”同学里排名最靠后的。当离校的日子终于到来的时刻，6262 专业的同学出于对我真诚的呵护和关心在一对一的告别谈心时都给我留下诚恳的忠告和劝慰。其印象深刻者谨录于下。

王永民：列宁说过，历史有时候会和人们开玩笑，明明你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那一个房间——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

屠蘅沧：在学校里你犯了错误，别人把你当作学生看待可以原谅你。走向社会你成了应该自负责任的青年，别人不可能还这样对待你。好自为之。

张腊狗：你那些观点其实大家也都这么看的，何苦你非要写下来、贴出去？这样的错误你只能犯一次，以后不要再任性了。

言之谆谆，听者诺诺，都是肺腑之言，都是为人之道。

6.冬日的阳光

首批分配的同学们陆续离校，留下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在漫长的的日子里苦苦等待。我由于个人特殊的原因，不得不做好接受一切可能发生情况的思想准备。因为有“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的结论，判刑不大可能，但是可以送交劳教，可以遣返回乡，还可以给自食其力的工作同时接受管制教育。我个人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是我从系领导小组负责人前系党总支书记宣亚静那里得到的消息却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多次问过宣书记关于毕业分配对于我是什么政策。她总是回答说，现在还没有明确下文，不过你不要着急，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的。好像抽了一个上上大吉的签就是看不到签文，心里不踏实。 “问题学生” 的毕业分配虽说还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传出的消息却是说老帅们和几个副总理对此事一直很关心，顶着压力不让文革小组干预大学生分配。这就是冬日里从乌云细缝投落大地的一束温暖的阳光。夏去秋往冬又来，又是一年雪花飘。68 年临近年底终于等来了落实政策的大学生分配原则。宣书记向我传达了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对于那些在运动中犯过错误有悔改表现的大学生，要给出路。对他们要“一视同仁，照常分配”。

在所有待分配同学看指标填志愿忙碌时，这里没有我什么事。年级负责人李津生同学和工宣队的老师傅分别找过我，要我准备在 626 全体待分配同学大会上再做一次检查，他们都强调“态度要诚恳，认识要深刻，争取一次通过”。因为只有在年级全体革命群众大会上的检查获得通过，我才有参加毕业分配的资格。于是，我开动脑筋深挖根源，写出书面检查并且在年级大会上公开宣读，最终获得大家的谅解和通过。没有想到的是，节外生枝又弄出个意想不到的新麻烦.

7.“偷听敌台”

本来工宣队已经通知我说检查通过了，剩下的三个志愿去向让我挑选一个报给他们。第二天晚间快到熄灯时分，年级里给我传话叫去工宣队办公室一趟。还是那位给我布置检查的工人老师傅，这回的表情一脸严肃。开门见山就问我：同学中有人检举你偷听敌台。你自己说说。一听这话，我就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我回答：是有这事。工人师傅：好，那你自己说清楚，究竟怎么回事？于是我给工宣队做了如下的“交代” 。

运动进入“复课闹革命”期间，男同学里时兴起自己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整机安装完毕后有一个调试灵敏度的程序，因为都是在学生宿舍里焊接调试不可能有专门的高频信号发生器提供信号源。为了提高收音机灵敏度必须寻找现成稳定的微弱广播信号来调试。而苏联电台距离比较远，“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台标呼叫音乐声音清晰又没有背景干扰，因此被当作调试信号的首选。这个方法大家都在用，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且调试时我只注意他的音乐信号，从来没有收听过语言节目。

工宣队老师傅听完我的交代后说，你讲的我们不能全信，还要到同学们当中去调查，最后才能作结论。这样又耽误了好几天，工宣队再找我谈话，对我宣布：经过向全年级同学调查，你对问题的交代态度老实诚恳所讲符合实际情况。现决定不作为问题处理，可以参加毕业分配。接着就是报分配志愿。陕西西安、辽宁朝阳、贵州安顺这三处，我选了西安。

