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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县的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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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县的四清运动
(2015-05-25 15:40:27)转载▼
       为啥要搞“四清”?
  毛泽东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但没有达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预期的目标,反而搞的连征购粮也收不上来,而农村还饿死人。对农村的农民和干部不理解他的社会主义道路大为脑火。
       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中央1963年5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称前十条),断言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如果不搞农村社教,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共产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重点是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解决基层干部“四不清”问题,所以“社教”也叫“四清”。
    “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叫小四清,后来的提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叫大四清。
       忻县大南宋公社双堡大队四清运动
  我的老家山西省忻县大南宋公社双堡大队进驻四清工作队大约在1964年的冬天。我的邻居郜存前还搬着他家生好的红烔烔泥火炉送到工作队住的农民的房子中。看到的人都说他讨好工作队,怕日后整他。他当时正是我村的生产队的大队长。
  农村搞四清的时候我还是在中学读书,在假期回到村里能看到工作组的人。还有曹村的石成根,人们说他是四清借干。他们有的人还到我家吃过派饭,每人一天留三角钱一斤粮票。这叫“三同”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听到有线广播里唱: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领导我们闹革命,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
  看到放映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电影《夺印》。
      访贫问苦,组织穷苦贫农痛说家史,忆旧社会的苦。发动刘大芦等忆苦思甜。那时候的口号是: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没有高音喇叭。大队党支部书记秦凤鸣还叫我们在大街上给群众大声的念“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都印在几张整张的大白纸上,纸的质量很好,在村里念了好几天,仍然完好无损。
    把大小队对干部都当做‘四不清’的怀疑对象和审查对象,叫‘有枣无枣打三杆’。我的父亲当小队会计,也带上被子到离家五里的大南宋公社开三干会,全村的大小队干部一起参加,说是洗手洗澡,谈四不清问题,搞人人过关。到后来,全村40多名大小队干部除霍文陞一人以外,都是四不清干部。我父亲谈出的问题是,我家有一上房,给生产队做存储高梁的库房。高梁起完后,库房不上锁了,他打扫砖地缝能扫出好几斤高粮来等琐碎事,给算了十几元的多吃多占。霍文陞有个儿子叫霍守业,是我的同学,霍文陞受到四清工作组的公开表扬,霍守业在校的贫农下中农本色也更加有光彩,叫我们羡慕他有个四清的好父亲。
  
  后来传出郜存前被列为四清的重点。郜存前,预备党员,双堡生产大队的大队长(相当于村长)。问题有当过阎锡山的兵,刨小块地多,私自养牛,有资本主义倾向。过了1965后风向有了变化,大队党支部书记秦凤明成了走资派。这和新下发的“二十三条”有关。“二十三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条把秦凤鸣套住了,把郜存前放了。
  斗争秦凤明的大会在学校的操场进行,村里大小队干部和社员都面面相嘘,年青有为的支部书记秦凤鸣就这样成了四清下台干部。
  划清阶级,分清敌我,给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带上帽子,给大队民兵营长王生和戴了坏分子帽子。王生和的主要问题是大跃进时期,捆帮吊打群众。全村一共搞出四类分子40多人。
  我们十二小队有个郜贵润,比我辈份高,我叫他贵润爷爷。他能说会写,工作队叫他帮忙写村史,因此消息比较灵通。有一天他说:咱们十二队“呵雪头”完了。被查出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呵雪头”也是我的邻居和叔叔,郜存旺一头白发,人高马大,比叫强势,给戴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后来还发现档案上还列有内部控制反革命十几个人。
    写了村史。我看了写的还不赖。
    列出了村里烈士名单,并列举革命斗争事迹。人民村长郜四方烈士,县公安局长秦黄河烈士,东忻县武委会主任温明烈士,赵铁烈士,霍润根烈士,秦培田烈士等。
     组织了贫农下中农协会,张和成为大队贫协主任,各小队都有贫协组长。粮库里的存粮由贫协组长盖上木制的大印。起粮必须有贫协组长在场,起粮后再在留下的粮上盖印。
     培养秦计先为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新的大队班子有付支书秦贵怀,付支书郜福亮,大队长郜存前,付大队长大虎留,会记李海全,保管张心良等。对小队干部进行了调整。
     由李三管理40多个黑五类打扫大街和加班劳动。
  由于工作队领导是山西省里的厅级老干部,比较老练,双堡没出现干部死亡时件。邻村刘家山工作队搞四清,就有两个小队干部死亡。
     表面上看老家双堡村的四清大致也就如此。
  
