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衡水四清 （一）
我们的课嘎然停止了。
臧伯平书记作了下乡四清的动员报告。我们四清的地点是河北省衡水地区。我的情绪又被鼓动起来，其实，大家谁不愿意上课学习呢？如果不愿意上课学习，我们考大学干什么，吃饱撑的？但上面每搞一次运动前，都要学习文件、认识问题、讨论问题、谈体会、表决心，这种洗脑、换脑的群体鼓动法，都把人异化了。结果，弄的士气高涨，都死心塌地的跟着去搞运动了。
九月九日晚就从学校出发了。第二天六点到了衡水车站，之后，又坐汽车到了枣强。要在这里集中学习二十多天。算是补课。集训后，我们从枣强乘汽车到卷子公社，被分在了王李张屯，这个村二百四十多户，六个生产队。
我们学校分在这里的有崔宝恒、张光璘两位先生（两个先生都三十左右）和李剑国、王素芳、谭兴戎、林岫、寇胜春、周云生等几位同学。同时到这里的还有八个地方干部。据我所记，有康、陈、周、何、申、孟、二李（女性）等人。老康（康赞臣）三十五六，样子倒很和善。任工作队长。老陈（陈鸿义），不到三十，戴个眼镜，很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任副队长。其余的都二十多岁，年龄比我们稍大。我们学校方面，崔宝恒先生做负责人。其余的人，除了王素芳留在大队做资料员外，都分在各个生产队搞具体工作。
这次下来四清，其情况是，一句话：比上次（北戴河四清）更坏。其原因是这里的地方干部素质太差，有的品质极坏。
我在这个村调换了两次，去了三个生产队。
开始我在三队，和寇胜春在一起。那时刚进村，首要任务是抗旱种麦。每天和社员在一起劳动，在大洼里种麦要到村里井中去挑水，来回好几里路，忙活了两个星期，累了个臭死，才把麦子全部种上。通过这场抗旱种麦，我和三队社员已很熟悉，并建立了感情，而且对干部的情况也摸了个差不多。四清工作正要开始，我正要展开工作。康万臣（队长）却调我去四队，我问为什么，说是工作需要。我说，通过在三队抗旱种麦，我对三队情况已了如指掌，工作起来更方便。老康说，那里更需要你。我只好去了四队。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组长凑我不在时，偷看了我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抗旱种麦中偷懒，社员对他有意见的事。因此他看着我不顺眼了，一怒之下，就要求老康把我调走了。
我到了四队，周云生也在这里，一个姓申的地方干部任组长。我一去，老周高兴地说，你来这里太好了。我说，我跟本不想来，怎么就太好了？老周说，组长老申太坏，都把我欺负死了。我说，咱们好好工作，他能把咱怎样？老周说，你来了，你看着他怎么欺负你吧。我说，我就不信。
老申的相貌确是凶恶，但我不招你，你又能把我怎样。刚来这里，情况不太熟，就先从劳动开始。每天早晨起来给房东打水，扫院子，并下地劳动。而老申每天早晨不但不劳动，而且根本就不起床。吃早饭时，还要社员叫三四遍。平时对社员都是喝三吆六的，口中还带着脏字。二队里有个叫李双的地方干部成天去找他，她一去，老申就什么正经事也不做了，会也不开了，地也不下了。有时一谈大半天，社员都议论纷纷，说老申不是搞四清来了，而是搞对象来了。我们下乡四清，不准谈情说爱，这是铁的纪律，何况老申已有了老婆。于是我和老周把老申的情况告诉了我们的先生崔宝恒。崔先生说，你俩在小组生活会上给他提出来。
于是我和老周在一次生活会上，给老申提了几条意见：一、国民党作风：成天训斥群众，所有的社员都怕你；二、对同志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耍态度，太没修养；三、工作拖拖拉拉，成天躺在床上睡大觉，吃饭的时候也不起床，丧失了革命意志；四、成天和李双卿卿我我，生活作风不检点。
老申听了，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向我们吼了一通。
但我和老周摆事实，讲道理，把他的事说了一件又一件，在铁的事实面前，他口头上承认了错误。
但接着崔先生就告诉我们，老申到队长老康那里告你们的状去了，说，南开大学来的两个学生真坏，我没法和他们共事。我回家，我不干了。
我说，他不干更好，我和老周保证把四队的工作做好。
崔先生说，看看老康是什么意思吧。
不几天，队长老康又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一队去。
我说，我到四队不多日，工作刚插上手了，怎么又调我走？
老康说，是因为炉火费的问题。
我说，炉火费又怎么了？
老康说，一队原来是张光璘和李淑兰两人，为了节约炉火费，把李淑兰调到振江口去了，和振江口的老郭（女性）生一个炉子。你呢，就要去一队，和张光璘生一个炉子。
