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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代宁:浅谈一下我亲历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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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年前的五月十六日,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发表的日子。

文革发动的主要原因,当年的说法是反对修正主义,清理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主要是因为多年来吏治不彰,必须发动比四清运动更深入的斗争,以保持革命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从我们今天研究毛主席与大跃进的关系的大量解密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年对大跃进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暴露出来的阳奉阴违,好大喜功,甚至草菅人命的各种坏现象不断地提出批评教育,淳淳善诱,直至最后发现干部队伍问题的严重性,大大地超出了他原来的估计。有不少干部其实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为了防止中国共产的走上苏联的道路,毛主席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当年要对付的走资派与现在的腐败官僚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以权谋私。不过表现形式不同,因为当年没有现在那样的物质生活水平。

发起文革的第一个动作,根据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从文化教育战线进行改革。各个学校首当其冲。当年在中学念书的高干子弟因为对政治比较其他学生敏感,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成为红卫兵的创始人,是文革发起的主力。1966年8月8日,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毛主席还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说明毛主席对学生红卫兵是大力支持的。这与中国历史上,革命运动的发起都是利用学生运动打头阵的规律,是一致的。

当年的多数高干子弟是抱着保卫毛主席的信念去参加红卫兵的。他们对腐败和修正主义也是深恶痛绝,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唯一原则。但很快,这些人的父母亲绝大多数都被指责为走资派而遭到揪斗,被打倒。不到半年,这些高干子弟就失去了影响力,被划入黑五类。他们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父母亲,更可悲的是,即使他们中有些人表示要与自己被划为走资派的父母亲划清界限,也绝对不能为后来掌权的所谓革命派接受,只能灰溜溜靠边站。

高干子弟靠边站后,运动主导权迅速向高等院校和社会转移。此后真正在文革中起了恶劣作用的,在教育界里是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等出身一般的大专院校造反派,社会上还有王洪文,陈永贵,迟群,谢静宜等工农兵造反派。他们风光了很长的时间,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和加害者。而大多数的高干子弟,成了文革的受害者。

当年由高干子弟创立的红卫兵,原来是设立了很严格的参加组织规定的。可以说是个中学生精英组织。即使是成分好,表现不好的,也不一定能参加。起码,我们当年建立的广州市第二中学的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就是很正规的。但这种情况不到三个月,就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批判北京红卫兵一些极端分子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谬论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阿猫阿狗都戴起红袖章,自称红卫兵,打砸抢抄抓,无恶不作,以致于文革后,红卫兵成了邪恶的代名词。

在文革的整个十年中,我们看到的是党内外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机会跳出来表演。打倒走资派成了一个夺权的同义词,任何人都有机会出来堂而皇之地指责对方是反革命,相互彻底清算在建国以来私人之间的各种积怨。不少所谓成分好,出身好的工农干部,军队干部自然而然地代替原来的领导,成了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的子女,更会在毕业后优先得到更好的安排。

在这种大环境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我的一位在新华社总社国际部任部长的姑姑,因为被造反派指责为特务,受尽了批斗侮辱,最后绝望,与丈夫,著名的中南海摄影家陈正青一起服毒自杀。我的一位堂嫂的母亲,任北京一家著名中学的校长,也因为受不住红卫兵横加在她头上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侮辱,跳楼自杀。堂嫂的外公,解放前曾为共产党作过不少贡献的国民政府盐务总署署长,已经瘫痪在床,被他们单位的红卫兵用开水活活烫死。至于我那些幸存下来的所谓走资派的父辈们,受的磨难也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绝对想不到,也绝对不敢想的。

我们这些当年的老三届中小学生,对毛主席是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大多数人是到了六亲不认的境界。极端的事情在我们家也发生过。我在北京的两个堂弟当年就热烈响应破四旧的号召,大义灭亲,到我爷爷的家中将珍藏多年的祖宗像翻出来,当着爷爷的面烧掉。身为高级民主人士,从30年代起就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帮助共产党革命的爷爷,虽然得到了中央的明令保护,免受红卫兵冲击,但也由于文革取消了多年的特别护理待遇,最后于1968年1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身后还由于康生特别批示“文化革命,一切从简”,取消追悼会,骨灰盒上连“同志”二字都不能刻。

