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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华新民:1966年的清华文革—中央文革“缺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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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从 文革研究 移动到本区(2017-06-13) —

许爱晶(即韩爱晶)所著的《清华蒯大富》[1]是一本了解文革历史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的作者和书的主人公都位列毛泽东所谓“五大学生领袖”,也是仅存的北京学生造反派领袖中影响最大的人物。由于他们在文革初期与中共高层有频繁而深入的接触,他们的回忆提供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是他们的同龄人,是北京一所政治上处于边缘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里的一个普通学生,虽然跟他们在同一个城市里经历了文革的最初几年,对这段历史了解的广度和深度是远远不能同这些学生领袖相比的。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其中所叙述的学生领袖和中央高层活动的内幕资料,同自己当年所知的公开事件和道听途说两相对照,常有一种发现新大陆和恍然大悟的感觉。它不仅给我提供了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也澄清了多年来一直盘旋在脑海里的混乱和困惑。本文要说的是,它帮助我们澄清了周恩来、中央文革与清华大学在文革最初的半年时间里的关系。

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如果从谁是掌控运动的主导者这一角度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以1968年7月27日为分界线,在这一天,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万人开进清华大学制止绵延百日的武斗,在全国开始了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运动新时期。对于清华大学本身来说,也开始了毛泽东通过迟群、谢静宜直接掌控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时期。在此之前的大约两年时间,从1966年6月开始,掌控清华大学运动的主导权发生了一系列的转移,大体上说,转移的路径和代表人物就是:校党委(蒋南翔)—工作组(刘少奇/王光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当然,归根结底来说,在井冈山兵团和蒯大富后面的,是周恩来、中央文革以及他们背后的毛泽东。本文要讨论的是文革主导权从工作组到井冈山兵团的转移,也就是从刘少奇/王光美手里转移到毛泽东/江青手里的过程,这个转移是蒯大富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帮助下实现的,时间上说,就是1966年的下半年。

据《清华蒯大富》(以下引文如出自本书,不再注明书名)记载,在这段时间的倒数第二天——1966年12月30日,江青带着王力、关锋和姚文元到清华去看望蒯大富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江青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什么以前不来,是因为以前中央有一条纪律,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来清华。现在当然取消了。”(175页)也就是说,“中央”曾经有过纪律,不准中央文革进入清华园。在包括笔者在内的一般人心目中,中央文革、江青、清华大学、蒯大富这几个名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蒯大富的上述回忆却显示,中央文革在清华大学的文革初期是缺席的,有近半年的时间中央文革是不能进入清华大学的。这条禁令是真的吗?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时候生效的呢?它对清华大学的文革有什么影响呢?

根据《清华蒯大富》的记载,中央文革曾经派人进入清华园同蒯大富接触过,那是7月22日,即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当时工作组尚未撤出学校,清华大学基本上还是在刘少奇/王光美的掌控之中。蒯大富回忆说:“7月22号,工作组那个管我们班的女工作人员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就是新斋一楼。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两位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的意见。”中央文革当时还没有在媒体上亮相,蒯大富不认识这两个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他刚刚被允许自由行动,还不知道工作组放他出来是不是“放长线、钓大鱼”,为了勾引他的后台。所以他对王力和关锋的应对十分谨慎,写了三页纸,简单回顾过去二十多天的情况。蒯大富说:“他们俩看我不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啊,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88页)

据王力回忆,他和关锋到清华看望蒯大富是毛泽东所派,他们去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2]蒯大富的回忆和王力的稍有出入:蒯说他在7月22前就自由了,王说他们见面之后蒯才获得自由。

那么,王力和关锋是怎么知道到清华找蒯大富可以了解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呢?换句话说,中央文革是怎么知道作为清华头号“反革命”的蒯大富这个名字的呢?我们今天对于中央文革在那一段时间里如何收集北京各学校的文革动态所知甚少,但是陈伯达当年的秘书王文耀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线索。据王文耀回忆,1966 年6 月底7 月初的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带领一行人微服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被王光美发觉后请到会议室里,向他们介绍蒯大富怎么“反革命”,怎么厉害。王光美说:“这个人,反革命气焰相当高!我们就组织一些人和他辩论,他很厉害,在台上我们几个人轮流上去和他辩论都辩不过他,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书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们觉得他这个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开会他怎么能一次一次和我们辩论呢?”[3]陈伯达的这次清华行,看来是中央文革第一次对清华大学不动声色的实地侦察。对王光美的介绍,陈伯达始终没有表态,不过,他肯定记住了蒯大富这个名字,后来王力和关锋的指名约谈恐怕与此有关。

