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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十五大罪状(1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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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十五大罪状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总指挥部



  乌兰夫是內蒙古自治区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內蒙古各族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激烈的阶级大搏斗,把他揪出来了,挖出了埋在党內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先后撤销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內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內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长期以来,乌兰夫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直接支持下,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別是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他是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长期以来,乌兰夫在內蒙古利用职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纠集一批王公、贵族、特务、变节投敌分子及共他反党分子,结成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反革命集团,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分裂祖国统一,大搞独立王国,建立“內蒙古王朝”。乌兰夫对全国各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支持内蒙古“呼三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在集中力量把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斗倒、斗臭的同时,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在统战、民族工作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大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共流毒。

  下面我们初步整理出乌兰夫十五条大罪状的材料,供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一、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別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为个人树立威信,无耻地吹捧自己。贪天之功为已有,把自己打扮为“唯一正确的领导者”,“正确路线的代表”。根本无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甚至狂妄地宣称要在自治区踏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公然要人们紧紧跟上“乌兰夫思想”,要自治区各级宣传机构加紧宣传“乌兰夫思想”。用“乌兰夫言论集”代替《毛泽东选集》,阴谋诋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与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妄图另立旗帜,自立制度,实现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2】可是三反分子、大叛徒乌兰夫经常肉麻地吹捧自己,以“领袖”自居,妄图把自己打扮成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党的化身,以抵制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成望。乌兰夫在一个文件中无耻地批示:“反对以乌兰夫为首的內蒙古领导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內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一次会上甚至叫喊:“反对乌兰夫,就是反对內蒙古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乌兰夫借反对“反党集团”之名,公开声称:“是什么人反对乌兰夫?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地、富、反、坏、右。反对乌兰大就是反对內蒙古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乌兰夫在土旗讲话的时候说:“有人要追根子,我的根子就是毛泽东,反对我就是反对毛泽东。”

  早在1945年至1949年,在內蒙古的部分地区,乌兰夫要人们呼“乌兰夫主席万岁!”“云(乌)主席万岁!”等口号,一直到1952年,有些地方仍然流行着“乌兰夫万岁!”的口号和标语。1960年乌兰夫去呼盟向牧民说: “禁止开荒,保护草原,是乌兰夫对牧民的关怀。”乌賊竟野心勃勃地树立个人“威信”,并煽动牧民高喊“乌兰夫主席万岁!”的反动口号。

  乌兰夫的历史本来就臭不可闻,但他却恬不知耻地要为他树立偶像,在內蒙地区大量印发乌兰夫“伟人像”,有些地方就只挂乌兰夫像,不挂毛主席像。还下令四处雕塑乌兰夫像,把自己打扮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以滿足他的“领袖”欲。在乌兰夫授意下,內蒙古博物馆为他雕刻了十几座塑像。有“抗日战爭时期的乌兰夫”,“解放战爭时期的乌兰夫”,“自治运动联合时期的乌兰夫”,“今日的乌兰夫”等等。每个都要送請乌兰夫的小老婆兼“总参谋长”云丽文审查批准,每座雕像创作费高达500元以上。

  乌兰夫为了实现他的“领袖”欲,还大量印发编印《乌兰夫言论集》。现在出了五卷兰皮精装本《乌兰夫言论集》,发给內蒙高级干部阅读,并且制订了计划,准备陆续印刷出版。这些都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为他自己吹噓的大毒草,大量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言论。乌兰夫疯狂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乌兰夫还收罗一些人大编歌颂他的歌曲,流毒很广。例如一首反动的“內蒙青年进行曲”歌中唱道:“我们有了革命领袖——云泽(乌兰夫)同志领导,我们向前……为了我们民族的平等自由,向大汉族主义者进军!进军!进军!”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大特务、叛国头子所规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他的全部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罪恶活动,都是直接对抗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乌兰夫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种种罪恶都表现得极为露骨,极为恶毒。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乌兰夫汇报时,毛主席就指出,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那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讲清楚【3】。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就是针对乌兰夫之流讲的。毛主席的指示,刺痛了乌兰夫资产阶级反动民族主义的要害。因此,他对毛主席极端仇视,內心十分恐惧。为了掩盖他的民族分裂活动的罪恶勾当,把毛主席的指示严密封锁起来,不但不向自治区各族人民传达,也不向自治区各级干部传达。竟胆大包天,瞞天过海,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凭空捏造毛主席的“指示”。1966年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当众撒谎说:“毛主席一年之內问我三次民族关系。毛主席在那时不讲阶级斗爭,而问民族关系。”又说:“毛主席问我汉族干部听不听你的话?汉族干部犯了错误你敢不敢处分他们?”好一个大骗子手乌兰夫!竟胆敢如此卑劣地耍弄政治騙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反对毛主席!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內蒙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題上,乌兰夫都千方百计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中央提出內蒙生产应以农为主,为什么乌兰夫不顾中央指示,不顾內蒙古自治区实际情况,却提出“以牧为主”的方针与中央指示对抗,还不滿地说“內蒙的粮食是不是过了关?反正是自给有余!要不是全国粮食紧张,內蒙有什么紧张!”

