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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代宁:我心中的广州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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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母校广州市第二中学已经有整整四十二个年头。其间因为工作忙的关系,自1973年以后就没有回校参加过任何校友会的活动。今年,是广州二中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我上网看了一下二中的现状,发现曾经的母校,现在已经一分为四,有两个公办,两个民办,原来的校区,成了初中部,高中部搬到几十公里开外的萝岗区,成了全寄宿学校,真是与时俱进,必须刮目相看。

现在二中的校训与宗旨,也是与时俱进,有一大堆文字,不如我们那时候的一句口号:“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来的简单明瞭。这九个木制红色大字当时自上而下,高高地固定在二中位于越秀山腰的主楼正中,与建筑混为一体,很远就能看得到,和旁边著名的中山纪念堂的金色帽顶同高,鼓舞人心。


二中主楼上的大标语“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



我在广州二中的时间很长,从1961年的初中起,到1968年底离开学校去海南岛,前后共七年,属于当年为数不多的在校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要不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我应该在1967年毕业参加高考,而不是在七年后的1974年才有机会考上广东省外国语学院。

广州二中从来都是广州市最好的中学。她拥有当时市内最强的师资队伍,其中令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有教务主任叶志盛,历史老师郭心兰,数学老师林曼玲,政治老师黄志章,语文老师曹思彬,俄语老师李曦,体育老师叶苏, 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张志能等,他们由当年在广州最优秀,最强势的中学校长王成荣带领,誓要把二中办成广州市最好的学校。作为学生,我们在老师们的带动下,就像每一个教室里的黑板上挂的标语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学校里建立起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努力争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最好的学生。

我的姐姐何梦妮,是二中1965届的毕业生。比我高两届。她们班里的学习气氛就十分紧张,每个人都在争当学习第一名。姐姐和班里的另一名女同学钱昭,可说是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别苗头,力争第一。最后他们的高三一班里的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二中1965年的大学升学率在全市近百家中学里名列前茅,与华师附中,广雅中学,省实验学校一道,稳居省一级重点中学地位。

我经历过的广州二中岁月,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七年的生活,既有现在的二中校友们每天都还在经历的传统校园生活,继续着同学间在学习中互相帮助建立起来的友谊,又有相互竞争和尊师重道。但是,由于处身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中学生活不可避免的,被刻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为二中本来应该是平稳安静的传统校园生活,增添了不可复制的革命色彩。

1961年到1963年,是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的恢复期。刚上初中的我们,除了响应号召,在学校里到处养殖代用食品小球藻,为食堂增加营养外,每年都要用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到农村去参加农忙劳动,和农民们一起忆苦思甜。记得第一次去的农村是花县的新华公社三华大队,帮助农民秋收。全班的男同学住在村头的一间废弃的牛棚里,用茅草垫底,打地铺。那次秋收的主要工作是割水稻,打谷子,劳动强度不可谓不强,我有一次到田地里忘了戴草帽,在烈日下晒得中暑了,中午回宿舍时几乎晕倒在半路。但大家都很努力去干活,也很乐观,有几个同学还在农闲的时候抓田鼠烧来吃,很好玩。

初中的三年,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地积累自己的知识的三年。现在的记忆,就是还会背诵一部分朱自清的《荷塘夜月》。再就是画国画。我志同道合的画友是同班同学古成业,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到各个公园,有时还利用为在1963年去世的外公,原广州市副市长,省政协副主席李朗如建墓扫墓的机会,一块到郊区的银河公墓去写生,以致我俩的书画水平突飞猛进。尽管如此,外公生前曾严训我和姐姐梦妮不得以“图工体乐”为职业,因此我至今的最大成就不在艺术上。

那时的二中,是走读学校。我家就住在越华路,每天上学放学,走路沿着吉祥路,越过德宣路(即现在的东风路)和中山纪念堂东面的莲塘路,不到十分钟就到学校。骑自行车更快。如果不是在上高一之后的特殊经历,我们的高中生活,将会像过去和现在的普通二中学生一样,每天重复着基本一样的生活,直到毕业。

1964年,我顺利地升上高中,分配在高一(4)班。那一届高中共有四个班,其中(1)班是学英语,我们这三个班沿用初中的课程,还是学俄语。原来一起学习了三年的初中同班同学换了不少。多数是因为所谓家庭成分有问题和少数因为住地搬动的缘故,转学了。

