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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生:南阳“文革”亲历记之五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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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五:主要群众组织

(2013-04-18 10:08:48)


1、南阳一高的群众组织

南阳一高最早的群众组织是文化革命领导委员会,简称“老文革”。老文革是在工作组的扶持下成立起来的,实际是官办组织。人员以学生会干部和团支部干部为主。高文章为主席,副主席有王平玉、王英杰、崔钦海(原学生会主席)等。
1966年9月5日,南阳一高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成立,简称一高文联。人员以农村学生为主,大都是贫下中农、草根人士。头头有胡万有、杨豪信、张富太、谢增寅、崔勤富等5人。头头称服务员。
文联成立后,老文革随之瓦解,一部分人加入了文联,剩余的人组成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文筹”)。文筹头头有黄金发、刘文生、朱鹏志(一高教师)等。另一部分人成立了九一五红卫队,各班为红卫分队,如二甲班的九一五红卫分队,贾先有为头头。九一五红卫队和文筹是一个思想体系。
随后从文筹分化出红旗兵团和八三一造反司令部。红旗兵团后更名为星期六造反队,人员以三丙、三丁两班为基础,以干部子弟和成份较高的学生为骨干力量,头头有方恩铎、冯华欣、龚光奇、王振宇等。八三一造反司令部头头有郝西怀、胡立良等。八三一后来加入了文联。
一高文联归属南阳二七分社,星期六造反队原属于二七,后归属南阳摧资联络站,一高文筹归属南阳东方红(即后来的宛造总)。
改革开放后,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有了各自的归宿。高文章曾任南阳师院后勤处处长;王英杰曾任对南阳运输公司经理、邓州市委书记、南阳市水利局局长;王平玉曾任南阳教委招生办主任;崔钦海曾任卧龙区组织部副部长;胡万有在部队提干,转业到河南油田后因受政治气候影响,为一般干部;杨豪信考上了南师,但因当年之事被取消学籍,后自谋职业为生,自得其乐;张富太曾任南阳市第五中学副校长、南阳教委教研室主任之职;谢增寅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多次跳槽,后在南阳市二中任教;黄金发自谋职业,混得不错;刘文生为南阳市工商行一中层头头;朱鹏志曾任南阳一中校长;方恩铎、冯华欣、龚光奇、王振宇等在“星期六造反队”一节中有详细交代,都有不俗的表现;郝西怀、胡立良在企业工作,工作稳定,遗憾的是胡立良数年前已经去世。
2、南阳市的群众组织

南阳市三大派组织:一是二七分社,二是宛造总,三是摧资联络站。

二七分社

二七分社原名为二七总部,成立于1967年2月7日(《南阳地区志》说成立于7月25日河南二七公社“胜利”以后是不正确的),隶属于河南二七公社。河南二七公社是河南“响当当”的造反派,成立于1967年2月7日,最初由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州大学联委等造反派组织组成,后来在河南各地设立分支组织。
南阳分社最初由一高文联、南农八一八、市建先锋、一高红旗兵团、外贸车队工造委等造反派组织组成。在各县的分支机构为“总部”。分社第一任社长邱明堂为市建工人。9月,邱明堂闹分裂,另立山头,当了摧资站一把手。随后分社社长由外贸车队工人、原副社长邱凌云继任。分社副社长为杨豪信(一高学生)、赵富贵(农校学生)。其他头头有胡万有(组织部长、一高学生),方天才(作战部长),余振江(后勤部长、水泵厂工人),石善亭、金作梓(先后为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农校学生),姜成合等。南阳分社在南阳主要保地委副书记张书先。

宛造总(市造总)

宛造总挂靠河造总,在河南省保何运洪、文敏生、赵文甫,在南阳保林晓。初期名为东方红造反司令部,头头有刘怀志(市邮电局工人)、蓝光庆(工人)等。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东方红造反司令部更名为南阳市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简称“市联总”。1967年1月27日,“市联总”夺了南阳地委的权。此夺权被二七分社称为“一·二七反革命假夺权”。1967年6月“市联总”更名为“市造总”,在南阳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正式挂牌成立。此次更名把“联”改为“造”,其动机可能是为了突出“造反派”性质。“市造总”核心组织有南阳专属“红造司”、“左联兵团”等。
“市造总”即“宛造总”。“宛造总”是人们的习惯叫法。
1968年春,宛造总分化,以二高中“求真理”为代表的左翼势力退出宛造总加入二七分社。二七分社认为,宛造总的右翼顽固派包括“东方红公社”、专署“红造司”、“左联兵团”、一高“文筹”等,是“地地道道的‘十大老保’体系……二月黑风中,他们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伙同‘公安公社’,追随何运洪,残酷镇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其手段之毒辣,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何运洪,江西省吉水县人,1911年出生。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1967年7月,中共中央就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

摧资联络站

南阳摧资联络站简称“南阳摧资”,1967年9月从二七分社分化而来。头头有邱明堂(市建工人)、冯华欣(一高学生)等。摧资对上依然隶属于河南二七公社。就是说,南阳分社和南阳摧资有一个共同的婆婆——河南二七公社。但在南阳,两个小媳妇却打得不可开交。
摧资在南阳主要保地委副书记杨林波。
3、三大派水火不容

