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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彦夫:《我们一家》记山东蓬莱慕湘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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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 慕彦夫
我大哥慕湘,二哥慕柯夫,生前就建议我能写写家史。因为他们早年都参加革命离开了家,对走后的家里情况不够了解。从何写起呢?我迟迟没有动笔。最近老家政协蔡玉臻主任向我约稿,并十分肯切地要我不拘形式地写一篇。盛情难却,只有从命。幸好我二姐慕列尔写了一篇《我的家》,我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写,又有大姐王少木和三姐慕荣提供的材料,再根据我们兄妹七人回忆母亲时的录音,整理成现在这篇拙文。
1998/12/15 记
  
一 从爷爷说起
我们慕氏家族的辈份排列为“天万文升显,丰宏礼义昌;诗书传代远,忠厚继世长”。祖父以前的情况已无可考矣,只能从爷爷说起。
我爷爷是文字辈,却与文无缘;大名叫慕文瀚,而一个大字不识。他从小就失去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孤身一人流浪在烟台。白天给人家做苦力,夜宿毓璜顶的庙台上,饥寒交迫,日复一日。一年清明,他看到家家户户都在上祖坟,不觉热泪潜下。心想,父母坟上荒草一堆,有谁会去给烧香烧纸?我这不是成了断了烟火的绝户头了吗?于是决心一横,回老家!这年他还不到20岁。
回到蓬莱,在南关一个小铺里当伙计,苦干几年,化了8吊5百钱典了半间破草房,几年后又娶了奶奶。奶奶姓李,水城人,长得很矮小,幼年生过天花,脸上留有几点疤痕。奶奶共生了11个孩子,成活率却很低。光绪年间白喉大流行,20天之内死了4个,最后只剩下两头,所以我父亲比伯父少20多岁。
伯父名叫慕恒升字恒希,生有1男3女。在东街开了一爿百货绸布店,起了个字号叫文成兴。字号很大门面很小,一个伙计加上堂哥慕显宗字振海(乳名学勤子)3个人经营。
伯父很守旧也很吝啬,但嗜酒如命。他喝酒从来不自己掏钱,都是喝别人的请客酒。有一次去蓬莱阁赴宴,不小心把人家的酒盅都吞到喉咙里了,幸好抡救及时,才免得一死。由于思想守旧,生意越做越死。人家同样也是卖这样的货,可人家店铺装修的很漂亮,玻璃门玻璃房,新柜台新货架,都是时兴的,生意兴隆。而伯父的文成兴,破柜台,破货架,黑咕隆咚没人进去,生意清淡。
爷爷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背着一杆大枰,在花河草市当草经纪,也就是给进城卖柴草的人过枰,赚点喝酒的钱。爷爷经常喝得醉醺醺地骂人,而挨骂最多的是伯母。伯母是水城大户人家的千金,长得很胖,不善家务,自然成了爷爷的出气筒。
我父亲名叫慕荣升字华庭。生于1895年阴历正月25日,读了几天私塾,便在东街裕生泰绸布店当店员。1914年娶了母亲,全家主要生活来源是靠伯父的收入,后来母亲生了孩子,人口一多,便导致了家庭在经济上的矛盾。
1928年春节前夕,伯父的店铺忙了,便叫12岁的大哥慕显松(乳名长松、后更名慕湘)去帮忙站柜台。每天店铺打烊,都是跟着堂哥回家。有一天母亲等了一夜也不见大哥的影子,急得母亲坐立不安一夜未眠,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大哥回家。母亲一问,原来他们路过太平街时,有人拉着堂哥推牌九。堂哥按奈不住赌瘾,便带着大哥走进一家小铺,堂哥赌了一宿,大哥在炕头上睡了一夜。从来不会说谎的大哥,便一五一十的都说了,气得母亲到前屋去找堂哥。母亲说:“松子还是个孩子,他这么大点你就领他去赌钱,你还像个人吗?你也是个有家室的人了,你这样做对得起谁?”说着说着便吵了起来,从此矛盾加深,引发了1929年分家。
在旧社会,分家都要请舅爷爷来当公证人。这天从栾家疃请来了舅爷爷。舅爷爷是个老实八交的老农民,不认字也不识数年岁又大,他只把家中的锅碗瓢盆,坛坛罐罐一分为二,并规定爷爷奶奶在两家轮流吃饭,初一在伯父家,十五在我们家,每家半个月。
刚放学回家的大哥一听不对,刚要开口被母亲扯住了:“小孩子不要多嘴。”
大哥说:“这么个简单的账都不会算,咱们家应该从十六日开始才对呀。”
母亲说:“不是不会算,老人家在咱们家多吃几顿饭算了什么?”
不久伯父全家搬到了西集上,后又搬到周武庙下,爷爷奶奶便跟着我们仍住在南天门。每逢初一,都是伯母拐着个篓子提着个罐子来送饭。剩下的饭菜一点也不留地再带回家去,果然送到十四日晚上就不送了。爷爷奶奶对此很不满,为了减轻我们家的负担,干脆搬到伯父家中去了,不久爷爷便病故。
  
二 母 亲
母亲生于1894年农历10月29日。姥爷(外祖父)姓姜,曾在营口卖过烧饼,姥娘(外祖母)姓傅,也是出身穷苦人家。母亲生前常说,她是甲午战争那年生的。生下不到一百天,姥娘就抱着她到乡下跑反。母亲有姐弟四人,她排行老二。因老大早逝,家里的杂活全落在她身上,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在她八、九岁那年,佬娘不知什么原因精神失常了,经常一个人跑到城墙上,踏着城墙垛口跑,母亲被吓的哭着在后面追。姥娘本是缠过足的小脚,跑的很快也掉不下来。经过多方医治无效,后来有人说是被 “三姑佬娘”(狐仙)迷住了,便请人做了一个佛龛,烧上香,点上烛,摆了许多供品。说来也怪,姥娘的病竟然好了。姥爷是个历来不信鬼神的人,一气之下把个佛龛砸得希巴烂。这一来可不得了,姥娘的病犯得比以前还重,而且弄得全家都不得安宁。无奈,姥爷只好又请人再做了一个供奉着。
姥娘的病好之后经常“上仙”,还会给人家看病。我小时候就见过姥娘‘上仙’给人看病的情景。她盘着腿坐在炕上,面前烧上一柱香,两眼微闭,稍停片刻便打哈气,搓着双手把脸一抹,口中念念有词,声音也变了,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而后叫人用笔记下她说的药方,无非是些薄荷、冰片、生姜、红花、甘草之类。经她看的病人,竟很快就好了。因此名声大振,请她看病的人也多起来。她虽然给人看病,但医德很高,从来不收受人家的礼品和钱财。
母亲没有大名,乳名叫铜子。土改时才起了个名字叫姜汝惠。母亲长得很秀气,高高的鼻粱,大大的眼睛,说活和气,满脸带笑。母亲不识字,从前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叫中国,更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常听大哥讲起日本兵在东北的暴行,这才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国家叫中国。在旧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母亲从来不出大门,到了40多岁生了我后,大哥才领她到了一趟蓬莱阁。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不论是烹饪缝纫,还是料理家务,心灵手巧,样样精通。她21岁嫁到慕家,上有公婆,又有兄嫂及侄男侄女,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几乎所有的家务都由母亲承担,由此也博得爷爷奶奶的欢心。所以亲戚邻居都夸母亲贤慧、朴实、善良、厚道。孝敬公婆,友善妯娌,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母亲也是个多子女的母亲,那时不懂计划生育,共生了4男4女,当生下我时,母亲说不能再生了。因此我被取名叫兰禄(谐音拦路),我把母亲生育之路拦住了,因此我只有哥哥姐姐,没有弟弟妹妹。母亲生的第二个男孩叫长绪,在3岁时夭折,剩下7个孩子都精心抚养。每个孩子从头到脚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从里到外干干净净。大哥上学时,有钱人家的孩子都穿“洋制服”,母亲就向同学借来照样缝制一套,大哥穿在身上很像样。大姐慕显凤(乳名霞,参加革命后更名王少木)二姐慕显秀(乳名娟,参加革命后更名慕列尔)上学时,女学生都时兴穿黑短裙,月白色的上衣,母亲也照样一人做了一套,穿起来也很神气。
父亲是个爱面子虚荣心很强的人,这时已熬上了裕生泰的三掌柜,手里有了几个钱,便想自己盖房子。由于钱不够,便向一个姓张的同事和姨父借,在西门里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三间四进大瓦房。父亲感到很体面,也很自豪。母亲也觉得全家和和睦睦,子女都很听话,又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再也不愁东搬西搬的了,母亲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希望。
  
