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治下
当了8年日本亡国奴的坊子人,转眼成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到了什么要紧的日子,还是镇公所那个老头,依然提了那面铜锣满街转,边走边敲边吆喝:“挂旗噢!当……”这时家家户户挑出的旗,都是没了那黄布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了。
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大的我当然见不到,就是镇上、街道上的也是神气十足。他们一说中华民国,就是“世界四强”之一,而且排列的顺序是中、美、英、苏,别的国家是谈不上的,自豪的不得了;可一提起美国来,又是满脸的奴才相,好像夸他是大阔佬的老丈人。他们说日本投降全凭美国的原子弹。现在“国军”全部是美式装备,这世界上除了美国谁也比不了。苏联不行,它在北冰洋试验的原子弹失败了,还不如八路军的木杷手榴弹……对于这些,似乎坊子的老百姓并不多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听说美国可怜中国人,运来了大量的“救济物资”,有大米、洋面、罐头、洋布、还有衣服……要发给中国人。
这大概是真的,听说,为此还设了个什么叫什么“善后救济总署”的衙门。可是喳呼了好长时间,人们心急火燎地盼,可这救济物资总也运不来。过了一阵子说是来了,吃的东西由天主教堂发放,在教堂上学的孩子能优先。别的还没定。
“国军”来了之后,那教堂里来了几个洋人修女、神父,听说多是法国人。还听说教堂里的花费都是从法国汇来的。还来过一位头上戴着碟子一样的小红帽的大鼻子主教。那大主教可神气了,出门不走路,都是坐在由两个中国人抬着的太师椅上。
教堂为了教育教友的小孩,办了一个“崇光小学”,这小学实际上只有一个班,三十几个学生。由于我爷爷是虔诚的信徒,虽已去世,还是荫佑我进了这所都以为很好的学校。学校里由一位很严厉的修女教念经,“天主耶稣,基里斯都,我众罪人,得罪于天主……”天天要背,背不过手要挨板子。我当时学得很认真,会背很多经。学生们,每个礼拜天早上要到教堂去做“弥撒”,下午还要去“降福”,可我总觉得天主是个外国人。因为沾上了点洋字,我也因此觉得和街上别的孩子不一样。
有一位高个子的年轻女老师教我们国语、算术什么的,记得她姓张。听说她是从八路军占的地方跑出来的,后来跟了一个“国军”军官,结婚时还让我和另一个女孩子给她拉婚纱。
学校每星期一早上都要做“纪念周”,师生们整齐地站在一个大屋里,讲台上方的墙上正中挂着很大的蒋委员长的戎装画像,挎着大洋刀,胸前戴着许多金光闪闪的牌牌,很是威武。两边挂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纪念周”的仪式十分严肃,第一项是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第二项是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接着是静默三分钟;第三项是读“什么是什么之本”的建国十二条,大概是蒋委员长的训示。我只记着有一条是“有恒是成功之本”,别的都忘了。
老师的讲话离不开“新生活运动”,说那是蒋委员长亲自提倡的。内容很多,别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两条,一条是早上洗脸要用冷水,蒋委员长都是那样;印象最深刻的一条是,蒋委员长是全国唯一的领袖,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干什么,只要一听见“蒋委员长”四个字都要立即起立立正。
那时街上的大人在传说一个笑话,说是在哪个大城市里,有个小孩在马路当中间撒尿,警察追他,每当快要追上时,小孩就回头大喊一声“蒋委员长”, 警察马上立正,眼巴巴地看着小孩子跑掉。不过蒋委员长那张肩膀上有很多金线,胸前挂了好多牌牌,还挎着一把大洋刀的画像可贴得到处都是。
国语的课文上说,蒋委员长从小就绝顶聪明。记得里边有这样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家开的商铺着了火,别人都忙着去救火,可他却冒着火钻到屋里去把那账本抢了出来。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一天在课堂,日本教师指着讲桌上的一个大泥团对学生说:“这就好比是中国,上边有四万万五千万个细菌……”这时他气愤地跑到讲台上,从那大泥团上掐下一块小泥团,也指着它对学生说:“这就好比是日本,上边有八千万个细菌。”把老师学生都惊呆了。