  1965年6月,毛主席指示要大力培养卫生人员【4】,乌兰夫胡说什么“大力培养卫生人员,是承认医生,将来要消灭医生。”毛主席要抽三分之一的卫生人员下乡【5】,乌兰夫则强调“要加强城市街道卫生所、门诊部、减轻城市医院压力。”中央规定地方工业建设的方针是:第一,为农业服务,第二,为人工业服务,第三,为市场服务,第四,为出口服务。而乌兰夫篡改为:第一,为农牧业服务,第二,为自治区重点建设服务,乌兰夫还叫嚷说:“办地方工业,不为自治区服务,为谁服务?”

  乌兰夫就是用这些偷天换日的卑劣伎俩,遮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阳光,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封锁內蒙眞实情况。把自治区搞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以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二、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林彪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千方百计地和我们林副统帅大唱反调,恶毒攻击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各地轰轰烈烈的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眞理,是我们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乌兰夫凶相毕露地把毛泽东思想诬蔑为“教条”,“不解决內蒙古的实际问題。”他恶狠狠地诬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主席著作放在身上,主席语录写在墙上,突出政治挂在嘴上。”胡说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他还反动透顶地列举了一大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什么“学习毛选不下基层,学习毛选文化不下乡,学习毛选知识分子不下乡,学习毛选干部不下乡,学习毛选不愿参加四清,学习毛选怕苦,怕死……。”看!乌兰夫这个万恶不赦的家伙对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何等恨之入骨!

  乌兰夫为了对抗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挖空心思,从各方面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企图扼杀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正当內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轰轰烈烈地展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之际,他却针锋相对地在自治区组织大学蒙文、蒙语的群众运动,和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爭时间,爭版面,爭纸张、设备等。企图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排斥在一边,把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压下去。同时为他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准备干部条件。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见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便打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旗号,贩卖他的黑貨。1966年1月4日,乌兰夫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上,装作对全区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支持”,做出了“五点指示”,“第一,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第二,抓活思想;第三,面向基层;第四,解决领导核心和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題;第五,精通业务。”根本不提突出政治,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用倫天换日的手段,塞进“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黑貸。并肆意歪曲,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说成是在“民族问题”上狠下功夫,“否则学了毛选也是一塌糊涂。”他把“抓活思想”归结为“抓大汉族主义”思想;他借口面向基层,扼制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他叫喊的“解决领导核心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就是为实现民族分裂,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政策的黑帮队伍准备条件。

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毛主席亲自参加制定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中说:“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的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充分的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难作斗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7】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对毛主席亲自制定和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1961年他在內蒙党委第十四次扩大会上,胡说什么“大跃进违反了客观规律,太热了,过了头。”叫囂要“消灭三面红旗上的黑点”。乌兰夫还恶毒地诬蔑內蒙工农业建设的蓬勃发展,他说:“现在內蒙古还是手无寸铁”,他胡说大跃进的教训是“不同程度上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说:这几年的错误“一个是动搖了所有制;一个是比例失调。”更恶毒的是:在1956年他在內蒙古筹备二十周年庆祝活动报告会上说:“爱祖国包括內蒙古在內,光爱天安门,天安门是不长粮食的。”

  乌兰夫对人民公社也是竭力反对和敌视的。他按照其主子刘少奇的“大砍合作社”的意图,提出在牧区停业发展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二年民族工作会议上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有些地区,在这几年可以不办人民公社和合作社,将来再办。某些边疆地区需要退的,应当坚决退下来。”乌兰夫极力否定人民公社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在1965年土默特赖农牧林誓师大会上说:“公社化以前他们(指他四清蹲点的前朱堡大队)有大量树林呀,大群牲畜呀,从一九五八年以后,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大片的树林被破坏了,集体牲畜被杀光了”,“解放以来,特別是1958年以来,人民生活沒有很好提高,很多落后队生活很苦”。一句话,在內蒙公社化搞糟了。

  乌兰夫在內蒙牧区反对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從出在牧区步子要稳,处理要宽,时间要长的“稳、宽、长”的玫策,在发展畜牧业生产上,提出“稳定,全面,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同党的总路线相对抗。乌兰夫借口大反特反商业经营管理思想上的“大盛魁的作风”,“大盛魁思想”,(大盛魁是建国前二十年就倒闭了的大旅蒙商,对蒙古族人民通过不等价交換的手段进行超经济剝削)恶毒的攻击党的商业政策,同时暗示中央不在自治区搞建设,挑动蒙古族人民跟着他们一道,对抗党中央,分裂社会主义祖国。

