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建华回忆录：我的大学（哈军工，7-13）

第七章 大赵家



第七章 大赵家
　　突发的疟疾并没有影响到我的高考成绩，我考上了哈军工。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我来到了位于南京中山北路178号的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二招待所。我在哈军工江苏省招生工作组报了到，然后，我们江苏省的哈军工六二级新生乘火车去哈尔滨。
　　我们乘坐的火车驶过了长江，驶过了淮河，驶过了黄河，隆隆地向着北方开去。省常中愈来愈远了，冷家村也愈来愈远了！
　　当时还没有从南京直达哈尔滨的火车，我们在天津下了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转乘上了北京到哈尔滨三棵树的火车。火车驶过了山海关，我们行进在东北的土地上。
　　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就像无边的绿色海洋。一个个小山，一座座小镇在铁路旁边呼啸而过。东北，祖国的东北，我们来了，我们当兵来了，我们上大学来了！
　　列车在哈尔滨火车站停下，我们下了车，走出了哈尔滨车站。一种异国的风光扑面而来。
　　车站的对面，有几座尖顶的房子，外墙涂着黄色。一辆有轨电车从旁边驶过，发出了哐哐的声音。
　　我们上了哈军工来接我们的军用大卡车，站在卡车的车斗里。车开动了，尽管是八月下旬，站在大卡车上，迎面的风凉凉的，透着丝丝寒意。
　　大卡车开上了大直街，驶过了烟厂，拐上了一曼街。我们看见了哈军工的大门，大门口有两名哨兵在站岗。
　　大卡车没有从哈军工的大门进去，它继续往前开。到了军工大门东面约三百米处的一个侧门，大卡车开了进去，在一栋4层的黄楼前停下。这栋4层楼是我们的宿舍，哈军工的57号楼，我们就在这里住下。
　　军装发下来了。穿上了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心里的那个美就甭提了。我急忙去了哈军工内的照相馆，照了几张相。我跑到邮局里，将照片给母亲寄去。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位于哈尔滨的东北方，一曼街和宣化街把哈军工分成了三个部分。十字路口的西北是81楼等建筑，哈军工的医院就在81楼内。十字路口的东北是88楼等建筑，这里是行政干部和老师们的宿舍。十字路口的东南面是教学区，这里是哈军工的中心区域，哈军工的大门就在这里，正对着十字路口。
　　走进哈军工的大门，一条大街从大门向里，南北地贯穿哈军工，将哈军工的中心区域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这条学校内的大街叫文庙街，在大街中部的左边，是哈尔滨市的文庙，现在围在了哈军工内，成了哈军工的图书馆。庄严的文庙成了哈军工学生读书和借书的地方，我想大成先师孔子也一定是会非常高兴的。
　　沿文庙街往南，在大道两边矗立着两栋高大雄伟的楼房。这两栋楼房都是巨大的屋顶，屋顶四边，飞檐上逸。这是哈军工的11号楼和21号楼。11号楼是哈军工航空工程系的教学楼，21号楼是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和火箭工程系的教学楼。
　　哈军工还有另外三栋类似的教学楼，这些教学楼建在文庙的后面。三栋教学楼之间是哈军工的大操场。大操场呈四方形，周长1千米。大操场的北面是31号楼，是舰艇工程系的教学楼。大操场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是41号楼和51号楼，是电子工程系的教学楼。
　　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入伍教育开始了。我们在哈军工的大操场上，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练习军人的各种步伐和队列。我们在41号楼后面的小操场上练习手枪和步枪的瞄准。
　　上操下操，我们列队前进，一路向前，歌声嘹亮：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迎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嘞，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一二三四！”
　　这就是著名的《打靶归来》歌。《打靶归来》歌伴随着我们的入伍教育，伴随着我们以后的学习，伴随了我们的一生！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为了纪念哈军工建院六十周年，我们62-7队的同学们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聚会。都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老同学们唱起了《打靶归来》，大家歌声嘹亮，热泪盈眶！
　　在哈军工大院里训练了半个多月，我们去了哈尔滨的郊外，来到了一个叫大赵家的村子。大赵家在哈尔滨的西边，离哈尔滨有60多里。我们在大赵家进行野外训练，练习野外行军，练习班排进攻。
　　哈军工有一个农场，就在大赵家附近，我们住在农场的宿舍里。哈尔滨郊外的土地不是很平坦的，一个个低矮的土冈，一条条浅浅的干沟。土冈上和干沟边长满了高高的绿油油的玉米。
　　我们吃过早饭，来到了一条干沟边。我们的中队长是一个上尉，他对我们说：“同志们，我们在学院里练习了队列和射击，今天我们来到野外，我们要练习班进攻。”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我们，继续说：“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会战斗！大家看，前面的山顶上有几棵树，我们把它叫三棵树。”
　　大家轰地一下笑了。中队长知道大家为什么笑：“这里不是哈尔滨的三棵树火车站，这里是大赵家的三棵树。在三棵树有敌人，敌人现在占领了山头，我们要冲上坡顶，去消灭敌人！”
　　我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趴在干沟的边上，其他的同学也都趴着。信号枪响了，我们直起身来，快速地向着坡顶冲去。
　　前面是一块垄沟地，一条条土垄从干沟边伸向山头，大约有500多米远。估计这里是学院预留的演习场地，土垄上没有种庄家，长满了杂草。我沿着垄沟往山头冲去。
　　我的眼睛注视着前方的山头，脚有时踏在垄脊上，有时踩在垄沟里，跌跌撞撞地奔跑着。突然，旁边有人大声地喊：“前面敌人使用了化学武器，进入了染毒区！”
　　我停了下来，放下手里的步枪，卸下背包，取出防化服。防化服是橡胶做的。我穿上防化服，套上防化裤，头上戴上了防毒面具。
　　我拿起步枪，继续向着坡顶冲去。由于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我感到呼吸困难，往前冲了几步就喘息不止。
　　我们的小队长是一个少尉，他看我喘着粗气，冲锋的速度也愈来愈慢了，就走到我的旁边，小声地对我说：“把面罩下边的过滤塞拔掉！”
　　我把步枪交给左手，右手摸到了下巴下面防毒面具的过滤塞，用力一拽。一股清新的空气从过滤塞的孔中钻了进来，我使劲地吸了几口，不再喘息。我加快了步伐，向前冲去。
　　原来防毒面具在仓库里放的时间长了，灰尘堵住了过滤塞。戴上了防毒面具以后，我就无法呼吸了。还是小队长有经验，及时地解决了难题。
　　我的附近又有人喊：“这里是敌人的炮火封锁区，大家卧倒！”
　　我立刻趴在了地上，垄上的杂草挡住了我的视线。旁边的小队长冲着我喊：“冷建华，快向右翻滚！”
　　我把步枪竖着抱在胸前，迅速地向着右面滚了过去。不一会儿，在我原来趴着地方的左边，轰然一声巨响，一包炸药爆炸了，炸起的泥块砸在了我的背上。
　　原来为了使班进攻的场面多少逼真些，在进攻的土坡上，放置了一些小包的炸药。
　　我继续往前冲，呼出的水蒸气凝结在防毒面具的玻璃镜片上，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前面有一条浅沟，我一个趔趄，跌倒在沟里。我急急忙忙地爬起来，胡乱地攀上沟沿。三棵树的山顶就在前面，我趴在沟沿，把步枪架在前面的土坎上，向着坡顶瞄准。眼前模糊一片，影隐隐绰绰地有几棵树，我扣响了板机。
　　“砰！”枪响了。没有弹头飞出，我们的枪用的子弹都是空爆弹，没有子弹头。
　　“砰砰！”又接连着响了两声。枪里的子弹没有弹头，可是子弹里火药还是有的。一扣板机，砰砰地响，枪口不断地往外冒出硝烟。
　　开了几枪，见坡顶没有反应，我拿起步枪，离开沟沿，向上冲去。
　　冲到山顶，山顶上没有人。我向着前面的山坡下望去，不少同学早就冲上来了，他们坐在坡下休息。一见我冲了上来，连忙对我说：“快把防化服脱下来！”
　　我一屁股坐在副班长的旁边，喘息着，将防毒面具从头上卸下。我的脸上满是汗水，我用手擦了一把，使劲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我方才感到，田野里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是那样的甜！
　　我把防化服脱了下来，身上的军衣和军裤都汗透了。黑龙江九月的风吹在身上，我感到了透骨的凉。
　　“这么凉！”我站了起来，走到一处背风的土崖边。
　　“一会儿就好了！”班长吴正德说。
　　其他的同学陆陆续续地都冲了上来，我身上的汗也渐渐地干了。我站在山顶上，向着远处眺望。远处是沟，更远处又是一道土冈。土冈上，山沟里，密密的玉米，乌油滴黑。微风吹过，绿浪似海，好一派丰收景象。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我们到地里去帮助大赵家村的老乡捡菇娘。
　　菇娘是东北农村在地里种植的一种水果，是一种草本植物的果实。菇娘植株有一个绿色的主干，主干向上伸展。在约20厘米处分出许多枝杈来，枝杈上长着杏圆形的叶子。在枝杈的结上，向下挂着果实。果实像一个个黄色的小灯笼，灯笼里有着圆圆的果。
　　在冷家村的田野里，也有这样的植物。只都是野生的，长得比东北的菇娘苗高大，村民们不种，也不吃，叫它灯笼果。
　　我走到地边，满坡的灯笼果迎风摇曳着。
　　“这就是菇娘？”我疑惑地问。
　　“大概是吧！”吴冠荣说。吴冠荣是苏州市人，他没有见过菇娘，也没有见过江南农村的灯笼果。
　　“这不就是我们乡下的灯笼果么！”我说。没有人回答。我转头看了看同学们，大家也都是一付迷茫的样子。我想起了省常中的陆家林和刘苟大，可惜他们俩都不在旁边。
　　“大家要摘黄色的，绿色的果还没有成熟，要留在枝上。要爱护菇娘苗，不要伤了枝杈！”中队长给大家说。
　　大家走进地里。我们小心翼翼地，在一个个植株上寻找着金黄色的小灯笼。我轻轻地掐住黄色菇娘的细把，小心地把它摘下来，放在一个簸箕里。装满了一簸箕后，我把它端到地头，地头的老乡将菇娘倒在大车上的一个大筐里。
　　我端起一簸箕菇娘，走到大车的旁边。大赵家的老乡接过簸箕，将菇娘倒进大车上的筐里。他随手捡了两个菇娘，送到了我的跟前：“同学！尝尝！”
　　我说了声谢谢，没有接送过来的菇娘，返回到了田间。在整个捡菇娘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同学吃一颗菇娘。
　　西斜的太阳已经依在远处的土冈上，我们结束了捡菇娘。在返回的路上，不知哪位同学大声地喊了一句：
　　“捡姑娘咯！”
　　大家轰地一声笑了起来。“姑娘”和“菇娘”是相同的发音，大家都知道他在喊些什么！
　　班长吴正德起头，我们唱起了《打靶归来》：
　　“日落西山红霞飞，……”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的每个饭桌上都放了一盘洗得很干净的菇娘，这是新生大队从老乡那里买来的。我尝了尝，甜甜的酸酸的，很好吃。
　　冷家村的人不吃灯笼果，为什么？我不得其解。是南北不同，“水土异也”么？
　　入伍教育结束了，学院给我们分配了专业。省常中的丁伯南和白介才去了原子工程系，朱惟仁和王焕新去了火箭工程系，牟伯庭和高光宇去了航空工程系，邹伯甫、史正兆和杜国和去了舰艇工程系，而我和陆家林、刘苟大、杨欣元则分配到了电子工程系，我被分配到计算机专业。
　　我的情绪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以下，来到哈军工后的兴奋迅即变成了沮丧。我到哈军工上大学，是一心要来学习造原子弹的，但我却被分配到了电子工程系，分到了计算机专业。我想造原子弹的梦想破灭了！尽管计算机专业也是个很好的专业，可是我想学习制造原子弹！
　　中国还没有原子弹！当时，美国有原子弹，苏联有原子弹，英国和法国都有原子弹，可是中国还没有原子弹！我想学习制造原子弹，我想造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来！
　　可是，我却被分配到了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专业是一个尖端的专业，原子弹是要用计算机控制的！”一位教员看我情绪不高，对我开导说。
　　“原子弹的研究和制造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二系（原子工程系）并没有一个原子弹专业，二系同学所学的专业是化学专业、材料专业和自动控制专业。自动控制是离不开计算机的。你学好了计算机，将来到基地工作时同样会与原子弹打交道。”另一位教员说。
　　我的情绪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我要好好地学习计算机，以后参加我国原子弹的研究和制造。
　　入伍教育后，分配了专业，省常中的老同学们要分散到各个系去了。同为省常中高三（一）班的丁伯南去了原子工程系，朱惟仁去了火箭工程系。在哈军工的照相馆里，我和陆家林、丁伯南、朱惟仁合照了一张相。我们高三（一）班在哈军工的还有刘苟大，那天他没在。五个人的同班同学，照相缺了刘苟大，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很遗憾。一天，在路上遇见了省常中的杜国和、邹伯甫和史正兆，他们去了舰艇工程系，我们在一起也合照了一张相。
　　开始了正常的上课。与高中不同的是，大学里每一节课的内容要多得多。尤其是数学课，一般工科专业学的是高等数学，而我们学的则是数学分析。
　　教我们数学的大课教员叫刘森石。刘教员有着深厚的数学造诣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只是课讲得很快，内容讲得很多。由于讲课的内容分散在教材的不同地方，在课堂上我只能拼命地记笔记，把刘教员讲的内容先记下来。
　　“你听明白了没有？”下课了，谭维纲同学问我。
　　“没有！”我摇了摇头说：“我就是赶着记笔记了，刘教员讲的我基本不明白。”
　　“我也没有听明白，什么代数余子式，什么逆序数。” 一个同学说。
　　“代数余子式就是行列式中划去某个元素所在行和列后，剩下部分构成的行列式与若干个—1相乘，—1的个数等于该元素的行号加列号。”一位上海来的同学说。
　　“老师讲的都很简单，我们在中学里都已经学过了。”另一位上海的同学说。
　　我没有说话。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中学的课程也不尽相同。一上课，彼此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我一定要努力，否则课程就会跟不上了！
　　天气已经非常寒冷，我们都穿上了棉军衣，戴上了大皮帽，穿上了大头鞋。大操场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下午，在上了两节课以后，我们到大操场上去踢足球。
　　操场很大，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足球场，自然也没有球门。陈大炎同学拿着足球，走进雪里。他把足球抛起，飞起一脚，足球飞了起来。不远处的那福海同学见足球飞到了自己的身边，急忙做好准备。说时迟，那时快，他用脚使劲一踢，足球撞在了大头鞋的侧面，向着51号楼的方向飞去。
　　在操场的中间，是一群三系的同学。一个同学见足球飞来，下蹲了一些，猛然跳起，用头将足球顶了回来。
　　“好！”大家都欢呼起来。
　　原以为足球飞偏了，站在雪地里的我正准备去捡足球，冷不防足球又飞了回来。我的左脚刚往前迈，见足球飞来，我抬起右脚，用力向足球踢去。
　　足球受到我大头鞋的撞击，朝着41号楼的方向飞去。由于立脚不稳，加上用力过猛，我一下子跌倒了，脸朝上背朝下地躺在了雪地上。
　　轰地一声，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我的全身都沾满了雪，有几捧雪从我的脖子灌进了领口里，冰凉冰凉的。我用手将领口里的雪掏出来，拍了拍身上和帽子上的雪，向前撵足球去了。
　　踢完足球，大家往回走。多数同学都摔了跤，衣服上帽子上沾满了雪。呼出的水汽在眉毛上，在皮帽边上结成了冰，一个个就像雪人似的。



哈军工冬天的体育课是滑冰，滑冰场在41号楼左后方的小操场上。到了冬天，人们将小操场灌上水，一个晶亮平整的滑冰场就形成了。
　　在家乡，尽管到处都是河，可在冬天小河基本是不结冰的，滑冰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我从滑冰场东南角的一间小房子里领了一双冰鞋，穿了起来。我领的冰鞋是速滑冰鞋，冰鞋底部像一把锐利的尖刀。我坐在滑冰场的冰上，穿好了冰鞋。可是我怎么也站不起来。那薄薄的冰刀，不是向右偏就是向左偏，我的脚几乎被崴着了。
　　李永耀同学走过来扶着我。我双手把着他的肩膀，试着站起来。两只脚立在尖尖的冰刀上，怎么也站不稳。我的额头冒出了汗珠，汗珠又很快冻上了，凝结在眉毛上。
　　“不要慌，慢慢体会，一会儿就可以站稳了。”体育教员走了过来说。
　　我抬头看了看体育教员，喘了一口气说：“冰刀太薄了，站不住。”我向着旁边看了看，有好几个同学都和我一样，穿着冰鞋，有的扶着同学，有的扶着小屋子的墙，有的扶着滑冰场边的白杨树。
　　我稳了稳神，扶着李永耀的肩膀，试着活动一下双脚，我感觉脚下踏实了一些。我调整了一下脚的位置，使两个冰刀并行着。
　　我感到站稳了，双手从李永耀的肩上放开。在李永耀的肩上，棉衣被我抓出了两个深深的坑。
　　李永耀向着旁边退了过去，我独自站着。一位哈尔滨的同学呼地一声，像一阵风似的从我旁边滑了过去。
　　我不敢滑，试着把身体压在左脚上，小心翼翼地移动右脚，右脚慢慢地向前移了3厘米。我再把身体压在右脚上，小心翼翼地移动左脚，左脚也慢慢地向前移了3厘米。
　　体育教员走了过来，看了看大家说：“同学们！大家都已经穿上了冰鞋，而且都能够独自站了起来，这是我们这一堂体育课的第一个课目。”
　　大家都笑了起来！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四周，继续说：“滑冰课的第一个课目就是穿上冰鞋站起来。大家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课目，有的同学还能试着往前挪一挪。”
　　大家又都笑了。
　　“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二项，摔跤！”教员说。
　　大家一听要摔跤，都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们站着都困难，还要摔跤？
　　体育教员见大家都不明白，笑着说：“今天我们上滑冰课。冰面上很滑，摔跤是常事。冰上滑得很快，冰刀又很锋利，在滑冰时摔跤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大家能站立后，要先学会摔跤。要会摔跤，要摔得安全！”
　　教员指着在旁边站着的一个哈尔滨的同学，这位同学穿上冰鞋后已经绕冰场滑了三圈。“你做一个摔跤的动作，给大家做做示范！”
　　这个同学听体育教员说后，向前滑了二米。他站在大家的前面，吸了一口气，然后直立着慢慢地蹲下，身体往后仰，一屁股坐在了冰面上。
　　大家哗地笑了起来。
　　“大家不要笑！”教员说：“他摔倒的动作做得很好，很标准。请他再示范一次，大家要仔细地看！”
　　这个同学又示范了一次。
　　体育教员让我们大家练习。我站在那里，正准备下蹲，只见左前方有一个同学已经快速蹲了下去。他蹲得很快，一下子跌倒在冰面上，屁股着地，向后翻去，双脚向上飞了起来。
　　“哎哟！”大家都喊起来。
　　那个哈尔滨的同学轻轻地滑了过去，弯下腰，将那个同学扶了起来。
　　我慢慢地蹲下，然后向后倒去。我的屁股碰到了冰面上，我坐了下去。
　　还好！我庆幸着自己的动作。我用双手着地，缓缓地翻过身，爬了起来。
　　我们反复地练习着摔跤。同学们在冰上倒，在冰上滚，身上和帽子上沾满了雪。
　　体育课的后一个小时，我们练习着向前滑。
　　几厘米……，几十厘米……，几米……
　　我们在冰上慢慢地向前挪，……。我们在冰上小心地向前滑，……。我们在冰上飞起来了，……
　　我在哈尔滨度过的第一个冬天，那零下40度的严寒，那温暖如春的教室，那大操场上雪地里飞腾的足球，那小操场冰上欢快的滑飞，永远，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的早晨，六点多钟，我在大操场上跑步。从我后面快速地跑过来了一个人，我回头一看，是高中同班的陆家林。我见他跑了过来，很高兴。由于现在我们是不同的专业，我是计算机专业，他是通信专业，尽管我们在同一个系，也在同一个新生队，但我们不在同一个班，我们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面了。我们俩一起往前跑着，一边跑步，一边聊学习上的事。
　　“数学还是不好学，现在学到无穷级数，学得更难了！”陆家林说。
　　“是的！”我有同感：“尽管学习快一年了，数学我还是学得很吃力。上课忙着记笔记，课后花了很多时间复习。”
　　“省常中时我们没有学微积分，我们是从头学起。上海和北京的同学都学过了，他们学得很轻松！” 陆家林说。
　　“学过有学过的坏处。”我说：“上学期期末考试，有一个学过了的同学考了个二分，不及格。寒假没有回家过年，留在学院里复习，准备补考。”
　　我们一边跑，一边聊。陆家林说：“我们队里有人说，今天下午要集合听陈毅元帅的报告。”
　　“听陈毅元帅的报告？”我很高兴，同时也有些不相信。
　　“我是听别人说的。” 陆家林说。
　　下午2点，我们列队走到大操场的南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个小马扎，在操场的指定位置坐下。
　　全院的同学和老师们都来了，大家整齐地坐在操场上。一系的同学坐在东面，一式藏青的空军军服。三系的同学坐在中间，一式雪白的海军军服。二系、四系和五系的同学依次坐好，一式草绿的陆军军服。偌大的军工操场，海陆空三军，整齐排列。
　　歌声响起来了！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唱歌的是四系61—1队的老大哥。他们精神饱满，歌声嘹亮！
　　“唱得好不好？”他们一唱完，我们队的文体委员就领着喊。
　　“好！”
　　“唱得妙不妙？”
　　“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我们全队的同学一面呼喊，一面整齐地鼓掌。
　　“新生队！来一个！”61—1队唱完，开始向我们拉歌。
　　我们也不示弱，在文体委员的指挥下，大家唱起了《打靶归来》：
　　“日落西上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大操场上，此起彼伏，歌声飞扬。海军系的同学们唱：
　　“红旗飘舞随风扬，我们的歌声多嘹亮。人民的海军向前进，保卫祖国海洋信心强。……”
　　空军系的同学们唱：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
　　刘居英院长陪同陈毅元帅走过来了，操场上的歌声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陈毅元帅一边向前走，一边向着大家挥手。



