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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铜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亲历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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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铜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亲历者回忆

--作者:儒雄儒村


历史背景:

1967年1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通告,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的权力,这是继上海、山西之后第三个由造反派夺取党政大权的省市。2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支持这次夺权。2月13日,“贵州省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以后改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继黑龙江、山东、上海之后成立的全国第四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为主任。“西南的春雷”与上海“一月风暴”、黑龙江省“东北的曙光”齐名,贵州造反派在“文革”夺权狂潮中风光无限,成为全国的典型之一。

1967年2月7日,贵州省铜仁城区31个群众组织联合夺了地委、行署及铜仁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同日成立“铜仁地区造反委员会”,3月4日,“铜仁地区造反委员会”更名为“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革委”)。

4月11日,“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铜仁分团”、“捍卫毛泽东思想工农联盟红旗造反团”、“铜仁县红色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三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三红”司令部(后称“三红派”),不承认3月4日的地革委改组,从此,“二七”夺权大联合阵线(即2月7日夺权的31个群众组织)分裂为“三红派”和“支红派”(即“支持铜仁新生的红色政权”地革委)。8月5日, “三红派”和“支红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从8月5日开始至14日结束,35人被打死,300多人被打伤,“三红派”被打败。(所以“支红派”又称“八·五”派。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铜仁地区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386-388页)

1968年9月1日,背后有省革委主任李再含支持的地区“支红派”率“八县联军”3000多人开赴沿河县城参加武斗,接着又到其他县试图支持属于自己一派的人打击另一派夺取或稳住各县党政大权;1969年5月7日,地革委支持的石阡县造反派冲击县人民武装部,抢劫枪支弹药,武装部政委朱端富、助理员曾宗雷为阻止造反派抢枪行为遇难,此事件激怒铜仁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5月20日,石阡县两派展开激战,死30人,伤10人;5月8日,“支红派”认为铜仁军分区是“三红派”的黑后台,组织围攻军分区达13天。 这期间,铜仁军分区暗中向松桃县造反派组织“县联指”(即“毛泽东思想松桃苗族自治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的简称)运送枪支弹药,武装松桃造反派“县联指”(支持铜仁“三红派”)进攻铜仁,战斗于5月19日开始打响,至5月28日,以松桃苗族人为主力的5000左右人马包围铜仁城,29日发动总攻,血洗铜仁城,30日完全占领铜仁,“三红派”行使地革委职权。

以下就是松桃苗族自治县对立的两个造反派组织的5个人在1969年5月29日这一天亲身经历的回忆。

回忆者简介:

1、麻树清,男,苗族,现年74岁, 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松桃中学高二学生,写了文化大革命中松桃县第一张大字报,组织成立松桃县第一个造反派组织“松桃中学誓死革命战斗队”并自封政委(最高领导),随后夺了松桃中学的权,任松桃中学革委会主任,1967年4月,松桃县城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松桃苗族自治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简称“县联指”),麻被推举为指挥长,1967年5月任松桃县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3月任松桃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在铜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中,麻是进攻铜仁的“县联指”前线最高职务者(但不是战斗指挥者)。

2、彭忠胜,汉族,现年79岁,1961年任松桃县牛郎区武装部副部长,“文革”中为“毛泽东思想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联合指挥部”(简称“区联指”,“县联指”分支,与麻树清同一派)指挥长,1967年12月,夺了牛郎区党政大权,在铜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中率领牛郎“区联指”参与进攻铜仁。

3、杨再德,汉族,现年73岁, “文革”中与彭忠胜的“区联指”对立的牛郎区造反派组织“红军战团”指挥部成员之一。在铜仁“5·29”武斗事件中率领本派人员和铜仁造反派组织“支红派”一起保卫地革委,失败后逃出铜仁。

4、舒大元,汉族,现年72岁,松桃县牛郎区造反派组织“红军战团”骨干成员之一,与杨再德小学同班同学,与麻树清为松中高一同班同学,与彭忠胜为堂姨夫佬(其妻与彭忠胜妻为亲堂姊妹),在铜仁“5·29”武斗中城破被俘,在被拉去杀的途中杀手接到上级停止杀人命令,捡得一条性命。

5、秦继昌,汉族,现年74岁,松桃县牛郎区造反派组织“红军战团”骨干成员之一,与“文革”武斗中铜仁对立派组织“三红派”头目之一唐万能为初中高中同班同学,被俘后被拉去锦江边枪杀,他在枪响前跳下锦江得以逃生。

麻树清回忆:

1969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县革委会开常委会。会上吴向必副主任(按:吴向必1973年9月任贵州省委书记。1978年12月-1982年7月任中央民院副院长、党委常委。5-8届全国人大代表,5、6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10-12届中央候补委员)提出一个问题:“怎样给驾驶员定个生活标准?” 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高文荣说:“这只是临时问题,就不要讨论了。我看,干部会议的生活标准是每天每人0.7元,大家反映生活算不错了。我看驾驶员每天1元,可以了。”

我听后有点糊涂,什么驾驶员生活标准?还值得在常委会上说?于是用苗话小声问吴向必,吴向必也用苗话小声对我说:“铜仁‘五·五’战团的驾驶员往我县运送战备物资,每天几十人,我们还专门为他们办了个驾驶员食堂。”几天以后,我又见到军分区的几位领导来到县委大楼三楼会议室召集县武装部领导开会研究问题,我认为战备物质的问题属于军事问题,也就不去打听。

1969年5月28日晚上,我接到通知参加县革委常委会。在会上,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高文荣说:“今天晚上给大家通报一下,地区领导把消灭朱本军、杨平凡‘八·五’派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的民兵队伍已经开到大兴去了,明天早上就开始进攻,消灭朱本军、杨平凡为首的反动势力。以前不便给大家透露,今晚向大家通报一下。”吴向必说:“糖果、干粮已经运送到前线去了。”他一边说一边从纸箱里拿出糖果给大家吃(事后才知道,他在这场武斗中负责总后勤工作,在糕点厂蹲点半个月了)。

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原县委副书记杜宏林说:“搞武斗我是不同意的。这次明明是有部队参加的战斗,不是一般的群众武斗,但我反对也反对不了。”我心想,杜宏林在文革前属于当权派,对造反派本来就很讨厌,现在铜仁掌权的“八·五”派到各县区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全地区斗得乌七八糟,他是看不惯的,实际上他内心是支持打倒“八·五”派,在会上表个态是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时,列席会议的县武装部副部长高尚友站起来大声反驳说:“你这样说表明你对革命群众没有感情,对人民解放军没有感情。前年朱本军杨平凡他们镇压“三红”派,残杀许多无辜群众,还派大量人马到印江、江口、沿河去镇压群众。说部队参加,部队的人难道就该规规矩矩坐等送命?说声‘不同意’就了事,你们遇难时是我们部队舍命救你们的。我可以说,朱本军、杨平凡这股反动势力不消灭,铜仁地区永无宁日!”

