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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福  乱流浮沉半生缘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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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乱世童年  

一个还不知道用“我”说话的孩子是不会有长久记忆的,因为这时的我还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我现在笔下的童年,相当部分都不是我对当时的记忆,而是许多年以后,母亲讲给我的故事。  

一.哭声迎来了太阳  
民国二十九年, 农历七月二十一日 的早晨,母亲感到腹部阵阵疼痛难忍,她知道一个新的生命快要出生了。急令我的两个十几岁的姐姐赶快为她烧一盆热水,并准备好一把用火烧过的剪刀,她要自己为自己接生了。在旧中国女人生孩子是不允许男人在场的,所以,我的父亲和哥哥必须离开,这样,能帮助母亲分娩的只有我的两个姐姐。大姐将母亲扶在凳子上,用身子顶住母亲的后背,二姐握住母亲的双手。“哇”的一声啼哭,我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开始了我的漫长人生。  
母亲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在我前面竟由她亲手用枕头溺死两个刚出生的姐姐,还让我父亲丢弃两个姐姐。但两个她想要的哥哥,由于接生没有消毒,脐带感染,七天后夭折。所以我一落地,从那响亮的哭声,她就知道我可能是个男孩。脐带剪断后,都没顾得洗澡,就扒开我的两腿,看看人所共知的那个地方。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我长了男孩子应该长的东西,那个叫着生命之闩的小东西。她高兴了,她心中升起了太阳,因为儿子总是母亲心中的太阳。这太阳让她丢掉了怀胎十月的忐忑;这太阳让她忘掉了分娩时的一切痛苦;这太阳为她赎去原罪;这太阳为她燃起新的希望……  
说来也巧,在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东方的太阳也升起有一树高。再加上我刚出生洗完澡,就两眼睁开,到处乱看,这是她前面的子女中都没有的。这个巧事更让我母亲相信,龙年出生的男孩是个好兆头。这个好兆头恰恰又成了母亲心中的石头,我前面的两个哥哥不是出生后七日就死了吗?我会不会是第三个?母亲又开始度日如年地等第七天的到来。也许是我命大,七天过去了,我长得很好,母亲开始为她心中的太阳作各种各样的设想。  
中国的习惯,不管男女,小孩满月时,都要起个乳名。我们家像有约定的分工,孩子的乳名都是母亲起。哥哥的乳名叫仁礼,应该说这个乳名好像书香门弟人家起的,带有浓重的孔孟色彩,知仁知礼,沿着孔孟之道,求得功名之类的东西。但我的乳名却一反过去,乳名中一定要有母亲的姓,我母亲姓蔡,所以我的乳名叫蔡园。大概母亲希望我能姓蔡,未来的日子也能过得团团圆圆,乳名中含有蔡姓,说明母亲有了女权意识。  
在我一百天的时候,按旧礼俗,要给我剃去头上的胎毛。结果在我的后脑勺留了一缕头发,俗称鳖尾巴。留下的目的是因为鳖与龟一样可以长寿,希望我长命百岁,另外,也还留有清朝的痕迹。这个小尾巴也意味着母亲随时可以抓住我,成为我的保护神。  
母亲的心思并没有就此结束,而到了冬季,她决心要在我的左耳上扎个眼子。为了减少我的疼痛,先用冰将我的耳垂冻麻木,然后用烧过的粗针在我的左耳垂上戳了一个洞,为了防止再长实,在洞里又穿上了一根粗的线。事情并没为止,母亲又用她陪嫁的银戒指给我做了一只偏坠戴上。这样,母亲觉得放心了,她心中的太阳再也不会早早地殒落。  
母亲的心愿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好运,更没有改变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掳的现实,战火依旧,饥饿依旧。随着我身体的成长,母亲的奶水越来越不够,我百日以后就开始搭粮食吃。我吃的粮并不是白面、米粉,而是烧熟的山芋和山芋淀粉糊。偶尔在城里的姥姥也会送些米糕以作补贴。由于吃不到高蛋白的食物,肚子当然饿得快,而且肚子越吃越大。所以每次吃饭,只要我一听到条匙刮碗的声音,就会大叫起来,因为我本能地知道碗里己经没有我可吃的东西,这声音竟成了刺激-反应的信号。这时母亲就会将干涸的奶头放在我的嘴里,我常常在小声的抽泣中慢慢睡去。“人是一盘磨,睡着就不饿”的道理对我这个只有几个月的孩子也是适用的。  
