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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陈育延:答陈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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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育延:育延有话——答陈楚三  

育  延 有 话

——答陈楚三

陈育延
【记忆】编者按:本文作者陈育延是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团派)总部委员,曾是团派中主张大联合的鸽派。这是她针对本刊2011年7月30日第73期中陈楚三的文章,发表她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另一种看法。本文初稿曾发表于清华校友网。

朋友聊天时,常会问起我对《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简称《追寻记》,主持人孙怒涛,发表于清华校友网,共30多集)结尾的看法,因为在我的文章之后,又跟了“老沈声明”、“楚三结论”、“原点断点”及陈楚三的三个外篇等大作,这些文章多处提到了我,语言颇为尖刻。最近又看到陈楚三为414武斗辩护的文章,被登上了第73期《记忆》杂志,栏目标题为“争鸣”。因此觉得有必要讲几句话,在这里谈谈我的看法,就叫《育延有话》吧。

一、我对“楚三结论”和陈楚三“关于清华武斗的一封信”的几点看法

首先说明一点,文革中我是团派,与414派是对立面,对414较深入的了解,多是通过他们的文章。414派同学现在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它的第一把手沈如槐于2003年写下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为最详尽,出版时大受414本派的追捧。我和我先生周同衡还受邀参加了他们在郭林饭店举行的庆祝会。那天摆了三桌酒席,沈如槐很高兴地向周同衡介绍说:414在京的总部委员基本上到齐了。

大家称赞沈如槐的书写得好,认为他这几年为写这本书所付出的辛劳是很值得的。414原领导层中有不少人为他这本书提供了帮助,很认可这本书,可见其权威性和代表性。沈如槐在“后记”中说:该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具体事例。”我虽然一直认为这本书派性较强,涉及到团派的内容有不少与事实有出入,因为沈如槐有自己的视角,而且对团派的了解有限。但作为历史材料,我也认为这“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回顾历史时的真实感受,他的出发点是写历史。”当然,沈如槐这本书不是自我反省的书,但我知道书中不乏展现414自我的真实而可靠的纪录。毕竟沈如槐更了解自己的团队。因此,了解、研究414,这是现阶段唯一一本比较完整的参考资料。这次我写回忆录,又特别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关于清华百日武斗,书中突出了414从上到下的英勇善战,也让我从侧面了解了414的头头们在武斗中的表现。陈楚三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也在引用此书。看来此书确实是414的“权威发布”。我就顺便摘录几段送给陈楚三,也正好纠正一下他的错误。

因为只针对陈楚三的文章“纠错”,所以我在下面只谈对414的认识,而对团派的认识,会在另外的文章中谈论。

1、陈楚三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因此,“他(指沈如槐)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见“楚三结论”)

我看这些话讲得太“绝对”了,与沈如槐的自述和陈楚三们的实际行动不符。414头头们是否有不妥协的资本,是否真的想停止武斗,看沈如槐的书(以下简称“沈书”)即可。这也是我本节中不得不多处引用“沈书”的原因。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必须要有讲话的根据,而“沈书”至少是不会给自己乱编故事的。

清华百日武斗爆发于1968年4月23日。在此之前,当年1月4号,“1.4武斗”发生,按“沈书”中很骄傲的说法,是以414的反败为胜结束的,因此“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在士气上先有了资本,414各级领导开始积极备战。

“沈书”说:“这次武斗,是清华文革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武斗。由于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有了一支特种部队,414反败为胜,不仅‘讨还’了团派的‘血债’,还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打掉了对团派保卫组的恐惧心理。

“这次武斗之后,414各级领导开始重视武斗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各系分部领导,纷纷仿效总部,建立各系的特种部队,一概以‘某某学习班’命名,如‘好八连学习班’等等。这些特种部队就是百日武斗期间414的骨干力量。”(344—345页)

1968年“4.23武斗”前夕,414头头们为武斗又作了全面的准备。“沈书”说:“首先是思想准备。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向414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灌输‘清华武斗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的思想。我向414干部群众反复强调的主要观点是:‘现在的清华不是像以前那样靠大字报、开大会、两派开展大辩论来搞文化大革命了。蒯大富已经失去耐心,他的方针已经发生重大变化。……’”(345—346页)

“我们将会与团派有一场决战。414要有残酷斗争、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346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我们相信,唯有血与火才能促使中央下决心解决清华问题。我们也确信,经过战争的洗礼,清华的前途一片光明。”(346页)(注:这句话看起来很眼熟,原来它与蒯大富“想让中央表态”的武斗动机何其相似。怪不得这哥俩儿会打起来,原来思想都那么一致!)

