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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胡宗华:我在清华参加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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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参加文化革命

胡宗华

〔编者注:胡宗华,1945年生,天津市人。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化系。因病失明后,他对家人口述了文革中的一些事情。2009年秋不幸去世。本文由胡宗华口述,嘉仁根据2009年春的录音整理。〕

  1966年6月2日,我像往常一样,到食堂买了个馒头,就赶快往教室走,想放下书包,去念外语。这时,学校的广播大喇叭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广播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顿时整个学校就沸腾起来,都不上课了,全部涌向北大。此时,北大的校园里人都满了。当时的气氛,使我明显地感到,这是中央鼓动学生炮轰党委。炮轰党委、炮轰领导是当时运动的主潮流。清华的学生一回到学校,都拿起笔来写大字报,讨论蒋南翔姓马还是姓修,形成了两派意见。主张校党委姓马的人,多是学校的各级领导、政治辅导员、班主任。主张校党委姓修的人,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虽然主张校党委姓修,却也拿不出有分量的例子。文革前,北京市各个高校,对“三家村”批判的做法,都差不多,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总的调子都一样。当时,清华刚刚开完了万人大会,蒋南翔在会上讲:大炼钢铁的时候,有人主张把图书馆的大铁门拆下来去炼钢,被我们给制止了。我们不能跟着风跑,我们要跟着毛泽东思想,要开万人顶风船。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你们党委是正确的,也就没有必要开万人顶风船。如果开万人顶风船,这个风也就够大的了。这个风从哪里来?也就可想而知。这么一分析,反而引起群众对蒋南翔的怀疑。到了6月11号,张际春到教育部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清华党委也就是姓修的了。

  大哥当时在北大物理系,6月4日从沙河供销社四清工作队回来。大哥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我的思想是站在反校党委这边的。可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学校里面的事又知道多少呢?我也就没有写大字报。6月11日,蒋南翔倒台以后,学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黑帮的高潮。好像全体清华学生就学过一篇毛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真的要戴高帽、要游街。当时保党委最积极的人,现在成了反党委最积极的。像我们班的两个人,说是自己贫农出身,那时对党委感情有多深,现在又说感情受到欺骗。斗班主任的时候,拿着教室里的字纸篓就给老师扣下去。

  全校到处是斗黑帮的声音,从小小的年级主任、班主任、政治辅导员,到政治课的全体教员,到校党委的全体成员,到各个处室的头头,都成了黑帮。满街都是戴高帽的黑帮。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发生了动摇。整个清华大学8000学生,10000名教职工,合计1万8千人,当时被揪出的有1000 ̄2000人。如果这些人都是黑帮,都打倒了,将来清华的干部从哪里调?没有一个地方能调2000干部充实清华,我感到很迷惑。但在那种情况下也不敢表露,我只敢把我的思想告诉我们班的一个高干子弟,他叫王太行,他的父亲是中国的工程兵副司令,叫王耀南,是安源煤矿的老工人,红军第一任工兵连的连长,这在毛选里都有记载。

  蒋南翔倒台没有几天,中央派了以经委副主任叶林为首,大约一两千人的工作组进入清华。他们进入清华以后,完全按照党政机关的工作方式,把学生叫到教室,统一学习,发言表态,批斗黑帮,一切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以为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斗资本主义黑线。他们忘记了起码的一点,青年学生对已打倒的黑帮是不感兴趣的。打死老虎的人决不是武松,只有打活老虎的人才是武松。你把学生整天箍在教室里煞有其事地开会,外面那么热闹,学生的屁股能坐得住吗?于是,工作组和学生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我们工化系的情况比较特殊,这牵扯到工化系工作组的组成。工化系的工作组组长叫张茜薇,合成化工研究所的书记,张茜薇是广州起义张太雷的女儿。文化革命开始了,急于创造经验的刘少奇,派王光美到了清华,也进入工化系。王光美以小何名义进入工化系。当时工化系蒯大富在902班,他们班有32个人,有17个人支持蒯大富。那时候王光美跟那个班有个约会,结果王光美失约了,没有去,把学生给凉场了,学生对小何这个工作组成员就有意见。6月21日贴出了题为“叶林同志,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这个大字报贴出以后,就赶上了6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的社论,其中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任何魑魅魍魉都不能躲藏。我一个青年学生对社论理解得很肤浅,没有看出要干什么,就是说了几句普通的大实话,没有看到是刘少奇对学生动手的进军号。当天晚上清华就发生了著名的6·24大辩论。蒯大富为首的一批学生和工作组就清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展开辩论,辩论到很晚,十点多钟了。当时我们工化系的学生都住在新斋,我们化0住在新斋的东头,蒯大富住在二楼,是在后面的一排。我当时的思想偏向于蒯大富,但是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我只是在当天的晚上到蒯大富的宿舍找了蒯大富,问了一些事。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我找蒯大富这个事被班里的人知道了。6月25号开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清华校园,坚决揪出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全校各个班都在揪反革命。当时我们班一查,只有我在那天晚上见了蒯大富,所以班里也把我当成重点对象。到处调查我那些日子干了什么,还停止了我参加一切活动的权利。他们在那里要撰写打倒反动学生胡宗华的大字报。我没事可干,怎么办呢,整天拿着游泳裤头去游泳。

