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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行: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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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思想”杂志第10期

【编者按】此文源于作者对陈明忠先生立场、观点的批判。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思想发展历程的同时,为读者清晰展示了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台湾、美国、及当今大陆社会存在的冲突和矛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前30年(尤其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作者都以其独特的视角予以解读。



在《思想》杂志第9期,陈明忠先生以〈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为题接受访谈,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他在各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同样作为一个台湾人与左派,我读了之后感到深沈的失望。我认为,陈先生的许多关键立场,既不左、也不统,不但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原则,甚至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也站不住脚。相较于陈先生个人在蒋家政权下为了左翼理念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与贡献,如果最终的立场走到了〈左统之路〉中之所述,毋宁是令人悲痛的。  

我这一代台湾左派与许多社会运动者的思想发展,深刻地受惠于陈明忠先生的奉献。陈明忠先生以肉身浇灌的《夏潮》杂志以及其相关人士历来的努力,从1970年代末以来,有力地在文艺领域中定义了在当代台湾的具体情境下,什么叫社会正义、什么叫批判,从而使得像我这一辈人,在80年代远为安全的环境中决定投身社会运动时,有思想素材得以咀嚼,有尺度可以衡量自身。  

陈先生的转变,在二十世纪后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中并非例外。影响大者如为陈先生所尊崇的邓小平及其同侪,坚苦卓绝者如近年来终于出版回忆录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他们都曾经在世纪前半到中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所高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大纛下毫不动摇地坚决奋斗,最终却纷纷在思想与实践上放弃甚至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信念。

基于上述的原因,我认为必须同样清楚地提出我的不同意见。我认为,陈先生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发展,与中国毛派在1970年代末之前的政治实践,非但不是”落伍”、”教条”、”错误”,反而是1917年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固然这个高潮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如果没有珍视这段宝贵的遗产,并批判地继承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百余年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所累积的经验,我们就只能虚弱地凭空思考反抗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因此,不同于陈明忠先生,我仍然愿意称自己为”毛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新民主主义”者。  

当然,作为曾经在全球范围风起云涌的一个政治运动,”毛派”这个帽子包罗万象,甚至许多怪诞宗派、一些干尽坏事的组织、和许多贪官奸商都可能曾经或依旧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我认为,今天的”毛派”,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几个标志性的主张:肯定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成就、反对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导路线、反对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

我如何成为台湾左派

首先,我想交代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如何让我愿意以这样的立场思考问题,否则,自称为某派往往仅仅像是宗派信仰的宣示,而我相信信仰只应属于道场圣坛,不该拿来谈政治。而且,坦白说,在上世纪末以来所流行于欧美及海峡两岸的暧昧模糊、唯新是尚的思想氛围中,一个(不像陈先生那样)与中国革命史素无渊源的,台湾长大、住过美国的40几岁的人,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甚至毛派,在大多数人眼中,恐怕都是令人错愕、甚至是令人发噱的。

在台湾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东部小镇闽南人中产阶级家庭,除了向来暴戾威权的学校教育之外,个人生活中称不上受过什么委屈。但是族群之间不甚遮掩的歧视、隔壁家住泥地竹管厝的佃农过的苦日子、我的阿美族玩伴的兄姐出外打工被压榨到甚至尸骨无存、参与地方选举的家族朋友因得罪县党部主委而被罗织为”匪谍”送绿岛等等,周遭人们受到的种种压迫还是逃不过孩子的眼光的。

1970年代末我堂哥大学毕业回乡教书,他书房中的李敖、柏杨、陈映真、乃至《夏潮》杂志及《美丽岛》杂志等等成为我的宝藏。我总会把每一期杂志反反复覆地读。当时,这些文字是那么地鲜活生猛、那么有力地解释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当然,这些令人兴奋的思想收获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囝仔人有耳无嘴”是当时几乎所有台湾家庭的教育重点。而且,由于我学校考试成绩尚可,师长们的所有压力都会规训我这种”好学生”:想要做什么,上了大学再说。

作为常参加作文比赛的”好学生”,我国、高中时代就被要求读些救国团指定的课外读物,张爱玲的《秧歌》等拙劣的反共文学是必读,陈若曦及其他「反共义士」的伤痕文学也是。对我来说,读这些跟熟背「共匪十大罪状」一样,不过是生活中必须忍受的一些事。我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陈明忠先生当时会受到「伤痕文学」这么大的冲击。仅仅是因为那些作者们宣称身历其境吗?  

