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恒春人生传奇(文革相关部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8:40

三十七、到红花四队当住队干部

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年过完，我们从山上烧炭下来不久，因为同二大队的水库也修完了，我们这些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就该要滚蛋了。人家同二大队当然不会白养着我们。

当时劈山改河造田的满溪坪工地，如今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有了千亩以上的连片的农田。就以这片英山难得一见的连片农田为主体，成立了英山县良种场。而在良种场的原河西部份，也就是原河岸滩涂，改成了果园。这里成了英山县对外开放的门户和骄傲。同二大队不要我们这些无水库可修的免费劳动力，可良种场和果园还是要的，并且是越多越好。所以我们从七二年的五月份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到了良种场。

名义上当然是干校搬家。

在这新的地方，我是在农业队，朱谱忠，向宏高等则在果园那边。在这里，生活也慢慢变得有了规律，成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工。我住的地方是双排平房建筑，一到两人一间，相对而言人也比较自由得多。下班后可以任意游逛一下，到大樟树下的商店买东西，到县城去逛大街。一有空，朱谱忠，我，何国佐，向宏高，吴孟晋，或加上廖新民，谢德文，一起到县城招摇过市。在大街头上旁若无人似地有说有笑，同进同出。享受那被人注目，作为名人的“殊荣”。其实这也是被逼无奈，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示。

这时，方霞怀孕了，反应空前地强烈，任何东西都不能吃，甚至连喝水都吐个不停，那样子真是惨不忍睹。好在是，尽管我作为三十岁的男人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但总算是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可供方霞前来探望，而我也能比较自由地到南河去看望她。再也不用出门就叫一声报告，也不用可怜巴巴地请假看着那些当管理的人脸色生怕人家不高兴不批假了。我到南河去过几次，更多地是她到良种场来。经过大半个学期的工作，她也结识了一批自己的朋友。其中就有的是与她一批同时分来英山县工作的人。到她们分配工作时，情况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得多。他们分来的这一批人基本上都上了岗位。没有再轻易动他们，他们也没有几个人受到像我们受到过的这种待遇。这里，就有吴文章和吴文章的一个姓张的女朋友，还有向宏高的爱人戴启志。她也总算是慢慢地适应下来了。

有一次，我到南河去看她，发现方霞已是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我真急得不得了，想法设法要能让她吃点东西，问她要吃什么。最后她说了个想吃她奶奶做的那种甜面汤。那时的我可是对做吃的一窍不通啊。可听她一形容，谢天谢地，刚好这种所谓的甜面汤是我唯一能做的。那就是在我们那里叫做“面籽”的东西，就这一点能力还叫方霞大为吃惊。因为在她想象中，那是只有她奶奶会做而她家里其它人也都不会做的东西啊。想不到这个乡下人还能做她的河南老家的人才会做的东西。

在这种来来往往的平淡和应付中到了暑假了，这时方霞的反应也实在是无法再在英山呆下去。一到暑假，她就回到武汉去了，而我则又一次有了变化。这些变化为什么总是我比我的同伴要来得多，也许是我比他们的地位要高吧。当时在英山我是大家公认的在造反派中地位最高的人。这叫做“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因此也就好多有趣的事总是先照顾到我。

七二年的七月份吧，我被抽调参加了一个英山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到草盘区红花咀公社去住队。那时候，县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总是要亲自抓一个点的。但他们工作繁忙，就派出一般工作人员代表他们自己常驻。我们派驻红花咀的这个队名义是县革委会常委，县农办主任徐清照是队长。实际上是由县农办副主任朱品山带领。

我被分配住到红花咀公社红花大队第四小队。这个小队一共四十几户人家，分散成了近十几个小村子，最大的一个有二十多家人。这个小队要到最远的一家人去要走十里多的山路。这个大队有很多是独户村。所谓独户村就是只有一户人家就算一个村。住队的规矩和四清差不多是一样的，首要的是“三同”，这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便于接近群众，我住到了一个家景较好的家，但吃就是吃百家饭，轮流转，每家一天。我住的地方是由草盘到桃花冲去的公路边，离公社不远。走公路大约四公里的样子（公社办公点就在草盘镇的街上）。

我住的这一个村的人差不多都姓萧，但我住下后到村前屋后去看时，发现偶然看到的墓碑上都是姓蒋的人。我问过这村的老人，被我问的老人还很惊奇，说你这个同志真的很细心。这几年到这里来工作的工作同志不少，还没有一个人问这个事。我们这族人的祖先是姓蒋的，但后来家穷就过继给姓萧的做儿子。当时在契约上就写明了，叫做生是萧家的人，死是蒋家的鬼。这就是我们这一姓人生萧死蒋的原因。这就出现了这里的人活着的时候户口本上的名字都是萧某某，但死后，就把萧改成蒋了。这是在前明时代就定下的规矩。

古书说，礼失求诸野，古人诚不我欺。

我住下的第一件事就是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这就是要弄清这个队的基本情况，要组织起一个基本的可以依赖的队伍。我不得不挨家挨户地跑，一个一个地谈。然后就是青年会，妇女会，贫下中农会，民兵会，队委会。一个会接一个会，大会连着小会。晚上开会，白天就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干活。

要说这里穷，那也真是穷到了我这个农村穷学生都难以置信的地步。书上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穷得一无所有，但这里有几户可是连这四壁都不全。有一户姓陶的人家，夫妻两个，再加一个神经病的老母亲，还是个哑叭；一个小妹妹，年已十七八岁了，长成了个大姑娘。这家的房子是石头垒起来的，一正一偏。所谓正就是有一个堂屋，一偏就是进屋后是堂屋，堂屋左边还有一间房，但都没有门，敞开着。除了房中夫妻两人住的有一个勉强可叫做床的睡人的东西外，再没有一件可叫做是家俱的东西了。那个“床”是用四枝木柱钉在地上，然后用两根长一点的竹竿捆在两边，再横七竖八地搭上小树枝，铺上草，上面有一床破竹席。这是这一家人最值钱的设施了。而那个神经病的老娘则和小姑子睡在堂屋里，他们的床别致得很，那是一块很大的青石板。枕头是一团草，我伸手一摸，那里面包着一块石头。什么桌子凳子箱子柜子一概没有。连灶也没有，只有屋角里有几块石头支起一个破锅。石头被烧成黑乎乎的，锅当然也是黑的，不留心根本就看不到那就是一家人吃饭的灶。旁边放着一个破碗，碗中有一点盐，盐里面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我问，你们不吃油哇，他们说那就是油。原来那一团黑糊糊的东西是身经百“炼”的一块肥肉。这家人的屋门就是靠在开着的门洞旁的那个大簸箕。到晚上，把它往门洞这么一滚过来遮住门洞，就算是关门了。这家一共两张“床”，但床上都没有被子，每一个床上都有一件全变了色的军大衣。那是救济的。

那时农村是按月分口粮，这家人的口粮总是不够吃。两夫妻单独开火，还可以顾住两张嘴，但哑叭疯子娘和小姑子一起吃，那就苦了。只要一分到一个月的口粮来，这个疯婆子就不顾一切地吃个够，一个月的粮不到十天吃完，她就出门疯，饿了就去讨吃。但这个姑娘就只好吃野菜，反正有什么吃什么，实在没有吃的也就只好饿。我进队不久就看到这个姑娘昏倒过几次，那都是饿了。刚开始我很紧张，但他们一起的姑娘们可不在意。对我说，不要紧，一会就好，这是饿的，她总这样。她们越是这样轻飘飘的看待，越是这样司空见惯地样子，我越是心里揪心的痛。这说明，这就是这个小姑娘的最“正常”的生活，不是什么遭遇到不幸才这样偶然饿昏了，或者说这个小姑娘本来就生活在不幸之中。她平时的生活就是早上起来，到门前的水沟掬水洗一把脸，用衣服下摆擦一下，再掬几捧水喝下肚算是早餐。有时也能早上起来弄一点野菜煮一下吃下肚，这就更好了。她既没有镜子梳子之类的奢侈品，连最必须的洗脸毛巾都没有。这个女孩子叫做陶清芳。我很同情她，给了她一个我用得中间都快破了的旧枕巾，她高兴得如获至宝。回去后就把这个旧枕巾从中间撕开，再把毛边仔细地缝起来，这就成了两个毛巾了。做成后她有一天好高兴地告诉我，说我有毛巾用了。以后在公社开会时，我回来总要带回几个馒头给她。但我那时的工资也就四十二元五角，不可能凭一已之力拔她出苦海。这也算是挽救自己的良心吧。

这家人穷成这样，固然有一部分是那个当家男人的责任。但也与全部都太穷有关。另有一家姓郑，这家人就只是祖孙两人相依为命。祖母已经老迈了，孙女也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叫郑自明。这一家在路边有一幢草房，屋里点尘不染，说明这家人的勤劳。这个郑自明身材小巧，个子单薄，但做起事来却是不要命一般。上山挑青草总是一挑就一百三十多斤，比她的体重要重出近五十斤了。凭她一个小姑娘就要做回供祖孙两人的吃用。

我是七二年八月住进这个队的，上一年这个队的分值（就是年终决算时算出每一个劳动日能分多少钱，或者说是值到多少钱）只有一角七分钱。这就是说一个壮劳动力，做一个月三十天，才能赚回五元一角钱。难怪，他们把我一个月四十二元的工资当成了天文数字。

到红花四队后，我那陪着我抬了不知多少石头的破球鞋也就根本不能再穿了，我就买了一双新的解放鞋。当我拿起那双破得不成形的球鞋要往外扔时，房东大娘和对门老头都叫出了声，叫我不要扔，最后他们是一人分得一只，弄得我莫明其妙。他们对我说，这一只球鞋可以卖到一角多钱，比我们的布鞋值钱多了，这一角多钱买火柴够一年用，可以买一斤多盐呢。

这里的人家一般不太买火柴，因为家家有火塘，还兴用纸媒，传火借火是常事。万一家里熄火了，到隔壁人家去借个火方便得很。男女都抽烟，但都是自种的叶子烟，打火就用火石和火镰。这里人借人家的火柴也是论根，有人家中有火柴而自己没有，有时也去借。从人家的火柴盒中拿来十枝将来就还十枝。所以他们买火柴一般都当场数一下，要是售货员拿来一盒只有八十枝左右，就不行，要换。要是数出了百枝以上，就喜欢得很，因为一盒火柴的标准数是百枝左右的。

总之，这里的一切是我只从描写解放前的穷苦人家时的情节中才能看到的。这里我都看到了，而且我还生活在他们中间。

在这里的生活，既然农民都这么苦，我是吃的百家饭，当然也就同样的要苦了。不仅是苦，好像比他们当地农民还要苦一点。因为我们是要越是困难的家越是要多去。说到农民生活的穷苦，我的家乡原来有一则故事，说的是有一家人节约，每餐炒菜不舍得放油，总是用一根筷子劈开，中间夹一个铜钱。炒菜要用油时，就把这个铜钱放到油罐里泡一下拿起来往锅里淋几滴就算是吃到一钱油了。但英山是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他们是把肥肉放到锅里擦几下就算是给了油。这种肥肉一般是放到盐罐中，而且只有一块，还没有我平时吃的黄陂扣肉那样大，他们给菜加油叫做擦锅。这好在我本身是农村人，要是换一个城里人恐怕是打死他也没法呆下去了。

我在这里，开会总是很拥跃。开头我还以为是自己说话很能感人，后来才知道这是冲着我的香烟来的。我在那里，抽的是一种叫做《红花》的纸烟，一盒才九分钱（在武汉一般看不到，要是见到只卖八分一包）。我的烟总是放到我住户的春台上。（一种摆祖宗牌位的长条台，摆放到堂屋的正面），来开会的人可以自己取用。为了抽烟，我开会总是分不清是什么会，反正开什么会都大家都来。因为这里有烟抽，这以后也就成了习惯。

生活在这群人中，我自毕业以来几年的心理创伤得到了最好的治疗。这些人也自得其乐，不觉其苦，反而经常说些山里人没见识的笑话我听。因为他们在公路边上，离集镇又不远，有一种见过大世面的优越感。小队长有一次对我说了他一个住在山深处的亲戚的笑话，一次他的亲戚来卖牛，卖完牛回家就吹开了，说是这次他见了大世面了。还绘形绘色地描述“房子上面的房子”，“长了四个滚子的房子”看到了最小的 “钟”能戴到手上，这真是能叫人笑出眼泪来。但想到他们就要这样过完人的一生，那么我又还有什么可争的呢？

因为这里穷，平时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没有所谓的业余生活，所以男女关系就是最常听到的话题。农村姑娘一般不以有情人为耻，而以为荣。这里的工作人员只要是拿国家工资的国家干部，在农村人眼中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所以国家干部要在这里找女人很方便。英山县的国家干部要不犯事则罢，要是犯了事，在其犯错误的材料上最后必然有的一部分就会是乱搞男女关系，动辙十几个二十几个。一块香皂就能引诱一个姑娘同你上床。在这里的干部中流传着一个说法，那就是农家女孩子是大白菜，可以随时采；干部工人家属是六六六，虽然有毒但无大害；军属和下放知青是一六零五，那是剧毒不能挨。

这种风气也是留不住外地人的原因。

带队的领导当然知道我们在下面的人生活很苦，所以每个星期都通知到公社去学习一天。其实就是去改善一天生活，尽量吃好的，不过要自己动手。我们一共十几个人，一集中当然就要人专门安排生活了。第一次我不知藏拙，显示了我会杀甲鱼乌龟，再加上我是大学生，朱品山以为我一定精于弄吃的，所以就指定了我当工作队集中后搞生活的炊事员。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了，其实我在弄吃的上不仅不会，而且简直就是白痴。那时我连煮面条都不会。不过几年来把我整过来整过去的，整成了我一个逆来顺受的习惯，叫我做我就做吧。这就是百分之百的急时抱佛脚，我立马去买来了大众菜谱。花了一个小时看了一通，然后选定了当天要动手的几个菜进行专科学习，也就是急用先学了。这一次红烧乌龟，红烧肉，青椒爆炒猪大肠，糖醋排骨，也弄了满满一桌菜。不过是弄完后我也吃得不能再吃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菜，没有经验，生怕出毛病，放盐怕多不怕少，所以总是一个菜自己要尝十几次，到做好我早就吃饱了。不过看来开张还算成功，他们人人说好。只是有一个叫做程准的副队长，吃到一半突然说：“这猪大肠怎么里面有糠呀。”这一说，谁还敢吃猪大肠，这不是没有洗干净吗。我心里那一份着急就不用提了。不过朱品山好像是一点都不在意，就说：“有糠你就别吃了。”那个程准把那碗猪大肠往自己身边一端，说，我是叫你们都别吃，我要拿回房一个人吃。原来是他最爱吃这样菜。这一次我是好一场虚惊。

从这以后，我就被认可是会做菜的人了，对于做菜我也有了信心。这叫我想起了一篇古文，题目叫《为学》，里面开头就说：“世上事有难易乎？为之，难者亦易矣，不为易者亦难矣！”世上事大体如此。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有一次搞了一场用农药弄鱼，这次又叫我学到了一种有用的知识。因为我们有特权，而英山又是水果，茶叶出产多的县，所以生资门市部总有一些对人畜低毒而对某些特定的害虫有特效的农药。有一种叫做鱼藤精的农药，对那种害虫有效我可不知道，但对鱼有特效我可是亲眼见到了。有一天晚上，有几个和我一起住队的当地的林业系统的干部，约上了我，带着二瓶（500毫升装的）鱼藤精，拿上装鱼的东西，到大约半夜一点左右就出门了。我们是到东汤河的上游（因为我们工作地点就是在上游）去药鱼。这里的东汤河水不大，平均水面只有五六米宽。水也不深，大多数地方人可以淌水过河。水流不快，按估计，平均流量顶多也就每秒四个立方米（也就是四个流量）。但即使这样，小小两瓶农药也不可能对付一条小河呀？我也没有问。到了他们选定的地点，这是一处水面相对较宽，有十多米的地方，水却只有半米多深。只见他们一个人把一瓶药开了，一手拿着，一边向河水中倾倒，一边由这一边向那一边走去，人过了河一瓶鱼藤精也倒完了。这个浓度就没有办法算了，连PPM级都达不到。过了一会，大约十几分钟，又这样来了一次。农药倒完后，我们就都跟着河水的流动走。这样走了不到一百米，就听有人说，检鱼，鱼翻上来了。我一看，真的，只见大鱼小鱼，都从水中浮了上来，我们就只顾检。这时，有人看到我见鱼就检，就对我说，小鱼不要，不好吃的鱼不要。我说，那不浪费？这位同志说，不要紧，现在是半夜，只要我们不检，过一会这些鱼还会醒过来。“醒过来”！它们是在睡觉？那人笑了，说，不是睡觉，是醉了。这真是让我惊奇得不得了，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东西。但事实真是这样的。这一次我们弄到了一百多斤鱼还都是二三斤以上的比较好的鱼。对这样的事，朱品山是见惯不怪，也不多说，连问都没有问。

这个朱品山是英山的老资格干部了，当过通信员，当过乡长，当过区长，当过县农办主任。有点玩世不恭，爱说笑，遇事不当真。所以到五十多岁还是个副局级。长得像那个老演反派人物，外表像猫头鹰的电影演员。但人很有人情味，而且不乏正义感。我就从来没有看到他板起面孔训人，也没看到地他长篇大论地说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假话空话。这也可能就是他当不了大官的原因，因为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行规。当官的行规就像是当魔术演员一样，要能把假的演得像真的一样，而且要自已的表情各方面也做得好像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一样。要不然，就算是魔术表演再好也不吸引人。当官就是要自己一本正经地说假话空话，还要自己真诚得连自己都能受到感染的样子。在官场，上上下下大家都知道是在说假话，但听的说的都要煞有介事般像是真的，要不然就是没有组织原则。大家都在演一场皇帝的新衣，谁要是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大煞风景地说出了他没有穿衣服，那就会被赶出场。当然这个朱品山也有他圆滑的一面，要不然也不会还总有他一席之地，让他当了英山政界的三朝元老。

我们这个贫宣队有一个姓薛的中年人，是个商业局的干部。人长得白白胖胖，眉清目秀。他是局里的笔杆子，会写点文章，但很有一点市侩气，也有一点自命清高，轻易看不起人。大家都有点讨厌他。我在中学时由于好玩而练成了一手能写反字的本事。那是中学的立体几何老师在讲立体时，说到要学好立体几何要建立起立体概念。他说比如一个字，是用木板做的，你要能想象出把这个字反转过来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我总是用这个方法把字反转过来，想出他的样子再写。时间一长找到了规律，就能很快地写一切字的反字，像一般人写字的快慢一样。我与刚结识的人打交道，有时就爱拿这一手来开玩笑。有一次，我这样子把那个姓薛的名字写出来叫他认，他认了半天也没认到。我把纸对着光反过来，他一看说，原来这是我的名字。朱队长在旁边自言自语地说：“（其实边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一起），这个小吴（那时叫我小吴）真鬼得很，骂别人自己不认得自己还叫人说不出话来。”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其实天晓得，我真的没有这个用心。但朱品山的这几句话却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想法，而他自己却不负任何责任。因为大家心里都认为，那个姓薛的真是不知道自已是老几了。

在红花四队尽管苦，却是过得最为开心的一段日子。

因为方霞要生孩子了，我在这年的十一月下旬请了假回到了武汉。其实在我调到红花住队时，方霞就从南河调到了长冲高中，但教书不长，就回到了武汉。她们那时的校长姓贾。在她之前，向宏高和戴启志的孩子也出生了，取名叫瑞映。

三十八、儿子出世

迎接孩子出世，我们当然也不能免俗，那就是给孩子取个好名字。我们在英山果园时，方霞去看我，平时闲谈就免不了要以将要出世的孩子取名为话题。我那时一心想给孩子取个响亮又脱俗的名字。有吴字谐音的字差不多被我找遍了。什么吴穷，吴尽，吴边，吴疆，吴际，吴非，吴聊，吴岸。要是生个女孩子就叫吴静，这是取的无穷无尽中无尽的谐音。但随着预产期的到来，这个为孩子命名的权力就很快被剥夺了。那时，岳父在黄岗地区体校工作，先提出名字中要有一个岗字。而我的母亲因我自从和方霞恋爱来，吃住经常在她们家，很怕我就此成了方家人，让孩子姓了方，就提出孩子一定要姓吴，叫黄岗。这是因为我们在黄冈地区工作。而方霞这时也兴趣大发，要求在名字中第二个字要是方字。因为这时时兴的是，名字中第一个字是父姓，第二个字是母姓。事情到了这一步，除了我先天姓吴外，再也没有我的什么事了。要是生了女儿，就叫吴方芳吧，要是生了儿子，就只好叫吴方刚了。好在血气方刚也是一个好词。

我大约是在七二年的十一月中旬回到武汉。她到了临产时就住到了紫阳路的武汉市第三医院。那个医院妇产科有个姓李叫开枝的阿姨，是方家的同一幢楼的邻居，平时关系不错。李阿姨的丈夫是省体工大队的航模队员，空军飞行员转业。就住在方家住的那栋楼的二楼。我就每天两处跑，白天到医院陪方霞，晚上回到广福坊睡觉。

十一月十八日，我像往常一样从广福坊出门，上街买了一点东西。再到医院，却听到方霞已经生了，是个儿子。这时，李阿姨领我去看我的儿子。她也不太熟这新生儿在那个床位，我在李阿姨找护士时，不由自主地东看西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妇产科婴儿房。只看到我的右手边有一个小儿一只眼睁一只眼闭，静静地躺在那里，脸上还有一团白粉。不一会，李阿姨叫我，对那个护士说，这是孩子的爸，你领他去看一下。我跟着护士走，刚好就是走到我看多了一眼的那个小儿床边。说，这就是你的儿子。我伸手要去抱起他，护士说，他在睡着不要抱，喂奶是定时的，你会有时间抱的。只见这个儿子脸红红的，略带点黑。李阿姨看我在注意脸色，就说，新生儿都差不多，都是红红的脸，几天后就会变过来，那时才知道皮肤是什么色。看过后，我就到方霞床前，对她说，我看到了，那就是我们的儿子呀，我看他，他也不看我一眼。过了一会，护士抱着孩子送到方霞手上来了，要吃奶了。孩子醒了，两只眼睛一大一小的很明显。但我觉得很好看。至少比我知道的我小时候好看得多。

初为人父的感觉很奇妙，好像突然间自己变得不同了，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男人”身上有我全部的遗传信息。他的生命是我的一部份。