广州二中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她依山而建的校园不大,但活动范围很霸道。二中的主要建筑只有三栋四层楼的教学区,另外就是零星坐落在半山腰的健身房,食堂和两栋校园宿舍,都是平房。教工宿舍在校园的东面,自成一区。运动场虽分成上下球场,每个球场面积却只有四个篮球场大小,不足以提供全校上千名的学生活动。但是,二中前面的莲塘路,平时人车都很稀少,如果学校后头的越秀山体育场没有足球和田径比赛,基本上只有二中的同学和教职员使用。因此莲塘路当然就是我们平时体育田径课的跑道。因而莲塘路的路面上没有交通标志,倒是画有百米跑和五十米跑的标记,还常常树有运动用的小红旗。而正规的跑道,就需要我们翻过山去免费使用广州市当年最大的越秀山体育场了。游泳课也是利用越秀山游泳场。

二中学生的体质都不错。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学校的百步梯。每个学生每天上学,都得攀爬这顺山势往上的百步梯。高中的同学还得在登完百步梯后,再走上教学主楼。年级越高,楼层越高。我后来在海南岛割胶收胶,提着几十斤重的胶水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心中都在感谢二中的百步梯。




二中百步梯中段,正面是西座教学楼,楼前有一棵大的凤凰果树。每逢夏秋之间开花结果,鲜红的果荚,非常漂亮。



我们都很喜欢游泳。夏天游了,天气冷了,我们高一(4)和高一(3)班的一帮同学还偷偷摸摸去冬泳,违反了学校的规定,结果王成荣校长马上就到了我们班,狠狠地点名训了我们一顿,除了强调纪律外,最后还有一句很动感情的话,“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王成荣对你们的父母亲没有办法交代呀!”说的我们低头无言,从此不敢再私自活动。

广州二中由于地处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委、市政府及其干部宿舍的附近,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级干部子弟。我们班的四十多个同学中,有将近一大半是省市领导干部与高级知识分子子弟。王校长当年是山东省的南下干部,在广州的教育系统属于老革命,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压得住阵脚。

王校长平时不苟言笑,很少表扬学生,带山东口音的训话不留情面。我在初中的时候由于心不在焉,在一次例行的古文默写中居然漏掉了整整一大段,得了个18分,被王校长作为典型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另一次就是在刚上高一的全校团组织大会时,我作为团支部的宣传委员,竟忘了戴团徽,有意躲在后排,哪知居然又被戴眼镜站在台上的王校长发现,点名批评。

王校长对我们的关心,更多的是表现在有效地组织学生自觉地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学校里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目标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争取。学习上有各科成绩的对比,班,级,校的学习成绩考核对比;体育运动成绩的比赛等等;政治上大家都要求进步,起码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三的同学中每届还有个别同学能入党。后来当上海南省副省长的王守初就是在高三时入的党。王守初两姐弟都在二中。比她小一岁的弟弟王守宇与我同级,当年曾一起在黄埔的海军基地学习驾驶舰艇,考取了广州航海俱乐部的驾驶执照。这是二中武装民兵暑期军训的一部分。其他的暑期科目,还有通讯俱乐部、跳伞俱乐部和射击俱乐部,我们都参加了。学通讯时的主要科目是用莫尔斯电码收发电报,同班的武振海先去学的,回校成了我们大家的教练。他抄报写的数字很漂亮整齐饱满,还会压码,水平很高,成了很多同学崇拜的对象。

1964年的广州二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成立了一个主要由高中一年级优秀学生组成的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连。说是一个连,实际上只有一个排三十人的兵力,分成三个班。平时住在学校里,由广州市武装部派一位姓范的营级干部专门实行军训。范营长同时也是越秀区中学基干民兵营的营长,平时和我们一起住在二中宿舍。

基干民兵每人配发7.62步枪,连里还有两挺12.5高射机关枪,用于校区的防空。我是基干民兵中的一员。每天天蒙蒙亮,范老师就吹哨子召集我们起来军训。陆续回校上学的其他年级同学们都会对我们投过来羡慕的眼光,更加刺激了我们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我们的军训很刻苦,完全是按照部队的一套来进行。因此在1965年在上元岗广州军区射击场上举行的广东民兵师汇报演出时,我们的实弹射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限用三发子弹在五百米空中射击一个气球,我仅用了一发子弹就将气球击灭。高射机枪短连发的成绩也不错,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基干民兵的军训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成绩。记得我们三十多个住校同学的成绩都是不错的。