我说，为何非得要调我去？
老康说，老申是组长，调走了，谁领导工作？你的同学老周，身体不好，有胃病，这你是知道的，一队离大队那么远，大冬天的，你叫老周来回跑，这合适吗？所以我觉得，你到一队比较好些。
我无话了，听从分配吧。于是我又到了一队。
我一到一队，就对一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各方面都比四队强得多。首先是积极分子，一个个生龙活虎，工作能力很强，有思想、有眼光。如赵殿玉、赵金山、赵金爱、赵庆鸾，都是难得的人才。不像四队的积极分子，衣帽不整，疲疲沓沓。老申对他们疾言厉色，吆吆喝喝，他们就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再就是，这里的生产条件也非常优越，土质好，人们的干劲大，生产搞得很出色，家家户户都比较富裕。只是全村人都姓赵，一个大家族。四清的盖子还没揭开。
在那里工作的张光璘先生当时雄心勃勃，想把一队的四清问题搞彻底后，再把一队树成模范队。我看了一队的情况，决心和张先生并肩战斗。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的工作却成了岳飞抗金兵。事情的经过非常复杂，下面我只好简单地缕述如下：
一队的各户虽然都姓赵，是一个大家族，但积极分子和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所以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都勇于揭发。但一队的干部都定了攻守同盟，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承认。我和老张商量对策，决定选择薄弱环节，突破一点，轰开全局。最后选定了保管赵庆忠，这个人比较老实、胆小，是个光棍。我们经过了一番攻心工作，赵庆忠终于交待了几笔干部私分口粮的问题。我们用这些材料作为子弹，对队长赵庆一进行轰击，赵庆一不但交待了私分，而且还交待了个人的盗窃问题。我们又经过了几个日日夜夜，其他的干部，如副队长（赵庆合）、会计（赵金栋）、民兵队长（赵庆香）、妇女队长（赵金凤）都望风披靡。各自交待了各自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随即都叫积极分子查证、落实，不留隐患。当时群众情绪极为高涨，生产干劲冲天。我们就要开庆功会了。
但群众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一队的全体干部进行了私分，那么全家住在一队的大队干部赵庆增，难道没有参与，是两袖清风吗？
我和老张感觉问题提得很尖锐、很中肯。立刻又把干部叫来，一一询问。大家都说私分时赵庆增也有一份。因为他是大队干部，怕得罪他，所以没把他说上。
于是我们把赵庆增叫了来，叫他交待问题。但他什么也不承认，说是别人诬陷他。我们又叫别的干部作证，他就是不承认。
这时队长康赞臣和我队积极分子赵金山到北京参观去了，副队长老陈（陈鸿义）主持工作。我们把事情给老陈说了一下，老陈不叫我们接触赵庆增。后来我们从王素芳那里知道，老康临走时，一再叮嘱老陈，我看庆增是个好干部，我走后不要叫张光璘他们接触庆增，我回来再说。老陈向老康保证：你放心，我决不让他们胡搞。因为老陈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对老康惟命是从。
王素芳是个农村姑娘，个子高高，脸色黄黄，长得也还秀气。在学校是我们的团小组长，这次四清，当了大队的资料员，她经常把大队的消息透露给我们。使我们心中有底。
老陈不叫我们接触庆增，他却到一队找干部一个一个谈话。说：“你们说庆增有问题，是真的假的？你要是诬陷庆增，可要负全部责任。”这些干部根本就不愿交代问题，经老陈这么一吓唬，就干脆一退六二五，把自己的问题否了一半。老陈又找庆增谈话，庆增对自己的问题矢口否认。老陈说：你别生气，你说你没问题，我们也没硬说你有。我们的工作有问题，搞出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假的。
就这样，老陈把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出来的问题，不到半天就给搞翻了。一队的积极分子马上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去找老陈，老陈却说，我们这些问题，是逼供信逼出来的。