三 大哥出走
大哥慕显松,生于1916年6月17日。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慕湘,这大概是因为他仰慕湖南出了很多革命家的缘故吧。
大哥性格文静、腼腆、聪明、英俊,从小就寡言少语,也不惹事生非,很讨大人的喜欢。尤其是爷爷奶奶,简直视为掌上明珠。大哥是个好学上进的人,从读小学开始,学业总是名列前茅,备受老师的夸奖。父亲为了支持他的学习,特为他买了一盏很漂亮的小煤油灯,因此他每天都要在这盏小油灯下学习到深夜,很少在12点以前睡过觉。他除了完成每天学业外,主要读些文学作品和进步杂志。有胡适的、鲁迅的,茅盾的,冰心的,也有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他受到这些进步作品的影响和熏淘,反对迷信,反对虚伪世俗,不烧香拜佛,不参加婚丧礼宴。1930年以高分考取莱阳乡师。“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救亡活动,常在街头募捐,下乡宣传。在1932年秋天由海阳同学黄日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刚出生,他才16岁。
后来听大哥说,莱阳乡师是当年胶东党最活跃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被学校开除的党员很多,最后只剩下十多名党员,莱阳中心县委便指定由他负责,继续领导救亡活动。1933年暑假前,因他去同地下党的负责人接头,被校方发现,当众宣布:“慕显松是共产党。”他闻知后,连夜隐藏在栖霞栾家沟刘学美同学家中,风声平静后才回到蓬莱。
大哥回家不久,便接到学校的开除通知:“二班二级慕显松,品行不端,斥令退学”。
父亲看到这张被开除的通知书,非常生气地问:“你这个孩子是怎么了?是偷了人家的东西?还是做了什么坏事?”大哥不能实说,谎称有个同学欺侮他,他同人家打了架。母亲深信大哥不会做坏事,便安慰道:“欺侮人的学校咱就不上了,你这么小的年纪在外面,俺也不放心呀。”
不久,大哥接到国文老师孙君野的来信。信中希望他能到济南正谊中学读书,一切费用他可资助。这位老师对他的才华很器重,也因思想进步被莱阳乡师开除,现在在济南正谊中学桓台分部任主任。大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希望大哥能继续读书深造,便卖掉了一个金戒子,凑了80块现大洋给大哥去了济南。
大哥在正谊中学只读了几个月,因身份暴露又被开除。这时胶东特委委员、蓬莱党的负责人李厚生,也因身份暴露被学校解雇。他便写信要大哥立即回蓬莱接替他的工作。
大哥回到蓬莱,联络了一批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其中有孙启昶、王景熙、李隆兴(李慕,曾任青岛市市长)、张懋尝(张鉴明)、王鉴(王作泉,曾任上海市人大付主任)、邹瀛等成立了“尘烟文艺社”,在他过去的老师韩成一主办的《蓬莱日报》副刊上设《尘烟周刊》,专门发表进步小说、诗歌、散文等,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并发展了孙启昶入党。不到一年,便被国民党县党部警告停办,而后去刘家沟小学任教。
刘家沟小学校长周硕舫也是城里人,同国民党县党部的头子王天乙及东乡保卫团团总蔡禾生过从甚密,经常一起饮宴。他知道大哥是被莱阳乡师和正谊中学两次被开除的共产党,便经常在大哥面前攻击共产党。有一次大哥同他吵了起来后,便把学生召集起来,大唱在莱阳乡师学的歌曲“杀(三)民主义,你党所宗,一斤煤油,一斤大葱-----”搞得周硕舫狼狈不堪。
这时大皂许家小学校长孙自平到处寻找共产党,他听说大哥是共产党,便妥孙启昶邀请大哥来帮助他教书。1935年8月,大哥发展了孙自平入党。
父亲对大哥的情况并不了解,他对大哥回来后能到乡下教学感到高兴。但有两点使他困惑不解,一是大哥教学挣的钱,从来不拿回家,有时还要从家里拿些钱出去。这个从小就不乱化钱的儿子怎么了?二是经常有些外地人来找他,有刘坦、于彩臣、刘学美(均是地下党)而且都是在东乡扛活的长工。他怎么同这些人混在一起?父亲历来把大儿子看成是自已的希望,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也很尊重自己的儿子,心里虽有疑惑但不便多问,心想,只要儿子能安分守已在自己跟前,也就心满意足了。
1935年11月4日,胶东发生了武装暴动,后称“一一,四”暴动。这是一次在“左倾路线”领导下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暴动。暴动失败后,胶东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韩复榘的反动军队大批开到胶东,展书堂师和张扒皮旅驻扎在胶东各县。开始大规模清乡,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党的负责人李厚生被捕,大哥与上级也失去了联系。一天,孙启昶找到大哥,急乎乎地说:“你快走,现在县党部正准备抓你,你一刻也不能留,快走!”
大哥听后,便到湾子口找到孙自平,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交待了工作。孙自平也觉得情况危急,必须赶快离开蓬莱,便凑了20块大洋给了大哥。大哥把一辆自行车交给他,临走前还留下一张纸条让他转给二哥慕显德(乳名周,参加革命后更名慕柯夫)告诉二哥他已走了,千万不要告诉父母亲。
这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捕杀共产党的传闻。有一天,大哥的一个同学来对母亲说:“慕显松是共产党,现在正到处抓他哩!”
母亲听后虽然感到吃惊,仍故作镇静地说:“我儿子怎么会成了共产党?这话可不能瞎说,说出去要杀头的呀!”
这个同学走后,全家便紧张了起来。果然大哥查无下落。父亲到处打听,但又不敢声张。焦虑、害怕、担心,他们盼望着大哥快点回家,又怕大哥突然回来被抓,心情十分矛盾。
大哥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他有时想,既然儿子是共产党,这共产党能是坏人吗?既然是好人,那当局为什么要抓他?但不管是不是,这毕竟是生死悠关的大事情。做父母的怎能忍受这种折磨呀!不到半年,父亲的牙齿几乎全部掉光,这年父亲才41岁。
父亲想儿心切,四处打听不着,真是揪心撕肺,心急如焚。后听大哥的同学李隆兴家里人说,有人曾看到大哥在天津。一天夜里,房梁上挂的鸟笼子掉了下来,从来不迷信的父亲觉得是不祥之兆,他真怕大哥出事,第二天便急匆匆地赶到天津找大哥。
到了天津,通过在天津当店员的李隆兴果然找到了大哥。大哥没有职业,也没有固定的住处,全靠写字卖文和受李隆兴的接济来维持生活。父亲看到大哥脚上快要掉底的皮鞋,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把身上所带的钱都给了大哥,并悄悄地问大哥:“你是共产党吗?”
大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华民族的解放,也只能依靠共产党了。”
大哥同父亲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父亲虽然有些似懂非懂,但觉得大哥讲的头头是道。他深信他大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决不像谣传的那样,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的毒蛇猛兽。”
这次匆匆会面之后,再也不知大哥的去向,这竟成了父亲和大哥的最后诀别,从此也在父亲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四 父亲失业
1936年,日寇侵略中国的风声越来越紧,人心惶惶,百业凋敝。父亲所在的裕生泰倒闭了,父亲便失业在家,由此也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当时二哥慕显德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乡下以教学的名义来搞救亡活动。父亲不得不把刚盖好的房子租出去还债,全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有时几乎揭不开锅。这时大姐慕显凤不得不辍学给人家织花边、打毛衣来赚几个钱,多少补贴家用。我和四姐经常饿得直叫,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便把赚来的钱买个伙烧或包子塞给我和四姐。母亲是个刚强的人,她不能眼看着全家饿死,便收拾一些细软去当。母亲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何况那时进当铺是件非常丢人的事,只好叫11岁的二姐拿到当铺去当。还没人柜台高的二姐,几乎把全城的当铺都跑遍了。当回来的钱,便在天门北头一个玉米加工店,买上3斤5斤玉米面回来,再去城外挖些野菜做成糊糊,这便是全家的口粮。
有一次,母亲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当的,便拿出结婚陪嫁的被子叫二姐去当。母亲还怕赎不回来,不到三个月又收拾一些东西去续当。三个月又到了,母亲再也没有东西当了,被子便死在当铺里。二姐深知母亲的心,每天都到当铺门外去看。第三天,她看到母亲的被子被拍卖了,便哭着回家告诉母亲说:“妈妈,被子没有了,被子叫人家买去了!”母亲听了也心酸落泪。多少年后,二姐仍记着这件事,总觉对不住母亲,解放后,她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买了一条被子,而且每年都要进京去看望母亲,所以母亲生前常说,她的二女儿是最孝的一个。
父亲是城里人,吃不了苦,更丢不下脸面,为了生活也常和母亲吵嘴。这时,韩复榘在紫荆山上挖战壕,母亲便做了些玉米面饼子领着我同二姐去买。母亲是缠过足的,走又走不快。二姐又矮又小,还要拐着个篓子。我便跟在她们后面跑。好容易到了紫荆山上,可那里知道,挖战壕的都是些被有钱人雇来的穷苦人,那里有钱来买?我便学着别人的叫卖:“卖饼子,谁不买谁停着-----”。卖了一天,也卖不了几个,还是维持不了家中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只好丢下脸面,开始在鼓楼下摆了个小滩,卖些家中的坛坛罐罐,后来又做些雪花膏、生发油以及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同二姐到乡下去卖。
二哥是个心底善良、忠厚、诚实的人。这年他只有16岁,却非常体贴家中的困难。他省吃俭用,把教学挣的100多元大洋,如数交给了母亲。
母亲手拿这许多钱,高兴地含着泪说:“孩子,你不买点什么吗?”
二哥说:“妈妈,不用了。”
这一百多元虽然救了急,但救不了贫。1938年的春节前,二哥接到通知要出发到乡下参加三军二路起义,同他的同事吴善昌(县委组织部长)来家告别,父母知道很危险,但并没有阻拦。吴善昌看到家中过年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便回家把他家的年货,鱼呀,肉呀,面呀,菜呀,全都拿了来。母亲感动地流着泪,做了些油饼给二哥,让他们带在路上吃。不久,起义的队伍打开了蓬莱城,父母可高兴了,大姐在二哥的同学李雨枝和蒋宇全介绍下,参加了县妇救会的宣传队。大姐性格内向,是个文静、稳重、要强、自尊、自爱、也很清高的女孩子。但在大哥二哥的影响下,民族觉悟和救亡热情很高。她不顾别人嗤笑,成天去发动妇女,宣传抗战,募集寒衣,慰劳前方将士等活动。7月二哥从部队调到地方建党,并当上了县委宣传部长。9月的一天,二哥叫大姐到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去学习,大姐真是高兴极了。父母亲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还是为她准备了行装,亲自送大姐去城隍庙集结。
1938年9月17日,大姐从蓬莱城出发,走了4天到达了掖县,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抗日军政学校,时年15岁。
二姐慕显秀看到哥哥姐姐都走了,也成天吵着要去抗日,父母因她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二姐是个热情、开朗、活泼、直爽的女孩子。会演会唱,嗓音又圆又亮,所以年底被胶东后方司令部少年先锋队吸收,当时只有13岁。后又调到胶东青联孩子剧团当演员,因她唱歌唱的好而闻名胶东,被群众誉为“胶东歌后”。
父母7个子女,参加革命走了4个,吃饭的人口少了,但仍没有解除家中的困境。这时社会上对我们家同情的少,指责的多。说什么不该让孩子都去当共产党啦。也有的说,男孩子去当“红胡子”大人管不住,怎么也让女孩子家去当“土匪”?更有的亲戚竟登门指着母亲骂,一口一个“穷共产党”“穷八路”“红胡子”“穷土匪”------。父母虽然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们知道,孩子走的是一条正路,是一条抗日救国之路。
  
