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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益飞: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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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

--作者:刘益飞


作者按:看昨晚《邓小平》中关于当年云南兵团知青作为全国知青大返城源头的两集,作为当年的云南知青、兵团主管知青工作的青年处干事,感慨万千!1991年,我在《青春无悔》中第一次以纪实文学方式披露大返城史实,引起轰动效应,被国内外媒体转载。也算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历史的事!

公元1969年,在一片“备战”声中,从北疆到南疆,一下涌出十来个生产建设兵团及农建师。它们敞开巨大而热情的胸怀,接纳了祖国各地近80万名刚摘下“红卫兵”袖套的城市知识青年。

屯垦戍边,这始于秦皇汉武时代的古老事业,如今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代人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 之后的归宿。

十年后,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转折,仍然在边疆、农村的近千万名知识青年们,不安地躁动着,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知青返城风,当年生产建设兵团的数十万名知青首当其冲。云南国营农场,更是在这场牵动城乡亿万老百姓的返城风潮中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惊动了四面八方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被称为全国兵团的“四大主力”之一,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先后接收了10万名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知识青年。在七十年代里,云南兵团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间出了名,不是由于它特有的橡胶、咖啡、金鸡纳,而是与知青的命运切切相关,足可被任何记者称为“爆炸性新闻”的两件事:

1973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查处在云南兵团中存在的对知识青年“捆绑吊打”、“奸污迫害”两股歪风,几名为非作歹的干部被枪毙,数百名干部受到处分。

1979年,全国近千万知青开始大返城。而这股回城风的发源地竟也在兵团体制改革后的云南国营农场。

后一件事的影响之广、之深,是当时云南农场的知青们自己也未曾料到的。

1978年12月下旬,当云南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近万名知青开始罢工,并组织了北上“汇报团”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全神贯注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性会议的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被惊动了。刚在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在会上多次直接向中央办公厅、国家农垦总局询问情况。

1978年岁末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同党内一些高级干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任务时,特别提到云南农场知青在昆明卧轨这一刚刚发生的重大事件,小平同志谆谆叮嘱: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坐落在春城最漂亮的东风路上的云南省农垦总局大院,此时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昆明知青的家长们得地利之梗,川流不息地到大院里来询问情况。成、渝两地一些带着指标的招工组,更是心急如焚, 坐在总局劳资处不停地申诉理由,他们真担心“知青闹事”会使他们的使命落空。总局机关的干部们,则 忙于去火车站、招待所等处做卧轨知青的安抚工作。总局食堂的炊事员们,把一箩箩馒头装车运往火车站。大院里不时昕到总机员大声呼喊局长们、处长们: “接版纳长途!”“接北京长途!”“接成都长途!”

那段时间,从国务院到街道办事处的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知青办”,全国千千万万的知青及他们的家长,都注视着云南垦区,注目着景洪、橄榄坝、勐腊这些大大小小的热点。

新华社昆明分社社长于民,迅即把自己的得力部下派往西双版纳。

从1968年开始的,先后汇入1650万知青,在中国大地上已持续了整整十年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 运动,似乎第一次遇到了巨大的反抗。

历史上发生的多少大事件,几乎无一不是在偶然的机遇中孕育、包含着它必然的因素。回城风的刮起,没有始于一直动荡不安的农村知青中,也没有源于知青最为集中的北大荒,偏偏发生在信息最为闭塞的昔日“蛮荒之地”。最初的事态,竟是从一位女知识青年的死亡开始的。

澜沧江边的呼唤

“西双”,是傣语“十二”的意思。正是由十二块美丽的“版纳”,组成了云南最富有魅力的地方。沿澜沧江而下的狭长的橄榄坝,就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块“版纳”。江边猴群出没的原始森林,幢幢傣家竹楼旁高大挺拔的椰子树,满坝子飘香的芒果 花、柚花,都是那么迷人。

难怪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的老版纳人总要对外地来客说:不去橄榄坝,等于没来西双版纳。

七十年代初的这几年,由于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橄榄坝的知名度又大为提高。当时最有权威和影响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两篇关于橄榄坝知识青年的报告文学。一篇叫做《来自西双版纳的报告》,写橄榄坝农场(那时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重庆女知识青年江仁芬随连队到山外挑粮,在归途中迷失方向闯进莽莽原始森林,被困七天七夜后获救的传奇般故事;另一篇是写一群上海知识青年把一个农场老工人的女儿带回上海治疗脚疾的事迹,名曰《春风万里》。这两篇笔调细腻、颇有情感的颂扬兵团知青生活的文章,当时在全国传颂一时,的确给橄榄坝增色不少。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同是这块地方,同是这些知青,却演出了极悲壮的一幕。

