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F：我在文革那两年 1-10（河北磁县文革）

我在文革那两年（之一)
                         ------ 昙花一现的官办文革

    人生的十六岁至十八岁被人称之为豆蔻年华，豆蔻年华的帅哥少女们，一个个清纯靓丽，朝气蓬勃。他们思想最活跃却很青涩，憧憬最美好却很渺茫。
人人都经历过自己的豆蔻年华，我曾经为我和新中国是同龄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然而我也曾经为我的父母把我的青春年华安排在那个文化被摧残、人性被泯灭的动乱狂热的年代而感到懊丧和不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966年初夏，正当我们结束了初中文化课程准备考高中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战斗檄文铺天盖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波及到文艺、史学、哲学各界，后又发展为对《二月提纲》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判，后来才知道毛主席签发了5.16通知，矛头直指红极一时接近党和国家领导接班人位置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从文化领域扩展到政治斗争，农村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已发展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在搞四清。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毛主席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文化领域的争鸣扩大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北京高等学府的学生运动掀起高潮，中央向北京各大院校派驻工作组，以控制形势。根据上级精神，磁县四清工作团在学校派遣了文化革命工作组。
工作组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几乎每天到学校召集学校党支部、团委会成员开会学习部署工作，我是学校团委委员，当然要参加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主持的学习会议。
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们每天组织学习讨论，学生们在教室把课桌围起来，分几个组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和文章。通过学习了解国家大事。学校党支部书记是政教老师，刚刚提拔为学校党支部书记。每天都开会传达上级精神。磁县四清工作团政委侯顺德经常来学校做宣讲指导工作。侯书记个头不高，微胖的身体，他一口标准流利的邯郸东乡口音，讲起话来有声有色，阴阳顿挫，很生动也很有煽动性，他每次谈话总是盘坐在椅子上，摇晃一把折扇，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讲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讲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根本分歧，讲四清工作的现实意义，讲农村和城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讲的最多的是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讲党内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后来我才知道侯书记所讲的都是中共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5.16通知的精辟论点。
侯书记讲话之前总是先听我们汇报学校的文化革命进展情况，其实也不用我们汇报。学校工作组什么都清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根据十六条决定，学校工作组组织选举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一考入初中就是班主席。后来是团支部书记，再后来是学校团委委员。我又参加学校文工团，我和同年级一姓袁的同学在小学同台演双簧，中学文工团又演相声《女队长》，轰动全校师生。哗啦啦…哗啦啦…一百八…一百八这句台词在学校同学们中间耳熟能详。所以我在初中这一届四个班乃至全校我算是知名人物。我被提名候选人，经各年级各班唱票汇总我被当选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新提拔为党支部书记的政教老师。还有一个副主任是高中班一姓王的团干部。
那二天，学校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地播送庆祝学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喜讯，一次又一次地播送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当选名单。那时我确实自豪了一阵子。
侯顺德书记每隔几天都要来学校召集学校文革领导班子了解学校的运动情况，学校文革领导班子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刚满十六岁。由于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当学生干部，语文程度比较好，讲话发言我并不胆怯。更主要的是那时我和班里几个人爱好无线电，自己装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家里院子里高高的白杨树上，竖起一根天线，每天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那时我最喜欢的是夏青播出的《阅读与欣赏》和连续不断播出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特别是当时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政论性文章以及后来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对我影响很深。所以学校文革班子学习讨论发言，我把我从广播里报纸上学到的政论观点鹦鹉学舌讲出来，特别是联系学校师生中的一些就得思想表现上升到理论讲出来。侯顺德书记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微笑着点头赞许。记得那一次我发言后，侯顺德书记说立新同学讲得很好，有理论有实际很有水平嘛。我看到四清工作团当个分团政委也可以嘛！
学校的运动一直是学习、开会、讨论。揭、批、斗的高潮一直掀不起来，用工作组的话这叫务虚。如何进一步深入，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翻来覆去讨论。一位领导说教师这支队伍鱼目混杂，教师队伍中贫下中农很少，大部分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还有的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他们是混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其中就谈到当时的学校教导处主任张名扬，解放前参加过什么国民党的什么团。
时任教导处主任和我们的副班主任的张名扬老师早年毕业于磁县第二高中（即现在彭城幼儿园、土地庙地址）后在磁县师范学校任教（现磁县二中）。学校好多老师都是磁县师范学校毕业。张名扬老师高高的个头黑红的脸膛，对教学要求特别严格。
