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那两年(之三)
----------革命大串联
1966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学校选派优秀的红卫兵代表去北京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我虽然不再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但我还是响当当的红五类,随学校组织的红卫兵代表团第一次去了北京。在西城区一个学校住下,西城区里的一个干部接待我们,组织我们去北京大学参观学习。
1966年9月15日,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这一天我两次见到毛主席。
9月15号下午,我们在西城区干部的组织下排成一个方块队,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等待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等待的时间长了,我急着小解,离开了方块队,等我回来时,方块队已经不方块了,找不到原来的队伍了,那位西城区干部说你们自己找地方,散会后你们自己回学校,学校就在附近,不要走丢了。不一会儿,天安门广场响起雄壮的《东方红》乐曲,人们涌向天安门,我和我的伙伴跑向人民大会堂东北角,这时毛主席由东向西走来,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向我们挥手,我们蹦着跳着雀跃着,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向东走去,其他领导人也跟着向东走去。毛主席走了,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浪永久不息。我们几个人见到了毛主席,心情无比的兴奋,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六部口逗留,玩耍,索性在一个小饭店吃了饭,已是晚上时分,决定再去天安门广场玩一会儿,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南侧一进天安门广场就看到还有一部分学生由于没有见到毛主席,在广场北部整齐地坐成一个方快队,有人指挥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唱革命歌曲,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革命口号,随后就是整齐、洪亮、富有节奏的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天安门城楼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广播“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学们,毛主席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需要休息,请同学们·····”。
我们几个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逗留,突然天安门城楼华灯齐亮,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我说 :“毛主席出来了”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向天安门城楼奔去。广场南部,正在清扫卫生的清洁工们也扔下手里的扫帚向天安门城楼跑去,坐成方块队的红卫兵们也一拥而上奔向天安门。我们几个人才不管他方块队不方块队,一股劲跑到金水桥上,仰望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招手,毛主席身后的探照灯光柱晃着我的眼,看不清毛主席的脸,光柱掠过,毛主席慈祥的笑容看的清清楚楚。毛主席又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喇叭依然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歌曲。
毛主席离开了天安门城楼。我们也高兴地回到驻地。毛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
根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通知,外地的学生也可以到北京来学习,北京的学生也可以到外地看看,这叫革命大串联,学生串联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只要有学校介绍信,到接待站登记一下就可以。
革命大串联空前高涨,我家住磁县火车站,每天都看
到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专列,红卫兵们把投河胳膊伸到窗外,散发着传单,那油印的传单向漫天的飞雪。
我和我弟弟立全我朋友孙丙立,同班同学王文燕、曹金一行五人组成一个小组。原计划去上海,由于磁县是一个小站,没有直达上海的火车,一列到武汉的长列在磁县待闭(铁路运输中前面的车给后面的车让行叫待闭)。车站值班员给我们联系,我们上了火车。
火车上的人很多,严重超员,车厢连接处挤得水泄不通,厕所里也挤满了人。两个人的座位挤了三个,三个人的座位挤了四个甚至五个,有的人手拉着行李架坐在靠背上,还有的卷曲弯腰躺在行李架上。男生尿憋,只好挤到车厢连接处对着连接缝方便,女生可就不方便了,有人出主意男生背过脸,女生围成一圈,就地小解,换下的卫生纸传出车窗外扔出去。便溺的尿水在脚下流淌,从座位下探出一人头来,抱怨一声,啊呀,这是从哪儿流过来的水呀。满车箱的人哈哈大笑。
终点站武汉到了,车站广场红卫兵接待站介绍我们住华中农学院。公交车不方便,我们一边徒步走一边玩耍,路边的稻田绿油油的,空气比那人满为患的火车车厢清新多了,我们第一次看到,这里的猪不在猪圈而是拴在路边的树下。
华中农学院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学,学校环境很好,绿树成荫,楼宇整洁。食堂里,有香喷喷的大米饭和专为北方人准备的馒头,我们住在教室里很干净也很宽松,自己带的被子行李卷儿看来是多余了。在车上憋屈了一天一夜,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美美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们在校园走马观花转了一圈,学校的大字报也不少但很整齐,有几个大学生在大字报专栏张贴大字标语。可能是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看不到轰轰烈烈的气氛。
第二天,我们游览武汉长江大桥,这就是毛主席诗词赞颂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长江大桥,我们在桥头上浏览滔滔江水,火车从我们脚下通过。猛然想起我们铁路大院一姓陈大哥就在长江大桥守卫部队。我们向桥头卫兵打听有没有河北磁县一位姓陈的。桥头卫兵就帮我们向桥下营房喊了几声,营房里出来一位解放军战士,一看蛮熟,他就是我们铁路大院的陈大哥,他问我们吃饭了没有,我们这才知道已经过了中午。部队已经开过午饭。陈大哥是炊事班长,领我们去餐厅,饭菜都还热乎。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吃起来,记得有半盆麻辣豆腐,那是我们下饭最快的好菜。吃过了饭喝罢了汤,我们拍了拍圆圆的肚子,陈大哥送我们上桥头。我们谢了陈大哥,漫步游览了长江大桥。
