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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周泉缨:关于清华早期造反派内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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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文革两派斗争本质上是两派之间不同的文革观点或不同的文革思潮的斗争。清华两派思潮斗争起源于文革初期1966年8 月8 日出现的“八八串联会”。
  
  一、清华造反派最早的组织“八八串联会”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出现的“八八串联会”,是学生自发产生的有明确的造反派政治主张的松散组织。主要的发起人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低年级的烈士子弟唐伟。清华大学文革两派斗争全面展开后,414派骨干成员多数都是文革初期“八八派”的成员,例如我和我所在的清华动农系 “云水怒”战斗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唐伟发起的“八八串联会”第一次集会的成员。实事求是地说,清华的“八八串联会”是清华文革造反派组织的先驱,甚至是全国所有造反派组织的先驱;同时后来的414思潮的内容,包括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点名批判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内容,不仅来源于“八八派的思潮”,而且基本构架都没有超出“八八派的思潮”的范畴。所以,我经常与唐伟开玩笑,说他是清华造反派这个“水泊梁山”的晁盖式的人物。
  回想起来,“八八串联会”的政治主张有两个:
  (1)坚决与王光美为首的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为代表的大批清华学生的错误路线辩论到底。
  (2)为被工作组镇压的蒯大富为代表的大批学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
  显然,“八八串联会”是与刘少奇女儿刘涛为首的保工作组的清华“保守派”对立的自发的群众组织,因此“八八串联会”里的群众“八八派”无疑是清华文革的造反派的范畴。
  实际上,文革初期清华造反派从源头上讲由两种势力组成:一种势力是有明确的松散组织“八八串联会”的“八八派”;另一个势力是还没有被甄别或摘掉工作组时期的“反革命”帽子的以蒯大富为代表的约700余人的“蒯派”。应该注意,“八八串联会”里的“八八派”,与直接受工作组迫害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蒯派”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首先,从学生群众的组成上看,“八八派”在工作组统治清华的期间,原则上不是工作组直接要整的对象,甚至不少的“八八派”是工作组直接依靠或愿意依靠的党团员干部。例如,我所在的动力农机系的“云水怒”战斗组的成员,多数是动力农机系各年级的党团干部,他们在工作组统治清华的时期,事实上都是工作组直接依靠或愿意依靠的对象,他们作为“八八派”批判工作组,至少不是因为工作组整过他们或工作组掌权对他们不利。
  同时,“八八派”的文革观点,即“八八串联会”的上述两个政治主张,从批判刘少奇路线的角度来看是不彻底的。正因为如此,后来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蒯派”或“团派”,大力批判“八八派”文革观点,认为“八八串联会”的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因为它既没有认定王光美镇压蒯大富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即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性质,也没有认定受王光美错误路线的迫害的蒯大富是文革中当然的左派。
  
  二、有关早期清华造反派的大事记
  
  有关清华造反派早期分歧的大事记如下:
  1966年8 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首都红卫兵。
  1966年8 月19日,以刘涛为代表的清华保守派,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
  1966年8 月22日,清华造反派在“八八串联会”的基础上成立“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又改名为“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966年9 月23日,中央文革在中南海西门接见蒯大富。
  1966年9 月24日,蒯大富等以受工作组迫害的“蒯派”为核心组建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
  1966年9 月29日,清华保守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因刘涛等主要负责人自我罢官而自动解散。几乎同一个时期,原来在“八八串联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此外名目繁多的其他红卫兵,都打着批判刘少奇路线的旗号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清华园里冒了出来。
  1966年12月18日,在全国大串联基本结束时,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约见蒯大富等,授意将把斗争刘少奇问题向全社会公开化。
  1966年12月19日,清华以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临时总部等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实行大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统清华江山,并公推蒯大富为兵团总部司令。“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共有20名总部委员,其中“八八派”
  只占4个席位:唐伟、陈育延、朱德明、许胜利。
  1966年12月22日,即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统清华江山的第三天,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三位来源于“八八派”的总部委员,因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蒯大富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公开退出“清合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
  1966年12 月24日,唐伟贴出大字报,将周恩来总理1966年12 月19日“关于刘少奇问题还未定性”的讲话公诸于众。
  同一天,蒯大富的嫡系部队,“蒯派”的铁杆分子在井冈山兵团内部成立“28团”(当年林彪在井冈山时期任团长的红军番号),从此“蒯派”这个名称,在清华文革历史中逐步被“团派”这个名称所替代。“28团”从其成立开始,实际上主要就是为了对付造反派内部的“敌人”,比如唐伟就是“28团”最早攻击的目标。
  1966年12月25 日,在蒯大富带领下清华井冈山兵团5000余人,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示威,并在中央没有对刘少奇问题作最后的定性的条件下,率先在首都和全国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的重大政治口号。
  1967年1 月6 日,蒯大富兵不厌诈,以刘少奇小女出了车祸为由,将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诈骗和劫持到清华园进行批斗,周恩来总理闻讯大怒,称蒯的此举决非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之举,并迅速将刘少奇夫妇接离清华大学。
  