从高一升上高二,我们的基干民兵连除了原来一帮人外,还增加了高一的几个同学。高一才进二中的陈虫虫,就是在那是参加的基干民兵。陈虫虫的父亲是广州医学院的院长,小时候在广东省育才幼儿院时是我妹妹何美妮的同班同学。他喜欢武器,经常用钢笔素描各种军事装备,所以舞刀弄枪的东西他上手很快。以今天的观点看来,陈虫虫具有现代追星族的一切特点。而当年我们那帮人中的明星人物,当仁不让的就是我们班武振海。武振海的父亲是广东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他本人长得一表人才,是当时学生会的主席。粉丝很多。还有一位后来异军突起的学生明星也是我们班的同学袁丁。袁丁的父亲也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母亲是市公安局的处长,在基干民兵里与我和焦太山、周冀裴、萧大连、武振海、张灼民、李一亮等几个人的关系特别要好。陈虫虫自然就参加到我们这个小圈子里来。后来加入这个圈子的,还有我妹妹的另一个幼儿院同学杨小东。我们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后来发展到包括了整个武装基干民兵排。促使我们形成这个圈子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外界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1966年初的二中,学习和政治气氛都十分浓厚。进入高三的同学主要是关注学习,准备高考。我们高二的学生那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学习压力,很自然的,就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比其他任何年级都要前卫。其中最前卫的,是我们武装民兵连的几十个高一高二学生。他们在1966年的9月份成立了广州二中的第一支红卫兵组织:二中八.三一红卫兵,并且在往后的两年中,成为广州二中文化大革命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

二中红卫兵的成立过程,我在博文《我的毛主席像章 》中已有了介绍。我也发表了《浅谈一下我亲历的文化大革命》的博文,回顾了这一场浩劫的经过。

现在浏览二中校友的网站,发现只有文革之前或者之后的校友们很活跃,而文革期间一起在校的“老三届”同学们的文章严重缺位。使得二中的文革历史显得苍白。有个别“老三届”同学写的文章,用了太多的隐晦比喻,空洞无物,晦涩难懂。可能是因为文革的历史太复杂,不好写;或者是不知道如何下笔来表明自己在文革中的立场,以免一不小心,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其实,这一类的顾虑,不应该影响到我们今天实事求是,客观地用事实叙述二中文革的历史。

当年二中学生最大的组织,是我们亲手发展起来的二中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成员囊括了当年学校里除了主义兵和旗派两个极端组织以外的所有学生,连一些年轻的老师,如体育老师叶苏,跟他的学生弟弟一起,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分子。

二中红革会的大部分主要成员在1968年11月6日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了海南岛琼海县的东红农场劳动,后来才先后回城。

2008年11月6日,由二中同学萧大连等人发起组织的东红农场知青四十周年聚会,参加者超过六百人,其中二中的同学就有四百多人,堪称有史以来二中同学最大规模的聚会。与这一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近十六七年的岁月里共同学习,共同生活,患难与共的同学相比,其他任何一届二中同学的经历恐怕都会显得平淡无奇。所以他们写了一本回忆录,名为《精彩岁月》。我来不及投稿。要不然我的这一篇文章至少会因为叙述东红农场知青来历的缘故被摆在前面。无论如何,回忆录里有好几篇文章提到了我,令我喜出望外。这么多年没见面,至少同学们没有把我忘了。

尽管长期在海外,我不曾放过与老师和同学的重要聚会。特别值得记忆的,是在1990年到1992年我们一帮香港的二中同学有过几次聚会,大家轮流做东。题目都是招待到香港来探亲访友的同学和老师。1992初年,王成荣校长到了香港,我们当然要聚在一起招待他,请他吃饭。王校长那时已经是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年纪也大了。岁月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王校长细细地看着我们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得意门生,非常感慨,也很欣慰。最后评价说:“同学中还是何代宁最像大老板。”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校长,他的这句话,算是老校长对我难得的表扬和鼓励吧。

宴请王校长时抢着买单的,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庄宝玲。庄宝玲是香港著名的红顶商人,银行家庄世平的小女儿,文革期间回到香港发展。庄宝玲的性格温和,身材高大,是当年二中的美女之一。我们班里的美女很多,出名的有当年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的女儿王冀鸥,省民政厅厅长的女儿李淑珍等,我那时候一心用在学习和闹革命上,将她们与男生一视同仁。关系都不密切。文革开始后,停课闹革命,再也没有班级的界限了,我们身边的美女同学更多。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高二(4)班的美女们全都跑到对立派的主义兵里去了,与我们的八.三一红卫兵势不两立,近两年后,关系才缓和。看来我们还是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女同学,呵呵。





1966年9月成立的广州二中八.三一红卫兵,是以当年的二中武装基干民兵的成员为核心成立的。中间高举红卫兵大旗的就是博主。

从文艺和教育改革打开缺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开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要搞十年。我们都以为像此前的历次运动一样,搞一年,甚至半年就会结束。连毛主席也这样说过。因此,学校里的生活在进入1966年的五月份,还是按部就班,高三的同学继续埋头准备高考。倒是我们高二的学生最活跃,在同学中传抄和讨论着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记录等等非正式的文件。我们几个同学对当时的政治动向很敏感,综合当时公开和非公开的文件分析,已经意识到这一次将大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场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猛烈龙卷风。