四、积极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掙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靂辟,这是必然的, 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9】

  乌兰夫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內蒙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千方百计地妄图在內蒙复辟资本主义,把內蒙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在商牧业生产上极力主张无限制地发展社员自留畜。他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坚持既发展公有的畜牧业,又发展社员个人自留畜的公私兼顾的方针,是农业区发展牧业的重要问题之一。……合作化以来,內蒙农村干部和合作社干部中,有一种让所有社员的牲畜都入社,对社员自养劣质牲畜不放心的思想,因而不是积极帮助社员个人发展牲畜,而是限制个人发展牲畜,这是不利于生产的。”又说“从內蒙牧区的阶级情况,政治状况看,我们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內,在合作化中有意识的保留牧民对于牲畜的所有权,对社会主义改造,对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所谓保留所有权就是在合作社內较长时期采用初级的办法,使社员每年能够从畜股分到合理的利益。同时按照社员的自愿,允许社员自留较多的牲畜。”由于乌兰夫极力主张发展自留畜,结果社员自留畜发展速度远比集体快,有的社员自留畜达到三、四头。有些农区生产队社员自留畜的比重也比集体畜高,因而大大削弱了集体经济。

  乌兰夫在畜牧业生产上采取包产到畜群生产组的办法,推行刘邓的包产到戶的政策,为牧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绿灯。

  乌兰夫积极宣扬刘少奇“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剝削有理”等反动理论。他说,“对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和合泎社,因牲畜增加,劳动力仍然不足的时候,可允许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雇工,经过相当时期后,再把他变为合作社社员。”1953年一次座谈会上说: “如确实因劳动力不足……小量的雇工可以允许。”公社化以后,规定给牧主付定息,说牧主拿定息不是剝削。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篡夺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0】

  乌兰夫为了达到他篡党篡军篡政,分裂祖国,搞独立王国的罪恶目的,大肆排斥异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1966年1月,乌兰夫背着中央,借口加强领导,分工负责,解散自治区常委,大量排除异己,任用亲信,组成十三人的代常委。并将毕力格巴图尔,陈炳宇、浩帆等心腹组成“三人小组”,凌驾于书记处之上,操纵区党委大权。同时在自治区的党政要害部门大量安插亲信。在自治区一级政府机关中,乌兰夫以精减机构为名,撤销了六十多个厅局,建立了工交、农牧、财贸、计划、文教〖“〗五大委”,并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完全控制了內蒙的党、政、财、文大权。

  乌兰夫及其黑帮掌握了內蒙的所有实权之后,便开始进行大清洗。乌兰夫说:“打起仗来,甚至还有人调转枪口对准我们”,所以“要清理內部”。计划在一九六六年清洗80%,同时大量提拔,安插亲信,以备他们进行全面复辟。在呼和浩特市,乌兰夫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贵等人,以“反乌兰夫”,“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借口,用“揭盖子,挖根子,摸班子”等办法,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在自治区党委则集中力量打击自治区党委內的革命领导干部。乌在“代常委”会上搞“小鸣放”,围攻打击原党委书记处书记,权星垣、高錦明等革命领导干部,并整他们的黑材料。企图进一步在“代常委”中搞清一色,使十三名“代常委”完全由其心腹组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宫庭政变”。可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乌兰夫搞“內蒙古王朝”的梦想彻底被粉碎了。

六、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国统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內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証。”【11】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因统一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乌兰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就打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公开号召:“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团结起来。”1948年在一次报告中又公然否认內蒙古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鼓吹民族分裂,大讲“內蒙古人民与中国人民”,宣扬“民族自决”,“独立自主”,“走外蒙古的道路”等等。

  1965年以来,乌兰夫大量印发1935年王明假借毛主席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內蒙古人民宣言”(简称三五宣言)。这个宣言內提出:“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规定“原来內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查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作为內蒙古民族之领土”。“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內部的一切问題,谁也沒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共它一切权利。同时內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成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邻帮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乌兰夫以1935年《宣言》为纲领,以“反大汉族主义”为步骤,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分裂祖国的活动,大搞独立王国。这是乌兰夫妄图建立“大蒙古王朝”的舆论准备。

  乌兰夫还扬言:“我这个人反对大汉族主义,已经几十年了,还可以再反二十年”。他的小老婆云丽文也狂妄珥嚷:“战爭打起来和中央断绝关系!” 眞是囂张已极!