三大派都自称自己是造反派。但二七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宛造总是保守派的变种,摧资是立场不坚定的投机派、妥协派、分裂派。摧资认为二七“修”了。在对待地委领导干部的态度上,二七保地委副书记张书先,宛造总保地委书记林晓,摧资保地委副书记杨林波。总的态势是:你保我打,你打我保,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根本不分什么青红皂白。
摧资和二七本是一家人,对林晓的态度没有分歧,都持批判态度,只是因为对杨、张的态度不同而闹僵了。实在过不到一块,摧资就另立了山头和二七分社拜拜了。二七和摧资都认为对杨、张的态度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水岭,是有你无他,有他无你。
为避免摧资站揪斗,二七分社把张书先藏在南阳一高后楼20多天。张树先就睡在一张芦席上,用床板当楼梯爬上爬下(为安全期间,楼梯拆了)。分社派6个人保护,其中有一高学生刘长海。南阳独立营派一战士警卫。
同样,摧资站也把杨林波藏来藏去。
1967年4月18日《南阳政法机关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工作情况和下步安排意见》中有如下一段话: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掀起一股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股反革命逆流,除一高文联和南农黑八一八两个非法组织所进行的破坏活动以外,还表现在:”下面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有这么一段:“市建筑社黑“先锋”,在邱明堂和曲××的策划下,冲进一高中与一高修文联和南农黑八一八一起纠集200余人上街游行,并高呼口号,踏平公安公社,还我二七战友。”“以上情况再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英明论断,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的教导,切实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对敌斗争。”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斗争多么激烈。
1968年2月7日,《河南日报》和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报导了“革命领导干部张树先”参加南召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消息,表明了省革委的态度。二七派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但是就在这一天,摧资发表了“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树先”的严正声明,声言“不打倒张树先死不瞑目”。同时要求每人捐款2角,筹集资金赴京“告状”。
二七派在杨林波的日记上发现一条足可以把他置于死地的重要罪证,杨林波说,你说你是马列主义,他说他是马列主义,要是马克斯在就好了。在一次辩论中,大家抓住这句话把杨林波被问得张口结舌,吓得冷汗淋漓。
在那样的形势下,你吃饱撑的,记这干吗?
杨说话也不谨慎,1967年11月4日,他到农校“检查”、“亮相”,不料被造反派围在那里,“亮相”会变成了批斗会,批斗中他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党内不统一”,“就是毛主席说,我也想不通!”这还了得!你反对毛主席呀?在大家义愤填膺的诘问下,他无法圆场,步步退让,结果又结结巴巴地冒出一句足可以让他后悔半生的话,他说“我这是敢于暴露思想”、“我怀疑中央文革”。这一下更砸了。这就叫欲盖弥彰,屎壳郎滚粪球——越滚越大。“怀疑中央文革”这个罪名便像万能胶似的粘在他身上了,就连他的铁杆保皇干将邱明堂也不得不承认保杨林波保错了,“保了一个怀疑中央文革的杨林波。”
两大派闹得红红火火,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杨林波、张书先居然成了儿女亲家。杨林波先后任洛阳铁路局局长、河南省交通厅长,张书先先后在河南省商业局、粮食局任局长。两家关系并没有因为那些可笑的派性斗争而受影响。
二七分社成立不久,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并进一步扩大影响,1966年7月28日向设在市文化宫的河造总东方红兵团发动攻击,一举将其击溃。致伤数十人,抢走了扩音设备、高音喇叭等宣传器材。河造总派许多组织解体,就此一蹶不振。此事件被称为“七二八事件”。
南阳市还曾有过一个短暂的组织,自称南阳市第三司令部,头头为南阳农校学生李向阳,他借用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影响,领着一帮初中学生进行打砸抢。因不得人心,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李向阳于1968年5月被南阳地区公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拘留审讯。
在南阳,较早成立并具有一定影响的造反派基层组织除一高文联(1966年9月5日成立)外,就是农校八一八了。农校八一八1966年9月7日成立,头头有赵富贵、董久长等。
一高文联和农校八一八一直“并肩战斗”,1967年3月13日被同时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取缔。1967年7月25日中央承认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非法组织”得以“平反”。纪登奎来南阳说:“宣布非法组织是是非颠倒。”
在社会上人们常称这两个组织为“八哥”、“莲(联)妹”。对立面则称“一高修文联”、“南农黑八一八”。
地委机关的组织举足轻重。地委机关先后成立三个组织,即地委红旗、地委先锋、地委造联,分属于南阳二七、南阳摧资和宛造总。
4、三结合情况

1968年5月29日,南阳地区和南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群众组织代表结合情况如下:
地革委常委(20人,暂缺5人):邱凌云(外贸车队工人)、方天才(拖拉机修配厂工人)、李云章(电厂工人)、姜成合(南阳日报印刷厂工人)、何正华(市邮电局工人);赵富贵(南阳农校学生)、胡万有(南阳一高中学生)、艾书恒(南阳二高中学生)、周文彦(省七技校学生)、刘炳正(南师学生);陈汝梅(镇平县某大队支书)、周欣焕(女,新野县某大队民兵)程传亮(南阳市郊区农民);常征(原地委机关干部)、刘怀志(市邮电局工人)。
地革委委员中群众组织代表56人(略)。
地革委主任为张成国。
南阳市革委常委中的学生代表有:杨豪信(南阳一高中学生)、董久长(南阳农校学生)、张闯(女,南阳一初中学生)、朱长玉(南阳三初中学生)、陈淑琴(女,南阳二初中学生)。
南阳市革委会主任由南阳军分区副司令员雷元锋兼任。
5、主要头头大结局