从此，我就在医院陪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每天，只要岳母不在，就由我给方霞煮面条。我家里按农村的规矩送来了家乡的挂面，鸡蛋和红糖。好在方霞很爱吃我们家乡的那种挂面，我们叫它油面。在生了儿子后，方霞变得很能吃，爱吃荷包蛋，一碗总是要打好多个。医院里有一个专门让住院的人提供方便的煮东西吃的房间，里面是一周围的煤灶，每一个灶孔都冒着熊熊大火。我每次往面条里打鸡蛋时，总是先打下去的熟了，后面的还在打。最后，不是煮老了的就是还太嫩的。有一个大娘看到了，伸手就接过我手上的鸡蛋，替我打起来，一边打一边说，这样的事男人就是不行。只听得僻僻啪啪一阵乱响，倾刻间，七八个鸡蛋就打下锅了。而且这个大娘还告诉我，荷包蛋要尽量嫩一点因为泡在面条里还会继续老一点的，这时嫩一点到产妇吃时就刚好了。这真是生活中处处有学问了。

我陪着方霞和儿子在汉过完了年，儿子满月后才一起再回到英山。这次回英山可是大不相同了，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因为我有了儿子了，再加上妻子，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了。

这次回来，我还是回到红花四队，而方霞的工作又调动了，调到了石镇中学。我在草盘，草盘是英山东汤河的最上游，石镇在西汤河，也是西汤河最上游的一个镇。这两个镇中间隔着一条大山脊，遥遥相对。我要是想看妻儿，如果想坐汽车，那就得两天才能到。因为那时的车少，一天一班，都是早晨发车。要是坐车，就得头一天坐车到县里住下，到第二天再坐早晨的车到石镇。再要想赶回草盘上班就赶不上了。而我们那时纪律也很严的，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只能翻山步行。这翻山的直线距离倒是不算很远，也就是五十里左右的山路。但那有一多半是无人的大山区，要是在山中迷路了那就惨了。有时一走几个小时碰不到一个人。每个星期六吃过中午饭，我就背着一个小包，手中拿一个小收音机，在路上一边开着收音机听音乐，一边赶路倒也自得其乐。五十里山路，一般是四个多小时能走完，等我到了石镇时，天还没有黑。住过一晚上，陪了妻儿，到星期天吃过中午饭我就又要上路往回走了，这又是五十多里的山路。这走来走去，一动辄几十里，固然是我出身农村，但也不能不说是在满溪坪那一阵子拉车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不过每次回到方霞身边，她都是叫苦不迭。又顾教学，又顾儿子，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好在这个儿子大约也知道他哭也没有人欣赏，所以干脆不哭。也好像是他不会哭一样，反正很少有机会能听到他的哭声。这样过了二个月左右，方霞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向妈叫苦。岳母也心疼她的宝贝小外甥受了委曲，到五月就硬叫方霞的祖母以六十多岁的年纪到英山来照顾方霞和小吴方刚。奶奶来时带来了一辆小儿专用的车椅，能躺能坐，大人可以推着走，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就是这辆小推车，给方霞惹来了一场大会不点名的批评。有一次石镇的全区教师大会上，区长陈实不点名的说，我们有的老师，没有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给小孩买了一辆小推车就花了四十多元！这在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大笑话，但在那时可是很严重而是很当真啊。四十多元钱在英山那时是全县一多半公社一个强劳动力一年的收入。就为这件事，强化了我们一有机会就要调离英山的决心。

而这时我在红花，也是在拼命。英山是高寒山区，农田一般光照很短，一年大多数就只种一季。为了补地温不足，这里特别作兴用绿肥。这是因为一，这里多山，山上能做肥料的树和草多得取之不尽；二是这里田用绿肥不仅能肥田，增加有机肥，在绿肥腐化发酵时，还能提高地温；三就是不用花钱买化肥。我开春到红花四队后，主要任务就是陪同他们一起上山割绿肥。

春天的英山，真是满山花香鸟语，群山青翠欲滴，远望层峦叠嶂，天空一碧如洗。风景之美，那是不在那里生活的人所无法体会出来的。而这时的红花四队却是另一番景象，队里的所有劳动力都上山去割绿肥。在村门口的田地边，摆开了收绿肥的专门工作摊子，称重的，记数的，男人女人川流不息。他们对绿肥的品类很是在意，一是不能有不易腐败的成材树，二是要肥效高的树，不要纤维多的乱草。所以别看这里出门就是山，很多人家根本就不准备柴草，好多人家灶下点着了火再到后门外去抓几把也就够一餐烧的了。但割起绿肥来还是要走到较远的地方去，一爬山就是四五里地。但只要找到了地方，也就是不要几下子就是一担。有一次我是和郑自明，萧月芳，萧凤仙几个姑娘一起进山。这是因为说到做事上互相不服气所至，他们是不相信大学毕业的吴同志也能和他们一样去割绿肥。而我却不信他们这些姑娘能挑到百多斤爬山路下来，所以一起进山了。跟着她们，走了六七里路，才进到一个山坡上，大家分开，各自采割。这里特别多的是一种叫做紫穗槐的小灌木，这是最能做绿肥一种东西，肥效很高。没有花多少时候，大家就纷纷收拾要回去了。这一担我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没有出洋相。回家一称，我的有一百四十多斤，而她们几个也都有一百二十多斤，郑自明的倒有一百三十多斤。算起来是我们都没有输。但这件事倒使我在草盘地区出了一回小风头。因为听说在全区的某次大会上是点名表扬了。说有一个大学生当工作队员，上山打绿肥，一担就挑了一百四十多斤等。

到插秧，就看出这里很落后了。扯秧不会用秧马（一种能放到水田里不至于陷下到泥中的坐凳。下面是一块滑板，能在泥中滑行，略像划雪板的样子），而是坐在小木凳上，每向前进一步就要用很大力气把陷得泥中很深的凳子拔出来。我教给他们做了秧马，再一检查他们的农具，这里没有木掀。那是一种扬稻谷用的像铁锹样的东西，用木板作成。原来他们在收割了稻谷后，没有用木掀扬谷而是发动女人一起来用簸箕簸。我也教他们做了几把木掀。从插秧开始，这个吴同志就一步一步叫他们很惊奇了，因为好像这个吴同志什么都会做一样。我插秧很快，他们都不是对手。我还会他们这里老农都赶不上的用手打草腰，那就是专门用来捆庄稼的草绳。看到了这里的落后，我也就在农业活路上表现了自己的领先水平了。平时没有事，我就给一部份年轻人讲农业知识，什么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兼讲一些外面的见闻。我看得出来，吴同志在他们眼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每次在公社开会回来，晚上总是感觉到后面有人跟着。直到有一次，我突然回身，才发觉跟着的人就是郑自明和萧凤仙等几个女孩子，她们也不回避我。很大方地说，因为到了这时，是山区的狼下山的季节，他们怕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不安全，特地来接我的。这叫我真的很感动。

这个郑自明，是红花四队仅有的两户外来户的杂姓人之一。家里很穷，但人很有骨气，身体单薄，却很能干活，也肯出力。可以说是聪明好学，可惜没有机会。她身上穿的衣服我就没有看到过一件完好无损的过。但也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的。她大约总是五二年生的人吧，我七二年到七三年在红花时，她是二十岁的样子。要是没有意外，今年也该是五十岁的人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9:03

三十九、艰难的调动

七三年的夏天，我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一定要调离英山县。我个人经历了这么些风风浪浪，倒也并不向往什么大城市。内心只想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单位能让我安安心心地工作几年，不要总是这样居无定所，工作流浪不定。这一年我已经是三十一岁的人了。再不想办法换一个地方，到再过几年就是想换也没有人要啊。

促使我下决心调离英山的理由有如下这几个方面：

1、英山只有二十九万人左右，县太小，我在这里已经是全县闻名的人了，可惜的是并不是模范，典型，而是反面人物的出名，这对将来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这个环境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抑，而且很难修复。

2、这里太穷，而且因为穷，便使这里的基层领导干部非常为所欲为。霸道不讲道理，生活作风乱到了叫人不能相信的地步。这里不是适于一个有固定的道德标准的人生活的地方。

3、这个县的教育系统被黄师的人把持，形成了武大郎开店的形式。外人不可能在这里争过他们。（黄师指黄岗师范）

因此，从七三年的八月开始，我就开始进入了调离的实质性工作。这就是打了请调报告，要求另行分配安排。

我的调离要求在这个时候提出也是与大局有关的。这一年对造反派歧视不是那么严重了，在政治上，对我们表现了较大的宽松。这一点上我们这些人是十分敏感的。在工作组里，对我也表现了空前的放纵，给我以充分的自由。朱品山就亲口对我说过，你是迟早要走的人，迟不如早，要就赶紧办，只要你是到县里去办事，我们这里不会说你半句。只是不要给我们说明是办什么事，只说是要到县里有事就好了。有这样的条件，我当然是三天两头地往县里跑。这时县文教局的局长叫做石中瑞，第一关当然是要找他。我向他递了请调报告，申述了我的请调理由，他当然是不答应。因为这里穷，教师放走容易调进难。谁也不想往这深山沟里钻，所以他用各种理由推脱。我也说得明白，这是一个只有不到三十万人的小县，我已经被弄得臭名远扬，怎么还能在这里当老师？要留下我除非在全县范围内公开给我平反，恢复名誉。公开平反和放我离开，这都是这个教育局长所不能决定的事，他又没有理由再推脱，只好把我推到了洪平安面前。

洪平安矮胖身材，满脸横肉，小眯眼睛，戴一副金边眼镜。外形很有几分像四川拍的电影《哈儿司令》中的那个哈儿。但在农业学大塞的活动中他是出足了风头。这时已经很有几分胆大妄为，从不把他手下的人放在眼里。一般人视找洪书记为畏途。我并不在乎那一些虚名，照找不误。第一次找他，他还表示了一点风度，认真的听了我的申述。听完就摆摆手说，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吧。我也根本不多说，答应一声就离开了。刚过两天，我就再一次如约登门，而且再三表示，是按洪书记的指示精神来的。这样，工作人员和洪平安本人也对我就没有办法拒之门外了。这一次旧话重提后，洪平安小心得多了，我说完他就说，你过一些时再来吧，这事要经常委会讨论。这次我是有准备的，知道会来这一手，我临走就留下一句话，说那好，我过半个月来看看。也不等他的回答，我就走了，绝不拖泥带水的赖着不走。反正我有的是时间。这里面还有一层原因是我自己也在联系调动的地方。但像我这样的人要想找到一个接受单位并不容易，我不得不把责任推到英山县，要走还要由他们给我联系接收单位。我是防止万一他们同意放我却没有地方接收，最终人走不了还失去了后来再提调动要求的机会。到了我第三次找洪平安时，费了一点功夫。这次我去时办公室说他正在开会，高低不让进他的办公室。没有办法我只住在招待所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在他的门口守候。他一出门我就很恭敬地叫了一声洪书记。这一次他倒也客气，想了一下说，这件事我不具体管，你去找徐陵吧。我又一次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一听就走，边走边说，好，我就说是洪书记叫我找他的。说完了我人也走开了。

一个星期后，我去找徐陵。他是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我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徐指挥长忙，但这是洪书记叫我来找你的。听我叫他徐指挥长，引起他的好奇，问我是什么时候到英山的。我说，我一到英山就在满溪坪工地，所以我是徐指挥长的老部下了。满溪坪是洪平安的策划，但却是由徐陵指挥完成的，这是他在英山的一大功绩。因此提到满溪坪，他态度益发亲热。随口问，你现在是在那个部门工作？我说，要是有个部门，我就不找领导的麻烦了。我到英山三年多（1970、8——1973、9）住遍了全县的学习班干校，到现在我不知算是那里人，我目前在草盘红花四队住队。这话一说徐陵沉默了。凭这一点，我就知道这是个还有人性的实干家，我抓住了他的人性的脉搏了。他过了不多一会轻声地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不具体管这一个口，只是分管中包括文教卫。你再去找**。就这样，英山全县十三个县委常委我找了九个。找到后来，好几个见到我就躲，躲不过就主动打招呼。告诉我事情有进展，不要找他，去找某某人。到最后，也就是快到元旦吧，事情又到了石中瑞那里。这一次对我就客气得多了，一见就说，小吴，你的事也不要再找领导了。县委常委开会通过让你走，而且是双调，但要联系接收单位，你就等一些时，你也知道要联系一个让你满意的接收单位不容易的。事情到这一步，已经可以说我是全胜了。只要我能自己找到接收单位，他们肯定要谢天谢地的让我走人。

像我这样成为一派主要头头的人要想找一个接收单位实在并不容易。要不，我也不会把调动的全部责任都推到英山县。但我自己私下还是在努力，不过是并行不悖。我向我的家乡黄陂县文教局写了信，希望到家乡当一个好老师，因为我在黄陂三中还是很有名气的。但石沉大海。我也向武汉市文教局写了信，希望能当一名好的人民教师，但渺无音讯。眼见得能走了却没有地方要，这不是注定要在这里困一生吗。被逼无奈，我向武汉大学写了信，要他们把我重新分配，理由是我在英山干得好好的，在长冲高中当老师有声有色，为什么要来插一手，弄得我现在臭名远扬？无法工作下去？又同时向省委书记赵辛初写了信，说明了我的困境，并提出我不怕困难和艰苦，只要能有个能让我工作的地方，不管城市农村山区都无所谓，但要离开英山县。我能做的都做了，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这只叫做“调动”的雀子入网了。

这一年的国庆节，方霞抱着儿子到红花四队看过我一次。

也是这一年的年末，听说湖北大学的“红八月”战斗队的梅子惠到了英山。其实他到得并不算太晚，只比方霞晚了几个月，但一到就无声无息，我们是现在才知道罢了。湖北大学的“红八月”是个很有名的战斗队，是新派中的钢派。对梅子惠这个人我早有耳闻，不过从未见过。这一次我专程去看了他一次。

一九七四年的元月底，我们回家过春节。

雪很大，要是我们迟走十来天，就离不开英山了。如果是那样，我的命运也许就又不一样了，因为我的调动实际上就是在这年的春节我回汉的时候决定的。

这一次回汉，儿子有一岁多了，但是还不会说话，只能发出简单的也分不清是爸还是妈的音节来。但看着儿子能摇摇摆地走动一下，心中总是很舒服的。

在方霞家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算是对我们在外作了一点补偿。方霞安定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说，我要到武汉大学去，找一下他们的麻烦。要不然就是调动了他们还会来搞什么专案的。我不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就会找我的麻烦。方霞也同意我的观点，我就冒雪往武汉大学跑。

这时的武汉大学，一片凄清。里面的工作人员，从校长到清洁工，很少新人，就是说应该都认识我。我也不管这一些，按规矩找到学生处，要求他们把我收回重新分配，理由是他们不该派人到英山打扰我的安宁。但我一去后，这一切都用不上。学生处的人一见我就说，来得正好，我们正打算给英山县发公函。省委组织部有人来要你的情况，叫你到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去一下。

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态度很和气。他说，你写给赵书记的信批给我们了。说你要求合理，应予照顾。薛部长（省委组织部部长薛坦）要我们尽快办理。你来得正好，你的调令和介绍信都开好了，你带上自己去报到。我们考虑你是学化学的，调你到省里新成立的应城化工区去。那里盐多，将来是全省的化工基地。你去了专业就对口了。而你爱人就无法对口了，到时候再由他们安排吧。应城化工区在武昌紫阳路有个办事处，你可以先去联系一下。话说到这一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带上决定我命运的两张纸，一张是给英山县的调令，一张是给化工区的报到介绍信。兴冲冲地回家了。

这下子可是高高兴兴过大年了。

过完年在临回英山前，我专门到应城化工区驻武汉办事处去看了一下，认清了地点。过完年回到英山，一到文教局，石中瑞满脸带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样子。对我说，省组织部给你发来了调令，我们这里已经把你的调动手续办好了，你回省委去重新安排。

有了尚方宝剑，我调走的一切手续可说是顺利得不可想象，一切都有求必应。派遣费，搬家的汽车，都很快落实。在汽车的事上，刘耀臣帮了不少忙。

因为英山产木材，临走还没有忘了带走几件家具。那年头，木材特紧张，我们由英山临时采购了差不多是一整套的家具。这也算是挨整几年的收获吧。

七四年的二月底回到英山，办好一切手续后，三月初回到武汉，把东西送到了应城化工区武汉办事处存放，人就在武汉和老朋友们分别见了面。这时，全国形势对造反派很是有利，正在贯彻所谓的八字方针。这就是“平反”“补台”“纳新”“提干”。很多人展开了积极的活动，要赶这班车。看到我手上拿的一切人事关系，工作关系都是到省委组织部的。只要省委组织部改派一下连手续都不必改，就能到新单位报到。于是纷纷劝我，再去找省委组织部要求留在武汉。但想起我在展览馆的灰心，想起当初我脱离司令部的决心，想起我与张典安七零年八月在五三农场青山大队山坡上的伤感，我根本不想再闹什么事了，也不想要什么稻草，我要一个安定的家，要好好工作几年，所以丝毫不为所动。我说“武汉是个是非之地，我们不离开，迟早要后悔的，还是到应城去的好。”所以就也没有人再劝了。

七四年的三月八日，我第一次到湖北省化工厂，那时还是叫做应城化工区。最先接待我的人叫董佳定。她是政治处主任赵芳琳的妻子，身份是机关总支书记。而具体安排我的是人事处组干科的副科长张洪斌。

张洪斌是原武汉测绘学院的机关干部，河北人，人很忠诚老实，正直无私，也无野心。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你要调来的事，省委组织部通知我们了。你是学理科化学的，就安排到中心试验室去，算是最对你的专业了。而你爱人是学俄语的一时很难对口，先到学校去。住房我们这里就一时很困难，只能给你们相当于这样的办公室一间半，以后有条件再换。”在农村呆了几年，什么苦没有吃过？有这样的条件就像由地狱到了天堂，当然我不会有什么不满了。这就高高兴兴接受了这一安排，决定马上搬来行李上班。张科长说，这好办，我叫车队派个车你，你去与他们联系吧。我就找了车队的队长，他安排了一个叫做涂炳胜的司机，开着他的黄河大货车去给我运行李。

我终于成了大型化工厂的人了。好像冥冥中真的有命运主宰一样。这次我所调进的应城化工区，竟是我大学毕业离校后到五三农场接受再教育所必经之路。更为奇妙的是，这条路不仅我走了多次，而且对我工作地方还有特殊的映象。这里发生过两件事，一是当年这条路经过塘口时，有一个小桥，这完全是农村公路最不起眼的单孔小水泥桥。但奇在过桥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几乎不为人眼睛所注意的小坡，能让汽车经过它时，车轮突然向下一沉，让人有一种坐在飞机上突然下降的感觉。也有点像坐在电梯上突然向下的失重感，但又不感到有什么振动。这种感觉让我记忆特别鲜明。其二是，就在我这次要工作的应城化工区，1970年我再分配前经过，还在勘察钻探的时候，地面上竖立着一连好几台钻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每次经过都要特别多望几眼。有一次，我所坐的汽车刚好在过铁路时抛锚了，大家都要下来，我还特地下车，与下面的过路人打听这里在做什么，得知是地质部门在这里钻探。现在我真的是要调到这里工作了，这要不是某种缘份也就太不可思议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1:10

四十、为杨道远翻案

七四年三月初回到武汉，由刘耀臣帮忙派的车，一路送到当时的应城化工区驻汉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设在武昌首义路与紫阳路交汇处的湖北省总工会背后。这里叫做首义路，就是当年辛亥革命最先发动起义的地方，现在这里还保存有起义门。这所招待所有两栋楼，其中一栋是办事处办公楼，一栋是招待所，中间一个约六百多平方米的空场。用我刚毕业一直在农村工作生活的眼光看，这是一个不愧为大型化工厂的办事处，规模很大也相当的气派。我直接找到办事处负责人后，就把东西存放在那里，人则在武汉市活动。直到三月八日才到应城化工区报到，三月底才把行李运到化工区。这中间有近二十天时间，是在武汉活动。

人的一生，说到头，剩下的也不过就是记忆罢了。金银财宝，荣华富贵，喜怒哀乐，其实都无法长久保存，最多也就是以记忆的形式存放在脑子中。所以古人重“名”，看来大多数人都误会了，这个名往往并不是个人，至少不全是自己个人的名字名声，而是 “名”、“实”中的那个名。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作为留下在自己和别人记忆中的那个映像，也就是外在的非实质内容的形象。所以古人很在意有意识地创造生活，动辄要留下一段佳话。也就是这个原因，古人比今人更在意个人的言行举止给别人留下的那个映像。为此，人在世上，有些事是不得不为，而又有些事是不得不拒绝。非为别种原因，多多少少是为了那个“名”。

在人的一生中，记忆又是以自己为核心的。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交往对像和亲朋群。完全私人的交往群有时自己个人有一点主动地选择的能力，但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由自己选择的。生活给你一个范围，然后再给你一个身份，你再才有能力在这个被社会确定的范围中，按自己的身份选择。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社会派给你的朋友范围，那么就只有孤独。

人是怕孤独的，从小到老无不如是。能改变身份，打破孤独的最有力的武器，对男人来说，是金钱和权势。对女人来说，是青春和美丽。所以男人重权势和金钱，而女人重美丽。

能够不靠金钱和权势而交朋友的，只有才华。但才华是只有那些有才华的人才能接受，欣赏这种魅力。这也就是惺惺相惜。所以古人在不经意间也创造了不少符合客观事实的文艺作品。那也就是才子佳人剧的存在理由。

社会安排给我的朋友范围是学校，工作单位，文化革命。而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实际也相当大部分地剥夺了我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中选择朋友的自由度。因为各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追求。当一场运动让你有了一定的身份后，你选择朋友的权利就被部分地削弱或者说确定了。有很多情况，你愿意选择的人，人家却不一定接受你！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类和群却不是你本身能完全自己作主的。一旦你的社会身份被确定了，你就得从你的身份出发去寻求自己的交往对像。有时，你愿意同别人来往，别人还要划清界线呢。我的交往实际就是文化革命所赋予的一切。而我的所有才华也就是在文化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因此种种，我清高也罢，低俗也罢，想要隐居也罢，想要飞黄腾达也罢。是无法不承认文化革命这一切的。

在我回到武汉等待到新单位报到上班的这段日子里，我就生活在留在武汉的这群文化革命的朋友中。他们正在策划为杨道远翻案。而我回的时候，正碰上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已经安排好了与省委组织部长薛坦要进行一次谈判。

