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纪事----浩劫中的母校和老三届(三)
郑梦彪
三、狂潮乱象
5月盛开的凤凰花,到了8月就调零了,校园一地落英,几个月前红艳艳的花瓣成了一地暗红血色。停课了,工作组撤了。高中部学生继续留校,初中部每班留校3-5名学生继续参加母校的文化革命,并且根据运动的态势,随时通知同学回校。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毛泽东身穿军装,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一个民族的十年狂热从这一天聚集,一个民族十年的空前浩劫也从这一天汇集。红卫兵身穿绿军装,皮带束腰,左袖佩戴毛体“红卫兵”袖章的形象风靡大江南北。“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红太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响彻云天。
母校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官方”的,即由学校“文革领导小组”指定约50余名出身于“红五类” (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家庭子女成立养正中学红卫兵组织,谓之“人民中学红卫兵”(文革初期,在“破四旧”运动中,母校易名“人民中学”)。,其袖章是红底黄色。高20组陈永兴担任这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我班女同学王美华女士有幸在成立大会上第一个发言。最近,我和她提起这事。她说:“发言时很很激动,喊口号喊得嗓子都嘶哑了。”这50余名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小将确实了得。在安海镇区砸庙宇,毁石碑、焚毁族谱、“封资修”书籍和字帖书画,随意抄搜查认为“有问题”的家庭,动辄对“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肆意谩骂鞭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是他们对“黑五类”子女的口头禅。叱咤风云的母校首批红卫兵真风光洒脱了,杀向社会,一声令下,即纠集一大片喝彩百姓,还不是红卫兵的学生虽有嘀咕,但说句实话,期待加入红卫兵组织者趋之如骛。譬如我也想加入红卫兵组织,但是因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没有一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敢要我。我可能是母校唯一个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的学生。
1966年8月24日,厦门八中红卫兵爆发揪斗原省教育厅厅长,省委书记叶飞妻子王于畊事件。这个事件开创了我省文革揪斗省级“走资派”之先河。8月27日下午4点左右厦门八中一群学生路过安海,在母校图书馆前操场略作休息,并散发宣传单。5点时分,厦门市委派几部大卡车抵达母校操场,因诸事商量不果,厦八中学生一边喊口号,径往泉安公路奔去(此处疑似有误。据了解,厦门八中302名学生及12名该校工作组成员在8月24已经到了福州)。6点左右,同安二中一群学生也到母校操场。有几个高中部学长砸破学校电话室窗口玻璃,叩响麦克风,通知学生到校集中,到福州揪斗王于畊,批判王于畊在新中国解放17年来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随即,学生赶去安海广播站,嘶声力竭地播放这一通知。不一会儿,百多名学生在母校操场集结,其时群情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昂。当晚八点,母校老三届学生上路。晋江县委派出三部客车在灵水等候学生,并把学生送到泉州客运站、高中部学生有人呛声高喊,“我们要学厦门八中和同安二中步行干革命”。这天晚上,百余名学生在汽车站的客车里睡觉。8月28日上午,李宁川老师要求晋江地区行署派车送学生到福州。行署领导同意送学生回校,不同意学生上福州。闻讯后,顿时在学生中爆发一阵阵声讨声。傍晚,学生步行上福厦公路,到了泉州华侨大学囫囵吃个晚饭。8月29日凌,一行人到了惠安一中操场。惠安县长马三聘赶到。他苦口婆心地说,情况不明,不能盲动行事。不能受蒙蔽,不能上福州。当场,几个高中部的学生向前和马三聘展开辩论,无果。10点左右,继续上路。到了枫亭,近20名初中部学生大气嘘喘,脸色苍白,走不动了。经过和晋江方面联系,晋江县委派两部一部客车到枫亭,把实在不能支撑的30—40名学生送回安海。晋江县委恐生意外,再次派出4部客车,把步行到郊尾的学生送到福州。(如上由57组2班曾鸿模先生提供)晚上,之前在福州参加批判王于畊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王振华副校长和许自明老师、何伯煊老师到省农学院探望参加“8·29”运动的母校三届生,并劝说学生返校。夜已深了,学生革命激情未减,高20组侯全胜、黄旭晁、曾智良和高21组颜纯钩共同执笔疾书《告安海人民书》和《告安海人民中学书》。曾智良找来钢板、钢笔、蜡纸和油印机、在天亮时分,他完成这两份通告的印刷,并郑重地交给高20组黄国泰先生捎回安海广为散发。8月31日,大部分的学生返回安海,侯全胜、黄旭晁、曾智良、苏德良、颜纯钩、张世源等28人继续留在福州参加“8·29”事件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9月10日左右,侯全胜、黄旭晁、曾智良等28名学生返校后,即被人民中学“文革领导小组”打入另册。(如上由高20组侯全胜先生提供)