1968年中,由于爷爷去世后,住的四合院被国务院收回,我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念书的小叔叔那住了一个星期,亲眼看到被关在牛栏中的一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走资派被残酷地打破头,在得不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还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拿着棍子赶到校门前,脸无血色,勉强跪在地下拔草,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尽屈辱。人民大学的两派学生和所谓革命教职员也一刻不得消停,每天早上天没亮,就用架在各自占据的教学大楼上高分贝的大喇叭相互对骂,声嘶力竭,直到半夜。

如果说文革运动是完全正确的的,只对某些人留下阴影,仅仅是阴影,那是极大地淡化和美化了那时的政治气氛。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清楚,除了最高层的四人帮之类不停地在翻云覆雨,乐此不疲地打击这个,打击那个,从中谋取政治利益之外,这场运动对任何人都是一场噩梦。全国人民无不在为中国的前途担心

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如果真要再来一次文革的话,我们网上大部分的所谓愤青,将是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第一批成员。基本上所有的网民都会赶潮流,抢着去参加红卫兵的。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一代人饱受折腾的惨痛经历。

毛主席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说过,只搞半年的运动。而没有说过三年,或者十年。

后来是因为一搞大民主,各级政府没有了,全国人民突然享有了从未有过的绝对民主和自由,所有沉在下层的坏分子全部都有机会翻身,砸烂公检法,有的地方两派拿起武器对打,基层全乱了。形势乱到必须要动用军队,实行军事管制。这样,执掌军权的林彪一伙趁机坐大,呼风唤雨,将毛泽东捧到神一般的高度,然后大量进入地方,掌控实权,一个山头独大。这是毛主席始料不及的事,不得不抛弃林彪。文革中期,失宠的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成了他自己口中的“共产党绞肉机”的牺牲品。

随着文革破四旧的深入发展,所有的一切,包括建国以来所建立的一切道德基础,全数被四人帮一伙人破坏。全国人民对中国的前途,彷徨到极点。这种傍徨随着他们心中唯一的靠山毛主席身体的一天天衰弱而一天天加强。1976年,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先后逝世,全国人民无不痛哭失声,主要还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而哭。

毛主席的身体其实在1972年中风后已经垮了。再也不能够亲自去倾听下层的反映。实际上就是被身边的几个人挟持,包括四人帮,毛远新,迟群,谢静怡等等,最后发展到由仅仅是中央委员的毛远新去指挥中央政治局。这是很不正常的,也是刘少奇,林彪等人当年在庐山会议上为了打倒彭德怀,不惜抛弃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个人迷信,鼓吹一个人说了算所造成的恶果。这也造成了毛主席晚年个人的悲哀。他没有接班人。甚至最亲密的助手们都一个个的被整掉,或是离他而去。他必须为自己发起的这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文化大革命负责到底,工作到死。

毛泽东的亲侄儿毛远新有野心,他对邓小平也有成见。通过不断地进谗言,一手导演了利用毛主席,将邓小平拉下马的丑剧,打乱了毛主席与周恩来让邓小平接班的部署。这样一来,文革就成了一个被四人帮这样一伙野心家们把持的,不断利用毛主席的信任,去捞取政治资本而变得遥遥无期的运动。国家一直处于不断的动乱之中,安定不下来。

当时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继承林彪的作法,将毛泽东神化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将年迈的毛泽东所说的任何一句对他们有利的话,都作为圣旨一样下发,要求全国人民表忠心,认真学习。

当年下乡劳动的知青们对此体会最深。就拿我们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知青来说,每天晚上要割胶,白天要开荒,每天十六个小时的工作强度很大。还不知道哪个晚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发表,大家就都要排着队,敲锣打鼓地走几十公里山路,半夜三更到团部去表忠心,少一个人都不行。不去就是不忠,就是反革命。

文革使得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1975年,美国宣布载人飞船登月。匪夷所思的是,中央竟然还发出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去读《水浒传》,读《红楼梦》。含沙射影,批林批孔批邓批周公,完全脱离了现实。

文革最后以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粉碎而草草收场。否则动乱应该不止十年。

对文革的评价,官方的有《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正确的历史结论。

至于企图比中央的决议走得更远,誓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伙人,如李锐及现在冒出来的北京政法大学反毛讲坛的郭世佑之流的所谓教授等等,是居心不良的。

对文革的错误,当然毛主席要负领导责任。但打击一大片,搞乱国民经济的责任,不能够全部算在毛主席的头上。其实下面的人,特别是四人帮一伙,要负绝大部分责任。

现在对文革的错误,特别是种种违反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原则的乱象,不容翻案。更不应该拿现在的吏治不彰来号召发动第二次文革。

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对付外敌。

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文革这样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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