刘居英院长作了简短的讲话后，陈毅元帅给我们作报告：
　　“同志们，前几年陈赓院长在世的时候，邀请我到你们学校看一看，并要求我讲讲话。我说我没有到过哈尔滨，将来到了哈尔滨，我一定要到你们学校看看。但当时忙，没有来。现在陈赓同志去世了，我还是要还这笔账，今天这句话兑了现。所以今天到你们这里来，讲讲话。”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陈毅元帅继续说：
　　“今天本来有好几个单位要我去讲话，我都谢绝了，单单到你们这里来，因为我很关心这个学校。”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陈毅元帅继续说：
　　“学校嘛，学习第一，功课第一。同学们除了学习而外，不应该去管其他的事。当然不是说读死书，学校规定的活动，还是要参加，但总要以学习为主。学校规定的活动以外，不要去管它。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有用之材，就是靠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或五年，就是这个十年、十二年。决定的就是这几年。是上升？还是下降？ 你是龙，就飞天呀！ 是蛇，你就钻茅草！就决定在这几年。”
　　操场上，寂静无声。同学们挺胸坐在小马扎上，用心地听着。陈毅元帅接着说：
　　“在学习当中就是禁止谈恋爱，谈恋爱的就要开除。哪有时间给你谈恋爱！我们党和国家的负责人，大多数是40岁以后才结婚的。他们所以有成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他们20岁、30岁就结婚，照顾家庭还照顾不过来，哪还有时间照顾革命！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材，是要动心忍性的，要锻炼他的筋骨，锻炼他的意志，锻炼他坚忍不拔的精神。抓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干它好多年。把个人的问题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不打算这些个人问题。雷锋这个青年，我们为什么歌颂他？就是他达到了这个标准，不考虑个人问题。”
　　大家热烈地鼓掌。陈毅元帅继续说：
　　“过去我们青年时候读中学，经常跟同学谈这些问题。在成都，当时有一批军阀、军长、师长、团长的子弟，跟我们同班，他们钱很多，穿得很好，穿绸穿缎，钱多得很，礼拜天、礼拜六把同学拉到馆子里去吃，到外面去游览，所以有些同学就很羡慕他，并且拍他的马屁，卡他的油。我们有一批同学就比较穷，他们看我们不起，我们也看他们不起，没有什么交情。
　　??? 那时是资产阶级学校，老师也拍他们的马屁，因为他们父亲做大官，和他们关系搞好了，还可以找到他们家庭，可以找些什么事做。结果那些同学平常很骄傲，遇到考试的时候，就要找我们了，找我帮帮忙。我那时很简单，你要找我，请我吃一餐，我包你过一关。这些少爷子弟谈恋爱，写信不行，找我写信，我也说，你请我吃一餐，我给你写一封信，拿出来包你满意。”
　　全场大笑。陈毅元帅说：
　　“我特别关心你们学校一批干部子弟，今天我代表你们的家长对你们讲：你们这些人的环境，对你们是不利的。出身于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产生一个副作用，对你们不利。你们要懂得，在学校领导之下，充分利用你们的好条件，为你们学习服务，避开副作用。不懂得利用这个好条件，把好条件变成一个包袱，就压死你们一辈子。
　　有的同学出生革命家庭，家庭出身不管怎么好，都不能为我们带来很好的品德，不能为我们带来好的成绩。你读这本书，我也读这本书，是看哪个读得努力，才能够读得好。不能说我家庭出身好，不学就能好，如果有这样的事，那事情就好办了，世界革命就简单了。所以我说，不看他的成分和家庭出身，要着重看他们实际学习成绩，学习成绩和实际生活的表现，决定他的去向，决定一个人是有用之人，还是无用之人，是个废料，甚至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决定他的学习的表现，品德的表现，生活的表现。
　　希望我们全体同学要努力学习‘三大革命’。青年人一切要靠党、靠组织、靠我们自己。要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要在中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你们要超过我们前辈，接受这个挑战！ 你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发展，从尖端走向更高的尖端！”
　　六月的哈尔滨，鲜花盛开。陈毅元帅的讲话，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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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松花江边
　　一九六三年八月，进入了大学二年级。我的专业发生了变化，我被从计算机专业改变到了微波专业，班级也从62-441班转到了62-491班。在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兴趣已经从原子弹转到了电子上。尽管专业出现了变化，但是由于仍然在电子工程系，仍然学电子类专业，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我的内心还是平静的。
　　当时国家的教育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哈军工而言，一九六一年的招生完全是推荐入学的，当年哈军工招收了二千多名学员。由于没有参加高考，哈军工六一级同学们的学习基础参差不齐。有些同学的学习成绩很好，有些同学则学得很吃力。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一级留级的同学就有一千多名。
　　由于留级的同学多，一九六二年哈军工仅招收了600名新生。在进入二年级的时候，学院将六二年的新生和六一年留级下来的学员混合编班学习。
　　在中国，一九六三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我们4系62-1队在指导员佟凤珠和队长赵九余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各班骨干参加的会议，对62-1队的阶级斗争行动进行具体的部署。我们4系62-1队含三个专业，一共有5个班。其中，雷达专业有2个班，电子对抗专业1个班，计算机专业1个班，微波专业1个班，各班各有二十多名学员。
　　当时我是62-491班的团支部宣传委员，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佟凤珠指导员给我们讲述了进行阶级斗争的伟大意义，要求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队里的骨干们都感到热血沸腾。我们能理解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在国内，蒋介石反动集团还盘居在台湾，地富反坏右还在蠢蠢欲动。我们共青团员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同一切阶级敌人作斗争。
　　“我们不要一提阶级斗争，就想到国外和院外。” 佟凤珠指导员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的学院里，就在我们的身旁！”
　　“阶级斗争就在我们的学院里，就在我们的身旁！”一位团支部书记惊讶地重复着。
　　“是的，阶级斗争就在我们的学院里，就在我们的身旁！” 佟凤珠指导员坚定地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仅不要忘记其它地方的阶级斗争，更是不要忘记我们身边的阶级斗争。我们的学院里就有同学与国外联系，现在已经被保卫部门抓起来了。”
　　会场出上现了窃窃私语：“学院内有同学与国外联系，已经被保卫部门抓起来了？”
　　“是的。学院内有同学与国外联系，现在已经被保卫部门抓起来了！”赵九余队长点着头说：“在我们学院内，不仅有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还很尖锐！”
　　“所以，院党委部署在我们学院里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 佟凤珠指导员说：“学院要求，这场阶级斗争以班为单位展开，由各班的团支部负责。”
　　“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赵九余队长说：“要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出像陈东平这样里通外国的阶级敌人。”
　　“陈东平？陈东平是谁？”一个班长问。
　　“陈东平是五系的学员。他平时收听敌台广播，与国外的敌特通信，想叛国投敌。” 赵九余队长说。
　　“除此以外，那些不遵守学院两不准规定的人和事，也都要进行阶级斗争。” 佟凤珠指导员说。
　　“谈恋爱也是阶级斗争？”一位团支部书记问。
　　“是的。” 佟凤珠指导员说：“学院规定，哈军工的学员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所以谈恋爱也是阶级斗争，要在这次运动中对谈恋爱进行坚决的斗争。”
　　“蒋长友和陶丽华谈恋爱，动手打起来，把下巴都打掉了。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 赵九余队长说：“所以，谈恋爱也是阶级斗争！”
　　回到班里，团支部书记韩思法同学对全班宣读了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进行了开展阶级斗争的动员。要求大家高度重视，提高认识，积极参加到这场阶级斗争中来。
　　星期五的下午，我们62-491班的阶级斗争大会在教室里召开，团支部书记韩思法主持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沉默，同学们面面相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班长首先发言，他说：“大家都说，我们哈军工是红色的摇篮，进了哈军工就是进了红色保险箱，我看这话也对也不对。哈军工内也有阶级斗争，陈东平里通外国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事件！”
　　“我们平时只顾着学习，也不关心其它，实在说不出谁是阶级敌人。”一个同学说。
　　“陈东平是高干子弟，他爸是大军区的司令员。阶级敌人应该到高干子弟中去寻找。” 另一个同学说。
　　“只在高干子弟中找阶级敌人不公平。”一个同学反对说：“譬如谈恋爱和结婚，结了婚的同学中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
　　“那些同学在入学前就结婚了。” 团支部书记韩思法说：“这是过去的事情，现在要进行斗争的是有些没有结婚的同学在谈恋爱。”
　　“谈恋爱是学院所不允许的！”一个同学说：“以前只是从学院的规定来看这一问题，现在要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这个同学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大家，也看了看团支部书记韩思法。韩思法向他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既然谈恋爱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周围确实存在着阶级斗争。我平时复习功课爱去大教室。去得多了，我就发现我们班里有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也经常到大教室去复习，而且他们每次都并排地坐在一起。”
　　轰地一声，大家都笑了。有的同学放声大笑，笑声震得教室嗡嗡地响。
　　“大家不要笑！” 团支部书记韩思法大声地喊：“我们现在进行着严肃的阶级斗争，大家一定要严肃！”
　　教室里的笑声停止了。有些同学仍然抑制不住，他们使劲地用衣袖捂着嘴，极力不使笑出声来。
　　一个同学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前我没有认识到谈恋爱也是阶级斗争，现在我清楚了。我以前没有谈过恋爱，以后我也不谈恋爱！”
　　另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我和一位高中时的女同学一直在通信，我们是老同学，还不能算谈恋爱。但是今天我郑重宣布，今后我将断绝和她的通信往来！”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就这样以下决心不谈恋爱，下决心与女同学断绝通信来往的结果，胜利地结束了！阶级斗争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常态。在教室里，有的依然是紧张的学习。

　一九六四年九月，进入到三年级，我又被调整了专业。原来的微波专业取消了，微波专业的同学改成了雷达专业，62-491班改成了62-413班。取消微波专业的原因是说微波专业的专业面太窄，专业要宽口径。
　　雷达专业的专业面要比微波专业宽一些，可依然还是较窄的。哈军工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起来的，按苏联的模式设置专业。苏联的专业设置就是又细又窄的，这种又细又窄的专业设置对人才的培养，对人才今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我庆幸调整到了雷达专业。实际上，尽管我学的是雷达专业，我的一生从未真正地与雷达打过交道，我一生的工作主要在通信和信息处理领域。据一些部门统计，大学生毕业后，一生主要从事所学专业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绝大多数学生从事了其它的工作。因此，专业设置宜宽不宜窄，这对个人对国家都是有利的。
　　哈军工4系的雷达专业原来有2个班，现在则变成了3个班，近80名同学。为了便于管理，自然也为了防止谈恋爱这种阶级斗争的发生，3个雷达专业班的女同学都集中到了62-413班。原62-491班的一些男同学调整到了另外的两个班，我调到了62-412班，韩思法调到了62-411班。
　　三年级开始上专业基础课了，我们学习的课程有电子管放大器、脉冲电路、电磁场理论等。我在62-412班当放大器课的课代表，负责和上放大器课的教员联系，负责收发作业。当年收放大作业的作业袋我还保留着。
　　当时的电子电路都是用电子管构成的，没有晶体管，更没有集成电路。现在学习电子专业的学生大都不知道电子管是什么，可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如信号源、电源、示波器，包括收音机、电视机等等，都是用电子管做成的。
　　一个普通的电子管就像一个小灯泡，它插在电子管的管座上。电子管有七八个管脚，灯丝电流、阳极电压、栅极信号等从不同的管脚加到电子管上，而输出电压和电流则从另一些管脚引出。
　　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不仅要学习理论，而且还要具体地去实践。工科专业的学生将来就是工匠，光知道理论是不行的，还要会做。在哈军工，各门课程都有相应的实验课。可是，在实验课上，仪器设备、元件电路都是实验教员预先准备好了的。我们进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在教员的指导下，按照规定，验证一下课堂上所学的理论。
　　这种完全在教员的安排下，浅尝辄止的实验依然让我困惑。在课外时间，经教员同意，我到放大器课程的实验室去，尝试自己具体地制作一个电子管放大器。
　　我走到实验室的旁边，实验室的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实验室，抬头一看，有一位同学正在后面的实验桌上认真地做着什么。
　　“王德瑞！”我喊了一声。
　　“你也来啦！” 王德瑞放下了手中的工具，抬起头来说。
　　“你来得早！”我说。
　　“学习放大器光学理论不行，仅有的一点实验课也不够，必须自己亲手制作才成！” 王德瑞说。
　　“你说得很对！”我说：“工科的学习一定要自己动手！”
　　王德瑞是62-411班的，他学的也是雷达专业。在王德瑞的实验桌上，有一块薄铁皮已被弯成凹字的形状，倒立地放在桌子上。
　　“安装电子管要有一个支架。” 王德瑞说：“把这块薄铁皮弯成凹字的形状，它就成了一个安装电子管的支架。然后在铁皮上钻孔，用螺钉把电子管的管座固定在铁皮支架上。”
　　实验室很宽敞，里面放了六张很大的实验桌，每个桌面上都铺着一大块胶皮垫。我走到另一张实验桌后，在一个器材架上拿了一块薄铁皮。我把薄铁皮竖直地夹在实验室里的老虎钳上，用一把橡胶锤用力地敲打着。
　　不一会儿，薄铁皮就被敲打成了凹字的形状。我把铁皮从老虎钳上取下来，放在一台小型钻床的平台上。钻床的平台上有一个厚木块，我把铁皮放在木块上，安上钻头，在铁皮上钻孔。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铁屑飞溅，火星四散。
　　上放大器实验课的教员走了进来，他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用钻头在铁皮上钻孔。
　　“右手不要太用力向下压！”教员说。
　　我松开了抓着钻床手柄的右手。教员用右手扶着手柄，轻轻地向下。钻头飞快地旋转着，摩擦着切割着铁皮。
　　我按照实验教员的方法，果然，钻起孔来，轻快得多了。
　　钻好了孔，我将电子五极管的管座固定在了薄铁皮的孔眼里。在40厘米长15厘米宽的铁皮台面上，我安装了三个电子管的管座。
　　我将铁皮台架翻了过来，让它的凹面朝上。除了电子管以外，其它的元器件都安装在铁皮台架的下面。我按照放大器的电路图，在相应管底的管脚上，用电烙铁焊接电阻器和电容器。
　　那时候的电阻器和现在的不一样，它用颜色而不是用数值给出电阻的大小，对应着十个数字的颜色分别是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我按照电阻器上的颜色小心地选择所需大小的电阻器，逐一地焊接在相应的位置。然后我焊接了各个电容器，又焊接了信号的输入线和输出线以及直流电源电压的接入线。
　　实验教员走了过来，仔细地看着我制作的放大器电路。他用镊子夹住导线，用力地在这里拉拉，在那里拉拉，满意地说：“焊得不错，没有虚焊。”
　　我笑了笑，教员的夸奖让我很高兴。制作电路时，焊接是一个细心的技术活。要求先用砂纸把导线和管脚处打磨干净，然后涂上焊油，再用电烙铁沾着焊锡进行焊接。粗心大意的焊接会形成虚焊。虚焊使电路不通，而且检查起来很困难。
　　我把铁皮台架翻了过来，凸面向上地放着。实验桌上有三只电子五极管，我把它们插到了铁皮台架的管座上。我通过一个铡刀模样的开关，将三级放大器的电源线连接到了一个直流电源器的接线柱上。
　　要给放大器通电了，我的心砰砰地跳，捏着开关的手也有些发抖。
　　“不要紧张！”实验教员说：“眼睛要注视着电路，发现情况立即将开关断开！”
　　给设备加电是关键的时刻，稍有不慎就会烧坏元器件。我左手按住开关的底座，右手捏着开关的铡把，用力地向下一按。
　　三只电子管发出了绚丽的光，像三只红红的灯笼，又像三块红红的宝石，晶莹透亮。
　　“好！”教员说：“通电正常，可以输入信号了。”
　　我关断了电源，把信号源的两个夹子夹在放大器的信号输入导线上，又将示波器的两个夹子夹在放大器的信号输出导线上。
　　电源又一次地接通了。在示波器的显示屏上，许多线条在杂乱地跳跃着。我调整着示波器的扫描频率，转动着示波器的聚焦旋钮。不一会儿，一条蓝色的波浪状的正弦曲线稳稳地显示在了屏幕上。
　　王德瑞的实验桌上，也在进行着输入信号的试验。在他示波器的显示屏上，显示出了一串蓝色的三角波。
　　走出放大器实验室，我的心里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亲手制作的放大器成功了！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中，我得过许多满分。有中小学里的100分，也有哈军工的5分，可这些都是书面考试的成绩。这次我亲手完成了一个制作，并且成功了。我感到我真正地进入了专业，真正地开始了专业的学习。原来的学习似乎都是虚的，只有现在才有了一种真实的感觉。

