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金水桥畔
经过半年的农村社教,我们返回了文庙街,回到了哈军工,回到了半年没有住的57号楼宿舍。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洗衣服。我从开水房打回来一大盆开水,将衬衣和裤衩放在开水里烫。我将棉衣脱下,仔细地查找藏在衣缝里的虱子。
同学们互相理发。理发推子从后脖梗开始向上推,一个个同学都推成了平头。不!不是平头!是光头!因为头发里也是虱子藏身的地方。
新的学期开始了。这是一九六六年,是我大学生活的第八个学期。由于上学期参加了巴彦县的社教,整个学期没有上课,这学期还是上第七学期的课。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集体转业,不再属于军队序列,改变成了地方院校。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从刘居英院长到学员和战士,全部都摘下了红领章和红帽徽。学院成了地方院校,我们从军队退伍,由军人变成了老百姓。
要离开军队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三月三十一日,在摘下红领章和红帽徽前,我们4系62-7队全队的一百多名同学在一起照了一张集体相,我们62-412班的27名同学也在一起照了一张班级的集体相,指导员佟凤珠、队长赵九余和一些教员参加了我们的合影。
哈军工给我们发了一个退伍军人证明书。证明书上有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题词,有国防部长林彪的签名。我们退伍了,我们已是地道的老百姓!
我们难舍军营的生活,我们难舍鲜艳的红领章。来到哈军工,我们接受的是一辈子献身国防,当一辈子兵的教育。可是现在,我们不再是军人!
一个星期天,我从宿舍57号楼旁边的小门走出,漫无目标地沿着一曼街往西走。在哈军工的大门口,我遇到了省常中的同班同学丁伯南。
“上哪去?”他问。
“没有目标,只是闷得慌,想走走。”我说。
我看了看丁伯南。他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戴着军帽。可是,军装上没有红领章,军帽上没有红帽徽。
“我们都不是兵了!”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沿大门向北,在宣桥街上慢慢地走着,我们拐上了大直街。
我们沿着大直街往东走,大街左面是哈尔滨的极乐寺,极乐寺的大门关着。
“这里还有一座寺庙?” 丁伯南有些惊讶。
“是的。这里是极乐寺。”我说:“2系的宿舍在大里面,你们不常出来。不像我们4系,宿舍紧靠着大街。”
前面已经是大直街的尽头。在大直街的尽头有一个公园,叫文化公园,我们径直走了进去。
公园里没有人,冬天的雪都融化了,露出了枯黄的杂草。旁边是苏军烈士墓,一座座墓碑无声地矗立着。
哈尔滨文化公园的荒凉和破败让我们想起了常州的红梅公园。
“公园怎么都这个模样?”我说。
“游园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大家都不来,公园自然就荒废了。”丁伯南说。
尽管不再是军人,哈军工仍然是大学,我们仍然是大学生。军队的作风不能变,每天上课下课,我们依然队列整齐,歌声嘹亮!
四年级的课程有《微波原理和天线》、《脉冲电路》、《电机原理》等等。我们一直学的是电子管,各种电路也都是电子管的。上《脉冲电路》课的教员在课堂上说,现在世界上都已经大量地应用了晶体管。晶体管体积小,耗电省,是电子器件未来的方向。
教员在课堂上给我们发了一些有关晶体管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用腊纸刻了后油印的。
课后,我把教员课堂上发的资料打开。密密的绢秀的字,刻得非常工整。一幅幅插图,琳琅满目。
我看了下去,可是我看不懂!电子管说的是灯丝、阴极、阳极,说的是电子从阴极飞到阳极。可是,教员发的资料说的是什么半导体,什么PN结,什么发射极、集电极。
上了近四年的大学,学习了许多课程。从俄语到金属工艺学,从物理到电磁场理论,我门门课程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我觉得自己学习了很多的东西,我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许多!
可是,那都是跟着教员学的,那都是听着课学的!我还从来没有自己去自学过什么。
翻看着教员在课堂上发的晶体管的资料,我忽然明白了:我学得还很少,我的知识还很少,尤其是,我的自学能力很差!
我大学四年级了,我还不会自学。一个不会自己看资料,不会自己获取知识的大学生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我下决心继续看下去,我到文庙里的哈军工图书馆查阅,我与班里的同学们切磋,我找教员请教,……。在我的眼前,薄雾逐渐消散。晶体管,这种全新的电子器件,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
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获得了新知识的喜悦。不久,报纸报道了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的消息。这台编号为441B的晶体管计算机是哈军工研制成功的,是哈军工计算机系研制成功的。
哈军工研制成功了晶体管计算机!高兴之余,我也感到困惑。学院研制出了晶体管计算机,可我们一直学的还是电子管!