高文荣说:“我一向也反对武斗,但现在看来,朱本军、杨平凡他们动用武器横行霸道,到处镇压群众,严重干扰全地区的革命和生产,看来不用武力解决这股反动势力是不行了。我原以为我们这身黄军装可以保命,但现在石阡县武装部政委都被打死,我才下这个决心。但我们的目的不是报复杀人,我们的目的是围而不杀,逼他们缴械投降,解除他们的武装。”

高文荣这样一说,大家都表态支持。散会大家离开时,高文荣招手叫我留下。他说:“打仗的事你不懂,所以就没有跟你商量。但现在很需要你完成一项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次攻打铜仁的民兵主要是你们苗族人。你们苗族人打仗很勇敢,但说起杀人像过大年,我担心他们乱杀俘虏,我们干部中也有少部分人会挟嫌报复。你以前是‘县联指’的指挥长,在造反派中威望很高,说话他们听。我派你明早去前线,制止他们乱杀人。这次是真刀真枪,死人不可避免,但应该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你到前线去不要强调自己的领导身份,只是制止乱杀人。”

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跟我们商量,我当然有点不舒服。但高文荣对我有知遇之恩,所以也就不计较,再说我当时还是农民身份,连党员都不是,靠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当上县革委会副主任,那年才28岁,加上朱本军、杨平凡他们的确把铜仁搞得不像话,我向他保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5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我搭车到大兴,就听说前锋已攻进铜仁城了,只剩几个据点没攻下,前线指挥部已经移到铜仁师范学校(后来的师专位置)。晚上6点左右,我到指挥部说明来前线的任务。前线的指挥长是县公安局局长白庆文,是个西进干部,当过解放军副团长。他对我说:“现在敌人的据点还没有攻下,暂时还没有你的任务。”我走出指挥部到校门旁边,看见一间教室墙角躺着一个穿黄军装衣服的人,他好像受了伤,呻吟着,走进一看,原来是松桃县武装部政工干部张发刚,和我哥是战友,膝盖骨中枪。正在这时来了两个苗族武装人员,其中一个说:“喂他颗花生米算了(意为开枪打死他)。”另一个说:“晚上再做。”

我急忙到学校办公室打战场电话,打通了军分区岗哨的电话,要接电话的人向领导报告张发刚在师范教室里有生命危险。不一会军分区就派一辆吉普车来把张发刚接走了。

车离开后,有人来叫我到河边一栋房子参加开会(高文荣已经电话告知白庆文开会必请我参加),在去的途中,遇上公安局教导员杨保荣,他拿一张纸交给我,说:“领导,请交给白庆文,他们叫结果这些人。”我打开纸一看,上面写了很多人的名字,有“共计36人”字样。我就对杨说:“怪不得人家要砸乱你们公检法。你这个老当权派的,帮人打仗还要帮人杀人?以后你负得了责任?”我就把纸条退还给他,杨保荣说:“那就算了。”于是当着我的面用打火机把纸条点燃烧掉了。

我走进会场,总指挥白庆文正召集各正副营长开会。白庆文见到我就问我带子弹够不够,接着拿出5颗子弹给我(我当时配有一支手枪10多发子弹),我接受了。会议开始,白庆文总结了一天的战斗情况,批评了城关区营,表扬了长兴区营和牛郎区营。白庆文不愧是指挥打过仗的,他把松桃进攻铜仁的5个区(牛郎区、世昌区、盘信区、城关区、长兴区)的民兵编为6个营(长兴区因人数多编为两个营),每个营编为连排班,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各负其责,因人数不整齐,所以各个营连排的人数也不整齐,但大体像个部队的样子。

在会上有人说地委大楼工事坚固,很难攻破。白庆文说,派一辆卡车回松桃正在修的东方红水库装一车炸药来,来回七八个钟头,天亮前可以赶到铜仁,到时候把地委大楼的那些“龟孙儿一锅煮”。当时各个营长都杀红了眼,纷纷说好。然后白庆文对我说:“领导,你来说几句。”

40多岁白庆文虽然是公安局局长,没有任何文件免他的职。但当时一切权力归县革委会,革委会里有个政法领导小组负责原来公检法的那摊事。白庆文没有进入革委会政法领导小组,他是当权派,但没有被打倒,在政法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我是革委会副主任,现场我是最高级别的领导,他当然要喊我说几句。

我说:“责任重大!三五吨的炸药不仅把里面的人一锅煮,还可能要伤及无辜,而且地委大楼是国家财产,这样损失太大,请你们考虑考虑。”

我来时高文荣叫我不要强调领导身份,意思是要我不要干涉前线的军事问题,但又要我尽量制止杀人,所以我只能当做建议向他们提一提。白庆文笑了笑说:“好吧,明天边打边看。”

我和田银芝关系好,于是会后就随他们七八里外的营地去休息。当时他是牛郎营的营长,配有手枪,他一个人就有5个警卫员,警卫员个个手握冲锋枪,有的警卫员还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

第二天凌晨我随牛郎营进入铜仁城区,在东方红饭店观战,没亲见打死人。第三天上午,白庆文派人找到我,说县革委主任高文荣叫我尽快回松桃。我立即搭乘一辆卡车回到铜仁县川硐区政府,等待高文荣派吉普车来接,这时听到区政府传达室电话铃声响,里面没人,门是开着的,我就进去接,听到我方盘信营的一个连长跟另一个连长用苗语通电话。当时为战斗需要,切断了铜仁总机的线路,而我方的电话是串在一起的,可以听到互相的对话,便于高文荣在县里统一指挥,随时了解情况。我听到这两个连长用苗语商量要找机会暗中搞死他们的营长梁克元(盘信区武装部部长),怀疑是梁克元出卖才致使盘信营战死6人。我立即阻止他们(我们相互认识),他们答应不搞了,我说:“梁克元出事就找你们麻烦!”

