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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哈:对育英小学学习生活的回忆片段(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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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11届6.3班师生合影(前排左二起老师:赵启旺、佟仲贤、姜英、曹辅成、杨树民、袁诲余。后排同学左起:杜援朝、孙延真、李紫芳、曾立、孙珉、平康(彭康)、王东哈、张新华。)

育英小学,我最亲爱的母校,是在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随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京的。她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具有当时全国一流的教学设备和环境,更可贵的是,她有一支从延安等老区走过来、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教育骨干队伍。
    传达室的红军老大爷
    当年在学校大门口值班的老大爷是一位老红军,讲一口很难听懂的陕北话,旱烟袋总不离手。他看守学校大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到学校来的小汽车,无一例外均被他挡在校门外,其中,有国家领导人、元帅专用的防弹吉斯车和部长、上将乘坐的吉姆车。
    有一次,我和同学正在校门口玩耍,看到红军老大爷站在门口,双手叉腰,手里提着旱烟袋,操着浓重的陕北腔对一辆苏联造的“胜利20”小轿车大吼:“倒出去,不准进校园!” 轿车缓缓倒出校门后,司机从车上下来,嘴里嘟囔着:“奇怪,大学校长的专车进不了小学的大门!”
    上世纪50年代初,陈毅同志在上海担任市长时到北京出差,顺便来学校看望孩子,没想到连人带车被挡在校门外。司机对看门大爷说,这是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利用出差机会来看孩子。但红军老大爷仍一本正经地说:“不行,学校有规定,家长不能在上课时间探视学生。”司机又说,首长从上海来,时间紧,请他变通一下。他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任何人不能违反学校规定。”后来,陈毅同志碰到了当时担任育英小学董事会领导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非常幽默地说:“你的育英小学管理得很严格很安全,连我都进不了大门。我的娃儿放在那儿很放心。”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看门老红军的铁面,折射出育英小学的校风是何等威严。她是一座不可侵犯的教育殿堂,一直保持了延安清新、淳朴和严肃的风气。
    小学生参与国家大事
    育英小学曾直属中央办公厅。1958年底的一天上午,教导处的杨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说,有一件国家大事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根据毛主席本人提议,他不再兼任国家主席,只任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同志担任。同学们听了非常惊讶,都问为什么?杨老师解释说,毛主席担任党的主席,可集中精力考虑大问题,管好全党的大事。国家主席一职有大量的外事礼仪活动,身兼两个主席,时间精力忙不过来。杨老师问大家:“同学们同意不同意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同意!”杨老师见状,便不再说什么,悻悻而去。随后不久,广播、报纸便公布了毛主席不再兼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当时我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对参与这样重大的事并不在意,但今天回想起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任免问题上,中央办公厅会通过学校征求我们小学生的意见,真是不寻常,不禁感慨万千。
    悼念斯大林
    当年育英小学和全国一样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包括先进的教学方法。在学校四通八达的走廊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米丘林、马卡连科的名言随处可见,教室黑板上方挂着一排马恩列斯毛的彩色标准头像。当时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教室后面的墙报上,有晨跑锻炼的登记表,题目是“北京至莫斯科”,记录着每个同学每天晨跑的距离,累计下全班同学用多长时间便可以跑完北京至莫斯科的距离。我们还学唱了很多苏联歌曲,其中就有“莫斯科—北京”。1958年3月5日那天晚自习,我突然感到教室气氛严肃,斯大林像框挂上了一圈小白花。随父亲从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回国的女生张新华,向大家讲过中国大使馆悼念斯大林的悲痛情况。果然晚自习一开始,老师便讲,今天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伟大领袖斯大林逝世五周年,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建立了不朽功绩。五年前的今天,斯大林因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张新华坐在位子上突然发出悲痛的哭声,这哭声陆陆续续感染了所有女生,后来男生也开始哭了。平时表现好、听老师话的男生先哭,我本来很茫然,没掉泪,但在满教室的哭声中,我也跟着哭起来。有几个平时最捣蛋的男生表现“最坚强”,在老师的怒目之下,他们还偷偷地笑,做鬼脸。他们的心理是:决不随大流,不看老师的脸色,我就是我,我才是“好样的”。今天人们的价值观、评判事物的角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来评判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各种表现,一定会和当年不同了。
    平等分配  有福同享
    当年男生住在宿舍楼下,女生住楼上。宿舍地板是打了蜡的,不许穿鞋入内,一排排的球鞋码放在宿舍门口,走廊里臭气熏天,弥漫着难闻的臭球鞋味道,尤其是冬天,门窗紧闭,臭味不易散发,女老师和管生活的阿姨都说喘不过气来。我们这群傻小子的经验是,从操场回宿舍,一进走廊先憋气,屏住呼吸,进屋后呆一会儿感觉就正常了,实际上是久闻而不觉其臭了。