　我走出大楼，大楼外正下着雷暴雨。我将军衣脱下，放在楼口旁边的地面上，只穿汗背心和裤衩，光着头，跑进了瓢泼的大雨里。
　　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绕着大操场，跑了一圈，然后绕着三系的大楼往北。三系教学楼的北面，有一个很大的水池，是舰艇工程系做水上和水下实验用的。平时有人看守，不让无关的人进去。
　　我跑到水池旁，前面是一片白茫茫的水帘。这里以前没有来过，我好奇地登上台阶。在我的面前，水帘中是一汪宽阔的水面，千万条银丝坠落，激起了无数的水泡。
　　我向前走了几步。水池的小门开着，也没有人，我一纵身，跳了下去。在大雨中，在水池里，我游了一圈又一圈。
　　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畅快。电闪、雷鸣、暴雨、击水，我想起了毛主席在《沁园春.长沙》中的诗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此情此景，虽非湘江，却也豪迈！
　　雨渐渐地小起来。我爬出水池，跑到楼边，拿了脱放在那里的衣服，回到宿舍里去了。
　　一个星期天，省常中的同班同学陆家林来找我。他在4系62-2队，学通信专业，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今天我们上街看看去！”他说。
　　“好！”我回答得很痛快。到哈军工快三年了，还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街。由于哈军工是军校，平时生活用品都是发的，同学们几年没有上过街的大有人在。
　　我们从哈军工的大门走出校园。大门的斜对面是八一楼，哈军工的校医院就在八一楼里。
　　我们在一曼街上了公交车，乘车到秋林商店门口下车。由于没有来过，哈尔滨大街上的一切对我们都很新鲜。我们沿着大直街往西走，一辆有轨电车哐哐啷啷地开了过来。我们上了有轨电车，电车沿着红军街，从哈尔滨火车站旁边驶过，驶过霁虹桥，驶到了中央大街。
　　我们在中央大街下了有轨电车，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条历史久远的老街道。与其它道路的柏油路面不同，中央大街的路面是用砖铺成的。路面两边有很多商店。我和陆家林沿着街道向北走，一家面包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面包店里有一位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太太。
　　“这店里的营业员是俄罗斯人。”陆家林悄悄地对我说。
　　“是的。”我点点头。
　　我们两个人走到了面包商店的门口，俄罗斯老太太抬起头来看着我们。
　　“想要什么样的力巴？”她用流利的东北话问。
　　“我们看看。”我说。
　　“力巴”是哈尔滨人对面包的称呼，是俄语面包一词的译音。在哈尔滨，通用着不少俄语词汇，如用“力巴”称面包，用“位道罗”称水桶等等。
　　面包店里的各种面包琳琅满目，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是南方人，以前在家乡，甚至在常州都没有见过如此门类众多的面包。其中一个大力巴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力巴呈灰白色，像一个大锅盖。它的底部是圆形的，直径约有半米，中间向上隆起，高有10厘米左右。如此大的面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么大的面包！”陆家林惊奇地说：“这种大面包怎么吃呀？”
　　“买回去后，用刀把大力巴切成薄片，一片一片地吃。”俄罗斯老太太说。
　　我仔细地看了看，面包的标价牌上写着：“大力巴，一元二角，三斤半粮票。”
　　我们离开了面包店，继续往北走。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六年以后，我在黑龙江省电子技术研究所工作。哈尔滨的七年家庭生活，我与大力巴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个艰苦的年代，廉价的大力巴是我一家四口人有时改善生活的首选。高压锅煮的苞米楂子稀饭，大力巴面包片，酸菜炖粉条，一顿美味的晚餐。
　　二零零九年，我回到哈尔滨，旧地重游。离开哈尔滨三十一年了，我努力地寻找旧忆。我到处寻找大力巴，没有找到。我问秋林商店食品部的营业员，大力巴在哪里卖？她们指了指柜台上摆放着的大面包。
　　那是一个大面包，模样像曾经的大力巴，但比曾经的大力巴小了许多许多。我摇摇头，继续寻找。我最终也没有在哈尔滨找到我记忆中的大力巴，我在秋林商店里买了几个她们所说的大力巴，带回到了郑州。
　　离开了俄罗斯老太太，离开了面包店，我和陆家林沿着中央大街继续往北走，远远地看到了高耸的防洪胜利纪念塔。
　　我们走到防洪胜利纪念塔前。纪念塔是圆柱形的，高大雄伟。塔高22.5米，底座呈方形。塔尖雕塑是风卷的红旗，抗洪的勇士们，手拿铁锨，围绕在红旗旁。塔的中部刻了许多精美的浮雕，生动地呈现了哈尔滨军民在一九五七年抗击松花江大洪水时的壮烈场景。防洪胜利纪念塔旁，环绕着半弧状的拱形建筑，象征着哈尔滨抗洪军民的大团结。
　　防洪胜利纪念塔底座的前下方是两个高度不同的水池。上层水池的池面高度是120.30米，这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松花江的最高水位。下层水池的池面高度是119.72米，这是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二日松花江的最高水位。一九三二年松花江的洪水淹没了哈尔滨，而一九五七年哈尔滨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
　　防洪胜利纪念塔北面就是奔流着的松花江。站在松花江边，大江东去，澎湃宽阔！
　　“这就是松花江！”一种莫名的感情从我的心底升起。
　　“这就是松花江！”陆家林望着远处的江面说。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不由自主地低声唱起来。
　　“这就是歌里唱的松花江！”陆家林说。
　　“以前只是唱唱歌，现在我们站在了松花江旁。”我有些感慨。
　　“哈尔滨是松花江边的城市。以前只是江边渔民晒鱼网的地方。在满族语里，‘哈尔滨’是‘晒网场’的意思。”陆家林说。
　　我们沿着松花江往东走，江边是一个公园，叫斯大林公园。公园里鲜花盛开，垂柳依依，雪松蔽日。不远处，一座巨大的铁桥横跨在江面上，通向北方。
　　“据说松花江的北面也是一个公园，叫太阳岛公园。”陆家林说。
　　“是的。”我说：“只是要过江去。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们去太阳岛。”
　　在哈军工，由于紧张的学习，我们上街的次数极少。这是我们到哈军工近三年来的第一次上街，哈尔滨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宽阔的松花江，那砖铺路面的中央大街，那商店里俄罗斯的老太太，那圆圆的大力巴！……
　　后来，我又去了几次松花江边，但都没有过江。过松花江，去太阳岛，这已经是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和全军一样，哈军工取消了军衔制。我们全都戴上了红领章和红帽徽，替代了以前的帽徽和学员领章。从一九五五年开始，解放军实行了军衔制。我军采用原苏联的军衔体制，军官们的军衔从元帅、大将到少尉、准尉，不同的军衔有着不同的肩章和领章。士兵分不同的军士和列兵，学员戴学员领章。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全军上下一片红。从元帅到列兵，从教授到学员，大家一律佩戴着红领章和红帽徽。
　　戴上了红领章和红帽徽，我们都非常高兴。原来我们戴的是学员的领章，虽说是大学生，但在军衔的层次上是最低的。现在大家都一样了，都是红领章和红帽徽，就像当年的红军。
　　一天下午，我们在教室里复习功课，62-412班的班长郝景芳走了进来。
　　“刚才佟凤珠指导员给我们开了一个会，布置学习《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的谈话》。” 郝景芳说。
　　“毛远新！毛远新是谁？”一个同学问。
　　“毛远新是毛主席的侄子，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 郝景芳说。
　　“毛主席的侄子也在哈军工？”另一个同学问。
　　“这多新鲜呀！”一个知道很多情况的同学说：“毛主席的侄子，林彪的女儿，还有很多老帅的儿子都在哈军工学习。”
　　“现在我们开会，学习《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的谈话》。” 郝景芳说：“我先将文件给大家读一遍。”
　　“ ……
　　主席：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是怎么学的？只能听讲课能听得多少？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
　　远新：工科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的时间去接触社会。
　　主席：不对，阶级斗争是我们一门主课，我已经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不了解嘛。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没有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旁边也就不知道？
　　主席：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了？你听了没有？敌人能饭吃的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是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就看得起他（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下）知道了为什么还抓不到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着。学院当然有组织，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1927年我们的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你们学院教学改革情况怎么样？
　　远新：这次考试，我们军队用新方法进行试点，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来了，而且对整个学习方法也发生了影响。有可能学得活了。
　　主席：早就该这样办了。
　　远新：过去就是这个分数概念，学习搞得不主动。
　　主席：你们认识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公开号召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五分）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时得了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个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学。你们的教员就是吹，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师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员自己去研究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台上才让学员抄，把学员约束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把讲课稿发给学生，我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而且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去研究问题，讲得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举人，也是未考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二个最伟大的诗人连举人都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保守，受约束了。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员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50% ，真正不懂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就是教员。
　　……
　　”
　　读完了《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的谈话》，郝景芳说：“下面进行讨论，请大家踊跃发言！”
　　毛主席关于教学改革的谈话内容在同学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毛主席说得非常对！”一个同学说：“我们的学习就是号召争‘五分’。一九六一年入学的同学，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可是他们不会争‘五分’，有人连三分都争不到，不少人因此留级、退学，这是很不合理的！”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毛主席的话太对了！”另一个同学说：“我们的学习就是跟着教员转，死啃书本。”
　　……
　　大家的发言都集中在教学上，讨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郝景芳说：“大家的讨论很热烈，只是发言都是教学方面的。有一个更重要的指示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大家都抬起头来。
　　“毛主席指示，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这是毛主席对哈军工的重要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 郝景芳说：“学院已经决定，下一个学期学院停课，全院的人员都到农村去参加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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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巴彦的黑土地
　　一九六五年八月，我大学四年级了。在我大学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哈军工全院停课。
　　火车从哈尔滨车站出发，驶过了松花江上的大铁桥，向着北方开去。坐着火车，哈军工全体的干部、教员和学员们到松花江北的农村去，参加黑龙江省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们在兴隆铺车站下了火车，公社接社教工作队员的马车早早就在车站上等候了。
　　“德祥公社祥胜大队的同志在这疙瘩坐车！”一位车把式冲着我们喊。
　　我要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巴彦县德祥公社祥胜大队二小队。一听到喊声，我就向着大车走去。马车把我们拉到了祥胜大队的大队部，一个姓李的同志正站在大队部的门口。
　　“去二小队的同志到我这里！”老李在招呼，他旁边停着一架马车。
　　我取下行李，走到了他的跟前。
　　“你好！”我伸出右手和他握手：“我叫冷建华，去二小队。”
　　“我叫李斌，叫我老李就行！”他说：“我们坐这架车去二小队。”
　　去祥胜大队二小队的工作队队员有三个人，其中哈军工的学员只有我一个，老李和另外一名队员都是地方干部，老李任组长。说是“老李”，其实他还不到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庞，人显得很干练。
　　东北的马车和南方的大板车差不多。一块长条形的木板，左右两个胶皮车轮，前面两个车把。不同的是南方的板车是人拉的，而东北的大车是马拉的。二小队的马车由一匹枣红马拉着，驾辕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马车在一条农村的道路上前行，路很宽，但坑坑洼洼的，很不好走。
　　“大爷！您贵姓？”我问驾车的老汉。
　　“嘿嘿！”他笑了两声：“庄稼人没有什么贵不贵的，我姓任，任务的任。”
　　“任大爷！你们二小队有多少户社员？”社教工作组组长李斌问。刚坐在进屯子的马车上，他就开始做调查了。
　　“我们小队有三十四户人家，绝大多数是贫雇农和下中农。有两三户中农，有一个小地主，没有富农。”任大爷说。
　　“这么说您肯定是贫雇农了！”另一位社教工作队队员小王说。
　　“不是！”任大爷说：“我是下中农，不是贫雇农。”
　　马车开始上坡，路的两边是密密的苞米地。一株株苞米长得有一人多高，大车在绿色苞米杆隔成的甬道中前行。
　　“任大爷！你们小队的队长叫什么名字？”老李继续问。
　　“我们队的队长姓李，叫李国明。”
　　“哟！还是我的本家嘞。”老李说。
　　“这么说您也姓李？”任大爷问。
　　“是的。”小王说：“他是我们的组长，叫李斌。”
　　我们的马车进了村，停在小队部的院子里。小队部是一排面南背北的三间平房，屋顶盖着厚厚的苫草，四面都是泥墙。草房前有一个大院子，院子四周用树枝扎成的篱笆围着。
　　二小队小队长李国明在小队部的院门口迎接我们。他见马车到了，向前紧走了几步，和马车上的我们握手。
　　“我是李国明，是二小队的小队长，欢迎你们到我们这疙瘩来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抬头一看，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中等个子，脸色黝黑。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上衣，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裤子，卷着裤腿，像刚干过活的样子。
　　我们都下了马车，工作组长李斌握着小队长的手说：“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省里的安排，我们到你们队来进行社教。我叫李斌，就叫我老李好了。”
　　“老李同志，欢迎欢迎！” 李国明说。
　　“这位是小冷，这位是小王。”
　　“欢迎欢迎！” 李国明说。他仍然握着老李的手，只是向我们点了点头。
　　我们向任大爷道了谢，随着队长走进了小队部。小队部里空荡荡的，中间屋里放着一张低矮的桌子，桌子旁边有三个小凳子。
　　我们拐进了右边的一间屋子。屋子的南面是一排玻璃窗，窗下是一铺很大的炕。炕的北面，零乱地竖放着几把生了锈的铁锨。
　　“大队通知我，要安排你们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李队长说：“由于还没有和村里的贫下中农小组商量，今晚请你们先住在小队部里。”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小队部里，我们三个人睡在同一个炕上。第一次睡在东北农村的土炕上，一种新奇的感觉油然而生。土炕烧得很热，老李和小王是当地人，他们很快就睡着了。
　　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下乡来的情景，沿途所见，在我的头脑中翻腾着。那一往无际的苞米地，那一座座一排排的土坯房！
　　我有些朦胧，似乎要睡去。突然，大腿上一阵发痒，我用手去挠。不一会儿，身上的另一处也痒了起来。
　　有跳蚤！我的大脑中一闪，我立刻坐了起来。我的腿上和身上有好几处都在发痒。我坐在炕上，两只手挠了这里又挠那里。我想点灯，看到老李和小王正在酣睡，我犹豫起来。
　　村子里没有电，我们的炕头上挂着一盏马灯，现在已经熄灭了。我想在马灯昏暗的光下，也看不清跳蚤。双手挠了一会儿，好像痒的感觉有些缓解。夜渐渐地深，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阳光从炕边的窗户里照了进来。我爬起来，坐在炕上，看了看胸前，胸前冒出了四五个小红包。我看了看腿上，两条腿上也尽是红包。
　　社教组长老李也醒了，他睁着眼晴看着我。
　　“身上起了这么多包！”他惊讶地说。
　　“炕上有跳蚤，咬了我一晚上。”我说。
　　“不！不是跳蚤。我们这里没有跳蚤，是虱子。”老李说。
　　“虱子？”我有些惊讶。在我的家乡，有时床上会有跳蚤，但没有虱子。
　　“是虱子。我们这里的虱子有的是。”小王也醒了，他躺在炕上，转过头来说：“人哪有不生虱子的，我的身上起码有十个以上的虱子。老乡们说，身上没有虱子的人没有人味。”
　　我把汗背心脱了下来，在手里翻着。果然，在背心的一个折皱里，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小虫。我以前没有见过虱子，我用折皱将它挤着，仔细地瞧。小虫呈细长的椭圆形，背上有多条横纹，两侧有多个细腿。我估摸着这一定是虱子，用两个大拇指指甲将它夹住，用力一挤，虱子被挤死了。
　　老李探过头来说：“是虱子。学会抓虱子，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课。时间长了，你就适应了。不会出多大的红包，也不会感觉太痒。”
　　小王接过话来说：“俗话说，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么！”
　　我看了看被掐死的灰色的小动物说：“看来，我也是越来越有人味了。”

上午，我们在二小队的小队部里召集村里的贫下中农开会，村里的贫农下中农们都来了。大家自带凳子，挤挤挨挨地坐在我们住宿的小队部屋子里。有些人坐在炕上，有些坐在炕沿上。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宣布开会。他说：“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农村都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上级给我们村派来了工作组，我们热烈地欢迎他们！”
　　贫下中农们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
　　王英阁继续说：“现在，我们请社教工作组组长老李同志讲话。”
　　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
　　老李坐在炕沿上，他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说：“各位大叔大爷，各位大婶大娘，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大家热烈鼓掌。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到祥胜大队二小队搞社会主义教育来了！社教又叫四清，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一个年青人高举拳头，带头喊起了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跟着高举起拳头喊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声音震得屋子嗡嗡地响。
　　李斌接着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地进行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对地富反坏右，我们要无情地和他们作斗争。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我们要进行四清。”
　　“什么是四清，四清要清什么？”一位老大爷问。
　　李斌看了看大家，没有马上回答。他说：“我们社教的中心任务是四清，这位大爷问得好！但是，什么是四清，我们中间有知道的没有？”
　　刚才带头喊口号的年青人叫王成，他说：“我知道四清。我家有个亲戚住在呼兰县，他们那疙瘩刚搞过四清。四清就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
　　李斌看了看他说：“他的说法是对的。我们以前在呼兰县做过四清的试点，当时的四清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这种四清只清经济，不讲政治，现在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的四清要突出政治，首先要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当然也要清经济。”
　　李斌停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清思想就是要看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清政治就是要看是否站在我们贫农下中农的立场上，清组织就是要看是否有阶级敌人混入了革命队伍，至于清经济就是要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看是否有人多吃多占。”
　　会开完了，村里的贫农下中农们渐渐散去，我请年青人留下来。
　　留下来的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青人，有王成、张军、任淑兰、王玉娟等，我一一地问了名字。年青人在一起，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我对大家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我们二小队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社教要依靠广大的贫农下中农。在贫农下中农中间，我们还要依靠你们年青人。毛主席说，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大家一阵热烈的鼓掌。
　　“年青人朝气蓬勃，我们要积极地参加社教，把我们二小队的社教搞得红红火火！”我接着说：“在进入正题前，我们先唱个歌好不好？”
　　“好！”大家热烈响应。
　　“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我起了一个头，大家一起唱了起来：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歌声在泥墙茅顶的小屋里回荡。
　　按照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安排，我们三名社教工作队队员分别住进了不同的贫农下中农家里。我刚好分配住在了王成的家里。
　　王成家住在一排三间的土坯房里，在这一排三间的土坯房里住了两家。土坯房朝南，王成家住在西面的一间，王成的叔叔住在东面的一间。两家共用中间的一间做厨房。
　　从大门进来，左边是王成家的锅台，右边是王成叔叔家的锅台，中间是一条约有两尺宽的过道。王成十七岁，没有兄弟姐妹，小学毕业后就没有上学。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民，一直在村子里务农。
　　从此以后，我就住在王成家，和王成、王成的父亲母亲同睡在一个炕上。炕很大，长有三米多，宽约二米，紧挨着南面的墙。炕的东面隔着墙与中间屋里的灶台相连。炕西面的墙是中空的，在西南角上与烟囱相连。做饭时，热烟从灶膛里经过炕下面的烟道，弯弯曲曲地一直流到炕的西头，烟气经过西墙从烟囱里排出。
　　火炕是用土坯砌成的，炕面上用泥抹平，泥面上铺着芦苇编成的席子。在炕的北沿，放了一个长条形的宽木条做炕沿。睡觉时，每人在炕席上铺一条褥子，褥子上面铺被子，放上枕头。枕头放在炕沿边，人们头向北，脚冲南，横着并排地睡在炕上。
　　我躺在王成家的炕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倒不是因为有虱子。在生产队的队部住了几天，对虱子似乎有点习惯了，也许就是虱子多了不痒吧。和其他人睡在一个炕上，而且有男有女，让我很不自在。我睡在炕的最西边，我的东边是王成，再过去是王成的父亲。睡在最东面，东北人称炕头上的是王成的母亲。
　　想起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上描写的：“东三省，三大怪，公公穿错媳妇的鞋。……”我无声地笑了。这公公和媳妇睡在一个炕上，穿错了鞋不是很正常的吗！
　　黑龙江省的农村，家家房屋的结构大多是这样的。灶连着炕，在做饭时，也就同时把炕和西墙烧热了。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这种房屋结构节省燃料，保证了一家人的取暖。
　　我们社教工作队队员的三顿饭都在贫农下中农家里吃，每天去一户人家。这是上级的要求，即与贫农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三顿饭，每个队员给三角饭钱，平均一顿饭一人一角。
　　当时的农村非常艰苦。我们每天在不同的贫农下中农家里吃饭，但所吃的饭基本上差不多。早晨是小米稀饭，稀饭很稀，没有干粮，连窝窝头也没有。没有熟菜，老乡用小碟子盛了些酱，这些酱都是家釀的。多数场合老乡们还会用大盘子装着一些洗干净的白菜、茄子和辣椒，都是生的，放在桌子上。
　　开始我不知道这些生菜是做什么的。我喝着稀饭，用筷子蘸着大酱。很快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些生菜是蘸着大酱吃的。我试着用筷子夹起一小片白菜叶，蘸着酱，放进嘴里。一股生白菜味充满了口中。还好，尽管不是很习惯，但还能够忍受。我大口地嚼着，咽了下去。
　　半年的社教，它使我学会了吃生白菜、生茄子和生辣椒，还有吃生的葵花籽（当地人叫它“毛嗑”）等。社教相当大地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
　　午饭大都是小米干饭。在哈军工的食堂里，我最吃不惯的饭就是小米干饭。小米干饭是蒸出来的，一粒一粒地堆在碗里。吃饭时一不小心，小米粒就会随呼吸飞进鼻孔里。一粒一粒的饭粒，干干的，难以下咽。午饭的菜基本上是炒土豆丝。黑龙江省是盛产土豆的地方，家家都堆着又大又圆的土豆。老乡们把土豆洗干净，用菜刀切成细丝，放在锅里炒。炒土豆丝很香，很好地弥补了小米干饭的不足。
　　在东北老乡家里，没有像南方那样摆放在地上的桌子，吃饭也在炕上。在炕席上放一张小炕桌，菜和饭都放在炕桌上。炕上的人都盘着腿坐在炕席上，炕边的人坐在炕沿上，两条腿挂着。炕是东北老乡们主要的活动场所，他们睡觉在炕上，吃饭在炕上。他们在炕上做活，在炕上打牌聊天。
　　黑龙江的农村，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抽烟。“东三省，三大怪，十八九岁的姑娘吊着大烟袋。”就是男女老少都抽烟的生动写照。在我们的二小队里，人们已不再吊着个大烟袋，而是抽烟卷。这种烟卷，不是在商店里卖的卷烟，而是农民们自己的自制烟卷。
　　农民们抽的烟，烟叶是自己在地里种的，自己用土办法烘烤，卷烟的白纸是成卷地买来的。
　　在平时，我们到老乡家里走访。一走进屋，老乡就把我们让到炕上。说实在话，刚一开始，盘腿坐在炕上是很不好受的，腿盘了一会就发酸发麻，需要不断地活动活动才行。时间长了，我盘腿坐炕的水平也练出来了。
　　炕桌上有一个小簸箕，簸箕里盛着烤焦的烟叶。我们刚一坐下，老乡就撕下了一张白纸，抓了些烟叶放在白纸里卷好，给我们递了过来。卷烟的那种快速，那种麻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不会抽烟。老乡们抽着，老李和小王也抽着。我感到了我的孤立，我的特殊。毛主席要求我们来社教，要求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感到了某种压力，把放在手里的土卷烟拿了起来，老乡及时地给我点上了火。
　　我吸了一口，一股辛辣的烟气直冲喉管，呛得我连连咳嗽。老李看出了我不会抽烟，连忙说：“抽慢点，别呛着了！”
　　我慢慢地止住了咳嗽，把吸进肺里的烟吐了出来。我的头有些晕。
　　“这烟还真有劲！”我掩饰地说。
　　“我们的烟比商店里卖的有劲。”主人说：“抽商店里卖的烟不过瘾！”