我们忍无可忍，我叫老张去卷子公社分团反映老陈的问题。张光璘去了分团，下午分团团长老赵到了我们村，召开了全体会。大家汇报了情况。老赵立刻批判老陈，把搞出来的问题再一个个去推翻，这是右倾，是投降主义！你这样还申请入党，从我这里就通不过。老陈低下头哭了。
老赵又指示我们，对赵庆增的材料要详细调查，一、家庭情况；二、赵的历史；三、赵犯的错误；四、赵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
老赵走了后，老陈和王素芳大吵了一通，嫌王素芳不站在他的一边，为他辩护。
紧接着分团派来了三个人组成的调查小组，要我分派到一队的干部家去吃饭，我一一分派好了，他们在一队住了三天。最后开会说，一队揭出来的干部的问题，没有任何水分。赵庆增的问题是毫无疑问的。我和老张一下子放心了。
过了两天，老赵又来了，对我和张光璘说，老陈嫌我说他是投降主义，到分团告了我一状。但分团调查组和我的看法一致，今早他又给我写了一份检查。这个人真是……。他为什么比老康还右呢？他是想靠着老康入党，我已当面说过他，你入不了党……。
但不两天，老康和金山从北京回来了。
金山是一队我们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他回来就告诉我们，老康在路上告诉他，赵庆增的问题都是假的。王素芳也告诉我们，你们做好准备吧，老康对你们的工作很不满意，说你们不该搞赵庆增的问题。
老康回来后，就自己去一队落实干部的问题，结果，全体干部整个翻了供。干部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老康又作出决定，把张光璘调离一队，到四队去。积极分子们找到老张说，你这一走，我们可怎么办呀？
这真像我们看到的公案片，某个人快要破案之时，那个包庇坏人的领导肯定要把他调走。
我建议张光璘，到县工作团去反映老康的问题。一不做，二不休。老张跑到了县团。向团长王月朋反映了我们队的问题。
第二天，团长王月朋就带着一批人来到了王李张屯。其中还有我校在县团工作的蔺羡璧先生。下午召开了座谈会。大家都对一队的问题谈谈看法。在谈情况时，王月朋的插话很有意思。
当老康谈到积极分子有偏激情绪时，王月朋勃然作色说，现在干部把问题都推得一干二净了，他们还能有什么偏激情绪？也真是太奇怪了。
当老陈说干部没有什么问题时，王月朋问他：“你的根据是什么？”
“干部说的。”
“还有什么根据？”
“别的没有。”
王月朋冷笑了几声，老陈低下了头。
王月朋明令老康，不能把张光璘调离一队，如果调离一队，就等于向干部们表明，他们没有问题，是我们搞错了。先叫他们在那里坚守，等过了春节，我派骨干力量专搞一队，我就不信一队是清水衙门。
王月朋又说，不过，一队的问题，这么折腾几次，干部都有了经验，再落实，就比较困难了。
我校蔺羡璧临走时告诉我们：老康是本地的干部，本地干部和本地干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不愿得罪本地的干部。所以老康示意一队的干部把问题全推翻了。
我和张光璘又在一队待了下来，不时给积极分子打气。
春节期间，我们学校的人员都撤回县里过年。臧伯平书记叫我们吃好、睡好、玩好。我们到了县里，住在了县中学，也真的混吃闷睡了一通。因为这几个月来，我们真是太疲劳了，从没从从容容地吃过一顿饭，从没安安静静地睡过一次觉，而且整天和四不清干部打交道，斗智斗勇，有空还要下地劳动，真是疲乏死了。我们猛睡猛吃了一通，顿觉精神大好。之后又松松散散地学习了一点文件，总结了一下工作。准备再赴四清战场。
春节后，赵金爱、赵金山来看我们。他们是我们在一队培养的积极分子。现在也来枣强参加集训，也要到别的地方去搞四清了。看到自己培养的积极分子这么有能耐，心里非常高兴。
我们从枣强回村后又像过去一样开始了工作。不过刚过春节，生活安排的比较轻松。一天（二月三日），我要拆洗被子，找二胡（胡雅琴）去借线，二胡便亲自来帮我缝被子。她是我们的班长，矮矮的个子，纯朴、厚道，工作认真。她因为在侯冢和地方干部闹了矛盾，春节前（十二月十六日）被调来这里（我校崔宝恒先生被调往侯冢）。我对她的遭遇很是同情。我和她很谈得来，我们还交换了日记（她在日记中还写了不少的诗歌），看后互提意见。她来给我缝被时，各自谈了在工作中受压抑的事情，心里特别畅快。
但在农村，人们思想比较封建，而且眼睛特别贼。二胡来给我缝被，早有二队的积极分子侯西军报告给了王素芳。
王素芳在学校是我们的团小组长，和我是一对红（当时流行的一帮一，一对红），平时对我很是关照。她工作积极，要求进步，这次下乡来当了大队部的秘书，正准备入党。但她听说胡雅琴到我那里去给我缝被了，立刻把我叫去，对我大发雷霆：