8. 别了科大

68 年 12 月下旬的科大校园好像一座忙碌的蜂巢，毕业学生犹如辛勤的蜜蜂一样在图书馆、食堂、财务科、保卫处等多个节点之间匆忙的奔波。只有还了图书、结清伙食、偿还欠款和所借物品以后才可以办理户口迁移，最后到学生处开具毕业分配派遣证并到财务领取工资手续和派遣差旅费。我到财务科办理清欠时查出 65 年去顺义参加四清曾经借过军装棉袄一件。办事人员问我，你是还物还是付款？棉军装当时我就穿在身上，虽说已经很旧但是脱了还物我就是严冬北风中的苦寒伶仃了。那就付款吧，交了10 元。在保卫处办理户口迁移时，我要求把名字改回去，还叫江明德。办事人员说，前年也是你跑来要求改的江晓东，怎么才过两年又要改回去？我无奈苦笑地央求他：江晓东不是已经被革命群众打倒了吗，那还是让原来的江明德回来吧。于是历史翻篇，被废弃两年的的江明德又登户册重回人间。

1968 年 12 月 26 日是我毕业离校的前一天，前两天听谣传说六系食堂 26 号中午要吃“忆苦饭”，那天为了躲这一顿的吃糠咽菜，上午我跟同宿舍同学登了三轮去卖废品，车上装的是书籍报纸和旧棉花胎。在玉泉路南头的收购站卖完废品就在那里小饭店吃了午餐，两个人还喝了一瓶葡萄酒。回到学校歪歪倒倒，躺在宿舍的床铺上睁眼看一片雾蒙蒙，好像罩了纱布蚊帐。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尝试醉酒的感觉。一觉醒来听同学们说，你们亏了, 中午不是忆苦，我们吃的是思甜饭。嗨，你说我有多糊涂，12 月 26 号是领袖的生日。听信谣言害我错过一顿好饭菜！

12 月 27 日傍晚，我惜别母校登上北京至西安的直达列车。走出校门，就是开始了我自立人生的旅程。别了，中国科大；别了，六年踟蹰的校园！别了，玉泉路；别了，我兄弟
情谊的同窗学友！

（六）陕南岁月

1，雨雪兼程

1968 年 12 月 27 日离京赴西安，午夜途经安阳，同年级6264的张一平到安阳火车站接送，算是同学一场最后送别。28日上午细雨中抵达西安，去省革委会换至安康地区革委会的派遣证。下午到小南关长途客运站询问去往安康的长途客车班次，得知因安康两派武斗长途客运已中断数月。近日客运始通，暂用敞篷卡车载客。29 日晨乘解放卡车赴安康，一路朔风雪粒扑面。秦岭之上道路两边冰凌树挂，电线杆上铁丝敷冰犹如铁锹柄一般粗细。当日夜宿宁陕。次日下午卡车快到安康，于汉水之北隔江相望，惨烈派性武斗后的安康城，远远望去一片焦黑。30 日抵安康，31 日改派遣证去平利县。1969年元月 1 日凌晨，乘安康至平利长途班车，于风雪之中到达大学毕业分配终点站陕西省平利县，同日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2.平利只有三个电

到县革委下放办报到的时候，关于工作分配工作人员说，你是学无线电的，我们平利跟电有关系的单位只有三家。水电站、邮电局、广播站，你就去广播站吧。分配工作的介绍信上明明白白写着：先当工人，劳动锻炼一年。

这样，我和其他几位来自西安和上海的大学生们在县委招待所先安顿住了下来。期间还被临时编入县革委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宣传元旦社论“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干了将近半个月。

从乡下回到县上时，在县委招待所等着我的是平利广播站的工人们。他们早早的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北京大学生分到他们站上。

平利县有线广播站是一个不足二十人的县级小单位，从来没有分配过大学生来。架线队的工人们一听说县上分来个大学生还是北京中国科大的真是喜不自禁。一群人把我接到站上，先是安排宿舍、找条凳门板支床铺，接着带我到仓库领工作服、工具包和爬电线杆用的脚扣、安全带。不一会就把我变成了在平利县城关镇居有定所全副武装的广播架线工人
了。

3.那年没有过春节

刚到平利县城那天早晨，我和另几位来自西安、上海的大学生从县革委开了工作介绍信出来沿着县政府门前的大街往东走，逛了大半个县城，出东关向南找到县委招待所安排了临时住处。前面说到 69 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我在去到平利广播站安排工作之前那一段参加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工作的经历就和这篇社论有关。