1978年8月,橄榄坝农场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在场部医院生产时,由于明显的医疗事故,致使母子双亡。女知青入院时就已诊断胎位不正,但在入院后的20多天里医院掉以轻心,竟未采取应有的措施,孕妇临产前,又被值班医生不负责任第拖延了致命的时间。

女知青的丈夫,一位上海知识青年要求按医疗事故处理后事,但医院巧言敷衍,无理拒绝。

女知青的丈夫奔走于农场场部,但却告状无门。

他悲痛欲绝,一把扯开罩在妻子尸体上的白色床单,抱着妻子肿胀的身子号啕大哭。这位壮实的上海小伙子,几天几夜守护难产的妻子,早已蓬头垢面,眼中布满血丝,他此时似乎已全身无力,一头扎倒在刚离他而去的妻子旁边。

他挪动着踉踉跄跄的步子,几步一回头地望着医院门口那巨大的红十字,万念俱灰地向澜沧江边走去。

望着滔滔南去的江水,他抱头痛哭,似乎只有江水才能理解他,只有江水才能带走他的苦难。

他向着澜沧江哭诉,向着澜沧江呼唤,呼唤着十年来和他一同在边疆土地上艰难奋斗的妻子,呼唤着自己已快悄然逝去的青春,呼唤着人们对知青命运的同情和关注……

就像七年前,重庆女知青在原始森林失踪的消息曾惊动了整个橄榄坝一样,如今上海女知青死亡的消息,也很快传遍全农场。

橄榄坝农场沸腾了。数以千计的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知青被激怒了。他们痛恨医院的蛮横无理,更对场部的官官相护感到失望。

数百名知青从各个连队自发赶往医院。几十台手扶、铁牛55、丰收35拖拉机像威严的战阵,摆在往日寂静的医院大门口。

他们站在死去的姐妹身旁,男知青们欲哭无泪,女知青则泪如雨下。.

一群知青抬着用层层白绫包裹的尸体,沿着澜沧江边,向州委所在地、西双版纳的首府允景洪出发了。

一条被农场的履带拖拉机碾来压去的黄土路,顺着江边,蜿蜒着一直伸向几十里外的允景洪。时值晴天,暖烘烘的阳光下,阵阵干燥的热风吹过,土路上扬起股股黄尘,使这支知青队伍变成灰蒙蒙的一片。知青们臂上缠着刚刚从白被单上撕下的布条,轮流抬着承载着女知青尸体的担架,扶着女知青的丈夫,缓缓地走着。

沿途,队伍像滚雪球一样,不少知青,甚至一些农场老职工及他们的子女也加入进来,队伍拖了足有一里长。起初,队伍中还听得见一些知青激昂的抨击声、咒骂声,后来,队伍中竟听不到任何人说话,只听见脚步嚓嚓,只听见不少女知青的哭泣声。

离景洪澜沧江大桥还有十余公里远的江边山坡上,出现了一长溜简陋的草房,这是刚并入橄榄坝农场不久的原西双版纳水利兵团的1000余名上海知青的住地,称为八分场。待队伍走近,只见几百名知青低头垂手,夹道肃立。队伍走完后,他们又自动跟在了队伍后面。

没有哀乐、白花、挽幛,只有身边的澜沧江呜咽的涛声。

昆明、北京震惊了。

总局青年处得知,省委办公厅己电告正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考察工作的省委常委、省农林办主任党向民,转告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的意见,要他立即就近赶赴景洪妥善处理此事。

紧靠州府的景洪、东风、勐养、黎明农场的知青们震惊了。五万多名知青中萌动着种种令人不安的情绪。

曾在陶铸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刚从北京调到云南工作的党向民同志,深深意识到他肩上使命的重大:数万知青需要稳定,千里边疆需要稳定,少数民族聚居区需要稳定。

西双版纳州委给党向民和他的工作组派了一艘游艇,顺澜沧江直下橄榄坝。党向民无心欣赏两岸奇特的景观,在舱里苦苦地思虑。他不时找省知青办、省农垦总局派到工作组的同志了解情况,不时与同到的州委干部交换意见。

