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治下
当了8年日本亡国奴的坊子人，转眼成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到了什么要紧的日子，还是镇公所那个老头，依然提了那面铜锣满街转，边走边敲边吆喝：“挂旗噢！当……”这时家家户户挑出的旗，都是没了那黄布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了。
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大的我当然见不到，就是镇上、街道上的也是神气十足。他们一说中华民国，就是“世界四强”之一，而且排列的顺序是中、美、英、苏，别的国家是谈不上的，自豪的不得了；可一提起美国来，又是满脸的奴才相，好像夸他是大阔佬的老丈人。他们说日本投降全凭美国的原子弹。现在“国军”全部是美式装备，这世界上除了美国谁也比不了。苏联不行，它在北冰洋试验的原子弹失败了，还不如八路军的木杷手榴弹……对于这些，似乎坊子的老百姓并不多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听说美国可怜中国人，运来了大量的“救济物资”，有大米、洋面、罐头、洋布、还有衣服……要发给中国人。
这大概是真的，听说，为此还设了个什么叫什么“善后救济总署”的衙门。可是喳呼了好长时间，人们心急火燎地盼，可这救济物资总也运不来。过了一阵子说是来了，吃的东西由天主教堂发放，在教堂上学的孩子能优先。别的还没定。
“国军”来了之后，那教堂里来了几个洋人修女、神父，听说多是法国人。还听说教堂里的花费都是从法国汇来的。还来过一位头上戴着碟子一样的小红帽的大鼻子主教。那大主教可神气了，出门不走路，都是坐在由两个中国人抬着的太师椅上。
教堂为了教育教友的小孩，办了一个“崇光小学”，这小学实际上只有一个班，三十几个学生。由于我爷爷是虔诚的信徒，虽已去世，还是荫佑我进了这所都以为很好的学校。学校里由一位很严厉的修女教念经，“天主耶稣，基里斯都，我众罪人，得罪于天主……”天天要背，背不过手要挨板子。我当时学得很认真，会背很多经。学生们，每个礼拜天早上要到教堂去做“弥撒”，下午还要去“降福”，可我总觉得天主是个外国人。因为沾上了点洋字，我也因此觉得和街上别的孩子不一样。
有一位高个子的年轻女老师教我们国语、算术什么的，记得她姓张。听说她是从八路军占的地方跑出来的，后来跟了一个“国军”军官，结婚时还让我和另一个女孩子给她拉婚纱。
学校每星期一早上都要做“纪念周”，师生们整齐地站在一个大屋里，讲台上方的墙上正中挂着很大的蒋委员长的戎装画像，挎着大洋刀，胸前戴着许多金光闪闪的牌牌，很是威武。两边挂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纪念周”的仪式十分严肃，第一项是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第二项是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接着是静默三分钟；第三项是读“什么是什么之本”的建国十二条，大概是蒋委员长的训示。我只记着有一条是“有恒是成功之本”，别的都忘了。
老师的讲话离不开“新生活运动”，说那是蒋委员长亲自提倡的。内容很多，别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两条，一条是早上洗脸要用冷水，蒋委员长都是那样；印象最深刻的一条是，蒋委员长是全国唯一的领袖，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干什么，只要一听见“蒋委员长”四个字都要立即起立立正。
那时街上的大人在传说一个笑话，说是在哪个大城市里，有个小孩在马路当中间撒尿，警察追他，每当快要追上时，小孩就回头大喊一声“蒋委员长”， 警察马上立正，眼巴巴地看着小孩子跑掉。不过蒋委员长那张肩膀上有很多金线，胸前挂了好多牌牌，还挎着一把大洋刀的画像可贴得到处都是。