王校长很精明,没有过多地干涉我们的课外活动。倒是教务主任叶志盛忠于职责,不断地给各年级学生按常规安排各种课程,结果在后来成了学生们指责他以加重学生负担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状。

尽管如此,我们一些学生骨干分子对二中教改的进程还是有意见的。五月中旬,在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我和我们班的武振海等同学在王冀鸥的介绍下,直接到了广州市委文教书记薄怀奇的家里,告了中学文革运动进展缓慢的一状。结果,没等薄怀奇采取措施,《五一六通知》已经将文革的风暴掀了起来,势不可挡。几个月内,学校停课闹革命,全部教职员靠边站。薄怀奇不久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号称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则被推上历史舞台,成了学校的主人。



1966年8月下旬,广州二中同学到北京学习如何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在8月31日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检阅。前左起:郑次平,魏穗平,刘小惠,吴钰莊;中左起:吴永洋,余鉴彤,李勇泉,曾仁山,邝云鹏,刘钧鉴;后左起:陈虫虫,武振海,何代宁,崔干行,焦太山,赵建中。十三个男生中有九个是二中武装基干民兵。女同学中,刘小慧是高三的,郑次平和吴钰莊是高一的,魏穗平是初二的。

从北京回校后,我们意识到文革的这一个阶段里,学生们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管理学校。于是就成立了广州市二中八.三一红卫兵。这是二中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也是广州市首批成立的学生红卫兵组织之一。二中八三一红卫兵团结了学校里大部分同学,并与二十一中红卫兵一道,发起成立了广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为广州地区最大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我是总部的宣传部长。

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立的组织,是以广州八一中学为首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主义兵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主张武斗,走极端的道路。“思想兵”和“主义兵”的相同之处,是双方的领导人物都是由高干子弟组成。不同的是,“思想兵”里大部分是地方干部子弟,而“主义兵”里大部分是军队干部子弟。因此,1966年年底,当文革进行到打倒走资派的夺权的阶段,广州地区的绝大部分地方高级干部几乎全部被打倒,他们的子女自然就成了革命的对象,退出活跃分子的行列。广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因此而自行解散,而多数成员是还在当权的军队干部子弟的主义兵一下就没有了抗衡力量,反而继续向社会发展,最终与社会上的另一个极端派别红旗派发生了持续的激烈冲突,难以平息,最后酿成1967年的7.23中山纪念堂大武斗。

当年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张文斗,反对武斗。尽管他们在1966年的九月和十月上旬组织和参加过广州地区对所谓的“黑五类”的抄家活动。抄家得来的财物,全部都堆放在广州市内的几个教堂里,由专人看管。没有一个红卫兵贪图抄来的财物。真正是视钱财如粪土,革命理想高于天。

我后来在参加工作后,才发现我所在的广东省外贸珠宝出口部曾在那段期间受革委会的造反派委托,派员前往各个教堂去评估整理抄来的财物,当成无主物品,收进外贸仓库,加工后拿来出口。有些人趁机中饱私囊,大发横财。与我们那时候一心革命的行为有天壤之别。文革后,我们更从揭发四人帮的公开材料中得知,康生、江青等人曾在文革的抄家所得中,以很低的代价搜刮了不少价值连城的古董,更令我们感到上了大当。

二中也有过抄家的行为。抄家的程序大抵上与社会上的抄家一样,先翻看有问题的对象的档案,然后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当时学校了被打成“黑五类”的,有我们的历史老师郭心兰。郭老师的历史课深入浅出,生动易记,原来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教师。没想到她的档案记载,郭心兰曾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广州市的法官。按当年的标准,那就是典型的历史反革命,应该在隔离审查后去抄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起来的反革命材料。

我带着十几个人的一队红卫兵,按照档案上的地址去找郭心兰在解放路的家。一路上,我想,郭心兰作为法官,家里一定很大,这一次可有事情干了。哪知道摸上门后,发现她住的竟然是大路边一座楼房地下的楼梯间,居住面积不到十个平方米,有门无窗,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站在门外,回想起郭老师在给我们授课时那种神采飞扬,谆谆善诱的敬业表现,我怎么也不可能将这与眼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心中极为惭愧。于是宣布收队。回校后吩咐同学们把郭老师从“牛栏”里放了。