非常的事态,使党向民打破常规。

在抵达橄榄坝农场的当天,党向民迅即采取了三项措施:

l、对农场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行为给予严厉批评,责成他们向知青们检查道歉。

2、答应知青们的合理要求,并为死者举行追悼会。

3、请州委及农场通知死者家长及上海市知青办,请他们来版纳共同料理后事。

党向民同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彻夜长谈。他不像一些“官儿不大、架子不小”的农场干部那样盛气凌人,哼哼哈哈,却颇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说话务实,和蔼可亲。知青们都说:这位省委领导很体贴人,很讲道理。

他对围在身边的青年们说:

“你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人不怎么了解你们,这次我亲眼看到了,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来边疆快十年了,许多生活的基本问题都还没解决,吃油、吃肉、吃菜至今还是老大难。我一路上看见,知青住茅草房的还相当多。我们作父母的人,谁不疼自己的儿女呢?老实讲,过去对你们的关心实在很不够,这不能光怪‘四人帮’,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没做好。”

“可你们把尸体抬到州委去,这件事无论怎么讲,无论有多大的气,都做得不好,后果也不好,很多人不赞成,我也不赞成,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亲也不会赞成。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接受我这个老头儿的意见。”

知青们被党向民的诚挚和坦率所折服,他们从心里尊敬这位老同志。

以心换心,心诚则灵。不需要再与知青们进行一场事先估计的“艰难的谈判”了。一场刚刚燃起的大火熄灭了。

就在这次同知识青年的广泛接触中,从他们吐露的心里话中,党向民却深深意识到,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尖锐,需要全面检查和改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早迟还会出大事情。

游艇驶出橄榄坝好远好远,党向民还站在甲板上,向着送别的知青们招手。他心中没有完成使命的愉悦,却充满着忧虑和惆怅……

昆明一重庆一北京

初冬的允景洪,一清早就笼罩在一团浓雾中。这是寒潮将临的苗头。这种亚热带少有的气候,是橡胶树生长的第一天敌。傣族老人们很忌讳这种天气,认为它会给傣家带来不吉利。

傣家寺庙里的钟声撞得更响了,似乎在提醒着人们。

坐落在一大片黄绿相间的油棕林里的景洪农场场部,干部们正紧张忙着与各分场联系,布署防寒保胶措施。但他们很快得到从方圆近百里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有半数以上分场的知青开始罢工,防寒措施无法落实;

三分场的几十名上海知青正向场部迸发,准备在油棕林里演讲;

由于担任教师的知青们也参加了罢工的行列,农场绝大多数的中学、小学已经停课;

成群的知青正在相互串联,好像在商议什么大事。

党向民的担忧很快就被证实了。

被橄榄坝事件躁动起来的知青们,他们对农场生产生活存在的严重问题的不满情绪,对从兵团到农场十年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烦情绪,以及对个人前途忧虑已久的渺茫情绪,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用重庆知青的话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种气氛,很快在西双版纳垦区蔓延,且愈来愈表面化。从开始的连队之间的串联,发展到场际之间的串联;从橄榄坝农场少数连队的罢工,波及到各农场的局部罢工;从知青中间公开发牢骚,演变成在场部公开演讲;从对农场具体问题的不满,发展成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

终于,在死去的女知青的追悼会开过不久,以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为主体的百余人的队伍,打着“云南农场知青赴京汇报 团”的旗帜,沿昆洛公路北上了。

此时,还未从橄榄坝事件中清醒和振作起来的农场领导,已是无能为力了。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省农委、省知青办、省农垦总局、省公安厅等组成联合工作组,顺昆洛路南下劝阻说服。

工作组在思茅、墨江、玉溪等地多次与知青队伍接触,唇枪舌箭,晓以利害,温和的说教与严厉的批评并用,但均不奏效。我们在总局机关听到的消息,是知青队伍一天天逼近昆明。不知怎么,当时我心中充满了紧张和不祥的感觉。

早在四年前,在兵团体制转向国营农场的动荡时期,在境内外“滇西将有地震来临”的传闻中,一千多名成都知青曾以“逃地震”为名,沿着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席卷而来,一时间震惊昆明和北京。也是在沿途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最后出动了解放军 和民兵,在知青队伍距昆明三百公里处,进行强制包围和遣返。

这样的情景还会重演吗?