离开家庭到西部的台南上了大学之后,我当然一一做了青少年时代想做的事。偷偷地与书店老板在柜台下买被禁的鲁迅、巴金、江南的《蒋经国传》、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等等;参加社团热烈地跟人辩论些半生不熟的哈伯玛斯与海耶克;半夜溜出宿舍到城里某暗巷陋室帮党外候选人作海报传单,等等。  

民进党成立前后的当时,甚至在现在的”台独圣地”台南市,反对运动的统独倾向其实都颇为暧昧。”台湾意识”强烈是绝无问题的,到底是我们这个选区选出的立法委员朱高正第一个在立法院用闽南语发言、第一个因此跟人打架、也第一个因为国民党的终身立委大喊听不懂而骂三字经。但是竞选服务处放的录像带,除了绿色小组等拍摄的各地抗争纪实之外,也包括1984年邓小平的大阅兵,而且老少支持者们都看得啧啧称奇,直说比起国民党的阅兵好看多了。朱高正本人,数年后也成为统派。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大部分党外支持者当时的心态多半是:凡是国民党反对的,大概都值得一看。

比较清楚地主张台湾独立的,在当时大概只有已通过”新而独立的国家”宣言的长老教会。但是当时在成大的我们这群学运学生,对长老会是有很大的好感的。长老会的台南神学院,是唯一学生骂国民党不用关起门来躲特务、教官、职业学生的校园。用闽南语作为教学语言,也使得从小被禁止说母语的我们觉得耳目一新。非常自然地,我当时对台湾独立的好感逐渐形成。

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理想中真正的台湾独立没什么好反对的。国族之为物,包括”中华民族”,本来就与所有的历史产物一样,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独立的台湾国当真是一个虽小但内部自由平等、对外免于强权倾压的共和国,有何不可?但是支持或反对纯粹的概念只有思辩的趣味,没有现实意义。现实中存在的台独运动才是值得讨论的。而我是在1980年代参与见证的历次反国民党抗争中,彻底对逐渐主导了民进党的台独运动失望。

台独希望依靠美国武力对抗中国,几乎是完全继承蒋家政权的冷战位置──现在虽已非常清晰,我当时还不清楚。这种”独立”,当然仅仅是把半世纪以来台湾的附庸地位换个名称而已。

但是在1980年代的抗争现场就可以看到的是,即使当真出现了独立的台湾,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绝不属于”全体国民”,而仅仅是大资产阶级与为其服务的律师等人的政权,因为即使在执政的可能性还远在天边的80年代,民进党内的许多政治明星们就习惯驱策支持群众当冲突时的火牛阵,以便为他们造势好当选,以便让他们有筹码与国民党折冲。而成千上万收入微薄却踊跃捐输、面对棍棒盾牌还奋勇向前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幸运的能跟明星们握个手,不幸的被打被抓被关,还要被游行总指挥骂成破坏他们”和平理性”的活动的暴民。此外,当我跟着一些基层群众起来抗议台塑等大企业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时,总会出现一些民进党政客,用”咱平平都是台湾人”的理由,来劝我们拿钱收兵,让他去”乔”个价码出来。这些一再出现的现象,都预示了21世纪我们看到陈水扁。也让我对全称式的”我们XX人”的国族主义口号从此反感。

当时像我一样不满民进党当权派的学生,比较愿意称自己的主张为”人民民主”,愿意参与草根的社会运动,而厌恶政治明星们的选举民主。而在我们参与的环保抗争、工运与农运等基层抗争中,非常清楚地,荼毒台湾环境与劳动者的,不仅仅是国民党的”牙刷主义”[1],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外销导向的台湾经济必然的后果。台湾的工人与小老板们勒紧肚皮、拼死拼活地赶工生产,工厂与养猪场毫无顾忌地毒害乡土与邻居,不是为了台湾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廉价外销到美国市场。这些怵目惊心的景象,使得我们在有机会拿到马克思的著作时,就饥渴地狼吞虎咽,因为里头说的绝不只是19世纪中的欧洲,而是我们眼下的台湾。