  乌兰夫为了建立反革命的“內蒙古王朝”,千方百计地利用文艺阵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戏剧、电影、展览等进行大反“大汉族主义”的活动。乌兰夫为了分裂祖国,为自己歌功颂德,还借庆祝內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之机会,亲自给內蒙文艺界规定宣传方针,即突出民族地区特点,突出反大汉族主义,突出土默特旗,突出乌兰夫个人。

  乌兰夫为了巩固和扩大他的“独立王国”,在与邻省解决区划问题时,是“寸土必爭,得寸进尺”,“只能划进,不能划出”。他在党委会上一再强调“区內为什么还闹边疆纠纷,叫他们发扬共产主义精神,至于外区嘛,那就是另一个问題,因为这是关系到自治区的问題。”例如在解决伊盟与甘肃中旗与吉林的边区区划纠纷时。乌兰夫就象封建王侯扩张领土一样地将本区区划一再扩大,并亲自坐阵指挥,与邻省爭地盘。

  乌兰夫为了搞独立王国,进行里通苏修、蒙修的叛国活动。在蒙文文字改革问題上,乌兰夫坚持主张斯拉夫化,全套搬用外蒙的,要“把语言文字同外蒙一致起来”。“统一使用一种文字”。早在1956年,乌兰夫还背着中央,指使语文研究所所长额尔敦陶与蒙修搞了一个內外蒙《四十三人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同年额尔敦陶从蒙修回来向乌汇报说:“他们(指蒙修)提出了合并问題。”乌兰夫当即追问: “你沒问他们向那边合并吗?”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乌兰夫背着中央妄图分裂祖国,进行叛党叛国的罪恶活动。

  1963年乌兰夫亲自下令,不让在锡盟边境地区进行反修试点,并责令烧掉揭露蒙修泽登巴尔反华罪恶的材料。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爭。蒙修领导集团的头子泽登巴尔在帝修反进行反华大合唱中,扮演着可耻的角色,地处反修前线的內蒙古,乌兰夫却把反修旗帜降下来,在內蒙大反“大汉族主义”,这不是里应外合的行动又是什么呢?

七、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題的理论,抹煞民族问題的阶级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爭,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爭问題”。【12】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长期以来,在民族问題上,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斗爭,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爭问題”【13】的科学论断,否认民族问題的阶级实质,用民族问題代替阶级斗爭。1965年12月,乌兰夫在筹备庆祝內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胡说什么,“民族问題就是人民问題”“毛泽东思想就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題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題上抓住这两条,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问題的核心”。他把民族问題的实质是阶级斗爭篡改成:“民族问題是阶级斗爭问題的实质”, “离开了民族问題的具体事实,空谈阶级斗爭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乌兰夫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題的理论,达到何等猖狂的程度!

  1965年11月,乌兰夫抛出了所谓“巩固与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的修正主义谬论。他胡说什么:“有了政治基础,又有了共同的语言,……结果就反映了共同的心理。……有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在文化上,民族团结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并且把它看成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民族融合基础。乌兰夫的这“三个基础”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根本不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讲阶级和阶级斗爭,不讲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为他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大搞独立王国所做的舆论准备。

  乌兰夫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刘春在1961年炮制了一个“社会主义民族”的修正主义谬论。乌兰夫在1962年民族工作会议上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了,阶级关系改变了,民族关系,民族內容也改变了”,“內蒙自治区內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起,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消灭了,各少数民族也都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民族”了。这完全背叛了毛主席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抹煞了民族问題的阶级实质,抹煞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爭。

  乌兰夫为了掩盖民族问題上的阶级实质,把农、牧业生产上的矛盾,也说成是民族矛盾。他在1965年內蒙古自治区党委扩大会上说:“民族关系上最突出的问題就是农牧矛盾的问题”,以农牧上的生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完全荒谬到了极点!

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爭,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爭问題。”【14】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題的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題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最根本的问題是无产阶级专政。乌兰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題是少数民族在管理本民族的事务上当家作主的问題。”一九五七年,他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关鍵是当家作主问题,有的地方贯彻不够,有的地方尚未贯彻,自治地方的财政管理权,制定条例和公安部队问題都沒搞出一套的东西。”这充分暴露了乌兰夫借区域自治之名,向中央爭夺财权、政权、军权的狼子野心。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招待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宴会上乌兰夫公然胡说什么:“处理民族自治地方內部事务的问題上,也不尊重当地民族干部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而由在那里工作的汉族干部包办代替”。一九六二年四月,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又说:“当家作主的权利是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财政等方面的。只有在这些方面实现了民族平等权利,才能真正体现出当家作主。”

  乌兰夫所说的“少數民族当家作主”,不是广大劳动人尺当家作主,是为那些王公、贵族、牧主、喇嘛等剝削阶级和社会渣滓爭职爭权,篡改党的区域自治政策的根本性质,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机关。

  一九六四年国庆前,民族文化宫展览修改时,乌兰夫亲自到民族文化宫,要內蒙馆区域自治一版中增加“三五宣言”,并要用显著标记突出宣传如下两点:

  ㈠原来內蒙大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均应归还內蒙古人民,作为內蒙古民族之领土,……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剝夺內蒙古民族之土地。

  ㈡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內部一切问题,谁也沒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它的一切权利……如前所说,这个“宣言”是当时党內老机会主义者王明假借毛主席名义发表的。而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空前的国家统一,內蒙古各族人民生活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大家庭的今天,乌兰夫还大量印发和展出“三五宣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向谁要“土地”?谁干涉了蒙族人民的权利?向谁要“权利”?这不是明明白白代表着王公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各族劳动人民要土地、要政权,妄图利用这个“宣言”制造民族分裂吗?