知青们这样想,工作组的人也这样想。

但工作组和昆洛路沿线的党、政、军机关始终未接到四年前那种严厉的命令。

12月中旬,知青队伍陆续抵达昆明。

以一位省委副书记为首的庞大的工作组,在昆明展开了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

我去招待所时,看见北京、上海、四川、重庆等省市知青办,已应云南紧急电邀派人飞赴昆明,以家乡人的特殊身份, 正向“赴京汇报团”的知青们劝解进言。

地处昆明火车站附近,刚刚拔地而起的三叶饭店,人称“知青大厦”,是省政府为十万知青两年一度探亲途经昆明转车停留而拨专款修建的。这座当时昆明最高的十一层建筑物, 还未正式开张,就迎来了第一批不速之客。工作组把“赴京汇报团”的知青们全部安置在这里。

工作组不停歇地在三叶大楼里召开各种座谈会,希望能从知青们在会上的发言中看出“说话有份量”的领头人。可知青们似乎早有防备,在会上人人三言两语,不见谁崭露头角。工作组要知青们推选代表,与省委领导直接交谈,可届时来到会 议室的,仍是一大拨知青,没有谁自称是代表。

相反,知青们提出的种种尖锐问题,则不断地向工作组“将军”:

“下乡知青几年后就可以回城,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城?”

“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早就从农场调回了北京,为什么只留我们在边疆扎根?”

“我都快三十了,在边疆找不到对像,求你们帮助找一个,我立刻就回农场!”

“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我们已经过了快十年,你们能不能到农场去体验几个月?”

……

说服劝阻工作陷入僵局。

农垦总局组织我们机关干部为知青送去饭菜茶水,未能缓和知青们的情绪;总局几位局长把知青们请到总局机关座谈,也未见转机。

总局机关里一位熟悉知青生活的“老农垦”对我说:这次恐怕是积重难返了。果然,12月下旬初,也就是历史性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时候,发生了

知青在昆明火车站卧轨的严重事件,导致由昆明发往北京的列车中断运行72小时。

昆明-北京的热线电话不断。云南省委办公厅的“红机子”开动了,昼夜都有领导值班。

领导工作组的省委副书记,披着一件旧军大衣, 亲自来到昆明火车站内,反复劝说知青们停止卧轨。却被知青们围困五个多小时,滴水未进。

早已习惯了亚热带温暖的冬日生活,衣着单薄的知青们,尽管在瑟瑟寒风中不时紧缩着脖子,但仍然卧在冰凉的铁轨上。

众多的市民涌向火车站围观,其中不少人的家里都有知青仍在乡下、农场。一位昆明纺织厂的女工焦急地对知青们说:“你们快起来,这样下去要出事的。”

在昆明站内因知青卧轨而滞留的旅客,有的对知青骂声不绝,但要多的人则表示深深的同情。

就在人们紧张地做着卧轨知青们的工作时,另一部分知青却已悄然绕道北上,于12月底突然出现在山城重庆。

一位正在家度探亲假的重庆知青,曾经很兴奋地向我描述了他当时在山城的所见所闻:那天上午,快 10点了,笼罩山城的大雾还没散尽,市民们却惊异地发现,市中心的闹市区解放碑一带,亮开了好些 “云南知青赴京汇报团”的横幅、旗帜,三三两两的上海、重庆知青在那儿向围上来的路人们演讲。

年未,景洪农场十分场上海知青数十人抵达北京。

那天,京城里飘着雪花,到处银装素裹,久居南疆的人一下子见到了真正的冬日。这儿比起关山阻隔的云南,气候总是明朗得多。

正沉浸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天安门“四·五”事件平反的巨大喜悦中的首都人,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忌辰尚未到来时,已纷纷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知青代表们一下火车,就直奔天安门广场。

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知青们整齐列队,朗读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文: 敬爱的总理,我们多想您再回到西双版纳,

看一看您亲手栽下的橡胶树,

听一听我们对您的知心话,

和我们再过一次泼水节吧,

我们知青想念您!

……

当人们得知他们是刚下火车的云南农场知青时, 不少人竞相同他们握手。

朗读完诗文,列队的知青掏出几张十元的人民币,贴在纪念碑上,并向周围的人们说,这是向筹建“周恩来总理纪念馆”的捐献。这一举动,引起四周人群的阵阵掌声。

这时,两位身着制服的中年人,把知青代表请到纪念碑外,向他们出示了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证件,告诉说:王震同志要接见你们,请随我们到招待所先住下。

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使知青们惊讶,继而又兴奋起来。他们原来以为在首都不知要费多少周折才能见能到中央领导,因此在火车上就设想了好几种方案,想不到现在竟这般顺利。