这时的武汉早已是人事全非。“钢工总”的朱洪霞，胡厚民都已经进了沙洋劳改农场。“钢二司” 的司令杨道远也进了位于襄樊的江北农场（劳改）。当年武汉钢二司的人留在武汉的有：刘汉武、王军、徐鸿彩、袁长洪等经常参与一起活动。还有人不在武汉而很积极参与的贺兴凡；再加上一帮子当年的中学生：柳英发，谢保安。大约有十来个人。我是当年的宣传部长，只要不想与当年的这些朋友断绝来往，参与替杨道远翻案就是责无旁贷的。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洪山宾馆东二楼。我们几个人与省委组织部长薛坦见面了。他带来一个秘书，随同有一个处长，一共三个人。我们有王军，刘汉武，我本人，柳英发，谢保安，贺兴凡，约是七个人，在一个会议室里见面座谈。也叫做是谈判吧。

薛坦这个人当年见面时看样子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人很白净斯文，书生气十足，说话轻言细语的。很难看出他是掌握一省干部任免大权的大人物，好像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我由于不了解这一段形势，对大局不太熟悉。刚开始时是站在附属的地位，必要时作补充发言。薛部长一开头就占据了战场的制高点。他开头就说，今天请大家来是谈谈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的情况，省委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看法和想法。这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双方的位置和力量点得明明白白。是他请大家来的，他是主，他是代表省委来的，他是有权的一方。找我们来是了解情况来的，不是什么地位相等的谈判。

相对而言，我们的人综合水平是要差一些了,一发言就气势汹汹。但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不理睬薛坦小心翼翼建造的优势地位。所谓盲拳打死老师傅，你不理会那些对方事先营造的优势地位，不按牌理出牌，那么，他的这一切也就是白费了。双方的交谈进行得很激烈。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杨道远有罪没罪，我们的行为有理没理上。到刘汉武，王军，贺兴凡，袁长宏，谢保安他们都发过言后，我才把话题接过来。开始了我以推理而离开具体事实的发言。现在我把当时的发言整理出来，是对当时的记录，也是对历史的交代。也算是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辩护吧。

我认为：

1、杨道远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下，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主要负责人。但这是个并无严密组织系统，也无严格制裁手段能驾驭其成员的临时机构。要让一个年轻人全部承担起一切后果和其成员的一切作为的责任是不合理也不应该的；

2、而且这个群众组织的一切活动在大的方面，都出自于执政党的最高权威的宣传舆论刊物的鼓动和要求。至少在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主观上，没有要去违反执政党的故意；即使我们在若干事情上要代表这一群散兵承担一定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3、对杨道远，我们不知是什么时候，用什么罪名给他定过罪？他有个什么案，我们作为对他的行为比较了解的当事人，因省委对他的处理不正确而反映我们的意见，又怎么能构成翻案？

4、即使是杨道远问题上有个案，要是知情人有不同观点，看法，要求通过正规途径反映，就算是要翻案又为什么不行？翻案又不是反党，不是反革命，这也有罪吗？

仅此四条，说完后，薛坦的态度马上变得格外和气起来。当场说，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同志”，我们对他也很关心，现在正在重新准备他的材料。请你们给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能作些安排。话说到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再不讲道理了，而且从薛坦口中我们亲耳听了他也称杨道远为同志。这就够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道理讲得好就能决定杨道远的命运的。只不过是当时的大势所趋。用现在的看法，当时是邓小平第二次的复出又一次受到了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杨道远不放的话，很可能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现在同我们的接触不过是一举两得的一个措施。当时从上到下，无不要学会观风，要看风向如何变。要是当时中央的文革派得势，他们可以说早就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在商量释放杨道远同志的事了，现在正要放他。但却实在是拖着看情况。而要是文革派势力不足，他们就会又是一副嘴脸：“不要说杨道远不会放，你们一个个也给我小心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当时有学生还在校，能有更大的压力，历史可能也要重写了，邓小平能否再一次复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时的各大学已经空空如也，没有人了，这些学生只有在成势时才有政治力量。自清代以来，当局怕的都是在校的组织起来了的学生，可不是怕毕业离校的“当”过学生的人。

正因如此，尽管这次的谈判很有成效，但却迟迟没有动静。而武汉这一批人为杨道远事件的努力也就没有停止。这时，王军还是长江日报的记者，他的地位在当时的长江日报很有些特殊。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原武汉“三钢”中“钢二司”的宣传部长。他与三钢负责人有着先天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很便于采访这些人的活动。在那种情况下，长江日报要反映某些事情，有时还非他莫属。只有这样，对于掌握造反派主流群众组织的动向，王军是功不可没的。这时的王军住在洞庭街一处公寓房中，和他的同学陈晓云结了婚。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算是条件最好最安定的人了，因此就在他家中设立了固定的联系点。他在长江日报招待所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每天人来人往，很是繁忙。当时，最感不足的是人力，想要取得足够的材料都要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所以在几件大事上，那怕是走过场，也要取得足够的证据说明杨道远无罪。因此，我们那时在经济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派出了人专门出差。第一是王彩珠，她是言之凿凿地说，在她们学校（华中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举行过加入五、一六组织宣誓仪式。再就是武汉大学的“三涛”，重要的是松涛（余松樵），他是反戈一击的急先锋。哪里有当年造反派主要成员，哪里要召开重要的批判大会，哪里就会出现他们这几个人的身影。我在五三农场的时候，农场还专门用车把我们几个人送到沙洋农场参加对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批斗大会。这时，朱、胡是革命对像，是被用来教育别人的反面典型。而我们这些去参与的人则是受教育的对像；至于那些反戈一击的人如松涛他们，则是正在努力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典型，好争取当革命动力的“聪明人”。他编了很多精彩动人的故事，自己承认是当了杨道远和中央文革王、关、戚之间的联系人。向杨道远传送过不少事关重要的秘密材料。现在我们要弄清杨道远的事，他们有责任出来澄清当时的事实。再就是要找到雷志茂。他是闻名全武汉的“二、八”声明的撰写人。这时需要他们出来各自分担一点责任，好让杨道远能早一点脱离监狱。再说，杨道远毕竟是我们的代表，当他还在十八层地狱时，我们最好也会在十层以下。只有他不在地狱，我们才有可能保证不进地狱。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但去的人是满腔希望，接待的人却是不予理睬。几乎无一例外吃了闭门羹。我们当年风雨同舟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们好像一时间纷纷都看破了红尘。王彩珠是因找了个张昭剑的秘书当丈夫，所以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她的丈夫根本不让她和我们的人见面。而其它的人则是避不见面了。在这里我并不是幸灾乐祸，从现在事实看，一个人不能有“心”，这个心就是指的良心的心，是每个人立世的道德框架。只要有心就不能亏心，亏心是要使寿命受损的。有良心的人做了没有良心的事，那种良心上的自我遗责是比癌症更能叫人失去生命的致命的心病。所以要就没有良心，杀人放火，心安理得。要是有良心，就不要做没良心的事。

文革中不少人做了违背良心的事，但最后都不得善终。也有好多人做了好多见不得人的丑事，坏事，但还活得好好的。这种人就是属于没有良心一类必矣。不过以后得到的消息说王彩珠是不到四十岁就得病死了，这倒让人为她叹息。但我个人则是这一次事件的受益者，因为到了“四人邦”倒台后，当湖北省化工厂向省委组织部打报告要求对我实施逮捕时，省委组织部因为薛坦对我深有映像而不批准对我的逮捕，这就使我免了一难。

为杨道远翻案这件事，到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最终也没能翻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到后来，大局再一次变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1:34

四十一、新工作、新岗位

到应城化工区，先是到当时的组干科报到。接待我的是当时的组干科副科长张洪彬。这是个从武汉测绘学院出来，先到省五七干校，后来分配到应城化工区的老好人。胆小、但很正直。我把省委组织部开来的介绍信和有关人事资料交给他以后，他对我说：“你是学理科化学的，你是分配在中心试验室工作，这也算是专业对口了。但你爱人就有点不好办，她是学俄语的，不好安排，暂时到学校去。至于住房，大概只有相当于这个办公室的一个半大，我们这是新建单位，条件很差，你要有心理准备”。听了这些话，就不用提当时我心里是多么高兴了。在英山，我过的是半间茅屋做新房的日子。当方霞在英山县石镇高中工作时，我们住的是一间平房，老式布瓦。冬天时室内与室外一样冷，每天早晨床头的毛巾都结成冰。下雪时，帐子顶上都有一层很厚的积雪。要是不关帐子门，被子上面就会都是积雪。一间房分成二半，外面一半是奶奶带着刚刚住，里面的就是我和方霞的住房。总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这两半就用英山特出的一种叫做两截柜的柜子分开。而要是我们有一间半左右的办公室当住房就真是一步登天了。至于工作，中试室是全厂的化验检验最高裁决单位，也是工厂里唯一理科学生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至于方霞到学校，这也是最为合理的安排。这时的化工区的最高领导部门是叫做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是一个叫做徐达三的老干部，据说是行政八级，这是很高的。当时的干部管理，凡是到了行政十三级就算是地方管理的高级干部，这一级的人多在县团级以上的部门。而到了行政八级就是属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所以徐达三是中央管理的高干。而我们作为大学毕业生，在当时是被农村很多人羡慕的，大学毕业后转正定级也不过就是行政二十三级。

副指挥长也有好多个是行政级别不低的人。

任甲三，行政十二级；

李善荣，行政十二级；

唐达，行政十三级；

张德尊，行政十三级；电厂筹建负责人，

司友三，行政十五级；副指挥长，

赵芳琳，行政十四级；政治处处长

张芝普，行政十四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这是一个强大的班子。而当时中心试验室的主任是一个叫做谢琳的女同志，她就是副指挥长唐达的妻子，本身也是行政十四级。据说他们夫妻俩都是老武汉大学毕业的地下党员。而唐达还是省长办公厅的秘书，人说是省长秘书。

我见到谢琳时，她大约是四十多岁，按年纪算，刚好能赶上在临解放前三年间二十一二岁，能当上地下党员。当时的谢琳不显老态，白白胖胖的，圆盘脸，身材适中，皮肤白晰。梳着齐耳短发，说话总轻言细语，脸上带笑，一急就满面发红。办事很认真细致，原来在省供销社工作。一个年近半百的女同志来管基建，而且要事必恭亲，实在是很不简单的。

这时的“中试室”还既无房子也无人，处于基建期。先我而到的人大都不在家，到大连参加培训去了，是由一个叫做李玉华的女同志带队。其中以转业军人居多。他们有：韩其祥，朱福元，李玉华，张汉忠，胡国珍，吕守梅，殷宪国，宋召祥，文曼涛，姚鼎文，陈瑞华，胡中英，林群珍，范元建，袁淑君。我去不久又调进了胡陵梅，傅耀华，吴隆英，王天声，陈以政，陈国庆，名字下面有下划线的是大学毕业生，力量不能说不强。这里分为成品组，标液组，水质组，试验组，而我当时是分配在试验组里。这所有的机构设置，都是仿照其它老的碱厂的中心试验室设置的。当时的中试室还没有任命副主任，因此日常工作是由谢琳亲自管理，有全室性的大活动则是由党支部出面组织。这时的党支部委员有韩其祥，李玉华。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对造反派不算不利，所以谢琳对我付出了一定的信任。而我又是刚由农村调来，何况又是由理科大学毕业，对工厂有很大的隔膜。因此表现得很是谦虚好学。这也是，不学不行哪。更何况这时全室的任务就是学习，因为全厂都在基建，不学这些人根本就没事可干。

在学理论上，我倒又能表现出一定的特长。只要不是具体地操作，所以在组织全室人学习时，我讲课也能似模似样的。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掩盖了我在实际操作上的肤浅和在工科知识上的不足。我的表现赢得了谢琳更大的信任，很快就被任命为试验组组长。

这个厂是以侯德榜的联合制碱法的理论为基础的联碱厂。这个厂设在这里是因这里是湖北省最大也是唯一的盐产区，应城井盐驰名全国几百年了。而经勘测，地下的蕴藏量还非常巨大。在基础化工原料中的三酸二碱一个盐中，就有一酸二碱一个盐是以盐为基础的，所以湖北省要在这里建设一个全省的大型化工基地。所不足的是，这里与我所学的化学知识相关的知识面是太窄了一点。只与无机化学中的盐中的碳酸钠一章有关。实际我所学的知识在这里用不到十分之一。不过这总算与专业对了口啊，更何况比起那些分配到煤矿的人要强过不知多少了。特别叫人欣慰的是，我从此有一个安定的家。方霞在学校当初中语文老师，老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总有现成的热饭热菜吃。这已经够心满意足的了。

在武汉大学召开了六八五三班干部联席会议，让我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第一次让我感到了政治上稍一不慎的可怕；到在武汉展览馆被军队关在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方，是我第二次萌生对政治的恐怖；到五三农场住红卫山学习班时，与张典安在青山大队山坡上一席谈其实也引动我对政治的厌恶；到在英山县住五不准学习班，过了几个月不能开口，不与人交往的日子，那时都对自己能不能保留说话的能力都信心不足，这是第四次对政治的绝望。到现在，总该醒悟了吧，不能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何况我己年过三十，是看三十二岁的人。孔子三十而立，我这样一事无成，想立也立不起来呀。

但我的内心，实在是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不想再惹事生非了。这时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没有什么明确的追求，只是想平安地生活下去。

四十二、重出江湖

诚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武汉钢二司宣传部长”到了应城化工区的消息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而在我到之前就在厂里面有关人中传开了。而这个厂里的基本工人队伍几乎有百分之七十是武汉知青，有不少更是当年的小“二赖子”。因此，“钢二司宣传部长”的名气实在比在五三农场和英山县时要大得多。而我在化工区的出名，也与省委组织部传来的信息有关。在为杨道远的案子与薛部长交锋时，可能我的发言受到了薛部长的注意。当天谈完了散会时，薛部长的助手就到我面前问过我的情况，并说我不会是学生，是老师。我当时就不服气，难道我的年纪看来就有那么大吗。而当时省委干部调配处的处长是个女同志，叫做金明，就是当时指挥部副指挥长李善荣的妻子。事后听徐指挥长说，省委组织部交代徐指挥长，对这个吴恒春要着意培养。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从以后的发展看，厂里是有过要我出任某种职务的打算，不过形式变化就出人意料了。

想当年在抗日战争年代，读书人一句“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就成为形容国家动乱不安的经典说法。而一场文化革命，实在是使得“神州之大，没有一处不闹派性。”这时的应城化工区，也是闹得热火朝天。关键的是深入开展斗、批、改及其领导权的事。按当时的情况看，这应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被逼回去而进行的全国性肃清流毒的一次全国性行动。当时的口号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斗、批、改深入地进行下去！”那时武汉市也闹得不亦乐乎，各单位纷纷到省委宣布“造反”。表示不服从省委领导。

这时的应城化工区的领导班子基本上是来自省委办的沙洋“五、七干校”。他们也是惊弓之鸟，很怕得罪了“革命群众”。而刚好这里的工人队伍又大多数家在武汉，对武汉运动的消息敏感得很，因此运动总是基本与武汉同步。那里闹到省委、省政府造反；这里也就闹到省政府造反，弄得指挥部的领导很为难。那样闹是武汉市的单位的事，还没有发生过外地厂矿闹到武汉的，这样一开先河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而这时工区内的群众队伍情况也很复杂。坐上了工区“斗、批、改办公室领导位置的群众代表是董德春、易志雄、赵洪义三人。这三个人都是转业军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得群众认可。而真正有活力的是湖北大学的二位：刘烈龙，白崇祥，再加上从北京来的张斌，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指挥部劳资处长范锡池的爱人魏太婆。他们对斗批改办公室的三个人都很不给面子。指斥他们作风不正派，不是正经人。

我去的时候，这里正是满城风雨。队伍不集中，力量分散。四月初，首先是刘烈龙上门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们知道你是钢二司的宣传部长，我们这里的革命群众欢迎你到这里来和我们共同闹革命。接着就介绍情况，说是这里群众分散，党委疲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有人能把大家组织起来。但这是新厂，没有哪个人能有这样的号召力。现在钢二司宣传部长来了，是最好的人选。只要你登高一呼，肯定就群起响应。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和打算从此不过问政治的想法说出来。他就指斥我的背叛，并说，你想不理政治，政治偏要来找你，不信你走着瞧。接着是白崇祥上门来。以后就是他们两人一同上门来，再后来就是用车给我从汉办（应城化工区驻汉办事处）拉来行李的那个司机涂炳胜找上门来。说客盈门，每天不断。最后达成妥协：他们写大字报，我和方霞同意在上面署名。到这一步，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说你吴恒春三个字不是属于你个人的，是属于全武汉市革命群众的。要不是大家“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来你吴恒春这三个字的威力？话说到这一步，我就只好乖乖地缴出属于全市革命群众的这三个字了。

毛主席语录有一段说：一切事物的变化，内因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起次要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又说，温度能使鸡蛋孵出小鸡，却不能使石头也孵出小鸡来。这一次我的重新参与到了政治的旋涡中来，也是内因起决定作用的，要是没有内因的支持，任何人也无法真的让我重出江湖。

世上的一切事，怕就怕第一次，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将来的无数次。从我的名字在应城化工区的大字报上出现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了不可能再从这个旋涡中退出来。

运动从一九六六年到七四年，已经是前后九个年头了。人们真的是非常疲劳。刚开始文化革命才十四五岁的小孩子，这时也都大多数成了作父母的人了。我在几次的学习班中，就有时间不能这样空过的感叹。而那些文化革命开始时只有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想大干一番的干部们，经过几年的干校生活，这时也都接近六十岁了。眼见得一生的事业就算已经是面临日落西山了，当然很急。但我心中想反正也是这一下子，看看形式再说吧。

大字报贴出来后，我也很关心是不是有足够的影响。反正觉得这里的人对钢二司宣传部长顶多也就是只知其人而未见其面，认识我的人绝对不多。我也很积极地混在大家中去看大字报。反响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强烈，这使我很失望。为了达到必要的效果，我也只好再一次出来，亲自组织大字报，召集人开会。要形成大字报高潮。这也是名利思想在作怪。

这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有，方霞，刘烈龙，白崇祥，夏玉波，郑可，涂炳胜，张斌，戴棣华，吴恒春等大约是十几个人。从这以后我就算是在应城化工区又一次深入了文化革命的余波中去了。经常来往的基本力量还有魏太婆，余忠国，宣善华，辛良锐，邓功，等一批约三十多人，都是全厂各单位的代表。而当时只有纯碱厂的人没有加入。这是一股既不与党委一边，又不买斗批改办公室的帐的另一股力量。在一段时间中，这是让这个厂乱起来或者说是活起来的主力。四月底，关键的事是要求党委到省委去宣布造反。这一天有人来报信，说是党委正在开会，要我去冲击会场。我心里一热，没有多想也就去了，心里只想过这对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但一进会场，我还没报名，徐达三就站起来说，小吴来了，来了就请坐了列席我们的会议。这一句话就使我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了，原因是徐指挥长年己六十多，我没有去看过他，他也应对我没有映象才对，但他确实是对我有映像了，这不是太冒失了吗。这一淡淡的后悔使我当场没有作出更激烈的发言，总算是从大局出发提出了派代表不要全厂行动的建议来。这一派代表，在当时武汉市那样的情况下，当然不会有人注意，再说大家闹得凶，有不少的武汉人不过是要借机回家一次。

这以后的日子，不过就是在上班学习和写大字报中过去。但这时我抓住了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是业余闹革命，每天坚持正常上下班。

四十三、领队培训

到六月份，中试室又加了一些人。王进，王波，王炳卿，陈申武，一共有七八个人到了中试室了。也可能是舍我别无他人；也可能是用这个办法来釜底抽薪避免我参与到了厂内的运动中去吧。谢琳找我谈话，说是这新来的一批人要送出去培训，要不将来不能适应工作。但以前派出了人总没有能联系到单位。这次要我出去。我当时心中总还是想到要以工作为主的，因此也没犹豫就很干脆地同意了。其实我也想能正式开展工作，不愿意就这样又弄一个不明不白的下场。

我出门的第一关是郑州碱厂，那是一个很小的碱厂，年产只有几万吨。我去后只要了半天时间就与他们的技术科谈好了，立刻就坐那种所谓的闷罐子车赶到开封。这种车一般不是用来坐人的，那是一种装货的车，但在抗日战争中却是人们逃兵荒常坐的重要交通工具，在铁道游击队那部电影中就经常看到，所以也别有风味。开封化肥厂是一个大型企业，生产尿素硝氨，不是碱厂。但这个厂与我们相同的是开头部份一样，工艺路线是油气化，所以有造气和净化部分工艺相同。这个厂也很快答应了。联系好后，觉得是完成了任务，当时就到火车站，赶上了一辆闭罐车，就上了车向郑州赶，到郑州很快就转车到了安阳。去安阳的目的是因为安阳化肥厂的合成部份与我们的完全相同，有很大的借鉴之处。这里一联系好后我电报告诉了谢主任就很快回头了。这次出差来回共是一个星期。联系好了三个单位，可以说一路顺利，马不停蹄。我以为算是工作效率很高的了，不想到，回来后谢琳很不高兴。现在看来是因为我的出门是一种调虎离山之计了。不过当时我也觉得还是不回来的好。因为我很快就要再领队出去了。这一来一往不是白花钱吗。

这次一共带出去有十七个人，我把人分成了三批，一批在郑州碱厂学习碱的分析，一批到开封化肥厂学动火分析，我带着王波，王进，陈申武，王炳卿，何喜顺，等六人一起到安阳化肥厂学习油头工艺全过程。

安阳是一个中等城市，那里地势开阔。因此虽然只是一个地区首府也显得气派不凡。安阳化肥厂在安阳市的西边，那里地处平原和山区的交界部，再往西就离当时闻名全国的林县红旗渠不远了。

我们的学习是以分析化验为主，兼及工艺设备。因此上班的根据地是在化验室，而住则是住到了工厂旁边的农民家里。这里的农民实在是很穷，我住的那一家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靠他家的两个儿子在化肥厂当临时工维持。住房是平顶的，顶上的材料是用草搭上后糊上泥。这要在长江一带是根本就不顶事，碰到多雨季节，几天大雨，甚至是一场暴雨就能让这样的房顶被冲得七零八落。但当地农民说这样好，不漏沙，冬暖夏凉。这是因为北方雨水少，主要是防寒和防风沙。要是像南方一样用那种瓦，家里就会满是灰尘。有的人家好一点，屋面是用水泥做成。这样的屋面就会是这一家的晒场，各种粮，菜都在上面晒。吃的是以面食为主。因为缺水，所以男男女女，除了脸的正当面外，都看不清皮肤的颜色。衣服也很简朴。但各家各户“赶”的面条那是真漂亮。吃饭时看到他们吃面条也算是一种享受。每个人端着一个粗黑瓷大碗。满满的面条，吃起来呼噜噜的直响。像车水一样，一会就完事。吃完了还不忘记把碗那么拿着放在口边一转，四周就被舔干净了。