　社教工作队员和贫下中农们同吃、同住还要同劳动，和老乡们一起到地里去干活是一个辛苦同时也是一个很愉快的事。秋天的田野里，一望无际的苞米杆，密密层层，像绿色的森林，像绿色的海洋。
　　以前看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写的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的故事。书中描写了一位贫农，因为穷，光着屁股在地里干活。被人看到了，传了出去，人们都叫他赵光腚。我站在苞米林中，绿色的苞米杆远远高过头顶，密密的叶子将四周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到天空。刹那间，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贫农，也许，在苞米地里光着腚干活是件很惬意很潇洒的事情。
　　我们要干的活是将苞米杆下部的叶子去掉。苞米林太密实了，密不透风，影响授粉。活是轻松的，和我并排着的是张军。
　　“张军！我们到董大爷家里去吃饭，董大爷50多岁，家里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娘。他家里的儿子们叫他叔，叫老大娘妈。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也觉得纳闷。”在我右后方的小王说：“董大爷和大娘差十多岁，不像是夫妻，儿子们也不叫他爸。”
　　“董大爷和大娘不是夫妻，董大爷是拉帮套的。”张军说。
　　“拉帮套！什么拉帮套？”我不明白。
　　“你这个书生，连拉帮套都不明白！”小王说：“我们东北平原到处是土冈和沟豁，拉着板车从沟底上冈很困难。因此就有一些人，待在主要的道口。一旦有车拉不上去，他们就帮一把，拉车的好歹给五分钱。当然，也有给一毛，也有不给的。”
　　“这么说来，拉帮套的都是在大路上，那为什么说董大爷是拉帮套的？”我依然不明白。
　　“拉帮套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张军说：“在我们这里，有些人家很穷，孩子又很多。男女主人大多三十多岁，生活很困难。而有的男青年二十多岁，因为家里穷，娶不上媳妇。于是主人就请男青年到家里来帮忙，男青年在主人家同吃同住，帮主人干活。主人不给男青年工钱，可是男青年可以和女主人睡觉。”
　　“那生下了孩子算谁的？”这一下小王也不明白了。
　　“生下了孩子都算男主人的。”张军说：“等主人家的孩子长大了，主人就会把男青年给辞退了。”
　　“那辞退后男青年去哪？”小王问。
　　“回自己家呗！”张军说：“只是到了那个时候男青年也不年轻，大多三十多岁了。”
　　“这也是拉帮套。”我似乎明白了：“帮着人家把孩子养大。只是男青年到最后落得个一无所有的结局，还是很可怜的。”
　　“家里穷，没有办法。这也是一种打工！”张军说。
　　“董大爷就是拉帮套的了。”小王明白了：“那他五十多岁了，为什么还没有被辞退呢？”
　　“原来那家的男主人四十多岁时得病死了。”张军说：“董大爷自然也就不用走了。”
　　自从进村参加社教，黑土地上一件一件的新鲜事，让我长了许多见识。我想起了毛主席和毛远新的一段谈话：“你对社会一点不了解嘛。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
　　农村是一个大课堂，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天天在学校里听课做作业是不行的，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体验！
　　通过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我们了解了很多德祥大队第二小队的情况。村里只有一个地主，没有富农，中农有三户，其余的都是贫农下中农。
　　地主50多岁，家里有老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和女儿都二十多岁了，都没有结婚。阶级成分太高，没有哪家女儿会嫁给地主家，也没有哪家敢娶地主家的闺女。
　　这家地主也已经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了，大家都说他们老实。他们平时也不跟其他人家打交道，大家也不和他们打交道，生怕阶级界限不清。
　　小队长李国明是贫农，而且是共产党员。村里有三名共产党员，用马车把我们接来的任大爷就是共产党员。大家对小队长李国明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说他老实、勤快、办事公道。
　　我们开了几次贫下中农会，要求大家揭发小队长李国明四不清的问题，可是大家都揭发不出什么问题来，这让社教工作组组长李斌很是泄气。
　　村里群众议论得最多，给我们说得最多的问题是一些桃色故事。某某钻进某某的被窝，某某和某某钻进苞米地，如何如何，绘声绘色！可这些事与小队长李国明无关，与小队会计无关，也与几个党员无关。
　　我们要求小队长李国明自己交待问题，写交待材料。几天后，李国明写了个材料交给了我们。老李拿过来一看，差点气乐了。三张纸上密密地写着小队里有多少地，每年的粮食打多少，上交给了国家多少。三张纸上，字写得歪歪扭扭，错别字很多，看着费劲得很。
　　老李把小队长李国明的交待材料递给我：“还是你这个大学生看吧！”
　　我把纸拿过来，看了看说：“这也难为他了，写了许多无用的东西。”
　　我们召开了贫下中农会，讨论开批判会的事。开批判会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环节，在会上群众要起来揭发小队干部的四不清行为，小队干部要在会上交待自己的错误。可是直到现在，找不出小队长李国明的问题，这个批判会又如何开？
　　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说：“批判会还是要开的。既然找不出问题，就找几句别的话说说。就我们村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工作队汇报就是了。”
　　老李听了，点了点头说：“那我们就在明天晚上开批判会。”

第二天晚上，大家聚在生产队的队部开批判会，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主持会议。
　　“今天我们开会，首先由队长作检查。” 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说。
　　小队长李国明站了起来，他显得很紧张，半天说不出话来。汗珠从额头上冒出，他用衣袖擦了擦。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要紧张！” 王英阁说。
　　“我的工作做得不好！” 李国明终于开了口：“我当小队长四年了，村里还有不少人家炕席还是烂的，孩子冬天没有棉袄，只能成天在炕上玩。我对不起乡亲们！”他说着，声音里充满了愧疚。
　　“这不能怪你！”一个声音说：“我们村只是种地，卖苞米又换不来几个钱，哪有钱买炕席！”
　　“这都是没钱闹的！”另一个声音说：“好在苞米杆有的是，往灶炕里多添点就是了。”
　　“农村光靠种粮也只能这样了！”另一个人说：“天天脸向黑土背朝天，垄沟沟里捡豆包。吃饭没问题，想穿衣服就没钱了。”
　　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打断大家说：“等会儿有大家发言的时间，我们不要打岔，让队长继续作检查。”
　　小队长李国明的紧张减退了一些，他说：“农村光靠种粮食不行。东北地多，吃饭不成问题，可大家没钱，买什么都难！”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想什么。然后他继续说：“这次四清，要检查四不清的行为。我想，我还是有四不清的。”
　　平静的会场哗然起来，队长要交待四不清问题了，大家都来了精神，注意队长要说些什么。小队长李国明又紧张了，他的嘴唇动了一动，可是没有发出声音。他镇静了一下说：“一次我家里的煤油灯没有煤油了，儿子做不了作业。我媳妇想去供销社买煤油，一翻家里一点钱都没有了。情急之下，她到队里的马棚倒了些马灯里的煤油。”
　　队长的检查交待出了干货，还真是有四不清！会场骚动起来，王成带头喊起了口号：“坚决反对四不清！”
　　几个年青人也跟着喊：“坚决反对四不清！”，“彻底交待四不清行为！”
　　老李也来了精神，他示意年青人安静，让小队长李国明继续说下去。
　　“我这几天反复地想，现在国家在搞四清运动，我要把我所有的四不清问题都想出来，向广大贫下中农交待。我媳妇倒了生产队马棚马灯里的煤油，后来我也没有还回去，这是我严重的四不清行为。” 李国明说。
　　“坚决反对多吃多占！” 几个年青人喊口号。
　　“这都是我的错。” 李国明的媳妇说：“国明当时就批评了我，要我买了还回去，可后来一忙乎就把这事给忘了。开完会我就去买煤油还给队里。”
　　“好了，这件事就说到这里，下面让队长继续交待问题。” 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说。
　　“我的问题都坦白完了！” 李国明说。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几个年青人喊。
　　小队长李国明没有吭气。
　　会场出现了沉默。会开到这里，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看了看社教组长李斌。
　　老李站了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充分展现了我们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李队长在会上交待了他的四不清问题，我赞赏李队长勇于解剖自己，勇于革自己命的行为。对会上的问题，我们将向上级汇报。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德祥公社祥胜大队二小队的社教中，一次最重要的交待揭发批判会结束了。散会后，小队长李国明和他的媳妇到供销社买了一桶煤油，在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和老李在场的情况下，将煤油交给了队里喂马的张大爷，完成了四清中的退赔工作。
　　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四清后期，二小队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我们在小队部里举行了隆重的新党员入党宣誓。
　　一面红色的党旗挂在墙上，三名新党员站在党旗前，右手握拳高举着。我站在党旗旁，领着大家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我二十一岁，在我的主持下，二小队的党支部发展了新党员。可是当时的我还不是党员。在哈军工的62-1队，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我，在一年前给队里的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面对着鲜红的党旗，宣读着一句句的誓词，我的感觉是复杂的。我还不是党员，我还需要努力，我愿意接受党的考验！
　　社教工作接近尾声了，主要的事情是和贫下中农一起到地里干活。天气已经很冷，不时会飘起雪花。地里的活主要是将苞米杆砍倒，我们拿着镰刀，一垄一垄地往前砍。枯黄的密密的苞米杆一排排地倒下，竖直地摆放在垄脊上，田野显得空旷起来。
　　我直起腰，环视着周围的东北大平原。它一望无际，在视野里，看不到村庄。一条条苞米垄向前延伸，越过土冈，望不到头。
　　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想起家乡那一条条的小河，那一片片的稻田！
　　休息的时候，我们把砍倒的苞米杆堆在一起，顺势坐下。苞米杆堆在一起可以挡风，在阳光下，坐在苞米杆堆旁边很暖和。我们几个男士坐在一起，把里面的衣服解开，露出衬衣，开始抓虱子。
　　下乡社教快半年了，抓虱子的技术大有进步。一有空闲，大家就坐下来抓虱子，这也是跟老乡们学的。虱子一般都藏在衬衣的接缝处，我们将接缝扒开，用指甲一挤，一个虱子就被消灭了。衬衣缝里，不光有虱子，还有虱子的卵。圆圆的一个个的小蛋蛋，用手一掐，倒也痛快。
　　只是虱子似乎永远抓不完，抓虱子成了劳动休息时的一大风景。
　　社教结束，我们要离开了。我们坐在任大爷的马车上，村民们纷纷前来送行。见我们要走，王成、张军、任淑兰、王淑娟等年青人都哭了。任大爷挥起鞭子，“驾”的一声，马车起动了。
　　小队长李国明、贫下中农协会会长王英阁和村民们一边跟我们挥手道别，一边伴随着马车往前走。
　　老李坐在马车上，向着大家说：“乡亲们，回去吧！谢谢大家半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大家仍然依依不舍，跟着大车走到村口。
　　马车离开了村口，走上了去大队部的路。大路上盖着厚厚的雪，离村子愈来愈远了，村头的人们，还在那里站着，不断地向着我们挥手。
　　我坐在大车上，看着愈来愈模糊的村子，看着愈来愈模糊的送行的人群，心里蓦然升起了一种久违的感觉。
　　这是我离开家乡的感觉！这是我离开冷家村的感觉！美丽的乡村，纯朴的人民！我的心里像再一次地离开了家乡，我的眼睛模糊了！
　　社教以后，文化革命，毕业分配。走山东，下四川，颠沛的我再也没有去过巴彦县的黑土地，再也没有去过社教后的二小队。
　　我一直怀念着巴彦县德祥公社祥胜大队二小队的乡亲们。五十年后，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件件，一幕幕，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五十年来，它一直在陪伴着我，让我回想，让我思考，激励着我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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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金水桥畔
　　经过半年的农村社教，我们返回了文庙街，回到了哈军工，回到了半年没有住的57号楼宿舍。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洗衣服。我从开水房打回来一大盆开水，将衬衣和裤衩放在开水里烫。我将棉衣脱下，仔细地查找藏在衣缝里的虱子。
　　同学们互相理发。理发推子从后脖梗开始向上推，一个个同学都推成了平头。不！不是平头！是光头！因为头发里也是虱子藏身的地方。
　　新的学期开始了。这是一九六六年，是我大学生活的第八个学期。由于上学期参加了巴彦县的社教，整个学期没有上课，这学期还是上第七学期的课。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集体转业，不再属于军队序列，改变成了地方院校。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从刘居英院长到学员和战士，全部都摘下了红领章和红帽徽。学院成了地方院校，我们从军队退伍，由军人变成了老百姓。
　　要离开军队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三月三十一日，在摘下红领章和红帽徽前，我们4系62-7队全队的一百多名同学在一起照了一张集体相，我们62-412班的27名同学也在一起照了一张班级的集体相，指导员佟凤珠、队长赵九余和一些教员参加了我们的合影。
　　哈军工给我们发了一个退伍军人证明书。证明书上有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题词，有国防部长林彪的签名。我们退伍了，我们已是地道的老百姓！
　　我们难舍军营的生活，我们难舍鲜艳的红领章。来到哈军工，我们接受的是一辈子献身国防，当一辈子兵的教育。可是现在，我们不再是军人！
　　一个星期天，我从宿舍57号楼旁边的小门走出，漫无目标地沿着一曼街往西走。在哈军工的大门口，我遇到了省常中的同班同学丁伯南。
　　“上哪去？”他问。
　　“没有目标，只是闷得慌，想走走。”我说。
　　我看了看丁伯南。他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戴着军帽。可是，军装上没有红领章，军帽上没有红帽徽。
　　“我们都不是兵了！”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沿大门向北，在宣桥街上慢慢地走着，我们拐上了大直街。
　　我们沿着大直街往东走，大街左面是哈尔滨的极乐寺，极乐寺的大门关着。
　　“这里还有一座寺庙？” 丁伯南有些惊讶。
　　“是的。这里是极乐寺。”我说：“2系的宿舍在大里面，你们不常出来。不像我们4系，宿舍紧靠着大街。”
　　前面已经是大直街的尽头。在大直街的尽头有一个公园，叫文化公园，我们径直走了进去。
　　公园里没有人，冬天的雪都融化了，露出了枯黄的杂草。旁边是苏军烈士墓，一座座墓碑无声地矗立着。
　　哈尔滨文化公园的荒凉和破败让我们想起了常州的红梅公园。
　　“公园怎么都这个模样？”我说。
　　“游园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大家都不来，公园自然就荒废了。”丁伯南说。
　　尽管不再是军人，哈军工仍然是大学，我们仍然是大学生。军队的作风不能变，每天上课下课，我们依然队列整齐，歌声嘹亮！
　　四年级的课程有《微波原理和天线》、《脉冲电路》、《电机原理》等等。我们一直学的是电子管，各种电路也都是电子管的。上《脉冲电路》课的教员在课堂上说，现在世界上都已经大量地应用了晶体管。晶体管体积小，耗电省，是电子器件未来的方向。
　　教员在课堂上给我们发了一些有关晶体管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用腊纸刻了后油印的。
　　课后，我把教员课堂上发的资料打开。密密的绢秀的字，刻得非常工整。一幅幅插图，琳琅满目。
　　我看了下去，可是我看不懂！电子管说的是灯丝、阴极、阳极，说的是电子从阴极飞到阳极。可是，教员发的资料说的是什么半导体，什么PN结，什么发射极、集电极。
　　上了近四年的大学，学习了许多课程。从俄语到金属工艺学，从物理到电磁场理论，我门门课程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我觉得自己学习了很多的东西，我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许多！
　　可是，那都是跟着教员学的，那都是听着课学的！我还从来没有自己去自学过什么。
　　翻看着教员在课堂上发的晶体管的资料，我忽然明白了：我学得还很少，我的知识还很少，尤其是，我的自学能力很差！
　　我大学四年级了，我还不会自学。一个不会自己看资料，不会自己获取知识的大学生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我下决心继续看下去，我到文庙里的哈军工图书馆查阅，我与班里的同学们切磋，我找教员请教，……。在我的眼前，薄雾逐渐消散。晶体管，这种全新的电子器件，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
　　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获得了新知识的喜悦。不久，报纸报道了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的消息。这台编号为441B的晶体管计算机是哈军工研制成功的，是哈军工计算机系研制成功的。
　　哈军工研制成功了晶体管计算机！高兴之余，我也感到困惑。学院研制出了晶体管计算机，可我们一直学的还是电子管！
　　我感到了课程所学的不足，我要自己去学！
　　我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是自学的一生。在大学里我学的是俄语，大学毕业后，我自学了日语，自学了英语。
　　在哈军工我最终所学的是雷达专业。大学毕业后，我自学了计算机，自学了通信专业，自学了信息处理专业。
　　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的农村搞了半年社教，回到学院里，大家都很珍惜每天的上课学习。哈军工的集体转业极大地冲击了同学们的情绪，但由于学院的整体架构没有变化，这种冲击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大家回到了紧张的学习之中。
　　可是，在平静的校园外，在全国，政治气氛变得愈来愈紧张。从评《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席卷而来！
　　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的校长陆平。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北大的大字报迅速在哈军工掀起了波涛。六月三日，在学院办公楼墙上贴出了哈军工内的第一批大字报，大字报直指院长刘居英。
　　“刘居英！你和陆平什么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刘居英院长和北大校长陆平是亲兄弟，刘居英院长是北大校长陆平的亲弟弟。
　　一时间，学院里的大字报多了起来，矛头都是指向院长刘居英的。
　　“黑帮分子刘居英要老实交待！”
　　学院里的大字报大多是些口号，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在课间，同学们纷纷聚在大字报前，大家都很困惑，小声地议论着。
　　六月五日，一批新的大字报贴了出来。不过，这批大字报不是针对院长刘居英，而是针对前面那批大字报的。
　　“ＸＸＸ攻击院领导，是攻击党，是反革命的行为！”
　　“坚决保卫院党委，坚决反击学院内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
　　这批大字报数量很多，来势凶猛，办公楼和各个教学楼前都贴满了。
　　课闲时间，大字报吸引了大批的教员和同学。大家看着，议论着。一位教员一边看一边说：“看来，这又是一场反右斗争。”
　　另一位干部模样的人点着头说：“是的。又一场反右斗争开始了，五七年就是这样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才过去了九年，人们都记忆犹新。那时候，我在江苏省武进县孟城中学上初中。我记得在孟城中学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当时，十三岁的我还不是很明白。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乱哄哄的议论。不久，有的人当了右派。
　　我慢慢地走着，看着一张张的大字报。新贴出来的大字报都是反击前一批大字报的。为了与前一批针对刘居英院长和院领导的大字报区别，新的大字报称前一批大字报为甲派的大字报，称后一批大字报为乙派的大字报。
　　我的头脑里呈现出了九年前孟城中学的情景。这是又一场反右吗？我还是不大明白。