当时的我，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响当当的红五类，又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为了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掀起文化大革命高潮。我们反复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挺身而出写了一张炮轰张名扬的大字报，把道听途说莫须有的张名扬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什么团的事抖搂出来，攻击张名扬喽啰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混进教师队伍，组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字报一贴出去，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一夜之间，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教师队伍里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教师本人或家庭成员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统统被大鸣大放，教室里里外外满是大字报，先是贴在墙上后来扯线绳一排排挂起来。
学校沸腾了，家庭成份较高的家庭有问题的老师们胆战心惊起来。一天早晨，一进学校就听说一位老师晚上睡觉时把照明灯电源缠在手上，一拉开关触电死亡。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教职员工集体住在教室里。白天一块学习搞运动晚上一起睡觉并有人值班看守，连吃饭都集体排队一起去食堂。不许擅自离开。
大字报越来越猛，被揭批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许多老师们或者是档案里的材料，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材料，或者是个别老师搞对象有过男女作风问题的材料，或者是个别老师所谓讲吃讲穿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甚至某个老师与某女学生有过暧昧关系的材料，不管是不是事实，都被一件件揭发出来，上纲上线，大字报上被批判老师的名字划上大叉。学生们这才知道教师队伍里存在这么多的问题。这才理解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所说的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伟大意义。
大字报揭发出来的问题确实给一些个老师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一高中教师。平时不爱讲话，趁吃完中午饭上厕所的机会跑步到操场，扒着联合运动架的吊梯爬最高处，一头栽下，当场死亡。这样一来学校对教师们的看管，更加森严壁垒了。
    随着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六月份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委书记吴德任北京市为第二书记，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组，派遣张承先到北京大学任工作组长，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毫无疑问李雪峰吴德张承先成为全国文化大革命风口浪尖上的领军人物。六月份派的工作组，七月底，毛主席就决定撤消了工作组。那天早晨我们到戏院开会，县委领导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磁县一中也撤消了工作组，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被认为是官办文革而被撤销了。我从显赫一时的文革副主任回到了班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落魄，但好在我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纯一色的红五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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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那两年（之二）
                   --------赵文爱县长游街

     北京大学聂元梓炮打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和清华大学蒯大富打到刘少奇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一连串的社论，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一个高潮。
    八月十八日，首都北京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红卫兵，一个叫宋彬彬的女红卫兵给毛主席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林彪和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过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北京是全国的楷模。上行下效，全国各地都召开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磁县县委、县人委（当时县政府称县人委）在磁县一中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县委书记郝建华，县长白中心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县委、县人委主要领导都在主席台上就座，学校红卫兵给县领导带上红卫兵袖章，学校军乐队开道上街游行喊口号。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过两天，当时学校红卫兵突然有人提出，县委、县人委领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不配佩戴红卫兵袖章，只有毛主席才是我们的红司令。那天下午，高中班一姓苗的红卫兵带头，领着一群红卫兵和学生。打着锣鼓咚-咚!咚咚咚地直奔县政府大院，磁县城里大街小巷的人们听说去找县委书记、县长要红袖章，好奇的人们成群结队地跟随着，围观着。我和几个初中班级的同学跟着看热闹。
    磁县县城不大，县政府设在原县衙门旧址。政府大院都是平房，原有的老建筑是县领导们的办公室，有几排平房是县政府为了集中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县、公社、大队三级）会议食宿用的。敲锣打鼓的红卫兵和学生们，到了县政府大院，县委书记郝建华县长白中心不知道哪去了，学生们不知道哪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办公室，学生们认为他们躲起来，于是到处搜查，学生们冲击了办公室，冲击了会议室。据听说在会议室周恩来总理来磁县视察工作与县领导干部合影照片也被打翻在地。学生们在大院里胡闯乱翻，与电影里鬼子进村没什么两样。县政府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搭腔。
    我们一个邻居，姓谢，我管他谢叔。他就在政府大院食堂做饭，那年春天周恩来总理来岳城水库和磁县视察，晚上是他做的饭，小米粥，玉米面饼子，炒豆芽。八十年代他退休后，自家开了一个饭店，都说他给周总理当过厨师，他做的菜味道好极了，县里的大小头头们都去他的饭店，曾经门庭若市，挣了大钱。我们几个人路过食堂，他正在灶窗做饭，看见我。厉声问道：“老三，你来倒什么乱?” 当时的人们对学生的狂热莽撞确实看不惯。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找到一个县长了，原来副县长赵文爱刚下乡回来，还没有顾得上喝口水休息一会儿，一个部下
要汇报工作，他们就在一间里大平房里坐在落满灰尘的床板上汇报工作，被几个学生看见，其中有人认出这就是副县长赵文爱，于是赵文爱被认为是躲藏在暗地里，红卫兵给赵县长要红领巾，赵文爱一时想不起来红卫兵袖章放在哪里，不经赵文爱解释就被推推搡搡拉出来游街，前面敲锣打鼓，后面几个红卫兵反扭着赵文爱胳膊，学生们喊着口号。赵文爱的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推搡着丢在哪里。大街上有人问这是谁呀？咋来？(磁县方言，怎么了)有人回答，这是县长赵文爱，学生给他要红袖章哩。一个红卫兵推搡着赵文爱觉着还不过瘾，从路边一家门市找来毛笔和墨汁，在赵文爱漂白的衬衣背上写上“赵文爱走资派”。赵文爱被两个学生扭着胳膊，就像电影里斗地主老财一样，学生们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把赵文爱扭送到磁县一中。
