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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福  乱流浮沉半生缘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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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语

当我写完本书草稿,回想起“前言”中提到毛泽东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时,觉得还要写一篇后语使书的前后有个照应。  
我在“前言”中,用很肤浅的文字提到毛泽东看到人性中私有观念的顽强存在和表演,这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人的私有观念并不会随着私有制度的消灭而消失,它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观点看待人的私有观念的来源问题,将私有观念看成是对私有制度的意识反映。而在私有制度被基本消灭以后,作为社会意识的私有观念,它会不依赖私有制度的存在而存在,它主要体现在人的意识形态里和表达人性意识的文化形态里。只要这个社会存在不消失,它就无时无刻不在还原或创生新的私有制度。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私有制度被基本消灭以后,毛泽东不断发动反映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域里的批判与革命都是基于这种认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毛泽东不仅看到在人民群众中,由私有观念滋生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他更看到了共产党内的各级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由私变修的政治轨迹。高层领导由私变修是群众中私有观念转变成国家私有制度的决定条件,只有高层领导手中的权力才能在短时间内将自发的私有制单元迅速组织成国家私有制度。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对列宁主义的发展。毛泽东虽不把政治权力看作终极价值,但政治权力是达到某种终极价值的根本手段。这是对世俗权力观的超越。  
毛泽东不只是理论的探索者,经验的总结者,他更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实践者。他以前无古人的勇气和魄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的巨大冲击力来冲垮党内高层由私变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同时,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看清“私”是产生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滋生新型私有制度的根源;让人民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清除自己头脑中的私有观念,铲除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或滋生新型剥削制度的土壤;让群众自己将自己从私有观念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阻断人性在私有观念下的自我异化。这是群众性的自我解放运动。这是对宗教中的拯救与救赎活动的伟大超越。  
毛泽东虽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系统地论述私有观念的来源、去向和社会功能,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却全面的回答了私从哪里来,私到哪里去,私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是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几千年来要回答而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所以,这场以“斗私、批修”为纲,“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历史的超越。  
毛泽东以超越现实人性的神圣思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本来是要让超越文化战胜具有复辟功能的还原文化,要让神圣战胜世俗。为什么这样一场影响整个世界人性升华的人性大革命运动却像早到的生命一样夭折了呢?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超越是一切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形式,没有自身超越的内能和机制,任何生命体都会枯竭,这是自然律,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不例外。但生命的自我超越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内在和外在的条件都具备时,超越的能量才会发生正常交换,超越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否则,就会重复拔苗助长的故事。  
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也许有它内在的规律,但人类社会不同于其他有生命物质的社会完全按照自然律运行。人类社会是个有意识的利益群体组成的社会,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和斗争有时会引发社会形态的突变。但原有社会的文化形态(人性意识)并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突变而突变。社会形态可以通过外力来构建,但作为社会遗传的文化形态是不能通过暴力使其脱离原文化的母胎。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里诞生的,这无疑是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是以暴力革命为前提的,毛泽东又以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造,这在毛泽东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完成了。但要完成对人头脑中私有观念的改造既不能像夺取政权那样使用暴力,也不能像对私有制改造那样使用强制和赎买,只能用教育的方法,这是一个极长的历史过程,它不能像社会制度那样发生历史性的突变。  
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其内在向上超越的动力,但原有的社会文化又有使其还原的内在动力。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向上超越的文化需要,毛泽东发出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跃进口号,他想让亿万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在跃进式的群众运动中得到改造,完成思想意识和文化形态的超越,以满足社会主义新生制度的内在需要。  
为了尽快实现思想意识和文化形态的超越,他将伦理政治化,也就是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伦理范畴的问题。“公”与“私”,“利己”与“利他”,“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等,这本来是伦理范畴的认识问题,尽管它们也有明显的阶级属性,但也只能通过渐进的教育方法来解决,不能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解决。用政治手段解决伦理问题容易无限上纲上线,容易扩大化,容易混淆矛盾的性质,将人民群众中的一般私有观念上升到走资派由私变修的政治问题上来。用政治手段解决伦理问题,即使暂时取得某些效果,由于人性的多样性、易变性和可移植性的固有属性使然,其成果也很难持久,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得尤为清楚。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他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提法的认同。  
毛泽东不仅以圣洁的目光审视人民群众,而更以圣洁的目光审视他的接班人,其结果是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地在他面前倒下了。无奈之下,毛泽东又将政治问题伦理化,他想起了那个在历史上曾做过“毛派头子”的“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本来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因念“旧情”,听信了“永不翻案”的一纸谎言,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变成了“情谊”的伦理问题。尽管毛泽东以后也采取了果断补救措施,但为时已晚。其最终结果是,那个“毛派头子”采用了伦理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专政化的手段,将毛泽东的超越理想还原到辛亥革命的始点。  
超越是克服引力向上飞腾,它需要持久的、强大的外力推动,需要克服人性中原始欲望的引力场做功,做功的外力一旦减弱,超越就会向始点还原。世俗的保守就是惯性的还原,还原就像自由落体运动,它是人性内生的原始欲力做功,只要约束力一解除,它就会产生向下的加速度。看看那些与吃、喝、性有关的文化形态就一目了然了。  
现实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进入理想世界的愿望,当要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放弃现实中的物质利益,他们中的大都数人就忧豫了,甚至反对了。就像《圣经》里讲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有钱的青年人请求耶稣让他得到永生,这个青年人在伦理道德方面做得非常好,耶稣喜欢他。当耶稣要他“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时,那个青年人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这个故事说明,要人超越现实的既得利益,比让骆驼从针眼里穿过去还难。毛泽东不仅希望现实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像张思德、白球恩、雷锋那样脱离“低级趣味”;还能像蔡永祥等英雄那样,为了保护别人的生命而牺牲自己,希望中国人民成为“解放全人类”的真正无产阶级,这是何等的精神超越啊!  
也许,超越永远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事业,能为此献身者更是少得可怜。从超越和还原(复辟)力量的对比上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夭折的必然性。其实,毛泽东在临终之前就预感到了,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当耶稣的信徒们听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的时候,他们一哄而散。三天后,又得知耶稣复活,升天。他们又聚集在十字架前,这便是基督教的火种。千百年来,正是圣徒和信徒们的灵光都折射在耶稣基督周围,耶稣基督才获得了真正的永生。  
文化大革命虽然夭折了,但她探索直接民主制度和人类未来社会的实践精神将会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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