  网上流落出来的双堡的村的四清档案,想卖钱,我揭了一些。有兴趣就认真看看,就会知道四清工作组在做那些事情。就会嗅到“四清”运动中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气味。

  这是三队的四清档案,列有王六,赵虎旺,姚云瑞,智引弟,郜来治,姚贵明,王贵元。
  三队的档案中有王六,查出了他多吃多占,还查出他有作风问题。王六曾任三队的付队长。


三队的档案中有郜来治,查了他不但有历史问题,还有经济问题,还和秦凤明走资派有牵连。郜来治曾任大队会计。


看看郭相和档案,查到他有历史问题。



  十一队档案中有侯引牛,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参加同志会,被定为内部控制反革命。


  看看土陵桥大队的挡案,看看定兴寨大队的挡案,这些看起来是一堆烂似纸的东西,当年可是了不起的紧箍咒。
 
  土陵桥大队四清挡案



      这是定兴寨的四清资料。


  如果你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走资派,有严重的四不清问题,不但你本人要挨斗,挨批,你的子女,亲戚也要受到牵连。比如招工,征兵,入学,提干等都要翻这些档案,查到有问题一切事都化为乌有。
  任何政治审查给你填表都有很大一栏:家庭及社会关系主要成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要认真填写。
  查三代,查社会关系要清白你才能入党,提干,入学,招工,当兵等。如果你是国家干部,军人要结婚也要对配偶进行政治审查。查出有问题,你仍坚持结婚,就对你进行处理。
   这叫分清敌友,再农村中要以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
     
     统观忻县的四清就要麻烦一些。来忻县的四清工作团就五花八们,有中央各部委的,有各兵军种派出的,有山西省的,有忻县地区的,有忻县自己派出的。省,地,县各有四清工作总团,省,地,县各有四清工作办公室。协调组织派驻公社四清工作分团,和各大队的四清工作队。一般工作团下到公社,工作团设政委和团长,分配工作队到各大队,工作队设政委和队长。公社的工作团对各大队的工作队负有领导责任。
  
     1963年6月,奇村、麻会大队首先开展“四清”运动。
     1963年8月13日,开始在全县推广部落大队党支部进行“四史”(革命斗争史、村史、社史、家史教育)的经验。
     1964年1月,全县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称前十条)。秋,由中央、省、地、县干部2947人组成的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的384个生产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
  县设社教总团,公社设社教分团,生产大队设社教工作队。
    《对东楼村一位老支书的访谈》中谈到四清,这位老支书叫张吉庆。
  忻县东楼公社东楼大队四清运动
    问:四清时当时村里的情况如何,四清工作队怎样工作?
    答:当时东楼是县里四清的重点,奇村是区重点,四清工作组进驻的时间大约是在1962年(应为64年,老人记忆有误),当时有108个组员进驻,大部分都是省委党校的,忻州有6、7个,组长是杨佳义(可能是阎嘉义)。此外当时忻县农工部部长张娘银蹲点。四清工作组的工作主要是清理工作问题,查贪污问题;工作方法是靠群众揭发,直接揭发和间接揭发,其中有些群众胡编乱造。
     工作组吃派饭,一般不敢去支书等领导家。但有一个人叫张双友,奇村人,人很正派,工作组的普通组员,曾担任8年徐向前的警卫,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敢到我家吃饭、洗涮,在交代问题原则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说,“就是贪污一块钱也要如实交代,本来没有贪污1000块硬要让你承认,死也不能交代,要有当兵人的骨气。”(说到这老人很激动)
     我当时的心里很狼狈,非常苦恼,曾有过自杀心理。
     四清前村里干部会议一般是隔天一次,传达上级指示,考虑生产问题。四清时每天开会。
     当时在四清运动中工作是工作,斗争时斗争,当时干部都是带职工作,干部们的思想是“党让做甚咱做甚,党说甚咱做甚,党说对就对,党说的什么都是对的。”白天安排集体生产,晚上要交代问题。交代问题的地方,让人感到非常害怕,放着手枪和绳子。不老实就会被捆起来。
     四清工作组下来时都带着任务,我记忆中工作组要查清十万元的任务,在当时工作组把正常的工作往来经费的使用当贪污来对待,难免有人家请吃饭也要算账,按一吨饭一块钱,一斤粮票计算,就这样给我累计算下500多元,给我定了22条罪,要求3天退款,因为我有复员费4000多元,所以能按时退赔。老支书认为实际上不存在贪污。还查出大队贪污9000多元,是因为村中参加了一个国家工程的一些木料留在村中,村中招待客人时用来顶账。全村共查处贪污3000多元。群众认为“四清运动”工作是公正的。有些小队私分粮食也被揭发出来。
     四清运动时,白天工作并且组织生产,晚上斗争,当时没有政治学习,村支书的主要工作“一个是征兵、一个是征粮”,当时的征兵工作非常难,村支书要到各户中去宣传。四清时的党团活动基本停止。民兵在当时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和护田,当时民兵都配有枪。
     问:四清时是否开批斗会,批斗什么人,怎样批斗?
     答:当时批斗的有村干部,和管制分子,村中有受管制的37人。批斗会是和平的文明的没有暴力,没有死人。不带牌子。要站一个多小时,被批斗人45度低头。先群众发言。然后批斗人做检查,最后领导总结。四清时我也受批斗。那一时期很难说清谁对谁错,不想对错,感觉到压力大,虽被批斗但绝不能死。
     1964年12月,全县普遍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后十条”),并提出了反对“新剥削”、“新压迫”的错误口号,使大批干部遭到不应有的打击。
     从农村选拔招收四清借干209名。
     1964年9月1日,召开忻县贫下中农协会代表会,出席代表600余人。
 