学生们当年打击的对象,还有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记得文革初期获得大字报最多的,首推教务主任叶志盛。罪名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只专不红,还算得上是学校里的当权派;还有语文老师曹思彬。曹思彬对文学与历史研究的爱好,让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诸多文章成了学生们大加挑剔,上纲上线的最佳对象。这样,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就被提高到与引发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海瑞罢官》与《燕山夜话》的作者们同等的高度,他的所有文章在一夜之间变成反面教材,居然还有外校的学生凑热闹,跑来二中贴大字报批判,让曹思彬的知名度大大提高。须知,在文革的时候,只要被造反派盯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记得二中优秀的数学老师林曼玲,当时也因为她对学生特别好,便被高三的一帮造反同学同学扣上了“母爱教育”的帽子,拉出来批斗一番,连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至于学校的第一当权派王成荣校长,当然也挨了几场批斗,不过由于王校长出身根正苗红,批斗证据乏善足陈,会场沉闷得很。最后的一场批斗会,我们班的一位同学急于打破沉闷局面,激动地站起来,高声斥骂:“王成荣,你所做的事情我们全部都掌握了,快点说些我们不知道的!”惹得我们都憋不住笑了起来,批斗会也草草收场。

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任何极左的言论和提议都有市场,搞得我们哭笑不得,但又不方便反对。比如,有人说广州市第二中学的名字是属于“四旧”,提议改校名为“广州东方红战校”,居然就有不少人响应,有的高三小组织就开始以这一新校名自居,还标新立异,自制了一面校旗。不过缺乏支持,很快就消失了。

那时候的二中同学里,论资排辈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按道理高三是学长。但由于高三同学在运动初期忙于高考,基本没有参与红卫兵的组建,因此没有高考负担的高二学生从一开始就成了运动的正统。尽管高三的一些同学在后来提出过一些耸人听闻的极左议题,如改校名之类,企图主导运动方向,但所有低年级的学生们都向以高二学生为主的组织靠拢。其中最有规模的,一开始是八三一红卫兵,后来发展成近千成员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高三同学在学生运动中失去了龙头的地位后,有不少人参加了红革会,其中高三(4)班的赵建中是最积极的骨干。赵建中是工人子弟,一表人才,能言善辩,文笔了得,从运动一开始就和我们高二的同学站到了一起,对组织的发展贡献良多。

不过,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文革中,改名成了一时之热潮。校名改不成,就改人名。那时改名程序很简单,先在学校里贴出大字报宣布改名,然后再回家找派出所补办手续。那时候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大概只剩下登记改名的功能。

我们班住校的李文昌同学,星期六上午在学校的中座大门贴出大字报,郑重宣布从李文昌改名为“李卫东”,哪知下午回家后,发现他的妹妹李凯莹已经先他两天改成“李卫东”了。双方都不妥协。经过家庭讨论,星期一上午李文昌又在学校门口贴出大字报,第二次郑重宣布从“李卫东”改名为“李学东”。四十八小时内改名两次,本应该是很严肃的革命行动就这样被折腾成同学间的笑柄。当然,现在李文昌已经恢复原名,这已是第三次改名了。





1966年底,广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解散后,二中八三一红卫兵联合了校内其他几个比较小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二中红卫兵革命委员会。这是红革会的部分成员在二中的百步梯上合影。后左一掌大旗的是博主。背景的二中主教学楼上还有“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的口号,彰显时代特点。

也许是性格使然,我们的红卫兵组织一直都注意团结大多数,而且在多数议题上持中道的观点。虽然被学校里的激进组织攻击为保守派,但我们以得到学校中绝大多数同学们的拥护为荣。



1967年10月,二中红革会成员达到近千人,声势浩大。这是红革会的骨干们在一次会议后的合影。美女们很多,英姿飒爽。后排中间高举毛主席语录的就是博主,召唤大家过来照相。

文化大革命中,我干得最多的事情,是办《红卫兵》小报和写大字报。红革会绝大部分的文章和大字报都出自我的手笔。顺便练就了我现在用吊腕写的一手好毛笔字。我们组织里有好几个笔杆子一流的谋士,男同学里有赵建中和周冀裴,周冀裴的父亲周小舟,曾经是毛主席的秘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起被冤枉打倒。周冀裴对政治运动观点独特,很有见解。女同学里有与周冀裴同班的关惠英,文笔也很好,写起文章来热情澎拜,是女生中的佼佼者。我们的文章和大字报,就像现在网上论坛的热门帖子一样,吸引学校里多数的同学的观看,起着团结和组织群众的作用。