五 背井离乡
1939年春节过后,日寇步步逼近,在蓬莱抗日民主政府主动撤出之前,形势更加紧张。一天,突然有人来通知父母赶紧到乡下躲躲,并说慕显松和慕柯夫在城里影响太大,谁都知道你们家是共产党和抗日家属,日本鬼子来了是很危险的。
父母听后十分犯难,到那里去呢?慕家的亲戚本来不多,乡下根本就没有。就是有,在这种时候谁还敢收留抗日家属?幸好慕丰韵的母亲常年住在乡下娘家秦家沟。慕丰韵的母亲是我们远房的一个嫂子,生有1男1女,21岁守寡。儿子叫慕丰韵,女儿叫慕伟。这位含辛茹苦的嫂子,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不料,在三军二路起义前后,兄妹都投奔了革命。嫂子是个刚强而开通的人,心里难过,却没有阻拦,她支持儿女走抗日救国之路,因此同我们家的关系分外亲密。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到秦家沟去投靠嫂子了。
秦家沟是个小山村,离城7里路,嫂子的娘家也是个大家大口的,嫂子的三弟秦汉业(晨钟)这时也参加了革命,因此对我们家的到来,非常地客气。不仅安排住处,在生活上也给予了很多接济。当时正逢春耕时节,要往地里送肥,父亲为了报答人家的帮助,便主动去帮忙。他学着别人的样子,用锹把粪肥装在小毛驴背上的驮篓里,赶着小毛驴往山上走。他曾看到人家两手抓住驮篓下面两条腿,轻轻向上一抬,便把粪倒在地里。俗语说,看着容易做着难,父亲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从来没有种过地,也没有吃过苦。他虽然学着别人的样子,紧紧抓住了驮篓腿,可是怎么也抬不上倒不出。累得满身大汗,只好原封不动地又赶着毛驴回来了。
不久日本鬼子占领了蓬莱城,家是回不去了。但长期靠人家施舍过日子总不是个事。此时,听说八路都在南面的山区里。有一天母亲说:“咱们走吧,到南山里找八路去,咱们4个孩子都参加了,他们不会不管咱。”
父亲看到当时的情况,也只有投奔八路这条路了。
嫂子听说父母亲要走,便凑了一升玉米送来,母亲把玉米磨成面做了饼子,便带着我和三姐四姐上了路。当时三姐慕显卿11岁(乳名叫荣,又名李玉琦,参加革命后更名慕荣);四姐慕显芬9岁(乳名花,又名李玉清,参加革命后更名慕超);我叫慕显禄7岁(又名李彦夫,抗美援朝回国后更名慕彦夫)。
蓬莱的南面是艾崮山区,父母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山路,母亲又是小脚,走又走不快,父母两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真是山路岖岖路漫漫,也不知八路到底在那里。走了几天,带的饼子也吃完了,这时父亲也拉下了脸面,不得不向人家乞求一点剩汤冷饭。这样走一路要一路,晚上5个人就挤在人家的碾屋或磨房里过夜。走了约有半个多月,一天中午,在大骆家村找到了游击队。当他们知道是慕柯夫的父母来了,特别热情地端来了饭菜,我们姐弟三人饱吃了一顿,父母亲也非常地高兴。
晚上,北海特委二行署主任李慕和孙自平都来了,他们叔叔婶子叫个不停,问长问短分外热情。当父母得知二哥慕柯夫参加了山东工作汇报团去了延安时,心中有些失望。李慕便安慰道:“婶子放心吧,你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有我们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当时父亲提出要参加工作,李慕说:“好啊!”
不久,父亲便在二行署作粮秣工作,专门调查生活困难的抗日军人家属,负责进行救济。父亲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说;“没想到我快五十岁的人了还参加革命。”从此,他留着小胡子,载着瓜皮帽,别着旱烟袋,拐着小篓子,篓里放着油瓶子,瓶塞里就藏着被救济抗属的名单。他进行调查核实之后,便写张条子,就凭他这张条子,就能领取救济粮。所以别人都亲热地叫他老慕大爷。母亲带着我和三姐四姐便跟随二行署过着供给制的游击生活。
  