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去活动的最早的纪录了。从那以后,中央文革并没有后续的行动。在1966年7月22日和12月30日之间的五个多月里,笔者也确实查不到中央文革到清华园活动的记载和回忆。清华大学当时的学生万润南谈到江青时说:“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4]所以不许中央文革涉足清华园的禁令——这个真有,但是中央文革在清华大学文革中缺席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应当是在1966年7月22日之后的某一天开始生效的。

这段中央文革不进清华园的时期,至少在初期,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一直在周恩来的掌控之下。正如唐少杰所说“在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转变上,周恩来的作用仅次于毛泽东,甚至这种作用更加直接、具体和关键。”[5]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开始密集地约见清华大学运动涉及的各方人员。《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一书的编者在刊载了被周恩来约谈的蒯大富等人的回忆之后,在附记(112页)中根据“一份可信度极高的资料”列出了周恩来在1966年7、8月之交跟清华大学有关的活动日程:

7月29日,中央常委会上毛主席让周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7月30日中午12时约清华工作组谈话。下午3时约一批清华同学谈话,下午6时一刻约另一批清华同学谈话。
8月1日晨2时到清华约蒯大富等人谈话。上午11时半约王光美同志谈话。下午6时半与蒯大富谈话。
8月2日晨1时与叶林谈。上午11时约见王光美同志。晚7时半约叶林谈话。晚9时半见清华4个同学。[6]

可见,由周恩来进入清华过问文革运动是毛泽东在7月29日之前作出决定,在7月29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来的。可以合理地推断,不许中央文革到清华园去的那个“中央”,应该也是毛泽东,这一进一禁,应该是同时作出的决定,前者是在中央常委会上通过的,后者很可能是毛泽东私下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宣布的。

不许中央文革小组介入清华大学的文革而交给周恩来过问,笔者觉得这个决定背后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历史事件在发生后自然有很多人回顾,若是一件事没有发生,其背后的原因有时也值得后人注意,但是常被人们忽略。所以在清华师生关于文革的回忆中,对周恩来有许多记述,而中央文革在清华文革初期的缺席这一事实,在清华师生见诸文字的回忆中,似乎只有学生万润南注意到了,他在“文革中的清华岁月”中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4]蒯大富的回忆回答了万润南几个的问号——那确实是毛的安排,明定的分工,也是中央常委会的决定,但是其他相关的问题并没有人讨论过。例如,毛泽东为什么不让中央文革同时过问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而要把清华大学分离出来,留给周恩来去过问?为什么不是让中央文革和周恩来共同过问清华文革而是禁止中央文革进入清华园?毛泽东究竟有什么样的考虑?笔者在这里试图理解毛泽东的这个决定背后的“名堂”,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供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经历者和研究者同仁讨论: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至少是目的之一——就是摧垮刘少奇司令部,而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初期受刘少奇的控制远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工作组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1966年6月8日进驻学校的,人数有528人之多,堪称全国最大的工作组。工作组一进校就罢免了学校的全部官员,完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刘少奇直接过问清华的文革,派他夫人王光美当工作组的顾问。刘少奇还深夜到清华大学看过大字报。[7]所以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文革的群众运动虽然是以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开局的,它的第一个回合将在清华大学这个角斗场展开。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等人,雪藏多年,政治分量明显比不上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江青虽有着毛夫人的身分,政治分量有余,但她初入政坛,历练不足,而且,毛应该了解江青的性格上的缺陷。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让江青在清华大学把斗争矛头指向王光美极可能给世人造成家族斗争的印象,这是需要尽力避免的。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成了过问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不二人选。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知道,斗争的焦点是工作组问题,周恩来曾是参与派遣工作组决策的领导之一,但已经放弃了支持派工作组的立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由他来调查、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在党的高层将具有更高的公信力。而且笔者相信,毛的这一决定也是给周的一个信号:虽然你也参与了派遣工作组的决定,但是不会追究你。周也明白毛的信号,知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是自己,而是他要去清华对付的那个人。此外,毛不让江青掺和到清华的运动中去,也不排除是要考察周恩来在这场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总之,毛派给他的是一个不可推辞的角色。