由于我是母亲心中的太阳,她对我总是百般地呵护,从不呵斥我,从不动我一指头。母亲如此,我的姐姐和哥哥更不敢动我,他们总是在母亲的要求下,爱护我,服侍我,因为他们比我大得多。我没有像他们那样,捆绑在床上成长,我是在母亲和姐姐的怀抱里成长的。成长的基因在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得以表达,宽松自由的环境,在我的人性基因中形成了潜意识。  
由于贫穷加战火,家人除了哥哥识几个字,父母和两个姐姐都是文盲,我们既不可能有什么胎教,也没有什么早期教育,更无文体训练。在我上学前,很少在别人的指使下生活,我的意志和行为是自我的,自由的。由于母亲的呵护,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也成了我的潜意识。  

二.笑声送走了瘟神  
蒙城县沦陷以后,虽然国家未亡,但县己亡,实际上这个县的中国人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奴隶,成了实际上的亡国奴。蒙城县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快在各地成立了日伪政权,叫“维持会”。维持会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维持社会秩序,替日本人筹集粮食和劳动力。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他们一概不能管,也不敢管,所以日本兵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农村抢粮食,找花姑娘。  
我大约两岁的时候,一天傍晚,庄上来了三个日本兵。日本兵是从庄西头进来的,东头的姑娘闻风丧胆,出庄躲避已经来不及,只好都躲在我家里。因为我家的房子很特别,堂屋和厢房连在一起,堂屋的门被厢房封闭,这样堂屋成了暗室,厢房较大,橱房和牲口都在一起,要进堂屋必须先穿过养牲口的厢房,这样的房屋结构很适于藏人。五个姑娘(其中有我的两个姐姐)都躲在堂屋的床底下。三个日本兵在西头没有抓到人,渐渐向东头逼近,最后终于查到了我家的厢房门口。这时,我母亲就抱着我站在厢房门后头,日本兵用枪托捣着门喊:“开门”,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将门打开一半,并用身子挡住已经打开的一半,防止亮光穿过厢房进入堂屋。没想到日本兵并没有让我母亲让开,而是站在门外看我。我看到日本兵的样子,不但没有吓哭,而是咯咯地向他们笑,而且手舞足蹈。这下子把日本兵逗乐了,他们也高兴地逗我,他们越逗我,我越是咯咯向他们笑个不停。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需要,正要推门向里进的时候,屋里的驴子屁股抵住了门,而且传过来阵阵的驴粪臭,他们又停下来继续逗我笑,最后翘起拇指:“小孩,大大地好”就这样走了。  
自这件事以后,母亲更加地爱护她心中的太阳,她觉得是我的胆大和笑声保住了五位姑娘的贞洁,甚至救了她们的命。她感到心中的光环己变成了现实,但她还想找更多的证据说服自己。说来也巧,在我大约三岁的时候,庄上来了一个牵骆驼看麻衣相的江湖人,正好看到了在母亲怀中的我,非要给相面不可,母亲怕他收钱,死活不同意,后来相面人说,我给孩子相面,分文不收。这样母亲才告诉他我的生辰八字。相面人看看我的眉宇,又看了我的手和脚,最后说:“这个小孩长大了心大意宽,大福能享、大罪能受,这个孩子你们要好好地养”。以后在给我起学名时,先生要让我叫梁守富,但父亲坚持用幸福的“福”,大概与这件事有关。  
一九四四年,也许是日本在战场上的失利,他们加紧了对沦陷区的统治,并从沦陷区抓年轻人充当苦力。这时,我的哥哥已经快十八岁,加上他的胆大心细,父亲增添了更多的忧虑。听说有一次日本兵下乡扫荡,抓八路军游击队,结果将我的叔叔抓去,剥掉他的上衣,准备用刺刀当众刺死。我叔叔无所畏惧,因为他根本不是八路军,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叫日本兵:“往这里刺”。日本兵见此状却放下了刺刀,看着我叔叔,翘起了大拇指,表示他很勇敢。但日本兵并未离去,他们还要继续找八路军,就在这个紧急时刻,我哥哥从屋后的几棵桃树上摘下了半篮桃子,又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送给日本兵。他们见了好吃的东西,放下手中的武器,大吃起来,最后把余下的桃子和鸡蛋一起带走,一场抓八路游击队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父亲一想起这件事就心有余悸,于是他就带着我哥哥远走他乡,到怀远县的河溜镇逃反去了。  