我们是在工厂食堂吃饭，到这里要说是吃面了。这时的粮食还不能算是完全解决，特别是在河南的西北部，吃的还是粗细搭配。我们受到了一定的照顾，分配下来是六成细粮四成粗粮。粗粮就是高粮面，红薯面，玉米棒子。因为粮食不够吃，当地农民就有不少人愿意用细粮到厂里与工人换粗粮。交换比例是十斤细粮换十一斤到十二斤不定。农民说，吃细粮时每个人都比平时吃得多，粮食不经吃，粗粮吃不了那么多。这样一换大家高兴。

在这里培训的还有好几个培训队，一个是南京大厂镇的氮肥厂，带队的人叫做尤金海，那是个浑身油滑的人，很会交朋友。一个是广西六甲河池氮肥厂的，带队的叫张小路，是年纪己到二十八九的大龄姑娘，样子很像当时正在放映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的女主角“花妮”，所以我也就只叫她花妮了。她带的队伍里有一个年轻工人叫做莫寿华，厚嘴唇，大嘴巴，我爱把他的名字叫成莫说话。她队伍中另外的几个人也很活跃，所以我们这两个队来往较多。另外还有三个培训队，因为所学不同也就很少打交道。

在这一段的培训活动中，由于要经常汇报，我与谢琳之间通信不断。这里也涉及到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看法。很明显，她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这个工厂对我们培训真是做到了有求必应，因此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学习地方。不巧的是，这年的六月底，有了地震预报，而且也发生了几次人可以感觉到的小震。这一下子大家都很紧张，生怕再来一次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事，于是大家都不安心了。不过这与唐山不同的是：一，这里有准备，当年的唐山是突如其来；二，我们这是在开阔的地方，周围没有高大建筑；三，地震预测随时在报，人可以在最必要时撤离。而为了安定工厂人心，不能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时就乱了套，停了产。更重要的是化工生产是连续作业的，一旦停火再开一次就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对这几个培训队的安排很是费心，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走，怕我们一走造成工厂的工人恐慌。工厂为我们准备了油布，用大竹竿搭成了帐篷，而且选地是在最为开阔、四周没有高建筑，头上没有高压线的空地。看到这样，我征求我们这个培训队同伴们的意见，并动员他们不要走。把情况分析给他们听，说这里我们其实是最为安全。并且说到，我们出来是为了学习的，而这里对我们可说是有求必应，从不保密，只要我们想学，人家都愿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是这次在这样的确条件下都不能保持一点同甘共苦的风度来，怕是现也找不到这样好的培训基地了。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从自己在文化革命的经历中体会到，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

刚开始，他们都表示没有问题，但随着形势的越来越紧张，慢慢地就变得不安心了，到了第三天，恐怖心理像传染病一样漫延开来。先是一个一个地和我谈，要回家去，后来是几个人同我摊牌。我被逼无奈，就说，这样，你们都走，我一人留下，有我一个总算是我们队伍没有撤离，是与他们同甘共苦了。何喜顺，王炳卿，陈申武三人同意走，而王进则表示愿与我一起留守。这本来是很好的安排。但走的人离安阳化肥厂都快二十公里了，走到了水冶那个地方，想一想又怕从此抬不起头了，怕回去后不好向家里交代，只好又回来了。这次的回来，我本来就知道事情可能很难办，但没有想到从此我就多了这几个仇人。因为这过后不久，地震危险消除，事实证明我是对了，或者说是我的分析和决定对了。人家工厂里用我们作榜样，要全厂工人向我们学习。但由于那当过了逃兵的几个人好像太没有面子，从此以后处处和我作对。似乎他们一定要找到机会证明吴恒春也不过如此才罢休。

他们并没有犯很大错，也不能算他们不对，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的多，我也并没有要求他们都是雷锋，是圣人。所以，我也没有对他们说过一句半句不好听的话。而且事后的很多年工作中也反应出他们还算是不太差的人，只是胆子小了一点而己。但他们却没有把我的正确当做说明我抓住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而加以肯定，让他们不至于失去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而是化耻辱为对发现了他们的耻辱的人的一种仇恨！

人心的卑劣就是这样可怕！

到后来我们学习结束时，这个厂专门派车送我们到了安阳火车站。那是几十里地的路程啊。这就是对方对我们在地震的危险中与他们同甘共苦过的回报，我们的人没有半个表示这是一种荣誉，而只记着对我的仇恨。

从安阳回来后，已经是这年的十月份了。我们就开始了认真的专业学习，而这时厂里的运动也还是那样不死不活。

这年十月下旬，我奉派到河北衡水参加了全国小化肥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关于对大跃进以来，全国各县兴建的五千吨级的小碳铵在完成了历史任务后如何处理的专业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化工部的一个副部长，会议的主题是小碳铵的改革和出路。到会人员是各小化肥厂的负责人和各县的有关领导。当然，这也是我今生第一次出席全国性会议。给我感觉最深的倒不是什么会议内容。而是从此我才发觉，原来共产党也是讲规格排场的。我们这个会议本没有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来参加，就因为是一次全国性会议，就一切上了档次，要有相当的排场！每次出动参观，必是所经过的路两边排满警察，前面要有警车开道！而且这次会议也根本用不到我这个与小化肥毫不相干的人参加，所以，开完会回来也没有传达的任务。此时看来这也又是一次 “保护式”的调虎离山了。回到厂里来后，也就只好认真的进入了对湖北省化工厂业务的认真学习之中。

我由于是学的理科，对工厂的事很少接触，再加上我很早就在革命委员会上班，更加有些课程没有学过。比如制图这一门，是在六八年复课闹革命时开的，当时大家都在学而我在革委会上班，就一天也没有听过这门课。这对我到工厂真的是非常不利。为了加深映像，我把应城化工区当时已经安装得差不多了的现场设备看了又看，画成了现场设备布置示意图。对现场设备用大圈子小圈子表示，而各种管线就用不同的线连起来。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也因为谢琳也是不懂工艺的人，所以对我这个东西给予了相当的高评价，但事后姚鼎文却在下面不断地说，武汉大学的人就是这样的水平啦？画的什么东西，不伦不类的。这个东西实在也是不伦不类。但犯不上把武汉大学扯进来啊。

从此以后，我对他从来没有原谅过。因为他从根本上伤了我的自尊心。

对人的尊重是很重要的。

这个姚鼎文本身就书呆子气很重。他是从一个研究所调来的，对工业本身也不太熟，再加上一切只知照搬书本，就难免要闹一些笑话。对别人我是不会去揭穿的。对他我却表现得很刻薄。我是自认为相当宽厚的人啊，原来也这样小气。他的妻子叫王昌惠，为人就比他要圆滑得多。姚鼎文有一次设计纱窗，但到最后却弄得装纱的一扇窗扇与窗框不合，从正面看，那是严丝合缝，但要是从侧面看，则有二厘米的一条缝。他被大家笑话得没有办法，冒出来一句话，说：“苍蝇蚊子是不会转弯飞的。厕所的两堵墙相距一米多，不也是这个原因吗！”这时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接过来说：“姚工，弄清楚啦，厕所是因为光线不会转弯，只要遮住人的目光就行了，那可不是为了要挡苍蝇蚊子啊。”

到以后，我陆续写出《净化工艺一百问》，《常用化学分析仪器的维修保养和使用要点》等材料，他也知道这个姓吴的不能得罪，但我与他却从此互不相干。

他的一句不慎，就这样得罪了我，而我平时又这样得罪了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只知道从此后对人要千万注意不要乱下评语。

原来我也这样小家子气。

到一九七五年春，五月前后，我与熊家林受派到兰州炼油厂学习酸洗除垢缓蚀剂新技术，（兰— 五）。这是一种阻隔酸液对金属设备产生腐蚀性而能用酸对各种无机盐结垢用化学反应除掉的新技术。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金属腐蚀及缓蚀理论，电化学基础。主要内容当然就是教给了我们一个叫做兰—五的缓蚀剂配方。这次学习后回厂时，因为兰州到西安一段路塌方而无法坐火车，只好坐飞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但却几乎毫无映像。

回来后，我又开始了到外地培训的生活。先是到陕西兴平，那也是一个合成氨厂，生产硝铵和尿素，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后回来。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谢琳就叫我和韩其祥带着人全国乱走，只要是听到有和我厂工艺相同的厂就顺便去看一下。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了徐州，石家庄，山东济南，泰安。到国庆节左右才回到厂里来。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2:04

四十四、在兰州发病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全国工业系统科研部门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在兰州召开，应城化工区决定派谢琳和我出席。去的时候因正发大水，火车不通，我们只好先坐飞机到郑州，再转坐火车。这是我这一生第二次坐飞机。第一次是与熊家林一起由兰州到西安，但机上一切不仅因西北很难看到什么，还因为熊家林本身也坐飞机不多而又要在我面前装作是很熟悉的样子，我也只好装成对坐飞机习以为常，淡然处之的样子。当时实际上对机上一切均十分好奇，但却不能表现出来。这一次与谢琳在一起就不一样了。谢琳也知道一个第一次坐飞机的人的心理，她很理解地把靠窗口的位子让给了我，让我能从飞机起飞开始就能看到飞机离开地面时的一切，能逐渐地感受到飞机上的各种最真切的感受。这时的全国形势，还是在相持之中，就是说，后来称之为 “四人邦”的文化革命派还在掌权，因此我们也不到真的倒霉的时候。而据后来听到别人的传言，指挥部本来的打算是这一次的全国性会议开完后就由吴恒春传达，并以此为契机正式让吴恒春登上领导岗位。湖北去参加这个会议的一共是有近三十人，由当时的省石化厅长赵天云带队，足见对这个会议还是相当重视的。

赵厅长和徐指挥长年纪长相都差不多，都是宽大脸盘，对人和和气气的。没有官腔，不做官势。我们刚去的第一天晚上，他特地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会，要大家保持全国性会议代表的形象，不要随便什么东西都乱买。并还告诉大家这里的皮货便宜，但硝制不好的多，不要贪便宜上当。赵天云讲话的口气完全是一家人聊家常的样子，丝毫不见打官腔，而是友好的劝告。

第二天，我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中午，与大家一起吃了饭，菜很丰盛，有些菜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但我却是一点食欲也没有，见油腻味道就作呕。人是软绵绵的没有半点力气。我个人不在意，当时大家也都没有注意到有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到晚上吃饭时，我更是只吃了一口饭，咬了几口柞菜就放下了筷子，也没有引起注意。而我自己也不在意，因为既不发烧也没有别的症状。晚饭后，大家都站在这个大礼堂外面的大院子里面聊天，三个人一堆，四个人一伙。一般是各省的人相对集中。与我和谢琳在一起的是湖北省的另外二个女代表。其中一个突然说：“谢主任，你看小吴的眼睛怎么特别黄？”谢主任看了看我的眼睛说：“我怎么不觉得，好像我平时不太在意。”这个女代表说：“这不能马虎，要到大会卫生室去查一下，眼睛不应该这么黄的。”于是当时他们都劝我去看一下。

这时是由兰炼职工医院充当大会卫生室，我又是会议代表，所以非常受到重视。当场由一个主治大夫进行了全身目视检测，这个主治大夫一看就说，这是肝炎，要住院。我这一去就失去自由了，当时把我安排到了内科病房。决定第二天早晨抽血化验。

我住进医院的第二天，就是我到兰州参加会议的第三天，早晨来了护士给我抽了血，要我在这里住着，等化验结果。我的临床是一个兰炼技校的学生，大约是十六七岁，好象还是一群人的头头，他们正在策划以他们这个区的力量和另一个区的进行一次武斗。等来探视他并向他请示机宜的人走后我就和他聊天。聊到差不多就劝他取消这次打架。他先不愿听。我说，我说几条理由，要是你觉得没道理我再不说，要是你觉得有理由，请你听我的。他同意了。我就说了几条：

1、别人认你为头，是因为你的胆略魄力主见都比别人强，这也等于是别

人把个人的安全交给了你。要对得起他们，不辜负人家对你的信任，就要对别人负责。那么请你想一想，这一架无论是打赢了还是输了，都会有人受伤。要是你受伤了，那是你自找，要是别人受伤了，影响了后来的一生，这个责任你承担得了吗？你对得起他们家和他个人吗？你以后的一生能够平安吗？

2、这一架无论是你们赢还是输，输的一方能就这么罢休吗？以后的架是

不是会越打越大？那时你还当不当这个头？要是你出了事怎么办？你想过你的父母养你这么大花了多少精力吗？

3、你们都年轻，应该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吧，为什么不用别的法子一定要打架呢？你们又不是争江山，你又不能把人定赶出兰州去，那你们争的是什么呢？

他听了这几条，好像是动心了，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说，现在已经是箭在

弦上，大家都在准备打，我要是不打了，他们会说我胆小怕事，而且对方也不会答应的。我说，只要你想通了，其它的事好办，我来帮你。他说你先说一下怎么帮。我说，只有一件难事要你自己出面，其它的事我来。他说什么事，我说召集人。第一步，我要这个小伙子把自己这边的骨干找来，我给他们谈话，他们也都听进了，主要是善后工作大家都认为负不起这个责任。第二步就是要找对方的头。这个事我费了一点功夫。最后我用上了激将法，问他，对于男子汉来说，是认错难还是拼命难？这个小伙子说，我宁可拼命也不会认错。我说这就是了，当头的与别人不同的就是要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拼命，这别人也会，但别人却没有认错的权力和资格，就是有人去认了这个错，也只会被你们的人叫做叛徒。而你当头的，让别人去拼命，自己的责任是为服从你的这些朋友们把握方向，做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这才叫大智大勇。要不是这样，人人都能当头，谁还要你当头哇。这一说他听进了。就当场写了一封用词恳切的信给对方的头，对方的头也应约而到。在病床前，我给这两派的头讲了为人处世和当头的人要为手下承担责任的道理。这两个头当场终于握手言和了。看得出来，他们当时都很兴奋。这两个小伙子一个姓白，另一个姓陈。他们后来都是我的朋友，我得他们不少照顾。

这件事，得益于我对文化革命的经验。我当时就很充分地认识到，要当好一个头，在起初的时候，并不是要多少智慧，而是要能在思想行动上代表认你为头的一部份人。在很多时候，表现得要比他们更加积极才行。但到树立了一定的威性后，当头的就会感受到这里边的苦处了，很多行动，他本身出于利害关系是并不愿意的。但为了能保持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自己并不愿意的行动。要不然就会众叛亲离。这种被抛弃了的头其地位往往比不当头的一般人还低下，会相当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有的人因此而决定了他的一生。但这时如果有个权威能力比他更强的明智的人能帮他，他是会乐于接受的。而我，在必要的时候，也摆出了群众运动领袖的架子，这才使得这次谈话很有效果。

我进院的第三天，也是抽血的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转氨酶600多单位，黄胆指数50多单位。这已经够严重了。我正式住了院，而且再一次抽血，要看发展情况。第二次抽血的结果也出来了，只隔了一天，转氨酶到了900多而黄胆指数到了70多单位。这样的情况，这个职工医院的医生没有见过，感到很紧张。这个病人又是全国性会议的代表，不能出差错的。于是立即向兰州陆军总医院求援，把我转到了兰州陆军总医院。我在兰州炼油厂职工医院只住了四天。

到兰州陆军总医院后，安排我住在特护病房。立即抽血，但到这里的化验结果出来，这里医生也惊呆了，又是只隔了两天，这次的转氨酶却已经是一千多单位了，黄胆指数也上升到了一百多单位。

谷丙转氨酶是一种在人体内专门负责把淀粉转化为蛋白质的酶。这种酶在肝脏里合成，直接从肝脏送到人的肠胃而不必进入血液，所以正常人在血液中很少能检验到这种酶。但当人的肝细胞因炎症肿胀，导致细胞壁破裂后，就会异常地进入人体血液。因此，在人体血液中，查验出谷丙转氨酶的多少，可以当作是一种说明肝细胞损害程度的一种指标。黄胆指数也是这样，人体在肝脏里合成胆汁，这是一种专门消化人体食物中所摄取的各种脂肪的消化酶。在正常情况下，胆汁通过胆管直接进入人体的肠道和胃中，不会进入血液。但如果因肝脏发炎肿胀而导致胆道不通，就会让胆汁逆流到血液中去。因此，人的血液中胆红素的多少，也是衡量肝病情况的重要指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整体身体素质与生活条件是相应的。确定这种衡量人体是否有病的指标标准，是反应一个民族整体身体素质的大事，要是定得太高了，就会使国内很多人得不到及时治疗。但要是这个标准定得太低了，就会变成很多人都是病人而使医院无法应付。从解放初开始，上海最早定的这个标准是黄胆指数到六个单位以上就算是有病，谷丙转氨酶超过40个单位也就可以住院。但这一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到我住院这时，就到了黄胆指数8个单位和转氨酶140个单位这个水平了。

黄胆指数很少有过一百个单位的。十几个单位就能使人明显眼睛发黄（眼白部份），二十几个单位能使人眼睑发黄，而三十几个单位能让人牙床发黄，到四十多个单位就是全身黄了。特别是转氨酶上升得这般快法是前所未见的，这是肝细胞大量急速坏死的现象。也就是说，这样的病极有可能就是死亡率达百分之百的急性肝坏死！因此在还没有制定治疗方案时就立即用上了能量合剂。从此我与吊瓶子（输液）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这时我已经禁口了，既不能吃也不要喝。

这么严重的病，又是极易传染的肝病，谢琳也怕，所以很少来看。住院期间，她只去过一次就从此没有再见了。会议一共开了十来天，十二月的上旬就散了会，人走了就更没有人理我。而这时的我也是完全失去自主能力，只能听天由命。我住进总医院的第二天，就发下了我生平第一张病危通知单。第三天就通知了我在西安的二哥，他赶在散会前到兰州看过我一次，他是与妻子方霞一起去的。带去了很多的糖。那时我只吃点糖和柞菜，其它一切不沾。到住在兰州陆军总医院一个星期左右，我的转氨酶到了一千九百多单位，创造了这个医院开办以来的最高纪录。而黄胆指数也高达二百个单位，这也是最高纪录。医疗费是哪里出的我也不知道。不过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钱医院能把病人推出去不管，我反正是公费医疗，也就从不过问这方面的事。据后来听人传说，会务组曾明确对陆军总医院有过要求，就是这个人是全国性会议的代表，那怕是让他死在路上也不能死在会议地，最好是能让他死在家中，这样不至于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但医院也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样的病人也真的还没有见过。到住院十来天后，因为整天打针，弄得全身所有的静脉血管都打成了成串的针眼，再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这时我也知道情况不妙了，要是不能打针就更不妙了。所以拼命地鼓励护士，不要紧张，一边还和她们开玩笑，要她们打一枪换个地方。到实在没地方下针的时候，就总是保留一支针头在血管中不拔出来。但时间长了也不行，怕撕开了血管。到一定的时候换一个地方。（一般是两天）

在这里要加一段的是，在我住在陆军总医院，家里人到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完全靠那姓白和姓陈的两个小伙子轮流来看望，他们每次都按我的要求送来我要的东西，最多的是柞菜。他们几乎是每天一次，有时非探病时间不让进，他们就苦苦哀求，再三说明他们要探望的这是一个外地人，在兰州无亲无友，连医院的守门人都被感动。在方霞到了以后还来过多次，到我出院时他们两人都特地送来了甘肃特产枸杞子。

他们今年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祝他们事业顺利。

当我住在医院的时候，会议还没有散，但也没有人来看过我。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丢下了一个垂死的病人，不值得再付出更多的关心了。只是在回厂后，向厂里作了汇报，厂里也就通知病人的家属到兰州陪病人，也就是等待着拿回骨灰吧。这时刚好韩其祥有事同陈昌义等一同到兰州出差，也就通知了方霞同他们一起走。方霞在这时，据她后来说，好像也还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不过一路上没有太多的心情看沿途的风景就是了。他们一行从应城出发，经洛阳，到西安，到达兰州。这是方霞这一生走得最远的一次。甚至也是她生平第一次坐长途卧铺火车，但却是在一种自己的丈夫吉凶不保的情况下上路的。在她动身时，也通知了在西安的二哥，二哥也就随同一起到了兰州。他们去的实在是时候，会议还没有散，会议伙食还在照常供应。谢琳也就安排他们与开会人员一起吃饭。据方霞说，二哥对方霞相当照顾，知道了方霞喜欢吃鸡皮后，就专门为方霞把席上那种平时少见到的烤鸡皮夹来给方霞吃。这次二哥听人说，肝病病人宜于多吃糖，于是就带去了很多的水果糖，五斤一袋的。在病床上，我也实在是不能吃进任何东西，对于糖倒是不太反感。这一段日子，吃糖就像吃瓜子一样，不一会床头就集了一堆糖纸。再就是吃柞菜，除此之外，是什么都不能吃了。我的病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自己这时也是心中无数。对于肝病毫无知识，因此对医院的治疗也就没有多过问了。

碰到我这样奇怪的病人，医院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此，为了让病人能够不死在医院，也就只好是勉为其难，在用了大剂量激素后，我的转氨酶终于压下来了，而且黄胆指数也降到了基本正常的水平。从外表看已经不像个病人了，反而显得白白胖胖的，我就在七六年的元月初出院回家了。我感谢兰州陆军总医院，他们总算给我治了病。但他们失误的是没有告诉我，用了过量激素的肝病极易复发，要特别注意休息。但也许他们再也想不到我要活到六十岁的吧，也许他们以为，说不说是一样的，反正我也活不过多少时候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2:26

四十五、肝病第二次复发

我又活着回到了应城化工区。由于病重，不适合在我原来住的宿舍九栋住了。这是因为那时的九栋是集体宿舍的构建，大家都在走廊上做饭，一到做饭时候，全部是油烟弥漫，这对于肝病病人是极为不利的。当时，厂里已经开始大量的做新房子，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这时用的是七四年的图纸，所以所造的房子就叫做七四型，那是一种小的二室一厅，这个厅只有大约七个平方米，够摆一张吃饭的桌子，四周能摆几张凳子就挤得满满的了。两个房一大一小，大的一个房有十五平方米左右，小的一个只有九个多平方。建筑面积是四十多个平方，还没有开始分配。算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赵颂南做了一件好事，给我提前解决了住房问题，让我能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养病。并且由我挑，我们挑了一个南头第三层的套房。这是我从大学毕业以来第一次住上了单元套房。