80年代时我这派的青年,或许还算不上有很成形的思想体系与政治路线,而只是必较广泛地具有左翼倾向,在许多关节上,例如崇拜群众自发性的风气,或许更接近反菁英的民粹主义或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确定我现在的政治观点,是到了美国之后,透过了解美国社会、认识许多大陆朋友、以及参加无数的政治辩论之后的事了。

在美国

很幸运地,我的留学经验与大部分台湾人不太一样,没关在房里苦读,也没仅仅在湖光山色的大学城里体会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我申请到学校的地方一概是破败的工业城,而透过很多前辈与朋友的帮忙以及自己高度的好奇心,我参与体会了不少五花八门的事情。

如果要评比哪个地方最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的腐朽,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大城市──底特律──绝对会荣登榜首。

我总是喜欢带着外来客畅游底特律,跟他们说些我知道的城里的故事。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导游”任务,是带着北京清华大学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迟早是会崩溃的;可对于美国的物质文明,他可是赞不绝口。他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生产关系,但是也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我从他住的那个风光明媚的大学城载他上车之后,就不断地就”物质文明”这回事跟他拌嘴。我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能分开来看的,到了那儿你就知道,最高度的生产力是会跟最悲惨的生活状况同时存在的。可他说你看看这公路修得多好,这两旁森林保存得多赏心悦目,资本主义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再怎么说,美国人在物质上过得还是比中国好嘛,这是客观事实嘛。

到了底特律,天色已经漆黑了。我们下了交流道走上了贯穿全城最大的伍德沃大道,一路往北走。路面坑坑洞洞的,两旁水银灯坏的倒是不多。走了一两英里,我的大陆朋友问我,这路灯后面怎么都没房子店家?我这才想到,应该走外线道让他看看。一靠过去就看清楚了,几乎所有的商店建筑都荒废了,门窗用木板钉死,被无聊青少年涂鸦得更显阴郁。这景象绵延着过了一里又一里。我尽责地说:”看左边那高楼,那就是通用汽车的总部”。可他眼睛死盯着路灯后的废墟,抿着嘴巴,全不搭理我。

那一年,是现在美国自由派怀念的柯林顿时期的高成长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的崩溃已经让日本对美国的竞争不再气势汹汹。从各方面来看,”世界汽车之都”的底特律都应该繁荣兴旺的,而当时美国汽车工业生意也确实不差。可是底特律居民,除了有工会保障的全职工人之外,过的日子之苦,是我在台湾从未见过的。我的大陆朋友恐怕也无从想象。

我在当地参与的事头之一,是跟一群当警察的黑人同学写一个企画案,要申请联邦扶贫项目经费,利用城里到处林立的废弃大楼之一,开办一所供膳宿的学校给穷人家子弟。必须要供膳宿,是因为,在他们每天值勤中一再见到,黑人小区里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形极为严重,而父母多半得兼两个甚至三个差事,根本无暇照顾孩子。

关于美国的贫穷和饥饿问题,我不知跟多少留学生辩过。没几个人相信美国有人挨饿,因为他们的生活圈中只见到过体重过重的,没看过营养不良的美国人。但是即使美国每年都必须对外霸道地推销他们的剩余粮食,国内的饥饿问题从没解决过。2006年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确实清楚明白地指出当年美国的饥饿人口高达2550万人!而这仅仅是美国一国的状况,要公允地评估的话,必须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个单位来分析,则全球持续维持十几亿的饥饿人口,与欧美日垄断企业的生意兴旺,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就是资本主义。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平等,比起我生长的台湾甚至还更为怵目惊心。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即使以全球2%的人口消费了全球40%的能源以及绝大部分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工出口工业的廉价消费品,即使长期以来维持着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依旧无法喂饱将近十分之一的国内人口。这种发展,怎么会是任何自称左翼的人认为是应当追求的?