胡雅琴去你那了做什么了？都说什么了？发牢骚了，是吧？怎么在你那里一呆就是一个下午？你们都做什么了。那怎么待那么长时间，你知道，她是个女的呀。社员反应多大呀，说你们一钻进屋里就不出来了。你到底动她了没有，说！我知道这事不怨你，是她主动的，对吗？一个下午怎么会没有事呢？你要老实交代！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你写个检查吧。没事也要写。我命令你写，把整个过程写下来。
在四清时期，男女关系，可是个重大问题，有许多人因此被记过、被开除。我系三年级有个同学春节在枣强集训期间就因耍流氓而受到了严肃的处理。谁敢轻举妄动？再说，我们纯洁得像一潭清水，也根本没有往别的方面想过。
可是王素芳硬往这方面想，让我写检查。她过去对我很是不错，现在当了大队秘书，就对我不客气起来，执意要把这件事搞成“桃色新闻”，并且把这事汇报了上去。
我系团总支书记崔国良、组织委员张菊香都下来了解情况。并找我和胡雅琴谈话，他们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就明告王素芳，胡雅琴只不过去帮他缝了一下被子，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件好事情，怎么能叫他写检查呢？
这事虽然不了了之，但却对我的工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工作队长康赞臣因为一队的问题，早就对我不满，然而无计可施，现在看到我出了这件事情，就乘机对我报复起来。他先是把我派到四清队的检查组，检查四清工作。我于是到了分团，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组成了什么检查小组，检查了尹村、卷子公社、东车营等几个村的四清状况，并写了总结。回来后，他又把我调离一队，到四队工作。再不久他又派我到灾区救灾。我在灾区积劳成疾，他又一再拖延我治疗时间，最后使我终于抱病回津。
五、衡水四清 （二）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邢台发生了大的地震，波及到枣强。不过枣强损失不大。可是，三月二十二日下午的一次地震，却使枣强的许多村庄损失惨重。瓦莲蓬村震得最为厉害，全村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在瓦莲蓬和东车营之间的大地裂了很宽的一道缝。有许多眼井里都冒出了黑水、泥沙，水一下子都溢到地面，把道路都弄得泥泞不堪。
关于这次地震的资料我摘录一点附在这里，以便于对本文的阅读。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在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烈度为 9度强。继这次地震之后，3月22日在宁晋县东南分别发生了6.7级和7.2级地震各一次，3月26日在老震区以北的束鹿南发生了6.2级地震，3月29日在老震区以东的巨鹿北发生了6级地震。从3月8日至29日在21天的时间里，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了5次6级以上地震，其中最大的一次是3月22日16时19分在宁晋县东南发生的7.2级地震。这次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震中裂度为10度，这一地震群统称为邢台地震。
三月二十四日。王月朋在供销社的地窨子里作了关于抗震救灾动员工作的报告，我便和几个工作队的同志奔赴灾情最严重的东车营。
东车营没有进行四清，所以没有工作队。我们几个来到了这里，便成了头头。但谁要是当了抗震救灾的头头，那准是上帝厌弃他了，想叫他赶快死掉。
这里整个村庄一片狼藉，房屋差不多全部倒塌。你从街上走过，也很费周折。幸好是白天地震，人们都跑出来了，只有一些伤者，没有死人。但人们惊慌失措，哭哭啼啼。我们一到那里，就指挥着干部社员一起抢粮食，再就是搭窝棚。
人是铁，饭是钢，无论做什么，不吃饭是不行的。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抢粮。因为地震，社员的粮食全部砸在了屋里，埋在下面。队里的仓库也都埋在瓦砾堆里。我们首先组织党团员、青壮年，集中全力把掩埋的粮食挖掘出来，先保住吃食再说。
除了吃的问题以外，就是住的问题。现在房子都倒塌了，即使没有全倒的，也都呲牙咧嘴，成了危房。看一看，都心惊胆战，更别说居住了。
但人们总要有居住的地方呀，我们又组织社员搭起窝棚来。在地上掘个坑，在上面支起几个木架，木架上搭上几块帆布片或几领席子，这就是窝棚。晚上人们就睡在这里面。