  班里还开了我两次批判会。在文化革命未开始的时候,聊天时我说西哈努克到中国来,见周恩来,送给他三十万美金。周恩来送美金,是中国政府送的。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说的是私人送的三十万美金。党的领导谁能有三十万美金,这是污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这股批判风一直刮到7月底,一个多月,清华大约有千名学生和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其中自杀死亡的大概有七、八个人。比如体育教研室的教师康有为的孙子两口子撇下两个孩子跑到荒岛上上吊自杀(整理者注: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名单中没有此事。)。还有自控系的一个年轻老师,跑到十三陵山洞里喝敌敌畏死了。这就是当时工作组在清华创造的丰功伟绩呀。

  7月27号我去北大,见到26号中央文革到北大的讲话,我发现中央文革的调子和那几天人民日报的调子明显不一样。我中午回来的时候路过第一员工食堂,发现一些学生围着一个小屋要见王光美。窗户开了,王光美对学生们发表了讲话。我只记住了一句话:“王光美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嘛”。这句话,我听完了以后,总觉得很别扭,怎么叫王光美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叫学生考验呢?当时的学生还没有讨论你是不是革命的,还把你当成国家主席的夫人,聚集到窗户跟前,想看你。你王光美讲这个话,这不是和批评你的人公开对抗吗?7月28号,学校的文化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你却要突然离开清华,这走的这时间实在是不对,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第二天,在人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中央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发表讲话,其中刘少奇说中央犯了错误,向各校派了工作组,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都是错误的。从那以后,工作组就蔫蔫嘎嘎地撤出了清华。

  8月4号,清华大学召开万人大会,还有一些学生不识时务地上台发言,为工作组鸣冤叫屈,不过主要的矛头还是针对蒯大富,蒯大富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当时没有一个人敢说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只有蒯大富自己上台为自己辩解。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两派的材料我都看过了,我现在可以负责地说,蒯大富不是反革命。8月4日大会上周恩来这句话解脱了蒯大富。那时说蒯大富要夺权的主要依据是蒯大富在刘泉的大字报上有这么一个批语(大意):工作组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代表了我们的意思,代表了我们就跟他走,不代表了我们就再次革命。

  8月8号那天,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十六条。8月十几号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清华贴也出来了。当时学生知道中央有问题,但是也没敢贴大字报。清华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唐伟,一个叫陈育延,约是19日,他们到了中宣部,找了中宣部国际处的处长阮铭,他过去是清华大学的团委书记。阮铭告诉他们,中央出问题了。毛主席的大字报明显的是点的刘少奇,而且语调是非常犀利:我们有些同志在二十多天里,反其道而行之,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用心何其毒也。毛主席在大字报里用了这样的词,说明毛主席对刘少奇是恨透了。所以这两个学生回来以后,在清华园里贴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由王光美联系到刘少奇。只要有人敢挑头,那整个清华园里铺天盖地全是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和尚的金刚经精华版本。批判王光美(小何)在清华指导文化革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当时在北京的所有高校当中,只有清华的学生贴了刘少奇的大字报。当时清华大学那么大的校园,到处是人山人海,来看刘少奇的大字报。8月24号,首都中学红卫兵进了清华,把清华大字报撕个尽光,他们要誓死保卫刘少奇。这个时候中央文革陈伯达也出来讲话,贴刘少奇大字报是错误的,应该制止。在这种情况下,清华的大字报的风波就过去了,这是清华文革史上最热闹的一段时间。