我想,我们的蒋委员长可真是了不起,要不怎么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党里的一个领袖。那时我们学过一首歌颂领袖的歌:“昆仑山麓,东海之滨,天生圣哲,百代师宗。唯我领袖,正气冲天地,功业盖古今……”
领救济物资我们确实是优先了。食品的发放每天一次,都在中午,每家只能一人去领。每份是一个馒头、一勺牛奶、一勺豌豆肉丁罐头。每到这时,教堂的便门外便排起了长队。我们崇光小学的学生排在最前边,保证每天都有;后边的许多人是领不到的,我估计一次也不过发百多份。我每天高高兴兴地领回家,可以分到半个馒头吃。
分衣服我记得是只有学生有份,而且各个学校是在同一天发的。办法是先由老师一份一份搭配好摆在操场上,学生排好队按顺序去取。我领到的一份,只有一件小孩穿的旧毛衣还成用,别的都是女人穿旧了的裙子、长筒袜子、高跟鞋什么的。我抱了那些东西往家走,路过搬来不久的“山东省立潍县中学”的校门口,看到路边有一个用长筒袜子高跟鞋堆起的小山,大概是中学生们丢的吧。
教堂的食品分发,好像维持了两三个月,别的就再没见什么了。嚷嚷了好久的美国救济物资,好像是一场骗局和闹剧。不过听说大米、洋面什么的是真有的,只是老百姓没见到罢了。听说“国军”的一些大官真发财了,不光是捞了救济物资,还得了什么“五子登科”。我不知道这“五子登科”是件什么宝贝东西。
在中华民国治下的两年,除了救济物资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天天打仗,二是物价飞涨。从坊子镇来来去去的“国军”真是成千上万,谁也数不清有多少。他们不但有精良的武器装备,还有印刷漂亮的宣传品。我曾见过一张题目是“猫给老鼠的一封信”的传单,内容是说“国军”好比猫,八路军就是老鼠,猫的任务就是捕老鼠,老鼠不能叫屈。他们还到处说:“一物降一物,八路怕八步”,不知“八步”指的是什么,可能是他们第八军自己。他们还满街贴了不少标语,其中有“朱、毛不死,大乱不止!”
仗似乎是越打越大了,打仗给坊子带来两多:伤兵多,“难民”多。
天天说打了胜仗,可伤兵一火车一火车地往坊子陆军医院拉。医院装不下就呆在闷罐车皮里,一身的血污,在里边又哭又骂。医院天天往外抬死人,从冢子坡到煤矿,那几里地的地面上的小土堆一个挨一个,埋得满满的;一片白花花的小木头牌,让人毛骨悚然。那些大难不死的伤兵就再也不想出医院了,一群一伙地出来,有的包着头有的架着拐,装模作样,到处找便宜。有的跑到中学的校门口,招呼调戏女学生,还把出来劝阻的教师打伤了。有一个伤兵,拿了一个麻雀到一家商店里,说是请掌柜的看一看。他有意把那麻雀放飞了,硬说掌柜的放了他的金丝鸟,要他赔了好多钱。在坊子最出名的事是,有一个伤兵,看上了一马路一个姓苏的理发师傅的老婆,1948年 农历正月初一夜里,那个伤兵把老苏杀死在自己的理发馆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有人敢管,伤兵成了街面上的一霸。听说第八军的伤兵,还曾经跟后来的驻军真刀真枪地打过一仗。
那“难民”是随着“国军”的胜仗越来越多。都操着不同的外地口音描述着共产党、八路军如何的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把他们的财产都“共”了……不过我发现,这些人好像还是很有钱,不少的人在街上租铺面做卖买,吃喝比当地穷百姓好多了。后来才知道,这大都是些逃亡地主,有的还参加过“还乡团”。
那仗好像开始是出去打人,后来是准备挨打了。记得“国军”没来时,坊子镇和周围农村间都是一片好庄稼地。没过多久就开始征民工修城墙、挖护城河,河外边是纵横交错的战壕连着大大小小的碉堡,空的地方都挖成一个挨一个上大下小的深坑,底下插着削尖的木桩,坑里再放上水。最外边还有用木头和铁丝网组成的“鹿砦”,纵深要有一里多地。碍事的民房、村庄一律拆掉,树木砍光。城门更是戒备森严,出入都要查“良民证”,而且小学生都要办,有嫌疑就搜身。我一个在镇上铁工厂做工的叔叔,有一次从乡下回来,就因为身上带了别人让他做戒指的两块宣统铜元(那时人们都说宣统年的铜元含金,做戒指不上锈),被当成“八路探子”抓了起来,硬说那铜元是联络信号。他找了好几个保人才放出来。要找不到保人,说不定会拉出去枪毙。我想,有这样坚固的工事和森严的戒备,这坊子谁还能攻得进来?