回到县委,高文荣见面就说:“本来是叫你去做好事,结果还受到指责,有过无功。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向全省通报说:铜仁武斗,松桃一个县革委副主任和武装部一个科长亲临前线指挥。所以我就喊你回来了。”

铜仁这次“五·二九”大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哪个部门统计过。我们松桃进攻的“县联指”一方至少死10人是确凿的(盘信正大死6人,长兴死2人,乌罗1人,世昌死1人系自己人试玩机枪误杀。乌罗区没有组织全区民兵参加,但有个别人长期在县城参加文革)。我们攻破铜仁后,抓了很多俘虏,听说还是杀了36个松桃人,但没有确切统计。

彭宗胜回忆:

1969年铜仁“五·二九”武斗事件时,我是松桃县牛郎区武装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牛郎造反派“区联指”指挥长。牛郎攻打铜仁的队伍主要是大兴公社、银岩公社和牛郎公社的,当时牛郎公社除牛郎大队外,大多数还是属于我们这一派。我们被编为一个营三个连,即大兴连、银岩连和牛郎连,县里特别派公安局的田银芝过来担任营长,我担任副营长。大概是认为我没当过兵,对我的军事指挥能力不信任。我坚决服从,没有任何怨言。不过在牛郎“区联指”这一派中,还是没有哪个人的威望超过我。我有两个带冲锋枪的警卫员。

5月29日晚在师范参加完总指挥白庆文主持的会议后,县革委麻树清副主任跟田银芝和我回到黄泥岗营地休息。走到山脚田银芝因太疲倦就在2连的营地休息了,麻树清和我继续往山上另一处营地走去。走到一个寨子边,见一个青年被捆绑扑倒在打谷子用的厚桶上,旁边有两个手拿钢钎的放哨民兵,其中一个见到我就拉我到下面去轻声说:“这个人就是铜仁‘支红派’大头头杨平凡的儿子,把他枪毙算了。”我回去跟麻树清说这件事,麻不同意,我就拒绝了铜仁那两个民兵的要求。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是铜仁一中高三学生,一年后他作为上山下乡知青回老家安徽去了。

我们睡觉后,半夜下面一片嘈杂声把我惊醒,我以为是对方乘夜进攻,急忙拿枪起身命令我身边的民兵起来战斗。当我们冲出屋外,正见到麻树清带着10多个民兵朝我这里跑过来,我问明情况,原来是我们队伍里有个民兵连声大叫“都抓完了”,麻树清就命令民兵起来拿枪跟他上。我找到那个大叫“都抓完了”的民兵一问,他好像还迷迷糊糊的,原来是做恶梦,我训了他一顿。这时大家都醒来了,再睡也睡不着,我就集合队伍开往铜仁城里的东方红饭店,走到铜仁天才亮。这时我和麻树清看见手下一个民兵背着一杆枪,还用扦担挑着一担烟,一看就是趁火打劫,我上前扭住他的衣领大骂:“你是来捍卫红色政权还是来抢劫?”缴了他的烟。

后来大家把铜仁“五·二九”武斗事件中牛郎区死亡15人(没有包括回到牛郎枪杀的;彭忠胜回忆牛郎区在“5.29”武斗事件中的死亡人数与下面杨再德的回忆有出入,因死者与杨再德同一派,且杨再德作为本派领导者之一曾登记本派死亡名单并给予家属补助,所以杨再德的说法更可信)的责任推到我身上,这是很不公正的。说实在的,在牛郎和铜仁武斗中,我没有任何私仇要报复,纯粹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夺了当权派的权。我出身贫苦,对党和毛主席完全是一片忠心。我们占领铜仁后,牛郎区这么多人被杀,都是他们各个公社(各个连)晚上杀的,我当时不知道。再说我只是牛郎营的副营长,牛郎民兵杀人要负责也该是营长田银芝负责。相反,牛郎区会计陈洪祥要被拉去枪毙,我说陈洪祥有经济问题还没有说清楚,暂时不要枪毙,这样他才逃得性命。

杨再德回忆:

5月19日清晨六时许,全副武装的铜仁“三红派”和松桃“县联指”向铜仁县的川硐区发起猛攻,地革委派出造反派组织“闯将战团”的一个武装队扛两挺重机枪和一挺轻机枪,还有两支冲锋枪,其余人员带的全是半自动步枪,到川硐去阻截。由于情况不明,所有战斗人员乘一辆车前往川硐,在中途(陈家桥)就被从川硐下来的松桃“县联指”一阵猛烈火力,把我们一派的“闯将战团”打得落花流水,当场死伤了10多人,其余除极少数逃脱外,大部份被俘。这样川硐区革委和公社革委被打跨了。

铜仁地革委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铜仁“闯将战团”,由于“闯将战团”全军覆灭,使铜仁局势急转直下,地革委领导像热锅上的蚂蚁,行坐不安。有个别地革委领导还偷偷坐车逃跑了,全城守兵惊惊慌慌。现在地革委就只有依靠万山汞矿厂保矿队武装300多人了,但他们每支枪只有三发子弹。在这危急时刻恰好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是支持铜仁我们地革委的。他接到铜仁地革委请求支援的汇报后,紧急通知省军区直属部队驻大硐喇的一个排(大硐喇有一个很大的矿厂),抽调一个班来铜仁保护地革委。这个班共有13人,全副武装,2挺轻机枪,4支冲锋枪,其余全是新式半自动步枪。

我是5月26日住进铜仁城,准备和我的战友们并肩战斗。之前由于和我们同一派的“松桃苗族自治县造反派组织无产阶级总司令部”(简称“县总部”)被“县联指”打败,我们牛郎500左右男女老少逃难到铜仁,已经住在铜仁近半年了。

5月29日早上,对方的炮弹打在清水塘和农校,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感到不安了。我们马上赶回驻防的锦江饭店,饭店里一片混乱。吃早饭时,很多人端着碗跑到饭厅后面高一点的地方,望着对岸的炮火,显得非常焦急和恐慌。这时我们从前线回来的人那里得知,对方己打到军分区那里来了。

吃完早饭,在一片慌乱中,我们一派的松桃县全部人马奉命撤离锦江饭店往对门河的洗澡堂和便水门石油公司(现在的地王广场一带)。大约上午11点,对方占领了锦江饭店和飞机场(就是现在的锦江广场),隔着河向我们射击。锦江河的对岸完全被对方控制。他们全是自动化武器,在架梁山山顶上架了一挺重机枪,不停地“咚、咚咚,咚咚咚”打着,而我们一派约200多松桃人,手头只有在锦江饭店才发的几颗雷管和几磅炸药, 20多支土枪、土炮。