“文革”后,南阳三大派的头头们风风火火的日子走到了头,命运似乎给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们从起点出发,轰轰烈烈地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
南阳分社社长邱凌云,南阳市外贸车队司机,地革委常委。失势后仍做司机,1975年前后曾在南阳汽车站摆摊擦皮鞋。后精神失常去世。
摧资联络站站长邱明堂,因对抗省革委,未被结合。1973年12月因煤气中毒去世。
两“丘”之虎,争得波澜迭起、天翻地覆,到头来一个疯了,一个煤气中毒了,如果地下有知,他们一定会见面一笑说,何苦呢?
分社副社长赵富贵,南阳农校兽医班学生,地革委常委。曾任团地委书记。“文革”后下放到偏远地区的淅川县滔河公社任一般干部。后在南阳市一家中医门诊部坐堂行医。
分社副社长杨毫信,南阳一高学生,市革委常委。1982年考入南阳师专物理科,1983年7月因“文革”问题被取消学藉。后自谋职业。再后来,常和老伴一起追随着两个女儿的身影在南阳、美国和深圳之间飞来飞去。
分社作战部部长(文功武卫指挥部指挥)方天才,南阳拖拉机修配厂(后改为南阳油泵油嘴厂)工人。地革委常委。因“文革”获刑,出狱后开办油泵油嘴修理部,后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私营企业。
分社后勤部部长余林江,南阳市水泵厂工人。南阳市革委会常委。因“文革”获刑,出狱后先养蚯蚓,后在七里园做钢材生意。南阳烟厂附近有一幢名为《余家园》的6层小楼,豪华气魄,即为他家宅院。
分社组织部部长胡万有,南阳一高学生。地革委常委。1970年12月当兵,1973年入党,先后任班长、排长、团训练队副队长、连指导员。1981年转业到河南油田,曾任油田测井站团委书记、技工学校后勤管理员等职。1986年因“文革”问题被“清除”出党。
分社常委陈中贵,南阳地区教育局干部。曾任新野县县委书记、地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文革”后下放到某县任一般干部。
分社常委姜成合,南阳日报印刷厂工人。地革委常委。因“文革”获刑,出狱后回印刷厂,后中风去世。
在“三结合”中,被结合为地革委常委的人员还有:
李云章(南阳电厂工人)、何正华(南阳市一中教师)、艾书恒(南阳二高中学生)、周文彦(省七技校学生)、刘炳正(南师学生)、陈汝梅(镇平县某大队支书)、周欣焕(女,新野县某大队民兵)、程传亮(南阳市郊区农民)、常征(原地委机关干部)、刘怀志(市邮电局工人)。被结合为南阳市革委常委的学生代表有:董久长(南阳农校学生)、张闯(女,南阳一初中学生,原名张清华,“文革”中更名张闯)、朱长玉(南阳一初中学生)、陈淑琴(女,南阳二初中学生)。
上述人员,“文革”后总的情况是,原是农民、工人者依然是农民、工人,原是干部者依然是干部(一般干部),原来是学生者,通过参军、招工、嫁人等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未大富大贵,也未有大不幸。
“文革”后,中央没有过多地为难这些头头们,是为英明之举。“文革”中不断翻烧饼,一会烤这边,一会烤那边,没有不挨整的人,也没有不整人的人。如果还像那样,把这些人看成“文革余孽”,只能种下仇恨,种下苦果,必然是国无宁日,人无宁日。几个判刑的人,出来后也都有了正当职业,不少人赚得钵满盆满,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据说从2012年起,一些受“文革”牵连而失去工职的人员,国家每月还发放一定的生活补贴。这无疑也是一个宽宏大量、充满自信的举措。毕竟当年都是跟着党中央走的,毛主席指向那里他们就打向那里。只要没有刑事责任,就不该代人受过。
当年的这些头头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留恋那个时代。例如胡万有,曾经是地革委常委,后被“清除”出党,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他认为“文革”就不该搞,失败是必然的。那时整个社会就像暴雨之后的河水,社会成员如同浑浊河水中的漂浮物,翻腾着、撞击着,你撞别人,别人也撞你,幸运者寥寥无几。他说,毛泽东那一套阶级斗争的理论夺取政权有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显然不适用。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不可能永久不变。他认为“文革”的失误主要是,一、时间太长,人人疲惫。二、整人太多,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人人自危。三、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没有大的改善。四、贻误了一代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而失去了不该失去的。
由此,我对他刮目相看。
不以个人恩怨论是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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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六:“七二八事件”的余波

(2013-04-18 10:15:53)

