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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森:赣北风雷激,峥嵘岁月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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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北风雷激,峥嵘岁月稠

应赖风声、赵青的邀请,今天到九江与二位见面。赖是九江市某军工企业退休干部,赵是九江日报长江周刊原主编。他们是九江师范文革期间毕业生,我和他们在文革初期在一起创办红卫兵刊物《赣北风雷》,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共同经历。笼统地算,我们都可以归为“造反派”,属于当时九江大中学校的“红造司”(另一派是更加激进的造反派——井红司)。但是我们当时保持了自己的思考,没有完全沦为极左路线的应声虫。在《赣北风雷》创刊号上,我和赖风声写了几篇讨论干部问题的文章,分别讨论正确对待罢了官的干部(极左路线煽动学生造反派用罢官的方式打倒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对待每个单位的一把手(极左路线认为每个单位的一把手都是“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确对待干部的历史问题(极左路线认为干部历史上有“问题”就是叛徒、汉奸、特务)。这几篇文章都被当时的九江日报转载了,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赖风声是刊物的主编,年龄比我稍大,与我等比,如兄长般地成熟。1968年他当了兵,在部队锻炼了3年(我们现在分析他不该当兵),回九江后分配到军工企业当了干部,后来成为高级工程师,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两千多。赵青当时主要是办红卫兵报的,在我们的刊物也参加过活动,我还和他一起到都昌卖过杂志。赵青因为当时与九江红卫兵头头柯××(结合进了市革委会)关系比较密切,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过清查,他自己说“差一点抓起来了”。后来发配到湖口,由于有人为他说话,得以留在县文化馆工作。后来又以文才而得到领导的赏识,调到九江日报社工作,逐渐成为九江地区知名记者,以中等师范的学历,先后破格晋升为记者(中级职称)、主任记者(副高)、高级记者(正高),现在退休工资拿到5500元,比我多一千多。
我说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对造反派的打击,从今天来看是过重了,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拨乱反正、伸张正义的一面,也有官复原职的老干部“报复”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新当权派为了巩固统治所作的“矫枉过正”的成分。赵青虽然有那段特殊的经历,却并没有像其他“造反派”那样(例如从牢里放出来的柯××),转变成极左的立场,而是和赖、我一样,坚持反极左的观点。赵青说,他的反思是从90年代参加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培训开始的,在那时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赖风声说,他对历史的反思是从80年代初阅读伤痕文学开始的。我说我的反思有好几个过程,是一步步形成了现在的世界观。最早受到的刺激是文革初期看到湖南道县大屠杀事件的呼救传单,后来就是我们办《赣北风雷》时对文革现实的理性思考,再后来是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最后是90年代订阅《读书》杂志,当时每一期都有揭露前苏联领导人“大清洗”等触目惊心的罪行的文章,在那时我就形成了斯大林是“反面人物”的坚定的看法。赵青和赖风声都认为,我们这样的年纪,经过大半生的阅历和大量的阅读、反思、比较,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再要我们改变就非常困难了。我们都认为,中国必然要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共同选择的道路,必然要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来,必然要在主要的价值观方面与国际接轨。虽然我们对当前时局有一定的忧虑,但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和赖风声、赵青不是同学,胜似同学。他们是当年九江师范的同学,我则是九江一中的毕业生。我们当初是因为文革运动走到一起,又因为爱好文学,被推到办红卫兵报刊的队伍中来,有过短时间的交集。今天,我们又有共同的信念和理念。赖风声当兵时我们有过一张合影,那张合影的题字是“赣北风雷激,峥嵘岁月稠”。我下放到武宁,赵青是武宁下放知青的带队干部(师范生一毕业就有干部编制),在武宁县城见面时,到照相馆照过一张合影。十几年前,我通过赵青在九江日服发表过几篇散文。我们几个人中,赵青算是比较成功的,不仅是个人地位、名气,还有他的经历也特别丰富。赵青的主要创作体裁是电影剧本、报告文学,是九江市比较活跃的作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由于创作、采访的需要,他接触过一些重要人物,到过一些重要地方,有丰富的经历。比如他到过胡耀邦家(胡已逝世),见到胡的夫人李昭和胡的长子胡德平。有一次甚至和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人员在一起吃饭。当然,他也承认,他所获得的机遇也比赖和我多,在成长道路上经常遇到“贵人相助”。有一次他差一点进入新华社工作,有一次他差一点做了文革期间江西省主要领导人程××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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