“其次是组织准备,我们成立了‘414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任命宿长忠为总指挥,刘万章、蒋南峰为副总指挥,我自任政治委员,陈楚三、汲鹏为副政治委员。我们并没有组建新的武斗队,我们手里唯一的队伍还是《李文忠学习班》。我们要求各系分部也成立相应的文攻武卫指挥系统,并保证有一支基本的武斗队伍。”(347页)

“再次就是‘作战方案’的准备,在我们的作战方案中,只考虑了三点。一是,加强守备、确保科学馆的安全;二是,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这是414的两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三是,占领12号楼、5号楼,这是两座学生宿舍楼,又紧靠着九饭厅,有了这两座楼就可以保证414群众有一个生活、吃饭的地方。”(347—348页)

“团派剑拔弩张,414积极备战,清华园的形势一触即发。”(348页)

在这种武斗“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4月20日,414头头派人抓了陶森(中层干部),因为她亮相在团派一边,代表31名干部批评了414的干部政策。414将她绑架至科学馆,抄了她的家,并准备23日开会批斗她。我不知道当时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仅只是派性,还是要激怒团派?至少其目的不是缓和紧张气氛,而是加剧矛盾激化。414头头们的这些行动,一点都不“示弱”。

现在陈楚三想证明他的论点,就实用主义地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自称是“没有不妥协的资本”。百日武斗开初,你们可不是那样认为的,否则也不会去抓陶森、斗陶森来“叫板”团派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钟奇来到清华,“沈书”说:“4月22日,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清华,分别接见了两派头头。在接见我们414时,他说:‘昨天,北工发生了武斗,我们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再三强调,没有发生武斗的地方要积极防止武斗,已经发生武斗的地方要坚决制止武斗,武斗的破坏性很大,大家都不要搞武斗。’对清华,他专门讲了四点意见:‘1、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3、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绝对不要参加武斗。4、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348页)

沈如槐指责说:“李钟奇副司令员的警告没有对蒯大富起到任何作用,他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349页)

但李钟奇的警告对414头头起作用了吗?同样也没有!414头头不仅不打算放人,还继续坚持第二天4月23日要在大礼堂对抓来的陶森进行批斗。清华百日武斗为什么是4月23日开始?而不是在这之前或这之后?414头头在李钟奇讲话后,还坚持要抓斗陶森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双方都明白,陶森并不是“反革命”,她仅仅是代表31名清华干部亮相在团派一边,抓她斗她就是为了报复团派,完全是派性使然。当时团派总部许多委员由此认为,是414在挑衅,我们只能被迫应战。也因此,“团派总部各派的观点在4月22日晚的会议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4月23日武斗正式开始”。现在陈楚三辩称他们抓斗陶森只是“老四点灯”的“公平”行为。他在《

关于清华武斗的一封信》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质问“只许老团放火,不许老四点灯,公平吗?”我的看法不同:这是“老四点灯”吗?这分明是“头头点炮”!

我相信,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抓斗陶森只是少数414头头策划的,并不是414群众要求的,就像团派抓罗文李饶一样,不但团派多数群众不知情,就连总部里许多委员也不知情。

在抓罗文李饶的问题上,团派有关人员在1968年后期就已认识到是错误的。蒯大富也为此承担了责任,付出了代价,在他十七年坐牢的判决书上,很主要的一项罪状就是罗文李饶专案组问题。

双方抓人是武斗的重要起因。但陈楚三到现在,不但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说抓陶森仅仅是“老四点灯”,振振有词地论证抓陶森的正义性、“公平性”,没有一丝一毫的歉意。

在当时那种“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下,不顾李钟奇的警告,抓斗陶森,挑衅团派,点燃了4.23武斗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这无论从当时来看,还是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因此,称抓斗陶森的行为,是414的“头头点炮”,才更公平些!

“沈书”描述了4月23日武斗第一天的情况,也总结了“继续战斗”的经验。书中有具体记叙(见349—352页,略)。

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但积极备战,不断地说服、动员和组织414群众的事实是明确的。

早在4.23武斗前,414就占领了科学馆和12号楼,为了充实地盘和物资上的资本,必须继续占据点、抢粮食。“沈书”说:“4.23后,两派都忙于抢占据点。414除了科学馆和12号楼外,又占领了动农馆、土木馆和8号楼,……”(356页)

“4月29日,我们组织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抢粮行动,一部分人拿着长矛负责警戒,一部分人负责搬运,把运动员食堂里储存的大批粮食包括油盐酱醋等统统运到了科学馆。

“这是一次明火执仗的抢劫。团派对此没有精神准备,也没有派武斗队伍进行拦截,只有一位团派保卫组的工人试图阻止,被414战士用长矛扎伤。”(359页)

这期间,已不幸发生了两起死亡事件。

“在逃难的过程中,414的一个骨干分子姜文波遇难。”(357页)

“为了保护414的粮食,谢晋澄失去了生命”(360页)