我感到了课程所学的不足,我要自己去学!
我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是自学的一生。在大学里我学的是俄语,大学毕业后,我自学了日语,自学了英语。
在哈军工我最终所学的是雷达专业。大学毕业后,我自学了计算机,自学了通信专业,自学了信息处理专业。
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的农村搞了半年社教,回到学院里,大家都很珍惜每天的上课学习。哈军工的集体转业极大地冲击了同学们的情绪,但由于学院的整体架构没有变化,这种冲击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大家回到了紧张的学习之中。
可是,在平静的校园外,在全国,政治气氛变得愈来愈紧张。从评《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席卷而来!
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的校长陆平。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北大的大字报迅速在哈军工掀起了波涛。六月三日,在学院办公楼墙上贴出了哈军工内的第一批大字报,大字报直指院长刘居英。
“刘居英!你和陆平什么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刘居英院长和北大校长陆平是亲兄弟,刘居英院长是北大校长陆平的亲弟弟。
一时间,学院里的大字报多了起来,矛头都是指向院长刘居英的。
“黑帮分子刘居英要老实交待!”
学院里的大字报大多是些口号,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在课间,同学们纷纷聚在大字报前,大家都很困惑,小声地议论着。
六月五日,一批新的大字报贴了出来。不过,这批大字报不是针对院长刘居英,而是针对前面那批大字报的。
“XXX攻击院领导,是攻击党,是反革命的行为!”
“坚决保卫院党委,坚决反击学院内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
这批大字报数量很多,来势凶猛,办公楼和各个教学楼前都贴满了。
课闲时间,大字报吸引了大批的教员和同学。大家看着,议论着。一位教员一边看一边说:“看来,这又是一场反右斗争。”
另一位干部模样的人点着头说:“是的。又一场反右斗争开始了,五七年就是这样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才过去了九年,人们都记忆犹新。那时候,我在江苏省武进县孟城中学上初中。我记得在孟城中学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当时,十三岁的我还不是很明白。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乱哄哄的议论。不久,有的人当了右派。
我慢慢地走着,看着一张张的大字报。新贴出来的大字报都是反击前一批大字报的。为了与前一批针对刘居英院长和院领导的大字报区别,新的大字报称前一批大字报为甲派的大字报,称后一批大字报为乙派的大字报。
我的头脑里呈现出了九年前孟城中学的情景。这是又一场反右吗?我还是不大明白。
我回到教室。教室里,同学们议论得很热烈。
“甲派大字报根据北大校长陆平有问题就说刘院长有问题,我不赞成!”一个同学说。
“陆平是刘院长的哥哥!”吴峰风同学说。
“陆平是刘院长的哥哥!”大家都很惊讶。许多同学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刘院长姓刘,他的哥哥怎么姓陆?”一个同学不解地问。
“陆平原来姓刘,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改了姓名!” 吴峰风说。
“怪不得!陆平一出问题,就有人贴刘院长的大字报。”另一个同学说。
“因为陆平有问题就说刘院长也有问题,我不赞成!”刘振武同学说。刘振武是班里的党员,说话历来很慎重。
“我也不赞成!”62-412班里的另一个党员南鸿昌说:“因为是兄弟就受牵连是形而上学的,没有根据。”
南鸿昌停顿了一下,见大家都看着他,继续说:“但我也不赞同乙派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六月一日的社论说得很清楚,要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们学院有人贴了刘院长的大字报就说是反党,这不符合社论的精神!”
“有的单位已经开了批判会,对甲派进行了批判。有的甲派还作了检讨,甚至弄得痛哭流涕的。” 一个同学说。
“这种做法就过分了!” 南鸿昌说:“我们没写大字报,我们不是甲派,也不是乙派。我们反对甲派大字报没有根据的猜疑,也反对乙派大字报乱扣大帽子”
对南鸿昌的观点,大家都表示赞同。经过讨论,我们写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反对两个极端》。我们的大字报张贴在51号楼的楼口。
《反对两个极端》的大字报既反对甲派没有根据的猜疑,也反对乙派乱扣大帽子。在乙派大张旗鼓地批判甲派的纷围里,这张大字报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没过几天,学院里的甲派已被彻底打垮。除了甲派的人员在本单位不断地接受批判,不断地检讨外,哈军工已是乙派大字报的天下。
乙派没有了对手,有些人突然发现了我们《反对两个极端》的大字报。六月七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猛烈地向着我们扑来。
“坚决批判《反对两个极端》大字报的调和立场!”