对方展开全面进攻,由架梁山冲下一支队伍,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首先攻破铜仁一中我们“八·五”派总指挥部,这是铜仁城的制高点,接着占领工代会大楼(后来的老年大学处)。总指挥部被他们占领了,我们还蒙在鼓里。我们的两个头头杨再兴和杨再珠去总指挥部铜仁一中联系,一进门,就被他们抓了。杨再珠是复原残废军人,后来和两个松桃县的青年人在铜仁师范那里被枪杀了;杨再兴被送往松桃,捡得一命。

西门河对岸的队伍也开始向我们守的西门桥边和便水门一带发起猛攻。当时我就在石油公司二楼靠河边的一间房间里,听到枪声大作,我就伸头出窗口想看一看对方到底有多少人马进攻大十字、西门桥头。头刚一抬起来,就从对门河锦江饭店打来一梭子机枪子弹,离我头部最多有一尺左右,弹风把我的头发都吹动了。我马上趴在床铺上,抬头一看,火砖墙上有好几个枪眼,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只要打低一点,我的脑袋就开花了。

对方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不知不觉地向我们石油公司逼近,等我们发现时已有200多人攻进石油公司,把我们全部围在石油公司坝坝上,原来守西门桥头的人不知是什么时候撤走也没通知我们。包围我们的这支队伍不是我们牛郎区的,我们互不认识。这时我的脑海中真像煮沸的开水一样,虽然心慌意乱,但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两种想法在我脑海里斗争着:是甘愿被俘呢,还是拼命逃跑?是束手就擒,还是拼个鱼死网破?不拼吧只有任人宰割,如果拼命逃跑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我必须果断作出选择。

不知是祖宗有德或是我命不该绝,这时我头脑十分冷静。好像有人在喊我:“还不快走,你想等死吗?”我就决定拼命一试。这时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合拢,我抬头一看守在我身边的是一个个子不大手持中正式步枪的家伙,正命令我向杨政厚、舒大元他们那边靠拢。我站的地方十分有利逃跑,正好是靠近纺织品公司的保坎边,保坎大约有七尺高,只要力气大一点的人,跑两步双手一撑就可以翻上纺织品公司,一翻上去就可以脱险了。当时我才27岁,个子中上,体格强健,气力充足。我突然一掌把守在我身边的人打翻在地,飞跑几步,双手一撑就翻上了保坎。被打倒的那家伙手脚也很麻利,突然朝我跑的方向开了一枪,不知是倒在地上开枪的原因,还是枪法不好,相隔不过3米左右,子弹没有打中我,我又逃过一次死劫。上坎以后我一个翻身就进了纺织品公司屋里了,等他子弹再上槽已找不到目标了。

纺织公司所有前门都用大锁锁起的,我一时情急无法打开,就上二楼打开窗子一看,楼台隔地面起码有七八米高,由于过高我不敢跳;再看电影院的阳台因要放电影画片,阳台较低,隔地面最多5米,我就从纺织品公司窗台上跳到电影院阳台上,为了活命顾不了那么多了,起身一跃就往下跳,落到地上,只觉得两个膝盖有点痛,落地时两腿支撑不住双膝跪到地上擦破一点皮,尽管有点痛,但心想还好,跑动没问题。

我马上从电影院右角那条路经官塘跑到靠河边的公路上(现在官塘正是农贸商场),那地方叫便水门。我走出官塘口上了沿城公路。本来这条路出口处左边就是石油公司大门,距离最多有10米。当时石油公司门口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三红”派武装人员,随时可以射击。全靠老天保佑,正在这时,守在西门河对面全副武装的队伍约有三四百人,雄纠纠地走在西门桥上,石油公司门口所有人全部把头偏过去看从西门桥上走过来的队伍,我乘机跑出巷子口,沿马路拼命向地革委厕所后门跑去。等到他们发觉我时我已跑到小十字出来的路口,快要进入地革委后面的厕所了,与他们的间隔距离已有二三十米远了,拐弯抹角的,无论怎样他们也抓不到我了。

我从石油公司脱险跑到地革委后面厕所时,后门全部被钉死,无法进去。我左看右看,抬头突然发现拉屎的长方形木板便孔,这个便孔比一般的大,可以容下一个人的身子撑上去。

现在的人不知道那时的厕所是多么的简陋。这个厕所是木房子偏屋,架子搭在一个土坎边,木板拼好,从木板中锯几个长方形的孔,然后架在悬空横排的木架子上,就可以蹲在长方形孔上拉屎拉尿,屎尿排到坎下。常常有附近的农民到城里的厕所来掏粪做肥料,所以厕所下面不是很脏。

这时我在坎下,这几个长方形木板便孔是我唯一逃生的地方。我双手伸上去,然后使劲一跳,双手撑住两边木板,就像现在的体操运动员撑双杠一样,用力想让全身爬上去。但我上半身爬上去,下半身却被卡住了。一看,原来是我身上背的那个印有红色毛体字“为人民服务”的挎包卡住了,我又只好梭下去,把挎包放在厕所边。其实挎包里只有随身换洗的衣服,于是就把“为人民服务”挎包丢了,光人爬上去。这样我就进了地革委后面空地。当时逃命心急,应该先把挎包扔上去,人后上,这样就可以避免我后来的一次生命危险。

爬上去后走过空地才能到达后门,当时守到后门的人是我们一派的万山一探队的,不认识我,就把我抓起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松桃“县总部”的,认识朱本军、杨平凡,他们才派一个人和我进去,到里面找到朱本军。朱本军说:“你们松桃有几个人在里面,你快去找他们。”

我走到二楼办公室找到松桃“总部”造反派的杨政柏,他是负责所有跑到铜仁的松桃“总部”造反派的生活总后勤,还有张再桥(松桃“县总部”主要负责人),其他几个松桃人的名字现在已记不清了。牛郎区的有王义来(牛郎粮管所干部)、刘宗明、刘光明,还有一个名字记不清了,加上我,牛郎共有5个人。

这时候几乎全城已被对方占领,只有地革委还没有被他们攻下来,四处的轻重机枪、步枪都指向这个“八·五”派最后的据点射击。“八·五”派的红旗还在地革委的高空飘扬,后来知道攻打地革委的先锋队是我们松桃县长兴区的民兵。