当时的厂党委副书记赵颂南，是由武汉测绘学院一个处长到省五七干校后，再分配到湖北省应城化工区工作的。这个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时，是个不得志，也可能受到过造反派审查的干部，所以整起人来，毫不手软。到后来，他就成为主持厂里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对我的很多审查也多由他定板。在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二哥后，他给我的来信中，就把这个赵颂南叫做“造送难”，实在是幽默得可以了，不过也真的很贴切。

这时的厂里的基础建设已经到了临开车的时候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开车作准备。中试室大楼已经建起，这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将进入的单位除中试室外，还有气体防护站，质量检验室。但以中试室为主。这时在这栋大楼的后面要建一个化粪池，要开挖一个直径约八米深近十米的大土坑。开挖量约为400个立方米，这个土方工程就由中试室的人自己承担了。我这一回来，实在也不像个病人，那时的我对肝病也没有多少了解，为了怕别人说闲话，也参加一起拉土。拉土是用一种翻斗车。这是一种用胶皮轮子的手推车，一车土并没有多少，大约也就只有不到三百斤吧。这与我在英山时改河工地上拉土那是小意思了。所以我也不当它是一回事。特别是这种车的轴承相当的好，如果不是上坡，简直说不上要用多大的劲。而他们有些人就能表现得那么娇贵，一辆这样的车，两个人，一个主推，一个副推，在缓缓的上坡上，慢吞吞地向前推着。这其实比一个人快一点跑开了还要费力得多。所以我也就干脆一个人一辆车，刚开始还能很轻松地跑着。

我是元月份回厂的，不久就过春节。到七五年的二月底开始挖土，连续干了快二个月。到五月一日时休息，第二天上班，要从楼下往三楼搬保险柜。这种保险柜也不过只有三百斤左右，要是在英山，我和朱普忠两人就能胜任愉快。我认为自己是有力气的，就与朱福元和另一个人往上抬。这一次腿是无论如何不争气了，再也走不动。不行就不行吧，让给了别人，但自己却连再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才对中试室的领导说，我可能又病了，明天要看病。刚好这时厂职工医院又因停电，到下星期一才有电，我等不了那么久，第二天自己就往孝感人民医院跑去。孝感当时还没有划为市，是孝感地区的首府所在地。那里的医院也就代表着一个地区最高的水平。孝感离我们当时的厂有约四十公里。我到了孝感后，也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委屈，自己一个人到一个离汽车站很近的地方找了一个小旅社先住下后，还从旁边租了一套小说，放到了床头，这才到医院去挂号。

到了孝感医院，我挂号后抽了血，就自己回到一个小旅社住下等结果。看着武侠小说，不吃不喝地等了一天。到第二天去拿结果时，化验员问我在那个医院住院，我说没有住院。那个化验员像看到了鬼一样很快把化验单递到我手上说：“还不快点回去！”我一看，不过是转氨酶到了五百多单位，而黄胆指数到了二十八单位罢了。这在我的病史中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但在一般人来说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了。我拿了化验单回到厂内，找到厂职工医院的内科医生。当时接待我的是院长，姓赵。刚好他的女儿赵倩和我在一起上班，也是中试室的职工。他拿着这张单，听我介绍在兰州住院的情况。就说，看你的意见，要是你想转院，我马上给你办手续，要是不想转院，就在这里先观察几天看发展也行。当时我想，肝病，再转院也只不过是打吊针。既然这里愿意先观察看，何不就在这里观察几天？不要有限的几天时间不能在家里而浪费在医院里面了。这样严重的病，我是由于无知，而这个院长是胆大。他与我商量治疗方案，我说，那当然是看院长的了。这个院长说，西医对于肝病这类的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既然在兰州陆军总医院都不过只是这样，不如我们用中医的办法试一下。就这样，我们就决定用这个院长开的中医方子，开始了中医的治疗。

赵院长是学西医的，但在“五、七指示”的要求下，后来学了一点中医。这时对中医正在兴头上，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西医改学过中医的人头脑中多了一些现代医学常识而对君臣佐伍的用药禁忌少得多。我就这样开始了与药罐子相伴，每天熬中药在家养病的日子。

这次的病好在没有像在兰州时那样，一发就不可抑止。在用中药的时间里，也没有再发生暴发的情形。与我相伴的是小说，医书和回忆。更多的时间。偶尔就与当年方霞的学生蔡敏聊聊天。

方霞到化工区后，先是安排当了中学的语文老师。教初中的语文，并当了班主任。由于种种原因，学生们对我也很感兴趣。在方霞当班主任时，我就成了她的班主任助理。召集班委会，写评语，改作文，进行个别谈话。所以我对她的班上的学生们很熟悉，她的学生对我也表现得很亲近。当我们住在九栋二楼时，我们的家就是方霞办公的地方之一。而学生们没事就到这里来听吴老师讲故事也是常事。有一次我给他们讲过一个在二战时的苏德反间谍的故事，就一直留在他们的心中。那是个长篇小说，讲故事要是把这个故事的有关情节都要交代清楚，至少也要连续十个多小时。对他们讲这个故事，我讲了整整三天，每天都用了不少于三个小时。到后来又讲了不少别的故事。这慢慢地也就成了习惯，方霞的学生也把我当作他们的老师而直接叫我吴老师了。这里面，来得最勤的就是蔡敏了。这个学生高身材，长条形脸，皮肤很白，性格有几分内向。属于典型的外和内刚的那一种，当时是班上的宣传委员。但好学上进，求知欲极强。她到以后有时还经常地学起了我的一口黄陂腔的“库尔特”（故事中的主角），并把头发向后一摆。与我打交道有个好处，就是不必担心不会说话，有时，我谈兴正浓时，会根据对方的面部表情来推断对方的心态而说个不停，总之不会冷场。她以后当了厂里面的广播员，也保持来往不断。因为方霞在武汉大学时也是播音员，而且声音甜美。我就时常用方霞的播音来对她大发议论。再到后来，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也就留在厂里工作了。在厂里招播音员时，她考上了，当了厂里面的播音员。这份工作与人不同的是，别人上下班时，是她最忙的时候，无论多冷多热的天，她都得让厂里的广播在早上七点钟时准时响起，转播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因此她必须在不迟于早上六点出门作好一切准备工作。这在夏天是没有问题的，到了冬天，就显得非常辛苦了。全厂工人中上常白班的人都是早八点上班，冬天的早六点还是人们睡得正香的时候呢。但这个辛苦也有一定的回报，那就是当人们都上班了之后，她就没有事了，可以由自己安排。到上午快要下班时，她才又有事，要安排中午的播音节目和放下班音乐。一上午她有约二个钟头没事。（从早八点半到十一点）。很多时候，她都是在我那里听故事度过。常常与蔡敏一起到我病床前听故事的还有一个与她一个班的女生，叫王艳。这个姑娘最大的特点是能吃生菜，什么青菜都能生吃，而且吃得非常有味道。她后来考上了大连的一个大学，以后就没有再来往了。

平淡的日子总是过得快，但能留下的记忆也少。就这样，病总不好但也没有恶化，算是比较稳定。到七六年八月底时，我认为可以上班了，医生也同意，就给我开了半休的证明。从九月一日起，就开始上半班。每天上午上班，下午休息。但作试验研究，这个半班也就做不了什么事，也就是有了个上班的名义，不至于老拿病假工资而己。

九月九日，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时间百感交集。毛主席的逝世意味着文革派和老将派在文革上的争斗从此落下了帷幕；意味着造反派的冤案从此就冤沉海底；意味着我从此就再也没有了能找回我的清白的机会了。而我自己才只不过三十三岁，就拿到了死亡随时可能来到的病危通知书，不禁悲从中来，我一个人走到空旷的野地里大哭了一场。这一场的大哭，真的是哀哀欲绝，从此情绪低落。支撑到了国庆节放假，随方霞和奶奶带着小吴方刚到武汉过节去了。

那时的厂里班车还没有开通，与武汉的来往也都是通过火车。在过完国庆节从武汉回应城化工区的火车上，与我们同坐一起的有几个武汉人，都是当年的武汉知青。其中吴遇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于堇的儿子。我们正在车厢里聊天，他突然说，方老师，怎么老吴的眼睛那么黄啊？车厢里光线也不足，方霞又是天天和我在一起，看也看不清楚，只好说，到厂里到医院去看吧。而我自己除了觉得精神不大好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十月三日，到了厂职工医院，由当时厂合成分厂党总支书记俞景荣的妻子刘彩菊接待。因为我有过的肝病史，所以就首先查肝。待我躺下，这个刘彩菊把我的肝区一按，再叩听腹音，马上就大叫起来：“你们来看啦，吴恒春的肝像石头一样硬，一肚子的水。”她简直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兴奋。这时我就成了医院里的“实习尸体”了，你也来按，他也来摸。如果不是我当时心如止水，吓也要被他们给吓死。

四十六、死马当成活马医

从十月三日住进职工医院后，就每天抽血化验。每天结果都不同，转氨酶每天都在上升，这次来势汹猛。赵院长再也不敢、也不主张中西医结合治疗了。到十月八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终于派人送我到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厂职工医院派出的随同医生是内科的余医生，人称余大头。这个人方面大耳，头很大。相貌很威严，但其实是个性格懦弱的老好先生。

这时，厂合成分厂党总支书记叫俞景荣，是从商业厅下来的干部，也来自省沙洋“五、七干校”。而当时武汉传染病医院也还有工宣队（全称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传染病医院的工宣队负责人刚好是俞书记的熟人。临去时还给他带了一封信，怕的就是医院不收。送我的救护车到了传染病医院，门诊部听了余医生对我的病情介绍，再就在担架上作了简单的检查，果然不收。说：“这样的病人送来不是白白浪费我们一张床位吗？”余医生当然不好就把我往厂里再拉回，只好苦苦哀求。最后说到：“他是当年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要死也得让他死在医院，要不对社会不好交代，说我们对造反派头头见死不救。”这时余景荣书记给医院工宣队长的信也发生了作用，这就把我给收下了。

这个医院创办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初叶，到1976年已经有五十年院龄了。是由一个在应城传教的神父所创办。这个神父人称梅神父，所以这个医院也就叫梅神父医院。当时已经是武汉市治疗传染病的专业医院，主治碳疽病，黑死病，白血病，血吸虫病，肝炎病以及痢疾等，肝炎病房在四病区。与当时的武汉市第七人民医院相同。这所医院已经是当时武汉市治疗肝病的最权威性的专业医院。医院里对病人要么不收，只要是收下了，也就有他的一套固有的治疗程序。他们让我住到了一个特护病房。这是一个相当于办公室大小的房从中间一分为二的小房间，每间大约有八九个平方。相临两间有门相通，一般总是把这个门封起来，各住一个危重病人。两房之间的隔墙是只有两米多高的半截墙，两边的人说话都清晰可闻。每间房里摆两张床，一张专为陪护家属而备。

我住进去后，因为病情特殊，一时也不好定下医疗方案。只是每天抽血化验。从十月八日住进，到这个月下旬，转氨酶就升到了千多单位，黄胆指数更是直线上升。第一次给我送来化验单时，我见上面写的转氨酶一栏是“600以上”。我就问，为什么这么写，不写具体数？护士向我解释，说，“转氨酶是进入消化系统的酶，正常人一般血液中转氨酶不会多，只有肝细胞损坏了才进入血液。血液中转氨酶到了六百以上，就说明肝细胞损坏的差不多了，所以不用再往下报了。”我说：“我的病有点特别，还是有多少报多少吧。”护士一听就开始不耐烦了，说：“你当那么好报哇，你的血浓得像是墨汁，怎么计数？”我说：“用血清稀释啊，不就是用九宫格吗。”护士一听我说出了内行话，马上问，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搞分析化验的。护士这才说，好，我去对化验室说一声。

就这样，我的转氨酶一路升，报到了二千以上，而黄胆指数也升到了二百多单位。我的主治大夫姓万，叫做万涛，是个老右派。也是早年的留学德国的博士生。身材高大，脸相威严，态度却很和霭。这个人是个真的的救死扶伤的真医生。每天他进我的病房查过房后，总是很亲切地问东问西，一直的愁眉不展。好像病的是他而不是我一样。我真有时忍不住想安慰一下他。实际上，他本身也是个很重的肝炎病病人，有时出外到外地办公事，脚下往往肿得不能穿袜子。

我从小家族就有个爱流鼻血的病，农村叫这是沙鼻子，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到进大学这个病才不常发了。但这时肝不好了，又爱流鼻血了。一次流了鼻血后一直无法止血，连军用的止血海绵都无济于事，值班医生护士束手无策。我只好叫方霞扶我起来，我要到这个医院的后园去自己找草药。正下楼，迎面碰到了万大夫。他一看，我下地在走动。立时大喊：“吴恒春，你不要命了？”听到这焦急愤怒的大喝，我像听到了仙乐一样感动。在这里最深地体现了一个医生对病人的无私的关切。我带着无限感激的声调说：“万大夫，对不起，我鼻子流血不止，医生护士束手无策，我要到后园去找草药止血。”看到我正在流血的鼻子，他态度一下子缓和过来，亲切地说，我也学过一点中草药，你要找什么对我说，一边扶住我送我回病房。回到病房，我对万大夫说，我要找的叫做“墨旱莲”，俗称止血草。万大夫问，用什么部位。我说药用全草，洗净拿来就行，但药效最好的是嫩叶。这种草湖北很多，长在阴湿菜地边水沟边，房前屋后常见。万大夫看了我一眼就走了。一会拿来了几枝，我当他的面把这种草揉烂，塞进鼻孔，血一下子就止住了。他看到这些，态度很亲切地坐在陪同人睡的床上，认真地同我聊天。他说，我听说有人用“血余炭”（人头发灰）“百草霜”（草木灰）加墨旱莲磨粉制成军用战场急救止血药，还不大信，看来是有道理。他话题一转，说“你懂中草药？”我说：“我是业余爱好，自学过一些，会认会采三百多种，会制几十样，会用的就不多。只对解毒，止血有特长。”他又问：“你是学什么的，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学化学的，在化工厂搞试验研究和分析化验。”他说：“你知道你的病很严重吗？”我说：“我知道，我的病到如今这样，是属于怕死必死，不怕死与医生好好配合还有三分活路。我只希望万大夫把我的病当成试验，死马当成活马医，我一定会合作的。”听到这些，万大夫一会笑了，过一会又沉默了一下，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吴恒春，你放心，对你的病我会尽力”。说完就走了。从此后，万大夫对我特好，遇到了必打招呼，平时没事也常来聊天，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有一次聊到中医，我说：“中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能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治病讲究标本兼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不像西医，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医是机械唯物主义，而中医则基本是辩证唯物的。尽管里面也夹着一些唯心的东西。所以西医对外科，抗菌消炎有特长，而中医则在慢性病方面治疗效果要好一些。西医从人体解剖入手，用上了显微镜，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病因了解得很先进，叙述得很详细，也很科学。但对于无法用仪器看到的东西就不了了之。但中医里面夹了不少的迷信，再加上专学中医的人怕人家看不起又故弄玄虚。所以中医也在没落，但这不是中医的没落而是人为的没落。”听了我这个病人的胡言乱语，万大夫不仅没有笑话，还深表同感。并说，你这一席话，很多医生都不懂，也更说不出来。你能懂这些，对你的病我很有信心。

有信心是一回事，如何确定具体方案又是一回事。我从十月八日住进这个医院，到十二月还定不下治疗方案来。在这近二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已经是水米不进滴水不沾了，每天又是靠吊瓶子维持生命。每十天半月还有一点大便，但那哪里像人的大便呢，一堆白色的东西。只要有了这么一点，万大夫就要通知他。他把痰盂端在手上，用棉扦仔细地挑拨，查看。每一次都是失望地摇摇头，说，胆道不通。这时，我已经是全身发绿，浑身干枯，每天脱皮。早晨床上总有一层白色的粉末。当时社会上正在流传着描述敌特活动的两则故事，一个叫《一具绿色的尸体》，一则叫做《一双绣花鞋》。我这时也刚好成了“一具绿色的尸体”。有时我也给其它的病员讲这个故事。我的黄胆指数无疑是这个医院开办以来最黄的纪录了。所以其它病员开玩笑称我为“黄帝”。而护士告诉我，“黄后”叫做柳霞，是个郑州人。比我要大十来岁，出院后没有消息，不知还在不在。

方霞每天陪着我，晚上就睡在我旁边的病床上。白天，把我先抱过一边，把床清理一下，扫去床上的白粉，再让我躺在床上。然后，她再上床来与我脚头相对，成了真正的促膝谈心了。有时，我们也在两人中放一个围棋盘，相对下棋。更多的时候是我给她讲故事。她平时没有时间听我讲故事，这时正好没有办法打发时间。我就由着她挑，要听什么就给她讲什么。要听西游，就从石猴出世讲起，要听三国就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起。慢慢地，我讲故事也在这里的病人中有了名声了，护士没事，旁边病房的病人不打吊针的，也逐渐往我这个房里集中。经常我的病床边围满了听故事的人。

我的隔壁病房有个病人，叫做史进川。是河南省驻马店副食品公司的副经理，因公出差病在了武汉。年纪比我大十多岁，快五十岁的样子。我刚进院时，“四人邦”还没有倒台，所以来看望我的人络绎不绝，病床前的输液架子上挂的水果总是不断。那时，徐鸿彩还没有自杀，在江岸区的牛羊加工厂工作。而他的父亲曾是这个厂的老党委书记，当时也没有说对他就如何的过不去。他还能帮忙弄到那时极为难得的牛尾。而我的岳母更是一个星期几次地往我这里送东西。看到老史那样无亲无故的样子，不由得我想起了在兰州住院时的情景。因此每次送来吃的，总是不忘分他一份。慢慢地他也常往我这边跑，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他经常看到我喝不了二口的汤，方霞拿去就当面喝下去。我吃不了一口半口的东西，方霞拿去就当面吃掉。有时护士不准她吃我吃剩的东西，她也不听劝。她说，我不怕传染，我就是要他活下去，要是他不活了，要死我们俩人一起死。在场的人无不感动。特别是史进川在知道了方霞的父亲是高干而她自己也是大学毕业生时，更赞叹羡慕不已。说：“我真是没有看到过像你们这样同甘共苦，恩爱相守的夫妻。”到后来，史进川出院了。回到驻马店后给我们来了信，还托人专门给我们送来了整个半边猪的排骨。这在那买一斤半斤猪肉都要票的年代，那真是一份不小的重礼。在信中他说，他在家里还不如在医院时温暖。他的老妻怕他怕得要命，一家人把他像麻疯病人一样关在一个小房里，连门都不开。门下留一个小洞，每餐吃饭就有人由这个小洞里向里面递东西进来。他好想回来再住院。接到他的这封信，我看他留下的地址是驻马店的一个小学，就知道这一定是他妻子的工作单位。我写给他的信，他的妻子一定会先看。所以我就有意给他回了一封长信，里面故意把方霞家里的情况，方霞的情况，把我病的情况都绘形绘色地讲给他听。特别着重讲方霞对我的病的态度。很快我就收到了史进川的回信。他在信中对我和方霞千恩万谢。说是接到我们的信后，他的老妻和家人对他好得多了，把他从小房子中放出来了。看到这一些，我和方霞不禁相视安慰地一笑。

这时武汉的文革战友们，与我当时刚由英山调回应城时所说的差不多，一个个处境并不好。刚开始时，像徐鸿彩，王军，陈晓云，等人还能来看我，一来就谈笑风生，但不久也都一个个失去了自由了。

我的家人对我在进行全力挽救。

十二月初，万大夫来和我商量，说是我国最近引进了一种新药叫“转移因子”。正在选合适的病人进行临床试验，问我愿不愿意接受。我当然不会不愿意。过了几天，万大夫又来对我说，武汉陆军总医院“五、七药厂”生产了一种新药，叫做“四黄注射液”，问我敢不敢用，有没有办法弄到。我说只要有，我就总会弄到的，只要弄到我就敢用。于是我的亲朋好友全体动员。四哥和新坤（我四嫂的娘家弟弟）找人托关系帮我弄到了二十支，王军通过王成秀弄到了十二支，岳母通过关系弄到了十二支。万大夫看到我家人不到半个月弄到这么多，就开玩笑说，你的能量不小嘛。别人弄十支八支都好难的。你一下子弄到了这么多？这应该够用了。这才用四黄注射液加转移因子配合进行了带极大试验性的治疗。

四黄注射液里的四黄，指的是中药名称中有黄字的四种苦寒药“黄连”“黄柏”“黄岑”“黄芪”。按中医理论，这四味药是中药里面极为苦寒之药，不会同时出现在一剂药中，而且也不可能用量过大，要不然人会受不了。而这种四黄注射液则是四种共同制成的高浓度制剂。我则用来一次一支地直接注射到静脉血管中，一次就是二十五毫升。这简直相当于我把别人喝一口都要受不住了的东西当成饭来吃一样。

经过这样治疗十多天以后，有一次万大夫照常在查看我的大便。突然，他睁大了眼睛，叫了一句： “好了，有黄了。”原来是他看到我的大便中发现了黄色了。尽管很少，尽管是在拨开大便后在里面发现的，但这是胆道开始通了的最大迹象。万大夫放下痰盂，长嘘了一口气，一副浑身轻松，如释重负的样子。那种情景至今在我心中如同昨天。

万大夫，愿你在天之灵安息！

从这之后，我的病就一天好似一天。几天后大便成了黄色的了，由于能吃东西，所以也每天都有大便了。大便一黄，人就开始退黄了，到元月初，人已经变得从外表看不出有明显的病态，能吃能喝。我也就离开了特护病房。

住在特护病房的时候，我的那间房的另外一半也总是没有空过。但哭声也就几乎也没有断过。头一天，听到有病人刚住进时，我们两个与死神打交道的人还要聊几句闲天。什么贵姓啦，那里人啦，病多久啦，转氨酶多少黄胆指数多少啦等等。但都没有我的高得出奇。然而就是这样，一般住进特护病房的人也很少有活着出来的。从住进去起大约总是一个星期左右就听到病人家属的哭声。每听到一次陪伴家属无助和痛苦的惊天哭喊，就意味着一个灵魂上了天。有一次万大夫问我，总是听到自己旁边的病人死去，难道就不怕么？我说，怕什么？自己都面临死亡，还怕看见死人么？终于有一次我听到隔壁的又一个病人死了，那家属惊天动地的哭喊实在是惨不忍听，只好一个人走到园中的一个小六角亭中坐着。这事被万大夫看到了，就叫我说，吴恒春，你不是不怕的吗？我说：“万大夫，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君子远庖厨，事不同理同，我不怕死但怕其悲呀。”万大夫听了一笑说，我给你开玩笑，不要当真。有时连我们都受不了何况是你。在我住在特护病房的二个月中，我的隔壁就死了七个人。我能由特护病房转到普通大病房，无疑是由阎王殿门口打了回转了。