住到招待所的第二天，县革委来人召集所有新来大学生开会，部署了立刻参加宣传元旦社论的下乡任务。大学生分散编入各行业口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任务是宣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口号是“狠抓阶级斗争，促春耕”。我被编入卫生口的县医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是一位姓李的主治医生、县上有名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下乡的地点是魏汝区清泰公社，地处巴山山脉女娲山腹地。记得我和前县医院院长分在一个组，我很惊奇当时已经被打成“走资派”下台了的他还可以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当组长，我当时的理解是为了给他改错锻炼的机会。院长表现很“左”，可能出于积极悔过自新的心态。有一次开生产队大会批斗几个地富分子，院长主持会议讲到激动处喝令被斗的人“跪下”。我马上制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体罚”。他反驳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立刻回应道：“不许跪下，共产党不讲迷信！”到底我是来自北京的大学生、首都的红卫兵，“走资派”即使当了组长也只有屈居下风最终作罢了。

再有就是记得山里老乡见我是个年轻学生又是从北京来的，总是爱充当媒婆角色给我说对象。每遇到这种场合，那个院长倒是很配合，连忙挡驾说，别看人家面相嫩，江同志早已经是当爹的人啦。在陌生一群人中及时给我解围，我很感激。那年的春节究竟怎么过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天天跑来跑去，白天黑夜开会，究竟干了什么、起到什么作用，也是脑子里一盆浆糊。

4.我犯错误队长挨批

到广播站安顿下来没过几天，我就和线务组的工人们“出任务”了。县政府院内高杆子上的 3 只高音喇叭有两只音圈坏了，需要取下来修理。我背着工具包，跟着工人们来到架设高音喇叭的院子。仰面看用多节线杆竖起的高杆顶端东、西、南朝向各有一只 25 瓦高音喇叭，为了稳固高杆的中间打了两层三角拉线。走到高杆子底下，我问工人登上线杆的脚扣怎么使用，有位工人拿起脚扣往线杆上一套，把脚登往下用力一按脚扣牙齿深深嵌进木杆。我说能试试吗，工人说可以啊。于是我双手伸直抱着线杆，脚踩住围在木柱上的一双脚扣登子，弯腰用手拉紧脚扣的皮带，只听到电线杆子木质发出“吱吱”的声音，看见脚扣铁齿更深的咬进木质。我试着向上攀爬了两步，问“是这样爬杆子吗”？工人回答：是的呀，没错。随后的动作我没有控制住自己，也出乎大家的预料。接着我就左一脚右一脚，一步一步的踩着脚扣登高直到爬至离地二十多米的高杆顶端。下面是工人们不停的喊声：快下来，你没有系安全带，危险！到达顶端的我这才发现对于 25 瓦喇叭的高音头我一无所知。好在我学无线电，电子器件可以触类旁通。在下面工人师傅的指导下，我卸下高音头放在工具包里就准备往下走了。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要知道上登为实下撤为虚。朝下走时感觉到脚扣总是咬不住木杆，越是踩不稳木杆双手越是抱紧杆子，而人体越是离木杆靠近越是踩不稳脚扣，这个恶性循环是十分危险的。工人们看见了赶紧在下面指导：双手伸直兜住电线杆，身体离开杆子，踩稳了下一步再松上面的脚扣。听了工人的指导，脚扣踩的稳多了。谢天谢地总算一步步下撤一直捱到双脚落地。我累的一身汗水，工人们也是紧张的一头汗水。事情还没有完，回到站上站领导小组负责人听说了整个过程之后，把同去的线务组副队长骂了个狗血喷头：人家青年大学生不知道危险，你一个专业架线的也不知道操作规程吗？我连忙自己承担错误说，不怪工人师傅们，是我太冒失，今后注意向工人同志学习，遵守操作规程。

5.副帅偷了三只鸡

第一年的架线劳动锻炼对于好动的我来说有趣而新奇。下乡看到不少山区的稀罕事也学到了栽杆架线的本领，重要的是我和线务组的架线工人们建立了可以称兄道弟的亲密友谊。山区的人梗直坦率、容易相处，很对我的性格。