性急的知青已跑到附近邮局,向农场的伙伴,向家乡的父老拍去电报。

老部长的谆谆嘱托

1979年1月中旬,农垦总局领导向机关全体同志传达了国务院副总理、老农垦部长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1月4日接见几名知青代表的谈话纪要:

王震首先表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切。

王震说:今天我同民政部长程子华同志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我们交交心。 我们两个老头子来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这些青年人务必要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的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不妨同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谈谈,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你们闹事,不对嘛!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后要转过来,作自我批评。

王震在听取了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语气沉重地说: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整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多少年的老同志,我被游了街,程子华同志也靠边站多年,我们的叶剑英同志,80多岁了,老人家也受了苦。邓小平同志也一再被他们诬陷。

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 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那些。中央已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了。你们回去后,也要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

当谈到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时,王震说:

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30多岁才结婚的。像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30多岁了才结婚。

王震勉励知青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志建设边疆。他向青年们讲了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左右丞相房玄龄和魏征讨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故事。他说:我们现在还在创业,这么穷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要花很大力气,还要过困难日子。知识青年要在边疆安家立业,创造新乐园。

王震还很有感情地回忆说:

你们西双版纳农场,周恩来同志、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我在北大荒过过春节,也在你们勐腊那里过过春节。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也能有茄子、辣椒吃。

王震最后对青年们说:你们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看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请你们赶快回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这次接见的消息迅速传遍云南垦区,对于稳定边疆农场的局面、稳定知青的思想情绪起了重要作用。我从总局机关编印的一些简报上得知:一些农场知青成立的类似“汇报团”、“联络站”一类的组织自动解散了,部分单位的罢工停止了。

知青代表返回云南农场后,在1月23日写给王震同志的信中表示:“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等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虽然我们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却影响了安定团结局面。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一教训。”

但是,已持续十年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所积累的巨大问题,已不可能是一次接见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当时中国城市里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子女下乡,社会上一提起知青的事就怨声载道。

“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的传闻,从首都流向四面八方。总局机关的知青们也在不断议论着这类传闻。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们都在期待着。

只不过,农场的知青们太急了。他们不象农村插队知青两三年后就有种种回城的机会,他们两三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他们已经蹉跎十年,被耽误得太久了!

勐定坝在流泪

云南农场经过短暂的平静,焦急等待的知青们,在中央调查组来滇后,重又发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强烈呼唤。而这次风波早已越出西双版纳,遍及云南农垦的各分局和数十个农场。其中, 以滇西南的勐定农场为最甚,以成都知青最为突出。

1月中旬,以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西双版纳广泛接触知识青年。

农场一改以往对各类慰问团、工作组的迎来送往、酒肉款待、文过饰非的态度,使中央调查组直面现实。

问题远比调查组事先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知青们长时期的缺油缺肉缺菜,营养状况极差;

女知青中患妇科病的比例很高,有些连队连普通的卫生纸也买不到,不少女知青在月经期间照样下水田、上山开荒;

知青非正常死亡不断增加,一次事故死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知青中因种种原因自杀的案件剧增,在我们总局青年处一年一度的“知青综合情况统计表”上,自杀死亡数已在非正常死亡项目中名列首位;

未婚同居现象大量出现。一些连队未婚同居的人竟占到知青总数的一半以上;

少数农场干部的恶劣作风令人难以容忍。

……

令调查组的同志们忧心忡忡的是,知青们由于多年来精神生活上的荒漠,感到前途无望,在知青群体中已滋长了明显的“灰色情绪”。

调查组还看到一个令人心惊的数据:处在人烟稀少的西双版纳的5.5万多农场未婚知青,都早已达到或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晚婚年龄,而其中女性只占五分之一。且大多数女知青又不愿在农场安家落户。

在黎明农场,一群又一群来自上海郊县的男知青,围着中央调查组几位老同志,恳切地反复地说着一句话:

“帮我找一个对象,我就安心在边疆,实在不行, 就放我们回家吧!”

这似乎让人啼笑皆非,却又是那么认真,那么催人泪下!这不是任何官僚术语可以搪塞的,也不是反复强调什么“政治意义”可以解决的。

五十年代担任共青团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王宇辉,凭他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经验, 几年前就上下呼吁“不解决知青们的结婚安家问题, 他们迟早都留不住”。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几乎听不到什么反响。数年间就靠着种种政治鼓动来激励知青们扎根边疆,而恰恰严重忽视了人的最基本的需要。

赵凡和他的调查组面临着巨大的两难选择:要么解决知青的困难,要么同意知青回城。前者,似乎谁也没有良策,后者,则不是他们的身份和使命可以办到的。

在赵凡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多少棘手的难题,他差不多都闯过来了。而这一次,在如同自己儿女般年龄的知青们面前,他却似乎闯不过去了。赵凡苦苦地想着:要么负命而回,返京后惯常地汇报研究一番,本来嘛,给自己的使命就是“调查”;要么真拿出点勇气来,做一两件对得起十万知青的事。这可是担风险的呵!