    把县长赵文爱扭送到学校干什么呢？谁也不清楚，谁也不知道，谁也不领道谁，谁也领导不了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领着喊口号，任何一个人的革命行动都会得到一部分革命群众的响应。
    县长被游街，这消息传得很快，不用说，县委四清工作团乃至邯郸地委、专区很快就都知道了，可是知道又怎么样呢？赵文爱被关在学校一间屋里，不一会来了一个带着警卫的军队干部，据说是磁县四清工作团的，说是要赵文爱去四清工作总团开会。赵文爱被汽车接走了，那位军队干部留下来作保证，他明确表示对红卫兵这一行动不赞成。军队干部在一间屋里，他带着一个警卫兵在门口持枪站岗。天黑了，我们几个看热闹就回去了。事情怎么收场的，我没兴趣过问。当时我在班里就说“这是啥革命行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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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那两年（之三）
                                                                                       ----------革命大串联
    1966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学校选派优秀的红卫兵代表去北京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我虽然不再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但我还是响当当的红五类，随学校组织的红卫兵代表团第一次去了北京。在西城区一个学校住下，西城区里的一个干部接待我们，组织我们去北京大学参观学习。
    1966年9月15日，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这一天我两次见到毛主席。
    9月15号下午，我们在西城区干部的组织下排成一个方块队，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等待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等待的时间长了，我急着小解，离开了方块队，等我回来时，方块队已经不方块了，找不到原来的队伍了，那位西城区干部说你们自己找地方，散会后你们自己回学校，学校就在附近，不要走丢了。不一会儿，天安门广场响起雄壮的《东方红》乐曲，人们涌向天安门，我和我的伙伴跑向人民大会堂东北角，这时毛主席由东向西走来，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向我们挥手，我们蹦着跳着雀跃着，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向东走去，其他领导人也跟着向东走去。毛主席走了，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浪永久不息。我们几个人见到了毛主席，心情无比的兴奋，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六部口逗留，玩耍，索性在一个小饭店吃了饭，已是晚上时分，决定再去天安门广场玩一会儿，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南侧一进天安门广场就看到还有一部分学生由于没有见到毛主席，在广场北部整齐地坐成一个方快队，有人指挥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唱革命歌曲，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革命口号，随后就是整齐、洪亮、富有节奏的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天安门城楼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广播“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学们，毛主席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需要休息，请同学们·····”。
     我们几个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逗留，突然天安门城楼华灯齐亮，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我说 ：“毛主席出来了”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向天安门城楼奔去。广场南部，正在清扫卫生的清洁工们也扔下手里的扫帚向天安门城楼跑去，坐成方块队的红卫兵们也一拥而上奔向天安门。我们几个人才不管他方块队不方块队，一股劲跑到金水桥上，仰望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招手，毛主席身后的探照灯光柱晃着我的眼，看不清毛主席的脸，光柱掠过，毛主席慈祥的笑容看的清清楚楚。毛主席又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喇叭依然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歌曲。
    毛主席离开了天安门城楼。我们也高兴地回到驻地。毛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
     根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通知，外地的学生也可以到北京来学习，北京的学生也可以到外地看看，这叫革命大串联，学生串联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只要有学校介绍信，到接待站登记一下就可以。
革命大串联空前高涨，我家住磁县火车站，每天都看
到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专列，红卫兵们把投河胳膊伸到窗外，散发着传单，那油印的传单向漫天的飞雪。
     我和我弟弟立全我朋友孙丙立，同班同学王文燕、曹金一行五人组成一个小组。原计划去上海，由于磁县是一个小站，没有直达上海的火车，一列到武汉的长列在磁县待闭（铁路运输中前面的车给后面的车让行叫待闭）。车站值班员给我们联系，我们上了火车。
     火车上的人很多，严重超员，车厢连接处挤得水泄不通，厕所里也挤满了人。两个人的座位挤了三个，三个人的座位挤了四个甚至五个，有的人手拉着行李架坐在靠背上，还有的卷曲弯腰躺在行李架上。男生尿憋，只好挤到车厢连接处对着连接缝方便，女生可就不方便了，有人出主意男生背过脸，女生围成一圈，就地小解，换下的卫生纸传出车窗外扔出去。便溺的尿水在脚下流淌，从座位下探出一人头来，抱怨一声，啊呀，这是从哪儿流过来的水呀。满车箱的人哈哈大笑。
      终点站武汉到了，车站广场红卫兵接待站介绍我们住华中农学院。公交车不方便，我们一边徒步走一边玩耍，路边的稻田绿油油的，空气比那人满为患的火车车厢清新多了，我们第一次看到，这里的猪不在猪圈而是拴在路边的树下。
    华中农学院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学，学校环境很好，绿树成荫，楼宇整洁。食堂里，有香喷喷的大米饭和专为北方人准备的馒头，我们住在教室里很干净也很宽松，自己带的被子行李卷儿看来是多余了。在车上憋屈了一天一夜，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美美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们在校园走马观花转了一圈，学校的大字报也不少但很整齐，有几个大学生在大字报专栏张贴大字标语。可能是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看不到轰轰烈烈的气氛。