我进了大病房，方霞就不用在医院陪同了。她回了家，天天白天来看视我。

我进了大病房，病友们也很高兴，从此后听故事就方便多了。那一个病房里住了十二个人，我到了后，晚上夜长，无所事事，我就组织病友们讲故事，我当擂台台主，讲故事打擂台。就是他们十一个对付我一个人，任何人讲一个故事，我就还回一个同类型的故事。从此每晚这个病房里笑声不断。更多的是我在开讲如何对待疾病。这个病房里有一个病友叫做吴小宝，是地质学校的会计。在我讲要正视自己的病，心情要乐观不能悲观不要怕死之类的话时，他总是表现得非常乐观大度。白天还时常穿一双高底的鞋子，走着台步唱戏。但他每天早晨总是要晒那湿了的枕头，可见其思想上是如何地怕死。要不是每天都哭泣，能够每天枕头都湿吗。到临近过春节时，他家里送来了一次油炸臭豆腐干子。吃过后引起胃部大出血，从此一厥不振。二天后就变成了一具死尸被抬出去了。

临近过春节了，万大夫问我，想不想出去过春节，我说当然想啦。再说不远离这叫人每天都想起自己是个病人的环境也很难真的把病治好。万大夫就说：“那好，你的病能有这个样子，我们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了。再拖下去也不可能更好，你要是同意出院就出院去，出去后能不来就不要再进来。肝病是自愈性疾病，靠医院不如靠自己。但只我活着一天，你就总是我们这个医院的病人，我随时打算收你回来住院。你不来住院也行，每个月充许你回来作两次检查，全免费的。凭你对中西医的认识，很多当医生的都还不如你，我相信你会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病。出去后不要乱吃，不要太累，但也不要太把病放在心上。不要总认为自己是个病人，尽量延长你肝功能的代偿期。你对中西医都有比较中肯的评价，大多数我也同意。但有两条我要给你补充一下，一是不要信中成药，那是用来安慰病人的，医院临床从来不用。你只要想一下不难明白，中药每一剂一用就是几味十几味，总数加起来一动就是半斤一斤的，熬出药汤来也只喝二到三次。我们的制药业又没有到能把中药里面的有效成份提炼出来的程度，很多中成药都是把全药研末成粉，再制成丸。这样的药能有用吗？几十粒只当喝一剂中药的几毫升，那是不中的。第二，再强调一下，肝病是自愈性疾病，肝的代偿功能很强，只要你自己注意调节自己的生理和心理两方面，让肝有个自己恢复的机会，肝病是可以自己好的。你不要对医院太迷信。”能对病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位医生已经是把我当成了亲人了。

春节前二天出院了。是由李胜元开来车，岳父陪同一起来接我出院。我出院时，四病区值班医生护士几乎全数出来送行。临告别时，我表示了对医院特别是万大夫的无限感激。万大夫说：“不要谢我们，要谢就谢你的爱人，谢你自己，我们只作了一个医院能作的最起码的工作。我没有想到你能竖着走出这个医院。现在能够这样子出院。功劳都是你们的，是你爱人的。”

从这以后，我坚持了每月来这里复查二次，一年后不再来复查，但总是来看一下万大夫，一九八五年我与人在汉阳三中人工大规模培育猴头菇成功，我选了最好的四对送给万大夫。到一九九七年我由广东回到武汉时听到万大夫的逝世的消息，非常惋惜这个可悲的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好人。

万大夫，愿你在天之灵安息！

在我住院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意料之中的政治变化。首先是从每天的新闻报道中知道了“四人邦”倒台的消息。这是我住进医院后大约不到十天的事。在“四人邦”倒台前，武汉市的朋友们还川流不息地来看望我，但到四人邦一倒台，就一个也不见了。我真的很庆幸我病得是时候，要是再晚半个月生病，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也不会有人想方设法把我送进医院了。接着武汉因打倒“四人邦”后的政治形势变化，不少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审查。首先是王军因分工在武汉工作，文革后期成为了长江日报的主要活动分子，也是反应文化革命的主要笔杆子，所以受到了特别待遇。他终于被收审到监狱中去了，剩下陈晓云一个守住他们的这个家。从王军到监狱后，陈晓云也变得孤孤单单的，到无人可诉苦时，就到医院来讲一下当时武汉的情况。陈晓云是湖南人，但从小就随其父到了武汉生活。她全家都在武汉市，算是在武汉生武汉长了。家住在武昌吉庆里附近。她本人当年是华中农学院植保系的学生。人长得五官清秀，皮肤白晰，性格也非常活跃，善于跳舞，是华中农学院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文化革命前，因王军是院团委宣传部长，所以他们互相认识，王军就对陈晓云一往情深。到发生了文化革命，王军成了长江日报记者了，这就更加强了王军要把陈晓云追到手的胆量，所以从毕业分配起就紧追不舍。毕业分配后，陈晓云分配到了湖南，她就把调动到武汉市工作当成了对王军提出的条件，这一点王军也没有为难，他通过长江日报社的领导，终于从武汉市政府弄到了指标，把她调到了武汉市一中当老师。

这期间，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徐鸿彩。徐鸿彩是武汉人，也是华中农学院毕业。徐鸿彩是读高中时结婚的，进大学之前，他妻子就给他生下了第一对双胞胎儿子，他大学毕业后又生了两个孩子，毕业后就分配到牛羊加工厂工作。他的父亲就是这个厂原来的党委书记。但从“四人邦”倒台后，他也没有能逃脱审查。这个人与武汉大学的“三涛”就完全不是同一类人，对于专案组人要他乱认些不存在的罪名就死也不肯。这就落了个顽抗到底，顽固不化的罪名，看守得格外的严。到林彪事件后他又说了一大堆不能说的话，处境一日不如一日。到这次四人帮倒台，他看是真的最后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只好下定决心，要放弃生命了。他先是从三楼跳楼，但这次跳楼没有成功，只不过是摔断了腿，但也落了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不仅没有人对于这种非人道的“审查”进行反省，反而对徐鸿彩更加变本加励！这就导致了他第二次跳楼，这次他是接受了前一次的教训，找了个趁人不注意的时间，跑到五楼上往下跳，这就永别了人世，只留下妻子和四个儿女了。后来，徐鸿彩的妻子也神经失常了。。

这在当时，我们是各自都自顾不暇，没有办法知道彼此的下落，这还都是以后才知道的。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3:02

四十七、七七四十九难

经历了又一次的死劫，一九七七年初，春节时，我回到了我岳父家。走进民主二路广福坊时，第一个看到我并表示迎接的，是住同一幢楼二层的萧萍。萧萍是个小不点儿，爱说爱笑，性格开朗。身材小巧，但爱看各种小说。她一看到我，当时就说：“啊，恒春哥回来了！”这一句简单的客套话别人也许不以为然，但在我听来，这是人世间对我的欢迎。是啊，这又一次战胜了死亡，回来了。

在岳父家过完了年，正在想着是回厂还是留在武汉养病。这时，王进来了。我刚开头还以为是专门来看望我的病的。不想他吞吞吐吐的是来摧我回厂接受审查的。

在我住院期间，全国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我刚住进传染病医院不久，即一个星期后的十月十三日，全国报纸广播同时报道了一个消息，中央军委逮捕了“四人邦”。这是毛主席逝世后的必然，不过没有料到会来得这样快。两者相距仅止一个月零几天。从那以后，到医院看我的人少了。只有亲戚，没有朋友。再往后一点，王军也就受到了审查，他的妻子陈晓云孤苦伶仃，倒也还时不时地到传染病医院看望我一下，也就是为了寻求一点精神上的支撑。在我住院半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厂里曾派车到医院去要接我回厂边受审查边治病。这时也没有人管什么厂医院有没有这个力量了。不过，来时是说好话人家就收了，去时，说好话这里也不放。这个一定要把我留在医院的人就是万大夫。他对来人说，送来由你们，要接回去就不能由你们了。这是个危重病人，谁要把他拉走，他的生死就由谁负责任。因此万大夫要来人在病人移交上签字。这个字有谁敢签哪？所以我也就保住了在医院里面正式治疗没有受到干扰。特别是在四人帮刚垮台的那一段最为紧张而严厉的日子里没有受到冲击。

这件事也得说应城化工区对我也是有意放过了一马的，这份人情不能不领情。在那样的时候，要是我与他们有着真的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也不可能就这样放过我。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对于一个人因为病的原因而死了是不要任何人承担责任的。他们只要故意当作不知道我病的严重程度，非要把我接回厂里一边接受审查一边治病，并且表面上给我安排最好的病房，那我也肯定是死路一条。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候，一个老右派份子是吓不倒人也不可能真的就能挡住因政治的原因而把他的病人接走的。

那个年代整人，有些理是说不清楚，也难以说得清楚。大势所趋，人跟潮流，谁也无法完全的自主，宁左勿右。而作为社会潮流这个东西是由谁发起的又由谁推动的再由谁领导的呢，这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说得清道得明的。一旦潮流形成，个人就会失去一定的力量。这一点连毛泽东都不能例外。

文化革命这个潘朵拉盒子，是毛泽东打开的。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就有明显而且是有证据说明他想关上这个盒子了，想要把放出来的妖怪再装回盒子里去。那时的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就是要关上潘朵拉盒子的咒语。但是无效。这一次的四人帮倒台是另外一边的人把这个盒子中放出来的东东抓住了一部份的结果，但对不对还要看历史的发展。不过到今天（2002年7月5日）我可以说他们也没有对。他们从四人帮手中夺权，夺过来后不得不放还给社会。所谓“大社会，小政府”对于搞惯了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来说，就是这个盒子里真正的妖怪。

回到化工区后，迎接我的首先是一阵大字报。过去的我，名字在大字报中是在签名的地方出现，现在的我则是名字成了大字报的标题和内容了。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写交代材料，不断地接待外调。我成了这个新办的厂送上门的现成运动对象，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有份量的活靶子。

这是一九七七年的年初。

相对平静的日子过了约四个月，温度突然升高了。六月份，当时中试室的书记叫做宋群，原来是当子弟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的。他把我叫到中试室办公室，很严肃地告诉我，根据厂党委的决定，对吴恒春实行“隔离审查”。宣布之后，就对门外说：“你们进来。”这就由门外进来了四个持枪的民兵，往我的四周一站。这就意味着我从此又一次失去自由了，而且不知道要到那一天才能再次还我自由。等阵式摆好后，宋群说，现在我们到你家里去看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事到如今，不服从是不行了。我只好起身带着这一队人往我们家的方向走去。一路上，路人侧目，而那四个民兵则分走在我的四周。到了过铁路时，黄自强还抢先走几步，查看有无车经过，到自认为尽了责任没有火车经过这才像个大将军一样把手一挥，再由我们过去。我则更像个大将军，在四名武装警卫的前呼后拥下走过铁路。极像当年某领导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

对于抄家，在心理上我是早有准备的。因此真正的敏感的材料早已作了处理，有些不能销毁的则预先都藏在叫人想不到的地方。如当时写的给中央文革的信的底稿，收集到的别人交给我的有关厂里人事方面的资料等。这些就都藏在阳台上晒衣服的铁管的空中。所以最后也就是抄走了我的一些历史的资料，包括二十几本日记本，几本书，几十张照片。这些人可能内心认为吴恒春就此完蛋大吉了，所以表现得非常的粗暴无礼。我听得多，但没有见过所谓的国民党兵是如何抄家抢东西的，但我见过的他们到我家里抄家时那种专横不可一世的样子和翻箱倒柜的作为，心里真是悲叹不已。抽屉全都被抽出来丢到了地上，柜门全部打开，衣服弄了个满世界都是。他们在抄家，我无事可作，不由就走到了阳台上，听凭他们去发威。这时只见宋群把脸这么一摆，就有二个民兵立刻走到阳台边上，以防吴恒春“狗急跳墙”，跳楼自杀。

他们抄完了，宋群要我跟他们走，这时我说话了。我说不能这么走吧，还有个手续没有办呢。他问，什么手续？我说，要写一份收据。我的东西，只要不把我整死，将来一定要归还的。他们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吴恒春还有这份胆气。在他们看来，这时我不过是砧板上的肉，还不是由得他们砍，由他们剁。宋群，黄自强表现得极为心不甘情不愿的。但他们没有心理准备，又说不出个不办的理由，一时间显得十分被动。只好叫个人把要拿走的东西逐一登记，然后在上面签了个名字。我把这收起来，这才与他们一起，重回中试室。

亏得有了这一手，这才保证了我后来终于收回了我的东西。要不然，在漫长的几年中，我的这些东西不被弄得尸骨无存才怪。因为有了这一步，这经手的两个人都知道事关自己了，要是他们不把我的东西有个交代，将来别想脱身。所以在七年之后的一九八四年，我被抄走的东西也基本都收回了。

他们给我在中试室那栋大楼的一楼专门安排了房间。那是气体防护站的房间，一共两间，一间是我住，一间在靠近我房间的左侧，是由值班民兵住。要是想出门的话，就一定要经过值班民兵的房间门口。从此，我又一次地被关起来了。这一关，就是半年。不准写信，不准与人接触，不准打电话接电话，不准外出，不准与任何人联系。吃饭就由家里送来。比住五不准学习班好的是可以看书，能够下棋。

这时，我的侄儿，二哥的儿子吴凌飞从西安转学到化工区子弟中学来了。当时他的想法是，古人易子而教，而这个弟弟又是由他一手扶持读完大学的。本身就是大学毕业生，家庭教育会比他好，他也不能让古人专美于前。而我的想法尽管我有病，但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我无理由拒绝。凌飞从初中二年级来的，那是一九七六年，他来时我还在传染病医院的病床上。来后不久，吴凌飞就有些不安心了，写信回去要回西安，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二哥的回信就显示出我的二哥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过人之处了。他给自己的儿子回信说：“你叔叔越是不好，有困难，你就越是不能离开。要是这时你离开了，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也不准进我的门。”这样，吴凌飞才不得不在这里坚持下来。到最后他考上了武汉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总算没有负了我二哥一番苦心。

送饭的责任就由我侄儿吴凌飞承担了。他上学时，就把我的饭带来，交给值班的民兵，回去时就带走空碗。刚开始时严得无法想象，不要说是与我说两句话，就是送饭人的面都不得一见，而且连送来的饭菜和拿走的空碗都要一个个地检查。我担心方霞着急，这才逼出了一个通信的办法来。先写好一个纸条，作好准备，等吃完了饭把空碗放在一边。待侄儿来拿碗时，再用口水把纸条沾在碗底上。再把两个碗叠放在一起。民兵检查时，会把碗一个个拿起来，看看碗里有没有东西，但却不会翻过来看碗底。而且纸条又是用口水沾住的，口水有一定的沾性，不会很快掉下来。等到碗一拿回家，口水也就干了，纸条也会从碗底脱落。但方霞要给我写信就要冒险了。因为她送饭来时不能也用这个法子。于是她就只好每次有事，就写一个纸条，放到送来的洗过的裤子腰旁边那个专用表袋里。这个裤子腰旁的放表的口袋，一般做裤子时都做，但却极少人用。这当初是为了好放怀表和挂表而设计的。这是引进西裤时同时引进的当时最时髦的玩意。但到后来就变成了西裤的“盲肠”，有而无用，一般人也很少去注意它。

后来，这些值班民兵的值班也就变得松起来了，完全是徒具形式而已。所以传递信息也不用再多费心机了。基本上就算是恢复了通信“自由”吧。

但与人隔绝的日子总是难熬的。实在无聊，我就研究起了蜘蛛。先是用火柴盒，捉来又肥又大的蜘蛛放到里面，再捉来苍蝇养它。到足够肥大了，再把它放到吊着的电灯泡上，灯泡的上方用药封死。（这在中试室，各种化学药剂应有尽有）。）突然开灯，看它如何脱逃。灯一开，白炽灯泡很快就会发热，温度还相当高，它是绝对不可能在上面停留的。它马上就放下线来，就像是登高运动员下山一样，由地上跑了。后来，我再在它要下地的地方搁上一个里面装有硫酸的碗。这次一开灯它跑不了啦，因为不能落地，要不就会落到硫酸中。但它却总是吊在空中，也不动。看久了没意思，我就做别的事去了。但过了一会，再回头，它却又不在了。这是如何跑的呢？好在我的蜘蛛养得多，我下决心要弄清楚。这就再来一回。原来它是借助空气轻微的流动，引起的电灯很微小的摇摆，加上它本身的配合，它吊着有三米多高的距离，只要有很小的震荡角，就能得到足够远的摆动距离。只要摆到一定的位置，它很快放长线，一下子就又跑了。第三次，我同样来。但不同的是，我把门窗关死。自己也减少活动，长时间观察，看它还能不能跑。这一次等了很长时间，它也跑不掉了。我正以为昆虫也不过如此时，突然看到它庇股上冒出了一股轻烟，直向一边的墙壁飘去。仔细看，原来这也是一种蛛丝，但轻如烟，也淡如烟，不认真仔细是看不见的。过了一会，这股烟飘到墙壁上，沾住了，蜘蛛就借这股丝跑掉了。除非把它弄死，它总是有办法跑的。蛛丝就是它的万能工具。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失败。

蛛丝是它的交通工具（搭桥）是它的捕食武器，（织网）也是跑逃工具。还有什么用呢？我这就大量地养蜘蛛。一个火柴盒中一个。养了很多大的后，就开始抽丝，把一个个的蜘蛛的丝抽尽为止。原来，丝抽尽它也就死了。我先是把一种很粗的电线做成一个方形扇子样的框架，然后就像挽线一样把蛛丝往上面绕。到后来，这把扇子就真的成了扇子了，蛛丝在上面密密麻麻地织成了一块布，上面还能写字画。

白天，就看看报，很认真地看，用他们的说法这叫做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再就是玩蜘蛛。晚上就陪值班民兵聊天。这期间曾托热电厂一个姓谢的值班民兵弄来了一副围棋，我教他下围棋。但好景不长，被武装部的李国模发现了并收走了围棋。连这些与吴恒春划不清界线，阶级觉悟不高的民兵也挨了批。

要说与吴恒春划清界线，谈何容易。这时他们（专案组）为了引起别人对我这个专案的重视，在外面把我说得很神。什么通四国外语哪，能够过目不忘哪，什么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直接来往哪等，简直比周恩来还有本事。而厂武装部的人又为了要让值班的民兵提高警惕，也在神化吴恒春上推波助澜。再三强调，不能与吴恒春说话，一说话他就能迷惑人。好像是吴恒春有巫术，像传说中的蛇美人一样，只要叫了别人的名字别人一答应，就能钩走那个人的魂。但人就是有这个缺点，好奇心太强，再就是不应该把吴恒春过份神秘化。不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要死没死成的中年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潘朵拉的盒子就是这样被打开的。这样作的结果，就是值班民兵一接班的第一个任务就成了非要弄清吴恒春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这样就是让他们一接班就认真的听我聊天了。我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却对人是真诚的。所以只要能聊天，我敢保证，不出一个班，就能使他们成为我的朋友，至少同情心是放在我这一边的。

这时给我值班的民兵是每班八个人，四班三倒。每班两个人，值班八个小时，二十四小时三班换。这一个班子任务是一个月，一个月期满就换另外一个班子的人来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真能划清界线的不是没有，那也是凤毛麟角。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机修分厂的一个姓孙的，叫孙行舟，武汉人。人称之为孙猴子，这是因为他爱打篮球，但人却身材短小。这是个武汉知青，他不仅不受我的“骗”，还能保持高度的警惕。只要我有与他说话的表情，就大声喝叱。还有一个是合成分厂合成车间的人，好像是姓傅，转业军人，是个京山县的人。人皮肤很白，细皮嫩肉的。个子不高，大约一米七。很瘦，身材可以用上苗条两个字。这个人平时看我就像看贼一样。但我却可以毫不冤他的说，这是个有点性变态的人。一个大男人，六月大热天的还爱用香水雪花膏之类的化妆品，事实上他又并没有体气。（腋臭）

这时我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当作靶子供人批斗。我是公用的标本，只要那个单位要表示革命，就可以给值班民兵打个电话，他们就会准时把我押送到会场。我一到会场，就是“恶毒攻击厂党委，”“妄图夺取化工区的权力”“投靠四人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其中当然有我在这里活动时依靠的骨干们了。这我不怪他们，这些事我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再说当反面教员的味道也真是不好受，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在我受审查的同时，我从小道消息听到，原二司的情报部长李莉，因受不了长期被关在地下室的折磨而自己用安全刀片割开动脉血管自杀死了。他是湖北医学院的学生，长相非常斯文秀气。而另一个就是原二司的工农部长徐鸿彩了。徐鸿彩就是那个我刚住院帮我买到牛尾的人。他的父亲是原来他工作的这个牛羊加工厂的党委书记。毕业于华中农学院，人长得很高，但瘦。长相很有几分像前苏联的一个叫捷尔任斯基的人，所以我老是爱叫他“捷尔任斯基”。这个人个性豪放，直爽，但有点暴烈，不过人很正直。四人帮一倒，他也与我一样落得接受审查的下场。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受不了那种蓄意颠倒黑白的气，特别是受不了对他人格的侮辱。所以从三楼上跳楼下来求死。三楼太矮了，没有摔死，不过跛了腿。过不了几天，他第二次从五楼跳下，这次死了。听说任何自杀的人第一次没死成后，极少有再第二次寻死的。但徐鸿彩却第二次寻死，可见其受委曲之深，受冤之大。他死后留下了一个神经病的妻子和一对双胞胎的儿子。第三个死的是罗礼海，就是武汉大学“三涛”中的林涛。分配在松滋煤矿工作。四人帮倒台后，他从管理干部的位置上被赶下了煤井。白天拉煤，晚上接受批斗。结果得了和我一样的病：肝炎。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还要坚持拉煤，也不批准他到武汉看病的要求，死在了矿上的卫生室。第四个是武汉医学院的一个女生，名字我不大熟，好像是叫做王晓芳什么的，听说是在航空路跳楼自杀的。在这样的恐怖中，我能要求别人怎么样呢。那时我都作好了要方霞为了家和儿子，也为了她要活下去。让她必要时上台“揭发、批判”我的心理准备。我只要求她看在夫妻一场，可以无限上纲，不要无从生有。因为按当时的标准，只要是老婆揭发的，不是真的也就是真的了。“连他老婆都这样说。”这是一句现成的话。