《南阳地区志》在记载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中有如下记述:“省会郑州群众组织分两大派,南阳的群众组织也分属这两大派。群众组织分成两派后,明争暗斗不断,且日益加剧。1967年7月25日,河南二七公社在派性斗争中占了上风,南阳遂成立‘二七公社南阳分社’,并围攻属河造总派的‘东方红兵团’驻地南阳市文化宫,致伤数十人。河造总派许多组织解体。”
此事件被称为“七二八事件”。
此事件我没有参加,但其余波我却是深有体验。
事件的第二天,东方红兵团的报复行动开始了。东方红兵团的基层组织铁军打头阵,数百人排着队伍,开着宣传车,杀气腾腾地向南阳一高中校院开来。铁军是一个工人组织,打打杀杀最为有名。铁军的头头黄强,也是东方红兵团和南阳市宛造总的头头,1968年5月被南阳地区公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私藏军火”的罪名依法拘留审讯。
那天下午,一高文联的十几人在学校的后楼上无所事事,或睡觉,或打牌,或闲聊,只有曲喜贵在认真刻写《挺进报》(文联油印小报)。这时,忽听得好像有宣传车开进校园来了,听不清高音喇叭里在叫嚷什么。同学马玉锋慌慌张张地跑上楼来,说,不好了,东方红报复来了,正在前院搜人,要我们交出昨天抢人家的喇叭,交出头头。大家一听就慌了,说怎么办?有人说,现在恐怕跑不出去了,我们赶快把门堵上吧!
学校的最后面一东一西有两幢两层楼,楼前是大操场。现在我们这十几个人就在东边这座楼上。此楼原是二年级四个班的教室和宿舍,宿舍在一楼,教室在二楼。现在这里是一高文联的大本营。“文攻武卫”后,一楼的的门窗用红砖封死了,只留下一个可以出入的小洞,并焊有铁门。
一说要堵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把楼上的乒乓球案子和桌子抬下来,把小铁门紧紧的顶死了。
这时从楼上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架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已停在了操场上,一队一队的人马正蜂涌着向操场上集结。
马玉锋站在我身边,我问,他们抓到人没有?
听说好信躲起来了,其他人不清楚。
我说,估计他们抓不着,他们都不认识,只要不出叛徒,就是走在他们身边,他们也无可奈何。
马玉锋说,其实昨天学生们都是凑热闹,上到楼上摘喇叭,破门打人,是水泵厂、外贸车队那些人干的。现在他们不敢去找工人,就会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有本事你找他们去啊!
马玉锋,方城人,独子,和我一个班,长得精精干干,人很聪明。昨天他去了。参与昨天事件的不只是一高文联,所有的二七派组织大都参加了。
说到马玉锋,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1967年年底的一天晚上,马玉锋等人乘大卡车从内乡返回南阳,走到镇平608地质勘探队附近时,突然有人向车上开枪,造成一死两伤,死者就是马玉锋。一位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
我和马玉锋说话之间,操场上已聚集了好几百人,停了好几辆汽车。后来得知,此时还有一部分人正在前院和中院一座房子一座房子地搜查,见人就打。
太阳明晃晃地炙烤着校园,没有一丝风,酷热难耐。篮球架子和联合体育器械上闪烁着耀眼的白光,楼前的梧桐树撑着大伞,好像誓死也要和我们站在一起。操场上的人群在阳光的暴啄下仿佛失去了耐心,呼了一阵口号后就纷纷钻进树阴或躲到墙根的阴凉里去了。只有停在楼前的喇叭车还在不知疲倦地一遍一遍地广播着他们的严正声明。
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严惩凶手、交出头头、归还被抢器材,解散二七组织。
前院中院搜查完毕后,那群气势汹汹的骨干分子来到了后楼。这是他们寻找的最后的目标。这时指挥车上传出了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对后楼的进攻一触即发。
那些躲在阴凉里的人迅速移动过来,把后楼包围得严严实实。“二七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血债要用血来还!”“踏平一高臭文联,为负伤的战友报仇!”口号声震耳欲聋,我们觉得毛骨悚然。
真的有点害怕了。
有人开始用木桩撞门。有人喊着:爬楼!爬楼!找梯子,找梯子!
我们把头伸到窗外,朝下一遍一遍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几个女生胆气十足,竟从窗口伸出头去对着下面的人群念毛主席语录: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
“有来犯者,只要好打……”
马玉锋、李书光、邢文玉等人在两个教室间跑来跑去,自发地担当起指挥责任。一边派人下去加固铁门,一边安排人守护每一扇窗户,以防下面偷袭。大家互相壮胆,一定要紧守住,为文联争光,为造反派争光。其实心里也虚,要是让他们冲上来我们恐怕就没命了。
不大一会儿,只见下面拉来一架云梯。一群人看了看位置,就把云梯架在一个窗口上,十几个彪形大汉组成了突击队,跃跃欲试要往上冲。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嘴上说不怕,心里却砰砰直跳。我想,要是人家冲上来,我们往下推不推呢?要是把人家推下去,那人家一旦上来,也会把我们从窗户里扔下去。后果不敢设想。
有人打气说,要是他们爬上来,就往下推!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火药味十足。
楼下的人嗷嗷直叫。
瞬间,大家都静了下来,静得透不过气来。这是大战前的寂静,连空气都凝固了。
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待着殊死较量。
但是等了好久,他们却没有冲上来,伸出头朝下一看,原来云梯被四个解放军战士死死地守着,阻止那些人往上冲。
我们高兴得热泪盈眶,朝下面大喊:解放军万岁!
原来支“左”的解放军赶到了。
他们奉命前来制止武斗。
我心中一动,对其他几个同学说,干脆同他们谈判吧。
马玉锋说,兵临城下,你想谈,人家给你谈吗?
我说,试试看吧。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上“谈判”两个大字举到了窗口上向下面晃动。下面人声鼎沸,加上大喇叭哇哇直叫,我们的话下面根本听不到。
在解放军的耐心说服下,他们同意谈判。
解放军让我们派两个代表下来,并表示一定会保护谈判代表的安全。
大家推选我和李芳(化名)为谈判代表。我们由解放军护卫着沿云梯下来。不卑不亢,大义凛然。