波澜不兴的生活终究要归于平淡，而文革运动看似平淡的水面居然还潜藏着一股汹涌的逆流。此话是从一则流传民间的俚语说起的。据说有公社传达县上下来的文件讲到了林彪副统帅，某社员在会议室外隔着玻璃听得不够真切，回村里连自己所听加自己所想弄出来一个搞笑的故事：林副统帅披了马克思的皮大衣（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偷了三只鸡（偷乘三叉戟飞机），带着老婆和儿子（叶群和林立果）跑得满头大汗（跑到温都尔汗）最后还是被追回来了（飞机坠毁了）。不管怎样说，9.13事件林彪是跑掉了，折戟沉沙、抛尸荒野，葬在异国他乡。一个冷笑话把领袖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高大上计划弄得面目全非。尽管后来的批林批孔找到孔夫子来做陪绑让全国人民有事可做不必另作遐想，可是领袖自己的尴尬和无奈是从脸上抹不去的，也是从心头无法消除的。就算林彪是反对毛泽东的，那当初怀疑林彪的中学生伊林、涤西又该作何说法呢？忠于这样的领袖能保证付出自己的革命行动，就能实现崇高理想吗？眼下不是迷茫而简直是有点愤慨。我不想再打鱼，还是晒网吧。自以为清醒的我，向单位共青团组织毅然提出退团申请。

6. 日落河山依旧明

1976 年秋天我在平利八仙区负责区、社两级广播放大站的机器维修。九月的一天我去到松鸦公社放大站修理扩大机。下午两点多钟机器修好了，我正在试机播出，忽然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的一则通知：各地广播电台请注意，各地广播电台请注意。今天下午 4 点钟本台将有重要广播，请到时注意收听和转播。作为县广播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立即报告了公社党委。下午四点整，刚刚修好的公社放大站扩大机准时转出由县站传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哀乐和讣告——毛泽东主席逝世了。这天是九月九号。
在文革那政治恐惧、人人自危的日子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务必更加严格的谨言慎行，在这样非常时期任何不妥的语言和行为都极有可能招来无妄之灾和杀身之祸。记得在平利县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哀悼大会上，就当众逮捕了一位村支书，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就是——公社通知该村召开群众哀悼大会时，该村支书不在岗位而是跑到女婿家吃庆生酒宴去了。仅此而已。

“心中的红太阳” 终于坠落，大自然的太阳依旧升起。表面上的公众悲天恸地情绪犹如天塌，可是更多的人心底里是否在猜测中放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这个被不停地反复折腾的可怜的民族是不是该消停一会儿啦？

7．喋血中 “头彩”

1976 年的金秋迎来了欢腾的十月。华国锋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联合党内健康力量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 ，结束了旷日持久祸国殃民的文革运动。群众多年心头的积怨一朝释放，被压抑的人性和真情涌向多彩的大众生活。

77 年秋季开始了文革以后首次的大学招生。那年冬季听到广播里传来科学院招考研究生的消息，我马上翻出大学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课程的教材，不等陕西省招生委员会发出报名通知，我先自己估摸着各科目考试的范围，开始了考研的艰难复习。78年春节刚过研究生招考初试开始了。这是怎样的一次亘古未有的选拔考试！招考的学校根据考生所报专业把各科考题封口装在一只密封档案袋内，交由机密信使由内部渠道直送考生所在市县组织部门，再分送达市县教育局。开考那天，平利县主管文教的副书记亲临现场做试卷开封，宣布开考。大家报考的都是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所有考生的试卷各不相同。我们分别围坐在文教局俱乐部里两张大大的乒乓球桌四周，只要考生不相互交谈，监考人员也不怕他们互看试题和答案。初试顺利通过，五门试卷英语、政治、物理、数学和专业分别以七十几、六十几、五十几、四十几和三十几的成绩获得复试资格。78 年夏赴合肥中国科大专业复试，终于由北航向科大统筹选调合格考生，录取到北京航空学院二系雷达微波专业。78 年 9 月在这个金色秋天里我收获了苦苦奋斗的考研成果。

回顾整个平利县的研究生招生、初试、复试和录取的战情战绩：报名 12 人，参加初试 8 人（7 份考卷有效），3 人通过初试获得复试资格，1 人通过复试被招考单位录取。本人成为全县唯一通过初试复试单兵突出重围的光荣的一人。