河溜镇本来也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子,正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经常出没的地方。日本人的统治相对很薄弱,再加上阜埠公路和涡河都由此经过,交通十分便利。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了黑市商品的集散地。在这里,不管做些什么小生意都可以维持生命。  
父亲和哥哥走后,家里就剩下我和母亲,孤儿寡母,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大约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父亲回来接我们母子到河溜一起过。这时我已经五周岁了,依稀有了永久性的记忆,我只记得父亲推着一辆独轮车,一边是家里的财产,一边坐的是我。我面向父亲坐着,我不能详细地确知父亲的劳累,只是看到父亲不时地摇头,那是他除去脸上汗水的唯一办法,这也是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感知到父亲是谁。他似乎身材不高,比较干瘦,紫铜色的面容,脸上的汗水迎着太阳闪闪发光。车轮吱吱呀呀地轧在高低不平的泥土路上。母亲没有坐在车上,她跟在父亲不断扭动着的屁股后面,迈着两只小脚一前一后地走着。那是鸟语花香的春天,路边长满了青草和野花,到处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但春天并没吹散天空中的硝烟,却把我们送上了前途未卜的流浪之旅。  

三.流浪之旅  
到了河溜镇,家境困难,不但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房子,一家人只好寄居在离镇子不远的乡下一个名叫何老弯的磨坊里,条件之差可想而之。只记得每到傍晚,腿上爬满了跳蚤。父亲做他的老营生,夏天泡绿豆芽卖,冬天泡黄豆芽卖。由于他的手艺好,泡出的芽菜每天都不剩。母亲的针线活好,手工做鞋卖。哥哥不愿意跟着父亲卖芽菜,他随同叔叔跑单帮,学着做生意。那时所谓做生意,就是走私做黑市生意。日本人管不过来,八路军游击队无权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成了土匪,他们领着干,河流镇成了特殊时期的自由贸易区。日子虽不好过,但总比在家乡好。记得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跟着父亲摸鱼,由于战乱,许多水面无人管,水里的野生鱼虾很多,我们每次出去总有收获。其实我并不会吃鱼,但每每看到摸回来的鱼养在盆里,心里总是很高兴,那是成就。  
这样的日子很短暂地过去了,父亲为我们在镇子里盖了两间茅屋,一家人就住在这里,就在这两间茅屋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日本投降了”的欢呼声激动着所有人。富人、穷人,当然还有更喜欢看热闹的孩子。我跟着大人挤在自发庆祝的人群里,唱歌的、狂跳的、玩龙的、耍狮子的……应有尽有。鞭炮声彻夜不停。胜利了!富人盼着更富,穷人希望不再受穷,流浪者盼望着能返回自己的家乡。经过几天的欢呼,小镇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生意人每天早晨依然开门迎客,我的父亲每天依然挑着芽菜在街上来回叫卖,所不同的是走在街上扛枪的不是日本兵,而是国民党的自卫队。兵依然是兵、枪依然是枪,周围的土匪还照旧横行。不过,小镇子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东头石板街道上住的商人越来越少,西头街道两边多了不少外地来的地主富人,听大人们说,他们是从解放区跑到河溜躲难的。他们的到来,给小镇子带来了活力,生意丝毫不减,而在镇子西头又逐步形成了一个大的游艺场,这个游艺场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所学校,它是免费的,包吃、包住为我种植人性。  