赵凡,这位令云南农场知青至今怀念的老同志,当时真是难为他了!

正当中央调查组对农场知青的境遇深深同情,而又处在十分矛盾的状态时,突发了一系列惊人的事件:

景洪农场部分知青重又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回城目的决不罢休;

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部分知青因要求回城得不到答覆,竟砍断了近百株已经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雪白的胶乳顺着梯田汩汩流淌。

勐定农场7000余名知青集体罢工,要求回城。

1月下旬,刚到勐腊农场处理突发事件的赵凡,突然接到州委转来的中央办公厅给他的急电,指示赵凡迅即赶往勐定处理一切。

勐定农场,地处1988年大地震震中区的耿马县,是滇西南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地方,5000多名成都知青占了云南农垦成都知青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当赵凡一行星夜兼程赶到这里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进场部的宽阔大道上,1000多名男女知青黑鸦鸦地跪了一大片,用嘶哑的、呜咽的声音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望着这一令人心碎的场面,赵凡跌跌撞撞地跳下北京吉普,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赵凡哭喊着,去拉跪在地上的知青,连声说:“青年们、孩子们,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 中央调查组的几位女同志,抱着几名跪着的女知青哭在一起。

两代人都哭了。

勐定农场场部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气氛中,知青们那震撼人心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一场早到的春雨来了。细细的雨丝在勐定坝上空飘飘洒洒,似乎翠绿的勐定坝也在哭泣。

赵凡直起腰,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水,拉着一位知青的手,哽咽着,但却是那么郑重地向仍跪在地上的知青们保证:“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知青们听得真真切切。顿时,他们的哭声、叫喊声、欢呼声连成一片。知青们真想把赵凡抬起来。

而此时的赵凡和他的同志们,却还没有从沉重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们比知青理智得多,知道事情的艰难。

我记得,就在勐定坝的事情在农垦总局大院里传开后不久,赵凡同志返回了昆明。很快,在中央的指示下,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的领导人和知青办负责人,于1月底在昆明参加紧急会议,会上作出了由原动员地区尽快分期分批地接收云南农场知青回城的决定及部署。

这一年春节还未过完,在滇南、滇西南的昆洛、昆畹、昆河、昆西干线等公路上,长途客车载满了行色匆匆的干部模样的人。京、沪、成、渝、昆5个城市数以千计的各种各样的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派出得力干部,带着各类招工指标、顶替指标、机动指标,赶赴云南边疆办理本单位职工子女回城事宜。

在勐定、勐腊等一些农场,历来很神秘很神圣的办理知青调动专用印章,被高挂在办公室窗户上,听凭知青们随意使用。

恢复高考后考入云南各所大学读书的数百名农场知青,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也中断了正常的学业,办理了退学手续回城。

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云南农垦的10万知青走得所剩无几!

与此同时,知青回城风迅速从云南刮向北大荒、海南岛的国营农场,刮向全国农村。

国家计委已列入国家预算的1979年80万知青上山下乡计划,实际上只勉强动员了24万多人。

到了1980年,曾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1989年,一位当年勐定农场的知青去北京看望已经离休的赵凡同志。两辈人紧紧握手,是那么感慨,又那么理解。

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围在一起看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荧屏上出现了女知青裴晓芸到农场七年了,才第一次能够在一个废汽油涌里化雪洗热水澡的镜头。裴晓芸伤心地哭了。

坐在我身边、曾和我同为云南农场知青的妻子也哭了。

刚上小学的女儿呆呆地望着妈妈。

我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我至今都难以忘记的话:

“这些孩子是早就该回来的啊!”