我可以理解1980年代的大陆人或许因为没见识过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而有类似”中体西用”那样认为可以只引进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却拒斥其他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但我无法理解与我同样生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陈先生怎么会有同样的想象?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当时我或许比刚出国的大陆朋友知道得多。关于”实存社会主义”,可就得靠他们教育我了。而我从他们得到的讯息,与陈明忠先生的印象差距颇大。

就说文革这回事吧。跟我同辈的,文革后才上大学的,多半跟大多数台湾学生没什么两样。老师说啥他读啥,其他”课外”之事一概不管,只盼着高分毕业找个高薪工作。而年纪大点的,经历过文革的同学,则精彩丰富得多,每个人都有种种兴趣嗜好。谈起文革时上山下乡,固然有人悲愤不已,觉得误了自己的前程。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近年来我结识的一些大陆学界朋友,谈起当年插队的那个村,也常常语气亲热得像谈自己家乡。这些各式各样的文革回忆,我相信作为统派的陈先生结识的大陆朋友不会比我少,应该也听过,但怎么就选择只相信”十年浩劫”说呢?

我特别要好的一位同班同学,跟我说过文革期间当工人的经历。他是个个性温和的人,可是当工人时也贴过大字报批评厂领导,因为他跟另一个同事觉得生产流程安排得不对劲。他说:”当时的社会气氛就会让我们这些年轻工人觉得厂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出了差错当然要纠正嘛。”他那份大字报最终没什么效果,还被领导报复了一下,但是他总觉得这辈子没这么有尊严过。他后来被美商公司聘为工程师回大陆到合资企业做事,放假回美国时,跟我说他沮丧得不得了,因为现在的工人全没有”主人公心态”,完全一副来打工的态度,”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进步”,可我说他们恐怕真的只是来打工的,不是什么主人公。

“主人公心态”这回事的确是中国大陆才有的概念,我认识的东德与俄国出身的朋友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说法。我曾听一个朋友讲过80年代早期她结识的一位大陆留学生的故事。她到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了几天,有点心得。有一天下工时,就很自然地跟老板说:”我觉得咱们的工作流程有些问题,大伙开个会商量商量吧?” 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人当然可以想象老板是什么反应,但是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跟我那位朋友说,从老板那一副”你疯了是吗”的表情,她才第一次体会到从小读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是怎么回事。

有趣也很讽刺的是,我在商学院修课的时候,90年代美国的企管系在”丰田式管理”的风潮下,几乎每一门课都在强调以前靠的物质刺激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如何激励员工,让他们”感觉到对公司有所有权”,好让员工主动发挥首创精神──换句话说,把他们哄得产生了”主人公心态”,即使企业清楚明白地绝对不是员工的。崔之元先生有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在说,西方认为最先进的日本式管理,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文革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惜他忘了提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主人公心态”是有物质基础的;而在利润属于老板,工人随时可以被解雇的资本主义企业中,那可纯粹是戏法。

即使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就是六四学运学生这一代,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人,也未必都相信文革是”十年浩劫”这个官方说法。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六四后被判刑、出狱后到美国的北大学生。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满嘴马列毛到有点教条的地步了。

我当然对他思想转变的历程很好奇。他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80年代读中学时,大家都把马列毛当屁话,只是得背起来应付考试的科目。上了大学,自由主义当然是最引人入胜的、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看到的当时中国的一切不公不义、用来打造内心的乌托邦的思想。一直到他进了监狱,才看到他从来不知道的事:牢里的政治犯,绝大部分不是像他这样的自由派,而是文革时的造反派,从70年代末被抓,一直被关到90年代还没出来。而外界,至少他自己,完全没听过有这群人。是跟这些狱友的辩论与学习,让他决定成为左派,因而卯起全力来生吞活剥以前不屑一顾的马列毛,如饥似渴地探寻他上学之后师长们就绝口不提、学校的中国现代史也一概不教的毛泽东时代的事。