六 游击队的“母亲”
1939年的春天,艾崮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刚建立,斗争十分艰苦,因为经常反“扫荡”,政府流动性大,有时一夜要转移好几个地方。每当夜行军时,母亲骑着骡子,我和三姐四姐便坐进驮篓里,我常常数着天上的星星,听着夜行军的脚步声和那远方传来的鸡鸣狗吠,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驮篓里装着我童年的梦幻,也流逝了我童年的时光。所以别人都说我是在驮篓里长大的。
我们经常住的村庄有上下薜家、大小门家、站马张家、花夼、村里集等。每到一地,母亲便给游击队做饭、洗衣服、烫虱子、补补缝缝什么都干。她把这些游击队员当成自己的孩子,游击队员也把她看成游击队的母亲。每次打仗缴获来好吃好用的东西,都来送给母亲。他们要做的针线活也来找母亲,他们亲热地叫母亲为老慕大娘。
我和三姐四姐都参加了儿童团,每到一地,三姐和四姐便同她们的小姐妹募集军鞋,教唱抗战歌曲;我便同一些男孩子站岗放哨,做打鬼子捉汉奸的游戏。我穿着母亲改制的小军装,扎着一条小皮带,腰间还插着一把木头手枪,别人都叫我“小八路”。
后来形势稍微平静了,政府把母亲安置在温石汤西南面的李家沟。
李家沟是一个小山村,西面是一座很高的大山,离鬼子的据点远,因此经常有机关、部队来驻防。他们一到村里就来看母亲,有时就住在我们这个流动的家。常给我们一些铅笔、纸,教我们识字,唱歌。
有一次孙端夫住在我们家,我一定要跟着他的警卫员去溜马,不料马受惊把我撞倒了,马蹄踏在我的大腿上。痛的我又哭又叫,幸好没伤着筋骨,可警卫员差一点受处分。事隔20多年后,当我去采访27军军长孙端夫时,孙军长还提起这件段往事。
游击队对母亲十分信任,有时把一些重要的文件、枪枝,直接交给母亲保管。母亲也常说:“我不能为抗战做大事,这些小事我还能行。”
那些年,人们睡觉都非常惊醒,有个风吹草动都会知道。一天佛晓,母亲忽然听到有声音,便一下坐起来说:“有情况!”紧接着便听到枪声。四姐提着裤子光着脚就往外跑,父亲领着我也冲出村外,母亲拿着一包文件还有一支手枪也随之跟来(当时三姐在蓬西三分区张礼书记那里读书)。父亲催母亲快走,母亲说:“你们快跑吧,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这时只听敌人喊着:“不要跑,不要跑,再跑就要开枪了------!”
父亲带着我跑进西山,母亲眼看着敌人快追了上来,她一下发现路傍水沟有几堆乱石,便灵机一动,赶紧把文件和手枪藏在乱石下面。刚藏好后,顽固派高炳旺的兵便追了上来,大声喝道:“你这个老婆子跑什么?”
母亲说:“俺害怕你们打仗。”
敌人又问:“八路在那里?”
母亲说:“俺一个老婆子不知道什么是八路七路的。”
敌兵说:“对了,我们就是七路,专门打八路。”说完就搜母亲,把母亲仅有的两块现大洋搜去了。之后,敌人又放了几枪便回村吃饭,母亲便坐在山坡上不走了。
顽固派吃完饭,便在村中进行抢劫。母亲眼睁睁地看到我们家藏在地瓜井里的被子衣物全被抢走了。
晚上,敌人走后,村中一片狼藉。父母一看四姐不见了,母亲焦虑地说,“找孩子要紧。”于是父母带着我连夜去找四姐。天快亮了,才在离李家沟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找到。四姐一见到我们便号淘大哭,我也哭,父母也落了泪。
1940年7月,为躲避日、伪、顽对艾崮山区的“扫荡”,父母带着我们随蓬莱县大队到了大树底宋家。不料,在7月8日却遭到日伪的袭击,造成大树底宋家惨案。
那天中午,母亲正坐在打谷场上给大队长郑若予缝小褂,郑若予同我在玩耍。这时突然在村西南响起了枪声。
郑若予说:“大娘大爷,快带弟弟妹妹到东山上躲躲。”说完便提着匣子枪向响枪的地方跑去。
母亲对父亲说:“你带两个孩子快走,场屋里还有县大队两匹马,我去多添些草料,免得他们乱叫被敌人发现。”
父亲带着我和四姐躲进东山坡的一片荆条丛中,这时枪声像炒豆子似地响个不停,大约在太阳快落山时,枪声渐渐停了,但我们不敢回村,在荆条丛中藏了一夜,也被蚊蝇咬了一夜。
天亮后,父亲领着我和四姐进村找母亲。母亲哭着说:“郑若予和李本洪都牺牲了,李伟(迟春)也被鬼子捉走了。”我一听便大哭不止,非要跟着父母去看看曾教我识字唱歌的大哥哥。
父母和村中的群众一起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大树底宋家。
后来才知,郑若予听到枪声,断定被鬼子包围,便立即组织部队掩护机关突围,不幸头部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5岁。六区区长李本洪,在突围中肠子被打了出来,他忍着巨痛,将自己的匣子枪、文件、钢笔全部毁坏,最后牺牲在一个地崖下,年仅23岁。这次共牺牲了23人,被俘38人,是蓬莱抗战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七 母亲遇险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斗争形势也十分艰苦,母亲带着我们跟着政府行动十分不便,而且还给政府增添诸多的麻烦。
一天,县长李慕和孙自平来了,他们对母亲说:“婶子,把你们疏散到敌占区吧,这样东奔西跑你们也受不了,再说弟弟妹妹也该上学读书了,那里有我们的堡垒户,还有不少统战对象,他们会照顾你们的。”母亲同意了。
我们开始在于家庄,住在于学忠家里,后来又通过草店开明地主栾岱山的关系,隐蔽在一位姓王的瞎老头的家中,1942年的秋天,才搬到北林院。
北林院,背靠南面的迎口山,面临北面的大海,簸箕形状座落在迎口山的北坡上。当地有首儿歌“南有大照壁(迎口山),北有养鱼池(大海);西有跑马场,东有星落石”。星落石尤为奇观,那些峥嵘的巨石,散落在村的东头,巨石群中有一座六角亭,这里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大海,真是水天相接,渔船点点,更是夏天纳凉的好去处。西面是座小学校,二层楼两个院,绿色门,玻璃窗,十分气派。东面便是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沟底比较平坦,人们都称为北河。从上游板儿沟流淌下的溪水,滋润着沟底肥沃的土地。河两傍都是菜园和果园。每年春天,桃李盛开,一片红一片白煞似好看。吸引周围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到这里来春游,这是一年中北林院最热闹的时节。
北林院民风淳朴,勤劳忠厚。村中有周、车、王、贺、李、杨几家大姓。周老五(周汝双)、车克万、贺学尧3家均是开明地主。周老五是祖传的接骨专家,周围百八十里都有来请他接骨,他也常给八路军伤员接骨治伤,医术非常高明。我们家就是通过这三家地主的关系掩蔽在村南头一家姓贺的家中,后又搬到村北面王其荣(乳名本子)的南屋里,因这里原住一家姓李的已去东北,所以我们改姓李,三姐改名李玉琦,四姐改名李玉清,我改名李彦夫,开始在村中插班读小学。
村中突然出现我们这一家陌生人,都很奇怪,父母便谎称是从东北回来的,这时父亲因身体不好,也常在家休养,一时家中又成了抗日政府的联络站。孙自平(在此养病)、李谊亭、及其他县、区干部都是夜间来夜间去。父母也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3年的春天,伯母去世,家中只剩下70多岁的伯父和90多岁的祖母,生活十分困难。有一天,堂哥慕显宗从东北回来找到父母,说要把伯父带走,把奶奶送来。父母一听不能推辞,便雇了一乘驮轿,同我进城把奶奶接到北林院。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村中有个坏人叫车运起,成天偷鸡摸狗不务正业。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们家的底细,便带着栾家口的伪军来抓父亲。那天下午,父亲正好带着三姐和我到东山拾柴去了,四姐同小伙伴赶海刚回来,正在锅台上吃饭,母亲坐在炕上做针线。这时突然闯进来五六个伪军,都气势汹汹地端着枪,指着母亲说:“你姓慕,你是八路家属,你老头在那里?”
母亲镇静地说:“你们弄错了,我不姓慕,我姓李。”
伪军上去就是两个耳光子,吼叫着:“你还嘴硬,带走!”
母亲被带到村公所,又被五花大绑押往栾家口的伪军据点。
90多岁的奶奶在炕上哭,四姐哭着去找村长王敬海说:“俺妈妈叫鬼子抓去了!”王敬海大吃一惊,忙问父亲在那里?并叫他小儿子上山告诉父亲不要回来,而后又向上级报告。孙自平闻知十分焦急,指示区长李谊亭,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老慕大娘营救出来。李谊亭立即召集村长王敬海及车克万、贺学尧、周汝双研究办法,并凑集了700块大头洋,通过关系送给栾家口伪军队长徐立之。
母亲在栾家口受尽了折磨,但她矢口否认自己姓慕。徐立之收到钱财之后,声称捉错了人,便把母亲放了回来。从此全家便转入地下,搬到贺圣祥(我们称他是贺二哥)家中的南屋隐藏。白天销着门,晚上才敢做饭吃。吃的用的都是村丁贺进起在晚上送来。这种生活,持续到第二年春天。
1944年2月,父母送三姐去栖霞北海中学读书,顺便去海阳看望在胶东公学的二姐。
那还是在1940年,不知是那位好心的同志告诉母亲说慕列尔在“六.一”大“扫荡”中牺牲了。母亲听后痛哭不止,从不迷信的母亲竟也为女儿烧起了纸钱。过了几年,听说二姐慕列尔还活着。母亲开始不信,后来半信半疑,所以这次非要亲眼看看不可。不巧在栖霞崎岖的山路上,母亲从小毛驴上摔下来,把腰闪的不能动了。父亲只好一人去海阳把二姐接到母亲身边,这也是父亲和二姐最后的团聚。
三姐走后,家里只剩下我和四姐两个小的。父亲和母亲商量,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两个小的再走了。将来给四姐找个婆家,给我娶上个媳妇。最好能当上个小学教员,生儿育女,来延续姓慕的一家人。要教学,就要读书,所以转年父母又通过组织,把我和四姐保送到北海中学。
  