“8·29”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成为“人民中学红卫兵”和前往福州参加“8·29”运动的学生之间争论的焦点。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双方越辩越纠缠,越辩越难解,两派学生的对立情绪愈发严重,愈发不可调和,在辩论中,屡屡发生严重的肌体冲突。现在想起两派学生因“8·29”的观点不一而口沫飞溅和血流满面的场景,真个令人忍俊不禁。不久,以林水源、侯全胜、黄旭晁、曾智良、苏德良、颜纯钩、张世源等人成立了“人民中学造反独立大队”和“人民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其红卫兵袖章是红底黑字,以此区别于“人民中学红卫兵”袖章的红底黑字。文革运动烽火燎原,母校“文革领导小组”驾驭不了母校文革运动,在1966年9月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人民中学红卫兵”也易名为“人民中学红色造反总部”。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简称为“人中8·29”和“人中红色”。根据侯全胜先生和高20组许振鸿先生回忆,“人民中学造反独立大队”和“人民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的那天,高21组颜纯钩先生打着大鼓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8·29”运动在文革初期闻名全国。2000年,著名的厦门老三届知青作家,学者谢春池先生对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做过全面细致的调查和考证。诸君如有兴趣可阅读其《最后的母校》。在这里,我转述谢氏的两点结论:一、“8·29运动”是由进驻厦门八中工作队队长张同伦和张安定两人共同策划的。这个文革工作队前身是福建省委直接派出的社教工作队。二、把参加“8·29”运动的老三届描绘成暴徒式的群体是有失公允的。
母校凤凰树花讯,秋季如约而来,花期却匆匆,满地的落花,层层相叠,风雨过后,花瓣成泥,一地血色不知要洇向哪里。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让革命师生代表免费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意味着母校师生代表很快就能见到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了。组织学生在国庆前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检阅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所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个时间是在9月上旬。进京的条件一是“红五类”子女;二是初中部“十选一”,高中部“五选一”,计200名左右。
曾鸿模先生记忆很好,他向我介绍当时的情况。他是初57组2班班长。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授意下,班主任陈江海老师、学生曾鸿模、李明安、颜呈灿和高锦华入选。上京师生于9月18日到校集中,并自带棉被。9月19日中午,第一批100名上京的学生每个学生领到10个馒头、1斤苏打饼和10个面包。9月20日上午8时,安海通用厂和安海搬运公司工人代表一路敲锣打鼓放鞭炮,欢送师生往北朝拜毛泽东。9月23日,抵北京后。京城接待站用公共汽车把师生代表带到天安门时,师生们急不可待,夺开车门。以城楼上伟大领袖大幅相片合影是多么幸福!学生们或情不自禁,或歇斯底里地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当晚,师生们住在北京百万庄大礼堂。9月22日,学校的第二批百名进京师生代表也抵达京城,住煤炭工业部大礼堂。当晚高21组2班李天乙到了百万庄和我们会合。晚上,带队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决定由高20组陈元龙住中南海三天,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前,直接上天安门观礼台。李天乙也荣幸地获得上观礼台的一个名额。24日,休息。25日至30日,训练队形。18人为一排,5排一个方队。母校师生刚好够上两个方队。30日晚上,师生代表,每人领到1斤北京白梨,3粒鸡蛋和3个黑馍馍。之后大卡车把师生代表送到东长安街。10月1日10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在雄伟的《东方红》的乐曲中,红卫兵的红司令、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如狂飙,似巨浪,壮阔了天安门广场,震撼了三山五岳、师生们象中邪一样,象抽风一样,不停地挥动手上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列队通过天安门城楼了!看到了身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了。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话儿要对你说啊!看到了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了,看到了刘少奇主席了!可惜,没看到周总理!跳啊跳,喊啊喊,不停地舞之蹈之。虽然整个队形乱了,但是不乱的是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节奏,不变的是忠于毛主席的颗颗红心!印象极深的是满地尽是丢失的单脚鞋。据说,装了3部大卡车。10月10日,这批进京的老三届回母校了。
曾鸿模先生忘记回校时是否受到热烈迎接,毕竟整整过去47年了。但是曾先生肯定地说,在上北京之前或之后,这批师生以办公室和凤凰树为背景拍了一张团体照。不过,在冲洗中,不慎曝片。
我冷不防一问:“凤凰树叶调零了吗?”