除了大陆朋友之外,我还尽量找机会跟美国本地的左派或社运人士接触、合作、辩论。最愿意跟我辩论的是各个托洛茨基派的党派成员,其他如无政府主义或属灵倾向的运动人士,则多半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对历史与理论问题没兴趣。托派光在纽约地区就有超过三、四十个互相对立的组织与政党,他们的主张五花八门,有些对毛有好感,觉得毛是个不自觉的托派;有些认为毛和斯大林没什么两样,从1920年代开始就背叛革命;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更古怪的,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个进步,会把所有的农民变成工人,而据说”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认为农民是反动的,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在与这些门派的辩论之中,我愈来愈发现,毛泽东版本的马列主义,确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清晰、最有解释力、也最贴近现实、可以用来思考方方面面的实际运动问题的一套。

就这样,甚至还没到过中国大陆,我就成了个思想与感情上的毛派。而之后有机会到大陆各处看、四处找人谈,益发让我相信,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而陈明忠先生所赞赏的邓小平路线,非但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而且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陈明忠的”左统”主张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片面与感性经验,如何让我产生与陈明忠先生大不相同的观点,以铺陈这些在台湾也属于极少数派主张出现的脉络。我现在想开始正面响应陈明忠先生的”左统”主张中,我认为极为错误的部分。

“一国两制”是假统一

首先,陈先生支持的”一国两制”的统一路径背离了即使是最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更遑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

从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乃至美国内战以来的欧洲与北美资产阶级建立独立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往往不言而喻地成为之后其他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范本:对外摆脱强权干涉、对内建立统一的政治体制、”国民一律平等”的法律体系、统一的国内市场、民族工业化、、、等等,几乎都是所有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

在当代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下,受压迫国家要复制这种欧洲经验是否可能?一直是毛派等左翼流派同主流民族主义者观点相异之处。但是,无论是否可能, 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独立要有意义,非得达成境内所有居民,无论国藉、信仰、种族、性别、等等,法律上一律平等。如此,行政上就公开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失,而资本主义号称人人在市场上公平交易的意识型态,才具有现实基础,从而资产阶级靠着经济力量,而不是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占上统治地位的正当性,才能为人信服。因此,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必须废除、”刑不上大夫”必须打倒、地方割据必须消灭。没有这些具体内容,”统一与独立的民族国家”只是空话。陈明忠先生所提到的刘自然事件所暴露的美国在台的治外法权,就足以证明蒋家政权当年整天叨念的”中华文化复兴”是空话。

“一国两制”是什么内容呢?陈明忠先生说,照此计划统一之后,台湾将保有自己的一切制度机构、甚至军队,而且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这对”台湾”好得很。我首先不理解,作为左派的陈先生怎么也会跟国、民两党一样全称式地说”台湾”,而不问是对台湾的谁好。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根本就是虚假的统一,现实上就是让台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继续维持在美日阵营中,只是口头上说说”一个中国”而已。这算哪门子”统一”?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两岸的资产阶级早就统一了。三十年来大陆经济成长最关键、也最大的部门──加工出口工业──不仅依循台湾经验,更有台湾资本家的积极参与,长年以来一直维持”外资”投资的第一位,同时也把依赖美日的代工模式复制到了大陆。无论立场蓝绿的大资本家,几乎没人没在大陆赚了钱的。连一些老政客官僚们也在”国共合作”的架构下,分享到大陆国有资产流失的丰润商机,就跟他们二十年来在台湾搞的一样。统独问题,对他们来说,只是某种行政安排的问题而已。而”一国两制”之类的分裂安排,有利于高度金融化的资本规避任何一地的行政、法律与政治监督,视需要到处跑,分散风险。这与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模式是一致的。

两岸分裂的是一般劳动人民。许多台湾工人因为老板跑到大陆而失业,因而反华仇华,成为死忠台独支持者。而即使在马英九上台之后,除了为炒楼巨富铺上红地毯、为比较富裕的观光客敞开双手之外,大陆平民百姓要合法地移民来台,依旧必须面对各种苛刻而带侮辱性的行政关卡,来台之后更要面对各种法律、行政、与社会歧视。

不仅名义上处于分裂分治状态的台湾是这样,名义上已经纳入”一国两制”的港澳,对于大陆人的阶级差别待遇更是明显。贪官污吏富豪巨绅要去置产炒楼炒股炒期货,通行无阻,但是社会最底层,最受歧视的、过得最苦的人,依旧是困居在天水围等低收入小区的大陆新移民。在港澳,连外籍家佣受到的保障都比大陆新移民多。

连保守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得讲究保障最起码的人民平等权利。一国两制却是从体制上去制造和巩固人民之间的差别。这种作法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难道不是对立的吗?