为此,团派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人员在文革后服刑抵罪。

但这两起死亡事件并没有警醒两派的头头,没有任何一方的头头为制止武斗去努力。团派的强硬派要继续打下去,414的主要头头也要继续打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地扩大地盘,建立根据地,继续增加与团派较量的资本。对此,“沈书”中有生动描述:5月初,“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建立414的根据地。我们要像当年毛主席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样,在清华占领一片区域,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与蒯大富周旋到底。(361页)(注:此时,正是韩爱晶所说来清华调解武斗的时间。)

“清华主楼是1956年开始动工、1966年刚刚建成的一座庞大的教学楼群,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为全国高校所少见。

“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大概是五月中旬,我们组织各系414的武斗人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占领了东主楼、中央主楼、西主楼、焊接馆、铸工楼、压力楼、汽车楼、工程物理系系馆等整个东区教学楼群。与此同时,我们还占领了焊接馆北面的通用车间,占领了位于中央马路西侧的机械设备厂。

“我们所占领的这些地方都是教学楼群,文革以来一直空空荡荡,武斗以后更是不见人影,因此我们的占领是和平占领,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团派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会采取这样空前规模的行动,更不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什么,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414的战略大本营——已经建成。

“我们占领了东区教学楼群以后立即修筑防御工事。我们所修筑的工事,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每座大楼只留一个门作为进出口,在楼门口挖一条壕沟,把土堆起来,形成一个掩体;第二,在楼门内焊一道或几道铁门;第三,用铁条把各层所有房间的窗户全部焊死;第四,只留一个楼梯供上下楼使用,且在楼梯中间焊上铁门,所有其他不用的楼梯,全部用桌椅堵死。在东主楼,中央主楼,西主楼之间设立秘密通道,只有熟悉的人才能自由来往。

“这样,从东主楼到动农馆,我们所占领的据点东西方向连成一片,南北方向也有一个纵深防御,构成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根据地。”(362-363页)

“我们的根据地与毛主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很大的区别。毛主席的井冈山地处偏僻贫穷的山区,是中国最落后的农村之一;而我们的根据地则是清华最发达的地区,它有现代化的教学楼,有先进的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车间厂房,如机械加工、锻造、铸造等等,在这些车间里,车、铣、刨、磨等各种机床设备应有尽有,这一切为日后我们制造武器提供了极好的条件。”(363-364页)

“我们提出了‘414要与科学馆共存亡’的口号,以坚定414战士的信心,激励414战士的斗志。”(365页)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想:面对这么有实力,又不屈不挠的两派,别说韩爱晶他们,任何人来调停武斗都是不会成功的。况且现在自称“绝对弱势”的一方,在1968年5月初,却正在做出“战略决策”,要“武装割据”“与蒯大富周旋到底”呢!

其后,发生了惨烈的5.30大战,团派许恭生、段洪水的战死,在团派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战中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但这些,仍未能警醒两派掌权的头头,反而因为仇恨使武斗升级了。

于是到武斗中期,双方都开始准备“热兵器”,以使武斗能有“坚持下去”的资本。414自造了各种“土武器”,小到土枪、土地雷,大到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这个过程,在“沈书”中有详细叙述(略)。

但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抗,随着414主要据点科学馆的被围,开始发生了变化。到了1968年7月,明显分出了强弱。百日武斗后期,被围的科学馆已经很困难了,为了突围,414头头们采取了炸高压线、挖地道等办法,仍无法解围。武斗初期信心满满的414头头,并未想到武斗后期会打得那么艰苦,沈如槐“甚至开始感到后悔,后悔当初不该死守科学馆”(388页)。但即使这样,414个别头头的“武斗情结”还很浓重,甚至在7月初还继续搞些突袭行动,以“振奋精神”。“沈书”第392—393页有详细记叙(略)。

直到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之前,414掌权的头头们,都还没有“停止武斗”的思想意识,那时候他们对武斗的态度是“咬牙坚持”。“沈书”392页说:“我和但燊确定: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要解救出科学馆的战友,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刻撤出清华,到校外与团派周旋。目前我们虽然处于被动,但蒯大富也无法取胜,我们的武器虽不足以打败团派,却完全可以与团派同归于尽。”(392页)

我注意到,陈楚三在《追寻记》第二十九集“楚三结论”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但他漏掉了最后一句“目前我们虽然处于被动,但蒯大富也无法取胜,我们的武器虽不足以打败团派,却完全可以与团派同归于尽。”看来,“漏掉”的这句话,与“要把蒯大富拖死!”意思实在太相近了,连讲话语气都很像,太容易使人“误会”了。

我很感叹,到1968年7月底,科学馆被围已很危急,414弱势状态尽显,仍然要到校外周旋,不是为远离武斗,而是要继续与团派战斗,直至“同归于尽”。可见在这个世界上,小至民间老百姓打架,大到国与国之间打仗,“弱者”要与“强者”拼到底的并不少见!