曾鸿模先生一怔,陷入沉思,他喃喃道:“仅剩横横纵纵的枝条,不好兆头啊!。”看来,母校凤凰树不愿意留下老三届接受毛泽东检阅的这一昙花时刻。
不过,老三届学生不管凤凰树记忆与否,也不管1966年秋风萧瑟,纷纷成立诸如“真如铁”、“打铁店”、“10·18”、“千钧棒”、“红心”、“红旗”、“未名社”“驱虎豹”、“鬼见愁”、“险峰”、“血战到底”“云水怒”、“虎山行”、还有什么“反修司令部”、“8·28公社”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仔细收录,估计这些如雨后烂笋,也象凤凰树下的毒菇一样的红卫兵组织之冠名可以辑编一本厚厚的“辞条”典籍。学校两派的阵营分明,一派“8·29”派。另一派是“红色”派。“8·29”派旗帜鲜明,颇有几分“造反者”色彩。“红色”派系的宗旨较为羞涩。“八”派在母校,在安海镇区具有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导致“红派”在1967年10月撤离安海镇区,而固守六角亭这一泉安路的交通要塞。1967年初,我获知工作组整我的“黑材料”被“人中8·29”一个冠名“红旗”的造反组织焚之一炬。“红旗”战斗队还为此发了一份声明。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红期”战斗队成员是高21组1斑颜纯钧先生先生、郭英权先生、黄锦标先生、颜瑞仁先生、王淑惠女士、黄婷婷女士等。在这里,我谢谢您们了!
母校学生造反组织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即对立两派的“学生领袖”基本是高20组和21组的“尖子学生”。母校一代佼佼者之青春如此随意扬弃实在令人惋惜。但是,此时“造反有理”正在老三届血管里流淌着。更何况他们的行动受到红司令毛泽东的褒扬,即“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既然如斯,义无反顾了。母校红卫兵汇入全国革命小将的“大串联”的狂潮中;及时转发全国各地的文革信息;在繁华的下墟巷“三角窗”地段架起两派对垒的高音喇叭;一夜之间,两派的大字报一占半条三里街。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要求在全国开展“总攻击”。刹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思潮。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1月5日篡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即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随即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之后,使得两派之间的争斗更为剑拔弩张,不断地向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走向发展。更加剧了全国大规模的动乱局面。母校对立两派的矛盾也因此水火不相容。当年安海发生的“3·17”夺权反夺权事件(学校归侨英语教师陈海顺因拍摄夺权照片,被抓,并游斗,真冤!)、当年6月4日,“8·29”派系学生在保健院周遭静坐。两派相互抄家抓人以及“7·27”两派学生组织攻守母校原初三年级教学楼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为了夺权反夺权,晋江区域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及各种因历次运动的后遗症,不断地影响和渗透到工人、农民的“革命组织”和红卫兵造反组织之中。凡是经历过文革风风雨雨的老三届见证了政治的残酷与血腥。母校两派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就是政治漩涡里的牺牲品,祭坛上的烟灰纸屑。
1967年7月27日,学生中对立两派攻守母校原初三年级教学楼,之所以造成伤亡血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母校的武斗中,出现非学生其它“革命组织”。初56组学生郑昕垣因拨弄枪机,不慎走火,付出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郑昕垣是我的石井郑氏本家,印象中,他长得很英俊,聪颖机灵。如果他不死,今年也是花甲人了。当年郑昕垣的墓茔就在安海纪念碑后面,路过时,一阵悲鸣无端地袭来。后来,他的墓茔被迁走,几年后,我路过这个位置时,依旧嘘唏,依旧感喟。因派性因武斗的死者最大的不幸是身后得不到安息,或被抬尸示威,或在死者身上覆盖派性战旗,既供“战友”吊唁,也为自己壮行。当年安海镇区百姓人家因武斗而死的人,在其送葬队中,没有安海著名人士“聋阿碰”挑着“神篮担”走在前面,也没有姓氏衍派引导的青红灯和经幡,更没有族亲、邻人、朋友和同学相伴走一程。这是何等的悲哀!叩地问天,魂兮归来否?