那时守卫地革委大门的是省革委主任李再含亲自下令调拨的驻铜仁大硐喇矿区的一支解放军正规部队的一个班13人。解放军战士毕竟训练有素,枪法十分准确,只要对方爬上墙来一个,还没靠近旗杆,只听“叭”的一声,那个人就滚下墙去了。一连放倒10多人,对方就停止进攻,只是时不时放点冷枪。这个班经过一天的战斗,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经地革委领导和作战指挥部研究决定,当晚撤出地革委。

这时我想起了我那个装衣服的“为人民服务”挎包丢在厕所里了,我跟杨政柏他们说,当时张再桥愿意和我一起去拿。

当时后楼去厕所门边我们已架起一挺机枪,防止对方从厕所攻进来。我叫张再桥到那里跟守卫人员打招呼,我去拿包。当我用铁钩将粪坑下面的挎包钩起来,拿到手里往回走时,一个新来的武装人员不知道我在厕所拿包包,看到我由厕所背起包包走出来,他以为是对方攻进来了,就端起枪来向我开火。枪响了,子弹从我左身擦过打到厕所墙上穿了一个洞,当时吓得我汗毛倒竖,过后好久我的心子还在“咚咚”地跳个不停。原来恰好张再桥看到了,大吼一声“打不得”,并迅速推了开枪的人一下,他才没打准,要不然我就一命呜呼了。

从厕所回到我们人身边,管后勤的杨政柏叫我,他带我走到一个角落,我一看他身上也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挎包,满满的一包钱,有的钱还挤出挎包外面,只好用带子把挎包捆扎。票面全是10元一张,不晓得有多少。他拿出100元递给我,对我说:“晚上可能要突围,突围后的集中地点是万山,你们5个人每人20元。”

松桃那几个人也许是他们本地人吧,他每人发了100元。尽管当时发钱不公平,我有意见,可是命都还不晓得保得了保不了,又何必去和别人争钱呢?

由于28号下大雨,29号就涨大水了。29号当晚明星亮月,方向路径看得比较清楚。晚上12点钟前没有机会突围,大约在凌晨一点钟左右,一朵很大的乌云突然把月亮遮住。这时指挥部下达命令:马上突围!突围顺序是:地革委领导朱本军、杨平凡和工作员等17人(当时地革委只剩17人)打头阵,我们松桃县同一派的1000多人到铜仁,现在只剩10多个人了。朱本军说:“这10几个人是松桃的星星之火,十分珍贵,必须要保证这10多个松桃同志的安全。”就把我们10几个松桃人安排在地革委领导后面,紧跟地革委的撤出人员。由于安排恰当,我才安全冲出重围,否则现在我的坟上可能已有一丈多高茅草了。万山汞矿厂一勘队的300多人枪断后,大硐喇的一个班解放军在最前面开路。

根据侦察,铜仁西、北、南围得水泄不通,只有东门较松,原因可能是架梁山有军分区部队把守。情况明确后,地革委领导决定由东门突围。从地革委右边围墙有一个小侧门出来就到小十字。在东门,一声令下,解放军首先冲出侧门,随着是地革委领导和所有工作员,然后是我们松桃10多人,万山汞矿厂一勘队300多人枪断后。也许是人多声音大,加之夜深人静,容易被发觉,刚刚接近小十字路口就被守在东门那边的人发觉了,扫来一梭子机枪子弹,冲出地革委大楼的人被迫全部趴下,前面朱本军等17人已冲到小十字叉路口向右转到电影院那边去了。我趴下后听到机枪子弹在上空“吱吱”地响。我从小学读书就爱看各种小说,尤其是描写打仗的小说。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红日》等,里面写得有怎样辨别枪声远、近、高、低,对生命有无威胁。尤其是《烈火金刚》写到史更新怎样脱险更是记忆犹新。记得里面写到,如果是枪声“吱,吱”的响,说明子弹距你比较高,也比较远;如果是枪声响得“扑、扑”,就说明子弹离你相当近,你就要隐蔽好身子,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以往看书记下的知识今天用上了,而且救了我一命。也许又是老天有眼,命不该绝。

当时有一个人趴在我身边,我以为是我们牛郎的王义来,深更半夜的,当时不管他是谁,反正是一伙的。我一手拉起他说: “不怕,快走,子弹打得很高。”

我俩急忙爬起来,也由小十字转向电影院方向跑步前进,再由电影院斜对门白家巷上去到铜仁一中门口,再向左转,就到了东门口。由于人多又是跑步前进,脚步声很重,只听到“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可能是几天战斗过份疲劳的原因吧,把守东门的人都睡着了,地革委方向响枪都没把他们惊醒。我一直跑到他们机枪手面前才听到他喊了一声“什么人”,跟在我后面的人突然向敌方机枪手开了一枪,可能是天黑没有击中目标,对方的机枪就响了,只听到“咚咚咚”的枪声震耳欲聋,子弹从我俩身后飞过,当时我吓得全身麻木,以为子弹打中了我,可是我一回过神来还能跑,心中才感到万分幸运。由于机枪响个不停,跑在我们后面的人一个也没有跑出来,后来听说天亮300多人全部被俘了,有的被枪杀了。我们跑得稍快一点,逃得性命。

由于受枪声的影响,我们两人扑到路边的荒草坡上去了,等我们二人再上到马路上时,前面朱本军他们17人隔我们已经很远了,等我们赶到磨刀湾时,他们已到鱼良滩电站下面去了(因为我们看到那里有电筒亮光)。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去万山只晓得走东门桥到谢桥、茶店再到万山,这样我没有任何顾虑,只管向东门桥方向跑,恨不得多生两条腿,能生了两条翅膀更好。当时只是想跑得越快越好,跑到一个叉路口,右边是去东门大桥的公路,左边是去哪里当时我不知道,我还是一个劲的往东门桥边跑,这时和我一起跑出来的人在我后面急忙大声喊:“你往哪里跑?”我这才知道我拉起来与我一起跑的人不是王义来。我马上停住,问: “你是什么人?”他回答我说:“我以前是万山汞矿一勘队的,叫金良成,你再往前面跑就到了东门桥,桥上有‘三红’派的巡逻兵,你去只有死路一条。”我说:“我只知道有这条路走,别的路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回来我有办法。”等我走到他身边,他对我说:“我是一勘队的地质队员,两年前,我们地质队到这一带勘察过矿物,熟悉这里的地形,这里叫磨刀湾,从这里下去是电厂,电厂下去约有十里左右就是马岩,领导在布置突围的时候一再说明只能走磨刀湾沿河下,别的路走不通。”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没有办法,只有跟着他走了,听天由命吧!