当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已处于强势的团派一方,认为自己眼看就要打垮弱势的一方,只须“劝降”,便可结束武斗;而处于弱势的414一方正准备与强势的一方“拼到底”时,工宣队来了,要全面制止武斗。这是团派和414都没有想到的。7月27日工宣队的到来,正好在客观上解救了无法突围处于困境中的414,因此他们欢迎了工宣队——不是因为想停止武斗,而是因为能“解救自己”。陈楚三以为他能够抓住一个证明414头头“自觉”停止武斗的例证,但414头头却坦率地承认:要“留一点心眼”,“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沈书”中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况:“我们俩立刻意识到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至少是一个解救科学馆里100多人的绝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开放414防区,欢迎工宣队进校,寻找机会,设法解救科学馆的人。我们立即派人通知各个据点,欢迎工宣队,拆掉路障,交出部分武器;同时派人到动农馆用密码通知科学馆:工宣队开进清华制止武斗,做好准备,乘机撤出科学馆。由于情况不明,我们还留了一点心眼。我和但燊约定,由我出面接待工宣队,他不公开露面,暗中掌控全局。另外我们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403-404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414头头们在武斗中的基本表现,并不是如陈楚三所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因此,“他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见“楚三结论”)

事实上,从武斗一开始,414头头们就不认为自己是“绝对弱势”,因此积极主动地发动群众与团派“对决”,在抢地盘、抢粮、制造武器等方面,一点也不逊色。即使到最后,显出了“弱者”态势时,也没有想就此罢手,而要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有没有可能调解、谈判成功,是不言而喻的。

在回顾、反思历史时,我们常要追寻某件事或某句话的“有”或者“无”,而当事人一方说“有”,一方说“无”,无法定论时,最好还是看行动,实际行动往往更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正好也符合陈楚三“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的原则。

以上,我随便摘录了“沈书”中的几段,足以证明,414头头在清华百日武斗中,从头到尾扮演的都是从制定战略、指挥战斗到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作战动员全面的武斗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想努力制止武斗的“弱者”角色。

对于“沈书”中长达60多页的武斗叙述(第340页到第404页),我无法全摘录给陈楚三。其精彩内容,还须楚三学长认真阅读才行。在楚三学长作出“结论”之前,应当先与这些“权威发布”的史料“统一口径”。

我始终认为,武斗的起因及武斗的延续,团派和414派双方都负有重大责任。武斗是从大联合失败延续下来的,我是研究了双方的大量资料,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1968年4月23日开打的第一天,双方谁都不是赤手空拳地上战场,都是有备而来,在思想上、兵器上都有相当的准备。

在百日武斗前及武斗中,从海军宣传队,到北京市革委会;从李钟奇,到韩爱晶,来劝阻两派要求停止武斗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有成功,也都没有将对方“拒绝谈判”作为攻击目标,为什么?因为两派头头都不肯停止武斗,各自都认为打下去是有“文攻武卫”的充分理由的,攻击目标还是对方的“反动路线”。也因此,任何一次“调解”都不会成功,也不会宣扬。武斗之所以能延续百日,正是双方坚决不妥协的结果。当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两派头头,而两派的多数群众,都是反对武斗的。因此武斗期间,大批群众离校。

我相信,414中有相当一批学生和教师反对武斗,其中有些人是从头到尾都反对武斗的,但那不是沈如槐,也不是陈楚三,414的“铁三角”领导层是要“咬牙坚持”,“同归于尽”,“完蛋就完蛋”的。

团派这边也一样,反对武斗的教师和学生是大多数,他们很早就离开了清华园。不久前,校庆后的卢沟桥小聚会上,崔兆喜和蒯大富专门谈到:在与总部关系密切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个人是真正从头到尾反对武斗的,就是孟家驹和潘四明。他们两人都分别找崔兆喜和蒯大富长谈过,不能武斗,但他们没有劝说成功。其他头头都或多或少地赞成过武斗,或参加过、主张过、推动过武斗。

两边抓人也一样,那次小聚会后,我详细询问了关于罗文李饶专案组的一些情况,发现不仅多数群众不知情,就是总部很多委员也不很知情。王良生说,蒯大富还专门让他去200#了解专案组的情况。这件事除了派性外,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是派性促使了这个专案组的恶性发展,以后会有知情者说的。