     第二天，我们游览武汉长江大桥，这就是毛主席诗词赞颂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长江大桥，我们在桥头上浏览滔滔江水，火车从我们脚下通过。猛然想起我们铁路大院一姓陈大哥就在长江大桥守卫部队。我们向桥头卫兵打听有没有河北磁县一位姓陈的。桥头卫兵就帮我们向桥下营房喊了几声，营房里出来一位解放军战士，一看蛮熟，他就是我们铁路大院的陈大哥，他问我们吃饭了没有，我们这才知道已经过了中午。部队已经开过午饭。陈大哥是炊事班长，领我们去餐厅，饭菜都还热乎。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吃起来，记得有半盆麻辣豆腐，那是我们下饭最快的好菜。吃过了饭喝罢了汤，我们拍了拍圆圆的肚子，陈大哥送我们上桥头。我们谢了陈大哥，漫步游览了长江大桥。
      我们从武汉北上经郑州换乘去上海的列车，车上的人并不拥挤，只有少数人没有座位。一个年龄稍大的人大概是哪个学校的大学生，站在车厢的中部充当学生领袖。毛主席说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于是车厢整个车厢的学生都听他的领导，在他的指挥下车厢里的学生前半部和后半部轮流唱革命歌曲，轮流朗诵毛主席语录。这边唱完几首就喊 ：“革命歌曲大家唱，我们唱了你们唱”接着就是有节奏的鼓掌 ：呱-呱-呱—！呱—呱—呱！那边刚唱完，这边就喊：好不好 ？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又是整齐的响亮的有节奏的鼓掌声呱-呱-呱—！呱-呱-呱—，！声音整齐洪亮，此起彼伏。俨然是一个解放军团体。
      列车爬行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天亮的时候，列车员说要过长江了，列车员指着窗外悬架在江面上的桥身，告诉我们说那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列车过长江是火车坐轮渡。轮渡上有几排铁轨。火车头把一列车厢分段推到轮渡上，而后轮渡把几排列车厢运到对岸南京车站接轨。轮渡上几排车厢并列，学生们探出脑袋互相问候你们是从哪来的？这才知道都是开往上海的同一列车。
     到了上海，火车站红卫兵接待站用专车把我们送到一所中学。学校接待站给我们登记，一位个头不高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小女生一直帮我们安排住处，办理饭票，还给我们打热水。小女生中等个小圆脸，长睫毛，葡萄眼，樱桃小嘴儿，很秀气温雅。普通话夹着甜甜的上海口音。以至后来只要一想到上海，就想起那位水灵灵的小姑娘。
     在上海我们去了复旦、同济、交通几个名牌大学。说是看大字报，其实就是转转看看，我们路过上海国际饭店，进去看看怎么个国际，洁净的玻璃柜厨立有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我们看到有五味麻雀，才五分钱一只，一人来一只尝尝，总算我们在国际饭店吃过东西。
     同行的王文燕的姨妈家就在上海。王文燕说好多年没有见他姨妈了，于是我们按照他说的地址在一家工厂家属院找到了他的姨妈，姨妈见我们很热情，赶紧准备午饭，蒸米饭炒了几个菜。印象最深的是炒芹菜。几个半大小子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一盆米饭，姨妈笑着说不够吃吧？随即又蒸了一小盆，又炒了一个菜，做了几碗挂面汤，我们又吃了个二回。
      在上海的日子里，游览了上海外滩，自然要到南京路看看，那里有南京路上好八连，反映南京路上好八连英雄事迹的的话剧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我都看过。在虹口公园我们瞻仰了鲁迅墓，鲁迅故居，参观了鲁迅生平陈列馆。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更有幸赶上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参观了孙中山故居。
     在上海，印象最深的是居住在那个学校的师生门热情的服务，尤其是那个漂亮的小女生，再就是学校食堂做的那道菜，叫不出菜名，那菜里面有比鸡蛋小的丸子，但不是丸子。圆圆的软软的一层包皮，里面有肉馅儿。咬一口喷喷香。以至于多少年后一提起上海就想起那道菜。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上海出差，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第二次到上海，专门向朋友问起那道菜。朋友告诉我说，那是炸好的糯米面团掏成空心，填进肉馅，再放油锅里炸一次。朋友专门给我做了那道菜。
     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在北京又连续接见了几次红卫兵，传说毛主席还要接见红卫兵，我们立即起身回到家，紧接着又去了北京。这次我们没有带行李卷。
      这次到北京与上次九月份不同了，各红卫兵驻地都派驻了解放军战士，对来京的学生进行军训后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却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接见，每天有解放军战士领我们军训，十人一排，十排一方。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胳膊挽着胳膊，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还唱着雄壮的革命队列歌曲。
      云集在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见不到毛主席谁也不肯离开北京，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大教室里，学生们一个挨一个席地而卧。和我们挤在一起的是一个东北农村学生，看他每天晚上都坐在那儿从棉袄缝里挤虱子，我们指责他，他却说“到我们东北身上长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没几天我们身上也都沾上了虱子。
      没想到在北京住那么长时间，我们没有了粮票和钱，向学校借了钱和粮票。
      11月2日，我们终于等到了毛主席明天要接见红卫兵的准确消息。解放军战士带领我们一遍又一遍在学校大院里练习方块队，晚上又拉到天安门前长安街演习。
      第二天，11月3日，我们早早地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东侧，上午十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们的方块队由东向西行进，一个解放军战士带领一排，我们走到金水桥时全部面向天安门城楼，我看到毛主席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我们总算经过了天安门，过了天安门就分散开了。回到我们的驻地。后来听说我们后边的方块队都乱了套，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多。
      见到了毛主席，我们立即返回磁县，火车到磁县是半夜。下了火车几分钟就到家了。母亲开了门，虽然很冷，我们还是把衣服脱在门外，光屁股跑进屋里钻了被窝儿。为的是不把虱子从北京再带回家里。第二天母亲挑着衣服先在火上烤，把虱子卵烤死，然后再洗。母亲说虱子繁衍的籽不怕水，藏在衣缝里是洗不净的。
      毛主席在1966年共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是一次伟大的创举，而我三次见到毛主席，且是距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的距离。在我一生中也是十分荣耀的。那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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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那两年（之四）
                                                --------我的反省大字报

     从北京串联回来，学校已经冷清了许多。在我们官办文革解散之后，我们班里的赵贵生被选举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学们串联的串联，回家的回家，而他留在学校主持日常工作，所谓日常工作也就是给外出串联学生开个介绍信，外单位来学校调查，他负责接待和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多少年之后他对我说真后悔没有出去串联过。学校原来的广播室就是文革办公室，是当时学校唯一的一间办公室，那天我去学校，几个女同学正围着他叽叽喳喳要他开什么介绍信盖什么章。
