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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回忆录》: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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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回忆录》: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王芳回忆录》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无独有偶,祸不单行。当我在温州被作为"最大的走资派"批斗的时候,我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公安政法战线又拉响了警报。
  浙江"省联总"造反派把我这个当年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
  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政法战线是重灾区之一。
  1967年1月18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浙江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夺了厅党组的权,大批厅、处级干部遭批斗,工作瘫痪了。3月16日,第一次军管会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连发了两个《通告》,已伤及一些反对林彪、江青等的干部、群众,造成一批冤假错案。8月上旬,浙江省公安厅军管小组成立,取代了原军管会,实行第二次军管。
  1968年3月18日,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代表时,江青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而对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还有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江青胡说什么"这简直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叫嚣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誓师大会",我和厅原来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揪斗。
  4月1日,陈励耘(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在省公安机关军管会负责人会上(人事已内定,未正式对外公布)恶毒污蔑"浙江公检法就是按帝修反一套搞的",是"借共产党的招牌,为台湾、美帝、苏修效劳"。"浙江公安机关的领导人收集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报到台湾去了,为台湾建立了特务组织,进行内外勾结。这样的专政机关不砸烂不得了,要彻底砸烂"。南萍(20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也诬陷"公检法17年就是罗瑞卿黑线统治,干了不少坏事",叫嚣"砸烂公检法是革命口号"。
  熊应堂(20军军长、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附和,高喊"彻底砸烂公检法,要搞他几个浪头,这是革命,不能搞得冷冷清清,要抓情况,准备弹药,一个浪头,一个浪头坚决干。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能手软"。
  4月8日,浙江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成立,朱全林任主任(20军副军长)。省和杭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召开军管动员大会,朱全林在大会上讲话,全盘否定浙江解放以来的公安政法工作,说"浙江公检法机关17年干尽坏事,使人民的公检法蜕变为庇护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彻底砸烂浙江公检法"。
  4月13日,南萍在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说:"我们不能光打防御战,要大揭大批黑班底。"同年6月,陈励耘几次到省市公安机关,要求"看准了就要抓起一批人来审查,弄清通敌罪行"。同年5月和1969年1月,朱全林两次在全省地市县人保组和军管会(组)负责人会上,部署挖公安机关"黑班底",层层进行排队,使大批干部遭无端打击迫害,仅在省公安政法机关666名干部中,被斗争、审查的就有298人,隔离的88人,受各种处分的74人。全省劳改干部,被揪斗、游斗、关押审查的达1190人,占当时劳改干部数的四分之一。同时,推行"不靠旧公安人员带路,不靠旧技术,不靠旧方法"的"三不依靠"政策。
  1968年5月19日,江青在接见张永生时,再次大骂浙江公检法,并公开点了我的名。
  9月,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朱全林签发浙公军管(68)59号和60号文件,报省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说拍摄刘庄旧址影片"是一本十足的复辟账","其罪恶目的是阴谋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1969年1月10日,省革委会发了(69)8号文件,要"全面清理、一个不漏地废除反革命活动的地下军",我们多年建设的一支对敌斗争的情工力量,被毁于一旦。
  再追溯到北京,1968年8月4日凌晨2时,谢富治将清查情报工作档案中查出的21份档案报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他署名上报这批材料的报告中,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同志进行诬陷。谢富治还在这个报告上旁注:"我是一个死官僚主义者,平时不管这些事。"既诬陷他人,又开脱自己。
  8月5日,康生在报告上批示:"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
  在附送的材料中,有1957年8月25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周总理的报告,周总理同意这个报告,并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同志圈阅。由于当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没有批送毛。康生在这份材料上批写"罪恶的报告与规定的完全相反"。还批了一段话责难周总理:"这样重要的问题,不请示主席,对主席封锁,是原则性的错误。"
  另一份报告,1961年4月2日,公安部长谢富治签署的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康生在报告上批道,"这份报告是精心制造的有意伪造蒙蔽谢富治同志,利用谢富治同志名义来欺骗中央",在恶毒攻击罗瑞卿等领导人之时,极力为其同党谢富治开脱。
  还有一份,是1963年9月18日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谢富治同意的、以公安部党组名义向彭真同志作的报告(当时谢富治出差,不在北京),彭真同志阅后,批送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圈阅。康生在这份报告上批写"是这些内奸事后为了过去和以后的罪恶活动的一个烟幕,他们--彭、罗、徐、凌等内奸集团--精心策划掩盖他们的特务面目"。而因斗争需要,把情报侦察工作做到敌人内部去,浙江省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也做了一些工作,这是我们斗争的胜利之举,却被从上到下横加罪名、全盘否定。这些事只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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