日本投降后的平静日子没过多久,一场飞来的不幸降到了哥哥的身上。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哥哥随着叔父和村里其他几个同乡到外地跑单帮,他们同坐一辆四轮太平车上。由于夜间路面状况看不清,车在下坡时,由于速度快,将坐在最前面的哥哥的腿搞成粉碎性骨折,骨头都露到了皮外面。当时家贫穷,无钱就医,幸好在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剃头的老师傅见此景,他找了两块杉木板,要我哥哥忍着巨大的疼痛,用烧酒喷洒消毒,然后将断开的骨头对齐,用夹板夹住,再用白土布一道道地紧紧缠住,这样保住了哥哥的一条腿。但家里的生活越发困难了,哥哥不能再跑生意,父亲还要照顾哥哥,更无心卖菜,一家人的生活就全落在母亲的两只手上,难以维持。幸好是春天过后到夏天,夏天对穷人来说,日子要好熬一些。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我真的成了流浪儿。  
   
四.流浪儿的自由  
流浪无疑是人生的不幸,对一个刚刚六岁的孩子尤为不幸。我就是在这尤为不幸中渡过了一九四六年。哥哥的腿,由于得不到医治,接骨时又没完全对齐,恢复得非常缓慢,腿弯了,很长时间不能负重行走,只能在家静养,我开始了自己的谋生生活,求生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到哪里最好求生,首选是游艺场。于是那个无奇不有的游艺场,成了我的学校、饭场。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在安全上我也是自由的,穷孩子不要担心财产的安全。夏天,浑身上下只有一张人皮,谁也扒不走;冬天,身上只有一套里面钻满虱子的破棉衣,丢在地上也不会有人拾。身无分文无人抢,满面全身污垢无人碰,要到吃的东西都在肚子里,无须在自己身上加装钢门﹑钢窗。河溜镇有多大,我的天地就有多大,日出而走,日暮而归,时间也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最使我难以忘怀,对我终生都产生着巨大影响的,还是那个应有尽有的游艺场。它给了我选择人性的自由,也给了我生存的食粮。  
这个游艺场有多大?不知道,因为它没有边界,任人自由出入;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人来人往,歇脚吃饭、游玩取乐;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不知道,因为南来北往的艺人都会在那里露一手。游艺场里不仅是人们游玩的地方,也是动物娱乐的地方。想学、想看、样样都有,想吃、想喝,到卖饭的地方,客人吃剩的残饭剩汤随便吃,不上门讨饭,大爷、大娘也不要喊,自由的市场给我种上了喜欢自由的种苗。但自由并没有让我选择我不喜欢的东西,比方打架、偷盗什么的。我却选择每天吃饱肚子,就去听艺名叫“金马驹子”唱的大鼓书,在那里,我听了《响马传》,心里就想:长大做秦琼;听了《三国演义》后,就想长大做关公;听了坠子戏中的《秦香莲》,我会感动得热泪直流,痛恨陈世美,崇拜包公,希望自己长大后当大官,学包公,铁面无私。当然,我最喜欢的是皮影戏《孙悟空大闹天宫》。就这样,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三年时间里,我基本都是在游艺场里渡过的。虽然我没走进任何学校,我从小就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古戏中的忠君爱国成了我追求的目标,忠、孝、节、义成了我最早的社会遗传,文化基因。  
游艺场不仅向我种植封建文化种子,而且也启动了我的生物本性——最早的性冲动。有一次,一个比我大一些名叫铁蛋的孩子(因为他父亲是街头打铁的铁匠,姓李)带我到游艺场西南的牲口市场,在那里,我看到驴子交配的全过程,驴子交配是要人帮助的,看着看着,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小东西,它居然硬了。由于自己光着屁股,知道害羞,用手捂住,赶紧离开了。但驴子交配的情境,偶尔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另外,由于每到夏季我总免不了要从地上捡些西瓜皮啃了充饥,所以有位姓毛的国民党副官给我起了个外号:“西瓜皮司令”。  
游艺场虽不是学校,但它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这就是一个流浪儿自由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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