     学校设立了几个大字报专栏，这是从外地学习的经验专门统一部署的大字报专栏。办公室的笔墨纸张随便领随便用。专栏里大都是从外地转抄的大字报。
我从武汉、上海、北京串联归来，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就是当时关于抨击扩大敌我矛盾打击一大片这方面的大字报和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反动血统论的批判这类大字报。这么多干部被打到这么多老师被批斗，究竟是“好得很”还是“遭得很”？认为“遭得很”的普遍被认为是“保守派”“保皇派”。 我梳理了我的思路，我不认为“好的很”就好像是左派造反派。
我对我任文革副主任时写的第一张大字报进行了反思，决定用大字报写出我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我拿来笔墨和纸张，把我好几天的思考重新梳理一遍，打了腹稿挥笔写了洋洋几张大字报。题目记不清了好像是我的自白一类。
     这张大字报写了我历经大串联的收获，写了我对当时扩大敌我矛盾打击一大片的看法，写了我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的批判，写了我对学校教师队伍的看法，我认为绝大多数的教师是好的比较好的，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他们主流本质是热爱党爱人民热爱教育事业的。他们的家庭或者本人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那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一个人的家庭不能选择但一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我们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这张大大字报里，我公开亮相，把我几个月前掀起大鸣大放热潮的那张大字报归结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的影响，我一次公开向被我在那张大字报里批评攻击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赔礼道歉。
     在我写这张大字报的时候，有几个同学给我帮忙，每写完一张，两个同学轻轻地捏着四角抬起来，轻轻地铺在地上晾干，为的是不让浓墨横流污损大字报。在我张贴大字报的时候，好多学生和老师围观，他们都默默无声地看我的大字报，当时的文革副主任赵贵生问我你这张大字报可不符合当前的政治形势，你咋想起写这样的内容？你叫侯立新，真是标新立异了 ？。可别让别人用大字报围攻你。我说咋啦，大鸣大放大字报，我想写啥就写啥。还有一个高中班的同学可笑地问我是不是有阶级敌人在挑唆威胁你。
     如果说我在文革副主任期间的一张大字报是文革狂热把我满腔热情的青春燃烧到高温极点的话，那么，历经两个多月的革命大串联，使我看到了狂热的另一面，随着炎夏、凉秋和寒冬的到来，我从狂热中得到了冷静。我的那张勇于自白的大字报则是我对狂热的反思和决裂。
     这张大字报的深远影响，是我若干年之后才感受到的。1974年我已经参加了工作，文革前教我们俄语的李国光老师，广东人，文革中被批判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复课后他在学校制药厂当采购员，当时是计划经济，来我们厂找我买标准紧固件，我在车间任统计，在我的办公室我们谈了很久，他说我当时那张自白大字报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师们对你的评价也越来越高，都说你有政治洞察力，这也是你侯立新后来没有被卷进磁县激烈两大派派性武斗的主要原因，他说我们几个关系不错的老师都为你感到庆幸。
     2006年，我厂一个老师傅告知我“一个叫张名扬的老师问候你，你是否认识？”我说当然认识，他是我们学校的领导。他在哪里？他现在怎样？九十多岁了吧！我要去看望他老人家。老师傅告知我他就在峰峰矿区，于是我就去看望正在医院做季节性保健的张名扬老师，一进病房就看见他坐在床上盘着腿，还是四十年前在学校那样挥舞着大手在侃侃而谈，声音还是那样洪亮，他见我进来，不容我说话，也不让人介绍。微笑着说“让我想一想”他轻轻地拍着脑门闭目思索里一会儿，猛然就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四十多年了，九十五岁高龄的张老还能喊出我的名字。我感到不胜荣幸，面对四十年前我用大字报攻击过的老师我又感到悔恨和羞愧。过了几天我专程把磁县一中的几个老师请过来到他家看望他，张老师很高兴，我们中午一起用餐 ，他老人家很高兴地颤抖地端起小酒杯喝了几杯酒。张老师说我在学校是个好学生，说我在学校就有政治头脑和远见。我知道张老不会忘记我串联回来写的那张具有自白意义的大字报。我后来听说他是晚上偷偷去看我那张大字报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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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那两年之五
                                                                                    
                                                                                   -------   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
        革命大串联回来，已是隆冬季节，学校冷冷清清，基本瘫痪了，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一切都是自愿自发自己闹革命。
    农村的同学都回家了，城里的同学都在城里玩。我发表了那张关于自白的大字报后就很少去学校。学校没事干，我们火车站家属院几个男女学生自发组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是领头人。活动地点在车站职工上班点名下班学习、总结的一间屋里，一位姓高的车站民警辅导我们的活动，我们自编自演了几个节目。有三句半，小快板、小合唱，表演唱。在家属院和候车室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铁路安全常识。一个姓薛的老业务员是个文艺爱好者，经常出差利用候车的时间给我们做排练指导，记得还一次磁县怀调剧团的几个演职员也利用候车的机会给我们做排练指导。
     也就是1966年那年年底，人民日报报道了红卫兵发扬红军革命传统徒步串联的消息并给与热烈的赞扬。很快红卫兵学生徒步串联就形成高潮，通往北京的107国道上经常看到北上的红卫兵小分队，他们背着背包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或拐着腿脚或拄着树棍，满面灰尘，口唇干裂，艰难地沿路跋涉，还真体现了当年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在我们学校已经有好多同学开始了徒步串联，有的去首都北京，有的去革命根据地延安，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小分队也跃跃欲试了，分别和家长们做通了思想工作，准备过了年，天气一暖和我们就出发，目的地延安。特别是几个女学生的家长，告诫我们路上注意事项。
后来，由于家长的顾虑，我们的徒步串联延安之行只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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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那两年之六
                                                                                           ----------大夺权形成两大派