转自《共识网》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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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7-04

不要刻意回避真实的史实

      ——读《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以后,各种反响都有,不足为奇。我在上篇《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知青大返城——与朋友的通信》一文中特意指出,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里,如此大规模地讲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实事是第一次。应该说是一个突破。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短短两天里有上万人阅读。

2014年8月29日我的北京好友特意发来短消息,告知在《共识网》历史·现代栏目上有一篇《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的文章,(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829112210.html)(因为文章较长,这里就不专门转载了)

《共识网》在介绍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转折,仍然在边疆、农村的近千万名知识青年们,不安地躁动着,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知青返城风,当年生产建设兵团的数十万名知青首当其冲。云南国营农场,更是在这场牵动城乡亿万老百姓的返城风潮中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作者刘益飞自我介绍——

看昨晚《邓小平》中关于当年云南兵团知青作为全国知青大返城源头的两集,作为当年的云南知青、兵团主管知青工作的青年处干事,感慨万千!1991年,我在《青春无悔》中第一次以纪实文学方式披露大返城史实,引起轰动效应,被国内外媒体转载。也算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历史的事!

没有看过刘益飞1991年出版的《青春无悔》一书。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记录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是1989年《海南纪实》刊出张力甫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这时距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发生已经有十年了。文章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真相。

全书记载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过程的: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曲博、罗小文主编《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中国国际实业家出版社)、刘晓航《我要回家》(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全书有专门的章节记载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过程的:赵凡《忆征程》(中国农业出版社)、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建中《回眸、思考、述评》(国际文化出版社)、丁晓禾《尘劫----知青畅想曲》(中共党史出版社)、王增如、李向东《中国1968上山下乡》(解放军出版社)、杜鸿林《魂断梦醒----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纪实》(宁波出版社)、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和法国人潘鸣啸写的《失落的一代》等。

媒体上发表的主要作品:皮皮鲁:《红土热血:难以醒来的梦境》(刊于重庆《时代信报》)、《热血冷眼向北方----专访云南知识青年北上总指挥丁惠民》(刊于《重庆晚报》)、陈与:《1979年2万重庆支边知青胜利大逃亡》(刊于《男人周刊》)、卓人政:《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刊于云南《生活新报》)、张卫:《“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刊于《南方周末》)等。

电视媒体上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报道有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见证历史》----《回城》(2006年12月26日);香港凤凰卫视的《红尘滚滚》;上海电视台《纪实》栏目上播放了《我要回家》、《争取回家》、《终于回家》等。

还有在知青主办的刊物、网站和博客上大量的回忆文章。

看了刘益飞的《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这篇文章,我感到作者“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历史的事”需要打一点折扣了。

为什么?

作者可以回避了一段真实的史实。

研究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的时候,究竟是女知青之死是事件爆发的起因还是丁惠民给邓小平写信是事件的起因?

在刘益飞的文章里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了女知青死亡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起因。只字不谈及当时云南景洪农场十分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给邓小平的信。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不知作者的是何意图?

为此,我特意向大家介绍一个博客《橄榄坝老波涛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506436173)署名“老波涛”的朋友时当年的亲历者。他的博客里有一篇《她因爱情长眠在边陲》的文章,共计9篇。详细讲述了上海女知青瞿林仙死于医疗事故的过程。亲历者明确记载瞿林仙死亡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2日。

作者指出:“该事件的发生是与云南农垦系统广大知青压制在心头多年的积怨也是事实,爆发了西双版纳知青汇集景洪县游行、写大字报、罢工、绝食、卧轨、去北京上访,早已在酝酿中,本案发生实属巧合,不是诱因,但是,在广大知青中启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们版纳知青返城运动中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震憾力。”

在刘晓航教授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记载的是1978年11月11日。(有的书上说女知青叫徐玲先,有的是叫瞿林仙)刘晓航在书中写道:(第216页)“早在橄榄坝事件未发生以前,10月初在景洪农场的十分场知青中已经在酝酿一场谋划已久的知青返城运动。……11月下旬,当州委与农垦分局焦头烂额地处理橄榄坝事件时,来自版纳垦区八大农场的知青代表就在州委眼皮底下秘密召开了第一次知青代表联席会议,确定了返城运动的大政方略及具体的实施方案,一场即将席卷版纳垦区进而影响全国的大风暴正在形成,而这场返城请愿运动的领头人,是一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十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也讲到了知青写信给他的事实。那么,丁惠民给邓小平写的公开信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丁惠民在回城以后写了一篇《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一文中回忆是1978年10月16日。

很清楚,丁惠民给邓小平写信是在女知青死亡事件之前。刘晓航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描述的(见第226页):丁惠民在1978年的9月就开始萌发给邓小平写信的念头,并且与同在一个学校的几位知青朋友商量(包括北京知青钟阿城)。在信起草以后,他与上海知青胡建国一起商量,反复推敲后完成了这封信。信,肯定是丁惠民写的。