我也相信抓斗陶森是414少数头头策划的,并不是414群众的要求,我希望将来也会有知情者来说。所谓“414的干部政策”,只适用于亮相到414一边的干部,并不适用于亮相到团派这边的干部,团派的干部政策,是结合像韩银山、张修身这样的工农干部,将他们当作“花瓶”摆设。414的干部政策,是重用亮相于414的干部,将他们当作骨干,服务于派性。两边都是派性的干部政策,都严重打击对方的干部。不要标榜自己“干部政策”的“革命性”和“正确性”,否则很多现象是不能自圆其说,是自欺欺人的。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时,处于强势的团派,认为是“黑手”操纵了工宣队,来解救弱势的414,因而武力对抗了工宣队,铸成了不能原谅的大错。所以毛主席7.28召见时说:“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见《清华蒯大富》第370页)。历史证明,团派在7.27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后在《

大联委学习班》时期反工宣队的行为,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毛主席对414并无好印象。他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所以414本身是上不了台的。团派则是由于自己接连犯错,而提前失去了自己、以致整个红卫兵在台上表演的机会。两派终于“同归于尽”了,也说明了红卫兵运动是必定会失败的。

错了就是错了,不必用任何借口为自己辩解,如果现在还不能认识到自己“很蠢”,则同样是可悲的!

由于团派不断地反工宣队,造成的后果是:在两派“同归于尽”后,工宣队与414表现了一致的派性。因而,团派头头和骨干们从毕业分配到后来的几次政治运动,如清查“5.16”,揭批查运动,直到八十年代的“清理三种人”,在判刑定案、政治处理上都比414头头们要严重许多,这也是事实。在造成双方重大死亡的具体人员的处理上,团派造成的命案都有相关人员服刑,但许恭生等人的死亡却没有追究414相关人员的责任。

团派在罗文李饶专案组上犯的错误,最后主要是由蒯大富来承担责任的。但414抓打团派干部陶森等人,为4.23武斗的发生“点炮”,却没有人承担责任。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推倒二校门,组织中学老红卫兵们抓打清华各级党政干部的行为,虽然没有人承担责任,但至少当事人还承认“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比陈楚三那毫无自责的“点灯”说,要强很多。

清华两派斗争中的很多真相,由于工宣队的派性和形势的发展而被掩盖了。这也在414头头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没有什么大错误,甚至“一贯正确”,今天反思起来也特别困难。但事实真相只能一时掩盖,不能永远掩盖。工宣队的派性遗毒,是造成清华两派凡是遇到具体问题就难以沟通、无法和解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遗毒现在还继续存在着,清理它,同样是非常艰难的。

2、陈楚三说:“1968年7月15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时,‘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⑴逮捕罗、文、李、饶;⑵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⑶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⑷拆除414的工事。’(见韩书和邱心伟书)”陈楚三接着说:“实际上,团派一直是以这四条(我称之为蒯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你老四如果不接受蒯四条,就说明你‘拒绝停止武斗’!我只能不客气的说,这是强盗的逻辑。”

于是陈楚三问韩爱晶,“你调解停止清华武斗时,知道蒯四条吗?”

他又问我:“我不知道育延学妹希望老四怎样‘妥协’,……也许,育延学妹希望老四的‘妥协’是接受蒯大富的这四条?”

陈楚三还直接表态:“调查组里有蒯大富,如果换作我,也一定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 ‘调解’。”

陈楚三的话很明确:①414不能按“蒯四条”停止武斗,因为“这是强盗的逻辑”,不能按此妥协。②调查组里“因有蒯大富在内”,因此,他及414都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调解”。

如此,414武斗打下去是“被迫”的。

在这里,我只问陈楚三两个问题:

第一、有哪一次谈判是以“蒯四条”为依据进行的?“蒯四条”肯定是错误的,但你根据哪件事实说“团派一直以这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如果你能找到以“蒯四条”来调解清华武斗的谈判文件,请你出示这份史料,以免我们再去“追寻”。

令人不解的是,你拿1968年7月份的“蒯四条”来质问韩爱晶1968年5月份的调解:“知道蒯四条吗?”是否你的时空产生了错乱?

事实是,一旦爆发武斗,双方就势同水火,你死我活,你骂我“蒯匪”,我指你“反革命”,谁都不会降调。你用不着拿那些虚妄的理由来为你积极武斗、“不能妥协”作辩解。

第二、至于414掌权的头头们是不是想停止武斗,是不是在做停止武斗的努力,只要看沈如槐书中描述的事实和陈楚三文章中的理由,就可以知道了。

事实是:在清华百日武斗中,414头头们指挥战斗,动员群众,制造武器,抢粮抢车,修筑工事,抓打俘虏等等武斗全过程的那些事都做过,与团派武斗的全过程完全可以PK。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双方没进行“停战谈判”。按陈楚三的说法,那是因为调停人“没见到沈如槐”,况且抓斗陶森点燃武斗最后一根引线的举动是正常的“点灯”行为,不能妥协的缘由是因为7月份有了“蒯四条”,那“强盗的逻辑”是不能接受的。而“有蒯大富在内”的武斗调停组也是必须拒绝的。

我因此再问陈楚三:你讲了那么多理由,无非是想说明414是“不得不”打下去的。且不论你提的那些理由能否成立,是否有理,但双方毫不妥协地继续打下去,坚持武斗了百日已成为事实。我现在只想知道武斗打下去的目的是什么?