国语的课文上说，蒋委员长从小就绝顶聪明。记得里边有这样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家开的商铺着了火，别人都忙着去救火，可他却冒着火钻到屋里去把那账本抢了出来。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一天在课堂，日本教师指着讲桌上的一个大泥团对学生说：“这就好比是中国，上边有四万万五千万个细菌……”这时他气愤地跑到讲台上，从那大泥团上掐下一块小泥团，也指着它对学生说：“这就好比是日本，上边有八千万个细菌。”把老师学生都惊呆了。
我想，我们的蒋委员长可真是了不起，要不怎么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党里的一个领袖。那时我们学过一首歌颂领袖的歌：“昆仑山麓，东海之滨，天生圣哲，百代师宗。唯我领袖，正气冲天地，功业盖古今……”
领救济物资我们确实是优先了。食品的发放每天一次，都在中午，每家只能一人去领。每份是一个馒头、一勺牛奶、一勺豌豆肉丁罐头。每到这时，教堂的便门外便排起了长队。我们崇光小学的学生排在最前边，保证每天都有；后边的许多人是领不到的，我估计一次也不过发百多份。我每天高高兴兴地领回家，可以分到半个馒头吃。
分衣服我记得是只有学生有份，而且各个学校是在同一天发的。办法是先由老师一份一份搭配好摆在操场上，学生排好队按顺序去取。我领到的一份，只有一件小孩穿的旧毛衣还成用，别的都是女人穿旧了的裙子、长筒袜子、高跟鞋什么的。我抱了那些东西往家走，路过搬来不久的“山东省立潍县中学”的校门口，看到路边有一个用长筒袜子高跟鞋堆起的小山，大概是中学生们丢的吧。
教堂的食品分发，好像维持了两三个月，别的就再没见什么了。嚷嚷了好久的美国救济物资，好像是一场骗局和闹剧。不过听说大米、洋面什么的是真有的，只是老百姓没见到罢了。听说“国军”的一些大官真发财了，不光是捞了救济物资，还得了什么“五子登科”。我不知道这“五子登科”是件什么宝贝东西。
在中华民国治下的两年，除了救济物资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天天打仗，二是物价飞涨。从坊子镇来来去去的“国军”真是成千上万，谁也数不清有多少。他们不但有精良的武器装备，还有印刷漂亮的宣传品。我曾见过一张题目是“猫给老鼠的一封信”的传单，内容是说“国军”好比猫，八路军就是老鼠，猫的任务就是捕老鼠，老鼠不能叫屈。他们还到处说：“一物降一物，八路怕八步”，不知“八步”指的是什么，可能是他们第八军自己。他们还满街贴了不少标语，其中有“朱、毛不死，大乱不止！”
仗似乎是越打越大了，打仗给坊子带来两多：伤兵多，“难民”多。
天天说打了胜仗，可伤兵一火车一火车地往坊子陆军医院拉。医院装不下就呆在闷罐车皮里，一身的血污，在里边又哭又骂。医院天天往外抬死人，从冢子坡到煤矿，那几里地的地面上的小土堆一个挨一个，埋得满满的；一片白花花的小木头牌，让人毛骨悚然。那些大难不死的伤兵就再也不想出医院了，一群一伙地出来，有的包着头有的架着拐，装模作样，到处找便宜。有的跑到中学的校门口，招呼调戏女学生，还把出来劝阻的教师打伤了。有一个伤兵，拿了一个麻雀到一家商店里，说是请掌柜的看一看。他有意把那麻雀放飞了，硬说掌柜的放了他的金丝鸟，要他赔了好多钱。在坊子最出名的事是，有一个伤兵，看上了一马路一个姓苏的理发师傅的老婆，1948年 农历正月初一夜里，那个伤兵把老苏杀死在自己的理发馆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有人敢管，伤兵成了街面上的一霸。听说第八军的伤兵，还曾经跟后来的驻军真刀真枪地打过一仗。
那“难民”是随着“国军”的胜仗越来越多。都操着不同的外地口音描述着共产党、八路军如何的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把他们的财产都“共”了……不过我发现，这些人好像还是很有钱，不少的人在街上租铺面做卖买，吃喝比当地穷百姓好多了。后来才知道，这大都是些逃亡地主，有的还参加过“还乡团”。
那仗好像开始是出去打人，后来是准备挨打了。记得“国军”没来时，坊子镇和周围农村间都是一片好庄稼地。没过多久就开始征民工修城墙、挖护城河，河外边是纵横交错的战壕连着大大小小的碉堡，空的地方都挖成一个挨一个上大下小的深坑，底下插着削尖的木桩，坑里再放上水。最外边还有用木头和铁丝网组成的“鹿砦”，纵深要有一里多地。碍事的民房、村庄一律拆掉，树木砍光。城门更是戒备森严，出入都要查“良民证”，而且小学生都要办，有嫌疑就搜身。我一个在镇上铁工厂做工的叔叔，有一次从乡下回来，就因为身上带了别人让他做戒指的两块宣统铜元（那时人们都说宣统年的铜元含金，做戒指不上锈），被当成“八路探子”抓了起来，硬说那铜元是联络信号。他找了好几个保人才放出来。要找不到保人，说不定会拉出去枪毙。我想，有这样坚固的工事和森严的戒备，这坊子谁还能攻得进来？