无论是女知青之死,还是丁惠民写信,它发生在难忘的1978年,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到了总爆发的时刻,也是导致知青大返城的重要“导火线”。一位知青死了,一位知青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告状。在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当时的各级领导的麻木、无知,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采取措施的迟钝、无能等等,加速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脚步,局面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整个事件的起因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此之前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一个累积的过程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

应当看到,在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发以后,将近十年,在我们的一些公开的媒体上是没有记载的。以后陆续有了一些记载,也算是一种突破。可能各位专家学者在记录和引用当事人的回忆,或者在有关的资料的查阅上存在一些差错,也是有情可原的。但是,这个时间上的差异,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起因研究和分析有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起因,避而不谈,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最初的事态,竟是从一位女知识青年的死亡开始的。”这样的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为此,刘益飞在文章里把女知青的死提前了三个月,说是发生在1978年8月。这样的错误目的何在呢?是不是为了说明这件事情的发生才是引起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原因呢?在当事人还都活着的时候,这样“玩弄”历史事实是很不应该的。

在“昆明——重庆——北京”一节里,作者讲述了云南知青北上请愿是“终于,在死去的女知青的追悼会开过不久,以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为主体的百余人的队伍,打着‘云南农场知青赴京汇报团’的旗帜,沿昆洛公路北上了。”

最终闹到知青决定北上请愿的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云南知青北上是请愿,不是“汇报”。

谈起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上海知青丁惠民起草的三封信在各种关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出版物里都能够看见。按照信的作者丁惠民的回忆中说:“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只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锋芒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质疑。我的用意主要是想促使知青群体中那部分思想认识比较先进的知青行动起来,他们是我预期中的最终能支撑起这场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也是运动成败的一个重要部份。”那么第三封的请愿书是云南知青北上请愿时递交给中央领导的基本上是反映知青民意和要求的集成。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在《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2008年5月8日和5月9日昆明的《生活新报》)一文中说:“正当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之时,发生了云南农场知青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信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引起了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切。”

在丁惠民的第一封信发出后,立即得到西双版纳各个农场的知青的签名响应。当时的东风农场知青第一个将这封信抄写成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贴在农场场部门口。一时间,关于这封信的议论成为整个农场的中心话题。当时,丁惠民的住处很快成了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的一个中心。丁惠民后来回忆说:“各地各农场知青纷纷前来串联询问交换信息,探讨范围也远远超过返城问题。这说明知青也同样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局限于自身利益。我这里成了知青的民主论坛和会议中心。时时刻刻都聚满了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我亦从中受益非浅。学校的知青老师自动组织起来,帮着烧水煮饭,接待前来的知青,下面连队的知青则源源不断地送来大米蔬菜等。真有点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气氛。”(丁惠民:《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

从现在能够看到的材料分析,当时知青的罢工已经开始,但对于是否要北上请愿的问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消息公布以后,无疑是火上浇油。丁惠民在若干年以后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一文中坦诚:“十二月十五日,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结束的消息,如火上泼油,知青感到回城无望,愤慨之极。刚刚组建成团,待命出发的‘请愿团’发生了意见分歧,部分知青代表强烈要求,立即北上……”

第三封信就是那份“请愿书”,是作为云南知青到北京请愿时,向中央的领导递交的一份材料。请愿书明确提出了知青的要求:“八年了,父母的泪快要流尽了,我们肉体的青春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我们可以干最脏的最累的活,领取最低的工资,但只要回到父母身边,再苦也是甜的。恳求中央早日决策!”一句话,知青要回家。

这三封信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请愿、罢工以及北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三封信凝聚起了云南知青,以至于事态的发展会越演越烈。

在《云南知青返城大风潮》一文里根本没有提及这些重要史实。连云南知青第二批北上请愿是如何登上列车?是由谁带队的?王震接见了那些知青的代表?都没有!至于赵凡为何星夜赶赴勐定农场,也没有讲清楚孟定农场的知青绝食、下跪的史实。

是不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忌讳写到丁惠民这个人,不得而知。对于丁惠民写了三封信,并且组织领导了云南知青罢工和北上请愿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这个人物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存有争议,今日有被劳教(后来解除劳教决定书里,对他有“处理不当”一说)的事情,就此抹杀他曾经对于知青大返城所做的努力。我感到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

历史就是历史。这与电视剧的虚构和在创作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对待历史人物往往采取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做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是不是这个原因,只有作者自己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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