从414一方来理解,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吗?不是,否则不会在新主楼焊门窗、挖沟、修工事,用国家的设备、原材料制造武器,甚至为突围而炸高压线破坏国家财产。

那么武斗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吗?也不是,否则不会在双方死了那么多青年学子的情况下,还不肯停止,头头们反而继续动员,“咬牙坚持”打下去。从势均力敌,打到强弱分明,还不肯罢手。

这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了保住各自的山头不被灭掉,才会置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于不顾。这一点,双方都一样。

武斗开始时,双方都确有不少人是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真心为保卫毛主席路线而战斗,那时也都高喊革命口号,冲锋在前,不怕伤亡。但很快,“文攻武卫”变味了。特别是双方伤亡众多以致武斗升级后,派性急剧升温为相互谩骂与中伤,革命口号只拿来攻击对方。最后强势的一方一心想打垮弱势的一方,而弱势的一方,一心想保住自己的山头,东山再起,最差也要打个平手,同归于尽。

这是什么样的战争?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也没有公平可言。停止武斗,同意妥协,无非是山头平了,损失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对国家和人民只有好处。中央提出无条件停止武斗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祸国殃民,是无可饶恕的,不管你以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都是错误的,这对两派头头都一样。现在团派若有人为武斗辩解,我照样会坚决反对的。

清华百日武斗中,双方都有优秀的清华学子丧生,令人痛心和惋惜。对此,我曾有过切身的感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5.30大战中许恭生的去世。因为这次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他悲痛的家人。

那时我刚刚从科学馆被放出,在静斋养病。许恭生是我在5月19号被414抓进科学馆之前认识的,当时他作为东区司令参加过总部会。蒯大富告诉我,许恭生是高校击剑冠军,拼长矛一个人可以对付三个人。但许恭生在操练下属的时候,从来都是教人如何打跑对方,从未教人如何致死对方。没想到5.30一仗,他却在掩护同伴撤退时跌倒,最先被宿长忠带队的414武斗人员扎了二十多矛致死。这在当时的静斋(团派总部所在地)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来往谈论的,都是这件事。静斋当天笼罩着浓浓的报仇气氛。因此5.30东区浴室一仗,双方都打得非常残酷和激烈。

许恭生出事后,团派立即打电报给他母亲,只说他病重,叫速来北京。当时不敢告诉她许恭生的死讯,因为许恭生生前曾与同学讲起,说他母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如果他死了,他母亲也活不下去。果真,在火车站,当许恭生的母亲看到接车的团派同学手臂上带着黑纱,当时就想寻死。被拉住后,嚎啕大哭了好几天。因为与我同住静斋,她绝望的哭声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虽有许恭生的妹妹和团派同学极力劝慰,但到许恭生追悼会后,他母亲在静斋拿到儿子的骨灰盒,当场抱着骨灰盒大哭,用头往墙边的柜子上撞去,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那种作为母亲痛不欲生的场景,我永生难忘,至今一想起,都还历历在目。那时我就想,再也不要看到这种悲痛的场面了,所以更加坚决地反对武斗。后来我对自己当初参与过武斗一直很自责。在以后的任何一次“清理整顿”的运动中,我都对曾经赞同过武斗作了检讨。我深切感到,对武斗中的伤亡,双方头头们应该作的,首先是自责和悔恨,而不是仇恨对方,指责对方,开脱自己。参加和指挥武斗,本身就必须要承担责任。

也因此,当我现在看到还有人在为武斗辩解,说什么抓人打人是“点灯”的正常行为,文过饰非地为自己找各种理由,没有一点自责和悔恨,就感到不可理喻和无法容忍。因为这是对双方已逝去生命的漠视!你纵然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武斗的发生和延续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必须检讨的。更何况你自己还有重大的责任在身。四十年前若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年轻,未经世事,身在派性的迷惘之中,还情有可原。四十年后,已过耳顺之年,还是那么不明是非曲直,确实就不可原谅了!