后来才知道他是湖南麻阳人,先前是水上运输队员,后来被安排到牛郎粮管所工作。白天我去送他20元钱的时候,他不要,并对我说:“老杨,你是农村人,身上可能没有钱了,那20元钱你一起收了。我这里还有钱,等下要跑你跟着我跑,城里有我的朋友,可以到那里躲一躲。万一回不了家,我们俩有这些粮票一辈子也吃不完。”

当时他身上背有从牛郎粮管所带出的全部粮票,都是全国通用粮票,票面为伍市斤、拾市斤,估计有几十万斤,全部装在“为人民服务”的挎包里(六七十年代讲究的是背黄色包包,上面印有红色毛体字“为人民服务”四个字),满满一挎包,捆都捆不拢,下蛮用力才捆拢。

我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心中总是觉得这种时候,钱粮多了反而不好,如果跑不出去连性命都保不了,还拿钱粮做什么呢?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松桃管钱的杨政柏、牛郎管粮的王义来都死于乱枪中,尸骨无存。杨再珠后来与杨再兴一起被俘,身上没钱的杨再兴能活命回家,而杨再珠在押回松桃时在铜仁师范两板桥被拉下车来,杀到田坎上,可能也是身上有3000元钱招的祸。

我们逃了整整一个白天两个晚上,第三天天亮后才到达万山。在老金家吃了早饭,他才带我到万山指挥部。到万山指挥部一看,我们牛郎有乔颖、陈廷辉、刘荣辉、黄成保、黄忠前、田兴和、刘云生都在那里。后来我们逃到贵阳。从牛郎到贵阳的只有乔颖、陈廷辉、刘荣辉、黄成保、田兴和、刘云生和我共7人。为保存实力组织武装将来打回牛郎,我们没有介入贵阳武斗。

不久,湖南麻阳县打来电话说,我们松桃牛郎区银岩公社有个叫龙四和的尸体被洪水冲到麻阳一个河湾。当时说这个河湾里漂浮有108具死尸(按:铜仁锦江河流经湖南麻阳、辰溪、泸溪、沅陵,汇入洞庭湖),全都无法辨认,只知道有我们牛郎区银岩乡大桑坪龙四和的尸体在那里,是从遗物中的一张公粮票据(上交国家公粮、余粮的票据)发现的。电话开始是打给铜仁的,铜仁已经是我们的对立派掌权,他们不理,于是麻阳县只好打电话给省革委,省革委通知和我们一起在省里逃难的铜仁地革委领导朱本军,朱本军又通知我们牛郎区的人,大家商量叫我去麻阳认尸。我坐车到麻阳,找到县革委领导,把介绍信给他们看了后,他们热情接待了我,并对我说:

“这些尸体长时间受河水浸泡,面目全非,已分不清哪个是哪个。100多具尸体泡在河水里,尸体涨得比农村装谷子用的木桶还要大,不像人样,惨不忍睹。为了我县的环境卫生和对死者负责,我们县革委研究决定,安排每具死尸10元钱,请当地群众掩埋了。因从龙世和身上摸出了遗物,现交给你,麻烦你转给龙四和的家属。”

我接过遗物后十分感激地说:

“感谢麻阳县革命委员会全体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对龙四和尸体的妥善处理,让他得以入土为安。”

我打开遗物一看,里面有粮票19斤,人民币12.5元,还有一张公粮票,他们能认出龙四和就凭那张公粮票。

不久,中央就下达了“八·二八”命令,大意是决定停止两派斗争,更不准再搞武斗;凡是外出的限期一个月内返回原地,逾期不返回者武装送回。贵阳市进行全市大搜查,当时我们还有500发子弹1支中正式步枪,在搜查时被省军区部队搜去了。省军区原来是支持我们一派的(省革委主任李再含原是省军区副政委),所以他们只拿走枪支弹药,没有给我们什么麻烦。我们于1970年9月28回到铜仁,我29日回到家中

回来后经过了解,才知道当时除我们逃走的几个外,在铜仁的我们一派的牛郎人全部被俘,在铜仁就被打死了18人。被俘人员武装押回牛郎后,在“学习班”时,又被他们枪杀了两个,一个是舒典发,一个是我的农中老师杨秀洪。

有的说,舒典发是错杀的,说吃饭时上面布置要杀的是杨秀洪和区会计陈洪祥。当时陈洪祥头发已白,他们平时就叫他“白头发”。刽子手们晚饭喝醉酒后就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个“发”字,“发、发、发”发了半天,全街只有个舒典发名字有“发”字,又是杀过解放军的大土匪舒子彬的儿子,长期被当做反革命家属批斗,于是就稀里糊涂把他枪杀了。据说当时舒典发还没有进“学习班”,学习班是专门为我们这些被打败的一派办的,他这种人根本没有参加武斗的资格。刽子手是到他家里来把他抓去酒厂(产子坪)枪杀的。

还有一个就是白果坪的刘老秋,就是把我岳母的前夫连同奸夫一起被捅死的那个。他在铜仁被俘后,被那个通奸妇女的后代浑名叫“皇帝”的割掉了双耳,回到牛郎后因无脸见人,自己吊死在瑶湾河坝桐子林中。

舒大元回忆:

5月28日晚上,谁也睡不着。我们檀木墥的几个人,背着自己简单几件衣物,手里拿着炸药雷管,随时都聚集在一起。半夜里,牛郎的民兵连长杨政厚去了设在百货公司的指挥部三次,都说要我们坚持。他最后一次去到指挥部时,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杨平凡他们都走了,指挥部里的人已全部溜了,可是杨政厚却传达听来的消息说:“他们是出城绕到敌人后面去了,到天亮时内外夹击,把敌人赶出去。”