      就在1967年 春节前后，上海掀起了“一月革命风暴”，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大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肯定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赶快行动起来，向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夺权。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还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大学生们已经走出学校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革命行动联合在一起。各地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浪潮汹涌澎湃，贵州、山西、东北等地的省份先后夺取了当地党政大权。两报一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一个喜报，明天一个贺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再后来又发展为革命的三结合实行夺权，那就是造反派、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三结合。造反派组织应当是全省性的或全市性的联合组织。因为上海山西贵州等夺权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贺电都署名XX省XX造反派司令部或造反组织名称。
      也就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学校传来通知要我们回学校复课闹革命，
     学生陆陆续续到了学校，复课闹革命其实是一句空话，没有课本，没有老师，复什么课？报纸上说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所谓应该用必要的时间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这都是空话。”
    学校内复课闹革命形同虚设，社会上各单位各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今天一个战斗队宣告成立，明天一个司令部宣告成立。你成立一个组织，我也成立一个组织，只要在某一个问题上观点一致，就可以组成一个组织，看谁的组织人多。看谁联合的人多。各自都有自己的观点，各自都称自己是造反派。
邯郸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形成了两大派，一个是市联派，一个是地总派。两大派的争论很激烈。解放军支持左派，以军分区司令员李国策为代表的军分区支持一派，以驻军38军政委徐世信为代表的驻军部队支持一派，两大派都称自己是革命左派。我是铁路职工子弟，从车站随意就可以开一张到邯郸铁路医院就医的车票，于是就有了机会和时间到邯郸大街上看大两派的大字报。邯郸街头两边那整齐规划的大字报专栏的阵势、那整洁的版面、那战斗的檄文、那夸张的漫画，使我流连忘返。
       邯郸的两大派影响到磁县，磁县也形成两大派，一派是县总，一派是红总。各企业事业单位两大派直接影响到学校，很快学校就成立了卫东司令部和红总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发起人都是高中十四班学生。卫东司令部属于县总。红总司令部属于红总。
     小小的磁县城里热闹起来，老戏院对面有个城隍庙。门口搭了一个台子，是专供人们辩论用的。开始的辩论还是比较文明的，你说完了我再说，各派都有伶牙俐齿唇枪舌剑的演说家。原来在学校不起眼的一位女学生，现在在台上竟能陈词激昂、有条有理地施展着才华。那才是真正的大辩论。这样的大鸣大放没有几天，就开始了人身攻击，你攻击他是保皇派，他攻击你是大杂烩。再后来就是吵架，谩骂。
      几经老师和几个同学的说服，我倾向于红总司令部，红总司令部把我安排到联络部，我和一个叫田仁堂的老师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北京刮来一阵风，要文斗，不要武斗。又提出文攻武卫。要用武力保护自己。于是有不少学生找来固定电瓷的铁夹板，铁夹板两指宽 半尺多长。菜刀一样厚，一头有尖角。正好用来做匕首。那几天学生们疯了似的到城西铁工厂，找小铁板儿在砂轮上磨匕首尖刀。学生们随意进出工厂车间，工厂里上班的工人们无人阻拦。
     那天下午，我们接到县红总司令部一个通知，说是明天要组织一部分人去峰峰声援峰峰的革命造反派，当时听说峰峰矿务局的两大派棒子队和星火队斗争很激烈。据说领队的还有武汉钢二司的人。我心想我们在磁县去峰峰干什么？谁能分得清谁是造反派谁不是造反派？第二天我没有去，下午他们回来说在峰峰发生了流血武斗事件。去峰峰声援的不光是磁县红总派，还有邯郸等县共三四百人。去支援峰峰造反派的红总派们被打了。我想亏得我没有去。后来知道这就是震惊邯郸地区的八。二四事件。
       全国各地武斗事件频频发生，磁县两大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那天一到学校，就听说磁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被抢了。红总 说是县总抢的，县总说是红总抢的。武装部看热闹的人很多，县武装部的政委和部长也都各自倾向两大派。我看见那个武装部政委一脸严肃的表情无可奈何。究竟是谁抢的枪，一直是个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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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那两年 （七  ）
                                                                               -------我逍遥两派之外
    
        武装部的枪支弹抢了，无疑药被给磁县布满了恐怖和阴云。学校是呆不下去了，我外祖父说：“别上学了。说不定哪天就出人命了。”外祖父是建国前参加铁路的老工人，经历过兵荒马乱战争年代。有着丰富的审时度势经验。
       我们铁路林场和车站家属院，在107国道和京广铁路之间，公路以东就是磁县西关监上村。监上村南有一个养猪场。我们就去林场的地里剜马丝笕二分钱一斤买到养猪场喂猪。有时候我们去割青草，二分钱一斤买到铁路西的生产经理部喂牲口。每天能挣好几毛钱。有时候能挣一块多钱。母亲很高兴，比我们去学校放心多了。
      那年夏天，除了剜马丝笕割草卖钱，一有时间我就鼓捣我的半导体收音机，我用我挣的钱除了给母亲生活贴补，剩下一部分就买回一些二级管、三极管、电容、电阻一类的东西，从无线电杂志上找来图纸，从铁路电信工区废旧料堆里找来一块红铜做个烙铁，找来焊锡，大热天在厨房火炉旁装配收音机。光着脊梁搭条毛巾，外祖母说 ;“三儿，你可别热着”。大嫂还递给我一把扇子。组装好后我从邻居木工哪里找来一小块三合板。做了一个精致的木匣子，涂了白兰相间的油漆。收音机声音很大，外祖母踮着小脚，一边听一边看桌上的收音机，惊喜地操着标准的河南口音说：“咦-----，又是说又是唱，咋看不见人哩？这个鳖子咋恁能？你咋把人装到小匣子里啦？”
      除了剜马丝笕割草卖钱，鼓捣半导体收音机，我还学画画。那时候革命样板戏的宣传画很多，我先是用碳铅笔临摹《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李铁梅，《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智取威虎山》、
的杨子荣。后来买来广告色画水粉。院子里的人都说我画的很象。再后来用方格放大画毛主席像，画好后自己感到很
满意，贴在家里的墙上。几年后我看到我留下的几张毛主席像才感到那似象非象，似是非是，简直是丑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我都把我的伟大作品一把火烧了。

我在文革那两年之八
                                         ----------两大派武斗不断升级
     1967年秋天， 磁县县城的文化大革命依然是轰轰烈烈，两派冲突三天两头发生。县总从城里撤出，占据铁路西的白庄，白庄的党支部书记是省劳模，是县总的坚强后盾，而红总占据了磁县县城。县城不大，周围是古城墙，古城墙范围内不过几平方公里。鸟瞰磁县县城是一“田”字，城里正中是十字街，十字街正中是一座古楼。东西南北各有城门，进西门出东门，或进南门出北门，步行走也就是十几分钟。