二、就《追寻记》本身谈一点体会

这次《追寻记》是当年清华大学414总部中态度较温和的孙怒涛主持的一次网上讨论,我因提供了部分资料而偶然参与其中,与主持人有了网上的交流,因而想谈一点体会。

1、《追寻记》没有逃脱派性的可笑结尾

我看到《追寻记》在最后一节“原点断点”中说:“原414派的主要头头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还有病中的汲鹏,无不对这样的‘史实’表示强烈的质疑。这在派战之后的四十余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时,我忽然想笑,因为我似乎看到了40多年前派头头们整整齐齐地围坐在一起,表情严肃地讨论着有关本派的重大事项,那集体亮相“表现团结一致”的情景又再现了!只不过现在技术先进,只需用电子邮件就可以统一思想了。我能理解,在文革头两年,曾经处于过弱势地位的一方,是会很自然地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只是这种习惯,过了四十多年还没有改变,遇事不管别人看重不看重,自己都特别敏感,生怕影响本派形象。这似乎又有些不可理解了。在派性联盟问题上,原团派总部已经彻底崩溃了。现在原团派总部委员们对派性联盟没有兴趣,有的人远离派性,根本不想介入;有的人正在克服派性,去回忆或写出真实的历史。因此,再也不会去作那种文革中头头们“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的无聊举动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群众,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从不回避彼此间的分歧,只是发表各自的观点而已。我认为,这才是一种人的思想的进步。

2、我对回忆历史的态度

《追寻记》主持人孙怒涛在登出我的《有感于孙怒涛的“追寻记”》时,我欣赏他的勇气和大度,希望成为朋友。

他也曾发邮件给我,说:“很佩服你公开日记的勇气!希望能在文革的回忆、反思上,互相支持、帮助!”我也同意。

纵然有不满,我还是很欣赏他说的“真相归真相,老四归老四”,我相信,他也想作到。

我也同样表态,我会作到“真相归真相,老团归老团”的。公布我的四篇日记,加上1967年9月24日的共五篇日记,指出双方在大联合中的错误,重点讲了团派部分人的失误,就是我走出的第一步。我有决心推开派性的大门,首先从团派开始(其实,自李自茂发文记述5.30武斗就已经开始了)。不管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能动摇我写出真实历史的决心。我绝不会姑息任何一方,包括我自己的错误。也不怕讲出我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即便它可能会触及到我的朋友。但这层伤疤总是要揭的,否则你永远不会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真谛。一个人只要襟怀坦白,他就会有勇气,我希望能用我的实际行动促进两派头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也希望两派和解,以便更好地反思文革。

每个人写历史,写回忆录,都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包括:笔记、日记、照片、信件和记忆等。我四十年前的笔记日记,是我对历史事件的私人记录,这真实的记载是不会欺骗我自己的,因此也是我回忆的依据。我不需要别人认可,也不需要与别人“对口径”,更不需要“统一思想”。我对于为了满足“派性”这点可耻的小私心,就毁掉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作法,非常鄙视。别人说过的,甚至是权威说过的,我都会根据自己的真实记录和材料来审视,如果认为不符,我照样会颠覆他们的结论,因为我希望尊重历史。

顺便提一句,感谢陈楚三学长称赞我的日记“很生动”,但指出的“片面性”我无法接受,也无法改正。因为写日记不是给领导写总结,不需要克服片面性。如果楚三学长有四十年前“不片面”的真实日记,特别是坐镇科学馆几个月里的“全面”日记,请拿来我们欣赏一下!

我可以明显地感到,团派头头过去内部分歧虽然尖锐,但现在言论很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必受到内部什么“压力”。这与原团派,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多数委员,尽量在克服派性,进行思考和反省有关。卢沟桥小聚会最后一天,我们去看望患病的汲鹏时,我和蒯大富聊起,说我的回忆录中会写到团派内部的纷争,蒯大富马上表态:“写,就该写!”看来真正想写历史的人,都希望能实事求是。也因此,团派总部多数人能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质疑。我的日记现阶段被平和地接受,也使我感到了这一点。当然,还应作很多努力,但只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认为就是人的思想的进步。

所以当我看到,414有些头头还和以往一样,抱得很紧,只要一有不同意见出来,或揭示了本派的短处,就会有一些人指责他,孤立他,给他压力,说明派性太顽固太强。因此,要想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勇气是不行的。周××和邱××被排斥的遭遇,就是例子。在组织卢沟桥小聚会时,当有人向我提出说:414“铁三角”领导层中,有沈如槐、陈楚三和她,观点和行动都是一致的,而邱××什么都不是,卢沟桥小聚会若邱××来,她就不来时,我不屑一顾。本来邱××编写《大事日志》就是光明正大和有益的事嘛,凭什么打击人家?谁都不来我也会请邱××来!我不在乎你原来是多大的头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领袖”情结。因此,我在卢沟桥小聚会的说明函中特别加了一句:“凡参加此次聚会者,不分派别,不分大小头头及普通百姓,只要坐在这里,就都只是校友和朋友,一律平等讨论,希望能畅所欲言,聊天愉快!”这会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则。