李芳是一位女同学,胖乎乎的,二七派的铁杆骨干。关于她的故事,这件事鲜为人知。而人人皆知的是有那么一天,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枚手榴弹,兴致勃勃地往楼前的大坑里扔,没想到弹片竟飞回来把她的肚子炸开一个口子。有人添油加醋地说子宫炸烂了,再不能生育。美女负伤,痛哉惜哉!不过后来人家的日子过得不错,他丈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二人事业有成,也有了儿子,生活幸福。这是后话不提。
我和李芳来到人家的宣传车上,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一、首先必须解除对后楼的包围。二、冤有头,债有主,昨天谁抢了你们的东西,打了你们的人,你们找谁要去,不能伤及无辜。三、如果同意上述条件,我们可以打开大门,让你们上去搜查。但是还没说上几句话,周围的队伍就乱了。他们并不傻,他们一边谈判,一边虎视眈眈地等待机会。就在几个战士分出身来保护谈判并充当第三方之时,他们看到守卫云梯的力量薄弱,便一下子推开解放军战士冲上了楼。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还没有流行凶器,只是拳打脚踢而已,更庆幸的是他们也没有把我们那些人从窗户里撂下来。
但楼上的人个个都挨了打,然后连滚带爬地被人从楼梯上推下来,不少同学都受了伤。然后被扭着胳膊集中在操场中央,严加看管。
谈判自行中止。我和李芳也被他们带到了操场中央,划地为牢,和那十几个人“关”在一起。
他们让我们蹲下,大都蹲下了,可曲喜贵同学就是不蹲,一个大个子走到他面前,命令道,蹲下!曲同学说,你凭什么认我蹲下?那人说,让你蹲下就就蹲下!曲同学斜了他一眼,站着不动。那人按住他的肩膀,照着他的腿弯就是一脚,曲同学蹲下了,但他像弹簧似的忽地一下又站了起来,那人又是一脚,最后把他死死地摁在地上。
牛云青也是一个宁肯站着死,也不蹲着生的英雄。一个人问他,你姓什么?牛同学说,我姓牛。那人说蹲下!可小牛迈着脸,像没听见似的,一脸的不屑。那人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按在地上,狠狠地说,看是你牛还是我牛?
第二年,我的那位期曲同学因患骨癌,截去了一条腿,还没痊愈就柱着双拐回到学校,继续刻印《挺进报》。他的字写得特别好,刻蜡板的技术也无人能比,同学们既佩服又同情,都说,他的那条腿就是让铁军踢坏的。
太阳很毒,地面烤得流油。我们像钻进了烧红的砖窑,憋闷得喘不过气来。更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衣服全湿透了,强烈的阳光啄在脸上,像针扎似的。
我暗暗地思索着如何逃走。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圈外溜。不料被人发现了,那人追上来一把就把我拉了回去,问,你想做什么?我说,我要解手,上厕所。不行!于是我又乖乖地蹲在那里了。
大队人马开始撤退了。他们押着我们这些俘虏向校外走去,说是要到街上辩论。过了三眼井,走到一个街角处,一个押解人员突然问我,你昨天去没有?我说,我家里有事,回家十多天了,今天上午才回来……他朝街边摆了摆头,示意我逃走。我明白他的意思,撒腿就跑。只听后面喊,跑了,跑了,快追!
到现在我都没有弄明白,那个示意我逃跑的人,是认识我,还是突然良心发现?或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他也是我们的人。
他们没有追上我。被带走的那些人直到晚上12点才被放回来。被围攻、被审查、被折磨,受尽了屈辱,晚饭也没吃,个个精疲力竭、狼狈不堪。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生怕人家再来报复,白天不敢呆在教室里,晚上不敢睡在宿舍里,总是夹个破蓆到北关的野地里去睡。
那天人家冲上楼的时候,把教室的劳动工具——镰刀、抬扛以及断了的桌腿等都照了像,后来印在人家的传单上,说这是我们使用的凶器。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现在想想,那时的派性斗争真是激烈至极。想不通毛主席为了啥?“四人帮”为了啥?工人、学生又为了啥?想来想去,那不过是一场没有输赢、没有胜负的闹剧,是一场灾难。
这一场报复行动是谁指挥的,现已无法考证。同样,“七二八事件”是谁指挥的也是一个谜。不过有一个人被牵扯进去了,这人是杨豪信。杨是我的同学,曾任一高文联的头头和二七分社副社长。
1982年他考入南阳师专物理科,1983年7月被取消学藉,罪状之一是指挥“七二八事件”。
文件说:1967年南阳文化宫“七二八事件”中,杨豪信担任南阳二七总部火线指挥部总指挥,一直在现场喊话,指挥进攻。南阳军分区支左办公室领导同志让他制止这场武斗时,他不表态。在这一武斗事件中,共打伤干部、职工、群众83人。
对上面的指控杨豪信并不认同,他曾向学校和上级多次申诉。他说:关于“七二八”武斗事件,我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事件发生的当时,我正在学校操场边与几个同学闲聊,约晚上八时许,分区的三轮摩托车来校找到我,拉我到文化宫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耀如同志见面,张简单介绍了文化宫群众武斗的情况后说,奉军分区首长命令,要我和他一起到现场制止武斗,后即乘分区宣传车到现场喊话,要求各派组织立即脱离接触。当时参加制止武斗的还有4789部队的部分指战员,我自始至终都在军分区的宣传车上,一直都与张耀如同志在一起,从未分离,不可能另搞一套(有张耀如证言可查)。
申诉无果。
“文革”对我们这些当时的学生来说,完全是卷入了那个年龄段全然不该参与的政治斗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形势使然,不可避免地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是,如果紧紧地咬住不放也未免显得小肚鸡肠了。
其实一高文联是从不参加打砸抢和武斗的。当时社会上的普遍看法是,一高文联和农校八一八是一文一武,对立面说起这两个组织,总是说农校黑八一八、一高臭文联,一黑一臭也可彰显区别。也有人说那是“八哥”、“莲妹”。文联是莲妹,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怎么可能去打打杀杀呢?
那时许多学校的图书馆都遭到破坏,而一高的图书馆却完好无损,不是说明一高的造反派也有文明的一面吗?
我并不想为哪个组织涂脂抹粉,只是想说明一个实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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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七:星期六造反队