  乌兰夫又別有用心地极力鼓吹建立大自治区,煽动各少数民族“按自主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一九五六年,准备在中央召集的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用的发言稿中写道:“我以为可以建立一个彝族自治区,因为聚居在那里的彝族群众已经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地方也牵连二、三十县,这和省比较,当然是人口少,地区小的,但少数民族就是少数,是可以照顾的。我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实行大省制的国家,可以允许成立人口较少,地区较小的民族自治区。这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有人提议及早在青、甘、川边的地区建立藏族自治区,我以为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果现在还不能建立,我觉得也可以阿坝、甘孜两地区,先在党內建立一个在四川省委领导下的区党委,以加强这些地区工作的领导。”

  毛主席指示:不能吃民族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饭【15】。而乌兰夫却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胡说什么:“自治机关民族化问題,这基本上是民族发展问題。创造文字,自治机关民族化都是为了民族发展,否则就沒有意义了。”他所说的自治机关民族化,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自治机关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组成;一是以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行使职权;一是自治机关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适应当地民族特点。他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而强调什么“民族特点”、“地区特点”,阉割自治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实质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乌兰夫扬言:“仅仅实现自治机关民族化,不去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就还沒有彻底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党。而乌兰夫提出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的用意是分裂党,把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分成若干个民族党,用心又何其毒也!

九、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彻底革命,积极推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农奴主、牧主阶级立场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坚持“和平改革”和“和平过渡”,反对阶级斗爭,反对群众起来闹革命,极力保存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势力,维护封建主和奴隶主的统治。

  乌兰夫竭力主张改革要按上层的“意愿去作决定”。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在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座谈会上说:“可以不再采取其他民族地区已经采取过的激烈的阶级斗爭的方法,而采取和平的方法,即经过曲折迂回的步驟和更为溫和的办法,逐步地自上而下地进行。”这是地地道道的反对暴力革命。他主张在各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时期,党和政府容许各族人民以及在各民族中同人民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们从容考虑,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去作决定。达完全是放弃党的领导,放弃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

  乌兰夫不提改革口号,不敢触动剝削阶级反动社会基础,是眞保护假改革。一九五六年,乌兰夫准备在中央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用的发言稿中说:“和平改造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中要自上到下,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和平改造,从表面来看主要是对上层让步,从实质上看,则是为了在较少的震动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这主要是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这是騙人的鬼话!不触动剝削阶级的反动社会基础,那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胡说什么:“和平改造也是一场阶级斗爭,但在步驟、方法、方式上不是面对面的斗爭,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迂回曲折的斗爭。策略上我们是‘网开三面’,不仅使进步分子,而且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都容易接受,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觉得我们办事合乎‘人性’,在道理上我们是站在完全主动地位。”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莫大诬蔑。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对农奴主、牧主、王公、头人恨之入骨。乌兰夫所说的合乎“人性”正是合乎剝削阶级的“人性”,是站在农奴主、牧主的立场上,替剝削阶级说话。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乌兰夫以为对农奴主、牧主“不应四面出击,造成全面紧张,应该一件一件的办。……在步驟、方法上也不宜狂风暴雨的搞运动,而宜于微风细雨的解决问題。有些改革也可以一件一件的办,而不提改革的口号。”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剝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爭,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爭,才是历史发展的眞正动力。”【17】而乌兰夫却背道而驰,对抗毛主席的教导,他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压制群众的革命,连“改革”的口号都不让提,暴露了他的剝削阶级代言人的丑恶嘴脸。

  乌兰夫在牧区顽固地推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修正主义政策。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又一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內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爭后【18】,乌兰夫在一九六二年的民族工作会议上还说:“在牧区继续按稳宽长的方针,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甚至到一九六五年,乌兰夫仍然顛倒黑白地说:“只有修正主义分子才想上在牧区划阶级。”