这是关惠英制作的明信片,送给每一个红革会的同学。明信片上面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摘录:“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 红革会的战友们,67年底”。现在翻看,还感受到关惠英的万丈革命豪情。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些学生最大的影响,是让我们这批“老三届”比平常年代更早的介入了社会活动。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中学生红卫兵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将文化大革命从学校推向社会。1966年底,全国红卫兵开始了革命大串联。广州二中的红卫兵自行组织了多支步行串联队伍,前往韶山,井冈山,延安,北京等革命圣地。我参加的是一支由焦太山,李北泉,吴永洋,叶鸿翻,尹辉,杨小东共七人组成的队伍,于1966年12月出发,沿着京广铁路步行前往韶山和井冈山。用一个月时间完成整个行程。走得最远的是我们班的崔干行同学。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心,他一个人从广州步行走到了北京,令人感动。

与此同时,在整整半年的时间里,可以利用来串联的还有火车等方便的交通工具,各地还设有红卫兵接待站,供外地学生免费吃住使用。有很多不自觉的人趁机来了一个免费的全国大旅游。一直到中央号召同学们回校闹革命为止。

1967年7月23日,随着广州市内两个极端派别矛盾的积累和扩大,终于在二中旁边的中山纪念堂发生了文革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武斗。冲突的主角,是主义兵和社会上的红旗派。主义兵在纪念堂里开会,红旗派将纪念堂包围起来,向里面冲击。主义兵在里头用石头和瓦片抵抗。双方都有人受伤。

此前的一个星期,我们二中的红革会组织同学们到市郊的农村去参加农忙。下午回到家,父亲就紧张地跟我说,身为主义兵的妹妹美妮已经被围困在纪念堂里大半天了,听说情况很危急,让我马上去解救。我随手抄上一把家用的小铁锤,约上袁丁,萧大连,一起持学生证通过警戒线,从二中拐进纪念堂的后门,找到了各人的妹妹。袁丁的妹妹是广雅中学主义兵,萧大连的妹妹是省实验学校的主义兵。

当时由于广州东风派的工人出来解围,包围了旗派,冲突升级,广州警备区的部队已经出动,大批士兵徒手组成人墙,将两派群众隔开,形势稍为缓和。天入黑后,中山纪念堂内的学生们全部被转移到东风派控制的工厂,我们也趁势与广州河南的几个大厂,如广州重型机械厂和广州锌片厂建立了关系,随后在广州地区发生小规模武斗的几个月里住在工厂里,既学习了工厂的生活,又避开了武斗的混乱局面。

1968年,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个学校。广州二中进驻的是军宣队,之后还有一个军训团,将所有学生集中到龙眼洞的省财经学校旧址去办学习班,动员大家上山下乡。



1968年,部分二中红革会成员在二中大门口前与进驻学校的军宣队成员合影。前右起:何代宁,尹辉;后右起:武振海,崔干行,张灼民,孙文纪,叶鸿翻,军宣队员,陈虫虫,军宣队员,军宣队员,余鉴彤,赵建中,李湛才。

历史上所有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是以学生运动打头阵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所以当时被划为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们,在完成了发动文革的历史使命后,早就到了被抛弃的时候。而学生红卫兵的被抛弃,是分成两个步骤的。

首先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支持北京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打压中学生红卫兵。北京大学生红卫兵很快就分裂为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为代表的“天派”和以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为首的“地派”,武斗不断。广州则以中山大学红卫兵红旗兵团为首,出现了激进的“旗派”。旗派的头目武传斌与北京大学生的天地派都有交情,左右逢迎,在广州则联合了中大附近河南工业大道一带工厂的激进职工,主导了运动。中学生红卫兵里的广州主义兵成为旗派的主要打击对象。

这样,除了在中山大学附近的广州六中红卫兵大部沦为中大红旗的附庸,跟着武传斌到处去打砸抢外,以我们二中红卫兵为代表的主张文斗的广州中学生红卫兵,实际上在1967年初全国大串联结束后,便正式退出了这一场闹剧。以王洪文,陈永贵为代表的工农群众逐步登上文革舞台成为主角。

1968年中,以毛主席出面,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接见北京大学生红卫兵“天地派”的主要头头,制止武斗时,周恩来总理还点了广州武传斌的名字,批评他们在广州闹的太过分。自此,当年呼风唤雨的学生红卫兵们,无论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此后便从“革命小将”正式沦为革命对象。

