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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福  乱流浮沉半生缘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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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革命的序曲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的枪炮声在河溜镇的夜间依稀耳闻。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成群结队,满身血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狼藉。伤兵对国民党中央政府骂声不断,做小生意的人遭殃了。  
炮声离河溜镇越近,河溜离解放的日子也越近。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枪声终于在河溜的东面涡河边上响起来,是解放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自卫队开火了,枪榴弹就在我们住处的上空爆炸,父亲把我按在地上趴下,我就要冲出房外看热闹。想看看真仗是怎么打的,没能看到双方如何拼刺刀,所能看到的还是枪榴弹的爆炸。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枪声停了。下午,我和大人一道去看战场上的尸体,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死在河边的尸体都是自卫队的。后来听说那位叫我“西瓜皮司令”的毛副官,也未能幸免一死。河溜镇解放了!
  
一、走进学校,走进文革  
解放军的枪声结束了一个时代,毛泽东所说的两件大事中的第一件完成了。他心中的第一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开始实现了。“天下大乱”结束的同时,也结束了我的流浪生活。游艺场的旧式“教育”也随着枪声一起结束,五星红旗的飘扬使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东方红,太阳升”、“共产党像太阳”这类文化形态走进学校的。这种艺术形式与关公的忠义,岳飞的忠烈,包公的刚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正是这些我完全陌生的文化在改造着我在游艺场里学到的旧文化,让这些新的东西占领、植根在我的心灵深处。所以我把自己走进学校称之为走进文化革命,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  
由于我在解放前处在流浪或半流浪的生活状态下,当然也无钱读书。但一位好心的邻居叫葛义久的老先生,动员我父亲把我送到他办的私孰学堂读书,并答应不收钱,还给我起个学名叫梁守富。父亲虽不识字,但他知道“富”和“福”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也许又受到麻衣相先生的影响,说我大福能享,大罪能受,父亲还是坚持叫梁守福,就这样,我的学名算定了。记得进私孰学堂就读《百家姓》,其实书里的“赵钱孙李,周武郑王……”我都没念几行就解放了,我进学堂仅仅混个学名而已。  
解放后,穷人家的孩子必须进学校读书,我当然是在必须读书的孩子之列。所以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也要到“怀远县河溜小学”去读书。到学校后,我应该读几年级?同负责报到的老师发生了冲突。老师问我:“有没有名字?”  
“我叫梁守福,福气的福”  
“你上过学没有?”  
“上过”  
“认识多少字?”  
“百家姓没读完,只读了几行解放军就来了。”  
“你想读几年级?”  
“二年级。”  
“你不识几个字,读二年级能跟上班吗?”  
“我还没念呐,你怎么知道我跟不上?”  
“二年级有算术,不像私孰只识字,我看你还是上一年级好。”  
“我都九岁了,还要我上一年级?我看比我小的都报了二年级,你也答应,你不让我上二年级,我就不上了。”说着转身就要走,老师赶忙把我叫回来,答应我上二年级的要求。  
开学后,我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不会写字,汉字不会写,算术中阿拉伯字也不会写,尤其是阿拉伯字母中“3”﹑“8”﹑“9”,第一次月考我是班上倒数第一,考了“双零蛋”。就在我心里很不高兴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第一节上劳动课,到学校附近的泥塘去挖藕。这是我的强项,我当然想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表现一番,我用脚很快就从泥里挖出藕来,而且我知道哪样的荷叶下面有藕。我的表现触动了几个没下过水的女同学,她们小声嘀咕,说我除了会干活,还会干什么?作业不会做,考试大零蛋。尽管声不大,还是被我听清了,我这时火气不打一处来,抓了两把烂泥,冲上岸边,不由分说地向她们的脸上抹去。一个叫沈玉美,一个叫孙玉英的两个女同学脸上被我抹满了烂泥,一面抹一面还大声地喊着:“你们哪个再敢讲,谁讲老子跟你拼命。”小流氓无产者的野性终于爆发了,站在塘边上的班主任牛老师拦住我,并宣布停止劳动,洗洗手准备上美术课。我知道没有我的好果子吃,慢慢洗手脚,用这种办法拖时间,想躲过这一关。没想到我是错上加错,迟到了。老师本来就有气,再加上我迟到,老师不让进教室,罚我站在门口。我使劲往里挤,老师抵住不让我进,我就用头顶她的肚子,就这样僵持着。也许是牛老师气糊涂了,用她手里的尺对我头上敲打几下。好像这几下敲打使我们都醒悟了什么,我把头收回来,老师也把手举了起来,轻声地说了一句:“梁守福同学,你先到坐位上好好听课,下课后到我宿舍来一下。”其实,“好好听课”对我来说是句空话,脑子里老是想“下课后到我宿舍来一下”这句话。  
下课的钟声响了,漫长的四十五分钟终于过去。我尾随其后走进牛老师的宿舍,这时我无心观看女老师宿舍的陈设,忐忑不安地等待老师发话。没想到牛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要我在板凳上坐下,并拿出糖果要我吃。气氛缓和下来,我才真正敢看老师的脸。她像大姐一样的可亲,她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不该在课堂那样罚你、打你、不尊重你,我向你道歉。”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听了老师的话,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委曲,还是感动,这是我记事以来从未有过的。我抽噎着对老师说:“我打人也是对别人不尊重,请牛老师相信我,看我以后的行动”。临走时,我深深地向老师鞠了一个躬。  
我没有践踏自己的诺言,学习开始真正用功,不会在课堂上向同学再讲什么“三侠五义”,“话说黄天霸,头有八斗大……”之类的东西,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二次月考,算术考了40分,语文考了60多分。同学、老师都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学期结束时,我是全班第七名。当时我们班是42名学生,我不仅在学习上有了进步,而“劳动课”干的特别出色。记得有一次班上做粪饼,挖粪的瓢头掉在粪坑里,大家都没有办法捞出来,我脱去上身的夹衣,用手把瓢从粪坑里捞出来,同学为我鼓掌,后来还受到学校黑板报的表扬。  
按照解放初期的教学制度,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跳级,班上前十名的学生,经过考试可以直接升入三年级。我该怎么办?我又走进了班主任的宿舍求教,牛老师仔细分析我的学习基础和接受能力,认为我上三年级语文课没问题,算术基础差一些。因为三年级算术课有除法,不知能不能跟得上,要是跟不上再留级,等于春季没跳级,还留个留级的恶名。经老师分析,我也有点怕,不过心里还是不服气,我要不去参加跳级考试,后面的名次怎么办?心里还是想试试。于是我问老师:“什么是除法?”老师想了想说:“除法是分的意思,是等分”,我又问:“什么是等分?”老师再没就字面作解释,而是举个例子:“四个馒头分成相同的两份,一份是多少?”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一份是两个。老师高兴地说:“对,这就是除法,叫4除以2,等于2”。在老师的点拨下,我参加三年级春季入学考试,算术得了满分。学期结束时,我居然进入班级前三名,并第一批加入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当时称“少儿队”。这样,我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一九五〇年秋季入四年级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辍学,又走进另一类学校  