当时的窝棚也分私家窝棚、公家窝棚。社员自家搭的窝棚就是私家窝棚。由村里出工出料搭的窝棚就是公家窝棚。
私家窝棚就住社员自家的人。公家窝棚住的是五保户、孤儿寡女、男女民兵，再就是我们工作队的。
最可恨的是村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顽固，他们硬是躲在自家的危房里不出来。怎么劝说也是白搭。他们说，自己不怕死。又说，就是死了也无所谓。还说，我们死了又不赖着谁，你管这些闲事干吗？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我们工作队在这里，（如果再地震）你砸死了，我们于心何忍？再说，你砸死了，我们能没干系吗。好，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听劝说，我们就来硬的。派几个身强力壮的民兵，用被子把他裹上，把他抬到窝棚里。他们却破口大骂。你骂吧，大风刮跑了，谁在乎你骂。
窝棚里极为潮湿，因为湿地上没有什么可垫，我们铺上被褥，被褥全可拧出水来。晚上公共窝棚里更是杂乱，人们闹闹嚷嚷，孩子哭哭啼啼，值班的民兵大声小气，一会一换班。我们经常一夜不能合眼。
在那里，人们都得了地震恐惧症，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鬼哭狼嚎，魂不附体。
一次，我们在地窖里开会，忽然又听到嗡嗡声，大家挤着从地窖里死命地爬了出来，抬头一看，是天上的飞机，不由哑然失笑。
我们在一家吃饭，我坐小板凳没有坐稳，一下子蹲在了地上，别人一见，误认为是地震，都“嗖”地一下跑到了街上，半天才回来吃饭，我哈哈大笑。
当时的孩子，如果哭闹，你只需说，地震了。他马上住声。
还听说，在枣强县礼堂正批斗一帮地主，忽然地震了。人们都吓得跑了出去，等地震过去，人们跑了回来，一看，有几个地主都吓得休克了，因为他们不敢乱跑。
没有经历过地震的人，根本不知道地震是多么可怕，可能认为这些人过于胆小，非常可笑。下面我摘录一段《邢台地震纪念碑碑文》请大家看看，就能想象出地震时是个什么样子了：
震前，地光闪闪，地声隆隆。随后大地颠簸，地面骤裂，张合起伏，急剧抖动，喷黄沙、冒黑水。老幼惊呼，鸡犬奔突。瞬间，五百余万间房屋夷为墟土，八千零六十四名同胞殁于瓦砾，三万余人罹伤致残，农田工程、公路、桥梁悉遭损毁。灾情之重实属罕见，伤亡惨状目不忍睹。
我经历了一九六六年邢台大地震，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有幸没被砸死。对地震的感觉极为深刻。在地震时，我也跑过，但根本无法逃跑。因为整个大地像棉花团一样，你根本迈不动脚步。你只能眼望云天，等待上苍的安排。
在抗震救灾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我们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学习焦裕禄，领着社员到农田里干各种农活。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觉，每天又极端的劳累。我的身子是铜是铁，也终于顶不住了。潮湿的地窖使我腰腿疼痛难忍，走路一瘸一拐（两个多月后我才知道我得了可怕的类风湿关节炎）。眼睛也红肿起来，疼得厉害，看不清东西（一个月后才知道自己得了急性虹膜炎）。
当时我对医学知识可说一窍不通，又加以在抗震救灾前线，领导对一个人的安危也根本不当回事，所以自己的疾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才给我造成了终生的后遗症。
当时我眼睛红肿，走路颠颠拐拐。还是照样开会研究工作，下地参加劳动。根本没有机会看病。后来，腰腿倒是轻了，眼睛却越来越重。
直到抗震救灾结束，我回倒了王李张屯，到地窖里找到了老康（因为地震他们都在地窖里办公）请了假，才到卷子公社医院看病。那个医生叫庞世英，他一见大吃一惊，怎么才来看呀，你的眼睛要坏了。你赶快到枣强县医院去吧。他当时给我开了两封信。一封是给老康的，叫他以后不要再安排我工作，全力看眼。一封给县工作团医疗队，叫他们全力给我治眼。
我一听我的眼这么严重，真是如雷灌顶。我的眼早就看不清字迹，不能读书了。现在看什么都是模糊不清，看天看地都是黄糊糊一片。
我满眼流泪，问庞医生：我会不会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说，这很难说，抓紧时间看吧。
我向来心高意傲，自以为将来能干一番大的事业，想不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竟要成为瞎子了。命运的这个落差太大了。我终于控制不住，走出医院，就放声哭了起来。一路悲悲啼啼，回到王李张屯，擦干眼泪，向老康请了假。出了村，就一路哭着直奔枣强。
