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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短命的“文革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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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时期,“文革”狂飙骤起,动乱开始出现。除了业务部门支撑日常工作之外,市委领导全部精力都投入应付“文革”。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市委重新建立了八大“文革”工作机构,即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市级机关文化革命小组、政法文化革命小组、街道文化革命小组、宣传教育文化革命小组、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农村文化革命小组。当时,工业、交通、建设、财贸都没有建立本系统的文化革命小组。由于宣传教育的主要负责人都受到批判,宣传教育、中学方面的“文革”负责人都由其他部委负责人担任。
  
    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综合掌握全市的“文革”情况和起草有关文件。主任由市委副秘书长李定兼任,我担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办公室设秘书、资料、巡视三个组,工作人员主要有市委办公厅、研究室以及原市委四清办公室部分人员,共30余人。市委文革办公室占用和平区郑州道原市委高干自修班的房屋。
  
    办公室通过各口、各区局了解情况,天天编印简报上报市委。这同一般简报可不同,天天报忧不报喜,这里有自杀的,那里出了乱子,几乎没有什么喜可报。办公室巡视组的同志直接到下边了解情况,用文革办公室的招牌困难重重,后来借用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的名义,即使这样还是被某造反组织发觉,惹了麻烦。还派人常住北京,及时了解动向。驻京的一位同志找人借自行车去看大字报,车子丢了。要赔偿对方150元,办公室哪里有钱?找主管秘书长批示,由办公厅行政处会计科补助100元还不够,只好由个人打借条向食堂借50元以应急。后来机关瘫痪,食堂的借款只好由我个人掏腰包了。真是惨淡经营!
  
    办公室另一项任务是草拟讲话稿和文稿,大都是检查之类,替市委领导扣帽子,上纲上线,最后还要加上几个呼“万岁”的口号,真是无奈至极!
  
    到12月,机关内部也造起反来,已处于瘫痪状态。市委文革办公室受到冲击,无法工作,部分同志串联,给市委书记处上书,注明“十二万分火急”,要我转交(那时市委书记处已转入秘密地点办公)。原信如下:
  
    “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胡昭衡同志:
  
    群众骂我们,轰我们,斗我们,我们成了群众造反的对象,成了固守资产反动路线的天津市委的替罪羊。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对群众骂我们是市委的特务、保皇派、骗子这些激烈言辞,感到莫大的耻辱!有时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吵起嘴来,形成群众斗群众,这都是你们造成的。
  
    要知道,我们是革命干部,是革命群众。我们是有造反勇气的。群众对我们骂也激起了我们的革命斗志。我们也要站起来造反了,我们已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强烈要求市委火速整顿文革领导机构。
  
    送上一对联。上联是‘敢字当头,彻底革命,快快快’。下联是‘怕字当头,坚持错误,慢慢慢’。横批是‘当机立断’。”
  
    如何“当机立断”?我急速向市委几位书记汇报,建议撤销文革办公室,抽调的人员回原单位闹革命。当时一阵沉默,胡昭衡首先点头,其他同志没有异议,就通过了。我回去以后立即宣布了。那天晚上,大家慌慌张张收拾文件资料,散乱不堪,纸张狼藉,真有点像电影里军队兵败撤退一样。办公室秘书组组长陈文毅拿着大家交来的一大串钥匙无可奈何,我说交给我吧,暗暗叫苦不迭。当时市委下发红头文件成立的文革办公室,仅仅折腾了4个月,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从地方工作来看,这场“文革”就是要革掉各级党组织的“命”,普遍进行夺权,重组领导班子。1967年初,上海首先刮起了“一月风暴”,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夺权浪潮。市委书记处于1967年1月18日被彻底冲垮。文革办公室被正式宣布撤销,虽然是短命的,但不是被“砸烂”的,也算是“安乐死”吧!在此期间,我作为市委“文革办”的负责人,切身感受到这场“文革”来势之猛,短短几个月,就对天津市委乃至整个天津市形成了不可招架的巨大冲击波,因此,也连续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
  
  原载<今晚报> 200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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