一九五零年秋,我顺利进入河溜小学的四年级。就在这年秋,家乡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土地是农民的根,是农民的生存之地。父母得知家乡开始土改的喜讯,义无反顾地收拾东西,又用推着我外逃的独轮车把它们推回了久别的故乡。我因为要继续求学没有随父母一同离去,留在哥、嫂身边。由于哥嫂的房子很小,这时我已十岁,还有个两、三岁的小侄子,实在无法同室住在一起,我只好寄居在同村在河溜做生意的爷爷家里。寄人篱下,总有许多不方便,但我还是坚持读完了四年级的秋季学期。这时,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名列四年级的榜首了。寒假时,哥哥将我送回家过年,河溜的生意也日渐萧条,哥嫂的日子也很艰难,但春节后,我还是随哥嫂回到河溜继续求学。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抗美援朝已经热火朝天,“雄纠纠、气昂昂”的歌声响彻云霄,我亲眼看到许多热血青年戴着大红花参军打仗,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生几年,也同他们一样参军抗美援朝。但年龄并不能随着我的愿望一起成长,我只能参加集会,举着小旗呼口号。但在游艺场里种植的爱国文化遗传,真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被点燃了。读书的心思日淡,每日总是想回家乡参加土改,斗争地主恶霸。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残垣断壁,家乡的人情,家乡的一草一木,连战后的那种荒凉,也成了另一种美。都成为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我真的想家了,想得我会一个人偷偷地哭泣。哥哥无奈,只好把我送到父母身边。这样还可以多分一个人的土地。我辍学了。为了能多分一些土地,不久哥嫂三口人也回来了。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既是抗美援朝的高潮,也是家乡土地改革的高潮。我回到家里正好能派上用场。我是小学四年级的文化人,我可以配合大人丈量地亩,记下数量,还可以帮助大人登记农具、写地界标识,还可以书写斗争地主的标语口号什么的,后来成了儿童团的团长,还要站岗放哨,防止地主、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也许更符合我的天性和社会遗传,我过得很快活。土改结束后,我居然成了乡里的积极分子,并参加了积极分子大会,在村小组里,还要我带头发言。这样,我成了稍有名气的小人物。  
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高潮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家分了几亩地和一些小农具,哥哥卖掉在河溜做生意余下的货物,家里又添了一头小牛,土改后的农耕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哥哥由于不会务农,他一个人又到南京做工去了,父亲和我便成了家里的男劳动力,由于解放初期农村教育特别落后,我们附近根本没有学校,我也只好跟在父亲后面学农活。农忙时跟着父亲犁田播种、收割打场;农闲时,我就负责喂好那头小牛,它是真正的顶梁柱。夏天牛是要吃青草的,由于人多田少,我的家乡绝无放牛的习惯,必须人工将野草割到家里喂牲口。这样一到春、夏、秋三季除了农活外,还必须每天上、下午各割一粪箕青草回来喂牛。由于我个头小,草多了,背不起来,只好将草筐放在田边的沟沿上,我站在沟里,这样才能用镰刀把子将筐子背在肩上。上了肩就下不来,必须一直背下去,累了,我就数着田头走,以此作精神上的转移。它实实在在地磨练了我的意志。这样的农活我干了一年半,直到一九五二年的秋季才又在任桥小学重上四年级,但这个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 
 
三 .  独  立  
一九五三年的夏季,初小毕业了,我所在的乡没有高级小学,整个涡北区只有一所高级小学,就是涡北区母桥小学。这所学校座落在我家的西北,距离我家最少十华里,而且我们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初小升入高小也是要经过严格考试的。学校离家太远,走读已经不可能,只有住校。当时的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学生必须自己带粮食、带炊具在学校附近的空房子里烧着吃。同学可以结伴搭伙,我和表兄郁殿文结伴。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星期天下午带着一周的粮食和柴禾返回学校。这样的学习生活过了整整两年。一九五四年夏季的大水,冬季的大雪,手脚均已冻破,都没有挡住这样求学的脚步。  
在这两年的学习生活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数学老师王体成。他平时上课就喜欢用实例说明比较抽象的数学规则,亲手做教具,还好提一些另类的问题。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他手里拿了一把铅笔,喊了一部份同学到他身边。他说:“我今天给你们出一道有用的算术题,我这里有十支铅笔,是我自己买的,谁做出来,这十支铅笔就奖给谁。题目是:一支攻城部队到了城下,发现护城河灌有水,深约一丈、河宽一丈,他们只随军携带两块长七尺的木板,没有绳子捆绑,也没有钉子钉,时间也不允许,他们必须借助这两块木板过城河,你们想想看,该怎么办?思考时间三分钟。”说完就看手里的马蹄钟。这时,我提一个问题:“城是不是方的?”老师说:“是的”。我说:“我做出来了”,老师以惊喜的目光看着我,“你说怎么过?”,我说:“城是方的必有拐角,利用角横一块,再把另一块搭在模板和城河里面的拐角上,成 ‘丁’字形不就可以了吗?”说完我又用树枝在地上画了图。王老师高兴地把我抱起来:“你真是我的好学生,我就知道你能做出来。”说完就将手里的十支铅笔送给我,我拿七支分给在场的其他家境不好的同学,我只留下了三支。这是我在学生时期第一次获得老师掏钱买的物质奖励,也是唯一的一次物质奖励。以后王老师又送给我一本《数学游戏》,这本书一直伴随我上初中,我从中得到了许多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许多年以后,当时我手里握有一定的权力,王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一直得不到解决,还在农村劳动,希望我能帮助他解决此事。由于文革时期,上下并无垂直的组织体系,各地又分成两派,我记不清是否给他回信,只是给蒙城县夺权的一派打过招呼,后来又给支左的县人武部部长打过招呼,问题是否解决,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没有解决,我实在是愧对他,如果他已过世,应该向他的在天之灵忏悔。  
由于农村的孩子读书迟,我虽已经十三、四岁了,但年龄依然是偏小的。再加上我人长得又矮小,所以在老师的心目中,我总是个小孩,加上学习成绩优异,总是得到学校的偏爱,每当区里搞庆祝活动,这所唯一的高级小学总得派出儿童代表到大会发言。所谓发言,也只是将老师写好的稿子,由我到大会主席台上去背诵一遍。这样,我在区政府领导心中就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我十四岁时,还不够法定年龄,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实当时入团的法定年龄是十五周岁,我等于是提前一岁入团。由于我的年龄偏小,在班上、学校团组织里总是担任不了干部,当时团组织的任务主要是掌握班上同学的思想情况,由于团员较少,不能成立团支部,只能成立团小组,我们的组长是年龄比我大得多的杨连才,管我们的是一位姓周的老师,他教我们体育课,据说,他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共产党员。团员除了要向团组织汇报同学的思想情况以外,有时也要反映老师的教学情况,还要如实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主要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道德标准来检查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叫“小组生活会”。这对我来说,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了。入团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政治性的,在区政府的小广场听取有关“高饶反党集团”的报告,在报告里详细列举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各类罪行。由于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对政治还一窍不通,许多名词术语也不懂,只是凑数听听而已。但听完报告后,团小组还得组织讨论,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这对我成了难题,记忆力再好,由于不懂政治,不懂术语就无法理解记忆,只知道说两句话“党中央的决定英明正确”,“高岗、饶漱石是大坏蛋”。不管如何不理解,对我来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普通教育转向政治性的、组织性的教育,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以政治的形式开始了。这种革命到了中学变得更加系统了。  
   
四 .  知识与过错  
一九五五年的夏季我从涡北区母桥小学毕业了。上中学我当时有几种选择:可以报考蒙城师范,免费读书,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也可以报考蒙城初级中学,对学生成绩要求不高,还可以报考安徽省蒙城中学,这是一所历史较久的完全中学。当时涡阳、利辛和蒙城三县共用的一所完全中学。蒙城中学当然是我心目中的首选,王体成老师极力鼓励我好好考试,准备到蒙城中学读书。考试前,我们也填写了志愿,我的志愿表只有一所学校,蒙城中学。当时上中学并不容易,只是蒙城县的高小毕业生,要考上蒙城中学要七点五比一,加上其他两县的毕业生就不知是多少。最终我是以194分(总分是200分)被蒙城中学录取,被编到初一乙班,甲班是年龄更小和女生编在一起,乙班基本都是四0年出生的孩子,年龄偏小,成绩较为优秀。由于我家境困难,学校给了我乙等助学金,每月集体伙食是七元,乙等助学金有四元,就这样,家里的负担也不算轻。暑假有时还要找点零工做,补贴秋季开学时所需杂费。  
