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有位福州一中校友写了篇当作是“致‘榕城叶翔’的一封信”的博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7ddd390100bon3.html 所以我将这《一封写给死者的信》置顶。
2009.2.4
昨夜在别人的博客上看到关于宋彬彬掩盖文革经历的文章，让我想起这篇东西，找出来收藏在这儿吧！
此稿是我为高中毕业40周年福州一中高三(3)班同学聚会而写的。因在江西的余伯泉同学提议以6月2日为纪念日——那天开始的大字报，意味着我们中学生活的结束，聚会于是定于6月3日、4日两天。遗憾的是，我正好因公赴台湾不在福州，回来后以此稿与老同学做思想交流，还寄给福州一中的一些老师和校长。陈君实老校长看后来了信，让我去他家。我去了，我们两代人作了开诚布公的交流。那天我才知道，1964年的那场大字报事件是有背景的，因为，福州一中学生写的批判学校办学方向的大字报中竟然有党内文件的话语！
1964年那场大字报运动后，福州一中明显刮起了“左”风，和谐的同学关系变得复杂了，一些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受到伤害，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理想主义者，之所以在文革初会被煽动起来、被利用，是因为单纯、天真。真的都是如此吗？我怀疑！我正在写另一篇关于福州一中的文章《徐老师，幸亏您没自杀！》，其中我将谈到这问题。
一封写给死者的信
----中学毕生40周年同学聚会发言稿
福州一中1966届高三(3) 叶 翔
在座的有人给死者写过信吗?我给死者写过信，这是真的,至今我还保留着信稿和回信，当然不是死者的回信。
我们福州一中1966届高三（3）班已有些同学不在了。他们是杨强文（注释：因成份是非红五类，积极争取入团受挫，导致精神分裂。1966年底他家附近发生火灾，他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去救火牺牲）、庄立（文革中参加7.16渡江不幸溺水）、陈宁（文革后考上大学后精神分裂跳楼自杀）和俞文。杨强文救火烧伤而牺牲,我保存有一套烈士追悼会的照片,可惜母校校志《巍巍福中》中没他的名。有的人还在，但等于不在，他们是黄光亮和陈家騵（黄光亮也因入团问题精神分裂；陈家騵上山下乡后精神分裂）。他们中的一位在精神病院，多年前我带某校社会学课的学生去做调查时，在病房里见过他；另一位常在街上漫步“沉思”，我拍过他的照片作为研究的资料。这是很沉重的话题，关于这一类的话题许多人回避，而实际上，许多事是“不思量，自难忘”的。
40年前，1966年，我们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年代高中毕业。我们的高中毕业证书是在十多年后才拿到，而且还是油印的。我们没有毕业晚会，也没有临别留言，一些同学之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恩怨。
为什么我会给死者写信呢？那是很偶然的。文革后，我们班部分同学聚会过。有的同学找不到，或不好找，或没人去找。有的同学不在福州，有的同学虽在福州但不愿意来。
我曾听蒋平同学说,她与在上海的俞文同学（印尼归国华侨）通过电话,谈到高中同学聚会的事,而俞文同学对此问了一句:“还能聚得起来吗？”
此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直关注老三届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文革问题的组成部分。上世纪80年代我曾教过中共党史，从1840年讲到十二大，其中就有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阶级路线、思想改造，红五类、黑七类，极左路线的主动执行者对学生的逼迫，同学间的倾扎，给这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什么影响？这是我想研究的。于是我给俞文同学写了一封信，写信时我并不知道她已不在人世，于是这封信就成了我写给死者的一封信。该信全文如下：
俞文同学：你好！
收到此信，你可能会奇怪，“何许人也？”看了署名，你可能就会回忆起
年高中时的一个“落后”分子，一个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毒很深的家伙。
前些天（2月4日），我们在榕的高三（3）班（包括巧英老师）聚会，过了两天（2月6日）接到更时同学从江西打来的电话，今天和雅誉同学通了电话。