每到周末,大家从家里带些糖果和点心回校,我们会在宿舍里进行热烈的食品交流和品尝。家里是外交部和西苑机关的同学,父母长年在国外,无家可回,他们都围上来,你一块我一口,大家平等分配,没有偏心。巧克力和奶糖的香味儿,压过臭尼龙袜子加胶鞋的味道。我们的感觉就象父辈当年在延安窑洞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真是欢乐无比。
    回忆黄胜利、黄和平哥俩
    黄胜利和黄和平兄弟俩的父母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官黄镇同志和朱霖同志。胜利是哥哥,比我高一届,弟弟和平与我同班。和平生在匈牙利,与胜利同在匈牙利使馆长大。黄镇同志是我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后任驻印尼大使。和平随父母在国外长大。
    1958年,和平转入我们班。他的仪表很洋气,小脸胖胖的,梳着油光锃亮的中分头,穿一身蓝色的海军水兵服,肩上披着兰白相间的海军大披肩,脚下穿着高筒运动球鞋,厚厚的鞋底是浅黄色透明的,显得神采奕奕。他用的是一个很大的手提式棕色牛皮包,里面有一个宽宽大大的拉链式铅笔盒,装满了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彩笔、原子笔、自动铅笔,都是“parker”牌。由于他用的是洋货,大家都好奇地围上来。我们曾开玩笑地说:“和平,把你的透明胶鞋底弄一块下来给我们当橡皮用吧。”大家常常问他许多问题,如雅加达是什么样?你见过苏加诺总统吗?香港是什么地方?你们为什么住在香港新华社,而不是大使馆?
    不久和平的父亲被派往法国任首任大使,法国是西方大国中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一晃一年多过去了,和平在育英小学里和我们摸爬滚打,刚回国时的洋装洋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海军服上装的袖子肘部被磨成大窟窿,袖口成了碎布条状,海军裤早已烂得不能穿了,他换了一条与上衣颜色极不相配的裤子,浅黄色透明胶底的洋球鞋,有一只已经磨穿了,踩在有水的地面上,会打湿袜子,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

合影  左起:王东哈、佟仲贤(原副校长)、伍绍祖、赵启旺(原副校长)