(2013-04-18 10:19:37)

星期六造反队原名为一高文筹红旗兵团,成立于1966年10月前后,同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红旗兵团一号头头方恩铎带领一二十人冲到南关戏园,把市汉剧团的正常演出搅了。那晚演出的剧目是《芦荡火种》,尽管是现代戏,但学生们认为,那是以生产压革命。他们不批资产阶级,不批当权派,却在这里哼哼呀呀的唱戏,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
在这帮小将看来,南阳地区的文艺界目前还是一潭死水,到了该投一块石头进去溅起一些浪花的时候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是说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吗?难道你南阳的文艺界就没有问题?
后来方恩铎说:“当时文艺界一潭死水,不搞文化革命,压制不同意见,仍在演戏,把演员束缚在舞台上,是资产阶级反动络线,我们造了他们的反!”(参见本书第八章《纪登奎在南阳一高》)
不过当时他们的造反行动只是一时起意。原来此前,剧团有几个人来红旗兵团串联,说在团里受压,受排挤,团里只顾演戏,不闹革命,目前还是针扎不入,水泼不进,运动冷冷清清,他们无心唱,也不愿唱,但没有办法……方恩铎一听,热血冲上脑门,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唱戏!看来不去冲击一下,你们的运动永远也搞不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就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华欣,你说怎么办?
冯华欣是红旗兵团另一个头头,他说,他们不是星期六晚上在南关剧院演出吗?到时咱们采取行动,来个里应外合,你看怎么样?
方恩铎说好!
接着就到了星期六下午,他们临时做了一面旗帜,想了个名字——星期六造反队——让字写得漂亮的“狗头军师”吴清志同学写了,剪剪贴上。当晚就举着这面大旗冲进了南关戏园。
由于当晚看戏的有几百人,各行各业都有,影响很大。后来,他们的红旗兵团,也称星期六造反队。原来办一个油印小报叫《红旗漫卷》,随之更名为《星期六评论》。
冲击南关戏园,他们第一次尝到了造反的喜悦,很有成就感。在《星期六评论》上,赫然写道:“一定要乘势而上,扩大战果,打出一片新天地来。”接下来他们又一连造了市医院等几个单位的反,在南阳市有了一点小名气。
造市医院的反也是应邀而去。来串联的以女同志居多,她们说在他们医院里谁和书记上床,谁就能入党,谁会拍马屁,谁就可以入党。她们对此不满,背地里发牢骚说这是“入党先入裆”,就因为这句话被打成了反革命,至今不给平反,她们想造反,不知可以不可以?
说了几句牢骚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方恩铎他们愤愤不平,于是就带着一些同学造了市医院的反,把几个“反革命”解放了,并帮助成立了市医院造反派组织。
文革初期,毛泽东提出造反有理,赋于了学生无法无天的权力。在头几个月里,工厂和事业单位没敢轻举妄动,受压和想造反的人,只能借助造反派学生的力量。学生们也乐意去煽风点火,闹个轰轰烈烈。
方恩铎说,造反派站住脚后,接着就是“二月黑风”,他们同情河南二七,同情一高文联,对宣布一高文联为非法组织持否定态度,反对河南省军区《严正声明》。但一高文联并不买账,他们说星期六造反队和文筹一个思想体系,是“康老六”,意思是说,别看你们这里造反那里造反,实质上你们不过是康有为那样的保皇党而已。
方恩铎对一高文联的指责感到委屈,他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在文筹中受压制爱排挤才和文筹分道扬镳加入二七的,怎么能说我们和文筹一个思想体系?他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晚上,文筹的一个头头朱鹏志(一高教师,文革后曾任南阳一中校长)到红旗兵团开会,因意见不合,他们鼓着掌把朱鹏志轰走了,从此便不再打文筹的旗号,而是另起炉灶、单干了。退出文筹后,他们和一高文联一起参与了南阳二七总部(后来更名为南阳二七分社)的创建工作。
方恩铎清楚地记得,星期六造反队有一位女生李亚琳,其父为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善亭。李善亭给女儿写信,让其退出二七,李亚琳坚决不退,还把信公布于众。大家打趣地说,河南省军区又重申二七是非法组织了!
那时他们和一高文联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是在1967年9月他们跟着邱明堂成立南阳二七分社摧资联络站后,才和一高文联成了冰炭两重天。
1967年6月11日南阳二七总部在南阳市体育场召开“声讨何运洪迫害二七战友的罪行”大会,方恩铎和他的组织就是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星期六曾是坚定的二七战士,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在这次大会上,方恩铎的表现引起了南阳市公安局、南阳专署公安处的高度注意,随后他们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方恩铎立案调查。
调查组在6月18日的一份材料上说:“这个会是个黑会,革命战士非常气愤,会议中途被一高文筹、铁军阻止,二七黑社一小撮暴徒既对铁军进行殴打。地委机关二一九、红造团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赶到,即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共中央七条通令……方恩铎就去车头起揭盖子破坏内燃机,因保护车人多,方破坏未逞……方随后又去破坏汽车轮胎汽门针,又被一高文筹同学郝××阻止。”
这份调查材料把方说成是打人的指挥者和破坏宣传车的罪魁祸首。意见是:“呈请上级将方恩铎依法惩处。”
太可笑了!