“《反对两个极端》大字报的立场站歪了!”
“《反对两个极端》的大字报表面中立,实际上是站在甲派的立场上,反对院党委!”
一时间,全院的大字报都向着我们压了过来。开始时贴在51号楼的楼口,贴在我们大字报的旁边。后来大字报贴到了41号楼的楼口,因为我们的教室在41号楼的三楼上。以后,大字报贴到了我们教室的门外。在教室外走廊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反对我们的大字报。
情况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原来我们不过想说句公道话,结果全院的矛头都指向了我们,我们成了众矢之的!
气氛愈来愈紧张了,我们坐在3楼的教室里,有的同学神情有些沮丧。
“我们不过说了个公道话,弄得全院都冲着我们来了。”一个同学说。
“甲派已经垮了,乙派们失去了目标,他们就冲着我们来了!”张德诚同学说。
“他们也太过分了!”刘振武说:“人民日报六月一日的社论要求大家目标指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学院的目标竟向着我们来了!”
有的同学拿过来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报纸头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题特别醒目。
“我们学院前几年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教育路线。”一个从61级留级下来的同学说:“我们61级的同学都是由各个单位保送来的。这些同学们思想好,素质高。但由于没有经过高考,同学们的学习基础参次不齐。”
“是的。”另一个同学点头说:“对61级的同学,应该因材施教。可是学院执行了教育部错误的教育路线,用‘多重死’的教学来卡我们。在62年通过考试,强使61的同学留级了一千多名!”
这个同学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在他的眼里,分明闪出了泪花。大家都沉默了。
尽管我是62年入学的,由于班里有许多61年入学的同学,几年来,对61级同学的遭遇,我是非常同情的。62年夏,61级有一千多名同学留级。在留级的同学中,有些同学学习仍然跟不上,最后作了退学处理。我们班有一个叫杨世贤的同学就被退学了。
在杨世贤同学离开时,我把我的黄军被给了他,他把他的黄军被留给了我。他的军被已经旧了,我的要新一点。
“我的被子要新一点,你拿去吧,做个纪念!”我说。
“我的被子都旧了!” 杨世贤说。
“你离开军队了,我以后还会发新的!”我说。
后来,哈军工集体转业了,没有也不可能再发新军被。我一直盖着杨世贤的军被,不时地想起那些退了学的同学们。
我想到了杨世贤。我打破了沉默说:“还有不少同学被退学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一个同学说:“六一社论说要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我们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材料。”
“我们要写大字报,把这些公布出来,以回答他们的大字报。”一个同学说。
大家都赞成。大字报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六一社论,强调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摆事实,揭露学院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用61级同学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事实说话。
“我建议在大字报的前面,贴上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个同学说。
“对!就把报纸上的社论剪下来贴在大字报上。”另一个同学说。
第二天,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的早晨,我起床后到大操场上跑步。我刚跑到51号楼的楼口,张德诚拦住了我。
“冷建华,大字报贴出来了,你快去签字!”他说。
“这么快!”我有些疑惑。
“昨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干了个通宵,一大早就把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
我跑到楼口。楼门前有一个木架子,架子上放着一块黑板,我们的大字报就张贴在黑板上。
大字报用两张2尺见方的白纸写成,左边一张的上部贴着人民日报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剪报。其余部分如同我们在昨天所讨论的那样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六一社论,强调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摆事实,揭露学院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在右边白纸的下部,已经有许多同学签了名。我拿起毛笔,在墨汁瓶里蘸了墨,准备签名。
大字报是横着写的,一行一行,工整的毛笔字刚正遒劲。下面同学所签的名字是竖着写的,从左到右,上下签了两行。我往右边一看,姓名已签到纸的最右边。我往底下看,第二行签名也已经紧挨了纸边。
后面已经没有了签名的空间。我往旁边一看,由于没有了地方,一个同学将名字斜着签在了两排名字右上方的空白处。
我举起笔,准备在那个同学的旁边签名。
“不要签在那里”一个同学说:“签在那里会影响大字报的内容!”