十、极力美化宗教,主张“和平共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国人民特別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9】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否认宗教问題的反动本质,极力美化,保护宗教和宗敌上层。六二年四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 “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是保卫着宗教信仰。”在会上还介绍所谓内蒙古经验时说:“萨木登是个喇嘛,而且参加革命还不是年青的时候,现在当了共产党员,他的生活一方面是共产党员,而每天起来念一下经,但他另一方面党的政策决议他是毫无保留地执行,这又是一方面。他念经还有他的习惯,跟咱们每天起来打太极拳一样。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念经?”他接着又说:“对一切民主人士,……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分別安置在适当的岗位上,使之各得其所,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现在在內蒙古自治区的各级政权中,在许多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中,都有这些朋友在担负着各种工作,不少人还担负着领导工作,大多数人在工作中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乌兰夫就这样处处宣扬宗教上层起了积极作用,极力保护和美化宗教。

  少数民族中的反动派、宗教上层和牛鬼蛇神疯狂攻击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利用宗教猖狂地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们造谣惑众,攻击党的宗教政策是“消灭宗教”,“消灭民族”,公开以所谓“宗法”来同国法对抗,极力扩大宗教势力,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封建复辟。而乌兰夫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却顛倒黑白,极力吹捧宗教上层说:“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多数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三面红旗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并说:“宗教界大多数人是反帝,爱国守法的”。

  宗教是反动统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是毒害劳动人民的鸦片,而乌兰夫不但不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反而竭力吹捧宗教说什么“现在我们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蒙古民族开始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喇嘛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民族的发展?还要請在座的宗教界朋友们多加考虑,提些意见。”

  乌兰夫不但为反动的民族宗教上层开脫罪责,而且向他们卑躬屈膝,为他们张目,经常指责一些同志说:“对党的政策,对毛泽东思想认识不够,体会不深,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政治上安排不当,工作上帮助不够,生活上照顾不够”等等。

十一、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一场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做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爭,把它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的伟大的运动。”【20】乌兰夫这个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在內蒙古的代理人,被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吓破了胆,于是亲自上阵,纠集了他的干将和爪牙,在全区掀起了一股反对四清运动的反革命逆流。

  1965年10月,乌賊带领山七千多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遍布于土左、土右两旗,亲自坐阵指挥,疯狂地、有组织有步骤地鎮压和破坏四清运动。把四清运动歪曲为要“找到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題的规律”和“解决的办法。”

  乌賊还擅自用內蒙古党委的名义批转《土旗四清工作座谈纪要》,要求全区执行,以此来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相对抗。他多次在工作队员中放毒,散布什么“土旗蒙古人直爽、汉人鬼”,“蒙古人被迫把地给了汉人,蒙古人沒办法才转为农业”,等等,竭力煽动民族情绪,破坏民族团结。乌賊又以整训为名,强迫四清工作队员硬上“民族问題的纲”。若谁不按乌賊的指示办事,他就指使其干将“组织力量批判”,打击陷害四清工作队员。

  在一次土左、右两旗四清工作团民族座谈会上,乌賊暴露了他在土旗蹲点的罪恶目的。他说:“不要以为把这个点搞好了就算了,要看到全国、全世界!”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他妄想通过破坏土旗四清运动,总结出一套对抗社会主义革命,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经验”,找出鎮压群众运动,进行民族分裂的“办法”,以便复辟资本主义,以迎合国內外阶级敌人的需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題》的决定,即《二十三条》,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纲领,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文件。《二十三条》的制定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破产,为四清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方针、任务、政策、方法,从而保证了四清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乌兰夫则疯狂地歪曲篡改、反对《前十条》和《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和前《十条》中说:“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爭。”并强调必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干部,重新教育人。乌兰夫却说:“牧民脑子里是沒有阶级的,硬给人家划阶级,是主观主义。”“沒有划阶级完成了民主改革任务,公社化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非划阶级不可?”《二十三条》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乌賊却极力提倡蒙、汉分队,扩大自留地、自留畜数量,破坏集体经济。他说:“蒙汉分队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么!”《二十三条》说:“抓住阶级斗爭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个纲”。《前十条》中也说:“阶级斗爭,一抓就灵”。而乌賊却大谈特谈民族问題,要上“民族问题的纲”,他说:“只有抓住民族问題,才能抓住阶级斗爭。离开了民族问題的具体事实,实际上是一句空活。”“土旗四清能不能达到高标准,就看民族问題能不能解决。”还说什么“民族问题是內蒙古自治区最大的政治。”《二十三条》指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內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賊却大反特反所谓“大汉族主义者”,并扬言“我与大民族主义斗爭了几十年,今年六十多岁,还能斗二十年,非把他们斗倒不可!”乌兰夫故意包庇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转移斗爭大方向,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二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乌賊却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大汉族主义”,汉人“整蒙古人”。但事实是:在乌賊的庇护与支援下,在內蒙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題是地方民族主义。但他完全混淆是非,转移斗爭目标,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二十三条》指出: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而乌賊之流,依靠的全是地、富、反、坏、右以及其他牛鬼蛇神。他还提出“首先依靠蒙族中的贫下中农”的民族分裂主义口号。《前十条》指出: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而乌賊却要“组织民族贫下中农”的组织,走“蒙族群众路线”。这是公开煽动蒙汉两族贫下中农的分裂,是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二十三》条指出:在四清中要逐步形成领导核心。乌賊以抓领导核心为名,行反革命复辟之实。趁机大肆把他的亲信、土匪、流氓、蒙奸、特务等社会渣滓安插进各级专政机构內领导核心里。乌兰夫还以生产、抗旱、救灾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1月乌兰夫指令停止“四清”,专搞抗旱救灾。乌兰夫强调牧区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反对在牧区搞阶级斗爭。他说“阶级斗爭搞完了,牲畜也搞完了”,“究竟你革命革的怎样,牧民把自己的命也革了。牧主改变了成分,牧民也改变了成分,即成失业游民。”乌兰夫如此顽固地抵制和破坏四清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阶级斗爭,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忠实推行刘、邓黑司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十二、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內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21】