78 年夏天去合肥参加中国科大研究生专业复试的旅途中发生的一件“流血事件”让我终生难忘。78 年的时候，作为战备修筑的阳安线（阳平关至安康）铁路已经完工通车。由于铁路地基占用了水稻良田，当地民众的抵触情绪长时间未能平息。每当列车通过时受到群众抛石打击的事件时有发生。我在乘坐安康至西安的火车通过阳安线汉中洋县路段时就遇上了一次“打击列车”事件并且头部负伤。那天从安康登上车之后我坐在背对行进方向的座椅上一路顺遂。列车西行路过汉中平原，为了聊天我临时挪到走廊斜对面的座位，恰好迎着列车行进的方向。正和人说着话忽然眼前一红感觉脸上有血往下流，低头看时，胸前的白汗衫已经染红一片。等缓过劲来时才感觉到额头有点疼——是有石块从开着的窗户扔进来迎面砸中了我的额头，我受伤了。邻座旅客很快在列车中间通道里找到那件惹祸的“凶器” ——一块墨水瓶大小的鹅卵石。列车员很快找来止血纱布帮我抱扎伤口，不少赶来看热闹的同车厢旅客热情的安慰我并且问这问那。当听说我是赶往合肥中国科大参加研究生招考复试时，围观人群中有两个也是外出去复试的大学生连声高呼：这下子好了，你肯定录取！众人不解地问这是何故。他们哈哈一笑：嗨，这还不简单。你看他不是已经中了 “头彩” 了吗？于是众人似有所悟嬉笑而散。就这样挨了石头砸，受了伤，还给予“头彩”新的解读，确实有点意思。

8.档案里面见真情

78 年夏在科大参加复试期间，626 毕业留校任教的李津生同学找我谈过话，给我通报了科大党委准备为科大雄师群众组织平反的情况。他告诉我如果个人要求平反，需要本人给校党委写一个情况说明和要求平反的申请。他说你工作在边远山区信息闭塞，我给你讲了你抓紧写申诉材料。这样，我在北航读研期间，1979 年科大党委颁发 80 号文件给我作出平反决定。专案组的韩非平老师专门打长途电话到北航找到我说明情况。他说：按照规定要把档案里一切有关评价个人文革表现的 “污蔑不实之词文字材料” 全部撤出销毁，但是你的档案里没有这些东西。至此我才真的相信科大东方红没有向江晓东档案里塞进“污蔑不实之词的文字材料” 类的黑材料，也才理解为什么我会有一路来的顺境。如同前述没有经历的“抄家”，文革中不向受迫害当事人档案里塞进黑材料在当时也是鲜见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情节。

（七）走出困沌

1.困沌之破题

困者束缚之状也。有外施之枷锁绳索使之困，亦有自身眼界狭窄思维局限受之困。沌者浑浊朦胧之谓也。视野迷茫则举步维艰，思维混沌便无所适从。有此二者，做事难办做人难成。

2.叙述史实的标尺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前面各章中我列举文革史实时所用文字大多贴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语言习惯。我不想用事后的理解来阐述，更不会拿后现代的标准来描绘历史的文革。因为这样做不光给读者以时代穿越之感，而且反过来可能会给作者带来叙事推理逻辑上的尴尬。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是因为它是旧的真实。我不排斥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但那是和叙述史实不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的事。只有稳妥平白地讲述了历史的真实才会有人们以新眼光审视史实的可能。

3.叙述文革史实也将成为新的历史

开始我打算把关于科大雄师的通信作为单独一章安插在正文之内，文稿送科大校友参阅之后反馈的意见是通信安排在正文之中打乱了全篇的叙事结构，建议还是作为附录收集在篇后为好。思考再三，我采纳了这个不错的主意。只是从2010 年到现在又去了 7 年，那时没有今天凸现的对文革认知的纷争和烦恼，而今天平地起高楼似的重又复述那样多的文革史实，是否会有从人性丑恶暗中滋生的功利之心出来作祟？提防很有必要，没有更好。

4.只要永远的真实，不要趋炎附势的政治正确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说一句，要做到这一点不难，那就是固守真实——做到两个字：诚实。然后再来讲为什要这样做。