我回到教室。教室里，同学们议论得很热烈。
　　“甲派大字报根据北大校长陆平有问题就说刘院长有问题，我不赞成！”一个同学说。
　　“陆平是刘院长的哥哥！”吴峰风同学说。
　　“陆平是刘院长的哥哥！”大家都很惊讶。许多同学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刘院长姓刘，他的哥哥怎么姓陆？”一个同学不解地问。
　　“陆平原来姓刘，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改了姓名！” 吴峰风说。
　　“怪不得！陆平一出问题，就有人贴刘院长的大字报。”另一个同学说。
　　“因为陆平有问题就说刘院长也有问题，我不赞成！”刘振武同学说。刘振武是班里的党员，说话历来很慎重。
　　“我也不赞成！”62-412班里的另一个党员南鸿昌说：“因为是兄弟就受牵连是形而上学的，没有根据。”
　　南鸿昌停顿了一下，见大家都看着他，继续说：“但我也不赞同乙派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六月一日的社论说得很清楚，要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们学院有人贴了刘院长的大字报就说是反党，这不符合社论的精神！”
　　“有的单位已经开了批判会，对甲派进行了批判。有的甲派还作了检讨，甚至弄得痛哭流涕的。” 一个同学说。
　　“这种做法就过分了！” 南鸿昌说：“我们没写大字报，我们不是甲派，也不是乙派。我们反对甲派大字报没有根据的猜疑，也反对乙派大字报乱扣大帽子”
　　对南鸿昌的观点，大家都表示赞同。经过讨论，我们写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反对两个极端》。我们的大字报张贴在51号楼的楼口。
　　《反对两个极端》的大字报既反对甲派没有根据的猜疑，也反对乙派乱扣大帽子。在乙派大张旗鼓地批判甲派的纷围里，这张大字报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没过几天，学院里的甲派已被彻底打垮。除了甲派的人员在本单位不断地接受批判，不断地检讨外，哈军工已是乙派大字报的天下。
　　乙派没有了对手，有些人突然发现了我们《反对两个极端》的大字报。六月七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猛烈地向着我们扑来。
　　“坚决批判《反对两个极端》大字报的调和立场！”
　　“《反对两个极端》大字报的立场站歪了！”
　　“《反对两个极端》的大字报表面中立，实际上是站在甲派的立场上，反对院党委！”
　　一时间，全院的大字报都向着我们压了过来。开始时贴在51号楼的楼口，贴在我们大字报的旁边。后来大字报贴到了41号楼的楼口，因为我们的教室在41号楼的三楼上。以后，大字报贴到了我们教室的门外。在教室外走廊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反对我们的大字报。
　　情况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原来我们不过想说句公道话，结果全院的矛头都指向了我们，我们成了众矢之的！
　　气氛愈来愈紧张了，我们坐在3楼的教室里，有的同学神情有些沮丧。
　　“我们不过说了个公道话，弄得全院都冲着我们来了。”一个同学说。
　　“甲派已经垮了，乙派们失去了目标，他们就冲着我们来了！”张德诚同学说。
　　“他们也太过分了！”刘振武说：“人民日报六月一日的社论要求大家目标指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学院的目标竟向着我们来了！”
　　有的同学拿过来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报纸头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题特别醒目。
　　“我们学院前几年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教育路线。”一个从61级留级下来的同学说：“我们61级的同学都是由各个单位保送来的。这些同学们思想好，素质高。但由于没有经过高考，同学们的学习基础参次不齐。”
　　“是的。”另一个同学点头说：“对61级的同学，应该因材施教。可是学院执行了教育部错误的教育路线，用‘多重死’的教学来卡我们。在62年通过考试，强使61的同学留级了一千多名！”
　　这个同学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在他的眼里，分明闪出了泪花。大家都沉默了。
　　尽管我是62年入学的，由于班里有许多61年入学的同学，几年来，对61级同学的遭遇，我是非常同情的。62年夏，61级有一千多名同学留级。在留级的同学中，有些同学学习仍然跟不上，最后作了退学处理。我们班有一个叫杨世贤的同学就被退学了。
　　在杨世贤同学离开时，我把我的黄军被给了他，他把他的黄军被留给了我。他的军被已经旧了，我的要新一点。
　　“我的被子要新一点，你拿去吧，做个纪念！”我说。
　　“我的被子都旧了！” 杨世贤说。
　　“你离开军队了，我以后还会发新的！”我说。
　　后来，哈军工集体转业了，没有也不可能再发新军被。我一直盖着杨世贤的军被，不时地想起那些退了学的同学们。
　　我想到了杨世贤。我打破了沉默说：“还有不少同学被退学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一个同学说：“六一社论说要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我们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材料。”
　　“我们要写大字报，把这些公布出来，以回答他们的大字报。”一个同学说。
　　大家都赞成。大字报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六一社论，强调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摆事实，揭露学院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用61级同学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事实说话。
　　“我建议在大字报的前面，贴上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个同学说。
　　“对！就把报纸上的社论剪下来贴在大字报上。”另一个同学说。
　　第二天，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的早晨，我起床后到大操场上跑步。我刚跑到51号楼的楼口，张德诚拦住了我。
　　“冷建华，大字报贴出来了，你快去签字！”他说。
　　“这么快！”我有些疑惑。
　　“昨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干了个通宵，一大早就把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
　　我跑到楼口。楼门前有一个木架子，架子上放着一块黑板，我们的大字报就张贴在黑板上。
　　大字报用两张2尺见方的白纸写成，左边一张的上部贴着人民日报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剪报。其余部分如同我们在昨天所讨论的那样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六一社论，强调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摆事实，揭露学院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在右边白纸的下部，已经有许多同学签了名。我拿起毛笔，在墨汁瓶里蘸了墨，准备签名。
　　大字报是横着写的，一行一行，工整的毛笔字刚正遒劲。下面同学所签的名字是竖着写的，从左到右，上下签了两行。我往右边一看，姓名已签到纸的最右边。我往底下看，第二行签名也已经紧挨了纸边。
　　后面已经没有了签名的空间。我往旁边一看，由于没有了地方，一个同学将名字斜着签在了两排名字右上方的空白处。
　　我举起笔，准备在那个同学的旁边签名。
　　“不要签在那里”一个同学说：“签在那里会影响大字报的内容！”
　　我看了看，这个同学说得很对。大字报的书写整齐工整，那个同学的签名已经对正文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没有地方签名！我举着毛笔的手放了下来。
　　“签在最前面！”一个同学建议。
　　我往前看了看，签名的前面还有空间。签在最前面？我犹豫了。
　　康宝华同学过来了，他也是来签名的。
　　“怎么不签？”他问。
　　我用下巴向签名处努了一下，康宝华一看也明白了。
　　“没地方就签在最前面！” 康宝华说：“后面来的人就从后往前签。”
　　我想，后面还会有同学来签名，立即下了决心，在上一排签名的最前面签下了我的名字。康宝华在我签名的下方签了名，这是下一排签名的最前面。
　　遗憾的是，后面再也没有来签名的同学。大字报一共有十九位同学签了名，我签在第一的位置。在以后的各种活动中，这份大字报一直被称为“冷建华等十九人大字报”。阴差阳错，我成了大字报的领头人。其实大字报既不是我起草也不是我抄写的，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大字报贴出来了，大字报的旁边围满了晨练的同学。大家默默地看着大字报，没有人说话。自六月一日以来，哈军工的大字报，先是甲派，后来是乙派。甲派由于“攻击院领导”遭到了猛烈的围攻，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军工院内，已经是乙派的天下。
　　我们的大字报分明是甲派的大字报！只是与前些日子甲派口号式的大字报不同，我们的大字报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基础，以哈军工61级的遭遇为依据，对学院的教育路线进行了批判。大字报紧跟党中央的部署，摆事实，讲道理，论题明确，论据清楚。
　　与近乎鋪天盖地的批判我们的《反对两个极端》的大字报相比，非常奇怪的是，学院里没有贴出一张反对我们的大字报。也没有支持我们的大字报，而且，来看大字报的人也愈来愈少了！
　　学院里一片平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没有过甲派，没有过乙派，也似乎没有过大字报！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份“冷建华等十九人大字报”被称为哈军工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过去快四十年了，当时的我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然而现在，我是文化大革命坚定的否定者。
　　然而，对这一张大字报，是耶？非耶？至今我的心情依旧是复杂的！

哈军工恢复了宁静。校园里，上课下课，作业考试，一派学习气象。
　　然而，哈军工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北京出现了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到了全国。八月八日，毛主席穿着戴有红领章和红帽徽的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蔓延到了哈尔滨，蔓延到了哈军工！哈军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们的组织叫“红色造反团”，另外一派组织了“八八红旗战斗团”，还有人组织了“东方红战斗队”。
　　哈军工里，到处是大字报，矛头指向学院领导。学院已不再是学习的殿堂，到处的辩论会，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到处是吵吵嚷嚷的声音。
　　学院的领导受到了批斗，哈军工瘫痪了。八月底，新的学期开始。然而，新的学期没有出现！
　　一九六六年夏，中国大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学没有招新生，中学没有招新生，小学没有招新生。
　　我的大弟弟冷建明，当年是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的毕业生。由于大学不招生，他永远地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实，不仅是我的弟弟，在全国，几十万高中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学生和小学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国大陆的所有学校都停了课，而且一停就是好多年。
　　文化大革命！一场文化的浩劫！
　　哈军工新的学期没有出现，学院里不再上课。一天上午，我在哈军工的21号楼看大字报，王焕新走了过来。王焕新是我省常中的高中同学，到哈军工后，他被分配到火箭工程系学习，21号楼是他们的教学楼。
　　“看大字报？”他和我打招呼。
　　“看大字报！”我说：“现在不上课，无所事事，看看大字报吧！”
　　“绝大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六二年‘泻大肚子的事’。” 王焕新说。
　　我点点头。“泻大肚子”指的是61级大规模被留级的事情。
　　“61级的同学真是很惨！” 王焕新说：“一下子就留级了一千多。怪不得六二年哈军工才招600名新生，原来有这么多同学要留级。”
　　周围突然乱了起来。我们抬头一看，有一群人把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押了过来，推推搡搡地带到了21号楼的楼口。这个人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的高高的纸帽，胸前挂着一个大纸牌，纸牌上写着走资派三个大字。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人高呼口号。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围的人也一起跟着呼口号。
　　我不认识这个干部，王焕新也不认识，我们站在旁边看着。
　　批斗会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批斗会。这个走资派弯着腰，站在21号楼口的平台上。
　　有几个人在台上发言。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学院训练部的一个干部，六二年的“泻大肚子”，他是策划的人员之一。
　　人们的发言愈来愈激烈。有一个六五级的学员愤怒了，他解下自己的军用腰带，猛地向着这位干部打去。这位干部向后退了一步，腰带落了空，没有打着。
　　“不准打人！”我旁边有人喊了一声。
　　“不准打人！”又有几个声音喊。
　　这个同学向台阶下看了看，喊了一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见没有人响应，他收起腰带，悻悻地退到了旁边。
　　学院里掀起了批斗的高潮，各种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戴高帽的，挂牌的，游街的，被腰带打的，大字报反倒显得过于“温良恭谦让”了。
　　紧跟着批斗会，一场破四旧的大潮袭来，哈尔滨秋林商店附近的的喇嘛台和文化公园附近的极乐寺都被砸毁了。
　　开始了革命大串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革命，我们不仅要在哈军工革走资派的命，不仅要在哈尔滨革走资派的命，我们还要到全国去，去宣传文化大革命，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全国人民起来革命。
　　我们要到全国去，为此，我们组织了一个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南鸿昌、张正、鲍靖寰、孙景夏、林天一、卢润荣、梁惠书、康宝华、刘志民、郭耀林、吴爱清等十一个人，南鸿昌是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
　　临行前，我们油印了许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纸片带在身上。白纸片长约5厘米，宽约3厘米，上面印着毛主席语录。
　　九月二十八日，我们在哈尔滨火车站乘坐火车去北京，火车是免票的。其实当时在全国红卫兵乘火车坐汽车都是免费的，在红卫兵接待站住宿免费，吃饭免费。这种情形，现在的年青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当时确实是这样。
　　在北京，我们住在北京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接待站里。说是红卫兵接待站，其实就是教室。全国来北京的红卫兵太多了，没有那么多的旅馆接待。晚上我们就睡在师范学院的教室里。文化革命，不上课了。把教室里的几张课桌一拼，就是一张床，我们就在课桌上睡。吃饭到学生食堂去，随便吃。
　　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早晨4点钟就起床了。北京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接待站组织我们参加国庆游行，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排队站在东单附近的一条街上，要见到毛主席了，大家都非常激动。
　　检阅开始了，队伍向前移动着，我们跟着队伍走到了长安街上。宽阔的长安街，整齐的队伍，前看不到头，后看不见尾。
　　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向着天安门城楼前行。
　　到了！到了！我们走到了金水桥畔。远远地，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我们看见了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掩盖了一切其它的声响。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我一遍遍地喊着，不知道喊了多少遍。
　　后面的人在向前推，渐渐地，我们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大家依旧回头望着，大声地喊着。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我见到了毛主席！这一天，我永远记得。
　　十月一日以后，我们走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的高等院校，了解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去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去了王府井大街，去了颐和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美丽的首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十月六日，在北京的全国各个军事院校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集合，叶剑英元帅给我们作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我这一生，听过两次元帅作报告。一次是一九六三年陈毅元帅在哈军工的大操场上给我们作报告，再一次就是叶剑英元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给我们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叶剑英元帅给我们讲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讲到林副主席的身体已经好了，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报告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杨成武总参谋长主持了会议。
　　在会议的过程中，大家不断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但是毛主席没有来。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我们要离开北京了。在天安门见到了毛主席，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大家非常兴奋。经过讨论，一致的意见是要到江西瑞金去。瑞金是红色首都，我们要到红都去学习红军的革命精神。
　　我们计划先去武汉，再到南昌，然后去瑞金。在北京，我们碰到了三个女中学生，她们听说我们要去瑞金，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由于我们哈军工的十二个人中，吴爱清是惟一的女生，有三个女中学生，刚好和吴爱清做伴。因此决定让她们和我们一起走。这三个北京的女中学生分别是殷继红、车玲和王芸。
　　我们乘火车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到了九江，在九江我们登上了庐山。庐山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可我们上庐山，不是去游览，也不是去观光，而是要去庐山的仙人洞。因为毛主席有一首诗写到了仙人洞：“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要去庐山，我们要去仙人洞，我们要登那有着无限风光的险峰！
　　我们登上了庐山，来到了仙人洞。实际上，仙人洞并不是一个很深的岩洞。所谓的仙人洞只是一个崖壁，崖壁下向里凹进去了一块。
　　我们有些失望。回头一看，仙人洞旁，有一块巨石伸向崖外，巨石上篆刻着“纵览云飞”四个大字。在巨石的旁边，生长着一棵不大的松树，有一些人在巨石上照相。
　　我走了过去，小心地攀上巨石。我用手抓住松树，探头往下望。底下是山谷，足有几百米深。
　　我们十五个人在仙人洞的巨石上照了一张集体相。这是我们一路上惟一的一张照片，现在依然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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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走向韶山
　　我们从庐山下来，离开九江，乘火车到了南昌。南昌是八一起义的发生地，是人民军队诞生的地方。我们到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革命前辈英勇战斗、前仆后继的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
　　在南昌，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站在纪念馆的大厅里，那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那一幅幅英勇战斗的照片和绘画，向我们展现了艰难辉煌的革命道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陈毅、刘伯承，……，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熠熠生辉。
　　一路行来，乘车坐船，都不用买票。然而问题也随之来了。火车、汽车和轮船上，到处是红卫兵，到处是人满为患，给全国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此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红卫兵在进行革命串联时，不坐车船，要做“步行串联”。
　　我们立刻响应党的号召，决定步行走向红都瑞金。我们从哈尔滨出发时，还是作了一些准备的。我们每个人都打了背包，带了军被。因为我们曾经是军人，尽管集体转业了，我们依然穿着军衣，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时，穿的就是这种不戴领章帽徽的军衣，臂上戴着红卫兵的袖套。这种标准的红卫兵穿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分时髦。
　　在我的背包上，还放了一个小药箱，里面带了些常用的药品。作为部队常用的装备，我还带了一个草绿色的军用水壶，甚至我还带了一把挖战壕用的小铁锨。
　　我们从南昌乘坐火车到了向塘，向塘是南昌南面的一个小车站。我们从向塘出发，沿着南昌到瑞金的公路，向着江西的东南方，向着工农苏维埃的红色首都瑞金前行。
　　出发的第一天，初次步行，大家的兴致都很高。走了将近一百里路，天黑了，我们走到一个叫温家圳的地方停了下来。由于是通向瑞金的公路，一路上步行的红卫兵络绎不绝。路边有许多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在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吃了午饭，这些农村公路边红卫兵接待站的饭都是免费的。
　　到了温家圳，我们吃了晚饭。红卫兵接待站有开水，我们用盆接了开水，开始烫脚。经过一天的步行，多数人的脚上都打了水泡，有些人还不止一个。
　　我的脚上没有打水泡。原因是一路行来，我穿着哈军工的军用白布袜子，穿着草绿色的军用胶鞋。白布袜子和军用胶鞋都不透气，我急走了一段路，脚底出了很多汗。脚汗渐渐地积成了水，走起路来竟然脚在袜子里打起滑来，这让我走路愈来愈费劲。
　　到了温家圳的红卫兵接待站，我在烫脚时脱下袜子一看，竟然两只脚上都没有打泡。大家都很惊讶，纷纷过来取经。我指了指白布袜子，又把袜子倒了过来，从袜子里滴出了水。
　　大家恍然大悟，都说我穿了白布袜子和军用胶鞋有先见之明。其实由于家里穷，我一直穿着军队发的所有服装和鞋袜。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同学，外面的军衣军帽军鞋是不能不穿的，可是里面的衣服，像衬衣、裤衩和袜子等就穿自己买的。哈军工集体转业了，不少同学穿起了各种在商店里买来的衣服。
　　有些同学在背包里带了白布袜子和军用胶鞋，他们立即将它们换上。有些同学没有带，尤其是三个北京的女中学生，她们完全没有这些军用品。他们发愁了，第一天的步行就打了这么多水泡，剩下的路可怎么走？
　　“不就是不磨脚吗？”突然一个同学说：“在袜子里抹些肥皂如何？”
　　大家都说好。第二天出发前，大家都在袜子里抹了些肥皂。真是个好主意！在以后两个多月的步行中，大家的脚上都没有打过泡。
　　第二天的步行非常艰难。许多人脚上有泡，走一步就痛。我的脚上没有打泡，可是在温家圳休息了一个晚上，早上起来，腿脚酸疼。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其他城里的同学就更甭说了。我们沿着公路，慢慢地向前走。不！这不是慢慢向前走，这是缓缓地往前挪！
　　一路上，我们高声地背诵着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的话激励着我们，我们坚持着，忍着脚痛腿酸，努力地往前走。
　　一辆中型卡车开到我们旁边，戛然一声停了下来。司机从车窗里伸出头，看了看我们说：“红卫兵小将！我看你们也走不动了，顺路拉你们一段吧！”
　　“不！不！”我们连连摇手：“谢谢你！我们要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再难再苦，也要往前走！”
　　“好样的！”司机夸了一句，开着车走了。
　　精神是可贵的，但现实却很残酷！我们的腿和脚都不听使唤，走一步都困难。我们只得在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停了下来。昨天走了一百里，今天走了三十多里就不行了！
　　休息了一个晚上，我们继续上路。腿脚的状况好多了，走路的速度也快了一些。一路上遇到村民，有的在路上走，有的在地里干活，我们就给他们送上一张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小纸片。
　　吸取了第一天走得太猛的教训，我们每天沿公路走七八十里。十月的江西，到处依旧是绿油油的。一天，我们在一个红卫兵接待站住宿。我们拿出随身带着的一张地图，计划下一天的行程。
　　我们打开地图。从向塘出发，我们一直沿着公路走，已经走到了抚州。地图上，通向瑞金的公路向东拐了一个大弯，绕向南丰和广昌，然后又绕回到了宁都。
　　很明显，沿公路走要多走许多路。在地图上，从抚州直接向南可以到宜黄，从宜黄直接向南就可到宁都。
　　走了几天，大家都有了倦意，不想多走路。看着地图，大家一致同意不再沿公路走，直接往南，下宜黄！
　　我们离开了从南昌到瑞金的公路，改变了往东南方的走向，走上了南去宜黄的大道。这条路不是公路，但道路还是较宽的，有时还有卡车驶过，扬起了漫天的灰尘。
　　没走多远，前面有一座小山挡住了去路，大路开始向右弯去。我们停了下来，在我们的面前，有一条山间小路，沿着山坡向南伸向远方。
　　地图上没有标出这样的山间小路，我们迟疑着，刚好有个老俵从山坡上走了过来，身上背着一捆柴。
　　“请问从这里到宜黄怎么走？”一个同学问。
　　老俵停了下来，打量着我们。
　　“我们是红卫兵，要步行到瑞金去！”另一个同学说。
　　老俵似乎明白了，他说：“到宜黄可以沿着大路走，只是要远二十多里。”
　　“从这条小路能走过去吗？”北京的女中学生车玲问。
　　“能走到！”老俵肯定地说：“路要近得多，只是山路很难走。”
　　“我们不怕！”一个同学说：“红军长征走了许多山路，我们也要走山路。”
　　我们走进了山坡上的小路。山路两边，荆棘丛生，开着不知名的小黄花。我们沿着山坡往前走，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拐，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沟。山愈来愈高，有时，走多少里路见不到一个人。
　　转过一个山头，前面的路上有一个小女孩。小姑娘十几岁，手里牵着一只大狼狗。见我们一大群人走过来，小女孩带着狼狗站到了路边的山坡上，警惕地望着我们。
　　“狼狗！”北京的女中学生王芸吓得惊叫了一声，往后退了好几步。
　　女孩见我们中间还有几个女的，神情放松了下来。她笑了笑，对王芸说：“不要怕，它不咬人！”
　　王芸怯生生地走近狼狗，侧着身子，慢慢地从狗的旁边走过去。她脸色苍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不要怕，它不咬人的！”女孩又轻声地说。
　　“你走路为什么带着一条狗啊！”吴爱清问她。
　　“山里有狼。”小姑娘说。
　　“山里有狼！”这回该让北京的女中学生殷继红紧张了。
　　“山里有狼，还有豹子，不带狗走路是非常危险的。”小姑娘说。
　　“山里有老虎吗？”郭耀林问。
　　“听我的爷爷说，以前山里有老虎。解放初，发动大家打老虎，后来就没有老虎了。”小姑娘说。