驻守坊子的军队除了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有名目繁多的地方杂牌队伍,在坊子四周各自占据一块地盘,征税要粮,名目繁多无休无止。老百姓都说日子没法过了,叫街的、要饭的是越来越多了。
国民党对坊子的统治越来越紧。镇上有了由四、五十人的镇丁组成的“自卫大队”,穿着黑制服扛着枪经常在街上转。“保甲制度”比日本人时候更严,一条街是一个保,保里有了“保丁”,保长出门有了跟班的。保长的权力很大,催粮、派夫、抓壮丁、抓共产党。老百姓一提起他们来脸上就没了笑模样,说他们吃、喝、嫖、赌没有一个正经东西。
这些人,对老百姓一个比一个凶。保长的口头语是“烟囱里冒烟,锅底下不结蜘蛛网,就得纳粮、交捐”。一保的保长,逼一个青年当壮丁,可全家就他一人能干活,他要走了全家生活无着,被逼无奈,他一刀剁下了自己右手的四个指头。
十几户是一甲,实行了互相监视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他们三日两头半夜三更查户口,46年的夏天下了一场大雨后,我家和东邻间的墙被淋塌了,那一夜正碰上查户口,有一个保丁硬说东邻有人到了我家,折腾了半宿也没找出人来,可把我们一家人吓得不轻。
那时,到处是国民党的便衣谍报人员,为怕惹事,所有饭店的墙上都贴着用红纸写的“莫言国事”的条子。
保甲长还逼着老百在自家院里挖防空洞,说打起仗来炮弹不长眼。老百姓天天提心吊胆,紧张的不得了。记得好像是1947年的春天,有一天忽然街上敲锣下了一个通知,要老百姓站到三马路两边,学生都集合在光会堂南边的场子上,说是欢迎“三人小组”,要停战,不打仗了。军队戒备森严,谁也不能乱走动,等了好久,只见几辆吉普车从众人面前尘土飞扬地很快开过去就完事了,过后那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物价随着战事的紧张而直线飞涨。中华民国的钱叫“法币”,当时是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同时发行,等值流通。日本投降时,沦陷区的百姓要以很大的比值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钞兑换法币,虽然票子多是旧的,尺寸也大,老百姓叫它“大棉条”,可“大棉条”还是很顶用的。后来随着市场上物价飞涨,新票子越来越多,面值越来越大,从几十元到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老百姓说了,“三千两千抽支香烟,三万两万喝碗稀饭”。商店里卖东西,小额的票子早已数捆不数张了。若用这样的票子买纸擦屁股,已经不如直接用钞票合算。
那时的物价一天一个样,甚至上午下午都不同。当时我父亲在电灯公司当电工,每月开了钱先去买当月的粮食,剩下的赶快买些洋线什么的,等下半月用钱时再卖,要不到时那钱就买不到什么了。
后来那钱以万为单位也很难计算了,国民政府就想了个点子,用竖着看的“关金”,兑换横着看的“法币”,好像是一元顶一万。可“关金”的票面也很快就像“法币”一样又飞上去了,听说接下来又换“金元卷”。不过“金元卷”我没有见过。因为还没等在坊子用开那“国军”就跑了。
我看见的那些钱都是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不但纸好,印得也特精致。老百姓可是再也不上当了。解放后,那印制精美的法币,100元才兑换1元土纸印制的北海票。
中华民国的经济彻底崩溃了,老百姓似乎是更穷了。坊子有一个小时患婴儿瘫,走路一瘸一拐的半老头,大家都叫他五月。他在大街上叫街行乞时经常粗喉咙破嗓子地嚎叫:
说我穷啊我就穷,
一根扁担两根绳。
走得慢了穷赶上,
走得快了赶上穷。
不快不慢才待好,
一步掉进穷中坑。
……
当地的老人都在说着从济南传过来一个民谣:
民政厅,财政厅,民穷财尽;
田赋处,粮食处,田荒粮绝。
坊子的老百姓对国民党有点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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