在初一乙班,我的年龄不是偏小的,而是偏大的,与城里的孩子相比,我等于晚上学两年。由于我又是青年团员,班主任高则尧让我担任生活班长,等同学们都彼此了解了,再重新选举产生班委会。工作干得不错,学习成绩又棒,我还兼任着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与年龄比我小的同学相比,我在思想上成熟得多。所以在班上威信比较高,与同学、老师关系相处的也比较好,文艺方面还有一定的表演才能。这时我崇拜鲁迅,往往学鲁迅的笔调写点议论文章。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不仅是班上发展最全面、最富才华的人,而且是在全校已崭露头角。写到这里,不能不让我回想起一九五七年春夏时那场反右派的斗争,那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乐章。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十七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龄。初二的学生,有关人性教育的课程,除哲学外,几乎全部开启,对许多政治问题也是似懂非懂。当时按照有关规定,中学生不参加“大鸣大放”,不参加反右派斗争,只接受正面教育。但校园里的大鸣大放,学生不能充耳不闻,对到处张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学生不能视而不见。十六、七岁的学生对自己的授课老师不能一无所知,毫无感情。学生之间不能没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事实上,我们初一乙班的同学已经将自修课变成了辩论课。人心有些浮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法贤,对班上的情况已经控制不住了,学校要采取措施,首当其冲的是抛出了我们的历史老师王喆 ,他年纪较轻,经常讲些课外话,又是单身汉,晚自修有时也喜欢到我们班走动,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也不知道他在课外鸣放了些什么不该鸣放的东西,他作为极右分子被抛到了校园里。到处都有王喆的大字报、大标语和漫画,并组织班上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揭发王喆的问题。其实他讲课远远比不上初一时的历史老师钱东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听他讲课。至少我就不喜欢听他的课,所以同学们揭来揭去也没有揭出他的什么反动言论。但历史老师的“极右分子”的出现,对学生的情绪产生了弹压作用。接下来,就在正常秩序下进行正面教育。第二个作为“反面教材”的老师是前任语文老师刘成德。正是因为他有了右派言论,才让陈法贤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对刘老师的课同学们比较注意听。所以在接受正面教育期间,还是要求学生对刘老师进行检举揭发。班上实在找不到他有什么反党言论,最后,就把他在语法课上说的两句话:“打席的睡光床,卖盐的喝淡汤”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报了上去。其实同学们都知道,这两句话就在语文课本上,并不是他的发明。这两句揭发材料对他定罪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我们不知道,只是后来听说,刘老师的问题不是言论问题,主要因为地主家庭出身,还有什么历史问题等等。说实在的,当时学生中有“右派言论”多得很,“什么合作社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等,这些言论我就有,如果在学生中打右派,我们班最少有一半。  
虽然在学生中没有抓右派分子,但对右派分子的子女有株连。我们班上有个叫张存厚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相当好,就因为他父亲是蒙城师范的语文教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班上在瞎起哄时,他也讲了和我们差不多的话。我们都因为家庭出身好没有什么问题,他却留下了一本老帐,一九五八年考高中时,他因为以前有言论而未被录取。从此后,他下落不明地消失了。  
反右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七年秋季开学。暑期里,学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但回来后,校园里到处都有右派老师的漫画,什么“一屁股坐在钱眼里”,“九尺布的棉裤可以包住头”(因为有老师说,当时发的九尺布票只够做一条棉裤)。但学生的情绪基本平稳,加上新上任的班主任是我们的政治老师,讲课时经常会含沙射影,学生也有点怕。右派老师也开始公开批评,有的甚至送到劳改农场。我们的刘成德老师和王喆都是如此,有的还戴帽子留校监督劳动,作为反面教员。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校园没有风平浪静,大跃进的号角又响彻天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像三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学校,拍打着年轻学生的心灵。一九五八年秋季我是班上唯一被保送到本校高中的,编在高中一年级甲班。班主任是副校长汪鹤楼兼任的,团支部书记是戴明杨,我也是他初中入团时的介绍人。在这个班级里,学习成绩好的比较多,干部子女比较多,所以是副校长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这时我也调到校学生会任生活部长。  
大跃进对学校的教学冲击是巨大的,特别是大炼钢铁,几乎全面停课。偶尔上课,也是放在晚上。经过一天的劳动,同学们晚上已是乏困难忍,根本听不进什么课,脑子像不会思考的木头。炼钢时我是最苦的炉前工,有一天开炉抄钢时,钢花被风吹得四溅,铁碴飞到我的鞋子里,穿的深筒力士球鞋,甩不掉,拿不出,只有咬着牙任它烫,结果脚面烫了一个洞。还有一个同学铁碴钻到了脚下,结果脚指被烫破,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几天后发生严重感染,得了败血症。当时缺乏治疗这种病的金霉素,病情十分危急需要输血,他的血型是B型,经医院化验我的血型也是B型,我已作好了输血的准备.但还没等我的血液流入他的血管里,他吐了几口黑水,停止了呼吸。是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将他抬到学校准备好的小板车上,当晚就把他运回回家之路。一个十七岁的生命就这样走了,家人的悲痛是无以言表的,我只能以好言相劝,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大炼钢铁的时间持续并不太长,因为没有充足的原料。铁锅炼完了、树木砍完了、能拆下来的木头拆完了,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只好停产。  
钢铁不炼了,但还要大办农业。当时没有化学肥料,主要是靠有机肥,根据南方经验搞起了高温堆肥。所谓高温堆肥,就是搞些野草和长有草根的泥土堆在一起,让草和草根的泥土里慢慢烧,无明火,由于温度较高,泥土里的草根变成草木灰,增加泥土的肥效,再撒回田里,增加田的肥力。按正常情况,这些高温堆肥应该放在田边.但可笑的是,这些肥堆却堆在公路边。对这种做法,我开始发表议论:“高温堆肥是用来肥田地的,不堆在田边,堆在路边干什么?路又不要施肥,这纯粹是给检查团看的,这不是搞浮夸吗?”同学们当时对此并不以为然,而且认为讲得有道理。可以后这些话却成了我的罪过。与此同时,农业还要搞亩产六十万斤小麦的“卫星田”。为了高产,每个班级都搞了一小块实验田,这种实验田为了提高肥力,对田先挖两米多的深坑,然后一层一层地填上不同肥力的有机肥料。为了找这些肥料,我们几乎挖遍了蒙城老城的每一个角落,最终总算把两米多深坑里都填满了有机肥料,最后在田的表层封土时,正赶同学们休息,我开始运用所学的知识和同学们一起算帐了。我说:“伙计们,你们都想想,一亩地是多少平方丈?”有的同学回答:“是六十平方丈”,我又说:“我们实验田的亩产是多少万斤?”同学们回答:“六十万斤”,这时我说:“六十平方丈的土地上长六十万斤小麦,平均一平方丈要产一万斤小麦,我们都知道,小麦的比重比水大,想想看,这一万斤小麦在一平方丈的土地怎样长?用麻袋装起来堆,恐怕也有几米高,什么样的麦桔杆能支撑得了?麦桔杆除非长得像东关的宝塔一样粗,否则,是绝对支撑不了的。”我的话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谁也没当一回事,可以后却也成了我的罪过。  
一九五八年就在狂热的大哄大嗡中即将过去,同学们和我都从劳动中学得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主要是社会实践知识。这些知识对青年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谓革命化,其本质就是无产阶级化、共产主义化。学校也开始了共产主义化,学生不是以书本学习为主,而劳动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的一切。学校办起了造纸厂、养猪厂、农场,还有机械厂。我被分到机械厂,先到县农具厂学习翻砂铸造,制造背包式的老式机床。经过五八年的丰产不丰收,再加上共产主义的吃饭不要钱,到五九年的秋季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我们翻砂组的几个人,经常是饿肚子学手艺,所以学习效果并不好,学了几个月,一台机床也没有造出来,最后只有作罢。当时养猪厂的小猪因为吃不饱,也饿死大半。学校又给我这个生活部长安排了新任务,陪同余永贤老师到怀远县找母桥镇去购买小猪。这时已是六0年元月,农村的状况非常严重,个别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从蒙城县到找母桥是九十华里,我和余老师一早出发,直到天黑才赶到。我们是一路步行,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沿途的情况,各类农具,如:双轮双铧犁、马拉水车,还有小型的犁耙等扔得到处可见,无人收管,还有机动抽水机依然丢在河边,田地收割后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只有少量土地种有小麦。看到农村这种凋敝的状况,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受。母亲从食堂里提回一小罐山芋糊的情景也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想说的太多,但我脑子里反复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就是好的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就是不好的制度,甚至是反动的制度。我面对的生产工具,都属于生产力,受到如此的破坏,怎么说现在的制度是好制度呢?我已经将眼前的社会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了。   