此外,毛泽东决定禁止中央文革到清华园活动,或许还有一个直接的因素,那就是江青7月25、26 两日在北大群众集会上的言行举止让毛泽东不放心。这两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跟康生等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正式在全校的群众大会上亮相,参加了要不要撤销工作组的辩论。据当时的学生李杨杨回忆,她在会上代表三十一个同学发言,表示了对工作组的支持。“发言结束前,我郑重地念出我所代表的三十一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及她的妹妹张少林。”接下来江青的行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她在大庭广众面前把关于工作组的话题转移到自己的家庭里,说“现在,阶级斗争都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她不承认张少华是毛家的儿媳妇,而且说张少华的母亲张文秋是叛徒。[8]江青这种怨妇一般的失态即使在当时的听众当中也引起了惊愕、困惑甚至不屑。北大哲学系学生周国平回忆江青在那次大会上给他的最初印象说:“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9]

万润南谈到当年从大字报上看到有关内容时说:“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4]另一个清华学生阎淮回忆道:“陈伯达走到江青背后,和她说了什么,被她一把推开。江青又开始数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刘松林。越讲越激动,嗷的一声就哭开了。”[10]

江青的这番表演毛泽东是否知道呢?又是什么时候传到毛泽东耳朵里的呢?最近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提供了一些信息:据戚回忆,江青讲话的时候,他就坐在她的边上。“过了一天,李讷来找我。她跟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给你,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家事’。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引起了主席的误会。我就跟李讷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预你们的家事呢?……我想,很可能主席怀疑这件事是我告诉江青的。其实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多,江青并没有瞎说,他说的都是事实。只是在这样的群众场合下说这事,也确实是不很妥当的。”[16]戚本禹的回忆未必都可采信无疑,不过我们知道戚本禹至死都不悔追随毛泽东和江青闹文革的经历,这一段对江青不利的内容,如果不是确实发生过,他是不会记载下来的。这段回忆说明毛泽东在北大辩论会的当天晚上就听说了,而且作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可以想象,他当时是何等恼怒,使他担心让江青到清华对付王光美,情绪失控说出什么令人难堪的话来,岂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7月29日的纪律有可能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决定的。

看来上述纪律在8月4日已经生效。据蒯大富回忆,这一天,“周总理带着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多个人,就是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到清华开现场会。主席台上是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谢富治都坐在那下面,……刘少奇没来。”(109页)他没说的是,江青也没有到场。但是陈伯达到场了,所以,那个中央文革不能到清华大学的纪律明显是针对江青说的,甚至只是一时气愤之下对江青的“薄惩”。

因为是薄惩,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条纪律只是在形式上得到执行。中央文革的人虽然不进清华,却并未忽略对清华大学文革的关注。蒯大富在清华大学的造反组织是1966年9月下旬成立的,在此之前,据蒯大富回忆:“张春桥看我独来独往,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138页)宋永毅在“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一文中说,朱成昭在访谈中告诉他,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朱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11]中央文革对清华大学的这些干预,显然都发生在1966年的八、九月间。

看得出来,“中央”当时是急切希望在清华大学开辟战场,把战火烧到刘少奇的阵地上去,所以,“中央”虽然规定了中央文革不能进清华的纪律,但是并不在乎让中央文革在清华校外同蒯大富接触。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应该是9月18日到20日三天在沙滩“红楼”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据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回忆,“这是一次少数派座谈会,毛主席让开的……会后,中央文革把会议记录送给了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毛的女儿李讷出席了会议。学生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朱成昭、蒯大富、谭厚兰和韩爱晶等人,他们都作了发言反映情况。韩爱晶说这是一次产生重要影响的座谈会,它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红旗》杂志10月1日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142页)

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红旗》13期社论是文革中的一篇重要文件,可以说,它起到了将学生运动拨转航向的作用。1966年七月末,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社会上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大多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所引发的,如八·一八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的多次盛大接见、“破四旧”和由此开启的学校内外暴力致死事件以及全国大串连等等。这些事件固然都是毛泽东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及其“造反有理”口号的肯定所导致,但是它们的矛头指向,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期望。在观察了一个多月后,他决定扶植学校中在工作组时期受害较深的那部分学生,让他们冲锋陷阵,把矛头指向他发动文革的真正目标——刘少奇司令部。于是就指示召开“红楼会议”。