  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跟五一六通知是一个调子,不超出五一六通知。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对全国造成了不好影响,聂元梓应当负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共中央来负,是毛泽东来负。你们发了中央文件,出了错了,让底下执行的人来承担责任,这不是胡闹吗?1967年的2月份,几位副总理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大闹怀仁堂,被称作二月逆流。对待二月逆流的态度,北京市高校的红卫兵就分成两派。北师大派和北大派,后来就叫地派、天派。它波及的面很广,不只是高校。谭厚兰等提的口号是打倒谭震林,打倒余秋里,打倒谷牧,打倒陈毅,揪他们的后台。大伙都知道怀仁堂出事了,具体谁讲了什么,谁也不清楚。中央也没有把这些东西泄露出来,明摆着死保这些副总理是不可能的,在口号上做些文章,你要打倒,我就提出火烧(指是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一下),火烧谭震林(后来提打倒),火烧余秋里,火烧谷牧,火烧陈毅,明显地可以看出北京的高校分成了中央文革派和政府派。以北大为首的一派,是保总理的,属政府派。北大的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和毛泽东顶着干的,虽然当时聂元梓也没有意识到,但是她就是要保卫政府,这一点上聂元梓还是干得很漂亮的。

  我是从66年的8月底出去串连了。回来后,赶上蒯大富创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因为和蒯大富接触多次,我和王太行一起参加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并参加了核心部队28团。这期间,我带上清华井冈山的袖标,到东北去串联。回到北京,赶上一月夺权。我在井冈山总部,听清华井冈山派到高教部夺权的人讲,在高教部北大和北师大的人发生了冲突,双方各支持一派,清华闹的也不好表态。我见到了蒯大富,蒯大富正在考虑这个事,他说:胡宗华,你去高教部,把这个事处理一下吧。第二天我就到了高教部。参加夺权的单位很多,北京的,外地的。成立了夺权委员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是头头。清华自己的人对于支持谁,也是分成两派。我是代表蒯大富去的,自然成为清华在高教部夺权的负责人。

  高教部当时主要是两派组织,一派是北京公社,北京公社的头头参加过北大的四清,叫陆善功,和聂元梓有过战斗友谊,所以,北大就支持北京公社。另外一派叫延安公社,头头叫卢正义,因为5月26日贴出了高教部的第一张大字报,所以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卢正义解放前在上海被捕,押到了江苏反省院,在反省院里面,写了很多肉麻的吹捧蒋介石的诗。在他的档案里写的是有变节行为,没有定为叛徒,组织结论定为变节行为,实际上就是叛徒,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而且这个组织里面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有叛徒行为。一个小小的组织,那么多叛徒,我当时就很反感。可是再一看延安公社后面有学部红卫兵(吴传启)的支持,有北师大谭厚兰的支持,特别是有《红旗》林杰、中央文革关锋的支持,根子相当的硬,绝不是清华大学拿了一个高教部夺权委员会头头的章就能领导得了的。一天晚上,清华学生自己研究怎么办。我说算了吧,我们不去搅混水了。要让我支持北京公社,但我明显知道延安公社后面有中央文革后台,你是惹不起那样一拨人的。你要是支持延安公社的话,支持一大窝子叛徒当权的组织,我心里实在不甘心,干脆咱们退出去。半夜了,清华大学发表声明退出高教部的夺权委员会,不再掺和了。大多数人就撤回了清华,我在高教部留了一间办公室,就是清华夺权委员会的那间办公室,这样我进城就有个落脚的地方。

  清华撤出后不久,北大和师大公开冲突。想不到的是,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从后台走到前台,几次打电话批评聂元梓和孙蓬一,北大的队伍只能撤出高教部。

  离开教育部以后,我到一些学校和机关走走,了解社会发生的事情。详细了解统战部115抢档案事件,不过,那个把抢档案的洪涛说成左派的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没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大哥在2月6日就到民族学院调查,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反对抢档案的。我们之间没有联系,但是看法是一致的。聂元梓和孙蓬一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孙蓬一在4月13日大会上讲:把保护档案的人抓起来,把抢档案的人说成左派,这是什么逻辑!孙蓬一还讲了谢富治的许多事,引发炮打谢富治事件。