驻守坊子的军队除了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有名目繁多的地方杂牌队伍，在坊子四周各自占据一块地盘，征税要粮，名目繁多无休无止。老百姓都说日子没法过了，叫街的、要饭的是越来越多了。
国民党对坊子的统治越来越紧。镇上有了由四、五十人的镇丁组成的“自卫大队”，穿着黑制服扛着枪经常在街上转。“保甲制度”比日本人时候更严，一条街是一个保，保里有了“保丁”，保长出门有了跟班的。保长的权力很大，催粮、派夫、抓壮丁、抓共产党。老百姓一提起他们来脸上就没了笑模样，说他们吃、喝、嫖、赌没有一个正经东西。
这些人，对老百姓一个比一个凶。保长的口头语是“烟囱里冒烟，锅底下不结蜘蛛网，就得纳粮、交捐”。一保的保长，逼一个青年当壮丁，可全家就他一人能干活，他要走了全家生活无着，被逼无奈，他一刀剁下了自己右手的四个指头。
十几户是一甲，实行了互相监视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他们三日两头半夜三更查户口，46年的夏天下了一场大雨后，我家和东邻间的墙被淋塌了，那一夜正碰上查户口，有一个保丁硬说东邻有人到了我家，折腾了半宿也没找出人来，可把我们一家人吓得不轻。
那时，到处是国民党的便衣谍报人员，为怕惹事，所有饭店的墙上都贴着用红纸写的“莫言国事”的条子。
保甲长还逼着老百在自家院里挖防空洞，说打起仗来炮弹不长眼。老百姓天天提心吊胆，紧张的不得了。记得好像是1947年的春天，有一天忽然街上敲锣下了一个通知，要老百姓站到三马路两边，学生都集合在光会堂南边的场子上，说是欢迎“三人小组”，要停战，不打仗了。军队戒备森严，谁也不能乱走动，等了好久，只见几辆吉普车从众人面前尘土飞扬地很快开过去就完事了，过后那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物价随着战事的紧张而直线飞涨。中华民国的钱叫“法币”，当时是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同时发行，等值流通。日本投降时，沦陷区的百姓要以很大的比值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钞兑换法币，虽然票子多是旧的，尺寸也大，老百姓叫它“大棉条”，可“大棉条”还是很顶用的。后来随着市场上物价飞涨，新票子越来越多，面值越来越大，从几十元到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老百姓说了，“三千两千抽支香烟，三万两万喝碗稀饭”。商店里卖东西，小额的票子早已数捆不数张了。若用这样的票子买纸擦屁股，已经不如直接用钞票合算。
那时的物价一天一个样，甚至上午下午都不同。当时我父亲在电灯公司当电工，每月开了钱先去买当月的粮食，剩下的赶快买些洋线什么的，等下半月用钱时再卖，要不到时那钱就买不到什么了。
后来那钱以万为单位也很难计算了，国民政府就想了个点子，用竖着看的“关金”，兑换横着看的“法币”，好像是一元顶一万。可“关金”的票面也很快就像“法币”一样又飞上去了，听说接下来又换“金元卷”。不过“金元卷”我没有见过。因为还没等在坊子用开那“国军”就跑了。
我看见的那些钱都是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不但纸好，印得也特精致。老百姓可是再也不上当了。解放后，那印制精美的法币，100元才兑换1元土纸印制的北海票。
中华民国的经济彻底崩溃了，老百姓似乎是更穷了。坊子有一个小时患婴儿瘫，走路一瘸一拐的半老头，大家都叫他五月。他在大街上叫街行乞时经常粗喉咙破嗓子地嚎叫：
说我穷啊我就穷，
一根扁担两根绳。
走得慢了穷赶上，
走得快了赶上穷。
不快不慢才待好，
一步掉进穷中坑。
……
当地的老人都在说着从济南传过来一个民谣：
民政厅，财政厅，民穷财尽；
田赋处，粮食处，田荒粮绝。
坊子的老百姓对国民党有点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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