据我所知,在那次大会上,他们冲击会场,也打了二七的人,可他们为什么不去调查取证?他们在派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要不是形势急转直下,方同学恐怕早进去了!
1968年5月,河南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接见南阳一高群众组织三方代表时曾对方恩铎说:我看你们写的文章了,有些方向不对头,不太革命,和郑大附中革命连的文章是一样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太右了。你们文章的观点和看法与中央精神相反,这是方向的不对。文筹的言论和你们差不多一样。
方回答说:我们有点认识了。
纪登奎说:有了认识就好,那就赶快转过来,你们如果转过来了,你们写的东西,语言还是尖锐的、生动的。就是方向不对。
方恩铎曾对笔者说,纪登奎当时说他们是“三右一风”(指右倾分裂、右倾投降、右倾保守,翻案风),他很不服气。纪登奎还拍着他的肩膀说,“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他也很不理解。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方恩铎一直以为是老纪的话,其实是毛泽东的话。意思是要对派性作阶级分析。当时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级。在各个阶级内部,又存在不同的阶层。各个阶级和阶层,在政治斗争中,都会有左、中、右各派的区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作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参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五一社论《乘胜前进》)
谈到派性的时候,纪登奎说:“派别是有阶级性的,适应这个阶级的需要或适应那个阶极的需要。判断一个人、一个派别的言论行动,要有阶级分析。”方恩铎也承认“对反派性”他们“有不正确的认识。”  
星期六造反队是南阳摧资联络站的核心组织、思想领袖。我曾问过方恩铎,问他们当时为什么要死保杨林波?他说,三结合要有革命领导干部,一派总要保一个的,那是一面旗帜,没什么理由,宛造总保了林晓,分社保了张树先,摧资站就保杨林波,就这么简单。
星期六造反队的成员以三年级和一年级居多,大都是干部子弟、城市居民子弟或成份较高者的职员子弟。造反派刚拉出来时,许多组织都声明“狗崽子(指出身成份不好者)不得入内”,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把许多“狗崽子”和“黑五类”拉入麾下。老文革跨台后,三年级丙丁两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也同情“牛鬼蛇神”,把张超群等被批斗的所谓有问题的老师拉过来给他们抄大字报,实则是加以保护。这在当时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方恩铎说,南阳地区革委会三结合时,给了星期六一个南阳市革委会委员的名额,可几个头头都不愿当这个委员,最后大家推荐王振宇去。王振宇也不去。结果这个名额便空缺了。王振宇亏则没去,要是去了,恐怕后来就当不成油田技校校长了。
星期六造反队的一些骨干分子,改革开放后大都有不错的表现。方恩铎先后任河南油田教育处教研室主任、督导处主任,王晋康修成了全国闻名的科幻作家,王光琛为南阳地委秘书长,张伟是南阳二职专校长,龚广奇南阳粮食系统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冯华欣在铁路上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王振宇为河南油田技工学校校长,当时称为狗头军师的吴清志在南阳柴油机厂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史立平文革后入党,任中学书记……
2013年3月的一天,去找方恩铎玩,一进他的屋门,只见满屋都是书籍,客厅的地上、沙发上全是书,乱七八糟地放着,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他把我引到卧室,让我斜坐在床上。也只有床上可以坐 人了。眼下他正在编写《南阳方氏家谱》第二册《南阳方氏谱系通览》,自嘲说忙得焦头烂额,眼睛都累得看不清东西了。
他的诗写得古色古香,书法也颇见功底。他用毛笔行书书写自己的诗,印成小册子《风雨百吟》和《春秋吟稿》。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73年12月30日,那个在大联合中让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很头痛的摧资站一把手邱明堂不幸因煤气中毒而丧命,正在南师上学的方恩铎跑前跑后地张罗丧事,并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是一首长篇丧诗,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唏嘘泪下。第二天他又写了一首《悼故人》的诗:
尘海茫茫浮万姓,
九泉清清没英雄。
无梦乘舟济日边,
有愿故渊露芙蓉。
楚汉之争,项羽被打败了,司马迁把他写入英雄之列。
“文革”中, 邱明堂是一个失败者,方同学把他称作英雄。
方同学有他自己的评判标准。
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加入了民盟。常有不    同凡响的高见,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一位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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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八:崔同学“长征”和给林晓写信