5月29日早晨,铜仁中学教学楼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三红派”的广播声。天一亮,杨政厚就对我们澡堂里的人作了吩咐,叫大家准备好雷管炸药,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准备一场拼死的厮杀。可是,从上午等到中午,一直不见对方的攻击。到了下午一点左右,枪声突然响了起来。最后,枪声、炮声、炸药包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喊杀声越来越近了,我们开始向电影院那边跑。起初,我们都跑出了澡堂,退到了石油公司楼上,准备在那里死守。可是松桃的一些人要我们回到澡堂去,于是我们又涌了回去。石油公司和澡堂就隔一道墙,这时墙已挖通,我们20多人刚进入澡塘,就听一声大喊:“不许动!”对方已经冲到澡堂门外了,我们都大吃一惊,立即涌进澡池里;刚进澡池,对方就扔来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在门边爆炸,但没有炸着人。澡池里人很多,大家乱挤乱碰。

我们100多人涌在石油公司上楼的过道中,对方已经完全包围了我们,向我们开枪、扔手榴弹,突然,一颗手榴弹扔了上来, “轰隆”一声,在二楼的楼梯上炸开,大兴一个姓吴的青年人应声倒下。大家一看,吴的屁股被炸伤了,鲜血直流。我们放弃抵抗,100多人从石油公司走出来了。有的人举着双手,有的人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我们被俘了。他们抢走了我们身上哪怕稍微好一点的衣服、鞋子、电筒,甚至系在腰上的皮带,押着我们经三完小(现在的福霖大厦旁边)到铜仁一中。

我们来到铜仁一中的大操场上,那里己聚集了三四百被俘的人,他们继续搜身。接着便有许多人被拉出去吊、打。

当晚,大家被关在工代会楼下(原来的老行署、后来的老年大学楼下),个别看守叫我们不要怕。我们还真以为不用害怕,以为他们会讲政策,不会乱来。许多人定下心来,轻声地议论着。晚上,他们用木制的水桶抬来了几桶饭菜,菜是莲花白炒肉丝。

5月30日早饭后,一个盘信麦地浑名叫“皇帝”的人冲进来,他口里衔着一把刀,来到我们中间,一手扯住白果坪刘老秋的耳朵,一手取下刀来“哗”的一刀,把刘老秋的左边耳朵割了下来,又转过刘老秋的头,再一刀割了刘老秋右边耳朵,还扑在刘老秋的耳朵边上吮血。当时,刘老秋就坐在我的旁边。“皇帝”抓住刘老秋时,刘说:“你认错人了。” “皇帝”说:“认错人了?老子找的就是你!”事后才知道,这个“皇帝”原来是牛郎白果坪人,解放前他母亲守寡,和一个姓黄的人通奸,被本家族的人捉奸,他的母亲和奸夫都被杀死。当时抱住奸夫的就是杨再德岳母的第一任丈夫,捅死奸夫的就是刘老秋。由于刘老秋用力过猛,一梭镖穿过奸夫身子,连带把杨再德岳母的前夫也一起捅死了。这事我们那边的人都知道。当时“皇帝”在外公外婆家,后来就跟外公外婆长大。刘老秋被割掉双耳押回牛郎后不久就自杀了。

紧接着,各公社、各大队的胜利者开始对我们行凶了。把我们的人一批一批地拉出去吊打一阵,然后押出去枪毙了。

第一批银岩公社的7个人被他们抓出去,边走边打,拉去枪杀了;第二批是大兴公社的6个人被拉出去杀了;第三批是牛郎的,一共20个左右,我属第三批。我先前看到两批人被拉出去,晓得这次万不能幸免,就把我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一个小布袋交给坐在我身边的姐夫黄世武,托付他把这点东西交给我母亲和老婆。

我们被叫出去以后,全部用绳子紧紧地捆着,押着由老行署直下,经电影院到大十字,过西门桥,然后到锦江饭店。他们用钢钎、梭标打我们。我的头被敲了两钢纤,眼里金星直冒,头昏眼黑,背上又挨一棒。其他的也全部挨打,很多人头皮被打破,鲜血直流。

押往锦江饭店后,他们再次强迫我们跪下,又是一阵毒打。当时有我、黄义前、刘恩培、秦继昌、刘光明、舒老告、杨再宣等20人左右,被关在饭店大楼的最底层。不久,秦继昌就被拉出去了。

当晚晚饭后,他们用一辆卡车把我们押往铜仁师范学校(现在的铜仁学院)准备下手。可是下车后,却不见动静。铜师学校的操场上,他们好几百人围着我们,大肆进行嘲笑、污辱和威吓。过了几分钟,又开来一辆卡车,有人急促地催我们上车。我们上车后,卡车往大十字转了一圈,又把我送回工代会楼上。事后才知道,是省里来了急电,坚决制止随便杀人,我们才拣了一条性命。

秦继昌回忆:

5月29日,我们撤离锦江饭店到河对岸的石油公司和洗澡堂(现在的地王广场一带),我就在澡堂里被俘的,一起的还有黄义前、舒修华、盘信中学令狐老师的老婆等几十人。我们被押到锦江饭店后,我就跟黄义前讲:“这么多人,死不完的,大家通通气,大家把情况记清楚,哪个能活着出去就把详细情况跟别人讲。”然后我们又被押到铜仁一中球场,押我们的都是松桃人。这时我的初中同学唐学明(属“三红派”)来看了一下,我就悄悄问他危险不危险,他说不要紧(川硐“三红派”的头子唐万能还是我初中高中六年的同班同学,初中还同桌)。晚上七点左右,我们被押到行署,住了一晚上,期间不断有人被喊出去,有去无回,不知死活。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被押回锦江饭店,我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6点钟左右送晚饭给我吃,我吃了两碗后,还问我再要不,旁边有个看守我的人说:“让他吃饱起。”我心想,这很可能是断头饭了。大家武斗,你死我活,死也正常,我不想死,但头脑还是很冷静。不管是不是断头饭,先吃饱再说,吃饱了有力气,有机会能逃就逃,所以就再要了一碗饭。