     城中古楼台上并无楼阁，只有几间平房和一部变压器。城门上垛口处上架着一口高音喇叭，那是红总司令部的宣传阵地，一个男播音两个女播音都是我们学校学生。一会儿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曲，一会儿广播声讨县总反革命罪性的战斗檄文：“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红总占据了城里。而县总以白庄为根据地占据了农村。大有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布局。
     我家居住磁县火车站家属院铁路林场，林场大门前是一条通往铁路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参天白杨树。往西走是火车站站台北端，穿过铁路横行便道就是铁路西车站货场、磁县棉麻公司、油棉厂，土产公司、供销社等单位。再往西二里地就是白庄。于是林场门前和车站这一代就成了红总和县总两大派武力交锋的前沿阵地。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听到枪击的响声。叭—叭的脆响那是三八套筒或七九步枪的声音，嘎---嘎---嘎连发那是轻机枪的声音。哒—哒---哒--- 那是重机枪的声音。听当过兵的大人们说，重机枪打单发最不好掌握。需要高超的技术。每逢夜里有枪响，外祖父总能在第一时间打听到红总和县总又怎样发生冲突的小道消息。有时候白天也发生枪战，有两次飞来的子弹打碎我家的玻璃窗跳进屋里的砖地上吓人一跳。外祖父弄来一些半截砖头，黄土和泥，把玻璃窗垒起来，避免飞来横祸。
      十一月八号，农历十月初七，立冬日。那天正是城里庙会，县城里的红总加强了防守，四个城门和所有城豁口都有人持枪把守，防备县总的人进城。
     城墙西南方位有一个较大的豁口，时间长了，城豁口与107国道连接成一条马路。进县城就多了一条路，就在这一天，这里发生了11.8武斗事件，县总的人为了打进城里，赶着马车，马车上面是白菜，白菜下面是枪支。进城时被红总的人发觉，发生了冲突。县总的进攻失败了。
       听到这个消息使我想起了我读过的长篇小说 《保定外围神八路》和《敌后武工队》里游击队把枪藏在棺材里进城打鬼子的故事。11．8事件过去几天后，我们班有一个叫王敬严的同学来到我家，他一直留在学校，他父亲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从天津调动到磁县东武士水库工作，他就跟着来磁县上学。我们班留在学校的没有几个人。其中有他和王树才。那天他来到我家。说要回天津。为了不被县总的人发现，知道我家是铁路上的，让我帮他买一张去天津的车票。我父亲的单位在天津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听他说要回天津，很乐意帮他。给他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还让他带上有火车头路徽的帽子，戴上口罩把他送上火车。
      听说王树才还留在学校，我想他一个住校生留在学校干啥？，王树才家是磁县马头王庄，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他逃学出走，班主任老师派我去他家和他父亲工作单位找过他，后来他回学校来，我劝说他怎么也得等初中毕业。可现在一个住校生留在学校怎样生活？我决定去看看他。
      学校有留校生把守，他们都认识我知道我不是县总的人，也不阻拦我，我们的教室在学校西部一个高台阶上，教室的南面有二排已经盖好的新教室，王树才正在新教室里忙着什么。教室里就住他一个人，教室半空悬挂着他抄写的大字报，我说你咋不回家，他说我回去干啥，村里的人都是县总派，他们正找我呢！教室砖漫地上有一个搪瓷脸盆，两根电线头放在盆里，他正在用电煮红薯，
     教室南面窗台下堆了一堆黄土，走近一看是一个地洞，“你在挖地洞？”我问他，他说我得准备哪一天被包围了有个逃跑的出路。我顺着窗户往外看，窗外是学校的围墙，围墙外是县城一条街道。街道路面比教室地面低得多。王树才说再往南挖两米多就到大街了，不挖透，到时候一推就行。我真佩服他，他个头不高，一个人上上下下也够辛苦的。他说，他现在是进退两难，他指着贴在墙上的用毛笔抄写的歌词和曲谱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他说没事闷得慌就哼哼两句，他还说他们几个留校生在一起唱这首歌时唱着唱着都流泪哭了。
      闲谈中，学校红总司令部的一个头头走进来，他是高中班的团干部，我们寒暄了几句，谈到了当前的两派斗争形式，他坦率地说不容乐观，邯郸市联派有38军4691部队支持占上风。看他满面憔悴，情绪低落的样子。我不知说什么好，原来都是朗朗读书的同窗同学现在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敌对两大派。我说不出学校里和县城里的被县总指责为“反动逆流”的红总派们究竟是在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斗争?还是在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隅顽抗？
     铁路职工因工作流动较多，南来北往消息比较灵通，消息的传播者有倾向红总派的有倾向市联派和县总派的。据说当时的 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代司令员郑维山陪同下来邯郸，直接插手邯郸“文革”问题。陈伯达邯郸之行，导致邯郸武斗升级，消息说邯郸哪哪儿武斗死伤多少人，哪哪儿工厂被炸了。经过激烈地武斗，邯郸地老总被催跨，1968年1月派28日 邯郸市革委成立。这就大涨磁县县总派志气，打杀红总威风，两派之间武斗频频发生，甚至发生了拦截国际列车事 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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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那两年之九
                                             ---------部队参与的磁县“二。九”事件
     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刚过完春节，父亲春节放假还没有回天津。凌晨，清脆的枪声把我惊醒，随即枪声在我们大院里响起。房屋后也听到脚步声和说话声。我们睡觉的小里间的窗户朝北，为了挡风保温，外祖父早已用砖垒起来，只留最上面的两块玻璃透光，天亮了，我站在床上踮着脚往外看，有几个持枪的人在我们房后的土围墙下掏了一个洞，把机枪架在洞口，枪口正好对着围墙外弧形的107国道。父亲呵斥我看啥，让我们躺在床上不要说话。我们和外祖父门挨门，外祖父就来到我们屋让我穿好衣服猫腰来到外祖父的里间屋。外祖父找来林场用来包装林木树根的草代铺在床底下，让我躺在床底下里边，外祖父躺在外边。告诉我“不管谁来了你都不要吭声，问你是哪一派的，你说你哪一派都没参加 。听清了吗？”我点了点头。
早晨，家里都没有做早饭，外祖母用火柱通开煤火烧开一铁壶水，温在煤火上，从篮子里拿出几个过年蒸的菜包和豆包放在煤火台上烤热。就披着 大棉袄坐在屋墙角的低凳子上
我躺在床下吃着包子喝着水，觉着很香很香。躺在床下盖着被子，想翻身就翻身想睡觉就睡觉。
     半上午的时候，进来两个持枪的人，我在床底下隔着布门帘缝看得见外祖父让他们坐在椅子上。给他们到了两碗水，他们喝着水啃着他们自己带来的干粮。外祖父和他们聊天我在里间床下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说今天是解放军派了四个团的兵力和市联委和县总造反派攻打磁县城里的红总派。来屋里的这几个人是邯郸内燃机厂的，就是他们在我家房后土围墙朝北挖开一个洞。107国道在我家围墙后拐了一个大弯。他们守候洞口封锁107国道弯道。控制南来北往的行人和车辆。他们轮替在外边防守也就轮替着来我家暖和暖和喝点水。外祖父对他们很热情。他们对外祖父外祖母也很尊重。一口一个大爷一口一个大娘地叫着。外祖父和外祖母就像当年照顾八路军战士一样给他们烧水喝。
     后来我大嫂告诉我，外祖父让我藏在床底下主要是我年轻，怕他们把我当壮丁抓去攻打县城。
     枪声不断，一直延续到下午，听他们说还没有攻下县城。天黑的时候，枪声稀少了许多，有消息说解放军和县
总造反派打进城了，城里的红总派们大都被解放军用汽车带走了。有个别红总头头被拉到县城北击毙了。