工宣队军宣队纷纷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进驻各个学校。二中进驻的是军宣队。不知道当年军宣队对二中文革的形势评价如何,反正他们看起来都是有意将自己的身份隐瞒起来,有点像地下工作的样子。军宣队的队员,据我们所知,起码是连排级干部。但他们穿的都是两个口袋的士兵制服,很少有四个口袋的出现。我们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但我们心中无鬼,军宣队员们也都愿意和我们交朋友,大家一片和谐。他们的任务,是要做通我们的思想工作,一个不留的将我们赶到农村去。我们也知道广州呆不住,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也主动要求到农场去。所以军宣队、军训团实际上不用做任何思想工作。

当然,进驻二中的军宣队也不是圣人。有个别权势熏天的部队营级领导进校没多久,革命立场动摇,企图欺负我们组织中漂亮的初一女同学,结果被我和关惠英一直告状到市军管会,该军队领导马上被撤换。但我们也因此被认为是对抗上级,受到特别关照,付出不小代价。

1968年11月6日,正式告别二中的时刻到了。我们被分配到海南岛农场的600多名二中同学,要从河南太古仓码头出发,乘《红卫二号》海轮前往海口。

下午五点钟,我们告别了亲人们,打着红卫兵的大旗,纷纷到白鹤洞太古仓门口集合。送行的亲友,同学有上千人。守在大门口的工人纠察队如临大敌。提着水火棍,一个一个地检查我们的证件放行,而对希望跟着我们送行的亲友们大声喝骂,一律不让进码头。在和妹妹一起挥别还在念小学的弟弟卫宁,默默地举着红卫兵大旗从太古仓大门走向码头的那一刻,我才真正地意识到,学生红卫兵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随后的那一幕,令我们每一个人毕生难忘。当《红卫二号》拉响汽笛徐徐离开岸边时,船上的同学们都以为这一次再也看不到送行的亲友了。可是,被隔离开的亲友们竟然在最后的一刹那不顾一切地冲开凶神恶煞的工人纠察队的大门,洪水般的涌到船边,与我们话别。那一刻,我们竟然都说不出话来,热泪盈眶。我只来得及拜托留校的高一女同学吴钰莊和初一女同学方旗替我照顾年纪尚幼的弟弟卫宁。





1968年11月6日我们离开广州时因为场面太混乱,没有能留下照片。想必当时拿着大棒的工人纠察队也不会让送行的亲友们拍照。这是此前的11月4日第一船广州知青离开码头时的留影。那天她们的胸前还戴着大红花,好像是强打笑容,高高兴兴的离开。我们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两天后的11月6日,就被工人纠察队搞得如临大敌呢?后来才得知,是我们二中的红卫兵太出格了,被上面严令必须区别对待。

当年希望分在广州附近的同学,被安排到农村插队,当了农民。我们红革会的大部分成员不愿意当农民,至少也要到国营的农场去当领工资的农场工人,与“工”字沾上边。于是我们这一群红革会和主义兵的同学就在最后的关头抛弃前嫌,走到了一起。旗派的学生也有被分到海南岛的。不过因为不愿意与主义兵的同学在一个农场生活和劳动,于是在海口分配农场的时候,一百人左右的旗派同学就被分到澄海县的红光农场;而绝大部分二中同学就到了琼海县的东红农场,总人数有五百多人。

这就是四十年后的2008年11月6日,参加东红农场知青四十周年纪念日大聚会的同学主力。


1968年11月11日,刚刚抵达海南岛琼海县东红农场二十四队的二中同学在晚霞中合影。背景是连队的灯光球场。前排左起:李凯莹,卢美波,王佳慈,肖小湘,陈广平,林贤,何美妮,刘小惠;后排左起:周冀裴,李文昌,孙恭敏,何代宁,崔干行,陈虫虫,武振海,萧大连,李中铎,孙恭辉,老工人老黎,谭朝华。其中有三对兄妹:何代宁,何美妮;萧大连,肖小湘;李文昌,李凯莹;一对兄弟:孙恭敏,孙恭辉,相依为命。





四十年后的二十四连知青聚会。参加聚会的二中同学有:前右起:陈虫虫,何美妮,武振海;后右起:周冀裴,后右三:李中铎,何代宁,刘小惠,李凯莹。还有的就是比我们稍晚一点到农场的湛江、潮州、江门知青。他们到连队时年龄都很小,有的不到十六岁,最大的才十八岁,在我们的照顾下成长。

二十四队在半年后转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二十四连。当年的东红农场有二十六个连队,每个连队二十到二十五个知青。整个农场的二中同学有近五百名,是二中此前一千多名在校生中最集中,最团结的生命共同体。