我带着思想上的困惑和不解来到了找母桥,由于我们有学校的介绍信,生产大队就让我们住大队部的棉花仓库里,虽然没有铺盖,但整个人往籽棉(没有除掉棉花种子的棉)堆里一钻,倒也暖和。但每到半夜我们都会被一种嘈杂的声音吵醒。有天夜里,我悄悄从棉堆里站出来,看看大队部里搞什么名堂,他们原来是偷偷吃夜餐,白面馒头,或白面面条,他们吃着还带着。这样我一连观察了三个夜晚都是如此,这时我就不能不信当时盛传的顺口溜:“上头清,下头浑,生产队长有权饿死人……”。他们吃的不是白面,而是老百姓的命,大队干部的特殊化给我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由于找母桥不是天天逢集,隔一天一次逢集,我用背集的时间走访了几家农户。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孤老头。一天吃过早饭,我来到他的门前,看他正坐门口太阳底下吃饭,没有任何菜,手里捧着大陶碗。我问;“老大爷吃啥?”他告诉我吃的是红芋茶。并将碗放低些,以便让我可以看到碗里的几块红芋“光吃这能行吗?”老人叹口气说:“就这也吃不了几天了,家里能吃的都给大队拿走了。”我问:“春荒怎么办呢?”老人无奈地说;“没有办法,等发救济粮,要是不发救济粮,只能等饿死……”听到这里,我又想起母亲以前的话:“家里再穷,红芋茶还能喝上”。没想到公社化后,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农民穷到了连红芋茶也吃不到了。于是在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的结论。  
在找母桥收小猪大约呆了十天,很快就到春节,农村的凋敝,共产风的劲吹,再加上反右派的余威未尽,其实“四旧”已经被扫光了,在农村看不到任何过节的气氛,我和余老师也糊里糊涂在找母桥呆到年二十九。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本来一家人要团圆,由于余老师是单身,我还是个学生,父亲在大队里喂集体圈养的牛,哥哥为大队开个代销店,一家四离五散,再加上物资的极度匮乏,过春节成了可有可无的概念。所以直到年三十早晨,我和余老师赶着几十头猪往回奔。一路上我们马不停蹄,因为冬天天短,天晚了怕路上猪跑散,这样我们紧赶慢赶,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到学校。不管怎么说学校里还得有点过年的气氛,三十的晚上,留在学校里忙于工厂工作的人还加点餐。所谓加餐,就是萝卜烩的死猪肉。因为人已无粮(每人每月二十四斤红芋面)猪还会有粮吗?原来养猪场的猪大半已被饿死、冻死、病死,所以加餐用的也是这些死猪肉。不管什么肉,总是香的,再加上食堂里又多留些,表示对我们的慰劳和犒偿。这样我和余老师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同时,每人还喝上了几口地瓜干酒,一九六0年的春节就是这样过去了。  
送走了大办农业的一九五九年,又迎来了死神窥视的一九六0年。但报纸上看到的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六0年的春节后,我回家看了一趟母亲,我把在学校里省下的一点口粮,还有从校代销店里买的几块月饼带给她。这时,她已饿得无力行走,半躺在床上,看到这副情景,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悲愤,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母亲告诉我:“隔壁‘懒王’(是我本家的叔叔)夫妻俩已经饿死了,我还好,你爸还能弄点饿死的牛骨头回来,炖点汤,保住了我这条命,不要管我,留点东西给自己吃,不要饿坏了自己的身子,你哥哥在代销店里有时候搞点好吃的可以顾着大佩(这是我侄子的乳名)最苦的是你的嫂子,她主要是靠吃毛根草过日子,你的小侄子已经饿死了……”母亲说不下去了,我也听不下去了。我带着奋不顾身的满腔悲愤和怒火回到学校,我把看到的情况和心情告诉了戴明杨,我说我要找汪校长(我们的班主任,汪鹤楼副校长)反映,戴明杨劝我不要说,说了也没有用,难道汪校长真的一点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他跟谁说?这时我头脑冲动得已顾不上这么多,我觉得把真实情况告诉党,是对党的忠诚,就是死了也心甘,当天晚上我就去汪鹤楼的宿舍。  
见了汪鹤楼,我就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报告。结果汪鹤楼非常严肃告说:“不要乱讲”,我当时因为情绪激动,没有理解“不要乱讲”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我以为他认为我说的是假话,我又非常激动地说:“我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实,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如果半点假话,你可以把我的头砍了”。“你那句人民公社不如高级公社的话是从那里来的?”“你知道不知道那是右派言论?”,这时的汪鹤楼已有些生气,但我没有任何的退缩,接着说:“再这样下去非饿死人不可”。这时的汪鹤楼真的生气了,指着我大声地说:“我不许你这样说,你这样会成反革命的,今天在我这里说的话不许你在外面再说”。没过几天,戴明杨通知我,团支部要对我进行思想帮助,你心里要有个准备,时间放在每天的晚上。  
对我的第一次批判由汪鹤楼亲自主持,主要是对我的言行和思想进行批评帮助,要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在批判会上,汪鹤楼有时并不在场,就是同学自拉自唱,无非把我平时说过的话再反复炒几遍,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干部特殊化”、“浮夸风”、“办食堂饿死人”、“麦桔杆像宝塔”、“亩产六十万斤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等等。再上纲上线地批上一通。每天晚上从七时半到九时半,散会了,大家的肚子因为说话多也饿了。按规矩,戴明杨出钱,我出力。因为我是校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同小卖部的负责人的关系很好,只要我去,总能买几个“打狗饼”吃。所谓“打狗饼”是因为月饼里既无糖又无油,只是一块面饼子,特别硬。所以同学们称之为“打狗饼”,硬归硬,那是粮食做的,可以顶饿。这样批判会大约开了一个星期,结束前汪鹤楼参加了,并讲了话,认为会开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希望我吸取教训,以后不许乱讲,并要求写一份书面检查交给他,并承诺这检查只放在他那里,不入档。我一听到个“乱”字心里就有火,我总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我没有信口乱讲,更没有造谣,对于要写书面检查,当时就没有表态。散会后,戴明杨开始向我交底,这次开会批评是为了封你的嘴,汪校长说的不要乱讲,不是说你讲的都是假情况,而是怕你不分场合地讲。你说的那些话,那一句都可以定你的罪。写一份书面的东西,多少字不限,有一页纸就够了,认个错,这样汪校长的苦心也没白费,我和支部委员们也可交差了。在戴明杨的劝说下,我写了一份大约两百字的书面检讨交给汪鹤楼,汪看了检查后还鼓励我,以后不要再看到什么就讲,这样你会吃大亏的。汪鹤楼的苦心使我想起了我小学的同学戴伯胜,他不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农村饿死人”的话被送去劳动教养了两年吗?  
自从汪鹤楼校长的苦心教育以后,我自己用封条封住了自己的嘴巴。除了学习和搞好学生会的工作以外,对什么人和事都不做评论。六0年三、四月份是青黄不接,饿死人最多的月份,许多同学因在校吃不饱都自动辍学在家。我们班上就十来名同学已经离校,全校不来上学的同学更多。于是,学校就派我下乡动员学生返校上学。从此,我开始走遍蒙城县境内的大小乡镇。这是一项任务艰巨的工作,我每次下乡,都要拿三样东西,粮票、介绍信、当天路上吃的干粮。所谓干粮,也说是用山芋粉做的饼子,因为外出劳累,食堂总是给我多带点,这也算是多吃多占吧。每次外出都要先回家看我母亲,把我带的干粮留给她,另外再把粮票留下一半。因为我每到一处总得先去生产大队,这样可以吃一顿免收粮票的饭,再说,到了同学家里,再难也要管一顿饭。这样,我的粮票基本是省下的,当然也有极少数管不起吃的,我只好在镇上用粮票和每日三角钱的补助费买着吃。五九年和六零年的夏、秋庄稼其实长得很好,但农民宁可饿死在家里,也不肯到田里偷粮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饿得走路浑身冒冷汗,都不愿到山芋田里挖个山芋吃。农民想什么呢?我母亲给我说过一只顺口溜:“小汽车笛笛笛,里头坐的毛主席,毛主席来视察,他问社员吃的啥,社员说:“毛根面、红芋叶子茶……”。这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虽不像杜甫诗中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干部与农民的差距,应是队长吃不尽,路有饿死骨,这都是我当时亲眼所见啊!  