前面的路宽了一些，路边有几户人家。我们走近了，在一座房子前的一株大樟树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红卫兵接待站”。
　　在深山里竟然还有红卫兵接待站，这让我们又惊又喜。已经过了中午，我们走了进去。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他将我们让进屋里。屋子很宽敞，里面摆放了两张四四方方的大桌子。旁边的厨房里，一位大娘正在做饭。
　　“大爷！山里还有红卫兵接待站啊！”林天一没话找话地问。
　　“有啊！我们这不就是。”大爷说：“公社里发了通知。我们这里虽然是山区，但这一条路是去红都瑞金的路，要我们做好接待工作。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小将，我们要做好后勤工作，就像当年支援红军一样！”
　　我们很感动。走进了江西，走进了革命老区，老区人民的纯朴，老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处处都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走到了宜黄，继续前行。山愈来愈大，有时候走了几个小时都遇不到一个人。但是，不管山多大多深，总会有红卫兵接待站，使我们不会挨饿，不会无处休息和住宿。经过多少天的穿山过岭，我们终于走出了山区，走到了广昌到宁都的公路上。
　　到了宁都，我们停了下来。走了一个多星期，我们需要休息，也需要总结一下。在宁都的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围坐在一起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路上，我们既听不到广播，也看不到报纸。我们在红卫兵接待站找来了报纸，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走了一个多星期，我们的内部也出现了许多矛盾。比如，有人抱怨走得太快，有人则抱怨走得太慢。有人愿意沿公路走，有人说走山路景色很美。经过开会，大家畅所欲言，统一了思想。
　　在宁都休息了两天，大家计划第三天向瑞金进发。连着闲了两天，可把我给憋坏了。我一打听，宁都离瑞金只有一百七十多里路。一种对红都的向往让我安捺不住，吃过了晚饭，我和张正、孙景夏、郭耀林四个人决定连夜出发，向瑞金走去。
　　“明天大家一块走吧！”一个同学说。
　　“我们先去，给你们在瑞金打前站。”孙景夏说。
　　我们四个人，趁着夜色，沿宁都到瑞金的公路前行。走了多少天的山路，让我们吸取了教训，还是要沿着公路往前走。在山里走，地图上看着很近。一走进山里，上山下沟，道路崎岖不说，距离也没有缩短，甚至更长了。
　　我们沿着公路向前走。公路的右边是田野，左边是山，山坡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草。淡淡的月光，照着山上的草丛，黑黝黝的，显得阴森恐怖。我怕山边草丛里会有野兽窜出来，从背包上把小铁锨取下，握在手里。
　　从向塘开始，做了多少天的步行，公路走过，山路也走过。那都是白天的路，走夜路我们还是头一回。好在沿着公路，不会迷失方向。我们四个人急急地向前走，速度愈走愈快。我们庆幸是四个男生，没有女生。我们一行十五个人中有四个女生，除了吴爱清同学外，还有三名北京的女中学生。在队伍中有了女生，走路就会慢。
　　第二天清早，我们走到了大柏地，一个晚上走了一百零四里。在红军史上，大柏地是一个有名的战场。当年红四军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率领下，从井冈山挺进赣南，一路上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击，处境十分危险。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挥下，红军在大柏地设伏，歼灭了尾追着的国民党的刘士毅部队，扭转了战场的形势，为建立赣南红色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大柏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吃了早饭。走了一个晚上，我们都累了。在红卫兵接待站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四个人走了出来。大柏地是一个大村子，村里长着许多高大的榕树。面对着大榕树，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诗词《菩萨蛮. 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毛主席的诗词，红军的壮举，激励着我们。我们沿着大柏地到瑞金的公路继续前行，约在下午四点多，我们来到了红都瑞金。
　　从宁都出发，一个晚上和大半个白天，我们四个人用脚走了一百七十多里，走到了瑞金。
　　我们在瑞金休息了一天，傍晚时分，南鸿昌他们十一个人也都到了。第二天，我们瞻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旧址，瞻仰了红军纪念塔，瞻仰了毛主席旧居，瞻仰了沙洲坝的红井。红井是为了解决老乡们喝水的问题，当年毛主席亲自动手和大家一起挖的水井。红井旁边的一块石碑上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几个大字。
　　在瑞金我们瞻仰了许多革命圣迹。瑞金的大街小巷，道边树旁，到处是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
　　我们已经走到了步行串联的目的地瑞金，下一步往哪去？大家讨论了一下，一致赞成去井冈山。走了半个多月，大家都练出了脚板，走路走得愈来愈有劲了。
　　第一天我们走到了兴国县的长冈乡。在毛主席的著作中，长冈乡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毛主席在这里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调查》等著作，并由此做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伟大论断。
　　我们走在长冈乡的路上，路边有一群红卫兵，围在一位老奶奶的身旁，我们也走了过去。
　　老奶奶原来是红军时期长冈乡的妇女会主任，她的丈夫当红军牺牲了。老奶奶给我们讲当年红军闹革命，讲毛主席在长冈乡做调查。讲到了送丈夫当红军，老奶奶给我们唱起了兴国的民歌：
　　“一送郎，床面前，嘱咐哥哥莫贪那个钱。啊呀金钱主义要打倒，革命才有出头那个天！……”
　　歌声婉转悠扬，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母送子，妻送郎，千万红军战士奔向革命的战场！
　　离开了长冈乡，我们向着井冈山进发。一路上，有走得快的，有走得慢的。自从我们四个人连夜从宁都出发去瑞金，队伍便不再强调在一起走。走得快的走前面，预先到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打前站。因为从瑞金到井冈山，一路上都是山区。先到者可以和红卫兵接待站说明，有多少人将要到来，应该准备多少饭。等大家到了，一起吃饭，不至于耽误时间。
　　我穿了一件军队的黄衬衣，背着背包，快步走在前面。尽管已经是十一月的天气，但走起路来依然汗水直流。走了将近一个月，我们走路的水平愈来愈高。我沿着赣江边的公路往前走，一个小时能走17里，真是快步如风。
　　一九六八年，毕业分配以后，我在山东省寿光县济南军区炮兵农场种水稻，接收再教育。农场上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有我们哈军工的同学，像周涛、赵立申、唐坤国、喻芳林、王金明等，还有清华、北大以及其它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在炮兵农场，我们组成了一个学生连，连长和排长都是济南军区炮兵的军人。对我们这一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时，我们不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而是“读书愈多愈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了！），连排长们是一百个不屑。
　　“你们要好好地接受再教育，做一个劳动人民欢迎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是摆着一副教育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说。
　　一九六九年的清明节，我们学生连到寿光县烈士陵园去给烈士扫墓。去时我们乘了一辆大轿车，回来时要求步行返回。一共七十多里路，大轿车在我们的后面跟着，走不动了的同学可以上收容车。
　　我们一行人步行着往回走，渐渐地，走不动了的一些女生上了后面的大轿车。我们继续走着，步伐越迈越大，速度愈来愈快。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生们渐渐地走到了前面，排长们居然落后了。
　　“你们真行！”回到了农场，一位排长佩服地说：“我们是军人，经常跑步，经常拉练。可是这次步行，你们走得真快，我们走不过你们。”
　　我们都笑了，没有说什么。从此以后，连排长们对我们的态度大有好转，他们不再瞧不起我们这些“读书愈多愈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我们沿着赣江向前走。赣江是江西的第一大河，它发源于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的南岭，向北流到鄱阳湖，在九江附近流入长江。赣江水面宽阔，水流湍急。一阵阵的江风迎面吹来，使人感到分外凉爽。
　　我们走到了江边的一个小渡口，渡口有一条不大的木船，一个年纪约50多岁的老船工正坐在渡口旁的石头上抽烟。
　　“老大爷，您好啊！”我们和他打招呼。
　　老船工从嘴边拿开烟斗，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过河啊？”
　　“是的。”孙景夏说：“我们要去井冈山。”
　　“上船上船！”老船工呵呵地笑着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送你们过河！”
　　木船离开了小码头，划向对岸。老船工一边划桨，一边说：“当年我就是用船把红军送过了赣江。”
　　我们一听，肃然起敬。
　　“老大爷！您还是个老革命啊！”
　　“老革命不敢当。”老大爷多少有些遗憾地说：“当年我送红军西去。要不是家里有一个生病的老娘，我就跟着最后的一拨红军走了。”
　　我们乘船过了赣江，告别了老船工，向井冈山走去。

井冈山快要到了。前面是一座座高耸的山峰，遍坡松杉，竹林处处。从瑞金到井冈山，我们走过了许多土岭。赣南的土岭，大都是光秃秃的，裸露着红色的土。大家都说，这些土里浸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
　　到了井冈山，面前一片青翠，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我们开始爬山。当时的井冈山没有公路，也没有大路，我们沿着山间的小路攀登。小路上，不时遇到其它地方的红卫兵，我们从他们的旁边绕过，快步向前。
　　我们走到了桐木岭。桐木岭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其余的四个哨口是黄洋界、朱砂冲、八面山和双马石。走过了桐木岭，我们来到了茨坪。
　　茨坪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四面环山，中间是一块不大的小盆地。盆地的绝大部分地方是稻田。十一月底，地里的水稻都已收割，只剩下稻茬还留着，浸泡在浅浅的水里。茨坪的海拔有八百多米，一朵朵的白云，慢悠悠地在稻田的水面上浮动，忽而把我们罩住，忽尔又飘开了。我们被云裹着，并没有架云的感觉，倒是觉得陷在蒙蒙的雾里，四周都是飘动着的细细的水珠。
　　在茨坪盆地的东北角，有一排排的平房，红卫兵接待站就设在这里。在平房的东面，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故居。
　　我们到了井冈山，我们到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一种特有的激情在我的心中升起。我们瞻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故居，我们瞻仰了各个革命的遗迹。望着茨坪周围的群山，我们感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和艰难。
　　二零一四年五月，郑州市的军干七所组织我们这些退休军人到井冈山做红色旅游，我们住在茨坪的一家宾馆里。早晨，天刚蒙蒙亮，我走出了宾馆的大门。四十八年后，我又来到了井冈山，我又来到了茨坪！我睡不着，天一亮，我急着走了出去。
　　宾馆前是一条宽宽的柏油马路，周围全都是楼房。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里是茨坪吗？
　　我问了路边一家早早开了门的店主，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
　　我沿着马路向南走。这分明是一座城镇！我记忆中的茨坪在那里？
　　我向右拐，沿着大街往西，地势渐渐地高起来。我走到了西边的尽头，前面是山。我回过头来，站在高处，一座鳞次栉比的小城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仔细地辨认着，辨认着，……。我终于看出来了，这里确实是茨坪。那四周高高的山峰，那个山间的小盆地！我的记忆像泉水般地喷涌着，这里是茨坪！
　　山间的稻田没有了一点踪迹，面前是挤挤挨挨的楼房，楼房间是一条条的街道。我沿着山边的马路走，从西面走到南面，走到东面，走到北面。
　　我看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故居。红色的墙，隐没在一座座楼房间。我从东面再往西走，没有找到记忆中的红卫兵接待站，有的只是大街两边的店铺，这些店铺正在开门营业。
　　茨坪，已经是一座繁华的新城！
　　从井冈山上下来，我们走过了茅坪，走过了炎陵县、攸县。经过一个多月的步行，走路对我们已经是小事一桩。我们每天早晨起来，走三十里（大约数），到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吃早饭。吃过早饭，再走三十里，到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吃午饭。吃过午饭，略事休息，我们走三十里，到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吃晚饭。吃过晚饭，再走三十里，到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过夜。
　　一天的步行，轻松平常地走一百二十里左右的路。我们走过株州，到了长沙。在长沙我们得知，中央要求全国的红卫兵不要再到处串联，要与当地的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地向深入发展。
　　大家经过讨论，决定走到湘潭去。我们在哈军工上《电机原理》课时，教员曾经告诉我们，在我国，生产大型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大厂，有哈尔滨电机厂和湘潭电机厂。我们决定去湘潭电机厂。
　　首先湘潭电机厂是一个大厂，工人很多，是我们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理想工厂。其次湘潭电机厂生产电机，与我们所学专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学的是雷达专业，雷达要用到发电机，天线的旋转要用到电动机。
　　我们走进了湘潭电机厂，受到厂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来到了工厂，成了工厂里的一件大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名使我们沾了光，工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都围了过来，我们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我们住在湘潭电机厂的红卫兵接待站里，工人红卫兵们带着我们参观工厂的各个车间。湘潭电机厂也正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厂里的书记厂长被揪被斗，基本没有生产。可是，由于我们以前没有去过工厂，高大的厂房，一排排崭新的车床铣床鉋床，让我们大开了眼界。那即将要出厂的巨大的发电机，定子有数米高，可以站着走进好几个人，显得威风凛凛。
　　到了湘潭，离毛主席故居韶山就很近了。一天，我从一个工人红卫兵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早上5点多钟，我从湘潭电机厂出发，骑着自行车到韶山去。
　　湘潭到韶山虽然只有一百多里路，但却是山区里的路。我沿着公路骑行，公路是沙石路，不是柏油路，时而上坡，时而下沟。骑自行车在沙石路上下沟不敢速度过快，否则会颠簸得受不了。而骑车上坡则费时费力。
　　我骑行了一段时间，天突然下起雨来。好在是一月份，雨下得不很大。我穿上了军用雨衣，继续前行。在临近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了韶山冲毛主席故居的门口。
　　可能是下雨的缘故，瞻仰毛主席故居的人不是很多。我沿着毛主席故居的一个个房间，仔细地看着。这是一个农民的家，家里摆放着各种农具。看到熟悉的农具，我想起了我的家乡。
　　湖南和江苏两省相距遥远，但是它们都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它们都是种着稻米的水乡。毛主席家里的许多农具，和冷家村的农具是那样地相像。在冷家村，也是这样的犁耙，也是这样的石磨，也是这样的水车，也是这样的锄头！一种对伟大领袖的敬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让我在毛主席故居里流连，久久不愿离去。
　　我从毛主席故居的大门口走了出来，大门的外面是一个池塘。池塘里，硕大的芡实叶，圆圆的，大约有一米直径，平平地铺展在水面上。在我的家乡也有这样的芡实，当地的村民叫它剑莲，这是个比学名芡实要美的名字。芡实的根长在河底的淤泥里。秋天，芡实从水底发出一条长杆。青青的长杆冲出水面，顶端开着白色的花。芡实的果实在长杆的尖头上，它是一味中药，药名叫鸡头米。
　　看着毛主席故居大门外面的池塘，我想起了毛主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诗句。伟大起于平凡。我想，在急流的湘江中击水，在宽阔的长江里横渡的毛主席，小时候应该是在这门前的池塘里学会了游泳的吧！
　　我在韶山冲的红卫兵接待站里吃了午饭，午饭吃的是面条。韶山冲的面条，放的辣椒不多，却辣得很，辣得我难以下嘴！到了毛主席的家乡，遇到了毛主席爱吃的辣椒，我不能退缩！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看来吃毛主席家乡的面条也是要用到毛主席语录的。我坚持着把面条吃完，嘴里已经辣得什么滋味都辨不出来了。
　　吃过午饭，我骑着自行车返回湘潭。雨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回到湘潭电机厂是傍晚七点多钟，天已经黑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中国，从上海开始，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月夺权的风暴。全国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求各地的红卫兵回家闹革命。我们告别了湘潭电机厂的工人们，乘着免费的火车，从湖南湘潭回到了哈尔滨，回到了离开近四个月的哈军工。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底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外革命大串联了近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走到了红都瑞金，我们走上了革命摇篮井冈山，我还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冲。
　　平心而论，现在的我，对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否定的。但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一段有趣而又奇特的经历，我感到无比的珍贵。近四个月的革命大串联，约三个月的徒步行走，半个多月湘潭电机厂的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大串联净化了我的心灵，陶冶了我的情操。它让我极大地了解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它让我体会到了革命胜利的不易，它奠定了我一辈子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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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山上山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我们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行十五人从湖南湘潭乘汽车到长沙，从长沙乘火车到了北京。北京的三个女中学生殷继红、车玲和王芸到了北京就回家了，我们在北京乘火车回到了哈尔滨，回到了哈军工。
　　等我们回到哈尔滨，热热闹闹的夺权运动早就结束了。黑龙江省的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团夺取了从省里到市里的一切权力，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我62-441班的同学杨亚光，参加了哈尔滨市太平区的夺权，是哈尔滨市太平区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造反派已经夺权，革命已经成功！我们回到了哈军工，成天无所事事。学院里的人不多，大部分的人和我们一样，去了全国各地还没有回来。有些同学干脆回家了，反正学院不上课，也没有人管。学院的各级领导都被打倒了，八八红旗战斗团被定性为保守组织解散了，东方红战斗队也解散了，哈军工已经是红色造反团的天下。学院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他们管些什么，大家也都不知道。革命成功了，权夺过来了，走资派打倒了。没有了大字报，也没有了大辩论。
　　哈军工4系造反团的负责人给我派了一件工作，要我组织4系所有原来的干部们学习。这些人以前都是我的首长，其中有4系主任、4系政委，有4系政治处、训练处、后勤处的干部，有4系各个学员队的队长和指导员等。自然，其中也包括我们62-7队的队长赵九余、指导员佟凤珠和副队长宋学诚。
　　尽管革了半年多的命，造了半年多的反，所做的也就是写写大字报和到处逛逛而已。现在要我去领导老首长们的学习，这还真让我犯了难。我每天上午安排首长们在系会议室学习，其它的时间自由活动。学习主要是读毛主席著作，以自学为主。有时组织大家谈谈学习心得，互相交流讨论。有时读读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文章。
　　回到学院的同学愈来愈多了。突然，在51号教学楼的楼口，出现了一批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既不指向走资派，也没有指向反动的学术权威，因为走资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都被打倒了。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负责人，指向了边式军和冯昭逢。
　　这些大字报是红色造反团里的一些人写出来的，他们指责边式军和冯昭逢在夺权后没有有力地开展对走资派的斗争，没有坚决执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在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哈军工的红卫兵分成了三派。一派是红色造反团，一派是八八红旗战斗团，一派是东方红战斗队。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红卫兵起来造反，与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作斗争。然而，在三派红卫兵中，互相的辩论和冲突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一月夺权以后，八八红旗战斗团解散了，东方红战斗队也解散了。哈军工、哈尔滨乃至整个黑龙江省已经是红色造反团的天下。在三派红卫兵中，红色造反团取得了胜利。现在红色造反团内出现了一批人，向着造反团的负责人发起攻击，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
　　学院里又热闹起来了。我们在院内走来走去，看着在不同地点张贴着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署名有“井冈山战斗队”，有“韶山战斗队”，有“宝塔山战斗队”等等，一律以山起名，人们称他们为“山上派”。
　　看得多了，我们渐渐地明白了。“山上派”们是要红色造反团的负责人边式军和冯昭逢下台，由他们来领导。
　　另一派的大字报也多了起来，这一派是支持红色造反团负责人的，是支持边式军和冯昭逢的，他们直接署名为“山下派”。
　　我们赞同山下派的观点，我们反对山上派对造反团负责人的攻击，反对在红色造反团内制造矛盾，制造分裂。经过了半年多的混乱，我们希望学院平静下来，给大家一个安静的环境。
　　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我希望的那样，山上派和山下派的斗争激烈起来，哈军工内到处是两派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有一些大字报揭出了哈军工内红色造反团两派斗争的真相，这些大字报说，山上派的行动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意的。
　　当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省委书记潘复生，副主任是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在一月夺权后成立的，按照中央的精神，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三结合组成，其中有红卫兵的代表，有革命老干部的代表，有解放军的代表。省委书记潘复生是革命老干部的代表，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是解放军的代表。
　　有一张大字报说，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省里的事都由红色造反团说了算，省委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都没有权力。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团的核心，省委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授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个干部赵去非，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内的一些人对红色造反团总团发难，意图夺取总团的权力。
　　这些大字报在哈军工内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大家一致谴责这种行为。山下派的红卫兵在哈军工大礼堂集会，会议由63级的学员钱凤莲和尤念祖召集，大家一致决定要“炮轰赵去非”，推举钱凤莲为“炮长”，领导“炮轰”。
　　原本被动迎战的山下派变成了主动“炮轰”省革命委员会的炮轰派，炮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干部赵去非，批评赵去非挑动红色造反团内的一部分人闹分裂。山上派也不甘示弱，成立了“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哈军工和黑龙江省的造反派们从此分裂成两派，变成了炮轰派和捍联总。
　　在哈军工内，贴满了两派的大字报，到处是两派观点的辩论。炮轰派基本包括了原红色造反团绝大多数人员，包括了原八八红旗战斗团和东方红战斗队的绝大多数人员。八八红旗战斗团和东方红战斗队解散了，他们绝大多数的人员因为前期当了一段时间的保守派和中间派，在炮轰赵去非的过程中站到了炮轰派的一边。
　　炮轰派和捍联总的争斗，不仅出现在哈军工院内。斗争扩大到了整个哈尔滨市，扩大到了整个黑龙江省。黑龙江省的造反派们都分裂了，变成了炮轰派和捍联总。在哈军工院内，两派的争斗尽管激烈，但还是平和的。可在黑龙江省的其它地方，情况就不一样了，文斗很快就变成了武斗。
　　武斗最早从黑龙江省的鸡西市开始。有消息传来，鸡西的捍联总出动了棒子队，用大木棒袭击了鸡西的红色造反者，袭击了鸡西的炮轰派。消息传来，哈军工院内群情激愤，一些学生从哈尔滨赶到鸡西去，支持鸡西的炮轰派。军工院内的部分学生到哈尔滨的大街上游行，强烈抗议捍联总在鸡西挑起武斗。
　　哈军工的炮轰派和捍联总的争斗也激烈起来。不知出自什么原因，也许是为了缓和矛盾，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和副主任汪家道在省革命委员会召集哈军工的两派开会，由两派的主要人员参加。会议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主持，他以一种中立的身份主持哈军工两派的会议。
　　在会上，我代表哈军工的炮轰派作了主要发言。我提出在一月革命以后，造反派应该团结，反对内部的一部分人攻击红色造反团的负责人。我指出哈军工造反派内部的斗争是哈军工内一小部分人挑起来的。这些人在一月夺权时不在学院内，回来以后发现别人夺了权。他们不甘心无权，挑起事端，要把哈军工的权夺回来。而赵去非支持这些人，要对哈军工的混乱负责。
　　捍联总的代表则指责炮轰派炮轰赵去非将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他们要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尽管气氛是平和的，但由于双方观点对立，互不相让，最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我最出头露面的一次经历。我代表炮轰派，在省一级的两派会议上，据理力争，揭露对方的分裂行径，批驳对方编造的谎言，为炮轰派争得了道德上的高地。
　　那是一九六七年五月，我还没有满二十三岁。回到学院，在哈军工的大礼堂，作为主要发言，我向大家汇报了两派在省里开会的情况。我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受到了热烈的支持。