  为档案事件民族学院两派争论得厉害,还发生武斗。总部红卫兵在事发现场是阻止抢档案的,还把洪涛等人抓到公安部。一个公安部某负责人谈话,把他们说成错的,能服气吗?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你谢富治嘛!二月底的一天我到民族学院,赶上两派辩论。两派(总部红卫兵即后来的抗大公社;造反红卫兵即后来的东方红公社)各坐在礼堂的一边,约定每人发言20分钟,轮流上台。武斗时(只是身体接触)闻到一股气味,不知从何而来。有人请来高人说是亚硫酸,民族学院的学生也不知道亚硫酸是何物。造反红卫兵的人说是总部的人放毒气。但又解释不了,为什么毒气只毒造反红卫兵,不毒总部红卫兵。我找到造反红卫兵的领导人韦青峰说:我是清华井冈山28团的,是学化学的,我上台说说毒气。他没有问我支持那一派,就让我占他们的发言时间上台了。我先亮明身份,然后说,你们见过街上卖馒头的吧,为了使馒头表面发白,好卖。蒸馒头时候,在锅底放一个碗,碗里放一块硫磺,硫磺受热变成气体,对馒头有漂白作用,这就是亚硫酸,不是什么毒气。话锋一转,说:造反红卫兵在高教部和大叛徒卢正义坐在一条板凳上。在人民烈士纪念碑前,面对无数革命先烈,你们不感到羞愧吗!这时场下大乱,总部一方拼命给我鼓掌,造反红卫兵上来几个人,把我扭下台,塞进一辆小车,说是押我去公安部。出了校门,不是往南(去公安部),而是往北,走了不远,把我扔到路边。因为我亮的牌子是清华井冈山28团。从此民族学院总部红卫兵(后来的抗大公社)和清华井冈山的关系很好。我本人和总部红卫兵的头头郑仲兵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不管我是在井冈山兵团还是在414。

  4月11日,地质学院等6个学校,一块到北大闹事,说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等等。清华井冈山一个总部委员来到北大。你来了在一边看着就行了呗,他非得表态,支持地质,反对北大,这不是找挨揍吗?蒯大富也欠思量,对当时北京高校的形势错误地判断,井冈山总部发表声明谴责北大,这样和北大的关系闹僵了。

  414当时刚成立的时候,是地质学院鼓动成立起来的,地质学院为了分裂清华井冈山,催生了414。这一棒子,使得蒯大富略微清醒了些。这时北大带领一些单位开展向学部的吴传启的斗争,就是向中央文革的关锋的基层势力的进攻。蒯大富摸不清头脑,又不好意思直接找聂元梓,就托民族学院的人代为说情,和北大搞好关系。从而参加反吴传启的斗争。反吴传启的斗争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险极高的。它反对的是关锋、王力,是中央文革的少壮派,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

  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到钓鱼台见江青和陈伯达(戚本禹在座)说王力、关锋“结党营私”。从那一刻起,在毛看来,聂元梓是不可信任的了,注定今后聂元梓不会好的结果。1970年开始的清查5·16运动,中央把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都划入5·16的后台。尽管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时,对聂元梓讲了:“你反王关戚是对的,反得好!”毛泽东的御林军8341还是给聂元梓、孙蓬一扣上5·16分子的帽子。

  在教育部期间,利用我是清华井冈山驻高教部负责人的身份,见了三四次蒋南翔,谈了很长时间。同时把蒋南翔写给中央的所有材料的副本都要到手了。另外我也找了教育部的副部长高沂,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在高沂家,我第一次听到党的高级干部对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高沂跟我说,我们是黑帮?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到处喊打倒黑帮,后来我成了黑帮了,孩子们见了我,连话都不说了。再过几天,他妈妈也成了黑帮了,孩子们给我们相面,说爸爸像黑帮还是妈妈像黑帮?谁都不像黑帮。高沂的老婆说:我们不是黑帮,我们将来死了,我们还要进八宝山公墓,是革命公墓,不是普通公墓,这段历史让党给我们写成红色的。

  我拿着蒋南翔的材料回到清华,给王太行看了材料。我们找到了刘冰,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的第一副书记。我就问:刘冰,你对蒋南翔是什么评价?刘冰说,仅就蒋南翔在清华的工作,蒋南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社会和中央的事情,他和彭真有什么关系,站在哪个立场上,这是我们不了解的。我说:如果我把蒋南翔写给中央的材料,拿给你们看,你能不能得到结论?他说我能得出结论。我就把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那些材料拿给他看。看后,刘冰说,看了蒋南翔的材料,和我们过去知道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这些材料是属实的,那么蒋南翔不是黑帮。