由于我所到之处,大部份学生都回校上课了,学校对我的成绩也是肯定的,所以到了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学校通知我和戴明杨参加入党宣誓大会,从六零年十一月九日起,我已是中共预备党员了。从此后,我必须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个人有意见可以直接反映给党中央,直至主席毛泽东。思想革命升级了,人性革命得更单一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一切,我存在的本质就是完成党交给我任务的实践。

五. 压抑中的爆发
我和戴明杨入党前不久,有一天晚上,学校党支部的组织委员高则尧老师告诉我:“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把你和戴明杨送到苏联上大学,今年学校有两个送苏联上大学的名额,学样决定你们两个去。先到长春补习两年俄语,以后直接送到苏联大学,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我先跟你通个气”。这件事因为中印反击战,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特别是《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的发表,中苏关系的分歧已经表面化,大批留苏学生回国,出国学习的事最后也不了了之。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我们学校保送一批学生去“西安电子工程学院”和“成都电子工程学院”去读书,当时称之为“文化兵”。按照我的想法,既然是保送到军事院校读书,应该选拔成绩好的,结果学校从文科班里选了大部份,真正学习成绩好的几乎没有几个,我觉得这是学校对部队不负责任,对姚丹成校长产生了意见。我虽然没被保送军事院校,后来要把我保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读书。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学校给了我,而且我填写的简历及学校的推荐意见都寄给了科技大学。没想到,离高考还有四十多天的时候,科技大学将我的保送推荐表又退了回来。并给学校一封简短的信,意思是:今年(一九六一年)取消保送制度,一律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到高考只剩下四十多天的时间,只有拚命复习迎接高考。高考过后,同学们普遍感到考试不理想,对学校前几年抓勤工俭学多,抓政治运动多,抓教学少有意见。我当时的感觉虽然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差,除数学感觉差些,其他科目感觉还好。但其他几个应届毕业的学生干部,认为有必要集体找姚丹成说一下。当时,我认为这样也好,马上都要离开学校了,在离开前,我们把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留下来,也算是送给学校的一份礼物,也没辜负学校对我们的培养。于是由我作代表(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姚丹成信得过的人)先找姚丹成校长谈谈。
一天吃过晚饭,利用姚丹成在室外乘凉的时候,我同他说了希望学校找部份学生干部开个座谈会的想法,宗旨就是总结经验,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姚丹成欣然同意。并确定为八月中旬,由我提出一个参加座谈学生干部名单:名单上有我、戴明杨、丁佩强、刘玉书、袁淑琴、刘希俊七人,平时的会议由学校秘书刘治淮主持。开始我们以为大家座谈一下,提些建设性的意见就算了。没想到姚丹成居然像反右派那样搞鸣放,开始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接着就叫我们自己先放下包袱,再接着是给学校提意见。同学们的意见集中起来是三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学校抓教学少,抓劳动太多,学生没有体现毛主席说学生以学习为主的教育思想,学校成了劳动农场。特别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做法影响学习,例如为了应付上级卫生大检查。半夜叫学生起床,按照军事化要求叠好被子,同学们坐着等天明,等上级检查团来检查,其结果呢?根本没有什么人来检查,白白折腾一夜。再如,白天为了应付检查,课桌用煤油擦亮,学生不能进教室,怕弄脏了课桌在全专区得不到好名次。就是为了应付这些不必要的检查,学生误了许多课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调动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以至许多老师不敢说话。他们怕校长,生怕在课堂或课外说错话,被抓小辫子。特别是语文老师更是如此,希望学校能定期召开座谈会,让他们放下包袱,大胆授课。对那些戴着右派帽子被留用的老师,例如李某某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就是好,就该充分利用他的长处,还有的老师是学非所用,浪费人材等等。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姚丹成校长在学生干部中不应该搞亲疏,应该一视同仁。其实姚丹成比较喜欢的学生第一是徐某某,其次就应该是我。徐某某分班时,他分的是文科班,后来参加“文化兵”提前离校了,剩下的高三干部中与姚关系最亲的就是我。结果他万万没想到,我领着几个预备党员,还有正式党员(刘玉书),两个准备发展入党的积极分子,向他发起了“进攻”。他当然是又伤心,又生气。他利用刘治淮开始对我们“反击”了,当时合肥工业大学对我和戴明杨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学校,姚丹成就是不放我们走。后来无线电工程系又来通知,要求九月十日前必须到校,学生干部要提前接受训练,就这样,姚丹成还是不放我们走。后来我恳请姚丹成先放戴明杨走,我不走,事情是我提起来的,罪责由我一人承担,要处理就处理我一个人。姚丹成最后答应,参加座谈会的每个都要写检查,尤其是我更要好好检查,不能肤皮糙痒,要深挖思想根源,交待提意见的动机。我答应了姚的要求,只要能让其他同学尽快离开学校,按时到大学读书(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只有一人)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所以我的检查最上纲上线,什么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大帽子照戴,我知道出于好心只是给学校提点意见,什么帽子也戴不上,只要把我们放了,到大学报到后再说。这一招还很灵,姚看了我和戴明杨的检查很满意,检讨得很深刻。就这样,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本想给学校留点意见,结果自己给自己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六.我的大学生活
一九六一年秋,由于姚丹成把我们扣在蒙城中学写检查,我们没有按照学校要求提前报到,没赶上学生干部训练班。
到校后,我们才知道,我是系团总支副书记,戴明扬是电真空班团支部书记,无线电系虽然建系不久,人数不多,到我们入学也只有三年时间,六百多人。但由于当时国家电子工业落后,这方面的技术人才也十分匮乏,再加上电子产品多为军用,无线电系所开设的专业都是保密专业。所以对学生的政治条件要求较高,每个班级要建立三个党员以上的党小组,年级建立党支部。我还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一班的党小组组长。正是由于无线电系对政治条件要求高,它成了合肥工业大学的拔尖系,以后又成了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炮台。

1、我为忠魂舞
人虽然已进入大学,但心里总压着中学时所写检查的大石头,总觉得冤枉。一片好心却落得个写检查,而检查里还必须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大帽子。我和戴明扬越想越不服气,两人一合计就决定行使党员的权利,给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申述,要求平反。直到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和戴明扬回蒙城中学看姚丹成时,姚告诉我们,写给省纪委的信已经批转给县纪委。县纪委很重视,找他谈了话,还责成他向我们赔礼道歉,同时还反复向我们解释。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好,怕我们到大学后惹乱子,大学不是中学,出了事没人为你们遮挡等等。并告诉我们,写的检查没有寄到大学去,还留在中学里,也没定你们什么。我们对老校长的话还是很相信的。由于我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想到应把检查要回销毁,正是这一点疏忽,为以后带来麻烦。
大学的生活并不像中学时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而是紧张还有些单调。我们这一届又是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头一年,尤其是无线电系的教学内容对数理知识要求较高。我们在县城中学里可谓是学习的尖子,但在大学里与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了,觉得自己真有落到老K的地步。想追,想赶,甚至想超,但知识的缺失,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笨鸟先飞,慢慢来。再加上全国经济仍比较困难,学生生活标准是高的,但每月的口粮也只有二十八斤。口粮中的细粮比例较少,只好将大米磨成米粉烧成糊,这样可以多放些水。从数量上暂时填饱肚子。每到吃饭时,学生每人拿一个大瓦钵子,口里念着自编的顺口溜:“一顿饭是一盆汤,洪湖水浪打浪….”,走向食堂。
学习任务的重压,物质生活的匮乏,这些都没有压垮我们抱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青年,特别是六一年的十一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到合肥工业大学视察,并向全校师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同学们!你们都知道,我是个办外交的,我和外国人见面﹑握手,讲话时,经常觉得自己的腰杆子不硬。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原子弹,人家有。我们说话就没有人家腰杆子硬。你们合肥工业大学是个工科学校,又是全国重点大学,同学们呐!你们都是学工的,如果你们现在谁能抱颗原子弹给我,我陈毅就给你磕头,给你五百两黄金。”