然而，在黑龙江省，炮轰派和捍联总的斗争却愈演愈烈，许多地方出现了捍联总棒子队攻击炮轰派的情形。有消息说，哈尔滨某工厂的捍联总棒子队要进攻哈军工，哈军工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哈军工里，炮轰派占着绝大多数，捍联总是少数。哈军工的大权仍然掌握在红色造反团的手里，掌握在炮轰派手里。边式军和冯昭逢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负责人，自然也是炮轰派的负责人。
　　哈军工的炮轰派是黑龙江省炮轰派的核心，攻击哈军工，夺取哈军工的领导权自然是黑龙江省捍联总的中心任务。
　　六月八日，有消息传来，哈尔滨的捍联总棒子队要来攻击哈军工。哈军工是我们的大学，是我们的校园，我们决心保卫哈军工。根据红色造反团总团的安排，我带领一系的炮轰派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红一团，守卫一系的教学大楼11号楼。
　　吃过晚饭，我们集合在11号楼旁。我们没有带任何武器，赤手空拳。当时我们还是非常幼稚的，我们没有见过棒子队的凶暴，以为靠文斗，靠宣传就可以阻止哈尔滨捍联总的棒子队进入哈军工。
　　我组织了一部分同学在11号楼外巡逻，多数同学在一楼的教室里休息。六月初的天气，哈尔滨已经很暖和。夜渐渐地深了，没有见到捍联总棒子队的身影。除了在楼外巡逻的同学，其余红一团的同学们都趴在教室的课桌上睡觉。
　　清晨，天刚有点蒙蒙亮，11号楼外面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许多哈军工外的捍联总棒子队冲进了哈军工，冲到了11号楼前。红一团的同学们纷纷跑出楼外，大家用身体挡住不知从什么地方冲进来的捍联总棒子队。
　　“你们是什们人，为什么跑到哈军工里来？”同学们高声地责问。
　　“要文斗！不要武斗！”同学们大声地喊。
　　见路被同学们挡住，捍联总棒子队们举起棒子，向着同学们打来，一些同学被打伤了。冒着被打的危险，同学们勇敢地守卫在文庙街上，守卫在11号楼和21号楼的楼口。
　　一个同学跑了过来，传达了红色造反团总团的命令：“打进哈军工的是哈尔滨的一群暴徒，不要再阻挡他们。总团要求到哈军工的大门口集合，全体到哈尔滨的大直街上游行。”
　　我们让开了道路，沿着文庙街走到了哈军工的大门口。几乎整个哈军工的学员、教员和一部分基层干部都集合了起来，其中甚至包括了一部分参加捍联总的同学。大家都被棒子队的暴行激怒了。我们走出了哈军工的大门口，走上了一曼街，走上了大直街，举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哈尔滨人数最多的一次大游行。
　　尽管哈军工在一年前就集体转业了，尽管我们没有佩戴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依然是清一色的军装。我带领着红一团走在游行队伍的中间，航空工程系的学员们一身蓝色的空军军装。走在我们前面的是舰艇工程系的学员们，他们穿着清一色的白色海军服。走在我们后面的是电子工程系、原子工程系、火箭工程系和计算机工程系的同学们，他们都穿着整齐的草绿色军装。
　　哈军工出来游行了，陆海空三军，阵容壮大，队伍整齐，一路高喊着口号。
　　“强烈抗议哈尔滨的捍联总棒子队攻打哈军工！”
　　“要文斗，不要武斗！”
　　“打倒捍联总棒子队的幕后黑手赵去非！”
　　“血债要用血来还！”
　　哈尔滨大直街的两边，挤满了群众。他们向着我们热烈地鼓掌，和我们一起喊口号。有许多人自动地加入到游行队伍里来，游行队伍愈来愈长。
　　游行归来，大家都散去了。哈军工的办公楼和几个主要的大楼都被不知什么地方来的捍联总棒子队占领着，他们夺取了哈军工的行政权。我和几个炮轰派的成员，没有回学院，我们走到松花江畔。六月的松花江，江水平静地流淌着，高大的防洪胜利纪念塔在江边耸立。不远处，在松花江的大铁桥上，一列火车正隆隆地驶向北方。我们乘小船渡过了松花江，来到松花江北的太阳岛上。
　　一曲太阳岛的歌让哈尔滨松花江北的太阳岛声名远播。可那时候的太阳岛还没有什么名气，不过是松花江北面的一片荒地。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太阳岛，极目远望，松花江水向东奔流。向北看去，一大片宽阔的草地在蔚蓝的天空下伸向远方。
　　哈军工被捍联总的棒子队占领了。一种极度的愤怒，一种莫名的无奈，让我们情绪低落。旁边不远处有一个小卖部。已经中午了，我们在小卖部买了面包，买了榨菜，还买了啤酒。
　　我们坐在太阳岛绿色的草地上，草地上开着一朵朵小黄花。我们喝着啤酒，吃着面包，这种生活是我从未有过的。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笼罩着，尽管没有喝多少啤酒，我们都喝醉了。大家躺在太阳岛的草地上，默默地看着头顶上蓝蓝的天空，看着太阳西斜。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六月九日。等我们回到57号楼的宿舍里，天已经大黑了。
　　黑龙江省捍联总的棒子队夺了哈军工的权，然而，斗争仍在继续。炮轰派贴了许多大字报，谴责捍联总棒子队的暴力行为。几天过去，学院里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一天下午，红色造反团红四团（四系的炮轰派）在会议室里开会，面对当前的形势，炮轰派们群情激昂，许多同学提出要用各种工具武装起来，强力地和捍联总的棒子队对抗。64级的武振苏同学提议，要将58号宿舍楼封起来，建立成一个堡垒。
　　我坚决反对这种武力反抗的主张。我清楚地看到，捍联总棒子队是得到省委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支持的，炮轰派虽是多数，但在实力上处于劣势，武装反抗必定会失败。我们要依靠炮轰派得人心，依靠炮轰派在人数上的优势，与捍联总进行文斗。
　　在捍联总棒子队占领了哈军工的情况下，大家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会议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决定先将58号宿舍楼封起来。
　　吃过晚饭，红四团的一部分人开始行动。他们从别处拉来了许多砖，开始封堵58号宿舍楼的楼门。
　　我住在57号楼，没有参加封堵58号楼的行动。第二天凌晨，我被一阵强烈的呼喊声吵醒。我从宿舍的窗户向外看，许多捍联总棒子队的人已经把58号宿舍楼包围了起来。
　　我急忙穿好衣服，从57号楼里走了出来。我还没有走到58号楼，就看见58号楼被捍联总的棒子队攻破了，里面的同学被捍联总棒子队们一个个地押着走出来，棒子队们把搂门口的垒砖清走了。

哈军工内，炮轰派的武装反抗就此结束。可是在哈尔滨，捍联总和炮轰派的武斗却刚刚开始。哈尔滨师范学院的炮轰派们把师范学院的主楼封了起来，在其它地方炮轰派的支援下，坚守了多日，最终被捍联总攻下。
　　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是一个军工厂，生产轻型坦克。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的炮轰派坚守在工厂里，捍联总对工厂发动进攻，双方发生了炮战。在炮战中，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的六层主楼被炮弹削去了二层。
　　炮轰派和捍联总两派的矛盾发展到了激烈的武斗，我是坚决反对的。我不赞成武斗，我也不参加武斗，尽管我是一个坚定的炮轰派。我对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挑动群众斗群众非常愤怒。我赞成文斗，可是对正在发生着的激烈的武斗，我无能为力。
　　当时的我，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然而，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如此的状态，让我困惑，让我心惊！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从诸侯割据到中央集权的历史，是一部封建的历史。五千年的农耕社会，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使中华民族从头到脚都浸透了封建性。这种封建性使中华社会高度稳定，使中华民族安居乐业。同时，这种超稳定的封建性也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西方社会就其源头而言，就其大部分的历史阶段而言，是一种游牧社会。从游牧社会发展起来的西方式民主，发展起来的西方式自由和西方式的个人人权，长期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动荡。然而，这种民主和自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和西方的这种不同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极其强大的稳定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国民党人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社会，建立一个美国式的社会。
　　然而，在中国社会这种超级的封建性面前，他们失败了。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近四十年的大动荡。北洋军阀混战，国民党军阀混战，红军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社会以牺牲了五千多万人的代价，迎来了新的统一和稳定。
　　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再一次将中华大地抛入了混乱中。工厂不开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最后，发展到了全国性的武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百年的中国，中华大地的两次“民主”实验，一次历时四十年，一次十年。其代价之巨大，其教训之惨痛，世间罕有！
　　黑龙江省两派的激烈武斗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召集两派的负责人到北京，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实行革命大联合。炮轰派和捍联总的冲突停止了，省委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被撤了职，黑龙江省的形势缓和了下来。
　　所说的革命大联合没有在哈军工出现，哈军工内依然是捍联总掌权。掌了权的捍联总开始大肆迫害炮轰派。我62-412班的同班同学，炮轰派的负责人之一南鸿昌被审查，同班同学张正被要求交代问题。一些炮轰派成员被批斗，一位叫王哲瑞的干部从51号楼的二楼跳楼自杀了。
　　到处都弥漫着让人感到窒息的气氛，我决定离开哈军工，回到家乡，回到冷家村。省常中的同学王焕新也想回去，我们约好同行。王焕新是哈军工火箭工程系的学生，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同时从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考入哈军工，我在电子工程系，他在火箭工程系。
　　这时国内的火车已不免票。我们买了车票，乘哈尔滨到北京的火车到天津，又从天津转乘了北京到上海的火车。我和王焕新的车票都是到常州的，然而，火车开到镇江却不走了。
　　问火车上的列车员，列车员告诉我们，由于江苏省两派的武斗，镇江到常州间的铁路被截断，火车暂时不能前行。我们问火车什么时间会开，列车员回答说不知道。
　　已经到了镇江，离家不远。我决定下车，乘镇江到常州的公共汽车回去。王焕新也赞成。我们下了火车，走到镇江市的长途汽车站。汽车站的售票员告诉我们，到常州的长途汽车也停运了。她说，由于江苏省两派的武斗，镇江到常州间的公路被截断，汽车不能开行。
　　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地失望。我们呆呆地站在镇江市长途汽车站的售票窗外，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半年前在江西和湖南步行串联的情景在我的大脑里浮现了出来。“走回去！”我对王焕新说。
　　王焕新也做过步行串联，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我们不再犹豫，转身离开了镇江长途汽车站，沿着镇江到常州的公路，向着常州的方向，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好在天气晴朗，我们两个人向前走着。十月的江南，天气不冷不热，正好赶路。公路两边的水稻都已收割，空旷的稻田里，时而有放鸭人赶着成群的鸭子在地里觅食。
　　走了不多一会儿，身上感觉热了起来。我们脱下长袖军衬衣，穿着汗背心，向前赶路。天渐渐地黑下来，好在有月亮。估计是阴历十二三的光景，一个偌大的月亮在东南方的天空中闪着洁白的光。
　　我们向前走着，石子路面的公路上显得空荡荡的，没有车辆，也没有其它的行人。我们正在疑惑，如此空空的公路上，为什么没有汽车？突然，前面的公路上，横排地摆放着许多石磙子，堵住了公路。石磙呈圆柱形，长约1米，直径2尺左右，是农民们打场碾谷子用的。
　　这么多的石磙子摆放在公路上，汽车自然是过不去了。在石磙子的旁边站着好几个年轻人，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人厉声喝道。
　　“我们是走路的。”王焕新回答说：“为什么把路挡住了？”
　　“这么晚了还在公路上走？”他们没有回答王焕新的问题，继续问我们。
　　“我们是学生，从镇江回家去。没有汽车，只能走着回去。” 王焕新说。
　　“我们两部分红卫兵武斗，这里是前线。你们是不是对方的探子？你们要跟我们到红卫兵队部走一趟。”一个村民说。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有几个人围了过来，似乎要把我们强行带走。
　　我心里很紧张，抬头望了望四周，公路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村庄。“是尧巷，到尧巷了。”我心里一阵高兴。
　　“这里是尧巷吗？”我问。
　　有几个人已经走到了我的身旁，见我问他们，其中一个人说：“这里是尧巷，这里是两派的分界线。”
　　“你们认识大荣吗？”我问。
　　“大荣？”另外一个人说：“大荣怎么不认识？怎么？你认得头号？”他们的脚步停了下来。
　　大荣的名字叫郭金荣，尧巷村上的人叫他大荣，头号是他的外号。
　　“大荣是我的二表哥。”我说。
　　“大荣是你的二表哥？”他们很惊讶：“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冷建华。”我说。
　　他们还是不大相信，必竟这里是前线，不过他们已经客气多了。
　　“你们还是要跟我们去红卫兵队部。如果头号是你的表哥，我们就放你们走。”他们说。
　　他们押着我和王焕新向尧巷村里走去，其中一个小伙子飞跑着去找大荣，核实我的身份。
　　离大姨家还有100多米远，我就听到了大姨的声音：“你们要死啊，把华华抓起来了！”随着声音，在月光下，大姨急急忙忙地向着我跑过来。尧巷村上的几个红卫兵一看，再也顾不上我们，都转身跑了。
　　我和王焕新在大姨家里吃了晚饭，晚上就住在大姨家。第二天，吃过早饭，大姨和大荣送我们到尧巷汽车站。从尧巷到常州有长途汽车，王焕新乘了汽车回常州。这里离冷家村已经很近。我把王焕新送上汽车，告别了大姨和大荣，走回了家。