周末,胜利与和平跟着哥哥姐姐回到东城一个空旷的四合院,一个常年没有父母的家。他们偶尔也被父母的老战友老领导接去,如倪志亮同志、张南生同志,还在卓琳和邓小平同志家里住过。
    有一天午睡时,和平回到宿舍,他把那双破印尼球鞋一脱,一股浓烈的尼龙袜子混着臭胶鞋的气味儿向我扑来,呛得我难以忍受。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那片绿色的草坪,突然想起几天前的发现,我对和平说:“我曾在草坪那儿见到一双旧球鞋,比你脚上的那双要好。” 和平一听,“腾”地一声从床上坐起来,脸上露出一丝惊喜:“真的?”没过几天,他的一只脚上仍是那只浅蓝色外国球鞋,脚趾头已顶破鞋帮了,另一只脚换上了一只稍大一点的深蓝色京字牌旧球鞋。一深蓝一浅蓝,一大一小,但同学们并不见怪。他的蓝色海军装破得不能再穿了,他又在草坪上捡了一件没有扣子的破夹克穿上,管生活的阿姨帮他钉好扣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都实行布票供应,想换一件新衣服是不容易的。
    还有一件事至今不能忘记。胜利经常到我们宿舍来找和平,大家凑到一块儿就闲侃。有一次我说到,我不小心把一筒刚买的新牙膏掉进厕所的蹲坑里,太可惜了。没想到我这无心一说,立刻引起胜利的格外注意。他仔细追问,什么时候掉的、在哪个厕所、哪一个蹲坑、从厕所窗户数第几个。我说,好象是开学初掉的,起码有两个月了。我话音未落,胜利已兴奋起来,跑到操场找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铁丝,用手拧成弧型带钩状,一头钻进了厕所。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捏着一个浸满黑粪汤的牙膏回到宿舍。胜利把牙膏用热水一冲,牙膏原来的花纹露出来。他用剪刀熟练地剪开牙膏头上的铅封,发现没有一点儿污染,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学期牙膏的问题解决了。”我们都目瞪口呆,佩服他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竟有那么高超的下水管道“钩掏”技术。在一旁观看的管生活的刘阿姨再也忍不住了,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声,激动地竖起大拇指对我们说:“你们瞧瞧胜利,好好学学!”
    周藕花同学
    二年级时,班里突然来了一个叫周藕花的女同学。她到班里的第一天,羞涩地站在讲台前,老师刚介绍完她的名字,大家就“哄”地一声全笑了。男同学对她的名字特别好奇,常常大声喊“藕花儿”,故意加了一个“儿”音,以后干脆更省略了,直接叫她“花儿”。好像很亲切,其实这是小男孩犯坏时惯用的恶作剧。
    周藕花打扮得很特别,小鼻子略往上翘,梳着齐耳的短发,脸上起了一片片皴嘎巴,手上冻裂了很多口子,一身单薄的衣服打着补丁,一张嘴就是江苏农村口音。我们私下议论她是“猪鼻子”,有的男同学形象地比喻说,下雨刮风要用手捂住脸,不然会呛着。
    周藕花的性格可是一匹桀骜不驯的小烈马,比男孩子还淘气。她常常向我们男生挑战,打斗、爬树、上墙,决不输给男生。上课时她也坐不住,趁老师转身写黑板时,用纸团打前边的男同学,教室的玻璃被她连续打碎了好几块,她的学习成绩是全班最后一个。周藕花每天走读,中午从家里带饭,她家住在万寿路邮电局旁边,那是从上海迁京的公私合营的工厂,我记得叫“天明”五金工厂。周藕花常跟我们抱怨不喜欢北京,要回江苏农村外婆家。她母亲被班主任宋佩珍老师叫到学校,听说她母亲还哭了。
    后来,宋老师在课堂上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们,藕花是单亲子女,母亲是工厂女工,家庭经济很困难。她是从农村转学来的,学习自然跟不上,希望大家多关心她、帮助她。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好像都屏住了呼吸,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话。过去喜欢与周藕花开玩笑打闹的男同学,心里都充满了自责。打那以后,很多同学把自己的铅笔、橡皮、转笔刀送给她,并在课余时间主动辅导她学习。中午吃饭时,女同学李瑛瑛和曾立轮流从食堂带些馒头给她。班里最调皮的男生方方,是个小胖子,常常流着快到嘴边的大鼻涕,嘴里时不时叼着短铅笔头,黑色的铅沫挂在嘴边,他还总是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他在食堂吃包子时,会偷偷把流着汤的包子揣进上衣口袋,跑回教室送给周藕花。当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食堂只有像水一样的棒子面稀粥可以随便喝,窝头、馒头、包子对每个同学可都是限量分配的。
    不久,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周藕花的学习成绩上来了。劳动是她的强项,她热爱班集体,经常受到表扬。1963年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周藕花的消息。每次校庆回校聚会时,大家还常常念叨起她。
    育英的教育风格
    育英学校除了周藕花这样的工人子女外,还有附近四季青人民公社(原红星高级合作社)的农民子女,以及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的子女。有中央首长的子女,也有首长身边普通工作人员的子女,有革命烈士遗孤,还有外国兄弟党领导的后代,不论肤色、国籍、口音,大家相处得特别好。李瑛瑛是西苑机关子女,从小记不住父亲的模样。她父亲是1955年与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后,乘坐“克什米尔”号飞机遇难牺牲的。曾立是回家后常在毛主席办公室玩耍的小女孩,其父亲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很单纯、正直,他们的家庭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在育英小学,无论父母的地位有多高,每个学生都不能搞特殊化,都不允许轻视工人农民。其实,我党我军的很多高级干部、老干部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还有很多高年级同学,在战争年代是老乡把他们喂养大的,在炮火和敌人面前,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育英学校的政治气氛浓厚,风气非常正派,学校注意培养、教育我们与工人农民的情感。除日常打扫教室宿舍卫生和食堂卫生外,每周还安排一至二次劳动课,到学校果园、菜地、附近生产队劳动,提倡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不怕苦不怕累,向工农看齐。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体育比赛,在田径、棒球、足球、乒乓球(高年级还有篮球)等项目展开班与班之间的激烈比赛,勇拼第一,磨炼意志,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与李默老师合影  左起:平康(彭康)、土瑞玲、李默(原副校长)、王东哈、杜援朝。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和语文课是李默老师,他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日记,全班定期展览交流日记(与现在的观念不同,当时不把个人日记视为隐私,而是把写日记并交流评比等作为提高写作能力的一个好方法),每周由老师、家长联合写评语、检查,并形成了制度,一直坚持到毕业。这对我们的钢笔书法、写作能力提高很大。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的几本日记。李老师经常利用晚自习时间给我们开办讲座。他当年钻研好学,花了很多心血认真准备。我记得国际形势讲座有“加勒比海的危机”,历史讲座有“岳飞精忠报国”、“列宁与十月革命”,文学讲座有“写作方法和怎样研写读书笔记”等。我们很轻松,非常有兴趣地学到很多课外知识。当我们把这些知识讲给大人听时,他们都很吃惊。当然,在各门功课上也是高质量的教学,如音乐课,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学五线谱,汪树良老师组织大家用五线谱编练习曲,然后交老师评判。卢明作了一首曲子,汪老师为他配了词,后来这首歌发表在音乐杂志上,那年卢明才7岁。1963年毕业考中学时,如按现在市、区重点中学分类,全班三十几个同学,有80%以上考上重点中学,班里十几名女生,考上师大女附中(今实验中学,在北京排名数一数二)的就有四名。
    李默老师在各方面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格,他像军队指挥员一样说过的话必须执行。每天起床铃一响,要求我们三分钟穿好衣服鞋袜。动作最快的是卢明,他三分钟穿好衣服,再用两分钟时间完成他负责包干的卫生任务——用鸡毛掸子或大块抹布干擦一遍已打过蜡的地板。每天早晨全班集合,集体出操跑步两三千米。隆冬季节,天漆黑一团,冻得我们耳朵、脸、手生疼,但没有一个同学敢偷懒开小差。这和我后来当兵在野战军的“紧急集合”训练几乎一样。