陈毅的讲话,激励着每一个爱国的青年 ,更激励着我这个本来就好热血沸腾的人。下定决心要把学习搞上去,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逻辑,象山一样压得我跑不快,飞不高。以一学年近视三百度为代价,学习成绩在全班也只是中等偏上,在成绩表上消灭三分,但也没有五分,这又让我下决心,再一次找机会向姚丹成进言谈中学教育质量问题。
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我和戴明扬依然如故地看望我们的老校长姚丹成。当校长问我们的学习情况时,又老话重提。我们共同感到高中的知识缺失太多,与大中城市毕业的学生相比,我们突出的问题是数学和外语。由于我们在中学里没有学到微积分的知识,所以到大学刚接触微积分就听不懂,外语的读、写能力就显得更差。希望学校重视这方面的老师,对学生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当一提到尊重老教师时,我们同姚的分歧又开始了。他认为学校对老教师很尊重,是他们自己水平不够。而我们认为老师水平不够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老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教师积极性不高。我们有不少老教师都是华东师范大学,旧时代的齐鲁大学毕业的学生,而且从教多年,不应该是能力问题。我们就举高中三角课的陈老师,教语文课的王老师,还有教俄语课的王老师,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学校应有的解决。校长平时很少,几乎不与他们交心。看老师的缺点多,看成绩少,老师有怨气。我们建议校长多与老师交心,多找些老师开座谈会,让他们心情舒畅地教书。姚就认为我们偏听老师的意见太多。于是我们两个就与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晚上十点,一直争论到凌晨四点,谁也没说服谁。因为是暑假,不少住在校园的老师也没睡觉,都隔着一堵墙听我们同校长唇枪舌剑的辨论。后来我们听说,许多老师都认为我们的意见对,也替他们出了口气。因为姚校长的最大问题就是反右派斗争后,他身上滋长了浓重的党气,家长制的工作作风,这些作风在学校里搞得老师敢怒不敢言。这次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两个好学生与他斗了一夜,老师想来也好笑。但老师的好笑没有给我们带来好运,这次姚丹成真的生气了。因为他听到更多的议论,他在一气之下,将我们写的检查一并寄给了无线电系党总支。可惜的是,无线电系党总支没当回事,他们认为蒙中太左,把那些学生乱七八糟的自我检查寄给我们干什么,系党总支部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掉了。
处在60年代的大学生活既是稳定的,又是多变的。学生以学为主应为常理,尤其像合肥工业大学这样的工科学校,学生要掌握打开技术大门的钥匙。但中国的学校还要受到政府的各类政策取向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是很大的,甚至打乱应有的教学秩序,把教学纳入某种政治轨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应该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党,交给党的需要。
六二年秋季开学后,由于原系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下降,不适于继续担任这一工作,需另行换人。系学生会的主要干部都要由团总支推荐候选人,我作为系团总支副书记是有发言权的,但我所处年级较低,不了解学生会的情况,等于没有发言权。几个团总支书记议来议去,找不到合适人员,这时团总支专职书记把目光投向了我。在这种局面下,我只好说自己去试试。好像他们都事先商量好似的,一致同意我去担任系学生会主席,没想到我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大学五年级,直到毕业设计前,我才真正卸任 。

2、 细流潜行,润物无声
不管人的思想如何跳跃,它都是有轨迹可循的。为了说明我大学期间的思想状况,必须寻找我从孩童时期开始的思想变迁轨迹。否则我的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回想童年,我在流浪时,受到的教育是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遇危险决不装孬。孩子们斗恶,吃了亏也会象阿Q一样在心里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心里崇拜的是古代的绿林英雄。
初进小学只知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之类的教育。在抗美援朝的运动里,又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这一类新时代的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也让我热血沸腾,常恨自己生时太晚,没有赶上做英雄的机会。但他们的形象已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中。到了小学六年级,识字较多,可以顺利地阅读文学作品。我读的第一部小说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崇拜小说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是丰满的,英雄是无数平凡或不平凡的事迹构成的,不是振臂一呼即可成英雄。于是我就下定决心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样我在游艺场受到的教育“忠”、“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初步的结合。但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在初级中学里,我开始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像鲁迅的名篇《故乡》,《药》,《阿Q正传》等,我几乎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我不仅欣赏他的文笔,我更尊崇他的批判主义精神。一种精神的影响比千万种事迹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鲁迅的精神不只是教会我怎样做事,而更重要的是教会我怎样做人。这使我又想以鲁迅为榜样,将来成为文学家,对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学着鲁迅写文章,说话时也比较尖刻,不爱拐弯抹角,一针见血 。
在学习鲁迅精神的同时,课本上还有学习“五四”精神的文章 。中学时期我读小说很少,“水浒传”读一半,“三国演义”没读过,“林海雪原”也只读了三分之二 ,只有“青春之歌”,我认真地读了一遍。“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精神连同鲁迅的批判主义精神汇合成我的自觉意识,深深植根于我的人性基因的土壤里。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出现非正常死亡,对这一严重事实,不仅在报纸上看不到,而报纸刊登的仍然是一片颂扬,形势大好。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开始困惑了。现实中的文人还有鲁迅吗?我把那些只会吹顺风号的文人,称作是不长脚后跟的家伙,他们只会用脚尖走路。于是我冒死向副校长反映情况,结果遭到“保护”性的批判。这使我知道了中国文人的苦衷。于是我决定弃文学理,走科学报国之路,又萌发了想当科学家的念头。
大学里的学习生活,使我认识自己不是一块可以成为科学家的材料,因为我的数学基础较差。这时我才比较正确地估量自己,老老实实做一名无线电工程师。
思想一元化教育的涓涓溪流,滋润了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这种敏感并不会因为我对未来理想的下降而钝化。只要外部政治气候一俱备,它又会产生共鸣,迅速萌发。这种政治气候到了一九六二年和六三年的冬春之交终于到来了。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问题上分歧完全公开化,一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从一九六二年底到六三年三月,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数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外,又印发了单行本,这篇文章也是作为政治学习内容认真讨论的。
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我在过去的政治学习中没有听说过,中学时期的政治学习是以时事政治为主。在世界历史课程里讲到一点西方现代革命史,卢梭、华盛顿、林肯等思想家,政治家的名字知道,但对他们的著作从未见过,因为他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蒙城中学的图书馆里可能也没有他们的著作。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知之甚少,连一般性的皮毛知识都谈不上,充其量知道一些基本的名词概念,对他们“主义”的本质,我也不清楚。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是节选在课本上的,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这些著作是作为政治学习阅读的,其实也多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进入大学后,开设了马列主义课,但所用教材也不是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的原著,而是艾思奇先生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学习材料。而这本教材也是被中国化了的。在这本教材里,也没有解释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到了大学二年级,突然接触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大量地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文章不仅是摆事实,讲道理,而风格又富有批判精神。我最喜欢阅读的就是这类战斗檄文。特别到了六三年的下半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开始公开点名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通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学习,不仅提高了我的批判能力,而且比较多地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读了《共产党宣言》,我还从可怜的伙食费中,挤出钱买了一套《列宁选集》。