  
八 最小的儿子也没留下
1945年秋,抗战胜利了,父母从来也没有这样舒心过,尽管两个儿子还没有音信,但再也不会有战争,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东藏西躲的了,可以安安隐隐过上太平日子。
1946年土改,按政策规定:凡在外面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有一份,因此家中算十口人。分得土地十余亩,房子十余间,而全由村里代耕。从此父母也结束了供给制生活。
秋天收获了,家中有了那么多的粮食,尤其是奶奶,她从来没见过而且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多的粮食。她趁父母都到场院劳动时,象小孩子似的,一个人踏着凳子去看粮食屯中的粮食。她忘记自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一脚踏空,便从凳子上摔在地上不能动了。母亲回家一看,赶紧把奶奶抱上炕,经检查是腿骨折。奶奶躺在炕上,母亲天天喂水喂饭,接屎接尿的服侍着,从此奶奶再也没有起来。
这年冬天,刚刚安定了的和平生活,又被内战的狼烟笼罩着。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消息频频传来,人们又陷入惶惶不安之中。我所在的北海中学也在动荡着,许多同学因时局紧张而纷纷退学。这时来了一位解放军,是来召考宣传队员,我被录取了。于是我借了曲希陶的一辆自行车,骑着从黄县北海中学回家告别。母亲见我回来奇怪地问:“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我要参军去打蒋介石。”
母亲震惊了,她望着我好半天才说:“你们都走了,剩下家里3个老的将来有个三灾两难的可怎么办?再说你才14岁,这么大点走了我能放心吗?”母亲见说不服我,她知道父亲是决不会同意的,便推说:“这件事我也做不了主,你爸爸在城里,你去找你爸爸说吧。”
我骑上自行车赶到城里找到父亲,把参军的事说了。父亲听后没有表态,只是闷着头同我默默地往家走,30里路,父亲一声不吭。快到村头了,父亲声音颤抖地说:“你能不走吗?”
我说:“我都报了名了。”
父亲说:“那不要紧,我去把你的名子挖下来就是了,我不能跟前一个孩子都不留呀!”
当时我只是一股参军热劲儿,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第二天,父亲送我到了黄县北海中学,他找到总务处主任巴凤刚。巴凤刚是巴南刚的哥哥,与父亲很熟,我和四姐享受的供给制手续,就是他到北海专署办理的。父亲将情况说了之后,巴凤刚说:“老慕呀,我看你就同意了吧,你那么多的孩子都参加了革命,这是你们全家的光荣,你对革命有功呀!再说你那么多的孩子都走了,你不让彦夫走,不怕将来落埋怨吗?彦夫又不是拿枪到前线打仗,而是参加五师宣传队,唱歌演戏做宣传鼓动,我的两个女儿巴山和巴木兰都在那里,”
父亲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也是位知情达理的人。我的走,对他来说象割肉一样地心痛,但他放不下脸,说不出口,他只好忍痛割爱地同意了。
在我临走的头天晚上,父亲一夜未眠,他向我讲述了内心的痛苦。可是我根本无法理解父亲的心。父亲又千嘱咐万嘱咐要我在部队好好干,向哥哥姐姐们学习。
晚上落了一场大雪,大地一片皆白。我与4名同学在胶东5师宣传队李平同志的带领下出发了。
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在李平同志再三的劝说下,父亲终于站下了。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含泪望我远去,而我走了很远很远回头看到父亲仍站在那里,风雪缠绕着父亲单薄的身躯,我也落泪了。没想到,这是我同父亲最后的诀别呀!
自从父亲送我走后,母亲天天都到村口等候。她多么希望父亲能把我领回来呀!可是她等来的却只有父亲一人。母亲问:“禄子呢?”
父亲说:“走了!”
母亲看到父亲的眼圈红肿便问:“你怎么了?”
父亲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哇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也许父亲心中的牵挂太多太多;也许父亲思念儿女的苦楚太满太满;也许父亲心中的忧伤太久太久;他心里装不下这么多,他心里也盛不下这样满,见了母亲,就象江河掘了堤,水库开了闸,心中的忧伤一下子迸发了。
天渐渐黑了,村口没有人,只有西北风卷着小青雪不停地刮着,父母亲坐在村口上,相对流泪,他们哭了很久很久。
  