看着66届同学录，便想到与一些同学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前几年，李雁梓、陈英回到福州，我们部分同学还会聚了一下。
你是我高中时印象很深的一位同学，似乎我们曾在一个小组过。“文革”开始，我当了逍遥派，似乎从那时起就没见过你了。不知你是否上过山插过队，怎么会跑到上海去了。
你都没机会回福州吗？有机会回来请通知一声，老同学们见见面，“劫波度尽同学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亦是一件很“人道主义”的事么？不知你以为如何？
祝
好！
叶翔
1998．2．9
当时我随信寄去了一张照片，在背面写了以下的字：
“这是去年一九九七年二月九日正月初三，高三（3）部分同学在福一中校园内的留影，你认得这些人吗？”
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叶翔同志：你好！
告诉你一件事，我妹妹俞文因患病不治于1997年12月26日去世，因为我想你是她朋友，可能有托办的事，故考虑再三，把你的信件拆开看，希见谅！
我是她的哥哥，在她病中期间我是陪伴她近半年，顺告。祝你合家
安好！
俞弢
“还能聚得起来吗？”这句话在我耳边萦绕多年。它的含义有多深，只有我们福州一中的老三届才能领会。2001年，当某校友向我约关于母校的稿时,我曾对母校的一些师生进行过调查。1964年之后的心灵创伤展示在我的面前，令我自己怀疑起来，“相逢一笑真的能泯恩仇”吗？
1964年的大字报事件之后,文科班有两位同学成了“思想教育”的典型。一位是所谓“地主家庭”出身的，一位是所谓“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这两位同学都深挖了“影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屈辱，现在的中学生难以体会。三十多年之后，我采访了他们。“地主家庭”成份的那位同学在电话里自豪地告诉我：“我入党了”。而“革命干部家庭”成份的那位同学不愿回顾往事，转过脸去，很久突然冒出一句话：“我全家都是党员，只有我不是！”仿佛也很自豪……
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一位当年高一的校友在酒桌边相遇，我向她提起母校，没想到已身为处长的她显得激愤。因书读得好她被当作“白专分子”还要违心地自我解剖。初三毕业时她想逃离一中，便把第一志愿填到外校，还是班主任连夜到她家劝说才改填母校。
在1966年6月之前，福州一中就存在着人斗人、自己“斗”自己的现象。人对人怀着戒心，许多人都戴一张面具。有的老师伤害过学生，有的同学欺凌过同学。而6月之后，更是不堪回首。在那个“红色恐怖”的炎热夏天，有一幕我至今历历在目。我经过跃进楼西边的楼梯口时，靠南的一间教室的一扇门打开了，像蒸笼揭盖一股热气冲出来，里边的“牛鬼蛇神”在雾汽中低着头举着双手。我仿佛见到了电影《台尔曼传》中的镜头，只是老师们没有穿条纹的囚衣……我还记得某个同学传播某位老师的丈夫自杀，用的竟然是一种揶揄的口吻……
往事不会因不堪回首而忘记。当过“牛鬼蛇神”的老师有的还清楚地记得是哪个学生有虐待狂，半夜三更莫名其妙地冲进“牛棚”拿军用皮带抽打他们；有的老师没有忘记是哪个学生用木棍打他，木棍打折了；许多同学还清楚记得，哪个同学对他们拍桌子，吹胡子瞪眼……没有忘记，因为不会忘记！别人不会忘记，自己也不会忘记！1980年代，有个学生因福州一中老师的签名而提干受挫；有个学生怕公派留学被阻而赶紧写信向被他带头抄家的班主任道歉而得到了宽恕；有的学生虽然没有口头的道歉但主动亲近老师和同学也得到谅解……
因此，“忏悔与宽恕”成了我思索的问题。中国不是有“一日三省”的古训吗？我们每一位师生是否都问过自己：你忏悔了吗？你宽恕了吗？我甚至为此联想起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的下跪和日本的教科书……
难道不是为了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吗?
毕业40年了,但心灵的创伤不止40年。我采访过的那些师生的话语和俞文同学的疑问都在告诉我，不论多久的创伤，都只有靠忏悔与宽恕才能抚平，否则，我们只有形式的相聚，而心灵仍是那么疏远。但愿我们相逢时，都能为此做一些努力，到时我会再给俞文同学写一封信。
2006年5月16日（5。16在我看来是国耻日，文革之十年浩劫就由臭名昭著的《五一六通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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