(2013-04-18 10:22:51)转载▼

这是1966年12月的事。
他们三个人没想到也有这么一天,名义上是光荣的徒步“长征”,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在白天敲锣打鼓地出发,而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悄悄地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南阳。
这三个人,领头的名叫崔钦海,“文革”前是南阳一高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开始后是“老文革”的头头之一。另一位叫张欣,三丙班生活委员、校红卫兵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第三位是一个女的,名叫丁秀荣,三丙班团支部组织委员,“文革”开始后在校材料组工作。
三人都是“老文革”派,名副其实的保守派。
夜很黑,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他们心情沮丧,看不到一点亮光,去哪里似乎也没有想好,难道他们就这样毫无目标地走下去吗?他们自己问自己。
其实,他们并不是“长征”,而是逃离,如同红军长征初期的那个样子。
他们永远忘不了近一个时期发生的那些事。
他们本想光明正大的走,但却遇到了阻力。首先是学校的造反派不让他们走,造反派说,你们“知道工作组的情况而不肯往外揭”,“揭完了再走,揭不完不能走!”你们“有大量的黑材料”没有交出,还“私自销毁材料”,到现在“不承认错误”,“承认了一点,也都是迫于形势,不是发自内心的”,“存在秋后算账的恶念”。你们“运动前工作中罪恶大”,“企图逃避责任,一跑了之,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恨的不深。”你们“组织了一个由地委直接操纵的什么‘秘密小组’,这个小组‘干尽了坏事’,干的净是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必须老实交代。”
他们想,同学们不让我们走,可我们不愿做无为的争吵者,不愿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学生之间的斗争中浑水摸鱼,可堂堂的地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张树先竟然也不让我们出来。张树先批条子,让我们写什么清单,派前联络员老李(编者注:指李志钦:地区工会干部,工作组之前地委派往南阳一高的联络员)亲自办理。不知张树先是何用意,难道我们呆在学校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他们12月11日午夜出发,朝着北京的方向走。天气很冷,逆风而行。先到鸭河,再到云阳,16日这天到达南召县城。几天过去了,心情依然沉重。这天他们决定给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写信,好好倾诉一番。这一写竟写了12页、3000多字,把他们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信发走后他们顿感轻松了许多。
信中说,他们犯了严重的奴隶主义错误,对工作组、校党支部及地省委采取了绝对信任的态度,跟在他们的后边干事,一度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对新事物的理解不快,把过去支部工作中的经验教条地搬到运动中来使用,怕乱思想严重,掌握了一些同学的情况,即所谓的黑材料;存在着压制民主的风气,阻碍了部分同学意见的发表……这些都是“铭刻在心中的大教训”、“一生都不会忘记”。
对造反派对他们的“指控”他们逐条作了辩解。比如关于黑材料问题,他们说,该交的交了,该烧的烧了,现已没有。
关于说他们成立“秘密小组”的事,他们说,当时他们因对文革会(老文革)不满,而成立了一个革命小组(笔者注:可能是“毛泽东思想革命烈火战斗队”),活动次数不多,只几天,也是炮轰地委教育局、校党支部的,其余概没活动。
关于说他们知道“内情”,让他们“揭发”的问题,他们觉得有些委屈。他们的观点是:一、反动的言论、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议论一定要揭。二、鸡毛蒜皮的事没必要说,比如别人走路的姿势,说出来有什么意思?三、在揭发过程中应该允许有遗忘。四、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虚夸编造。
这些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你说你实事求是,你说你没什么可揭,谁信?如同现在的休叙利亚局势,反对派和政府互相指责,谁给你评理?
信中说,我们跑出来了!听说有的人逼问王国定(笔者注:一高中总务主任)为什么补助我们,意思是王国定把我们放走了。孰不知,即使他不补助,我们也一样长征!
毛主席支持我们长征,而张树先不让我们长征,不知他的后台是谁?靠山是谁?真没想到,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有人竟然剥夺我们的自由!
他们剥夺别人自由的时候,别人的感受估计他们是难以想到的。
他们说,他们之所以给林晓写信,是因为信中涉及到了地委第二书记张树先和前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化屏。
天寒地冻,朔风呼啸。信发走后,他们又上路了,先后到了马山、内乡,他们想找一些下乡知青,同他们一起劳动一段时间,“锻炼自己,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做一个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的贫下中农的儿子、工人阶级的后代。”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然后他们便朝着淅川的方向进发……三个人的身体都不健壮,还有一个女的。他们觉得“补给不足,路途生疏,里程遥远”,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怕什么?一切都豁出去了。干革命靠自己,不须乞求,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在这些豪言壮语的支撑下,仿佛一切艰难困苦都被他们踩在了脚下。
因有一个女的,一路上并不都是死气沉沉,有时也充满了欢声笑语。慢慢的,崔同学和那个丁同学便建有了革命的友谊,“文革”后二人喜结良缘,崔同学曾任了南阳市(小市)组织部副部长,丁也有了轻松稳定的工作。像童话似的,二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长征回来不久,张欣加入了星期六造反队。“文革”后张欣曾任郑州轻工学院副院长。
崔钦海等三人的信,后来落在了造反派手里,造反派把它印成传单,标题是《一封黑信》,加了编者按,广为散发。编者按说:“下面我们翻印的是南阳一高几位铁杆保皇干将给地委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林晓的一封黑信,这是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革命同志们看后,可能会从这封信中明白不少问题。”
星期六造反队的头头方恩铎当时和崔同学他们尖锐对立。后来方恩铎在一封信中说:“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是历史的细节并不值得我们经常去回顾,它会充塞我们的头脑,阻碍我们前进的。”
我现在之所以把这件事写出来,并不是要毫无保留地展示当年的细微末节,而是想通过这封信看出一些什么来。
那么,我们看出了什么呢?
一、南阳一高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文革”初期,以团支部为核心的一些同学,“为了稳定”,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偷偷地整那些所谓落后同学尤其是出身成份不好的同学的黑材料,以待“秋后算账”。这让不少同学心中压抑着一股怨气,敢怒而不敢言。“文革”中造反是必然的事。
二、“文革”一开始,老文革吃香,后来翻了烧饼,老文革的头头们便没有好日子过了。崔等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悄悄逃亡的。1967年3月,他们还给南阳军分区的领导写了一封长信,申诉自己被压,认为造反派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痛苦和悲壮让我们看到了“文革”的另一面。
三、那时的辩论都不是心平气和的,漫骂、围攻、讽刺、刁难等不一而足。毛泽东不是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吗?
四、“文革”中不管哪一派,少数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是受害者,“文革”初期,造反派受压,要民主,要自由,想不到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来了个咸鱼大翻身;保守派跟着当官的走,没想到毛泽东不支持,感到很委屈,也要民主,要自由。斗来斗去,青春都葬送了,国家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如今返观,如同隔世。
五、他们三人天真地给林晓写信,孰不知林晓早已自身难保,还能有什么作为?崔同学自始至终相信领导相信组织,改革开放后任组织部副部长,同学们都说,选对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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