  王太行办过一件大事。当时全国有一幅画:一九二二年秋毛主席去安源。北京美术学院画完以后,写的是一九二一年秋毛委员去安源。有人说是1921年秋,有人说是1922年秋。可是当时从安源出来的人,只剩了三个人,一个是王耀南,一个是外交部的副部长耿飚,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后两个人,各说一词。后来通过王太行找到他父亲王耀南,他说是1922年秋:“为什么说是1922年,那年我八岁,大伙说毛委员来了,都挤着去看毛委员。我个子小挤不进去,爬到树上,结果从树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所以我记得清楚。”画的作者说:你说的和别人不一样。王耀南说:那么咱打个电话给主席。王耀南家里有个红线机子,直接把电话打到中南海。当时是江青接的电话,江青说:这个事我也说不好,我问问主席吧。主席接了电话,回答说是22年去的安源。于是这幅画变成“一九二二年秋毛委员去安源”。

  王太行对校党委的看法和我一样。他看到我带去的那些材料后,我们商量写了份大字报,对校党委应当重新评价,实际这大字报就是给蒋南翔翻案。王太行说大字报写好了先不贴。我放在窗台上,让我们班左派发现了,给修正主义校党委翻案的大帽子就扣上了。把状告到蒯大富那儿去了,结果,蒯大富就把我和王太行从团派里给开除了。我们从此离开了团派,就当了一段逍遥派,实际上,我是有更多的时间到处看看。

  那时候有一个口号:“今天的左派,要在过去的反革命堆里去找。”团派的红教联,在北京的红卫医院(精神病院)找到了响当当的左派叫陈里宁,并把陈里宁的一部分日记,编成了“新狂人日记”。那时谢富治在清华的几次讲话都表示坚决地支持红教联,坚决地支持陈里宁,没想到陈里宁真有问题,连中央文革都看不过去了,下令把陈里宁重新关进红卫医院。红教联也就垮了,414抓到一根大木头。

  1967年7月20日出了个重大的事件——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事件以后,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就出现了打倒带枪的刘邓的口号。在八一建军节,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狠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军内一小撮在516通知里就有这句话:“混进党内、军内、政府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把它单独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是八一社论。这时候我回到了天津,见到了我高中的老校长李彤。他一见到我,就说:回天津干什么来了?我说放暑假回家休息。他说:你回家休息可以,不要去抓军内一小撮。我说:您这个话我听了有点别扭,和当前报纸上的社论不相符。他说:听我的。我在天津呆了一个月,到了9月1日报纸调子就变了,不抓军内一小撮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又找到李彤。我说李校长,现在报纸上社论好像变调子了,你看怎么回事?李校长说:怎么回事,原来说错了嘛!出问题了嘛。我说:李校长,我上次来的时候,是8月初,中央刚刚发表社论,你就敢跟中央社论唱反调。你怎么知道那一篇社论有问题?李彤说:这是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支撑这个国家的靠什么呢?靠的是军队,有了军队国家才能挺得住,支撑得住。没有军队,国家一切都完了。我当校长,过去的时候,我说一句话,公安局来人,把学生带走。因为那时公安局是支持我的,军队是支持我的。现在呢,你们学生给公安局打个电话,公安局来人把我带走。为什么呢?公安局和军队支持你们学生而不支持我。我怕你们学生吗?学生有什么好怕的,我是怕你们后面的后台。

  9月份,我回到北京,气氛都变了,中央文革把王力、关锋,还有红旗杂志社的林杰作为反党集团,把他们抓起来了。414里有我过去清华体育代表队的老朋友赵梦林等,他们在一月夺权时参加光明日报夺权的,遇到了高教部同样的问题,也是北大和北师大打得不亦乐乎。这几个人经自己的独立思考,认为北大是对的,师大是不对的。414通过赵梦林,把我搞到了414。在414里成立了一个战斗组,叫九七战团,就是揪戚本禹和谢富治的战团。在1968年春天高校学习班时期,清华414“九七战团”,写了一篇长篇文章“王、关、戚反党集团和公安部某负责人在清华大学都干了些什么?”副标题叫50个为什么?就是把谢富治他们在清华的讲话都列出来,好好的批一顿。谢富治为这个事专门有一个讲话。

  王力、关锋倒台在414内部引起不小的震动,在反思,跟着地派究竟为什么?在高校学习班清华414站在北大聂元梓一边,介入批判谢富治,社会上戏称414为“变天派”,不太好听。但是这一次“反谢”被中央文革扣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帽子压了下去了。