  乌兰夫对內适应资产阶级以及王公、贵族、牧主的需要;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压力。同蒙修勾勾搭搭;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1961年,乌兰夫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时,乌兰夫不仅不进行抵制,反而两次带头起立,使坚决反对南修的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处于孤立;蒙修泽登巴尔,因撞车受伤住院,乌兰夫亲自前往看望。泽登巴尔老婆(苏联人),为了侮辱我伟大的中国人民,竟只准乌兰夫一人进病房,不准一同去的×××同志入內,×××同志当场憤然离去,而乌兰夫却无动于衷,不但不同×××同志一起采取抗议行动,反而厚颜无耻,如获重赏,喜笑颜开地一个人进去看望。事后×××同志在归国前,向蒙方负责人对此无理行为提出抗议,表示遗憾,乌兰夫虽同时在场,竟毫无表示。蒙修在播送和刊登我党的贺词以及我代表团团长讲话时,故意把原文中的“我们的朋友遍于世界”篡改为“世界上有我们的朋友”。而他却不予针锋相对进行斗爭。在我代表团参观蒙修百貨大楼前,蒙修故意动员全店人员去欢迎波兰客人,店门紧闭。但乌兰夫置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国体于不顾,甘受凌侮,坚持参观无人商店。这充分暴露了乌兰夫对修正主义屈膝投降的丑恶面目。

  蒙修头子泽登巴尔,配合帝修反疯狂反华,极力挑拨蒙汉关系,乌兰夫为了适应国外修正主义的需要,在內蒙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更令人气憤的是,当蒙修、苏修不断在我巴盟、乌盟、呼盟等边境地区大肆进行特务和顛复活动时,乌兰夫从不坚决回击,任其为所欲为。在乌兰夫的屈膝投降下,近年来,自治区民族分裂集团和叛国集团活动非常嚣张,乌兰夫却让他们逍遙法外。事实证明,乌兰夫是自治区內一切民族分裂分子的总后台,也是国外修正主义的忠实代理人。

十三、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22】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乌兰夫的丧钟。因此,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忠实执行刘、邓資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5年10月內蒙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大造特造乌兰夫之流的反。乌兰夫之流吓破了胆,于是慌忙发出一顆战略退却的信号弹。66年5月1日《实践》主编,乌兰夫的黑帮干将厚和奉旨在《实践》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异乎寻常的社论。乌兰夫之流多年来一直疯狂地反对所谓“大汉族主义”,特別是在最近几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这篇社论突然180度急转弯。接着乌賊又提出“民族问題”在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大民族主义,在那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有的地区表现为大民族主义”,等等。企图金蝉脫壳,逃之夭夭。

  內蒙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向乌兰夫反党集团发动了猛烈进攻,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情地有力地揭露了乌兰夫之流的罪恶活动,揪出了乌兰夫反党集团的干将和爪牙。乌兰夫之流深知末日临头了,便一面把玛拉心夫等人抛出去当替死鬼,借以转移內蒙人民的视线;一面指使共干将韩明之流到处煽阴风,点鬼火,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猖狂地鎮压敢于造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干部,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革命小喽喽”、 “三反分子”等等,挑起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妄图保护乌兰夫之流过关。乌兰夫还在华北局会议之前,就盗用了大批档案材料,打击陷害一直与它斗爭的高錦明、权星垣等革命干部。