还是用文革的史例来分析最容易理解，就拿科大雄师当初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去？”来说。1967 年的新年元旦，雄师大字报不只是公布在科大校园里，它还贴到了西单，对文革寒冬中的北京市民来说，它真是一份不赖的新年贺礼。造反派称它是“攻击中央文革的政治檄文” ，是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炮”，其影响之大据说都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康生。雄师自始至终坚称大字报对文革小组是善意的批评、热心的建议，完全是为了运动健康的发展，绝没有“打倒”的动机也没有“炮打”的理由。造反派把雄师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中央文革明令专政机关收押造反派“揪送”的科大雄师成员进行“拘留审查”，这是不折不扣的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这也是科大雄师一案成为冤案的历史缘由。时间到了十二年后的 1979 年 5 月，科大党委给“雄师”群众组织平反时专门通知周平到校参加平反大会。会后周平找到校平反办公室特意声明“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的同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对”。

周平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不管是雄师受压迫被镇压时还是终于平反甚至被赞扬时，始终如一的坚持同一态度和观点，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雄师的大字报既没有“打倒”的力度也没有“炮轰”的角度，它只是从“十六条”理性因素出发对中央文革背离党的一贯政策的非程序行为一纸批评建议书。

假如不是像周平这样，在雄师被取缔受镇压时你为自己辩解说我是提意见，轮到给雄师平反时你又说我写大字报就是反中央文革的。那么好，我来问你：首先这一前一后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如果前面说的实话，那平反时你所说就是冒功领赏。如果后面说的真实那你前面说的就是避重就轻。总之你起码犯了历史逻辑的错误，前后说法的不一致必然导致你走入自设尴尬的境地。

5.历史的感慨，生活的箴言

最后一章夹叙夹议到这里该是全篇收尾的时候了。本篇对所有文革史实的记录都是秉持“写历史真实，留后人鉴传” 的宗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心持笔以口传言。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科大雄师这一段经历，我引用以往在西祠胡同寂寞山庄板块的文帖里的一段话来表白——历史的坎坎坷坷，今日说来无异笑谈；人生有此历练，饭后茶余又多一份谈资。细细想来，当年行为只凭年轻意气，多轻信而少自思，多盲从而少自主，所吃苦头盖由自生，怪不得别人。

人们常说个人的历史经验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其实这笔财富的实际价值还需要他自己用全副身心的诚实来守护。而我则笃信并恪守——只有真实才能自立；只有诚实才会永久。虽然简单，但不仅是记住；即使艰难，也还要坦然走过。

后记

这篇记述文革史实的文稿是应科大 60 周年华诞纪念征文之邀，书写文革历史，留与后人为鉴。现在终于完成全篇写作，可以卸下肩上的负担了。还需要交代的是，作者从北航读研以后的工作去向，以免关心作者境遇的读者总是心悬一念。（微信群里就曾经听 6263 的孙锦禄同学给他太太念叨过：那个倒霉的江晓东不知道后来怎么弄了。）

我于 1978 年 10 月入读北航二系雷达微波专业硕士研究生。81 年 7 月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同年参军至海军太原高级电子工程专科学校微波教研室任讲师。90 年随海军电子工程学院南迁至南京（院址江浦珠江镇）继续任教。92 年初职务晋升为副教授，级衔文职 3 级。99 年 2 月退休。2004 年海电院合并至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原海电院退休人员划归海军指挥学院管理。2014 年 11 月由民政局南京建邺区军休所接收成为南京民政局管理的军休人员，脱离军籍恢复居民户口。年逾七十的我退休生活很充实。我参加了军休所的讲师团和小乐队，每年春秋有外出旅游的计划。平时在家练书法、上电脑、玩手机还做网页。我的个人网站从 05 年算起坚持十多年了。
同时期玩网页的老伙伴们的网站大多荒掉了。我的网站虽然难得实时更新，毕竟还是硕果仅存。诸位如有闲空，不妨到我的主页——“老江的家”去踩踩脚印。

网址：http://www.jmd2008.com/。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顶级域名哎。
（全篇完）

附录：中国科大党委 79.05 平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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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德 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经历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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