在半年时间内，全厂各车间，技校，机关，一共开了我的批斗会四十九场。批斗会开得最有人性的一场是在水采矿区，那时是韩际友当主任。我在台上挨批斗时，还给了我一张椅子坐下。最野蛮的一场就是碱厂机关的那一场了。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七月中旬，天气正热，又是一场雨后，更见闷热。时间是在晚上，地点是在当时的厂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会场上坐了大约二百多人，已经坐满了。因为下了雨，我去时还是穿的一双深统的胶鞋。会议刚开始不久，就上来了四个人强行按下我的头，架了我的喷气式飞机。就是把我按成向前九十度弯腰，双手向后斜伸。这样子大约七十分钟。到散会时，我双脚鞋尖处有一团水渍。那是我大汗淋漓流下的汗水，由额尖向下滴落到双脚尖前形成了水团。而我回去后，从这双胶鞋里也倒出了近一碗的水来！……之所以碱厂能开成这么具有火药味的批斗会，也因为我在厂里面活动的时候，与碱厂始终没有能处理好关系。这个厂里有一批与二司关系不深的武汉知青，这是以汪秉中，徐长善等几人为代表的力量。那个汪秉中后来调到了孝感工作，他的妻子是当过厂团委书记的王晓华。后来汪秉中出车祸死了。徐长善后来调到了东湖黎园医院工作。

这是我大病三场没有死的人得到的？这是一个拿了四张病危通知单的人应该得到的？

最无聊的一场是合成分厂机关的一场批斗会。地点是在现在的工人宿舍九栋二楼当时合成分厂的会议室。时间是大约七七年的八月，下午，主持人张鲁坤。（现在是退休的厂工会副主席）。这场会议的无聊是张鲁坤的主持人发言。会议开始他主持发言：“同志们！你们请看，这就是吴恒春，是那个把我们厂搞得乌烟瘴气的吴恒春，这是个从里到外都坏透了的坏蛋，是个从头到尾坏得流脓的怪种！”

开得最伤心的一场是七七年的六月底，晚上。不过不是伤我的心，而是伤方霞的心了。这天全厂召开批判大会，方霞带不满五岁的儿子到了会场，我从一到会场显身，全场在会议组织者的带领下就喊起了口号：“吴恒春必须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吴恒春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全厂与会者四千多人，同时喊起口号来，实在有震天动地之势。这里频繁地出现吴恒春的名字，儿子终于听到了，也看到了台上有个像是他的爸爸的人。对方霞说：“妈妈，看，爸爸。”说着就要往台前跑。这时方霞只好含着泪拉住了不懂事的儿子。并说，那不是爸爸，爸爸在医院里住院。这时的我，处境之糟是到了还不如住院的程度了。

无论什么样的日子总有熬到头的时候

七七年的十月中，这天下午又是召集全厂大会。传达省委对吴恒春问题的批复。这是《中共鄂发（1977）88号》文件。文件内容可说就是一句话。“同意对吴恒春实行离职审查。”在六月份宋群找我谈话，杀气腾腾地宣布我的命运时，是说的隔离审查啊，而且也对我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天的隔离。这是能随便开玩笑的事吗？第二天，我对宋群进行了质疑。为什么省委文件是离职，而你要说是隔离？宋群无言以对，只好撒赖地说，隔离同离职是一样的。但我却不放过，说，是一样的吗，你把中国文字当成什么了，你把中国人当成什么了。都是一群无聊的人，一样的意思要用不同的说法？隔离是隔绝与别人的来往，离职仅止是不再行使原来的职务。但却不是隔绝与人的来往，特别不是隔绝与家人的来往。你们是怎么执行党的政策的？当然，在那种不讲人权的年代里，像这样为维护人权而努力的事肯定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但如果不表示出对自己基本权利的自我保护能力，就会更受到越来越多的伤害。最后这事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但他们也至少对我采取什么行动要小心一些，要不然又会被这个吴恒春抓住辫子了。

但这里面还是有内幕的。当四人帮刚倒台时，他们都以为这次吴恒春一定是完蛋了，所以又一次是宁左勿右的思想占了上风。厂里一方面要对我进行审查，一方面向应城公安局打交道，要求逮捕我。但应城公安局的回答是，应城化工区是省管企业，其干部的批捕权不在县里，要通过省委才行。这才逼使厂里向省委组织部打报告。在他们看来，对吴恒春的逮捕是必然的，也就不会存在过头不过头的事了。那里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这里迫不急待地采取了“革命措施”，先把他“隔离起来”。在那种时候，全省逮捕了不少地位还没有我显著的人，想来厂里专案组的这个想法也没有错多少。但不知为什么省委组织部会唯独对我这样“脉脉含情”。这只能认为这件事与我在薛部长心目中留下了一定的映像有关。既然是离职不是隔离，总得找一个台阶下吧。于是，就开始把我向外转移了。第一步是把我转移到招待所一楼的一个套间里，里间是住的我，外间则是由值班民兵住。刚住进去不久，化工部有一个副部长要来厂里视察。为了确保首长安全，不仅通知民兵在部长在厂期间不准吴恒春出门半步，就是上厕所也要有人跟随。而且还过份到用报纸把我住房的门窗都封死贴严。这就说不通了，难道我住房里的空气也会传染？我提出了抗议。李国模见我态度“不老实”，在那里大发淫威。发狂地叫道：“给我把他关到厕所里面去。”两个民兵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把我推进了厕所，随手丢给我一张椅子，并强行把门给拉上。我见这样，就把厕所门从里面反锁，自己则用椅子靠在门上，半躺在那里睡觉。外面半天没见里面有什么动静，又怕出了什么事，又急忙地要我把门打开。我就是不理，也不出声。这下他们急了，又敲又打，又推又拍。我给他们一个不理不睬。这时他们才真的急起来，在门外说好话。我才把门打开，再也不敢对我无礼过头了。

那个李国模当了厂里的汽车队的什么官了，但到如今见了我还不敢正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3:25

自从住进招待所后，批斗少了很多。儿子也快满五岁了，经常到这里来玩。他小小年纪，同龄小朋友都说他爸爸是坏人，不和他玩。在他小心灵中并不以为他的爸爸不好，但别的小孩子不和他玩却让他非常难过。每逢星期天到我这里玩时，只要有他的小朋友在一边，总不忘记吸引他的小朋友来听我讲故事，只要我开始讲故事，他就四出召集人，说： “快来听，我爸爸讲故事了。”好像他的爸爸讲故事就能吸引来很多的小朋友一样。

想不到我讲故事成了我个人从小时打破孤独的武器，同时又成了我儿子打破孤独的武器。一个特长竟在两代人身上发挥同样的作用，这也是始料不及的吧。

在招待所的日子其实也并不难过。既不参与批斗会，也不再要求写什么交代材料，平时也就是聊天。这里来值班的民兵几乎都是朋友。那个孙猴子就是这个时候来到我的身边的。他第一次上班，方霞刚好有几天没有亲自送饭来，这就来送饭来了。当方霞进来向里间房走的时候，这个孙猴子用手一拦，要行使他的职权了，“不准吴恒春同家里人见面。”其实这项规定早就名存实亡。专案组只是无法下台，没有公开宣取消而已。方霞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到北京住过学习班，哪在乎这些，将他的手用手向旁边一拨，人就进了里间。这个孙猴子还不识趣，用眼睛看着另外几个值班的人，向他的同伙求助。但他一看别人也只是在一边冷眼看着他，并没有一起上来制止这违反纪律的事的意思。他也只好没趣地坐到一边。最有趣的是，男工人都想法设法要来当这个值班民兵，而有一次却派来了二个女工，她们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而我那时也只不过是三十四岁。因此，她们总是怕得要命，好像陪着的是个色魔一样。有二个女工第一天根本就不敢睡觉，两人坐着到天亮。第二天就干脆叫丈夫来代班了。至于男工就不同了，在外面老是听人说与吴恒春聊天很有趣，再加上这里是在招待所吃饭，伙食要比大食堂好得多，有肉吃。而且又不出力干活，每天坐着聊天还有夜班补助拿。

这时岳母由于我和方霞结婚匆忙，没有办到嫁妆，而送来了一台缝纫机。方霞看我闲得无聊，就把这台缝纫机直接送到了招待所，要我学裁剪缝纫。我就在这里按图施工，看图作业了。按照裁剪书，我先用报纸按真人的大小裁成纸片，然后用浆糊粘成衣服的样子，用墨画上扣眼和缝边以及口袋等，也就似模似样的了。作了上衣作裤子，作了裤子就干脆用竹条扎了一个架子，把衣服支撑起来。放在那里一看，也很有几分气势。我后来又用报纸扎成团，画上鼻子眼睛嘴巴，往那儿一放，真像是一个真人站在那里。我把它树在我的床头，在那里陪着我。李白在他的诗中《月下独酌》说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这也是“自作模特儿，对影成四人”了。尽管雅俗有别，但孤独无聊，寂寞难耐的心态总有几分相通的吧。后来因为晚上人进来时被吓过几次，只好把我这个朋友送上了西天了。不过，我却也就这样学会裁剪缝纫了。

这样的日子过到了一九七八年初，也就快要过春节时，专案组通知要我到农场去。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这还有我表示的余地么，当然只好听话了。

离武汉五十一公里，相距东山头很近，在“八、一军垦农场”旁边，有一处几百亩的土地，那就是应城化工区的农场，叫做朱湖农场。这个农场是专门为了安置职工家属的，以旱作物为主。这里住了约有二十几户人家。这次值班民兵就不能是四班三倒了，只好与我同吃同住，日夜相陪。他们每班两人，带有半自动步枪，不过他们大多数对枪还没有我熟悉。那里还有几间空闲的房子，当时有一批刚招收的青工在那里劳动，我们一去就和他们作了邻居。我们住了一套，相邻两间，有门相通。那些青工是在农场劳动的，而我们却不用劳动。晚上，我就给两个值班民兵讲故事。过了几天后，有一天，我在外闲坐着，住隔壁的有几个小女孩子给我打招呼：说，你昨晚怎以不讲故事了？这才知道当真是隔墙有耳了。原来我在讲故事，隔壁有人在听免费的便宜。这伙人里面，就有后来与我来往颇为密切的闵怀军，曾树霞等人，还有一个平时非常爱唱歌，一唱就不停的女孩子，我们叫她刘三姐。

这个农场地处是一处湖区，人烟稀少。时值初冬，庄稼收过。每天总有成群的鸽子飞来找食，也不知是家鸽还是野鸽。反正值班民兵弄来了猎枪，每天去打鸽子回来加餐。有时运气好，一天能打十多只。一般也有六七只鸽子。民兵在外打，我就在家里加工。这一段时间，我对作鸽子可是很有专长了。作得最多的是一鸽两吃。这就是把鸽子弄干净后，先用水煮成六七成熟，然后再像做白切鸡一样切开，沾佐料吃，有时就再来红烧。而煮过鸽子的水再加上鸽子内脏做成汤，味道好极了。这样一冬天下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只鸽子了。我的身体到现在能有这样，怕也与此有关吧。

这个春节，就是在这里过的了。方霞到过年的时候，做了几个菜专门拿到朱湖农场和我一起过春节，儿子也和我们同受这份优待。不过好的是，当时在厂里，与值班民兵交往还有很多限制，到了这里，就无天管无地管了。所以我与他们都成了好朋友。

艾环清，大修队工人，家住化工镇艾大村，身高约一米八零，五官端正，相貌英俊。爱好篮球，是厂男篮队员。头脑灵活，接受能力强。但文化水平太低，仅止初中，所以对于他的远大理想和志愿无法实现就老是改换想法，弄成了个志大才疏，好高骛远。但是个好人，爱结交朋友，也很讲义气。他是陪我到朱湖农场的第一批值班民兵。在给我值班时结交了正在朱湖农场劳动的新工人，云梦县原人武部政委的女儿闵怀军。两个从此交往，直到结婚。但在他们的女儿近十岁时发生婚变，现在各自又建立了家庭。

方国平，供排水车间工人，转业军人。家在鄂西一带，为人本分老实。没有很大的胆，但不生心害人。在部队时当过班长，有时就爱开点小玩笑说他是我的警卫排长。我说那还不止，要升。给我值班的民兵早己超过百人之关了，应是连长。这个人正直，他并不相信专案组的那些话，但也不轻信别人说吴恒春多么好的话，完全以自主的态度对待他生活中碰到的一切。非要经自己认定了是好是坏他才决定如何对待。在给我值班的一个月中，有好多天是守礼而不欺人，但并不显得多么的对我同情，因此并不亲近。过了十多天后，他有一次说，老吴，我信你是个有本事的好人。但终归与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交不成朋友，但以后我愿意有事给你帮忙。

杨**，电厂仪表车间工人，湖北黄陂人。他与我厂当时政治部潘副主任的儿子同班给我当值班民兵。那时，给我值班到后来就是徒具形式而已，所以两人中有时就有一人不在，只留一人陪我。有一次是这个杨师傅留在农场，刚好他又发了病。打电话找人，拿药，烧水，对病人的一切照顾当然是得由我来做。他病好后提起这事，就总是很有点愤愤的。“说人家吴恒春是坏人，要不是老吴，我死在朱湖都没有人知道。”他为人很灵活，

许行水，云梦人，转业军人。三角脸，脸色带红。据说脾气很暴躁。从别人口中形容看，好像是那种顾前不顾后的人。听说他有一次当值班民兵时，闲了无事，交班后又翻窗口进到那个被关的人房间把人家给打了一顿。但给我值班时表现很有人情味，极愿给我帮忙。有一次我要到医院去查身体，过去的习惯总是有民兵持枪跟随。到他值班时他就是不愿拿枪跟我去医院，他说，你又没判刑，为什么要有人拿枪跟随？叫别人看了成什么话？人都要个面子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那就是为了不给我面子的一种措施，是一种待遇的级别，并不是真的怕我武力反抗。他说，那我不管，反正交代的任务没有这一条。我保证你不跑就够了，了不起提前换人。

李德，武汉知青。父母都是武汉大学老师，合成分厂工人。他给我值班时是二十四岁左右，是到朱湖给我值班的。他接班第一天就给我说：“老吴，我是主动要求来当值班民兵的，听他们说给你当值班民兵很舒服。我来陪你一个月，我也休息一个月。”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聊天。武汉知青中各种层次的人我接触不少，但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对事论人，一针见血；言行举止，又有几分玩世不恭；身上既无通常的高知高干子弟那种优越感带来的清高矜持，但也没有江湖油气。论人论事，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眼空无物。但对人对事，却又进退有度，举止得体。有一次我们议论到高层人事。当时正有一股强劲的风，试图否定毛泽东，名义是反对个人崇拜。对此我很有点忧心忡忡。李德说：“想否定毛泽东？那还要看老百姓答应不答应，这不是那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就是否定了，也很快要翻案。”他突然话题一转，说：“不光是毛泽东的案会翻，刘少奇，彭德怀的案都会翻。他们有什么错，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现在连毛泽东自己都自身难保，还有谁能随便决定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毛泽东是什么人，中央那么些人，谁不在他面前发抖？连杀人不眨眼，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许世友在毛泽东面前都大汗直流，谁不怕他。只有一个彭总，解放后还敢叫老毛，其余谁还敢这么叫？”“其实人有什么好怕的，不都是人吗，毛主席就不屙屎呀，他屙屎就不臭？一样臭。”听他这样说，我连回话的能力都没有，那时我真的成了惊弓之鸟了。更何况我早就在前面说过，我出身农村，心目中有很重的等级概念。所以对自己老是放不开，活得好累。要不是天命思想和农村人的传统保守，我在文化革命中可能就不会处处把自己给限得死死地。听了他的这些言论，结合我文化革命中的那股狂气。我觉得自己又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

在农场的生活平淡而安宁，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冬天是打鸽子，春天，那时再没有成群的鸽子飞来找食了，也就没有了鸽子好打。但这时又有很多磨菇好采，我们就去采磨菇。这是一种生在庄稼地里的叫做《黄伞菌》的磨菇。我们住的地方大量地栽种高粱，玉米等高杆植物，到了春天雨水多，下过几天连阴雨的时候，就可以采了。每次出去，总是大袋大袋地往回搬。吃磨菇很费油，而那时买油又要油票，这就难免搞点小动作了。当时农场食堂的炊事员姓熊，是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头，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我们只要是一没有油了，有时就两人出动，一人给他聊天，一人就趁他看不过来时，用搪瓷碗挖一碗油。弄到油的就先走，这聊天的只要看同伙走了就知道得手了，也不多聊，告辞就也出来。

到夏天，磨菇没有了，这时就是钓鱼和捉鱼的时候。反正两个民兵整天没事，会钓鱼的就去钓，不会钓鱼的就去捉。这里很多地方都有渠道，里面都有鱼。只要堵住一截，弄干水，就能捉到好多鱼。那时我们“家”中房中间放了一个大脚盒，里面就总是装满了吃不完的鱼。到了秋天，除了鱼之外，又多了一种野味，那就是野生的莲藕。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河弯，水流平缓，里面就长有很多莲藕。夏天看够了荷花，秋天就可以踩藕了。弄回来藕也总是吃不完，有时就用纸箱装起来等方霞来后带回去吃。在农场总共有十一个月左右，与其说是在受罪不如说是在养病。这一段的生活可以说：“冬天鸽子春磨菇，秋天莲藕夏天鱼，若非一年天天补，那来这份回忆录？”

方霞这时与我的来往也不再受到限制，也没有人管了。不过那时来往的车很不方便，她回厂时往往就要等过路车。有一次我送她回厂时，陪她在路边等车。有一天看到一辆散装水泥罐车由我们面前经过，开过了二十多米后突然停了下来，由驾驶室里下来一个人，向我们跑来，边走边问，是方老师和老吴吗？是不是等车回厂。我们说是，但等了好大一会没有车来。那个人说，我叫卢家树，是供排水的工人，你们可能不认识，但我认识你们，坐我的车回去吧。这样，方霞就坐他的车回厂了。后来这个卢家树告诉我们，他很早就认识我们，也很想结识我们，总没有机会。他很认识几个造反派的头头，觉得他们都不坏。这次听到我们的不少事，也认为我们是正直有本事的好人。所以很想有机会能帮助上我们。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到一九七八年底，全国大形势已经变化了。毛泽东后的体制也基本稳定下来，所以对我们这些文革派的人也就没有那么凶。上不紧则下慢，厂里对我也不再那么逼命一样的，所以也就通知我回厂了。这次就这么叫我回去了，也没有一个交代，只说是可以回家养病，但要是有事就随叫随到。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争的，只好听之任之。就这样结束了近二年的隔离生活。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3:44

四十九、无人要的散兵

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是很在意各种恩怨的，也极在意人们对自己的各种表情和好意。我清楚地记得，我住在招待所时，有一次去看病，经过大食堂旁边时，碰到了当时技校的老师安法全。他特地有意等着我，注视着我的眼睛，送来了安慰的一笑，然后再若无其事地走开。就这一笑，也使我精神为之一振！这一天，心情都是安定的。但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多的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擂。这就有不少人趁机要打落水狗了！这是一群专看风色，希望能抓住某些机会，能捞一把稻草的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形势走过场，更不是为了当时的那种形势下不这样就无法交差，而是出自内心的想趁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这是最为卑劣的一种人，与那些总想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一样。这就以当时自以为理论水平高人一等，言必称马列的赵颂南、冯发育、黄自强、王运年、李国模、宋群等人为代表；第二种人就是如殷宪国、文曼涛、姚鼎文之类的人，这是一批出于个人恩怨，在平时的正常竞争中吃过一点小亏，打了败仗想趁机报复的人；第三种人就是无分观点，不管好坏，跟潮流，随大流的人；第四种人就是自有主张，绝不听人摆弄的人。这种人里面有对我好的，也有对我不好的，但他们都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思想，与潮流无关。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对这些人都进行报复的。只好记在心中，当做是做人的教训，作为看人对事的一点借鉴。

我回去后，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这就到了一九七九年了。这次，毛泽东是逝世很久了，他身后的体制也确定了下来。得到了毛泽东亲笔御旨“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也光荣地完成了当过渡人物的历史使命。退位让派系倾向不明显的李先念当了国家主席，国家的文革烽火也总算消去了最后一缕狼烟。邓小平顺理成章地登上了收拾残局的历史舞台。这就像李德在一次议论中说的一样：“不管是那个当了政，主观上总是想要把国家事弄好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不是也搞得有声有色吗。当初是你共产党扯住别人的后腿，不让别人搞建设啊。一个人到当了国家元首，他还贪那么多做什么用啊。“动不动就说别人卖国，卖到那里去？卖到了别的星球吗？卖来卖去不就是卖了由谁来控制这个国家的权力吗。但谁管这个国家与一般老百姓有多大关系？” 这时的我，不仅是与国家大事无关，而且就是家庭小事也好久没有关系了。经过了从七五年到七九年初的连病到当反面教员，一共是五个年头的身心交病，早己是百孔千疮，心力交悴了。这时我已经是三十五岁往上走的人，回想这三十多年的生活，除了文化革命，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对别人对社会有益的事，最大的对社会贡献就是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这时，内心深处是真的好想平平淡淡，老老实实做一点具体的有意思的事。但还不知道阎王爷那一关能不能通过。阎王爷他老人家还让不让我活几年？

这次回厂后，我人不仅是早已自由了，而且自由到没有人敢再过问我的动向去向，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从狱中放出来的犯人会那么凶。是啊，人在水中不怕雨，我已经是从大水中游出来的，还怕你一星半点的毛毛细雨吗？这一段时间我处于休息状态，没有算是正式上班。到中试室走走，到医院里看看。有一次，我和几个内科医生开玩笑说：“你们有谁敢保我活到四十岁？要是谁保我活到四十岁，到时候我一定大请客。”我这时变得到那里都很受欢迎，因为我只开玩笑而不谈正事，医生和我也很熟的。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对这句话接下句。只有张医生，妇产科的老医生（牛奔的妈）不大肯定地说：“我看你再活过五年应该没有问题。”接着她鼓了鼓劲，大声说：“我保你五年没事！”

一个只有三十五岁的人，其对寿命的追求也就是五年，只想能活到四十岁，而且这还是深恐达不到的渴望，是一种奢想！这在我的内心又有几个人能知道我每天都在流血？儿子在我三十岁那年出世，这时只有五岁，妻子跟我一起受尽了苦难，这时也不过是三十出头的花样年华。但我却是活在随时都会死去的阴影之中，死神随时都在我头上盘旋。

人活百年，终是一死，对死我倒不是特别害怕。死就死罢，反正是在六四年的时候我就深思过人的生死这一大事，不过这时是客观上寿命有限了。我不得不抓紧时间，让我残存的生命尽量活得质量高一点。