1968年5月12日,两派武工队争夺安海医院制高点是安海文革中最激烈的武斗事件,有二男(黄鸿辉和许昔与)一女(张秀美)殉命,而他们身上均无携带武器。母校职工许昔与最为不幸,他是在医院石条围墙外窥视时被击毙的。45年后,当年点燃炸药包导火线炸开安海医院大楼左侧大门的柯达生先生向我讲述硝烟弥漫的情景,让我感受到惨烈的场面。
我问柯先生:“是你自己扑上去的?”
柯先生回话:“有人‘褒啰嗦’我机灵,身手敏捷,我就上了!”
我问:“那时你几岁?”
柯先生说:“16岁呀!”
我起身,痛斥他:“你真傻!”
柯先生笑着说:“当年谁不傻?”
听了柯先生这话,我心头隐隐作痛,几滴的眼泪湿了我的采访札记。后来,我走访很多人谈“5·12”事件,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一事件上,两派的学生造反组织不是这场武斗的策划者或骨干。
当年犯傻的何止柯达生先生?我知道还有一位“红”派的学生领袖、高20组的陈永兴先生也犯傻。1967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诱发了晋江对立两派抢夺地方驻军武器事件。11月7日,晋江“红”派成员被某部队击毙若干人,酿成血案。为了控诉部队镇压“造反派”,“晋江县红色总部”组成“‘11·7’上京控诉团”。经过反复研究,一致同意推举由陈永兴先生出任团长。理由一是出身“红五类”家庭;二是组织能力强;三是能写会说,且有辩才;四是处事果断。重任在肩,陈永兴先生不敢懈怠,当晚,由某部队派车把“上京控诉团”成员送到厦门。军车驶出营地时,即遭射击。几经踪周折,几度惊恐,“控诉团”选择在角美站上火车。摆脱“八”派的跟踪、到了鹰潭,控诉团打出自己的旗号,向革命旅客出示几位“造反派” 被击毙的血衣。历经千辛万苦,陈永兴先生和控诉团成员终于到了北京。时任晋江县县委副书记朱江水、县长杨维辉和“晋江县红色造反总部”主要负责人蔡文东亲切地接见控诉团一行,当即,由蔡文东亲手交给陈永兴先生20000元现金,供“控诉团”在京的活动费用。请诸君留意,这巨额的20000元意味什么?当年百姓的5口人的家庭生活费仅在30元至40元之间,且繁华地段的一个店铺仅2000元。该“控诉团”拥有的这20000元的活动经费,真让人匪夷所思!在我在与陈先生的反复印证这20000元的真伪时,陈先生提供的细节,即两个人把钱塞在军用棉袍中等细节,我信其真。不过,我陈述这事的意思在于说明:一、在夺权反夺权和武斗中,革命小将身后有蝎毒的推手;二、在派系的争斗中,时任晋江县的“当权派”还控制着财权;三、学生领袖也罢,革命闯将也罢,无非是两派势力的政治博弈的玩偶而已。尽管他们在1969年初的“革命大联合”时段,被推上什么县级、镇级、校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什么这个常委,那个委员的位置。1968年下半年,当晋江县通用机械厂工人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母校后,已经意味着老三届红卫兵即将被伟大领袖无情驱逐,赶出文革“云谲波诡,摧摧而成观”的历史舞台。
在采访中,我找到了高20组、时任安海公社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侯全胜先生写于1969年初的一首诗歌:“明月小叩户檩∕茅店初声纳支∕好梦难拾五更时∕新添一片愁思∕朋侣天边暮云∕‘意志楼’傍枯枝∕谈根本农家桑梓∕又恁恋得此寺。”这诗难得之处在于摒弃了当年的“革命化的语言”,流露出“走出浩劫,离开造反岁月”的情绪。这阙词颇具古典诗词意境,让人回味隽永。显然,在这个时候,母校老三届已经开始不傻不盲从了,能够反思这几年走过的风雨之路。
31年后,陈永兴先生写到:“倘若当年的我们,能有选择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一点权利,你会义无反顾地走上那布满荆棘的炼狱之路吗?”“我们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一代人,谁不想拥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无奈的是我们却共同拥有一段不该属于我们的人生。”
我想,此时最适合诵朗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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