不能否认二十余年来台湾与大陆单向的交流,在许多层面上增进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一些了解,许多个人层次上的亲密缘分时常出现。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在资本流动之下生计备受威胁的台湾中下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没有进步运动提供另一个视野之下,日益增生恐惧饭碗被抢之下的仇华心结;这些交流也不妨碍大陆工人亲身体验到台商公司为了赶单价日低、交期日逼、质量要求日高的美国订单,极力压榨受雇者,从而总结出面目狰狞的台湾人印象。这些活生生的每日经验,比什么人的宣传、比历史残留的省籍情节,都更有力地日复一日地在分裂两岸人民。

「改革開放」不是新民主主義

陳明忠先生認為現階段中國正在進行的,是「新民主主義」──抗戰時期毛澤東提出來的階段性口號──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採用資本主義方式、利用資本主義、又限制資本主義,先讓中國富強起來,但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大目標。而陳先生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窮國怎麼實行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衹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也許在未來的「信息社會」中才能實現。

我必須反對陳先生的這些主張。我認為他既誤解了新民主主義的內涵與時代背景、對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的理解極為片面、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停留在19世紀末歐洲中心主義的時代、甚至還寄希望於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的「未來學家」們的空談。

中國革命中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國家類似的政治主張與實踐,是列寧主義者對20世紀的人類解放事業最重大的貢獻。在這個路線下各國人民的革命,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造成了歷史上第一波重大的挑戰。這個路線,具體地來說就是,在落後國家,由工人與農民的聯盟為主體,以工人階級政黨為實質的推動者,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社會階層,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奪取政權,取得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土地改革等民主要求的實現、以及服務於國內需要的民族工業化,然後不間斷地邁向社會主義過渡。

以上路線的基礎是從列寧以來對於帝國主義的分析,而此種分析區別了20世紀的共產主義者和其他流派。

上個世紀之交的歐美各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占主導地位的主張的確是類似陳明忠先生那樣的,認為任何社會的歷史發展必然得重演西歐的過去:先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然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對於殖民地問題,伯恩斯坦等修正主義者拿著「歷史階段不可逾越」的教條,實質上宣傳西方左派不應反對帝國主義擴張,因為這會消滅落後地區的前資本主義制度,把「未開化民族」帶進資本主義,從而為社會主義做好準備。他們主張的是「文明」的殖民地政策。伯恩斯坦本人尤其大力支持德國進占中國的膠州灣,以「散布文明」。

但是列寧及其同代與之後的追隨者認為: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可能重複西歐的歷史發展,因為帝國主義會扼殺各地民族資產階級的萌發、扶植出為帝國主義中心服務的發展模式,將這些地方置於經濟上永遠的庸屬位置。各種前資本主義的落後因素,俄羅斯的沙皇專制、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及其後的軍閥割據、等等,非但不會被帝國主義消滅而取代為西歐北美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會被帝國主義者強化鞏固並利用來為其資本積累服務。因此,落後國家的工人、農民應該扛起以前在西歐各國由資產階級完成的歷史任務。

1949年的中國革命可說是將這種路線的民族解放運動掀起了高潮,隨後各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抗運動紛紛舉起「打倒三座大山」的旗幟風起雲湧地起義,1975年越南的統一與獨立可說達到最顛峰,之後則一路下滑。

列寧主義的民族解放計劃的重點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虛弱,革命後的工業化必須主要由國家來推動,列寧稱這個階段為「國家資本主義」,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依舊具有資本主義的許多矛盾必須面對。中國大陸1978年至今的發展是顛倒的。在沒有資本家的社會中,硬生生地創造出了一個資產階級。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有計劃地把把過去辛苦建立起來的服務於本國需要的民族工業給瓦解掉,而把中國的經濟成長重心放在台灣式的加工出口工業,為美、日、歐大企業提供低工資、高污染的代工,服務於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積累的需求。