伍子胥过关到吴国借兵报仇，回国报仇后对楚平王鞭尸三百。他的朋友说他不该过份，他说：“吾日暮而道远，故倒行而逆施。”我可是不能再倒行逆施了，只有好好在专业上有所表现于愿足矣。

在家里混了一段日子，春节过完后，去检查身体，转氨酶老是高高低低地不能正常，就只好在家养病，这一养就是近一年。在这一年中，我隔三插五地做了一些临时工作，也到中试室去混混。直到一九八一年，我自觉病好多了，我就想正式上班了。这时的中试室的主任是个武汉大学比我早几届的毕业生，叫做余长江，湖北应山广水镇人，武汉大学物化专业毕业，快四十岁了。人的性格很温和但带几分自负。在校时曾当过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所以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毫不怀疑。这个人在专业上无疑是比我强得多。他在外语，数学两方面是强项，而我在这两方面则刚好不足，特别是这十年来根本就没有与专业打交道。即使与专业打交道也强不过他，因为我的专业课只学了四门基础，而在分专业时我就完全没有上过课了。严格地说来，我只不过是个半拉子大学生。

我把我要正式上班的事对他说后，他满口答应给我安排，但过了几天，他带有几分遗憾地对我说： “不好办，安排不下去。”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与几个组长商量，没有一个组愿意接受你。”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先来上班吧，过些时再说。”就这样，我是上班了，但却是个无人要的散兵。这时中试室里的气氛也不是很在意专业和业务知识的培训。很多人满足于分析化验而不太在意现场。有一天，我对余长江说，我反正无事，不如这一段时间到车间去吧，正好熟悉一下现场情况。他一听连声叫好，说，这样好，我马上给你联系，你说要去那个车间？我说，我想从空分开始，每一个车间呆一个月，用半年时间把车间情况弄熟，顺便也帮助车间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我与余长江讨论这个话题时，水质组的陈国庆在场，听到我要到车间的打算，他说：“那你一个人怎么行，又是病人，这样吧，我陪你到车间去。”我说：“我到车间是打算参加倒班的，可不是当干部。”陈国庆说：“你放心，你做得到的我一定做得到，要是连你一个病号都陪不了我还算个什么人。”这样，就决定了我和陈国庆到现场。

陈国庆，祖藉北方，（也不知是河北还是内蒙）他的父亲是临解放前两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随军队南下就留在湖北应城工作。所以尽管是外地人却在应城是树大根深了。这时他的父亲是应城农业银行的行长。陈国庆本人是应城干部的子女，算是动用了某种关系才到这个厂工作的。

说到陈国庆，我要说起我这一生有三个特别的朋友，一个叫做吴正邦，是武汉大学物理系六九届的毕业生，与我一起从武汉展览馆搞起，后来又把他调到司令部宣传部管文艺宣传队。他在从那以后，特别是六九年全校大搞揭批查中，写了一些材料，但我总能原谅。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九六八年我第一次到方霞家里做客时，她家里招待我们吃饭。我们一起去的有好几个人，吃完饭后主人家照例要问一句：“吃饱了吗？”这时客人也照例要说一声“谢谢，吃好了。”但这时吴正邦却冒出来一句说：“我还没有吃饱。”主人家说：“那怎么办，煮点面条好不好，饭没有了。”这时要是别人就会说：“其实也差不多了，不用再麻烦了。”但吴正邦却说：“好！”这一段对话，我铭记在心，这一件事我也始终不忘，因为从这里我看到了一颗不虚假不做作的赤子之心。

第二个就是陈国庆了。自从陈国庆与我做伴到车间之后，我对他抱有一种深层次的感谢，但是性质不同。不过此后一直相处不错。他结婚时我们也特地送了一份礼。在湖北省化工厂，我与方霞一般在人情礼节上面是少有所往来的。到我和方霞的儿子满十岁时，（一九八二年底），我们也趁这时给儿子做个十岁的生日。其实不过是为了小儿子的心上不至于不舒服，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这样子的。我们大人可以独立特行，但小儿不懂事不能接受。这事被陈国庆知道了，因为他结婚我们送过礼的，按礼尚往来的规矩，他当然也要还一份礼来。这天他送来了一副很贵的乒乓球拍，送来时他说了一句话：“这是魏冬兰叫我送来的，要是我就舍不得。我这个人，要是给人帮忙出死力都行，就是不能给人送东西，把东西送给人我会心疼的。”听了这句话我当时很感动。这个人能向我袒露心胸，这是在真诚相对了。

第三个人就是当时中试室的余长江。在一九七九年时，我还不能算是正常上班。才到车间不久，这时国家要进行技术职称套改了。我们大学毕业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技术员，而老一班的好多都是工程师。这一年是先把只要工作能适应的文革期间的大学生都改成助工，而在职称套改中，我是连助工都没有改过来。这次我不同意了，就去找余长江。他一听我说的事，马上说：“对不起，这个事都是我的错，他们说你长期没有上班，这次就不用套改了。我见你这个人对什么都不在乎，所以没有给你争取。”此后，他就陪我一同找了当时的厂里几个职称评定小组的人。一个个地说明理由，终于给我把这个助工争来了。一个人能够承担责任，那别的还能有什么可挑的呢。从那以后，他也出过一些事，闹得名声很不好，但我对他一如既往，尊重如故。

对这三个人不管他们在别的方面如何，我是不会对他们有任何不好的，我认定了这样的人可以当朋友来交往。因为他们在关键的事上能对你真。

我与陈国庆到车间的第一站是空分车间。这个车间和油汽化车间可以说是全厂的两支主根。空分车间为全厂的合成氨提供氮气和为油汽化提供纯氧。而油气化车间则为全厂的合成氨提供纯度极高的纯氢。所以我先从空分车间开始。

于忠国是这个车间原来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妻子马松林是方霞在学校时的同事。而在我到化工厂参与运动时，黄木清是这个车间的主力，这时也不太活跃。在这里认识了一个机修工陈安泰，平时就是在控制室和化验室两处走动，在这里认识了后来成为我的特别学生的萧师霞。再一个就是闵少华的妻子周洁莲。这个小周是本厂老工人的女儿，但发声器官有毛病，说话不清楚，可是唱歌很好听，倒也听不出与常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来。

在这个车间，帮忙解决了出口氧气纯度报不准的事，那是因为有两个取样点，一个刚好在液氧层下面一点，另一个则是在液氧层的上面的汽化层中。当从液氧中取样时，因这时氧中混进的液氮量很小，故纯度要高些。要是由另一个取样点取样，那是刚好是在液态氧的液面之上，这是经过刚一次汽化的。而液氮的汽化温度比氧要低，所以首先汽化。这样，在液氧层面的气态层中氮得到了一次富集。所以在汽态中取样，氧纯度会低一些。就因为这两个点取的样所报的化验结果总是不一样，惹得他们老是和油头车间闹不和。经过我多次取样作样，经分析拿出报告，得到了车间和厂部的认可。这个问题也就算是解决了。

第二个月是到油汽化车间。这是个把重油经不完全燃烧，在高温下裂解为氢和一氧化碳的车间。这个车间生产的裂化气送往净化车间经净化后，纯氢送往合成车间，而纯二氧化碳则送往碱厂碳化部分生产碳铵。在这个车间是做了二件小事，一是通过与空分车间协调，解决了氧总管取样和精馏塔取样结果总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帮助车间解决了气体分析仪分析精度问题。

第三个月到了净化车间，这是个合成原料气精制车间。首要任务是脱硫，要把对合成触媒有害的二氧化硫和硫化氢最大限度地除掉。我到车间时，正是这个车间由于工艺上的原因，通过甲烷化换热器排气管在向外大量排放气体的时候。要不要采取措施，停产检修，关键是看这排出的气损失有多大。但排放量太大，根本就没有仪器能测量这个排气量。厂部看我在前面几个车间都能解决问题，这次就下达任务，要吴恒春解决这个问题。我用土办法三级分流，逐级分出总流量的三分之一后，当漏的气体只有总流量的二十七分之一时，就能用一般的气体流量计来测了。这样测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结果。

第四个月就到了合成车间，到这个车间参与了一次合成塔装填触媒的工作。合成车间合成塔里装的触媒是铁，是一种新生的海绵状铁，有很高的化学活性，在空气中会燃烧。正因如此，所以在向里装时是纯度很高的三氧化二铁，装好后，再向塔里送进氢气，逐渐升温，让里面产生化学反应，让氢夺走三氧化二铁里的氧，变成水带出塔外。这样，每次装了合成触媒后，有一个升温还原的过程。触媒还原如何，要根据出水量来判断。所以每次触媒的升温还原的出水分析就变得很重要了。事情都不难，但是系统的组织工作很要紧。这一次是比较成功的一次。

做了这一系列工作，终于在厂部有了反响。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在全厂干部大会上表扬了吴恒春和陈国庆。社会就是这样现实，当我们受到表扬时，我与陈国庆已经到了碱厂的二氧化碳压缩车间（这个车间现己并到了氯化铵车间）。厂部的表扬刚传出来，我都还没听说，余长江就找来了。说是我们得到了俞书记的表扬，现在有小组要我了，叫我回去。——这就是我的同事们！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4:03

五十、噩梦醒来……

从一九八零年开始，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工厂里也开始加工资了，而我作为入了另册的人当然是没有这个荣幸。不过，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不想在这一点上与他们去争。回想这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能留下一条命已经是侥天之幸了。那时加工资，好像是一种恩惠，不是对劳动的报酬，因此加工资要评比。而且是根据上级的给予的加工资的比例评出能加的人选来。一次是百分之三十，一次是百分之十七。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我的病也是时好时坏，工作也是要死不活，除了在车间时还表现得有声有色外，也没有什么起色。所以他们的工资都分别加了几次了，如俞绍争等，他们的工资就到了八十多元。而我的工资还是依然故我——51元。

虽然我没有加到工资，但由于这事好长时间与我无关，所以倒也让我冷眼旁观了人性的另外一面。每一次，只要是加工资的消息一传来，让人家知道了加工资的比例，这下面就开始了紧张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方式，大有可能与美国竞选议员比美。因为这时领导们为了减少麻烦，也把这一最难对付和不讨好的事，使用了最为公平却实质是最不公平的办法。看票数多少，假如某一次只能在十个人中加到三个人的工资，那么好办，只要在这十个人中进行无记名投票。能得到票数最多的三个人就是向上报能加工资的人了。本来中国人有个谦让的美德，无论心中多么想得到选上的机会，但选先进啊，选模范啊，总还能保持不选自己的这一“传统”美德。但这一次不同了，这种“美德”再也没有人理会了，很多人都毫不客气地投了自己一票。第二就是把自己这一票与某一个人交换。十个人中选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三票的权力。总不能三票都写自己吧，所以一定会有两票要投给别人。但白白的给别人不是给别人送钞票吗？再说，这是互相排斥的，别人当选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落空，所以就要与人交换。每一次加工资，总有人在私底下做这方面的交易。有的人因为实在并不会做这方面的交易，所以就发生了除投自己一票外，其余的就弃权，很多时候出现票数不够的情况。

我们总认为中国人素质不高，投票时不敢投自己的票。原来中国人不是素质不高，不过是中国人轻名重利罢了。

这五十一元的月工资，还是从英山县带出来的，那是在英山的一九七三年转正，从刚毕业的每月四十二元五角转为正式工资的五十一元。从此以后，十年没动。方霞与我同等待遇，夫妻二人，同等待遇，倒也公平。为难的是物价就不公平了，只要你这里加工资，菜肉等生活用品就涨价。102元总收入，我还要给家乡的老母亲寄去生活费，每月十元，这就是每月九十二元要顾全家四口。何况从吴凌飞来到我家中开始，我这里就成了大学生培训中心。我几个哥的孩子纷纷往我这里送。先是吴凌飞（考上武汉大学），接着的是吴巧萍（考上湖北大学），再接着的是吴明珠（考上孝感医专），再接着是吴建斌，他倒没有到我家中来，不过四哥指定要我加强辅导，（考上洛阳军事外国语学院），紧接着的就是没有读过高中，不需要考大学但要找工作的侄子们。上述这四个，分别是出过大力支持我上大学的二哥和四哥的孩子。接着就是在农村的三哥的几个孩子。吴慧芬，安排到厂职工医院洗衣房；吴慧琳，安排到复合肥车间当工人；吴建忠，安排到工程队当架子工；吴建军，安排到复合肥当工人。他们每一个到这家里来，我都要长期安排吃和住。而且要去求别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手握大权能左右人的荣迁生死的大人物，不过是久经磨难而大难未死的残人罢了。这简直是要一艘在苦海中挣扎，随时都会沉没的船来普渡众生了。但我也有苦难言哪！我读大学不是几个哥哥在百般困难中用钱支持的吗？到现在，我当然是责无旁贷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方霞了。过日子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家庭主妇的心中总是有本账，在那里打算如何把这个家管好。因此十个里至少有九个半是不愿意有人来打扰自己的平静生活。通情达理一点的能让当儿子的给父母生活费，尽作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就是贤慧女人了。能对公婆笑脸相待，就是贤孝媳妇了。但方霞要做的却是对丈夫的侄儿子和侄女儿尽份外之责。不仅尽力，还要尽心，不仅要给他们生活，还要保他们成才。对于方霞的贤德，全厂职工看在眼中记在心中，几乎是有口皆碑的了。很多人闹了家庭纠纷往往拿方霞来作比喻。在我刚和方霞建立恋爱关系时，我的岳父就对我说过：“你找到方霞，是你这一生的福气。”这句话确实没有说错。我感谢我岳父在天之灵。

在与我们这些同类型的倒霉人聊天时，我有时就爱开点自我安慰的玩笑。说，老天爷真是公平的。他给了你财富和权力，就加给你一个恶老婆，让你终日不得安生；他让你失去荣华富贵，就可能给你一个温暖的家。要不，那些倒霉的人还有活路吗。

到一九八四年，在别的单位纷纷对文革作了结论，也退了档案后，我们这里终于也要对文革作个结论了。那时专案组要下台，就传达了毛泽东逝世前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所以对文革旧账要“一风吹”了。但对我却远远不是什么一风吹，而是要把我永远的钉在耻辱柱上。

一九八四年的十月，这已经是秋天了。但湖北的秋天与别的大多数地方的夏天几乎是等值的。天还是很热，还穿单衣，不过是再也不会汗流浃背，心烦意乱就是。湖北省化工厂（记不清是那一年改应城化工区为湖北省化工厂了）政治处通知我到政治处办公室有事。这也是家常便饭了，也就应声而至。一去，看到是有好多时没有见过的盛大场面。政治处主任陈攸顺，专案组全部我见过的人：黄自强，冯发育（名叫发育，但好像发育不良）；宋群（但他只会送给官们东西，从来不会送给群众的，所以应叫宋官）；文曼涛（他的文倒没有能漫涛，但欲肯定是漫涛了）还有两三个我叫不出名字的人。我进去也没有人表示个什么态度，但我也习惯了，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有些故意地翘起二朗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冯发育一看，先发威了：“吴恒春！老实一些！”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不屑一顾地偏开了头。冯发育又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态度？”我还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看不惯，再送我去劳改啊！” 我这次之所以这样做，是从各种不同的途径听到消息，对我们这些人要作结论了，但要限制使用。我知道我的苦日子熬到头了，人生的事业也就此到了头。从此以后只谈做事，活着。而不会再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了。也就是说，我不用再投鼠忌器了。因为我没有器了，也成不了器。我不用顾全什么大局，我没有大局，我可以只管投鼠，但不用忌器。他们这些人丧了良心，顺应国家大势而耍尽了威风，作尽了坏事。一到大局一变，他们也会对那些被他们作贱够了的人毫无办法，也没有狗胆再抖一次威风。谁要是再想抖威风就是自找没趣。黄自强看情况不对，赶快起来打圆场。他说：“吴恒春，今天叫你来，是要给你作出结论了。有些情况要对一下。准备了一份结案材料，你看一下，要是没有意见，就签个字。”这是我所不能不关心的事。我就接过那份只有三张纸的材料，认真看了一会。

这份材料一共给我列了八条罪状：

1、宣传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想；

2、指挥抢枪乱军；

3、骟动派性，挑起武斗；

4、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5、给杨道远翻案；

6、诬陷革命领导干部；

7、投靠四人帮，告黑状；

8、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最后结论倒不是很叫人受不了。是：吴恒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予行政记

大过一次。

我看过这份材料后，冷冷地放过一边，也没有立即说话。冯发育又来了：“吴恒春，你要明白一点，这是我们对你的宽大，表过态你以后就能正常工作了。”我一下子火又上来了。我说：“我还能表个什么态？你们对我这样宽大无边，不怕犯严重政治错误？” 黄自强又来打圆场了，他说：“吴恒春，这不是叫你来征求意见吗，怎能不表态呢？”我说：“要我表态吗，那我就表态了，我认为处分太轻，应该枪毙！”冯发育这次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喝道：“吴恒春，你不要太猖狂，你要看清楚这里是哪里，你要想清楚你是什么人，你太猖狂了对你没人什么好处。”这一次我也是忍无可忍了，也就把桌子一拍，猛地站起来，双手往腰上一叉，站起来大声说道：“什么叫做猖狂？这里是哪里，是中南海还是阎王殿？我是什么人，是反革命还是地富反坏右？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弄了八年到现在还不能知道我是什么人，要不为什么要我来作什么结论？你有本事把我送去坐牢好了，还叫我来征求什么意见？”说到这里，我干脆把手向在座的他们一指，说：“你们到现在还不能承认吴恒春是一个正派的好人吗，还不暗自佩服吴恒春吗？你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花了大量的金钱，所有能找到的地方都找遍了，用了整整八年时间，专案材料堆积如山，到最后弄出了什么？我从二十四岁起的每一言一行无不在你们的专案材料之中有所反映。我从二十四岁被审查成了四十一岁的中年人了。天天都在受审查，查出了什么？”说到这里，越说我觉得自己越冤，把话锋一转，对在座的人说：“你们审查了我八年，查不出什么有分量的东西，你们有谁敢让我查半年吗？只要半年，我敢保证你们哪一个都百孔千疮，不是作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这一场大吵，真是声震屋瓦，办公大楼至少有三层楼的人听到我们在政治处办公室大发雷霆。黄自强真个是能忍住气，还是顾全大局地说：“不要闹意气嘛，有什么不同意见是可以提出来的。”是啊，他们何尝不知道这一场作结论的事不好办，实指望把吴恒春送进牢房，再不也是个开除厂籍，实在不中，也估计吴恒春活不了多久，否则，那个发育不良的自称冯克思的冯发育和那个叫做李国模的无赖也不会把事做绝，不会把话说尽。那个以后得了癌症的王运年不是在有人说，吴恒春病了，不要太过份时，还杀气腾腾地说：“了不起让他再第二次发病！”多么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吴恒春的命那么长，整也整不死，病也病不死，坐牢也不让他坐牢，开除又不能开除，还要给他作个什么结论。这回头路好走，回头话是如何说呢？要不，他们也不会在别的单位二年前就办完了的事到今天才找了我来，不就是这一关并不好过吗。

我发了一通威，也知道不能再过份了，实在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我这次能够在口头上发一点小脾气，也是大势所趋，因此绝对只能适可而止。只好又缓和了口气，望着黄自强说：“这会没有意见吗？这样的材料还叫人能没有意见？”黄自强说：“有意见就提意见哦，这样吵下去能有什么用呢？”我把材料拿在手中一摊说：“好，那我就说意见了。”接着，我把材料上的八大罪状一条条地驳斥：“一，你们把马克思信奉的怀疑一切当成反革命言论吗？找出根据来。二，枪，我是指挥人搬过一批，但那是抢吗？我从谁那里抢的？乱军，当时军在那里，是什么番号？三、我是如何骟动过派性的，我挑起过那一场武斗？我办的报纸宣传口径与中央文革高度一致，这些责任你们打算叫我来承担？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话是我作交代时上纲的语言，也能作政治结论？全国这近十年来没有生产又是谁破坏的？五、给杨道远翻案，你们弄清楚了吗，杨道远定过什么案？如果没有定过案，我翻的个什么案？如果向执政党的省委领导反映情况也是罪，那叫老百姓找谁说话？到台湾去吗？六、诬陷革命领导干部，什么是诬陷？无中生有才是诬陷，档案中有的为什么叫诬陷？如果这是诬陷也是那些整档案材料的人在诬陷。不是我。七、投靠四人帮，那时那来的四人帮？向中央政治局都承认的全国领导文化革命的最高领导写信也犯法？八，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我能破坏的？那样容易被破坏还能叫做安定？我又怎么破坏了？”说到这里，我话锋一转，又说：“我已经落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争的，但政治结论非同一般，那是历史，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是可以随便弄一下的，我个人至少要表现出对个人负责的态度。一个人不能对自己负责，还谈什么对历史负责？”黄自强这次也犯了一个错误，他接着说：“照你的说法，那你是没有错误了，我们审查你是错的了，那你的二司宣传部长是怎么当上的？”一听这话，我的火又往上一冲，站起来说：“没有人能说自己没有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说我有错误也不能说成有死罪啊？我当二司的宣传部长又怎么了。二司是反革命组织啊，谁定的？当二司宣传部长就非要犯罪不可啊？这是什么逻辑。”

政治处主任一直没有开口，这时开口了，说：“话就不要扯远了，我看这样吧，有些事一时也说不清，不如叫吴恒春在他的结论材料上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不能老是纠住历史问题不放。”政治处主任一表态，别人当然也就只好趁机下台了。这就纷纷叫我写我的保留意见。既然这样，我也只好借梯子下台了。实在是我也知道，政治事情，总是那些经手人作梗，形成“只有错抓的，没有错放的，”这种情势并不是大局需要，而是经手人不好下台。所以自古以来，就没有那一次大的事件受到冤屈的人能真正平反昭雪。一到真的搞了个什么平反昭雪的事时，那也不过是当前政治斗争又需要旧话重提，以此来说明新的事实罢了。在政治斗争中，整你也罢，保你也罢，救你也罢，平反也罢，都是别人需要，而不是单从你个人的遭遇来作准的。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反右是基本上错了，但给右派翻案的事却千难万难。即使所谓摘了帽，也是羞羞答答的，为什么？不就是当年那些用鲜血染红顶子的人还在吗。真到整人的人死绝了，那些被整的人也就死光光了。这时，就该历史学家们登场了。因此，我也只好乖乖地写下我千多字的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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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恒春人生传奇(文革相关部分)

三十七、到红花四队当住队干部三十八、儿子出世

三十九、艰难的调动

四十、为杨道远翻案

四十一、新工作、新岗位

四十四、在兰州发病

45

47

四十八、到朱湖农场改造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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