九 父亲弥留之际
1947年,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胶东的重点进攻,这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家最艰难的一年,国难家愁,折磨着父母。
4月,四姐慕超参军到鲁南军政大学,因为她是党员要带头,所以连家都没回就走了。直到把衣物捎回家,父母才知道。这年她17岁。
我和四姐走了之后,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奶奶躺在炕上不能动弹,母亲要侍候两个病人。但母亲没有怨言,只有对奶奶的孝心和对父亲的安慰。奶奶毕竟老了,8月便与世长辞,享年96岁。
安葬了奶奶,父亲的身体也渐渐地消瘦下去。开始没有胃口,后来浑身疼痛,手脚也不听使唤,最后就卧床不起了。急得母亲到处求医求药,在战争环境,那里还有什么医药,只能求些偏方。听说用樟木烧成炭烤,可以治腿痛。母亲便把家中仅有的一只樟木葙子劈了烧炭给父亲烤。那知把父亲的腿都烤出了水泡,还是照样痛。
父亲生病期间,最怕母亲离开,一时见不到母亲,便喊叫不止。母亲看到父亲吃不进喝不下,那种痛苦的样子,心里着实难过。这天正逢北沟赶集,母亲说:“老头子,你想吃点什么?我到集上去买。”
父亲摇摇头说:“我什么都不想吃。”
母亲说:“你不吃不喝这怎么行?”
父亲怕伤了母亲的心,便说:“那你就割点肉买条鱼吧,你可要早点回来呀!”
那时家中没有钱,母亲只好背着30斤粮食到集上卖。母亲是小脚,背着粮食要走5里路,走又走不快,幸亏遇到一个老乡,他看到母亲吃力的样子便说:“老慕大娘赶集呀,快把东西放到我的小毛驴上吧。”
到了集上,母亲为了早点回家,以低价把粮食卖了,又去买鱼割肉,等回到家中,太阳已经偏西了。
从母亲走后,父亲就一直爬在窗台上向外望,他等呀!盼呀!母亲就是不回来。
当母亲累得满头大汗回来时,父亲说:“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
母亲没有放声,便赶紧给父亲做饭。当把鱼、肉做好后,父亲一点也不想吃。母亲着急地说:“老头子,你什么也不吃,这病能好吗?你就是当药也多少吃一点呀!”
父亲强吃了几口,便呕吐不止。
这天夜里,母亲忽然听到父亲在哭,赶紧起来点上油灯。父亲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儿子回来了,还带着媳妇和孙子,他高兴的不知应该怎么好,不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惊醒后原来是南柯一梦。父亲流着泪说:“大儿子还不知有没有了,如果还活着,也该成家有了孩子了。”
母亲说:“快睡吧,说不定那个孩子会来家看你哩。”
父亲叹着气说:“我那有这个命呀!7个孩子一个也没留住,我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父亲的病情越重,思念儿女的心情越切。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大儿子二儿子我不想了,三个大闺女我也不想了,我是不放心花子和禄子呀!他们都还小,这行军打仗能跟得上吗?在那枪林弹雨里有谁去照顾他们呀!”又过了几天,父亲知道自己的日了不长了,又对母亲说:“两个小的我也不想了,我现在谁也不想,谁也不挂牵,我只是不放心你呀!我死后,有谁管你?谁照顾你呀?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父亲边说边哭,母亲也哭,真是生离死别难舍难分呀!
父亲临终前,又对母亲说:“我先走了,你的身体好,还能活上十年八年的,胜利以后,说不定那个孩子会回来,你千万别忘了到坟上告诉我一声。”之后又嘱咐母亲,北河的地种麦子,姜家洼的地种玉米,这样打的粮食就够吃的了。
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他不愿离开这相依为命数十年,患难与共几十载的好老伴。他还想看看胜利,还想等着7个儿女回来。让他这样离开人间他不甘心,他不情愿。他象还有许多话没说完,又喃喃地说:“你快去找村长王世真,叫他派个人来帮忙,万一我不行了,也好同你把我抬下去,要把我的枕头填的高一点,我若还有一口气,兴许还能活过来-----。”
父亲多么留恋这个人世啊!
母亲去找村长王世真说:“俺家的老头子怕不行了,能不能派个人帮帮忙?”
王世真听了也很难过,便派了贺二哥来家帮忙。
1948年3月18日夜,苦命的父亲便与世长辞了,享年54岁。
安着当地的风俗,每个子女媳妇都要有个孝棒子,如果大儿二儿活着的话,也该有媳妇了,所以共扎了9个孝棒子。而这9个孝棒子却没有一个人拉。乡亲们谁见谁难过,都说老慕大爷的命好苦啊!
可是就在父亲咽气12个小时后,三姐慕荣回来了。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年代的人情世故也是残酷的。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战争。任何一点个人利益,都被看成是个人主义;任何一点思念父母之心,都被看成是家庭观念严重;谁若有了这些思想,不是写检讨就得作检查。三姐早在47年底,就听说奶奶去世父亲生病了。她几次请假都没批准,只能在晚上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偷偷的哭。别人问她怎么了?她还不敢说,只说是肚子痛。
这次回家是因为工作调动,她将家中的情况向领导说了之后,被破例地批准了5天假。
三姐兴高采烈地往家走,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看看离开四年多的爸爸妈妈。当她走到离北林院3里路时,遇到小学的同学李承先。李承先惊讶地说:“李玉琦你回来了?老慕大爷昨天晚上去世了!”
三姐一听,头脑嗡地一下,真是晴天霹雳。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几乎昏倒。她不顾一切泪流满面地往家跑。当她跨进家门时,两条腿都软了。她看见父亲停在正房中间,傍边放着9个孝棒子,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一见是荣儿,真是又悲又喜,母女俩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母亲说:“老头子,你荣子来家了,你的命怎么这样苦,你若晚走一天就能看到了。”
母女越哭越伤心,邻居也都落了泪。三姐想这样哭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劝住了母亲。母亲擦干眼泪,忙去给三姐做饭,三姐那能吃得下?
根据母亲的意见,父亲的丧事从简。安葬那天,乡亲们要三姐披麻带孝拖孝棒子,三姐没有同意。她对母亲说:“我都是解放军了,又是共产党员,这样披麻带孝影响多不好。”
母亲对乡亲们说:“不要难为孩子了,她心里有就行了。”
安葬那天,三姐双手捧着浆水罐,一路哭泣把父亲送到姜家洼安葬了。
5天的假期到了,母亲本想留三姐给父亲烧了头七再走,可是革命纪律不容,只好同意三姐按时归队。在归队前,三姐含泪给姐姐妹妹和我写信,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我们。三姐担心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便把三姨家的女几仙姐叫来,临走时,母女又是大哭一场。
  十 娟子回来了
三姐刚走不久,大姐王少木便派人给父亲送来缴获美国救济总署的练乳、糖果、香烟,以及一些滋补品。接着二姐慕列尔也趁工作调动之机回家来看母亲。这是二姐自1939年1月离开蓬莱第一次回家。她带着不满4个月的早产儿春前,让二姐夫崔涛的表哥推着独轮车,爬山越岭整整走了3天,才从莱阳到了蓬莱。
一路上,二姐的心情是千思万绪,百感交集。过去的往事历历在目。她想起了大哥出走天津;父亲失业在家;家庭贫困如洗;二哥和大姐参加革命;而后两个妹妹又走;连最小的弟弟也没留住。现在父亲又去世了,剩下老母亲一人苦度岁月,如今还不知情况如何?她一路走一路想,中午时分到了北林院。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村庄,时置吃中午饭,街上一个人都不见,那里是家?母亲又在何处?
二姐抱着孩子等了好久,迎面走来贺二哥。二姐问:“同志,有个姓慕的在那住?”
贺二哥端详了半天说:“你是------?”
二姐说:“我是她家的二闺女呀。”
贺二哥叹息地说:“唉!老慕大爷不在了。”
二姐虽然早已知道,但心里还是一酸,眼泪扑涮涮地流了出来。
二姐被领到村中一棵大槐树下,这里是一排四五座大黑门,土改前是地主周汝双的房子。贺二哥指着最东面的那座门说:“这就是你们的家。”
二姐还有点不信,母亲怎能住这样好的房子?但她还是走了进去。她走进第二道门便问:“这里是姓慕的家吗?”
从屋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看了半天说:“你是不是二姐?”
母亲在屋里问:“你那里来的二姐?”
二姐一听是母亲的声音,便喊着:“妈妈我回来了!”一头闯进屋里扑在母亲怀里。
母亲穿戴一身白,显得苍老了许多。她万万没有想到二闺女娟子会回来,愁苦的脸上这才露出一丝笑容。这时她忙这忙那,简直不知该做什么好?可是一想到父亲又悲伤的哭着说:“老头子呀!娟子回来了!娟子带着你外孙来看你了。老头子你太苦命了,你走了不到一天,荣子就回来了。这还不到一百天,你娟子也回来了。你大闺女带来那么多的东西,你一口都没有尝就走了,你这是做的什么孽呀?”
第二天正是父亲烧“百日”,母亲做了许多供品,便同二姐到了坟地。
父亲的坟在北林院西南面姜家洼的一块梯田中,同奶奶葬在一起。一前一后,面向雄伟的迎口山,背靠西面小山岗,都说这里风水不错。奶奶的坟已长满了荒草,父亲的坟还是新土。二姐不等母亲把供品摆好,便一头扑在父亲的坟上号啕大哭起来。母亲一边摆着供品一面述说着:“老头子,娟子回来了,”又是重复着那老些话,可二姐听了更是伤心。
二姐在家住了4个月,这是她出来参加革命后,同母亲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母亲成天乐哈哈的,有时便同二姐到地里助草、间苗,有时也压碾推磨,做些好吃的。
一天游弋在栾家口海面上的国民党兵舰向陆地放炮,母亲拖着二姐就向外跑,当她们跑到南山沟里躲藏时,才发现小春前忘在家中。二姐急的要回家去抱,被母亲拦住了。母亲要回去抱二姐又不同意。邻居说:“那么大点的孩子懂什么害怕不害怕的?还是等等再说吧。”过了两三个小时,回家一看,小春前把嗓子都哭哑了,把二姐心痛的都要哭出来,母亲也十分难过。抱着小春前,心肝、宝贝地叫。
小春前会笑了,瞪着两只大眼,小腿乱蹬十分可爱。母亲非常喜爱这个不懂事的小外孙,给他做小衣服、小裤子、小鞋子、小帽子。从来不愿串门子的母亲,这时也抱着小外孙东家串西家串,显示自己女儿回来了,并且还有了小外孙。
一天有人送来了一封信,是二哥慕柯夫从热河托人捎来的,信中还夹着一张和二嫂葛玉兰的照片,信皮破烂的几乎看不清字迹。二姐一看,惊喜地喊道:“妈妈,二哥来信了。”
母亲半信半疑地说:“你呀,成天变着法子来哄我。”
二姐说:“妈妈是真的呀,你看还有二哥一家人的照片哩!”
母亲接过照片仔细地看了又看,作母亲的永远都能记得儿子的模样,这是她的儿子,这就是她日夜思念的二儿子啊!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激动心情,使母亲一会哭一会笑。她让二姐把信念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她记熟了,笑够了,哭累了,又对二姐说:“你爸爸真是穷命呀,死了不到一天你三妹回来。不到十天你大姐又给他捎来那么多的东西。还没烧“百日”你又来家。这时你二哥又有了信,还有了媳妇和孩子。走,快到坟上把信念给你爸爸听听,叫他也高兴高兴。“
转眼4个月的时间快到了,母亲知道二姐快要走了,多少天的欢乐在母亲的脸上又消失了。她成天闷着头为小外孙做小衣服,做了一件又一件,够穿好几岁的。她又做了许多干粮,煮了许多鸡蛋,让二姐带在路上吃。
临走的那天母亲没有哭,到是二姐泪水不止。晚上二姐一夜没有合眼。她这次回来,给母亲带来许多欢乐,她要走了,又给母亲增添了无限的忧伤和牵挂。她这一去,还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见,尽管母亲有乡亲们照顾,但毕竟跟前没有亲人,她担心母亲又是孤苦伶仃一个人。
  