陳先生寄望的未來的「知識經濟」其實早已實現,而且是當今中國經濟之所以依附於美、日、歐的核心問題。在WTO的國際知識產權協議之下,過去以科技教育扶持民族工業化的作法已經不切實際了。「懂得做」不見得就「可以做」。中國培育再多的技術人才與研發能力,不納貢給掌握知識產權的外國壟斷企業,就是不准做。

2005年中國科技部副部長批評20餘年來汽車工業與外資合作的「市場換技術」策略完全失敗,導致中國汽車市場被外資壟斷,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無法反帝、甚至積極服務於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發展,怎麼能跟「新民主主義」相提並論呢?

到現在,改革開放中,中國政府一手打造的「新興社會階層」,即資產階級,非但可以靠著發家致富受褒揚、入共產黨,還可以在中共17大上坐上主席台。從2004年關於這群人的「第一桶金」哪來的爭論被中共高層硬生生地喊停這個事件,清楚地說明了問題:貪污腐敗、盜竊國產與集體財產,是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們不清楚大陸社會」來迴避問題。我不懂的是,如果他們那麼強烈地自認為是中國人,怎麼30年來對於中國事都還「不清楚」呢?當他們贊揚中國改革後的經濟成就時,難道看不到這些成就背後勞動人民和自然環境所遭受的對待?或是,他們就跟任何資本主義的擁護者一樣,認為這些不公不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代價。那麼,他們在那個意義上可以稱自己為「左派」呢?

至於陳先生提出的「有高度生產力才能實施社會主義」,正是鄧小平以來中共領導者一再強調的第二國際教條。這個「先富起來才能革命」的邏輯永遠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富到什麼程度才算夠格可以革命?美國這個國家夠富、夠強了吧?美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除了在一些宗派的小冊子上,至今可看得出一絲端倪?

文化大革命的意義

陳明忠先生說他搞不懂文化大革命,因為沒有一本好書,衹知道是一場浩劫。我同樣到目前為止對文化大革命,即使高度關心、好奇,也衹能有片段的認識。因為直到這一、兩年來,文革在中國大陸是不准討論的,衹有跑到海外以反共專家為業的人可以寫大部頭的「十年浩劫史」之類的書,而真正積極參與在這個巨大的歷史事件中的人,在國內,要不就不說,想說的卻不准說。一位我認為是真正的左統派的朋友在台灣辦的《批判與再造》雜誌,最近四、五年來成了一些倖存的文革造反派發表文章的園地,毋寧是幫台灣左派盡了一些應盡的責任。

我不打算在此為文革翻案。的確,文革是失敗的。當初文革想打擊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的黨內一小撮當權派」,之後牢牢地當了權,子子孫孫也都發了財。經歷過文革的幾億人有幾億個不同的複雜經驗,很多人是負面的,也有很多人是正面的。這些歷史,在中國大陸看來可能正逐漸允許討論的狀況下,是有可能愈來愈清楚的。在此,我衹想說,沒有文革,馬克思主義早就死亡了。而文革的遺緒,在世界各個角落都產生了鮮活的各種進步實踐。

罵文革把中國搞得大亂、搞成無政府狀態的人,如果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去重新看〈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基本文獻。從馬克思到列寧、甚至連名聲狼籍的史達林,都一再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黨的專政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須要消亡、消亡的物質基礎就在於解決腦體力分工、城鄉矛盾等各種矛盾、「國家資本主義」絕不是社會主義、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衹是革命的暫時的形式。

列寧清楚明白地指出:「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都認為廢除國家是目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但我們肯定地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利用國家權力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去反對剝削者。」[2]

毛澤東反覆地在各個場合講共產黨一定會消滅,甚至說:「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3] 這當然不是附和蔣介石,而是重複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核心信念。在這個主張上,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啟蒙時代以來的西方民主運動傳統,並往前推進。去掉了這個大目標,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步性就非常可疑了。

1950年代之後的蘇聯,非常確定地絕不是一個意圖走向「國家消亡」的暫時政體,反而不斷鞏固黨和國家的權威,把國家資本主義當成不朽的最終目的。我不懂為什麼陳明忠先生把蘇聯稱為「極左」。歷代的觀察研究都發現,在蘇聯的企業中,和資本主義企業沒什麼兩樣,有層層的官僚,經理掌握支配工人勞動力的權力,而工人衹是來上班聽命的,差別衹是福利比較好、職位有保障。