这个会议如此重要,它的召开在《清华蒯大富》和《王大宾回忆录》[12]中都提到了,但是对其内容,中央文革的人和学生代表都说了什么话,两本书都讳莫如深。倒是《王力反思录》中有稍多的记述:“这个会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开的。会议本来是王任重主持的,王任重没兴趣,改由张春桥主持。会上学生发言说造反派还在受压,说周总理和稀泥、折中主义。也批评了陶铸。张春桥没怎么表态,只是说我们回去如实向中央汇报。”[2]

文革研究者卜伟华在其所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中对于红楼会议后中央文革的讨论有如下记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座谈会记录和《简报》(指1966年9月18日至20日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因在沙滩原北大红楼召开,又称红楼座谈会。)张春桥在会上分析这次座谈会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三个问题: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二、‘造反派’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三、总理‘和稀泥’。张春桥每讲一条,江青就予以肯定,如说到‘总理和稀泥’时,江青就说,‘总理就是这样的’。江青还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陈伯达后来没有敢送)”[13]
卜伟华的书中记述了张春桥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所列举的学生反映的三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总理“和稀泥”。王力的回忆里也提到了“学生发言说造反派还在受压,说周总理和稀泥、折中主义。”人们不禁会问,这究竟是哪个学生反映的呢?当时在场的学生领袖们,谁最有可能说这样的话呢?今天来客观地判断,笔者认为蒯大富有很大的“嫌疑”。我们看《清华蒯大富》一书里,蒯大富对自己在1966年8、9月份的状况的回忆:“8·24 我在学校,我怕他们打,我躲在一个暗室里,他们找不着我。”(133页)“朱成昭、韩爱晶也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他们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138页)可见他对自己在清华大学内的处境是很不满意的,觉得自己还在继续受压。而主管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正是周恩来,如果要追究原因的话,他自然会埋怨周恩来至少对他支持不力,没有使他从臭变香,因此说周恩来“和稀泥、折衷主义”也不意外。实际上,有这样观感的学生,也不只是受压制的蒯大富等人,当时属于多数派的阎淮在回忆8月16日周恩来召见他们时的讲话时,也认为周恩来和稀泥手法高超:“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10]

当然以上只是根据常理的推断。从另一角度说,蒯大富和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没有提及自己在“红楼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也不一定是他们有意遮掩自己的言行,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对那一段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因为在文革后,周恩来成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的代表,相信蒯、韩等人在经历了监禁和反思之后也认同这一点,例如《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封面就是一桢蒯大富同周恩来的亲密合影,而不用他们心目中的“空前民族英雄”(蒯大富语)的相片。因此如果他们曾经在当年的会议上说过“周恩来和稀泥、折衷主义”一类的话,也是一段让自己悔恨难堪的经历,从而下意识地在记忆中将它过滤掉。王力说,“会议记录当时整理出来了,有全文,……记录主要送给毛主席,这加深了毛主席自己对形势的判断。”[2]这份记录应当保存在中共的某个绝密档案室内,一时无法解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朱成昭和谭厚兰已经离世,除了蒯大富和韩爱晶以外,了解其内情的人已经不多。我们希望他们能在有生之年把这次如此重要的会议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从记忆深处钩沉出来,披露给世人。

同时,由于没有会议记录的原文,我们也只能猜测,蒯大富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在中央文革或明或暗的指示,要他在清华大学组织起一支队伍,准备好向刘少奇的司令部发动攻击。于是我们看到,在“红楼”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内,蒯大富在清华拉起了一支队伍,开始叫“井冈山红卫兵”,后来发展成全国闻名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可以说,蒯大富以及其他造反派学生领袖在“红楼会议”的发言,同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相符,导致了1966年10月1 日《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的发表,而他个人在清华大学的处境也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真的翻身了,他的队伍也确实像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样,砸进了刘少奇和王光美文革活动的要害地区——清华大学。

到了这个时候,中央文革不能去清华大学的纪律已经是名存实亡。中央文革的人同蒯大富在学校之外的联系已经十分频繁,把他的队伍视作召之即来的嫡系部队。不过蒯大富这个时候对于自己的这个角色似乎还缺乏自觉性,他在成立了井冈山之后,觉得在北京没有什么事,还跑到上海、南京去串连的二十多天,期间还跑到上海的工厂里去跟工人一起干活。江青到处找他说:“北京这么紧张!蒯大富怎么走啦?”(158页)——这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结果。