  在学校学生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一些口头禅出现了:“天天难过天天过,日日无聊日日聊”,“写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逍遥派真不赖,不搞武斗不搞派,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表态我表态”。可以看出广大学生对文化革命已经很反感了。学生都有阅读历史书籍的能力,在67年8—9月份,知道了陈伯达是叛徒,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在上海化名叫迪克,专门和鲁迅干仗,鲁迅写了许多反迪克的文章。另外,江青的历史也有所耳闻,大伙当时就知道,江青的原名叫李兰萍,在上海演过“王老五”,电影插曲:“王老五,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活了三十五,衣裳破了没人补”。对李兰萍三次入党,三次脱党这件事大伙一直没有闹清楚。

  各个学校相继转入武斗状态,大多数学生也就回家了,我也回家了。首都工宣队进入清华最初的目的是制止武斗,这点上是应该深得人心的,但后来的发展非常令人憎恶。不说别的,清华整个武斗过程中,死了大概三四个人,在王光美的工作组进入清华的时候,全校加起来也不过死了十个人,而工宣队进入清华以后,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头,清华自杀的有三四十。比如我们工化系当时党总支有五个委员,上午看到了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黄志沖,下午的时候,传达了黄志沖昨天晚上上吊自杀了;又来了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曹小文,曹小文死了(整理者注: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名单中没有);又过了几天,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李文才,李文才死了。我们系总支共五个委员,当时就死了三个。其他各个系总支委员和校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也基本是这个情况。为什么工宣队进校以后会出现大批死人的问题呢?工宣队没有进校以前,学生们斗走资派,你再喊打倒走资派,他们知道你喊的没有用,最后各级党委作结论,本人签字才管事。可是工宣队进清华以后就不一样了,他们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清华大学党委。毛主席又是接见,又是送芒果,毛泽东就亲自讲,他们是我派去的,揪黑手的话就揪我,这就已经是顶了天了。毛泽东如果把这些干部说成是走资派,那这些干部就都定性了,无翻身之日了。所以一些高级干部,一些教授就纷纷自杀了。

  那个时候,工宣队处处代表着工人阶级领导,不许说一个不字,说一个不字,就要受到批判。可是学生们永远是思想最活跃的一帮人,要想禁锢他们的思想那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要有工人阶级再教育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有所作为的。大伙在那学习,学习学习就不知道学哪儿去了。什么叫“旧学校”?所有的文化革命以前的学校都叫旧学校,文化革命以后也没建新学校。什么叫知识分子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学生,你们这些大学生有知识的都属于知识分子。毛泽东属于不属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师范毕业,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毛泽东当然是知识分子了。毛泽东写的那些诗词,大学教授也写不出来。这就是说高中毕业的也应该算知识分子了。那朱德算不算知识分子呢,朱德小学毕业,贫农的孩子,朱德的诗“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注:经网上查对,诗句是叶剑英的),气魄得很,朱德的一些文章是相当不错的,朱德也应该是知识分子。那就是说小学毕业的也应该算知识分子。文化革命以前在学校读书的,小学毕业以上的都算知识分子,这样就把整个的工宣队都给套进去了。工宣队员也算知识分子,也要由工人阶级给工宣队员再教育。讨论了半天,讨论到工宣队头上去了。工宣队就发火了,我们进了工厂,当了好几年工人了,结果还是知识分子,还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的再教育不就失败了吗!最后由迟群出来打了个圆场:我们所说的再教育是一个再学习再改造的过程,所有的人都应当有再学习再教育的过程,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样的,工农兵,工人阶级,解放军接受红卫兵小将的再教育。讨论了一个多月,就讨论出这么一句话来。

  清华工宣队迟群这些人很善于总结经验,今天写一份报上去,作为中央文件发下来,全国遵照执行。明天写一份报上去,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全国遵照执行。为了表彰清华工宣队的所作所为,毛泽东专门发表了一条指示“善于总结经验”,全文我也忘了。让学生们讨论,总结经验。哪有那么多经验好总结的?结果,学生们弄了个:如何写思想总结,各种大会上发言的精彩片段摘录下来,出了个小册子《总结,总结性的语言》:大便不臭,臭的是思想;这一跤摔的好,摔出小资产阶级的我来。此类的话编了一本书,全校发。总结经验这个东西就这样不了了之。工宣队看着学生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唠叨的了,就把老师们弄到江西鲤鱼洲的农场,把学生们轰到北京市的几大工厂,名义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清华大学就没有人了,直到1970年初,我们毕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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