1972年年底,广东省外贸局在省委组织部的支持下,以闪电般的速度,从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了一百二十八名与外贸有关系的学生回广州,用以更新已经衰老的外贸干部队伍。这一次调动,一步完成了知青回城,上户口,,农转工,工转干等当时难于上青天的组织程序,后人称之为“128事件”。因为我父亲在解放初期曾任首届广东省外贸局副局长,母亲又是外贸局的干部,我幸运地成为128中的一员,也是东红农场五百名二中学生里最早回城的一个人。

128事件在省直机关中的影响非常大,它深层的动因,就是已获得解放的外贸干部要与自己当年被迫妻离子散,远在他乡的儿女们团聚的迫切期望。可怜天下父母心。

128事件正式揭开了下乡知青回城的序幕。二中的同学,也陆续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广州。可回城路漫漫,我这个第一批有机会回广州的人,在农场工作了四年,有的同学,如初二的方以功,则在农场呆了整整十年。


这是1973年,从海南岛回来探亲的部分二中同学与已经在广州工作的校友聚会。左起第十八人是博主。





1968年当兵,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张灼民在1973年也转业回到广州。这是当年2月5日,二中红革会的主要头头们在广州植物园合影。左起:张灼民,周冀裴,陈虫虫,何代宁,武振海,袁丁。

四十多年过去,我想我是广州二中第一个有资格的过来人站出来写文章回顾学校当年的文革历史。

我们那一代人的二中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有的人认为我们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浪费了最美好的青春,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有的文章把那一段的历史写得一片灰暗。而这远不是事实的全部。实际上,同学们不应该因这样的命运安排感到遗憾。我们大家一道建立了二中红卫兵革命委员会这个当年学校里最大的学生自治组织,并在此后的三年中不断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与学校里和社会上的极端主义思潮和行为作斗争,维护了红革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使二中的文化革命能够在理智,平和的气氛中进行,这是一段值得我们感到骄傲的历史。



这是我保存至今的二中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的标准袖章。当年的二中同学们,多以拥有这一袖章为荣。他们在二中的历史,因而也是鲜红的,是正统的中国红。

我们的经历,在二中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毕竟我们这一千多“老三届”的同学,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写下了二中校史上最多彩的一章。后人至少可以从我们当年的经历中,吸取到难得的教训。

二中的岁月,除了教会我们自觉革命的精神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具备了很强的求知欲望和自学能力。我们在海南岛的岁月里,劳动之余,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学各种知识,充实自己。我曾看到同连队的周冀裴,一直坚持早起,在煤油灯下自学英语,令人印象深刻。

二中教给我们的这种特质,在我日后获得进一步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大放异彩。1974年,广东省外贸局选送一批四十个在职干部组成广东省外语学院外贸系,由尚未复校的原暨南大学外贸系的原班教师们任教。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成绩从入学时的61分,提高到毕业时的名列前茅。全系各科成绩大大超过同校学习三年的工农兵学员,外贸系因而名声大振。我们毕业后,外贸系因为教学成绩优越,得以从外语学院独立出来,组建广东省外贸学院。由我们当年的老师钱益明教授当院长。我的这两所母校,就是现在的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前身。

从外语学院毕业后,我继续秉承二中的学习精神和方法,不断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各科专业水平。1978年,广东省外贸系统对全系统三千名精英外销员进行历时三天的大考核,成绩公布时,我在120分为满分的试卷上取得了115分的好成绩,仅比第一名的外贸系同班同学刘真少2分,却比第三名的北京外贸学院毕业的前辈高出17分,震动整个外贸系统。由于广东省是全国第一的外贸大省,取得全国八千名外销员尖子公认资格的意义非同小可,影响是深远性的,连外贸部驻港机构华润公司的代表们到广交会见到我,都直夸了不起,为我此后事业的发展打开了宽广的前景。

1985年,广东省人事局与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合办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高级研修班,聘请海外100名教授学者在香港和深圳向从全省范围选调的五十名处级行政和企业干部进行工商管理文凭培训。我代表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参加,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香港电台因此还为我安排了中英文电视专访,并在无线电视的翡翠和明珠台的黄金时段播出,为当年还在香港人心目中形象不佳的大陆干部争光。

我心中的广州二中,代表的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代表的是一股与邪恶势力作不妥协斗争的革命正气,代表的是一种自强不息,永远向上,勇争第一的学习精神。

1975年,在离开海南岛三年后,我曾趁到海南外贸出差的机会,回连队探访当年的同事们。回忆往事,老资格的农场工人、连队指导员胡邦如很感慨地对我说:说真的,那几年,不是你们来接受我们的“再教育”,而是你们教育了我们。

胡邦如后来当了华侨农场的场长,现在已经去世。

还是老校长王成荣后来在香港时说的话来得深刻:“你们为母校感到骄傲,而母校也为你们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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