十一 母子相见
1948年冬天,大姐把母亲接到东海地委机关所在地文登城。大姐有个不足两岁的儿子安民,虽然有保姆照看,但母亲整天抱着不肯放下,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也非常开心。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为了做好解放青岛的各项准备工作,胶东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决定,成立了青岛市准备接管委员会。对外称“教育研究会”。抽调大批干部集中学习训练。大姐和大姐夫章若明均在其中。并规定一律不准带家属和孩子。大姐同母亲商量怎么办?母亲说:“只要是革命需要,你们放心去吧,我带着安民回蓬莱老家。但有一条,安民在你们家比较金贵,有个闪失我担不起责任,最好叫他奶奶同我一起到蓬莱。”
大姐只好把婆母接来商量,好不容易动员通了,并亲自把两位老人和孩子送回蓬莱北林院,这也是大姐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到家乡。
母亲回到北林院,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愁苦了,有了外孙又有亲家母作伴,连邻居都说老慕大娘熬出了头。
亲家母没有母亲那样开通,为人也比较小气,这天村里来了许多解放军,他们要筹借母亲的麦瓤做铺草,亲家母说啥也不同意。这件事被母亲知道了,母亲说:“亲家母呀,咱们的孩子在外面不也是这样么?咱不借谁借?咱们把孩子的命都舍上了,这点麦瓤算了什么?”说完母亲把麦瓤亲自送给解放军。
1949年6月2号青岛解放了,大姐随军进驻青岛,在市妇联任主任。10月便把母亲接到青岛,从此母亲便离开了蓬莱。
母亲到了青岛后,这是她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城市,真是吃水不用愁,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方便极了。她更高兴的是7个子女,有6个都有信来,只有大哥还不知下落。
组织上根据母亲从1939年就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过着供给制生活,并把7个子女都贡献给了革命战争的情况,决定恢复母亲的供给制待遇。市里召开各界妇女座谈会等活动,都请母亲在会上发言,介绍她如何培养7个儿女参加革命的事迹。
1950年秋,大姐突然接到三姐的来信,折开一看,是大哥慕湘写给蓬莱县委的。大意是说他是蓬莱的一个老党员,离家十五六年音信不通。现在解放了,不知父母弟弟妹妹的下落,烦请组织查寻。蓬莱政府认真查找,找到了在北海医院工作的三姐。
这突然的来信,大姐激动地含着泪跑回家告诉母亲。大姐一面念信,母亲一面掉泪。母亲说:“这不会是真的,不知是谁编造的信来骗我,16年了没有半点音信,还不知是死是活哩!”母亲不信归不信,她还是催着大姐快写回信问个究竟。几天后,大哥又来信了,并且还有照片和汇款。母亲悬了16年的思子之心,终算放下了。
1951年春节的晚上,大姐在机关开会,母亲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母亲问:“谁呀?”
门外的大哥说:“少木在这住吗?”
母亲说:“她去开会了,有事明天来吧。”
大哥一听是母亲的声音,激动地说:“我是少木的哥哥回来了------。”
母亲赶快披上衣服去开门,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还带来一个小孙子。
大哥一头扑在母亲怀里,叫了一声妈妈!母亲激动地再也止不住泪水了。
16年哪!这是将近6千多个日日夜夜!那一日不是牵肠挂肚?那一夜不是梦幻俄顷,忧伤在念?如今儿子真地回来了。
正在开会的大姐听说家中有人来找,她想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回家一看是大哥,真是百感交集,喜从天降。她连夜通知在山东军区工作的四姐慕超,第二天,四姐从济南赶来了。这离散16年之久的家,如今有一半人团聚了。几天来,大家不休息不睡觉,全都沉醉在这高度的亢奋中。真是表不完的离情说不完的话,享不完的欢乐流不完的泪。
青岛市委闻知大哥来了,给予十分热诚的款待,又因李慕是青岛市长、孙自平是海洋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还有一些老同学老战友都在青岛,因此晏请、拜访。应接不暇
相聚太幸福,别离太匆匆,5天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大哥提出要带母亲走,母亲自然高兴了。因为她爱她的孩子,但最爱的是她的大儿;她尊重她的孩子,最尊重的也是她的大儿。在她的心目中,只有跟着大儿子才是名正言顺的。这是她后半辈子的依靠,也是她后半生的归宿。因此她毫不犹豫地跟随大哥走了,到了河北衡水大葛村部队的驻地。
不久,大哥抗美援朝,把母亲送到北京在华北局工作的大嫂许静处,从此母亲在北京一住就是30多年。
  
十二 幸福的晚年
1952年大哥从朝鲜回来,分配在华北军区工作,又将四姐慕超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1953年春节,我从朝鲜战场上来京看母亲。至此,7个子女母亲全部见到了。不迷信的母亲常对我们说:“也不知是那个菩萨保佑的,在那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你们7个人一个都没少,而且都是党员还都当了干部。就是你父亲没有好命呀!如果他能活到现在,看看解放后的今天,再看看你们姊妹7个人,那还不高兴死了?他的寿都折给了我,他的福都叫我享了。我享的福比谁都多,爷爷奶奶没有享过我这些福,佬爷佬娘也没有享过我这些福。佬爷84岁还上山拾草,一跤从山上摔下跌死了,佬娘是在47年国民党进攻胶东时,硬饿饿死的,我真的很知足了,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呀!”
此时的母亲可称得上不愁吃不愁穿,子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母亲在北京生活是幸福的。大哥家的生活条件好,有厨师有警卫员也有保姆,家中又有电视机和收音机,不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很充实。原先母亲住在景山后街,后来搬到护国寺117号,这里离人民剧院很近,母亲几乎成了他们的基本观众。什么梅兰芳、周信芳、尚小云、程砚秋,凡在这里演出的戏她都看过。而母亲最喜欢看的是越剧。她对《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数家珍。1956年,二哥慕柯夫创作的大型话剧《双婚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时,母亲看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二哥领了剧本创作奖回来,母亲更是乐得合不上嘴。没想到儿子成了有名的剧作家。1962年大哥慕湘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晋阳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时,母亲每天都要听。她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所打动,有时落泪,有时欢乐,也有时愁的连饭都吃不下。孙子孙女说:“奶奶,那是爸爸写的小说,又不是真的。”
母亲说:“怎么不是真的?有些事俺都经历过。”
母亲也常到公安部工作的慕丰韵家往上几天,有时也将慕丰韵的母亲接来住些日子。两位老人真有说不完的话,回忆过去战争年代的生活,是两位革命老人最大的乐趣和享受。
母亲在北京也有住腻了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出去走走。有时到沈阳的二哥家,有时到青岛的大姐、南京的二姐家,也有时带着孙女回蓬莱老家北林院。因此她住过沈阳、大连、青岛、杭州、南京、福州。我们都戏称这是母亲出巡。 母亲的子女也很孝顺,除大哥、四姐在北京外,我们5个都在外地,有时进京开会或休假,都要专程来看母亲,也经常给母亲寄些钱和补品。母亲成天乐哈哈地,无忧无虑感到很幸福。
  
十三 文革的困惑
1965年,母亲跟随大哥慕湘搬进北京西山八大处绍家坡1号装甲兵大院。1966年政治风云突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天天都能从大喇叭里听到“造反有理”的声音。这倒底是怎么啦?
一天刚从外面工作回家的大哥,突然被一群戴红袖章的解放军揪住。不容分说,便给大哥戴上了一顶大高帽子。还把事先做好的有十几斤重的大书《晋阳秋》,挂在大哥的脖子上。先游斗了装甲兵大院,又游斗了北京军区大院。接着便是抄家。因大哥的藏书太多无法搬走,便贴上封条就地封存,而后便把大哥关押起来进行审查。
母亲认字不多,但慕湘两字她更认得,她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看到,到处都是大哥的名字,而且都倒过来用红笔打上x。从大喇叭里听到,大哥的小说《晋阳秋》是为山西牲盟会歌功颂德,是为“大叛徒”薄一波树碑立传。随着运动的逐渐升级,又定为假党员,三反份子,进行了长期关押。在北京林学院任党委付书记的大嫂许静,情况更为严重,其罪名是“国际特务”。被长期关押在地下室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到了年底,厨师被撤了,警卫员除消了,保姆解雇了,特供也停止了。孙子孙女也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母亲想到沈阳二哥慕柯夫家,岂知二哥已被打成了‘黑帮’,全家下放到辽宁庄河当农民去了。在杭州工作的大姐王少木,也被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在西安工作的二姐慕列尔,被专政劳改,昏倒在厕所里。在福州工作的三姐慕荣,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四姐慕超虽然不是走资派,因在北京公安局工作,属撤底“砸烂”之列,被下放到大兴天堂河农场。只有我在军队里没挨斗,但被造反派围攻摔断了一条腿。过去以7个子女都参加革命而自豪的母亲,一夜之间却成了黑帮、三反份子、走资派、假党员的妈妈。母亲犯疑了,母亲忧虑了,母亲的心又悬了起来。她又在日夜牵挂着她的孩子,但这种牵挂与过去不同,过去是为了战争,为了革命,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而现在是为了什么?希望在那里?公道在那里?真理在那里?母亲困惑了。
这年冬天,家里连一棵过冬的大白菜都没有储藏。以往,这些事根本不要母亲操心,现在去军人服务社排队也难买到。以往,人们见了母亲总是老太太长,老太太短地亲热异常,而现在都躲得远远的。
有一天晚上,司令部一位年青的参谋送来了100斤大白菜。在这种时候有人敢送白菜来,真是难得。参谋悄声地告诉母亲说:“慕政委在招待所里挺好,请老太太尽管放心。”母亲拿出钱来,参谋怎么也不要,并说:“我如果要钱我就不会来送了。”
母亲十分感动,她请参谋坐了一会便问道:“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毛主席知道吗?”
参谋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呀!”
母亲又问:“为什么挨斗的都是那些不顾流血牺牲对革命有功的好人?”
参谋说:“林付统帅说了,现在就是要革那些从前革过命的人的命。”
母亲还想问,参谋怕坐久了被人发现,便告辞了。
1970年,运动有了反复,从大字报上揭露出,大哥早已被任命为北京装甲兵政委。因原政委不肯让位,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想把大哥整倒。现在这位不肯走的政委也被打倒了,因此大哥便被释放回家。
大哥虽然回了家,但并没有被解放,冬天又被赶出了将军楼。这一下可愁坏了母亲和大哥,那么多的书可怎么搬呢?
大哥从小就爱书,战争年代,马背上除了书没有别的,他用一件日寇的军用呢大衣换来了一部《海上述林》,他一直带到北京。进京后有了条件,他便省吃俭用,开始收藏古书。十多年来,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跑旧书店上,顷尽所有的收入,收藏的善本、孤本书已有上万卷。他真是视书如命,爱书成癖。
母亲说:“你鞋子破了也不舍得买,就是舍得化钱买书。这下可好,这么多的书可怎么搬呀?”
过去搬家都有战士帮忙,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了。幸好丰安插队还没有走,大哥便同他二儿子日夜赶钉木箱,又请来四姐夫张善田前来帮忙,晚上用小板车一车一车地运,运了四五个晚上总算运完。新居只有三个房间,除母亲一间外,其他房间都堆着书,因此大哥也只好在书上睡觉了。
母亲受到文革的冲击,明显的变老了,血压升高,又患了糖尿病。大哥因心脏病住院,大嫂下放到了云南。孙子孙女又插队到了延安,一个家七零五散。开始由二姐、三姐和我爱人秦梅洁轮换进京照顾母亲,后来只好由三姐夫曲希陶将母亲送到杭州大姐家,而后又去了福州三姐家,直到1973年12月才由大哥从杭州接回北京。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母亲可高兴了。她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会这么快。”母亲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
  