当时看守我的有吴德明、杨绍元、何世成、杨再喜(沙坝公社界牌人),还有我们本寨子本家族的秦天佑。杨再喜还对我说:“如果你明天回牛郎,帮我带新斗篷(斗笠)回去。”吴德明说:“恐怕带不回去了。”这下我想完蛋了。大概8点钟左右,下面叫押我下去,秦天佑一个人背着能打七发子弹的自动步枪押我下来,这时被押在下面的还有唐树尧(在大兴公社完小当老师,弟弟在军分区当兵)、王利来(在粮站仓库工作)、孙家祥(在邮电局工作)、李金益(农民),除我和唐树尧外,其他三个人都被捆绑了,行李包包还挂在他们身上。我们被押从锦江宾馆往卫校方向走,就是沿着河边马路往锦江上游走,前面有两个人带路,后面有两个人压阵,另有5个人分隔着押我们5人,他们都是荷枪实弹,我是最后一个,背后押我的是秦天佑。过卫校上面一点点,压阵的就命令向右转。右边就是锦江河,河坎有几十米高,右转有一条路下到货运码头。这时后面压阵的突然下令:“搞!”我背后秦天佑说:“那搞得?”(看来他事先不知道要枪毙我们)不等枪响,我纵身跳下河,同时枪声响起,没打中我。我一个闷谜子扎进水里,一口气潜到河中心才冒出头来,看到他们还在往我落水的地方打枪。

就在我跳下河的同时,我听到了孙家祥和李金益高呼“毛主席万岁”,唐树尧也几乎在枪响的同时跳下河。

我急忙脱掉衣裤以减少阻力。这时虽然月光明亮,但是河对岸的高坎和高楼的阴影罩住了我,他们看不清我。只听到他们大声喊对面的人拦住。我在铜仁一中读书三年,这里也是我们经常游泳的地方,所以对地理位置非常熟悉。往回游是不可能的;往下游就是大堤坝,这几天都下有大雨,涨水还没有消,落下堤坝必死无疑;往对岸,他们正喊人拦住;唯有往上,我只好靠对岸边慢慢往上游,但上游不远军分区有探照灯强光不停地扫,我只好在水里泡着不敢上岸。当时冷倒不冷,但口干得厉害,喝了好多河水好像都解不了渴。我在水里泡了七八个小时,月亮快落坡,鸡已叫了三遍,天快亮了,非上岸不可了。军分区支持对方一派,在那里上岸绝对不行,何况这时“三红派”已经控制了全城。我又往上游500米左右,在金滩附近上岸,沿着田坎走几百米,看到一个岗哨,但没看见人,附近就是精神病院,我急中生智,装成疯子,故意在身上沾上不少泥巴,把头发搞乱,捡起一根棍子,看到草堆就乱打,嘴里哼哩哄隆乱唱。从精神病院右边上长岩坡,游过龙洞河。上岸不远见附近寨子的三个扛枪的民兵和两个妇女,我又装成和先前一样疯疯癫癫的样子,邋邋遢遢,边走边唱,快靠近他们时,我听到有个女的说:“嘈家伙(当地人称神经病人)!”然后我走到德胜屯的遥山沟一个亲戚家躲了两个月左右,才到大硐喇和大家相会。

后来听说唐树尧跳河时,脸已经中枪,大概本想打头,唐一动就没打准。第二天一早“三红派”的人在北门二完小(军分区旁)附近听到他的呻吟声,就捅了他七刺刀,死了,还是他在军分区当兵的弟弟收的尸。那三个被绑的当然是中枪后落到河里死了。

后记:

铜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死亡人数,《中国共产党铜仁地区历史》(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388页)和《中共铜仁地区历史大事记》(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95页)仅记载说“双方死伤数十人”。据麻树清回忆,无论是地区还是各县都没有做过认真统计。麻记得仅松桃进攻一方“县联指”就死亡10人。据回来的人摆谈,“支红派”有一辆从大硐喇矿区来增援的大卡车被机枪扫射,翻入锦江,满满的一车人不知死多少;还有一船人渡江逃跑,船被打翻,满船人落水,也不知死多少。麻树清还说,铜仁“三红派”掌权后,还命令原铜仁革委会主任耿万清指挥被打败的“支红派”俘虏埋葬在河滩上的尸体若干。

据杨再德回忆,仅被打败的牛郎“红军战团”就死亡20人(含回到牛郎枪毙和被逼自杀的,不计疑被错杀的舒典发,因为他没有参加武斗)。杨再德被派到铜仁锦江下游的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接收银岩公社龙四和的遗物,那边的人告诉杨再德说他们把从河中捞起从上游漂下来的108具尸体埋了。据杨估计,铜仁“5·29”武斗事件死亡人数应该不少于200人。

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苏友协总会党组副书记和第一副总干事的廖经天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铜仁任铜仁师范学校副校长,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他在《晦明录》中写到铜仁 “5·29”事件:“后来,造反派又给牛鬼蛇神一个特殊任务--埋死尸。……路旁沟边常常发现死尸,锦江有时也漂流着尸体。铜师(铜仁师范学校)临锦江,有一个回流的河湾,常有尸首搁浅在岸边的浅滩上……”(见廖经天《晦明录》,载《广西文史》2011年第2期)

“三红派”控制铜仁城并行使地革委职权后,印江县还是“支红派”支持的“炮轰派”(即“毛泽东思想印江红色炮轰派大联合总部”的简称)掌权。经铜仁军分区策划,石阡、江口、沿河、松桃四县造反派与印江本县的在野派“无联派”(即“毛泽东思想印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简称)一起从四个方向进攻印江。6月14日,双方在当年红军二六军团会师地印江木黄展开激战,造成139人死亡21人重伤,这就是官方记载铜仁地区文革武斗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6·14”惨案(因松桃县世昌区黄连寨苗族民兵田志良喝令对方一受伤者缴枪不杀,但对方顽抗开枪把田志良打死,招致松桃人报复性大开杀戒),同时导致印江2000多人逃难到遵义达5个月之久【见中共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历史大事记》,142页,2000年2月,黔新出(97)内图资准字第5-69号);后来中共印江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历史》(第一卷)第315页认定印江“6·14”惨案死亡人数为81人,重伤21人,仍认定是铜仁地区文革武斗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此时贵州和全国各地一样局面十分混乱,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控制不了局面,反复向中央去电求援。7月底,周恩来要新华社派记者到贵州调查,新华社立即抽调记者组成赴贵州调查组赶赴贵州。 刘回年带两名记者到铜仁调查采访,认为铜仁地区是贵州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刘等人专门给中央写了《贵州铜仁地区问题概述》的综合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解决贵州省问题,他将贵州省各地的造反派头头100多人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周总理严厉批评了李再含并留其在北京继续学习和检查,1971年5月,李再含正式被撤销职务(见《贵阳文史》2007年第5期 刘回年《参与解决贵州问题--“文革”中一段难忘的往事》)。

2013年7-8月访问当事人

2015、11、25,整理完稿


转自《共识网》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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