我看了看,这个同学说得很对。大字报的书写整齐工整,那个同学的签名已经对正文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没有地方签名!我举着毛笔的手放了下来。
“签在最前面!”一个同学建议。
我往前看了看,签名的前面还有空间。签在最前面?我犹豫了。
康宝华同学过来了,他也是来签名的。
“怎么不签?”他问。
我用下巴向签名处努了一下,康宝华一看也明白了。
“没地方就签在最前面!” 康宝华说:“后面来的人就从后往前签。”
我想,后面还会有同学来签名,立即下了决心,在上一排签名的最前面签下了我的名字。康宝华在我签名的下方签了名,这是下一排签名的最前面。
遗憾的是,后面再也没有来签名的同学。大字报一共有十九位同学签了名,我签在第一的位置。在以后的各种活动中,这份大字报一直被称为“冷建华等十九人大字报”。阴差阳错,我成了大字报的领头人。其实大字报既不是我起草也不是我抄写的,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大字报贴出来了,大字报的旁边围满了晨练的同学。大家默默地看着大字报,没有人说话。自六月一日以来,哈军工的大字报,先是甲派,后来是乙派。甲派由于“攻击院领导”遭到了猛烈的围攻,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军工院内,已经是乙派的天下。
我们的大字报分明是甲派的大字报!只是与前些日子甲派口号式的大字报不同,我们的大字报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基础,以哈军工61级的遭遇为依据,对学院的教育路线进行了批判。大字报紧跟党中央的部署,摆事实,讲道理,论题明确,论据清楚。
与近乎鋪天盖地的批判我们的《反对两个极端》的大字报相比,非常奇怪的是,学院里没有贴出一张反对我们的大字报。也没有支持我们的大字报,而且,来看大字报的人也愈来愈少了!
学院里一片平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没有过甲派,没有过乙派,也似乎没有过大字报!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份“冷建华等十九人大字报”被称为哈军工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过去快四十年了,当时的我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然而现在,我是文化大革命坚定的否定者。
然而,对这一张大字报,是耶?非耶?至今我的心情依旧是复杂的!
哈军工恢复了宁静。校园里,上课下课,作业考试,一派学习气象。
然而,哈军工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北京出现了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到了全国。八月八日,毛主席穿着戴有红领章和红帽徽的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蔓延到了哈尔滨,蔓延到了哈军工!哈军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们的组织叫“红色造反团”,另外一派组织了“八八红旗战斗团”,还有人组织了“东方红战斗队”。
哈军工里,到处是大字报,矛头指向学院领导。学院已不再是学习的殿堂,到处的辩论会,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到处是吵吵嚷嚷的声音。
学院的领导受到了批斗,哈军工瘫痪了。八月底,新的学期开始。然而,新的学期没有出现!
一九六六年夏,中国大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学没有招新生,中学没有招新生,小学没有招新生。
我的大弟弟冷建明,当年是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的毕业生。由于大学不招生,他永远地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实,不仅是我的弟弟,在全国,几十万高中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学生和小学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国大陆的所有学校都停了课,而且一停就是好多年。
文化大革命!一场文化的浩劫!
哈军工新的学期没有出现,学院里不再上课。一天上午,我在哈军工的21号楼看大字报,王焕新走了过来。王焕新是我省常中的高中同学,到哈军工后,他被分配到火箭工程系学习,21号楼是他们的教学楼。
“看大字报?”他和我打招呼。
“看大字报!”我说:“现在不上课,无所事事,看看大字报吧!”