育英学校副校长佟仲贤同志当年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兼自然课教师。全校同学都熟悉他,我们背后都偷偷叫他“自然铜”。上世纪90年代佟老师任中学部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有一天,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为联系其孙子到育英上中学,来到佟老师办公室。佟老师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她,在解释了教育局的规定之后婉拒了她的要求。当时社会上走后门之风盛行,很多人挖空心思找上层关系,找路子。从当时的大环境看,佟仲贤老师面对中央领导同志家人的要求,坚持做到不开后门,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育英小学一代一代的老师,传承着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刚正不阿,公私分明。他们的风骨是延安老干部带出来的。也正是他们这样的老师,又带出一批又一批像他们一样的学生。

育英11届6.3班同学合影(原京、孙延真、陈洪生、葛苏丰、平康(彭康)、王南庆、陈小瑛、陈虎、李紫芳、卢明、曾立、艾梅梅、黄和平、张新华、王东哈)。

育英培养学生具有吃苦向上、团结友爱的作风。学校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很实际,都是能做到的,没有空话套话。要求我们热爱劳动,不准浪费粮食;要诚实,不许说假话;犯了错误要勇于承认,随时改正;要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人民。这些简简单单、朴实无华的要求塑造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和性格。
    这么多年过去了,育英小学在我心中永远是一座圣洁的殿堂,她一直保持着延安的气息。她给我们的教诲是刻骨铭心的。她教我们长大后做一个诚实的人,善良的人,勇敢的人,无私的人,永远忠实于人民的人,像我们父辈那样迎着暴风雨敢于同一切邪恶势力做坚决斗争的人。

    北京育英学校简介
    北京育英学校,前身为“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1948年由中共中央供给部、中直党委创办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负责筹建学校的有李一纯、刘建勋、孙统一等同志,教职工十余人,学生八十余人,主要是革命烈士或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1949年学校随党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京,由中直党委领导,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中共中央管理时期,学校设董事会,由杨尚昆、康克清、李培芝、傅连璋、曾三、廖志高、李伯钊、邓典桃、李一纯等同志组成,杨尚昆任董事会主任。1956年更名为“北京育英小学”。1958年增设中学部,改名为北京育英学校”。1960年移交给北京市海淀区文教局领导。1964年中学部分离出去后,学校复易名为北京育英小学。1970年学校再次设立中学部,校名又改称北京育英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全日制学校。学校一直受到党中央和革命前辈的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为学校题词,“好好学习”是毛泽东为学校的题词,校名由胡耀邦亲笔题写。学校的校风是“艰苦奋斗,团结进取”;教风是“奉献、勤奋、严谨、创新”;学风是“博学、多思、活泼、向上”;办学宗旨是“德育为首、教学为主、健康第一、全面发展”。1980年学校开始“五四”学制的实验,截止到1997年,学校的基础教育阶段已全部实现九年一贯、五四分段。


毛泽东题词

周恩来题词

朱德题词

刘少奇题词

胡耀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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