而中央文革同蒯大富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应当是张春桥同蒯大富在中南海西门内的单独谈话,据蒯大富回忆:“12月18号后,总机转电话说中央首长来电话。接电话后得知是一个中央办公室的人来的电话。……我就叫了一辆车到中南海西门去了。……张春桥走过来和我握握手,把我带到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有两个开间,外面一个明间,里面还有一间,他就进到套间里面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里面有暖气还有沙发。张春桥坐到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它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对群众运动有什么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办?他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她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等于是特别机密大臣交给一个御林军一个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这本身的那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后来,大概是1990年,我去北京见到王力,他告诉我,张春桥1966年12月见我是毛主席的意思。”(163-165页)张春桥密诏蒯大富,是后来四人帮受到审判时张春桥的一大罪状。

看得出来,蒯大富不是那种善于揣摩上意的人,毛泽东需要派张春桥直接传话才使他明白自己的任务。于是蒯大富回到清华,掀起了北京市也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倒刘行动:(1966年)12月25日,东方欲晓,寒风凛冽,广播喇叭传出宏亮有力的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五千余名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大操场,顿时人山人海,红旗飘扬,迅速集合好了。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不断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井冈山兵团五路大军胜利会师在天安门广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以宣传栏的形式,张贴在大街小巷。(168-169页)这个行动连续搞了好多天,一直搞到元旦。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点名打倒刘、邓的街头行动。

同时蒯大富还根据江青的指示,作刘涛的工作,要她站出来和自己的父亲划清界线,并把刘涛的发言录音“拿到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去放。不管怎么着刘涛当时的这个检查对刘少奇是重大的打击,影响很大。”“全知道‘清华井冈山兵团’打倒刘少奇了。这就是我们特得意的第一功,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170-171页)

这个功劳立刻就受到了江青和戚本禹的肯定和支持。江青在12月30日带着王力、关锋和姚文元专门到清华去看望蒯大富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这就反映了江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满意。江青在清华园里以胜利者的身份说出了本文开头提到过的那一番话,宣告中央文革在清华园“缺席”的历史结束,从此可以直接指导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了。同一天,江青除了鼓励蒯大富以外,也不忘在刘少奇的家庭里敲进一个楔子:她在清华园里接见了刘涛,拉拢刘涛,教育她站稳立场,“大义灭亲”,揭发刘少奇,刘涛很乖,接着就写了《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1967年1月2日)的长篇大字报,表示“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14]

回顾这一段历史,笔者认为,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文革,原来是希望周在那里通过追究王光美以及工作组对学生的镇压,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刘少奇和他的司令部并将其摧毁。同时,他立下了不许中央文革——主要是江青——插手清华大学的纪律,希望给世人看到,刘少奇的垮台不仅得到周恩来的认可,而且还是在他主导下实现的,从而留下全党团结一致倒刘的印象。

然而,他的这个计划不能说圆满成功。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一开始就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据蒯大富在“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一文中回忆,周恩来在8月1日同他“两次谈话当中,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15]这种“过问”方式同中央文革在北大的那种“主导”的风格大相径庭。例如北大辩论工作组的群众大会上,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和康生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工作组的学生一边,讲话中还用了很多强烈的措辞,甚至还有上文所述的江青在辩论会上有失尊严的表演。而周恩来在为蒯大富等人平反的大会上只是说了:“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因此,我们应该把责任引导自己身上,我们检讨。”在这里,周恩来把斗争矛头引向了自己,而不是王光美和刘少奇。同时,在平反和支持蒯大富等受压制的学生的时候,周恩来并没有压制对立派,而是说“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 我不回去……。”(110-111页)

确实如有人在“红楼”会议上说的,周恩来是以“和稀泥、折衷主义”的办法来拖延和弱化对刘少奇的斗争。于是,等到12月份,眼看1966年将要过去,毛泽东终于自己出手,派张春桥秘密召见蒯大富,明确布置了向刘少奇发动进攻的号令。当然,周恩来后来被指定为包括刘少奇专案组在内的中央专案组总负责人——终究也没有逃过被毛泽东拉上一起制造刘少奇冤案的命运。

注释:

[1]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3月。
[2]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3] 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4] 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0712e,2007年12月。
[5] 唐少杰: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引论,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
[6] 刘泉、刘才堂:回忆1966 年夏周总理的亲切接见·编者附记,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7] 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
[8] 李杨杨:一场精心策划导演的戏——1966年7月26日的辩论会,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309a,2013年9月。
[9]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10] 阎淮: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11] 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0312b,2003年12月。
[12]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5年10月。
[13]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14] 阎长贵:我看清华文革,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15] 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
[16]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4月。

201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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