     1965年1月12日,县委书记杨芳勋到定襄县搞四清,李惠德代理县委书记。3月,全县大张旗鼓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虽纠正了某些左的偏差,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错误观点。
 
       在《斑斓岁月——我的大学》里,由芮城人贺华诞记述他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情形,他当时是山西大学数学系62级学生。这人很有份量,文革中是著名的山大“八●八”中的领袖人物。 
  忻县城关公社六家庄大队四清运动  
     四清旧事(2015.4.4行文)
  (1) 从繁峙到忻县
    1965年8月,我和我班同学一起,被选派下乡搞“四清”。先在繁峙县招待所参加培训。在大礼堂听报告,忻州地委的前三把手徐志远,刘环和王达,还有繁峙的秦书记都先后做过报告。而多数时间还是在招待所分组学习文件和讨论。每天吃的是小米饭,窝窝头。还有一种被大家称作“钢蛋”的,是用小米,豆类与莜面和在一起蒸成的球状物,很硬,很香,也很有嚼头,我们都喜欢吃它。我被分在离沙河镇不远的上双井工作队,与其他单位的干部也见过面,就等一声令下,奔赴岗位了。谁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运动收缩,繁峙这个点被取消了。于是我们整装出发,来到忻县县委党校。当时忻县各公社四清工作团已经进驻,我们班所在的城关公社工作团还有国家物价局,总后人员和山西省委党校师生。除我班同学外,其他单位人员,都已经培训,先期进驻。我们要去的村子,第二天就确定,我和宁占敏,魏介明在六家庄。
    (2)进驻六家庄
    六家庄在忻县东北角向东二里,全村120多户,四个生产队。我们进村时,副队长褚富荣和副指导员杨翰墨,已先期到达这里。他们商量后,让魏,宁和我分别去一,二和四队。我随着四队贫协组长任钱旺,来到房东大妈家。她家三口人,大儿子任存楼在外地当工人,小儿子叫存和,我住在她为大儿子准备的新房里。是钱旺以后为我派饭,第一顿就在他家。

    这里向东三里是杨家庄,村子稍大一些,我班王川就分在那里。杨六虽然是一个工作队,其实总共就在一起开过一次会。那是刚开始,内容好像是学习工作队员守则之类。地址当然在杨庄,因为那里有队长窦桂堂和指导员郝志鸿。
     六家庄是蔬菜区,经济条件较好。进村不久,又来一个总后的队员赵永杰。时近中午,来不及派饭,就在褚杨的房东家吃饭。我吃饭回来后他悄悄问我:“这儿的老百姓很穷吧?”“不啊!你这是听谁说?”我反过来问他。“那怎么饭里一点粮食也没有呢?”他喃喃的说。我很纳闷,就过去问房东大妈。此时大妈也正在纳闷呢!?原来她做得是高粱面条和炒菜。两碗面浇了菜,另外还有一碗菜。他正好把那碗菜吃了,面根本没动。
    (3)工作概况
     工作队分工,我负责专案和青年工作。通过个别走访,开会座谈,对村里情况已基本了解。问题主要集中在,大队长齐田工作方法简单;会计肖书润怀疑有经济问题;三队队长师润田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四队副队长外出卖菜或有贪污。
     肖家是村里唯一的富农成分。肖书润父母已经过世,两个哥哥都是革命干部,本人按年龄只是富农子女,经过查账也没发现问题。
     对任保和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我曾赴忻口,到轩岗,下平社,都是调查他的经济问题。然而证明材料一大摞,都是买他多少菜,交给他多少钱,数字都很小,没法断定他就贪污了。后来考虑到群众对他的意见,主要是他的“顾工剥削”问题,所以对这些就没再继续追究了。
     11 月底在县委党校召开“三干会”,赵和宁留下协助赵润富坚守村里工作,其他人员,包括大小队干部,全部参会。队干部一个个轮流过关,历时约十天。