十四 叶落归根
1981年7月2日,88岁高龄的老母突发心脏病,经抢救缓解,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四姐写信给我,说母亲想我,问我能不能来京?
据说母亲最牵挂的是我,她担心我转业工资减少了,在苏州人生地不熟,一家人怎么生活?76年我从军队转业时,从石家庄带着老婆孩子进京看母亲。母亲拿出些钱来给我,我没有要,我给了母亲200元。因此母亲老记着是个事,所以叫四姐写信叫我去。
8日我到301医院看了母亲,9日便同四姐把母亲接到新中街东营房1号楼301室四姐家中。因大哥闹家庭纠纷情绪不好,我便提出接母亲到苏州。母亲开始不同意,母亲说:“我怎么能到你们家?过去我没有为你们家出过力,现在老了,不能动了,去累赘你们怎么成?说什么我也不能去。”后来二姐来了,经大家再三动员,母亲同意等过了国庆天凉爽了再去。
8月19日晚,母亲自己洗了脸洗了脚还擦了身子,便早早上床休息了。大约在20时左右,母亲突然叫四姐,说自己不好,让四姐快给她穿送老的衣服。接着便喘不上气来。四姐和四姐夫张善田全力抡救无效,终於20时30分停止了呼吸,享年88岁
20日晨,大哥四姐急电告知外地兄妹。21日二哥从大连赶到,继而我从苏州赶到,晚上二姐及二姐夫崔涛从青岛疗养院赶到,22日三姐从福州也赶到。23日下午1时30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告别仪式。这时接到杭州大姐的电报,因事24日才能赶到。我只好同公墓办公室交涉,遗体保留一天。24日中午,大姐下车后直奔八宝山向母亲告别,当晚火化。26日将母亲骨灰接回西旧帘子胡同69号大哥家的客厅里。下午,兄妹7人在母亲的骨灰前,回忆母亲生平,撰写母亲年表,合影留念。并决定由二姐和我送母亲骨灰回北林院安葬。
合影的题诗是:
同胞七人赴国难, 四十六年不团圆;
为奔母丧方聚会, 兄妹虽聚母归天。
而后每人写诗一首。
天涯海角七兄妹, 四十六年难聚会;
今日团圆空前事, 老母长眠恸洒泪。

兄妹七人送母归, 东西南北齐相会;
四十六年方团圆, 悲中有喜喜又悲。
柯夫
  
国破家难子女征, 四十六年各西东;
  
父走只有慕荣在, 今日七人送母行。
少木
十年十次探母亲 , 慈母最知女儿心;
传来噩耗心欲碎, 热泪双流湿衣襟。
列尔
千里迢迢奔母丧, 热泪滚滚恨路长;
三月一面成永别, 唤母不应痛断肠。
慕荣
慈母八十又八秋, 烽火年代子女征;
四十余载多贡献, 寿终归蓬慰妣灵。
慕超
哥哥姐姐莫悲伤, 兄妹相聚不寻常;
遵照母亲生前愿, 护母骨灰返故乡。
彦夫
  
8月29日晨,由兄妹7人护送母亲骨灰到了北京站。二姐和我乘上了开往山海关的列车,9时到了塘沽。下车后,我便带着慕丰韵的信去找天津边防站,因慕丰韵是公安部的边防局长,人家特别热诚。立即派了一部小车和一个干部,将二姐和我送上了通往龙口的民主15号。30日晨到达龙口码头,我很快买上了去蓬莱的汽车票,11点半便到了南王绪。在车站小店吃了点面条后,就发愁这些东西怎么拿?因为我们带了许多香烟,酒和点心,这都是准备送给北林院乡亲的。大小包包有十来个,还有母亲的骨灰盒。正在发愁时,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当他知道我们是来送母亲的,有些难过地说:“老慕大娘也过世了!那可是位好人呀!走,我送你们去。”他并说北林院有个小饭店和一个小医院他都认识。在这种时候,我们也只好同意了。
12点到了北林院小医院,二姐给老头钱,老头怎么也不要。老头说:“送骨灰都是子女送,我是看你们的一片孝心,而且是送老慕大娘的我才来帮忙,否则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
二姐说:“你不要我们心里不过意。”
推让了半天,老头说:“这样吧,我不要这么多,我就拿一块钱表示个意思吧。”
老头走后,我便去找支部书记贺忠赋,贺忠赋不在家,因县里农业局来了一些干部,他去招待去了。我看到挂在墙上的画像,正是当年为我们家掩蔽时送粮送草的贺进起,一阵心酸,现在他也做古了。
不多一会贺忠赋的爱人把贺忠赋找来。贺忠赋一见我便说:“走!叫二姐来家,把大娘的骨灰也请来家。”
我说:“这不合适。”
贺忠赋说:“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不合适?”接着便去找二姐。
二姐说:“这无论如何是不可以,我们知道这是犯忌的。”
贺忠赋只好同意在小医院找一间房子住下,安排好后,又去招待那些干部去了。
我们刚坐下,王务明来了。王务明是我的同学,也是我们家的近邻。母亲每次回蓬莱,首先到他家,多少年都是他代我们给奶奶父亲坟上压纸。他一见我便埋怨说:“都到家了还在外面住,这不叫别人笑活吗?”二姐又把不去的理由说了,王务明说:“把大娘的骨灰放在她原来住的屋里,你们来家住。”
在王务明的再三邀请下,我们只好到了王务明的家。
二姐在母亲原住的南屋里,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放上小花圈。王大嫂一面帮着布置一面说:“大娘呀,你可回家来了------。”声音非常凄切。
下午,我们同贺忠赋、王务明研究了安葬办法,我将兄妹7人的意见说了一遍:1把母亲安葬在父亲的身傍,挖坑深葬,地上不留痕迹,不影响耕种;2墓穴用砖砌好水泥抹平,不漏水;3不举行任何仪式;4一切费用自理。之后,我们又去看了墓地。因为1958年平坟运动,父亲的坟被平了,一时难以确定。这时来了一位86岁的老人名叫王本能,他是父亲生前的好友,父亲当年的碑就是他刻的,他说父亲的坟上有一棵瓜篓,这种植物根扎的很深。果然顺藤挖下去便挖到父亲的棺材。墓穴做好后,我在一块水泥板上用红漆写着:
显考慕荣升字华庭
显妣慕母 姜汝惠 之墓
儿女:显松、显德、显凤、显秀、显卿、显芬、显禄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在另一块水泥板上写着:
慕华庭(1895-1948)
姜汝惠(1894-1981)
二女列尔少子彦夫送母归蓬
安葬于北林院村南姜家洼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为了不打忧北林院的乡亲,我们选择在人们都上地做活的时间进行安葬。因此只请了支部书记贺忠赋、大队长贺明江、我小时候的同学王其荣、王务明等少数人参加。下午三时,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二姐捧着装年表的小磁瓶,到了墓地。把母亲安葬好后,我代表大哥、二哥各抓了三把土。二姐也代表大姐、三姐、四姐抓了土。王务明还带来许多香、纸。这时一位74岁的老太太送来一捆黄纸,并说这是文革中偷偷藏下来的,现在是买不到了。为了表示对老慕大娘的一点怀念,一定叫我们收下。
晚上,为了答谢乡亲们,我们请王务明家办了两桌酒。我代表兄妹7人敬了酒,我说:“我们不是生在北林院,但是我们对北林院非常有感情,尤其在我们出去参加革命之后,北林院的乡亲对我们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我母亲生前也十分想念北林院的乡亲,她常说要叶落归根回北林院,今天她的愿望实现了。今天我们不能把北林院的乡亲都请来,你们就算是代表吧。我们兄妹7人也不能都来,我和二姐也是代表。我代表我们兄妹7人,为感谢北林院的乡亲,请干了这一杯吧。”
这时贺忠赋也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没有老慕大爷和老慕大娘,如果没有你们在外面革命,北林院也不会有今天,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老慕大娘对革命有贡献,你们对革命有贡献,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庭。你们是一家忠烈啊!”
在北林院的三天,我们处处感受到北林院乡亲们的温暖,乡亲们送来许多苹果、花生、叫我们带回去给兄弟姐妹们尝尝。临走那天,贺忠赋一定要用拖拉机送,因此,我们告别了北林院的乡亲,告别了父母安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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