三、谈谈卢沟桥小聚会

谈到今年4月25日至27日的三天卢沟桥小聚会,我很有几点感受。

这次卢沟桥小聚会,原团派保卫部长崔兆喜本没有打算来,但原414总部的孙怒涛和蒋南峰特别表示了希望见到他,因此我专门打电话转告了他们的话。我跟崔兆喜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组织两派的积极分子聚会,是借百年校庆,大家都回校的时间,这种机会以后不多了。如果想见见老朋友,可以趁这一次。这句话打动了崔兆喜,他立即买了西安到北京的火车票,25日晨,小聚会的第一天就早早来到了卢沟桥。

在小聚会上,崔兆喜带来了他专门找佛门方丈开了光的佛珠手串,每人送了一个,表示了他与人为善的诚心。他一见陈楚三,就拉着他过来,按在椅子上,向他鞠躬道歉,对文革中抓打他的行为承认了错误。他与蒋南峰等原414头头们真情交谈。他还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两派当年的“派歌”,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欢笑之间,将过去的恩恩怨怨抛于脑后。26日晚,大家聚餐,有些人因为有别的活动陆续离开,每当握手道别时,我看见崔兆喜都非常动情,不断地用纸巾擦拭眼角上自然流出的泪水。27日一早,崔兆喜离京之前与孙耘夫妇去看望汲鹏。他和汲鹏在校时是两派的“对立面”,但毕业之后在邯郸共处过一段时间,关系很好,曾戏言作儿女亲家。这次见到汲鹏形容憔悴,非常难过。孙耘告诉我,从汲鹏的病房出来,当电梯门关上时,崔兆喜再也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这才是人间的真情!我相信崔兆喜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是不会有遗憾的,因为他真正偿还了心中所有的亏欠,他的内心是澄明的!

对比之下,我实在有几句话想跟陈楚三说:当崔兆喜真诚地向你鞠躬道歉,当孙铮、孙耘夫妇特地将此镜头制作在光盘上,当他们对两派的和解表示了很大的诚意的时候,你心里是怎样想的?当然,你在小聚会后表态说:“在我心里早就原谅他们了。”

但在清华武斗期间,你在科学馆坐镇几个月(你自己也说“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虽不及王永县的卫戍司令名正言顺,但你却是414的“副政治委员”,在科学馆中应算是414的最高领导了。我和叶志江,还有陶森、杨立人等不少人,都在科学馆被你们抓过打过,你却从来没有对此表过态,或道过歉。殴打被抓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与你是不是“卫戍司令”无关,只是因为被抓打的人中,有人在科学馆亲眼见到了你,还与你对了话,随即便挨了打,所以我才这样问你。别人不会对你提什么要求,但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你就不觉得自己有所亏欠吗?你不觉得自己首先要作的,不是原谅别人,而是应当求得别人的原谅吗?武斗前,为什么抓陶森进科学馆?你在科学馆是不是决策者之一?武斗起因和坚持打下去,你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一点反省精神也没有?这是对历史负责任吗?这能真正使两派和解吗?在很多问题上,你不如沈如槐。至少我在沈如槐的书中,还能看到他敢于承认他所知道的部分科学馆打人的事实,看到他能写出一些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思想,这也使我对他有一分尊敬。

消除派性,关键在头头。文革中,两派群众多数还是要求大联合、反对武斗的。当初煽动和组织武斗、坚持武斗的,是少数头头。到现在对派性最敏感的,仍然是头头,或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或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正是部分头头不能消除派性的关键。但最根本的,是缺乏反省精神,对自己的错误一点认识也没有,才是坚持派性的根源。

这次卢沟桥小聚会和孙怒涛的《追寻记》,使我对许多人和事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韩爱晶原本只是一个北航学生,由于他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很自然地介入过清华运动。他在清华没有任何个人的诉求和山头利益,但却一直非常努力地在促进清华大联合和制止武斗。他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即使过了四十多年,他还在为当年“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一个外校学生,尚且有这样的心境。而作为我们清华本校的学子,明明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积极参加了武斗,指挥了武斗,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现在非但没有一句悔恨和自责的话,还找出各种理由处处为自己辩解。对比思想境界,真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我们现在回忆历史,写出历史,是为什么?不是为了辩清自己,也不是为了把责任推给对方,而是在双方都有错误的情况下,各自多反省。是为了能总结文革,为了消除派性,共同反思,从心和解。这必然会触及到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暴露出自己的缺陷。希望不要“叶公好龙”,又想写出真历史,又怕触及到自己的痛处。结果使回忆历史的文章,变成了为自己错误开脱的辩词,背离了我们回顾历史的初衷,也起不到警示后人的作用。我愿意看到,更多的回忆文章是在尊重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反省自己,反思文革,能站得更高些。这就是我写《育延有话》的主要目的,也是我写回忆录的基本宗旨。

原载〈记忆〉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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