我们从武汉北上经郑州换乘去上海的列车,车上的人并不拥挤,只有少数人没有座位。一个年龄稍大的人大概是哪个学校的大学生,站在车厢的中部充当学生领袖。毛主席说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于是车厢整个车厢的学生都听他的领导,在他的指挥下车厢里的学生前半部和后半部轮流唱革命歌曲,轮流朗诵毛主席语录。这边唱完几首就喊 :“革命歌曲大家唱,我们唱了你们唱”接着就是有节奏的鼓掌 :呱-呱-呱—!呱—呱—呱!那边刚唱完,这边就喊:好不好 ?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又是整齐的响亮的有节奏的鼓掌声呱-呱-呱—!呱-呱-呱—,!声音整齐洪亮,此起彼伏。俨然是一个解放军团体。
列车爬行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天亮的时候,列车员说要过长江了,列车员指着窗外悬架在江面上的桥身,告诉我们说那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列车过长江是火车坐轮渡。轮渡上有几排铁轨。火车头把一列车厢分段推到轮渡上,而后轮渡把几排列车厢运到对岸南京车站接轨。轮渡上几排车厢并列,学生们探出脑袋互相问候你们是从哪来的?这才知道都是开往上海的同一列车。
到了上海,火车站红卫兵接待站用专车把我们送到一所中学。学校接待站给我们登记,一位个头不高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小女生一直帮我们安排住处,办理饭票,还给我们打热水。小女生中等个小圆脸,长睫毛,葡萄眼,樱桃小嘴儿,很秀气温雅。普通话夹着甜甜的上海口音。以至后来只要一想到上海,就想起那位水灵灵的小姑娘。
在上海我们去了复旦、同济、交通几个名牌大学。说是看大字报,其实就是转转看看,我们路过上海国际饭店,进去看看怎么个国际,洁净的玻璃柜厨立有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我们看到有五味麻雀,才五分钱一只,一人来一只尝尝,总算我们在国际饭店吃过东西。
同行的王文燕的姨妈家就在上海。王文燕说好多年没有见他姨妈了,于是我们按照他说的地址在一家工厂家属院找到了他的姨妈,姨妈见我们很热情,赶紧准备午饭,蒸米饭炒了几个菜。印象最深的是炒芹菜。几个半大小子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一盆米饭,姨妈笑着说不够吃吧?随即又蒸了一小盆,又炒了一个菜,做了几碗挂面汤,我们又吃了个二回。
在上海的日子里,游览了上海外滩,自然要到南京路看看,那里有南京路上好八连,反映南京路上好八连英雄事迹的的话剧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我都看过。在虹口公园我们瞻仰了鲁迅墓,鲁迅故居,参观了鲁迅生平陈列馆。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更有幸赶上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参观了孙中山故居。
在上海,印象最深的是居住在那个学校的师生门热情的服务,尤其是那个漂亮的小女生,再就是学校食堂做的那道菜,叫不出菜名,那菜里面有比鸡蛋小的丸子,但不是丸子。圆圆的软软的一层包皮,里面有肉馅儿。咬一口喷喷香。以至于多少年后一提起上海就想起那道菜。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上海出差,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第二次到上海,专门向朋友问起那道菜。朋友告诉我说,那是炸好的糯米面团掏成空心,填进肉馅,再放油锅里炸一次。朋友专门给我做了那道菜。
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在北京又连续接见了几次红卫兵,传说毛主席还要接见红卫兵,我们立即起身回到家,紧接着又去了北京。这次我们没有带行李卷。
这次到北京与上次九月份不同了,各红卫兵驻地都派驻了解放军战士,对来京的学生进行军训后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却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接见,每天有解放军战士领我们军训,十人一排,十排一方。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胳膊挽着胳膊,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还唱着雄壮的革命队列歌曲。
云集在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见不到毛主席谁也不肯离开北京,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大教室里,学生们一个挨一个席地而卧。和我们挤在一起的是一个东北农村学生,看他每天晚上都坐在那儿从棉袄缝里挤虱子,我们指责他,他却说“到我们东北身上长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没几天我们身上也都沾上了虱子。
没想到在北京住那么长时间,我们没有了粮票和钱,向学校借了钱和粮票。
11月2日,我们终于等到了毛主席明天要接见红卫兵的准确消息。解放军战士带领我们一遍又一遍在学校大院里练习方块队,晚上又拉到天安门前长安街演习。
第二天,11月3日,我们早早地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东侧,上午十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们的方块队由东向西行进,一个解放军战士带领一排,我们走到金水桥时全部面向天安门城楼,我看到毛主席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我们总算经过了天安门,过了天安门就分散开了。回到我们的驻地。后来听说我们后边的方块队都乱了套,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多。
见到了毛主席,我们立即返回磁县,火车到磁县是半夜。下了火车几分钟就到家了。母亲开了门,虽然很冷,我们还是把衣服脱在门外,光屁股跑进屋里钻了被窝儿。为的是不把虱子从北京再带回家里。第二天母亲挑着衣服先在火上烤,把虱子卵烤死,然后再洗。母亲说虱子繁衍的籽不怕水,藏在衣缝里是洗不净的。
毛主席在1966年共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是一次伟大的创举,而我三次见到毛主席,且是距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的距离。在我一生中也是十分荣耀的。那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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