  1966年在华北局五月学习会议期间,乌指使其妖婆云丽文几次让浩帆(乌賊干将)把乌兰夫的多次讲话原始记录转移给她。乌兰夫又让云丽文指使浩帆销毁有关民族工作会议讲话和他的有关黑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內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掙扎”。三反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这条疯狗虽然被革命群众打落了水,但它人还在心不死。今年二月乌兰夫之流,指使內蒙党內、军內一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牛鬼蛇神,百倍疯狂地向以呼三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扑,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行白色恐怖。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王良太之流杀害了呼三司战士,反而顛倒黑白,驾祸于人,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把呼三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把大批的革命群众逮捕入獄,严刑毒打,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遭受围攻、辱駡、毒打,遭受残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被打成“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等。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铎、王逸伦、王良太之流蒙蔽欺騙广大群众,极力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关系。四月十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內蒙问題的八条规定》,号召內蒙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击退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王良太之流的反革命复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而乌兰夫之流仍然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他们继续蒙蔽解放军战士和广大群众,猖狂地对抗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他们煽动大批战士、工人、农民、学生上街游行,煽动他们上北京告状,在北京闹事,甚至到中南海靜坐。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同志,企图迫使中央收回“八条决定”,继续在內蒙搞资本主义,建立沒有乌兰夫的“乌兰夫王朝”。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在內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斗爭下,他们的阴谋可耻地失败了。

十四、乌兰夫是贪生怕死的大叛徒大特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23】

  乌兰夫是长期隐藏在党內的大叛徒,大特务。他隐瞞自己从狗洞里爬出来投敌变节的卑鄙可耻的丑史,騙取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要职。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变节投敌的大叛徒、大特务乌兰夫揪了出来,消除长期隐藏在党內的大隐患,大祸害。这是一件大好事,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大叛徒、大特务乌兰夫是內蒙土默符旗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入莫斯科大学求学。一九二九年回国后,因贪生怕死躲在家里。当时绥远国民党党部大特务陈国英派人去抓他,乌兰夫得讯后逃跑。后来国民党省党部民众运动科长閻秉坤(乌兰夫的妹夫)找国民党大特务陈国英,当时陈国英表示,如果乌兰夫能保证为党国工作,就不逮捕他,以后閻秉坤找乌兰夫商谈,这个贪生怕死的乌兰夫就同意了,乌兰夫就这样变节投敌给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当记者,每月拿薪金三十块大洋。以后乌兰夫就披着记者的外衣,干着特务勾当,成了大特务陈国英的帮凶,杀害革命者的刽子手,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一九三五年,乌兰夫又给大军阀傅作义当俄文秘书,专门研究苏联情况,用傅作义给他的专用电台收听苏联情报,帮助傅作义从事特务活动。抗日战爭爆发后,乌兰夫又被派到国民党部队做过政治工作,鼓吹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效尽了犬马之劳。

  通过乌兰夫这段自首投敌的丑恶历史,完全可以看出,乌兰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大特务,大叛徒。长期以来,乌兰夫这个大叛徒、大特务,不但沒有受到人民的审判,反而飞黄騰达,騙取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职务。这是由于中国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刘少奇,为了达到篡党、篡政、篡军罪恶目的,千方百计地把他保护下来,充当其反革命班子的一员干将。

十五、乌兰夫是不学无术,养尊处优的大王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24】

  乌兰夫是一个典型的不学无术、独断专行的大党阀。他平时不但不看报,就是内部文件也很少看。他自己从不动手写东西,就连私人信也要别人代笔。他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谁是要提不同意见,触动了“王爷”的尊严,他就暴跳如雷,破口大駡。

  乌兰夫深居“禁宮”,养尊处优,贪图享乐,过着封建王爷的寄生生活。他每天早晨九点多钟才起床,起床后大夫检查身体。他的小老婆云丽文是当代的“慈禧太后”,长期不工作,终日过着腐化堕落,糜烂透顶的生活。“宫內”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奴隶,直接为他服务的就有十二、三人,再加上他的调查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达二十来人。“乌王”出府,前呼后拥,“乌王”乘马卫士保镖,“乌王”玩牌“奴隶”伺奉。“乌王”对其工作人员,好象王爷对待奴隶一样,实行残酷的统治。

  乌兰夫从不下乡深入群众,有时高兴了下乡游一游,下边干部就遭了殃。一九六一年是自然灾害严重的一年,群众生活暂时遇到困难的时候,乌兰夫乘专车去巴盟,首先命令巴盟军区騰出全部办公室进行粉刷,消毒,到包头拉钢絲床、洗澡盆。把厕所改成坐式的,并叫医院包上纱布,只供一个人专用。吃饭要茅台酒,鲢鱼。为了寻欢作乐,每晚都举办舞会,把市场上的香水几乎全部买光。花天酒地,令人作呕!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25】。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三反分子乌兰夫揪出来了,已成了落水狗。但是他人还在,心不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把乌兰夫揪出来,彻底批深、批透、批臭,斗倒、斗臭!肃清其流毒!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打倒刘、邓、陶!

打倒乌兰夫!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选自「首都红代会中央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抗大》报编辑部」編印之《抗大》第10期(1967年9月4日)同名內容)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4217&fpag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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