通过自学,我知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等重要思想。通过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强化了中国人民反修防修的意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也渐渐地进入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学校作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园地,又是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更是首当其冲。对青年不能只是抽象的理论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于是,毛泽东主席在六三年的三月五日,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一九六二年我担任学生会主席时,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旋律没有变。学生会的工作也是围绕这根大轴旋转。系学生会的成员里,除我是新的,各部的部长基本没换。他们对学生会的工作比较熟悉,日常工作都有部长和干事们做了。我的任务就是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召开会议商定系、校大的活动,对学习并不产生多少冲击。我依然有较多的课余时间夯实基础,所以学习也不象大一时那样吃力。但到了一九六三年春,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除继续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外,农村首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远动。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使我隐隐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
学雷锋不是空谈,是要把雷锋的所想、所讲、所作具体政治化,人格化以后,要我们这些青年人照样做。这已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一元化,而是要达到人格的一元化。雷锋精神的核心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像雷锋所说得那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对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在学习雷锋的热潮中,我是自觉的。我不仅和雷锋有着同样的阶级背景,有着同样的苦难童年,而且我们两个还同龄,又是同一年入党,我们还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我们所不同的,他是个军人,而我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我一定要把系里的学雷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为了学习雷锋同志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忘本,系学生会和系团总支,共同组织忆苦思甜报告会。班级搞,系里搞。记得在一次全系师生忆苦的大会上,我痛说了自己苦难的家史。
在蒙城梁姓甚少,祖籍无考。一说山东,一说河南,也许是太平军某梁姓战士的后裔。我祖父梁玉山,祖母丁氏。他们剩下三男一女:伯父梁恒泰,因不满婚姻,一气之下到段其瑞兵营吃军粮,在与俄国沙皇军交战时,因败北散落在外蒙古,当时交通不便,音信全无。祖父母都以为他已战死沙场,终日伤心不已。次子梁恒轩,就是我的父亲。他性格内向,为人本分憨厚。三子梁恒荣,他最小,以后成了我哥哥学着跑单帮的师傅。一女排行第三,也是我唯一的姑母。
祖父从他的上人那里得到七亩多地,但由于地少人多,靠收成难以糊口,所以每到农闲总是要做些小生意,以资补贴。主要是泡黄豆芽和磨面卖。因为泡黄豆芽可以得到不发芽的坏黄豆,磨面粉可以剩下麦麸,这些均可作为粮食供人食用。这些手艺也传给了我的父亲和叔叔。
伯父的被迫投军,而又音信全无,这给祖父母的心灵造成极大的悲痛。我母亲嫁过来不久,我的祖父就一病不起。全家人的生计落到我父母身上。由于家贫穷,加上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我的大姐出世不久,祖父去世,接着祖母又病倒了。正巧又是二姐出世,祖母去世,所以我的母亲一直不喜欢二姐,认为她的命硬克人,想找个人家送掉。但那时穷人女孩的命不值钱,没人要只好自家养着。
祖父母的相继去世,用我母亲的话来讲:“家里已穷得叮当响,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卖的也没人要。家里的七亩多地当给有钱人家五亩。当出去的土地再返回来自己种,还得付地租,剩下的两亩多坟地,这是绝对不允许动的。实际上是除掉坟头,几乎没有可耕种的地。祖母去世的第二年,姑母要出嫁。这时家里已无可陪嫁的东西。想借都借不到,因为家里没有可抵债的东西。
姑母出嫁后,我的哥哥出世了。家里虽然人口没增加,但走掉的都是能做事的,出生的都是只能吃饭的。我十五岁的叔叔开始给本庄有钱人家帮工。这样他可以睡在有钱人家的草窝里。因为这时全家只有一条可以盖的被子。父母和我、姐姐、哥哥只能同时躲在一条被子下御寒。父母合用一条能穿出去的裤子。这是家里已穷到找不到一条可供上吊的绳子。
有一年春,地里犁田,我家里只有一头瘦小的毛驴。要犁田必须配一头大牲口,于是就借用堂伯父家的牛。这两头牲口没有合过具,结果牛用角将毛驴的肚子抵个洞,血流如注。毛驴是全家的命根子,它要是死了,地再也无法种。母亲真的绝望了,她自告奋勇回家合面,糊上被抵破的驴肚子。其实她想回家一走了之,在家东找西找,居然找不到一条能让她上吊的绳子。她把脚上缠足的布带解下来,搭在房梁上结好套,手抓住套子哭泣,而终因舍不得三个孩子正在犹豫时,我的叔叔突然回来,这才使我的母亲免于一死 。
也许真的是苍天有眼,一家人正在走头无路之际,我的伯父从蒙古托人带回来一百块银元。那时的一百块银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赎回当地,还掉债,又给姑母补点嫁妆,还给叔叔定了亲,余下的钱父亲留作做生意的本钱。在忆苦会上,除了诉说苦难的家史,也诉说了自己不幸的童年。
我重复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正是这段悲惨的故事,让全系师生为之动容,所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我的阶级本性上是极易引起共鸣的。
学雷锋,见行动,这是当年的口号。我自然不能只喊不做。做有几种,一种是预先安排的,按照某种预期的目标做。例如:组织歌颂雷锋精神的诗歌朗诵会,有关雷锋故事的讲演会等。还有一种是非预期的,我在一次偶然中救过一位青年人的命。
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沿着屯溪路西上安徽医学院去看同学,当我走到省电力局宿舍南门口时,发现路北排水沟边躺着一个青年。当时我并不知他的死活,急忙过去看看。见他双目紧闭,口吐白沫,用手放在他的鼻孔处,发现他没死。我就认为他病倒了。那时车辆很少,更不存在“的士”。我只好站在路边等路过的汽车。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老远看到一辆小汽车从西向东开,于是我就站在路中间招手拦住它。开车的司机问我干什么?我告诉他:路边有个病人快死了,请你能不能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司机问病号是我什么人。我告诉他,我也是偶然发现的,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那是学雷锋的日子,司机再也没说什么,并帮助将病人架到车里,送到就近的建设厅医院。那时的医院也是学雷锋做好事,实行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知道我本身就是做好事,所以连号都不要挂,拿起听诊器就为病人做检查。结果是:病人无病,是又急又饿造成的虚脱,给他注射一针葡萄糖,然后,叫我带他到饭店吃点东西。我带他到屯溪路和宁国路交叉口的小饭店里,用了三角钱,给他买了十个狮子头。他居然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完了。我这时才想起来问,你家在哪里?打算到哪里去?他告诉我,他姓陈,家里很穷,想到合肥来看看,找点事做,带的干粮吃完了,没有钱,落成这样。听到“穷”字,心里就产生了无限的同情。我叫他在饭店等着,我回去给你弄点路费。我当时总共也只有十元钱,而且不在身上。我让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也是中共党员)保管,这样,我可以控制一下自己太见义勇为。取钱时,免不了受到盘问,只好实情告之。取了十元钱回到饭店,我步行将姓陈的青年送到汽车站,我给他买好车票,余下的钱也全部给了他。临分别时,他说他识字,并给我写下了他家的地址:霍山县某镇的。以后我也没有与他联系过。我真不知道,当时将钱送给别人后,那个月的生活是如何度过的。有可能是与女友合吃,或许是班上同学伸出雷锋式的援助之手
正是由于我找团支部书记取钱时如实告知,事情无法保密,传到系里,系里又传到学校,这样,我又成了学校学雷锋的好榜样。在当年工大办的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展览上,我的救人事迹被制成图,列成单独一章进行展览。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成绩,把我推到荣誉的高端,又正是这一高端把我推进了情感的深渊。

4. 爱情与革命接班人
我的爱情幼芽是一九六二年秋到系学生会工作后开始萌发的,这不意味在这之前,我是一块木头,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不例外,。只是在中学时期,自己有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的情欲被人性产品——理想所抑制,即使到了大学,由于学习任务重,学校的“六不准”规定,也不允许学生谈恋爱。再说,我又是党员,是学生干部,更应模范遵守学校的规定,所以恋爱是不敢想,也自然无所谓。
我到系学生会工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学校举办的秋季文艺汇演。由于我刚到学生会工作不久,对学生会的干部并不很熟悉,但有一个例外,就是文艺部的副部长。