“绝大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六二年‘泻大肚子的事’。” 王焕新说。
我点点头。“泻大肚子”指的是61级大规模被留级的事情。
“61级的同学真是很惨!” 王焕新说:“一下子就留级了一千多。怪不得六二年哈军工才招600名新生,原来有这么多同学要留级。”
周围突然乱了起来。我们抬头一看,有一群人把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押了过来,推推搡搡地带到了21号楼的楼口。这个人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的高高的纸帽,胸前挂着一个大纸牌,纸牌上写着走资派三个大字。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人高呼口号。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围的人也一起跟着呼口号。
我不认识这个干部,王焕新也不认识,我们站在旁边看着。
批斗会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批斗会。这个走资派弯着腰,站在21号楼口的平台上。
有几个人在台上发言。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学院训练部的一个干部,六二年的“泻大肚子”,他是策划的人员之一。
人们的发言愈来愈激烈。有一个六五级的学员愤怒了,他解下自己的军用腰带,猛地向着这位干部打去。这位干部向后退了一步,腰带落了空,没有打着。
“不准打人!”我旁边有人喊了一声。
“不准打人!”又有几个声音喊。
这个同学向台阶下看了看,喊了一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见没有人响应,他收起腰带,悻悻地退到了旁边。
学院里掀起了批斗的高潮,各种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戴高帽的,挂牌的,游街的,被腰带打的,大字报反倒显得过于“温良恭谦让”了。
紧跟着批斗会,一场破四旧的大潮袭来,哈尔滨秋林商店附近的的喇嘛台和文化公园附近的极乐寺都被砸毁了。
开始了革命大串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革命,我们不仅要在哈军工革走资派的命,不仅要在哈尔滨革走资派的命,我们还要到全国去,去宣传文化大革命,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全国人民起来革命。
我们要到全国去,为此,我们组织了一个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南鸿昌、张正、鲍靖寰、孙景夏、林天一、卢润荣、梁惠书、康宝华、刘志民、郭耀林、吴爱清等十一个人,南鸿昌是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
临行前,我们油印了许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纸片带在身上。白纸片长约5厘米,宽约3厘米,上面印着毛主席语录。
九月二十八日,我们在哈尔滨火车站乘坐火车去北京,火车是免票的。其实当时在全国红卫兵乘火车坐汽车都是免费的,在红卫兵接待站住宿免费,吃饭免费。这种情形,现在的年青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当时确实是这样。
在北京,我们住在北京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接待站里。说是红卫兵接待站,其实就是教室。全国来北京的红卫兵太多了,没有那么多的旅馆接待。晚上我们就睡在师范学院的教室里。文化革命,不上课了。把教室里的几张课桌一拼,就是一张床,我们就在课桌上睡。吃饭到学生食堂去,随便吃。
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早晨4点钟就起床了。北京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接待站组织我们参加国庆游行,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排队站在东单附近的一条街上,要见到毛主席了,大家都非常激动。
检阅开始了,队伍向前移动着,我们跟着队伍走到了长安街上。宽阔的长安街,整齐的队伍,前看不到头,后看不见尾。
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向着天安门城楼前行。
到了!到了!我们走到了金水桥畔。远远地,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我们看见了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掩盖了一切其它的声响。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我一遍遍地喊着,不知道喊了多少遍。
后面的人在向前推,渐渐地,我们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大家依旧回头望着,大声地喊着。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我见到了毛主席!这一天,我永远记得。
十月一日以后,我们走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的高等院校,了解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去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去了王府井大街,去了颐和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美丽的首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十月六日,在北京的全国各个军事院校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集合,叶剑英元帅给我们作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我这一生,听过两次元帅作报告。一次是一九六三年陈毅元帅在哈军工的大操场上给我们作报告,再一次就是叶剑英元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给我们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叶剑英元帅给我们讲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讲到林副主席的身体已经好了,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报告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杨成武总参谋长主持了会议。
在会议的过程中,大家不断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但是毛主席没有来。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我们要离开北京了。在天安门见到了毛主席,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大家非常兴奋。经过讨论,一致的意见是要到江西瑞金去。瑞金是红色首都,我们要到红都去学习红军的革命精神。
我们计划先去武汉,再到南昌,然后去瑞金。在北京,我们碰到了三个女中学生,她们听说我们要去瑞金,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由于我们哈军工的十二个人中,吴爱清是惟一的女生,有三个女中学生,刚好和吴爱清做伴。因此决定让她们和我们一起走。这三个北京的女中学生分别是殷继红、车玲和王芸。
我们乘火车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到了九江,在九江我们登上了庐山。庐山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可我们上庐山,不是去游览,也不是去观光,而是要去庐山的仙人洞。因为毛主席有一首诗写到了仙人洞:“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要去庐山,我们要去仙人洞,我们要登那有着无限风光的险峰!
我们登上了庐山,来到了仙人洞。实际上,仙人洞并不是一个很深的岩洞。所谓的仙人洞只是一个崖壁,崖壁下向里凹进去了一块。
我们有些失望。回头一看,仙人洞旁,有一块巨石伸向崖外,巨石上篆刻着“纵览云飞”四个大字。在巨石的旁边,生长着一棵不大的松树,有一些人在巨石上照相。
我走了过去,小心地攀上巨石。我用手抓住松树,探头往下望。底下是山谷,足有几百米深。
我们十五个人在仙人洞的巨石上照了一张集体相。这是我们一路上惟一的一张照片,现在依然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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