「計劃經濟」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這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壟斷企業同樣實施計劃生產,通用汽車公司還一度是全球產值最大的計劃經濟體。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中、蘇論戰中首先對蘇聯體制開炮。除了與帝國主義「和平共存」的幻想、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裡頭到底還有沒有階級矛盾的問題。當時的中共認為,即使法權上取消掉生產資料的私有,與資本主義私有制所配合的勞動過程中的指揮與被指揮關係、分配上的剝削與被剝削關係,依舊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存在,因而還存在階級矛盾,必須解決。對許多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中、蘇論戰是讓他們重新看到社會主義運動還有生命力的關鍵事件。

除了馬克思早已指出的腦體力分工關係、城鄉矛盾等等之外,1950年代毛澤東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社會的一些重大的具有矛盾的關係: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等等,還說了一定會有更多矛盾。當時,他以獨特的辯證法中關於矛盾的不同性質的觀點,認為這些矛盾都可以是非對抗性的,而以主觀努力解決,但也可能解決不了、變成對抗性的。解決了矛盾,就往社會主義過渡又邁進了一步。

絕大部分解決上述矛盾的措施,是基層群眾發展出來的,毛澤東等領導人再加以肯定,如人民公社、鞍鋼憲法等。「放手發動群眾」、「激發群眾的首創精神」,是中共在長期內戰中發展出的信念。到了1965年,在大部分人眼中,主張蘇聯模式國家資本主義的一派與毛澤東這派之間的矛盾,顯然已經發展成了無法調和的對抗性矛盾,因而文革發生,毛的路線一時占了上風,直到1976~1978年才歸於失敗。但是,沒有這最後奮力一擊,沒有這史無前例的以國家力量試圖推動國家消亡的嘗試,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早就乾癟貧乏得無人問津了。

但是,反對專家至上、反對包辦主義命令主義、要求放手發動群眾的首創精神、「主人公心態」──文革時代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在世界各地的農村發展工作、社會工作、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和更多領域中,以「empowerment」(譯為賦權、培力、增能、等等)這個英文字眼活了下來,發揚光大。被右派大力嘲笑的「土法煉鋼」中所提出的「大、新、洋與小、土、群」的結合,現在成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等主流機構的官方政策,名為「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當代世界的各種社會改良措施,幾乎無處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遺產。

讓我覺得痛心的是,許多在中國大陸包外國基金會搞各種項目的中國大陸學者,或許是由於對文革的重大隔閡,必須用英文來說這些聽來頗玄奧的洋概念,而不知這些其實都是「出口轉內銷」。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肯定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是20世紀各國人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挑戰,而文革是這個運動的最高潮,那麼包括文革在內的這整個世紀的運動的失敗與成就,21世紀的左派都應該批判地繼承下來。我認為這是歷史唯物論最基本的態度──正視歷史,從歷史中反省學習。

自從1980年代,社會主義加民族解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從節節敗退終至潰散以來,許多各地的進步人士紛紛急著與這個傳統劃清界限,以圖重新打造全新的愿景。問題是,無論如何,面對帝國主義依舊稱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舊帶來重重苦難、甚至極可能通過環境災難而消滅全人類的21世紀,我們依舊必須像前人一樣構思出路、構思推翻並替代資本主義的道路。一味否定包括文革在內的20世紀革命經驗,會使得我們在思考出路問題時,僅剩下空想一途。


[1]當時黨外/民進黨批評國民黨政權之所以恣意糟蹋台灣環境與人民,是由於他們口袋裡放了隻牙刷,隨時準備等老共一攻來就逃到美國去,所以無須愛惜這塊土地,因此謂之「牙刷主義」。 [2]《列寧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2頁。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9頁。

陳信行現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科學與技術研究(STS)與勞工研究,著作包括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民社會與跨國階級政治〉等學術文章以及發表於「苦勞網」、《批判與再造》、《左翼》等處的評論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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