首先,她是我的同届﹑同专业不同班的同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当时只有两个班,人数不足六十人 ,常在一起上课,名字都叫得出,我们当然不陌生 。其次,大学一年级时,她是文艺干事,后因部长是毕业班学生,按惯例毕业班的学生应退出学生会工作。在系团总支讨论文艺部长人选时,讨论过她,这等于在我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同时,她也升为文艺部副部长。其三,是在筹备校文艺汇演节目时,我们在工作上发生联系较多。因为她是一位上海姑娘,也许我是出于农家子弟的某些狭隘,对上海姑娘总无太多的好感。但一年一度的校文艺汇演对于系学生会来说很重要的工作,不能办砸了。再者,我对刚上任的文艺部长也不是很放心。所以,对参演节目的选定、排练,乃至演出前的化妆,我都亲自过问。这样,我们在工作上接触得很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她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演出前的化妆。
无线电系参演的节目一共四个。六二年秋,还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风向,汇演的节目也多为歌舞、乐器演奏之类。在系参演的节目里,就有文艺部长的独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参演人员都在忙于化妆,我问她为什么自己不化妆。没想到,她把脸正对着我说:“你看,我的脸这么红,还要化妆吗?”我真地将她的脸蛋与化好妆的比较一下,的确差不多。她那白里透红的本色,比化好妆的看上去更自然。我说:“你的面部可以不要再化,但你的眉毛偏淡,眉宇偏宽,如果不把眉描宽,描浓,舞台上大灯一照,额头显大,整个面部分割不成比例。”她听了我一番略知专业的评论,急忙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她服了。
演出结束了。我没有想到她有一副动听的歌喉,她也没想到我对舞台知识略知一二。熟不知,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舞台上的“角”。初中毕业时,学校要保送我到省艺校学习六年的编导,我没同意。因为我对文艺还抱有某种不正确的偏见。
用过夜餐,我们边走边谈汇演情况。从礼堂到女生宿舍不过三百米,很快到了分手的地方,但双方都有些话语未尽的感觉,并没有立即分手,而是拐到一条岔路上停下来。这时正值秋高气爽,皓月当空,银光千里,风清凉而无寒意。不知是话长,还是良辰苦短,不觉月影偷移,心无时漏,不知何夕。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位美丽开朗的姑娘在月光下长时间的说话,这次谈话是我们心扉彼此靠近的开始,也是以后步入永久痛苦的开始。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在我的书里出现她的名字,我要让她过早离开人世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我们自从那天月光下交谈之后,当时的情景在我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但学校的纪律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谈恋爱是要受到批评,乃至处分的。但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不能公开,可以转入地下,而且是压力越大,所产生的反作用也越大。我们终于在六四年的元旦互相表明了相爱的心迹。
记得六三年底的某个晚上,我们偷偷地到远离学校的光明影院看电影。影院内的气温较高,她将上身的棉衣脱下放在我的怀里抱着。由于不慎,将她挂在棉衣口袋里的钢笔丢失了。上课时,她只能用铅笔记笔记。我用二姐寄给我买越冬衣服的钱,给她买了一支较好的钢笔送给她。其实,我并不懂什么是定情之物,只觉得她没有笔无法做作业,无法记笔记。恰巧,元旦我们都没有看学校举办的晚会,在系学生会办公室闲谈。她突然满面羞涩的送我一件小礼物,算是对我送钢笔的一个回赠。拿来一看,原来是一只制作精美的书签。正面是一簇花蕾,背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了四个字:“含苞欲放”。当我拿到这样的书签时,心里一阵高兴和狂跳,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深深地吻了她。
正当我们表明互爱的心迹,沉浸在爱的幸福中时,一只无情的大手,也悄然向我们逼近。
六四年的春天是学校骚动不安的春天。学校学雷锋的热潮渐渐引向学“毛著”,即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其中还分出甲种本和乙种本。我已记不清我们当时学习的是那个版本。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强调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用”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灵魂,战胜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红”与“专”的问题成为学生们谈论的热点。毛泽东又提出,现行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此同时,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科学校的学生,也要接受正面教育。阶级斗争,阶级成分也在影响学生的分化。在这种政治气氛里,我隐隐地感到这些政治火焰早晚会烧到我和某某的爱情之间。她也有同样的感受。因她的家庭是小业主,父亲的死,她也不清楚,是否有历史问题更不清楚。但我们都坚信进无线电系的学生都是要经过严格政审的,不应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我俩之间的爱情恰恰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变得更坚定。但两个人的纯真爱情,无论如何也抵御不过组织的力量。
六四年年底,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各院校抽调大批精兵强将,组成四清工作组,开进了合工大。进校后,名义上对学生不搞“四清”,只接受正面教育。但“四清”的内容,除清经济,这一“清”学生没有外,其余的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在学生中都能沾上边。因此,来无线电系的工作组,在学生中开展攻势,要求学生“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同时,在学生中也开始摸底排队,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在工作组看来却成了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问题。无线电系的工作组组长丁同志(原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他虽然没有明白地说我的恋爱问题,但他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对我提出高要求,要我站稳阶级立场。紧接着,在年级支部生活会上,不点名地对我进行了帮助。这时大约已经进入六五年的元月。真是“朔风阵阵透骨寒”。越是这样,我越是想从恋人那里得到爱的温暖。她也感到是她的家庭出身影响了我,也尽量多给我些体贴和温暖。这样的结果又是工作组长不想看到的,认为对我帮助的温度不够。在下一次的支部生活会上,对我指名道姓地批评帮助。会上的火药味很浓,把一桩恋爱问题上升到我要做哪个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的原则高度。这时,我真的感到心痛,一种被割裂的疼痛。
六五年的春季是寒冷的。为了不让我一人在学校忍受痛苦,她决定不回上海与母亲、弟弟团聚。其实我们各自的心都在流血,只想用自己的心灵将血迹擦洗干净,而尽量将愉快和温暖留给对方。正是这种心态,使我们的寒假过得还算愉快。但那只无情的政治之手,连我们用血洗出的笑脸,也不能延续,必须拆开。
春节过后不久,大约是三月底或四月初,系总支通知我,到总支办公室去一趟。总支书记窦凤岐找我谈话。
虽然我不知道总支书记找我谈什么,但心里也能猜出八、九分。肯定是我在恋爱问题上不回头,大有越走越远之势。我是有备而去,准备挨一顿臭骂。但事实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我一进总支办,窦凤岐很客气地让我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是个山东汉子,孟良崮战役中的英雄,人厚道而且直爽,开门见山地问我和某某的恋爱关系打算怎么办。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坐着不出声。这时窦不高兴了:“你梁守福平时不是很会讲话吗?今天怎么不出声,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我仍然不出声。接下来,窦换一种问法:“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不要服从组织的需要?”对这个问题我不能不作出正面的回答:“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党员,感谢党的关怀和培养,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生命。”听了这句话,窦高兴得说:“党现在需要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做不做?”我回答道:“服从党的需要”。窦说:“你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同某某断掉恋爱关系。这两者,你只能选一个。要么你要某某不做接班人,要么你做接班人,就不能再与某某谈恋爱。你到底要哪个?”我说:“这个问题能不能让我想想再回答?”说完站起来想走。这时窦气得桌子一拍:“你给我坐下,给你考虑的时间还少了吗?今天必须回答我!”接着他又语气缓和一点说:“你对她家庭的情况知道多少?”我说:“我们进校时不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吗?”窦说:“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政策,六一年看来不成问题的事,今天就成了问题。”接着,他就详细地介绍某某父亲的历史情况。这时,我流下了两难的伤心眼泪。一边是党的需要,一边是我恋爱三年的无辜姑娘,在党的需要的威严下,我终于退却了。告诉窦:“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忠于自己的誓言,服从党的需要。”
为了彻底切断我们利用工作机会发生来往,党总支又与校团委协商,将她调到校学生会工作。我们近在咫尺,如隔天涯,只有两心相悬。毕业分配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多年以后,她得了免疫系统上的不治之症。在她还能说话时,曾向同学要我的电话,想在电话里同我说点什么,但同学却没有告诉她。不久她就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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