     三干会后,工作团在东街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会议由张家庄和十里堠工作队长张保山主持,他那洪亮且极富震慑力的声音,不时在县城上空回荡。
    归来不久,经过和群众协商,确定原四队队长任卯田任书记,赵润富任大队长,齐田到二队当队长,原团支部书记师芳银改任三队队长。因师早已超团员年龄,入村不久,团支部就经过改选,回乡青年师玉娥担任支部书记。

    (4)“爬娃”和他的疯老婆
     ......
    (5)丑小和学禹
     任丑小的问题几乎贯穿我们的工作始终。他五十多岁,是任保和的本家叔叔,孤身一人,一直吃住在任家。我们一进村,群众就有反映,特别是丑小的本家哥哥任三元更是情绪激昂。
    任保和虽只是富裕中农,但他家的四合院落比肖书润的还阔气,又娶了位旧军官的姨太太(靳淑贞)为妻,加之平素精明,担任副队长期间,负责推销蔬菜,难免招来非议。
     此事引起工作团党委的重视,于是一场解救受压迫群众的战斗立即打响,队长和指导员轮番找任丑小谈话,我作为专案人员,做记录。然而,无论他们怎么磨破嘴皮,任总是一言不发,说的急了,就眼泪汪汪的看着你。最后仅写了一个证明材料,说明从某年开始在任保和家吃住,干活,从未给过工钱。工作团以“新富农”案件上报省纪委,未批。其实时任省纪委书记的席荆山是做了一件好事,不然让那位孤老头子到哪儿生活呢?!事实上,我们找他谈话后,他在家里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一套崭新的棉衣裤早早上身,一家人叔叔爷爷的叫着,让他咋忍心就离开呢?!
     那时还发生了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情。二队有一个叫郜学禹,字殿臣的,五十来岁,解放后才来到六家庄,招赘到米家。一进村小宁就听到反映,说他有历史问题。他不是干部,一直没有动他。运动快收尾了,闲着没事,我就和队长老褚带上介绍信,到人们提供的董村公社调查。很远,乡间小路,我们骑自行车费了好大劲,才找见村支部书记。回来已近黄昏,路过米家门前,只见人们乱哄哄的,一问才知,他在柴房悬梁自尽了,他老婆下午才发现的。我们非常尴尬。据调查,他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是个够格的反革命,但即便如此,也不至于要命呀。不知是哪位好心向他传递了小道消息,竟反而送了他的命。

     1966年2月,县级机关四清工作团成立。城市机关的四清运动要铺开。
     1966年6月30日,忻县四清工作团召开各农村工作分团政委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在农村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具体部署了在全县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代替了“四清”。
     扩大到现在忻州市的范围说四清,那就数定襄季庄白文章。
     1963年,山西省把定襄县定为“四清”重点县,忻县地委农工部长白兴华被任命为定襄县四清工作团团长。1963年7月,白兴华亲任队长的四清工作队,入驻季庄。
     把1.5万元的贪污问题扣在了白文章的头上。给他这样的总结。“白文章外出时,经场代着姘妇,跟着保镖,牵着狗,威风凛凛,人们称他”白朝廷“。白兴华还让定襄晋剧团边编剧,边排演,边演出“白朝廷”故事,先取名《漆郎山下》,后改为《白王梦》在忻定原出演多场。还招来忻专美术创作组李官义,李江鸿,赵玉泉等绘成《斗倒白朝廷》的连环画,全国发行,立刻轰动了华北地区。引来省委书记卫恒化名王甫田,亲自在定襄蹲点,打大老虎,来处里白朝廷事件。白文章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
 
   看看任复兴的博文就知道当年白兴华围歼白文章的声势有多浩大,“白朝廷”有多出名。这是任复兴贴出的描述“白朝廷“的四清小人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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