到了县医院，递上了介绍信，就由一个姓刘的医生安排在一个用（因地震医院的房子里已不敢住人）蓆搭成的病房里，说住院治疗。
我在枣强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眼睛不但不见好转，而且疼痛加剧。这里因为地震，病人极多，刘医生也顾不得给我仔细治疗。最后他说，这里没有眼科，各种药物都不齐全，我建议你到衡水医院去吧。
无奈，我又往王李张屯捎信请假，得到回信后，我便赶往衡水。
衡水医院倒有眼科，医生一看，立刻断定是角膜炎（其实是虹膜炎）。说已经过了急性期，慢慢治疗。但住院部已人满为患，根本不收住院。来到了街上，旅馆也不住人，说是还要发生地震。
想在这里看病，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又走到绝路上去了。我在衡水大街上茫无目的的走着，已是两三点钟，天气很热，我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又饥又渴，也根本没有心情停下来去饭馆吃饭。看看天，黄糊糊；看看地，黄糊糊；看看街上的人和物，黑糊糊。莫非我的眼就这样了，我真算完了？我已经欲哭无泪。看到一个巷子口的树上拴着一头牛，唉，牛也能看清东西，我现在还不如一头牛呢，老天爷，你行行好，叫我变成一头牛吧。我在大街上不知走了多少路，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我正东奔西跑，这时忽听有人叫我，我抬头一看，是旅馆里的人。原来我胡乱走，又走到我开始找旅馆里的地方来了。我赶忙说，你们的旅馆可以住人了？
他说，不是。
你叫我有什么事呢？
你不是说你是四清工作队的吗？
我说，是啊！
你是工作队里的，想必有证件。你到县招待所去吧，那里在地震期间也住人，有窝棚，但必须有证件。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根据那个人的指示，又走了好远好远的路，终于找到了县招待所。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又展示了学生证。他们就安排我住下了，这里条件很好，还有足量的开水。
医院的眼科医生姓曹，在附近一带颇有名气，我看了两次眼，果然见轻。那天他说我眼睛的炎症，上午比昨天轻，下午又比上午轻。再有七八天，眼就可以好了。
我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从医院出来，一路唱着歌，逛了好几天大街，还买了许多好吃的。
正当我要在这里积极治眼的时候，回到住处，一盘算，坏了，没有粮票了，钱也将要告罄。无奈，我只好带了点药，再回王李张屯。
我一回村工作队，大家都围上来问长问短，老申却沉着脸说，你已分到了四队，四队还有许多工作呢，你别只顾治眼。
王素芳说：他的眼还不好，怎么能工作呢。眼是一辈子的大事，先治好再说。
她说着立刻给团里打电话，要我马上回天津看眼。并叫寇胜春明天去张秀屯找张西萍（我校的老师），筹备钱款，送我回津。想不到王素芳在大的问题上，还是这样关怀我，就凭这句话，我会永远感激她。
（我写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是根据我的一本日记写的，我的日记对我的生活有详细的记录，开始看到王素芳因胡雅琴给我做被叫我写检查，真有些恨她，看到这里，我又开始感谢她了）。
但老康的意思还是要我先到衡水去看，实在不好，再去天津。
我在衡水医院大概又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样子，眼还是不好。学校才来人将我送回了天津。
张光璘并没有调离一队，王月朋还说调四清队的骨干力量来一队重搞，后因为抗震救灾，也没有来。王李张屯六个生产队，五个生产队的干部都有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全部退赔。就是一队的干部两袖清风，什么问题也没有。因为搞不出什么问题，干部的气焰嚣张起来。最后工作队出村时，干部坚决不让张光璘走，要他对搞他们的事说出个道道来，不然就得赔礼道歉。后来做了许多工作，张光璘才算走脱。这都是王素芳回南开大学后告诉我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8192e80100iwa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