回到家里，母亲很高兴。冷家村也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由于村子不大，离县城和乡镇都远，除了有些标语，偶尔见几个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外，整个村子的气氛是平和的。
　　我的户口迁到哈军工去了，我已经不是冷家村的人民公社社员，所以，下地干活不给工分。于是我就在家里协助母亲做家务。猪圈里的粪土垫得很高了，我把猪粪土从猪圈里清出来，放在西腰门外，堆成一堆。我给自留地里的蔬菜浇水，我到东沟头里挑水把家里的水缸注满。
　　我留在家里的十几个螃蟹网都坏了，好在虾网还是好好的。虾网的结构和螃蟹网差不多，只是虾网是用纱布做的，没有螃蟹网那样的网孔。在纱布的中间，固定了一个小竹管，竹管的两头削成斜口状。
　　我拿了三个虾网，来到冷家村东的河边。我把碗里的炒面用水和成糊状，涂在虾网中间竹管两头的斜口处，将虾网一一放进水里。
　　我依次用钓钩将虾网从水里钓起，一只只硕大的河虾在网里蹦跳着。半个小时左右，活蹦乱跳的虾就装满了一大碗。
　　该轮到我家放牛了，我拽着缰绳，把大水牛牵到冷家村东头杨家村后面的“拾云里”。这不是我以前放过的牛，以前的大水牛不知去哪里了。我站在田埂上，松松的缰绳，拉着水牛，慢慢地向前走。
　　左边的高地上仍然是一片片的桑树，时当仲秋，有些桑叶已经黄了。春天，家乡的农民大多养蚕。养蚕卖蚕茧，是冷家村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当然，蚕茧是卖给国营缫丝厂的，江南的丝绸名闻中外。
　　大水牛悠闲地吃着草，它的尾巴来回地甩动，驱赶着身体四周的蒼蝇。儿时骑牛背的情形浮现在了眼前，可是现在水牛已不能承载我的体重。不能再骑上牛背了，我有些怅然。
　　“放牛啊！”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我抬头一看，不认识。这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手里也牵着一头水牛，站在并行的另一条田埂上，与我正打对面。
　　“是啊！你也放牛！”我回应着。
　　“我老在这里放牛，以前没有见过你放牛啊？”他问。
　　“以前都是我妈牵着牛在这里放。今天我刚好没话，就把牛牵过来了。”我含糊地应着。
　　他牵着牛在另一条稻田的田埂上吃草，很快地，他走到我的后面去了。
　　阴历的十月初一，是寒衣节，家乡称为“十月朝”。在我的印象中，家乡的“十月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不像中国北方，在十月初一人们会去上坟，祭祀已故的亲人。
　　江南十月初一的节日食品是糍团，糍团用糯米做成。母亲把糯米淘洗了，做成糯米干饭。然后把糯米干饭盛出来，放凉了以后，用勺子挖出，做成一个个团状。母亲把芝麻炒熟，放在面板上，将糯米团放在芝麻上滚过。黑黑的芝麻包裹着洁白的糯米团，放在油锅里煎。
　　自从到哈尔滨上学，我已经有5年没有在家乡过“十月朝”，没有吃过糍团了。咬了一口香喷喷的糍团，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什么山上派山下派，什么炮轰派捍联总，似乎都消失了！我又回到了家乡，我又坐在了母亲的身旁，吃着母亲亲手做的糍团！
　　在家的感觉真好！在母亲身边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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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盐碱滩上
　　在家住了几个月，我回到了哈尔滨，回到了哈军工。哈军工仍然是捍联总掌权，所说的革命大联合没有出现。炮轰派的一些负责人被抓了起来，一些炮轰派的成员被要求交待问题。
　　哈军工内空荡荡的，许多同学像我一样地回家去了。我在空荡荡的哈军工里，后悔从家里回来了。再回去？火车和汽车都要买票！
　　我早就已经不再是军人了，没有了军人的供给，没有了军人的津贴。原来在军人时，吃饭不要钱，穿衣是学院发的军装，每个月还有六元钱的津贴。由于平时基本不需要自己花钱，就这六元钱的津贴，每年我还能积攒下来，给母亲寄三四十元回去。剩下的钱，除买牙膏牙刷等零用外，几年下来，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
　　现在我不是军人了，没有了军人的津贴。平时吃饭靠国家给的助学金，零用靠自己攒下的那一点点津贴费。好在原来发的军装还能穿一些日子，当时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穿衣不是问题。家里很穷，向母亲要钱是不能的。已经回去过一次了，靠着这点钱想再买票回家是不可能的了。
　　哈军工的捍联总们也没有要找我麻烦的意思。看着炮轰派的一些负责人被抓，一些炮轰派的成员被要求交待问题，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竟然忽略了我。处于高度敏感的时期，他们不来找我，当然我也不必去自找麻烦。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全国顶尖的军事院校，然而，现在的哈军工，没有人上课，没有人学习。平时我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体育锻炼。跑跑步，打打乒乓球，要不就找人下下象棋。
　　不能看专业书！看专业书是典型的白专道路，是要挨批判的。文化大革命快两年，学校一直在停课，原先课堂上学的都要忘了。每天能读的书就是毛主席著作。读得多了，有些文章都能背下来，像“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
　　学院里的人愈来愈少，管理极其松散。曾经以严格著称的哈军工，变成了随便可以进出的大杂院。一天上午，一辆大卡车开进哈军工。几个人从车上下来，拿出焊枪，把停放在院里的一辆教学用的旧坦克卸拆后拉走了。事后过了许久，也不知是谁干的，竟不了了之。
　　其他的同学也和我差不多，大家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同学们开始谈起恋爱来。在以前，哈军工学员谈恋爱是绝对禁止的。曾几何时，哈军工学员谈恋爱被上纲上线成了阶级斗争，哈军工的学员蒋长友和陶丽华因为谈恋爱被开除了学籍。
　　现在不再有人管了。在校园里，在夜色下，成双成对的男女慢悠悠地散步，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哈军工大院内的一道风景。
　　我决定去找赵国珍。赵国珍是哈军工409教研室的实验员。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脸庞，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是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也是一个炮轰派。
　　以前我是学员，她是教研室的实验员，我们并不认识。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在一起贴大字报，在一起参加辩论会。在捍联总进攻哈军工的日子里，她多次帮助我摆脱了可能的险境。
　　我和赵国珍在哈尔滨一曼街的丁香树旁散步，我们在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里漫游。一切是那样的平静，一切是那样的美好，这是我大学六年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我就要大学毕业了。我是一九六二年八月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我所学的专业在一年级是计算机专业，二年级是微波专业，三年级是雷达专业。不断变化的专业让我应接不暇，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好在专业都是在电子工程类中变动，比起一开始由设想的原子专业变成电子专业，内心的波澜要小得多。
　　哈军工的学制是五年，我应该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大学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因为全国都陷入了混乱，因为全国的大学都停了课，在五年学制期满的时候，我没有从大学毕业，也没有人来宣布我的毕业！
　　现在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离我们应该毕业的一九六七年七月过去一年又一个月了。哈军工的捍联总当局宣布要给我们发毕业证，并且给我们分配工作。
　　哈军工是捍联总掌权，尽管这个权是用大棒子打出来的。毕业和分配工作的事情自然是在捍联总的领导下进行。我们4系62-7队捍联总的负责人，他的家在上海，是从上海市的一个中学考入哈军工的，他把惟一的分配到上海工作的名额留给了他自己。
　　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两年的“斗私批修”，除了带给中国社会和全国学校巨大的混乱外，还造就了人们极度的自私。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在革命的口号下，各个派别，各式人物，你方唱罢他登场。在革命的口号下，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引发冲突，不惜挑起武斗！
　　什么党的利益，什么国家的利益，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革命的口号喊上了天，丑恶的行为做到了底！一切是那样地赤裸裸，让我惊诧，让我无语！4系62-7队捍联总的负责人把惟一的分配到上海工作的名额留给了自己，6系62-612班捍联总负责人也把惟一的分配到上海工作的名额留给了自己，还有……
　　我被分配到了贵州省都匀市大山里的一个研究所。那里是国家的大三线，是云贵高原上的深山沟，在大家看来是毕业分配中最差的地方。
　　炮轰派的负责人南鸿昌还在关押中，他连参加分配的资格都没有。一些昔日的干部子女，由于父母被打倒，现在成了黑五类，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不予分配。在我们62-7队里，这样的同学有谭维纲、董灏、傅东文，……
　　同学吴爱清找到了我，她被分配到四川省广元市0821基地的885厂，她想和我对换一下。四川广元也是大三线大山沟，不比贵州都匀强到哪去。我想到了赵国珍，她在哈军工，四川广元离哈尔滨比贵州都匀要近一些。
　　“好吧！只要队里同意，我没有意见。”我对吴爱清说。
　　队里很快就同意了，我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广元市0821基地的885厂，而吴爱清同学去了贵州都匀。和我一起被分配到885厂的还有赵立申、张声泉和唐坤国三位同学。
　　毕业分配完毕，学院里给我们发了大学毕业证书。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学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内的第一页是毛主席的像，在毛主席像下方是林彪“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题词。
　　后面一页上是毛主席“努力学习保卫国防”的题词，第三页上是林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题词。大学毕业证用的还是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证的封面，只是在紫色硬皮封面下方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凹体字上，新打上了“哈尔滨工程学院”的钢印。
　　6年多的大学生涯结束了，我就要离开哈军工，我就要离开哈尔滨！
　　尽管经历了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尽管现在的哈军工内是肆意妄为的捍联总，望着即将要离开的校园，回想起六年来的大学生活，我恋恋不舍！

我恋恋不舍的还有赵国珍，在离开哈尔滨之前，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我们举行了婚礼。
　　婚礼很简陋，就在哈军工的90号楼内举行。90号楼在哈军工大门东北方的一个大院内，那里是哈军工干部和教员们的宿舍区。婚礼在赵国珍所住的一间单人宿舍里进行，赵国珍所住的单人宿舍就是新房。在新房里，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成了一张双人床。作为给儿子结婚的礼物，父母给我寄来了两个棉被套，我买了被面和被里，做了两条新被子。赵国珍的父亲是木工，他亲自给我们做了一个大立柜、两个炕柜和一张小圆桌，作为赵国珍结婚的嫁妆。
　　同学和同事们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在这枯燥乏味的文革时期的校园里，我们的婚礼给大家带来了欢乐。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刘苟大、陆家林来了，62-7队的同学谭维纲、唐坤国来了，赵国珍的同事张奎风、吕国华来了。大家帮着布置新房，贴大红的双喜字。
　　婚礼尽管简陋，倒也热热闹闹。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会有一拜天地。双方的父母都不在场，也没有二拜高堂。倒是夫妻双方对拜了，又向宾客们鞠了一个躬。大家吃着喜糖，高高兴兴地闹洞房。
　　在毕业的同学们中，我是第一个结婚的，而且是在学校里，在自己的哈军工里举行的婚礼。在毕业离校前有这么一个开心的时刻，大家闹着笑着，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大学毕业了，分配工作了！同学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哈军工。我虽然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广元市0821基地的885厂，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许多工厂仍处在混乱中。学院通知我到济南军区炮兵农场报到，济南军区炮兵农场在山东省的寿光县。国家要求我们在去所分配的工作单位之前，先到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毕业分配。大学生毕业了，也分配工作了。然而他们却不到所分配的工作单位去，而是去了各种各样的农场。我去了山东省寿光县的济南军区炮兵农场，一些同学去了山东威海的农场，还有的同学去了广东汕头牛田洋的农场。
　　距离到济南军区炮兵农场报到的时间愈来愈近，我必须离开哈尔滨去山东报到。我和赵国珍乘火车离开了哈尔滨，先回到了冷家村。我结婚了，得先让新媳妇见见公婆，见见我的父母。父亲和母亲见我们结了婚回家来，高兴得合不拢嘴。母亲提着一个很大的竹篮子，篮子里盛满了糖块、花生和枣，在冷家村上挨家挨户地送。
　　“建华带着新媳妇回来了！”消息霎时传遍了全村。
　　“新娘子是东北人，高高的个子，长得白净净的，很漂亮！”人们在村里传着。
　　村上的大人和孩子围在冷家大院的西腰门口，挤在冷家大院的南天井里。他们要看一看建华娶回来的新娘子，要看一看来到了冷家村的东北媳妇。
　　在家住了几天，我和赵国珍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冷家村，坐火车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我和赵国珍都是第一次来到上海。我们在上海住了几天，游览了南京路。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南京路的繁华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南京路上的好八连闻名中外。在哈军工的大礼堂里，我看过总政文工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在上海的南京路上走着，我注意地看在南京路上有没有站岗的哨兵。然而我失望了，我没有看到哨兵，我只看到了在十字路口忙碌着的指挥交通的警察。
　　“毕竟，那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我感到了自己的可笑。
　　“你说什么？”赵国珍问。
　　“我在找霓虹灯下的哨兵！”我说。
　　“那是哪年头的事了？”国珍笑话我。
　　我们游览了上海的外滩。站在黄埔江边，浑黄的江水向北流淌，江面上船来船往。极目远望，浦江东岸，农田伸向天际，残破的泥房坐落在田野中。浦西的高楼和浦东的荒凉相映照，是当时上海外滩的真实风景。
　　我们来到上海轮船码头，买了两张上海到大连轮船的船票。
　　大海轮驶出上海，驶出了黄浦江。大海轮驶出了长江，驶向了大海。
　　我第一次乘坐大型的海轮，第一次航行在大海上。周围都是水。蓝色的海水，像碧玉，像翡翠。轮船向前，不远处，海天相接，一条圆形的弧线在天际浮动。一朵朵白云在船顶上飘过，一只只海鸟绕船舷飞翔。
　　面对着无边的大海，我感到了一种宽阔，感到了一种浩渺。我站在船舷，望着远方。
　　远方依然是大海。渐渐地，不变的海景让我失去了开始时的新奇，我的耳边是轰鸣的轮机声。在大海的颠簸下，我的头有些晕。
　　我回到船舱，躺在舱内的地板上。我们没有钱，买的船票是最低等的五等舱。所说的五等舱其实是通舱，大家在一个大舱里，每个人在地板上分一小块面积。地板上铺了一块爇子，有一个小枕，可以躺下。
　　船到大连，我们上了岸。在大连火车站，我给赵国珍买了大连到哈尔滨的火车票。国珍要回哈尔滨了，我送国珍上火车。新婚燕尔，就要离别了。我们泪眼相对，那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难以述说！
　　我送走了赵国珍，返回到大连港。我买了大连到烟台的轮船票，乘轮船到烟台，又从烟台坐火车到潍坊。在潍坊市我找到了济南军区炮兵农场的接待站，向他们报了到。接待站用军用大卡车把我和当时一起报到的同学们拉到了济南军区炮兵农场。
　　济南军区炮兵农场位于山东省寿光县的官台公社，在渤海的莱州湾西侧。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一部分，是一片因黄河入海由泥沙淤积而成的海滩地。因为这里原来是大海，因海水的浸泡，土地的含盐量很高。时入深秋，在无边的荒地上，一片片盐渍泛着白色的光。一条小清河在盐碱滩上流过，向东注入渤海。为了开垦这片盐碱荒地，济南军区炮兵在这里建起了农场。
　　我从炮兵农场接我们的军用大卡车高高的车斗里爬下来，先到的同学们都来欢迎我们。哈军工4系62-7队的赵立申、唐坤国和周涛站在车旁，接过了我的行李，把我带到了宿舍。

在空旷的盐碱滩上，孤零零地建着两排草房，这就是我们的宿舍。在草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草棚。左边的是农场的厨房，右边是大家的厕所。
　　我走进宿舍里。在苫着草的人字形屋顶下，南北各有一排长长的床铺，床铺之间是一条宽不到两尺的过道。
　　唐坤国带着我，循着狭窄的过道，来到了分给我的床铺前。我的床铺在北侧床铺中间偏左的地方。那是一个大的通铺，在我的两边是另外两个同学的铺位。南面也是一个大通铺，隔着过道，我的对面就是另一个同学的铺位。
　　唐坤国的铺位在南面通铺的西头。赵立申被安排在炊事班，所以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的厨房里。
　　放下行李，我到农场的学生连办理了报到手续，学生连给我发了学习用的笔记本和练习簿。来济南军区炮兵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同学有一百多名。同学们有来自哈军工的，有来自清华大学的，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我们一百多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学生连，我被安排在学生连二排五班第8号。济南军区炮兵给我们派了连长和排长。
　　我走出宿舍，走出学生连的茅草房，漫步在一条水渠上。水渠中清澈的水向东流着。这是一条人工挖成的水渠，它从小清河引来淡水，冲洗着一畦畦农场的稻田。
　　原来，盐碱地上是寸草不生的。为了在盐碱滩上种水稻，济南军区的炮兵们将盐碱的土地修成了台田。一块块高高的台田用深沟间隔，深沟再与大沟相连。他们通过水渠引来小清河的淡水，将台田浸泡在水里，以后再通过深沟把田里含有盐碱的水排出。经过反反复复的淡水冲洗，在盐碱滩上，一块块高高的台田变成了生长稻米的良田。
　　我在水渠上慢慢地走着。水渠两岸，成排的白杨树向着远方伸展，看不到尽头。我被战士们的壮举感动。他们改造了渤海边的盐碱荒地，把它变成了稻花飘香的沃土。“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一种豪情在我的心里涌起。
　　一阵北风刮来，水渠边的枯叶被吹起，飞上了天空。紧接着下起了小雨，道路变得泥泞，走起来打滑，我小心地往前走。抬头远眺，北方的天空乌蒙蒙的。
　　北方！我的心头一紧，那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所在的地方，那是我的国珍居住的地方。
　　哈军工！我亲爱的学校！哦！现在应该说，哈军工，我亲爱的母校了！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您，离开您数千里了。哈军工，我的母校，我想您啊！
　　我已经离开了您，我现在来到了山东，来到了渤海边。
　　我想起了赵国珍！自从在大连火车站分别，还不到一天的时间，我觉得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国珍，你还在火车上吗？你到哈尔滨了吗？你好吗？
　　我转过身，太阳从西边的乌云里透出些光来。西边！四川！广元！那是我将要去工作的地方。现在我在盐碱滩上，在山东寿光县的农场上。我要在炮兵农场种地，接受再教育。这种地要种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去四川广元呢？
　　我困惑起来！据说四川省的广元市在嘉陵江边，川北的嘉陵江边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山。山很高吗？山很险吗？山可攀登吗？我的心似乎飞到了川北深山里的嘉陵江边。
　　小雨渐渐地停了。我小心翼翼地往回走，往茅草盖顶的学生连的宿舍走。拐过了前面水渠上的一座小桥，我转到了朝着南面的方向，学生连的宿舍就在前面，草房屋顶上的苫草在北风中抖动着。
　　南方天际，天空是那样地明净，没有受到北边乌云的影响。
　　南方，那是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江南的水乡。在那里，河湖纵横；在那里，阡陌成行；在那里，鱼蟹欢跃；在那里，稻米飘香。我在家乡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我在九曲河里戏水，我在嘉山上割草，我在田埂上放牛，我在月光下割稻。
　　水田！秧苗！我环顾四野，盐碱滩上一望无际的稻田映入了我的眼帘。这里不就是水乡么？
　　我来自江南的水乡，如今我来到了山东的水乡。水乡！多么地似曾相识。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又回到了水乡，我又回到了农田！
　　什么“上大学” ！什么“攻尖端” ！什么“当军官” ！这一切似乎都很远很远了，我又回到了田间！妈妈！您的儿子来了，您的儿子种地来了！
　　但是，这里不是冷家村，这里是山东，这里是渤海边，这里是盐碱滩！
　　在我的心里，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激情，我想起了岳飞慷慨激昂的《满江红》：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我填了一首《满江红》词：
　　“莱州湾畔，盐碱滩，北风扫残。细雨飞，地泞路滑，渠杨抖战。北国千里山东地，嘉陵江边可登山？二十年，拼搏今方得，脱羁绊！”
　　“嘉山坡，割荒草。九曲河，逐浪涛。红旗舞，喜看神州破晓。田埂散顾农社牛，月下群收万顷稻。俱往矣。鲁北荒沙处，有故道！”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的大学在东北，我的大学在远方，我的大学生涯已经结束了！
　　我所熟悉的田野在我的面前伸展着。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未来又将是什么？我感到迷茫！
　　前面等待着我的也是大学！未来等待着我的也是大学，那些才是我真真的大学！课堂上的大学远去了，现实的大学正在向我走来。
　　我将要走进这个崭新的大学，我已经走进了这个崭新的大学！我要在这个新的大学里学习，我要在这个新的大学里拚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奋力而向前！

感谢

　　回忆录《我的大学》到此结束。衷心感谢各位读者的关爱！

　　我忘不了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时代！

　　那是生气勃勃的时代！
　　那是精彩纷呈的时代！
　　那是暴风骤雨的时代！
　　那是毛泽东时代！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时代！

　　我以本书献给我可爱的家乡！
　　我以本书献给我可敬的母校 —
　　江苏省丹阳县时代小学！
　　江苏省武进县孟城中学！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我以本书献给我亲爱的母亲！

　　作者 201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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