  三、早期清华造反派内部的严重分歧
  
  从上面那段有关的文革初期的大事记可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统清华江山的第三天,唐伟等三名兵团总部委员就公开宣布退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其中的原因就是唐伟所代表的“八八派”与蒯大富所代表的“蒯派”或“团派”,在对待刘少奇问题上的看法和策略都存在严重的分歧。
  唐伟的观点事实上就是周恩来总理的观点:
  第一,刘少奇问题是路线问题,但不一定要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之,至少当时在中央内部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最终性质还没有定论;
  第二,刘少奇问题本质上不只是一个权力斗争问题,而主要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或反修防修问题,因此解决这种问题的正确途径,不应该是将群众当成阿斗、运用权术去运动群众,而只能是相信群众和正大光明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将防止和平演变和反修防修成为自己的生活准则。
  蒯大富的观点事实上就是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授意他的观点,当然这也是蒯大富最愿意接受的观点:
  第一,刘少奇问题不仅是路线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第二,刘少奇问题是敌我矛盾问题,那么解决刘少奇问题就只能用当年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办法,这叫做两军对阵,兵不厌诈,不存在什么正大光明不正大光明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蒯大富不仅直接按照张春桥传达的旨意,带领井冈山兵团5000余众,于1966年12月25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并首次在首都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口号,而且变本加厉地导演了一场劫持和骗斗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的闹剧。
  
  四、评早期清华造反派内部的分歧
  
  所以,从唐伟与蒯大富在对待刘少奇问题上的看法和策略的政治分歧可见,唐伟与蒯大富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清华“八八派”与“蒯派”或“团派”的分歧,在“1966年12月25日‘打倒刘少奇’游行示威”和“1967年1月6日骗斗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两个事件上的延续和激化。
  后来我通过创生“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发现清华文革早期造反派中的“蒯派”(或“团派”)与“八八派”的分歧,实际上是整个清华文革两派思潮斗争的核心内容:
  (1)“蒯派”实质上主张,文革首先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打倒刘少奇并彻底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文革也必须以反对和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标准,重新划分中国社会的左、中、右,只有如此将七八年来一次的文革不断地进行到底,才可能彻底解决防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和平演变的问题。因此,“蒯派”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的,也是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的“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一元化的暴力革命的逻辑的。
  (2)“八八派”虽然不反对作为非全局性的措施,对刘少奇路线进行暴力的革命,但是“八八派”实质上主张,主要通过有序、渐进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即让群众通过文革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充分认识、自觉把握和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讲,“八八派”的政治主张,实质上试图在不改变文革前中国社会宝塔式结构的格局的大前提下,通过文革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扩大和提高“先进人民”阶层在中国社会宝塔式结构中的比重,从而让中国社会向共产主义逐步逼近。显然,“八八派”主张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好坏”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快慢” 评判社会先进落后的主要标准,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评判社会先进落后的主要标准。所以,“八八派”的政治主张虽然还没有跳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总框框,但是至少在逻辑上不是正宗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一元化的暴力革命思想,而是中国广大群众和干部在自己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里程中积累起来的自以为正确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3)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蒯派”的政治主张就相当于中国古代法家治国的方略,或相当于西医治疗癌症的“彻底铲除癌灶和杀灭癌细胞”的方针;而“八八派”的政治主张,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儒家治国方略,或相当于中医治病的“扶正祛邪”治疗癌症的方针。所以如何科学正确地评价“蒯派”的政治主张与“八八派”的政治主张问题,不仅是一个有关文革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关人类社会发展全局性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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