     晚上，父亲对我和弟弟说你们不要上学了，让我和弟弟随父亲一起去天津躲过这一阵子，最不放心的是我，在学校是个出名人物，虽然没有参加红总武斗，但总是参加过红总组织，在学校红总总部呆过几天，万一有人找你茬，你给谁说理? 当机立断，父亲买了到北京的快车票，我和弟弟都穿着铁路制服戴着火车头棉帽，围着围巾跟随父亲和外祖父向火车啊站走去。父亲说有人问你们就说去车站上班，我们直接走进车站运转值班室，值班室的两位叔叔都认识我，给我点点头笑了笑说出去呆几天也好。不一会儿，去北京的列车进站，父亲推着我们上了车厢，列车员关好车门，父亲摘下帽子，头上冒着热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到永定门已经天亮了，父亲领我们进了一家车站饭店，让我和弟弟在一张桌子旁等候，父亲去排队买饭。我和弟弟傻乎乎的站在那儿，饭店里人头攒动吵吵嚷嚷。有几个带红袖章的人警惕地举目张望，一个带红袖章的年轻人走近我跟前问哪儿来的?去哪儿？我回答从磁县，那人没听清什么县 ？父亲赶紧走过来，说我们是回天津的。说着拎起包裹说了声：“走！人太多不吃了”恨恨地瞪了我一眼。走出饭店训了我一句“就知道磁县，磁县”。原来父亲担心追查磁县红总派的人把我带走。
     我们跟父亲乘公交车到西直门换乘了去天津的火车。
     父亲的单位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在天津北站，父亲带着我和弟弟临时住一间职工宿舍，父亲除了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还临时被安排到锅炉房帮助烧锅炉。我和弟弟整天无所事事，在职工宿舍翻来覆去看那几张报纸。总想着磁县的事。造反派进了磁县城怎么样了？县里的红总派门怎么样了，在教室挖地道的王树才逃出去了么？那个满面憔悴，情绪低落的学校红总头头怎么样了？经常是茶饭不香。夜不能眠。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不要考虑那么多，跟着形势走，走到哪算哪儿。父亲一有空就领我们出去到不远的宁园转转，到铁路大院的老工友家走走。
      在天津住了一个多月，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父亲收到大哥的来信说学校通知学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父亲和我商量是否天还回学校？我说回去吧，总不能一直呆在天津，我又没有参加武斗，我不会有什么事的。父亲给我和弟弟买了车票，我们独自回到磁县。
      回到家知道了许多关于攻打磁县城的事，打开磁县城是从北门首先攻克的，解放军战士手举毛主席语录向前行进，占据古楼上的红总派的机枪手看清楚是真的解放军来了，停止了射击，解放军占领了古楼这个主要阵地。红总派失守。解放军的四个团，其中一个是武汉部队的，他们进城后把红总派的人用汽车拉到安阳，为的是隔离两大派，避免冲突。被接到安阳的红总人员不都是参加武斗的人员，磁县车站一个老职工平时说话倾向红总，那天他正在当班也不知是谁使了眼色也被带走送到安阳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回磁县的时候各单位把他们接回单位。我们班里的同学也有好几个在安阳参加了学习班。
     后来知道，这次磁县二九事件是北京军区领导偏听偏信，为了维护铁路安全安排的一次解放军参与的军事行动，解放军在这次武斗中牺牲的指战员，先是作为烈士安葬到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后随着为红总派的平反，安葬到烈士陵园的指战员骨骸又被清理出去了。
     还听说，二九事件死伤人员不少，还有一些群众老百姓死于无辜，有的尸体在马路边几天无人认领。县总派把红总头头列了黑名单，据说学校一个老师是红总头头被强行拉到县城北面击毙了。铁路西的粮库、油棉厂燃烧的余火连续几天不熄。邯郸各地派代表来磁县现场参观，声讨邯郸地老总磁县红总一小撮反动流派跳起武斗的反革命罪行。
     我回到学校，学校师生多了，有了学校的样子。我还没有进教室就见到了那位姓苗的造反派学生头头，他上下审视着我傲慢地说：“行啊，侯立新，听说你为红总卖命不小啊”最后那个“啊”字说的很重，颇有威慑力，我免强地笑着说，没有，我一直在车站宣传队演节目。他横扫了我一眼趾高气扬地走了。
     后来的日子，红总派的头头们和参加武斗的人员一个一个的过筛子，“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说着轻巧，实际不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一个红总头头不被隔离审查挨打，甚至被打得撕心裂肺的嚎叫，他们被拧着胳膊押到主席台接受声讨批判。留在学校的学生们也都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地痛哭流涕地站在教室前面念着自己写的检查。
      我离开学校比较早，我和班里几个同学都属于记不倾向红总也不倾向县总的中间派，学校和班里的领导小组从没有人找我们的事。
     同年级一个同学，他原来是一个班的班主席、团支部书记，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高高的个头浓眉大眼也很有几分帅气。他是学校红总的头头，还参加了武斗，一直被关闭，那天学校在前大殿小广场召开批斗会，他被扭着胳膊抓着头发押上主席台，又被一脚踹倒。又被抓起来又强行按着跪下。几个造反派又是喊口号又是拳打脚踢。他被打得直翻白眼，我在下面看着，心想着他可是同年级的优等生啊，我说不清是同情还是憎恨，顿时心里一阵难受，耳鸣晕眩，两腿发软我就倒在地上。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学校卫生室的小床上。我的弟弟在我傍边，校医说没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看了看门外的小广场，批斗会也散了。后来有同学给我开玩笑说我是被吓得晕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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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那两年（之十）
                                                   -------斗私批修复课闹革命
     这是第二次所谓复课闹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 开展斗私批修。学校老师到各班斗私批修，检查自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们的班主任家庭成份高，平时总是谨小慎微。对同学从来都没有严厉批评过。照样也到班里站在前面斗私批修，说自己对贫下中农子弟关怀不够，对同学批评的多鼓励的少，对不起同学们，满面泪水向同学们赔礼道歉深深鞠躬。好在这位老师没有向其他老师一样被调皮学生打骂。
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班也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我们班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虽然不是卫东司令部成员但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父母没有历史和现行问题的。他们几个学习成绩都很一般，但在班里也算不上有多调皮捣蛋。因为我是前官办文革副主任，自然被排除在外。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
   老师们斗私批修过了一遍筛子，下一步就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了，说是自己教育自己，其实是有针对性地攻击平时有分歧意见，个性比较突出，家庭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典型的同学。
   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白皙瘦小却眉目清秀。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各方面都不错，性格很刚强。她参加100米跨栏比赛，尽管很吃力。尽管知道取不上名次，但从不妥协，一直坚持到底。据说她外祖父曾经是日伪时期保长，也为八路军办过不少好事。为解放区递送过消息。后被日本鬼子发觉，被日本鬼子刀劈了。她母亲参加革命较早，六十年代初就是人民公社的书记，所以这位女同学填写登记表家庭出身时总是填写革命家庭。她母亲是公社书记，文化革命当然要受到冲击。这就成为她被一些同学嫉妒、攻击的把柄。说她外祖父是日本鬼子大汉奸，说她母亲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说她是反动资产阶级小姐。班里还有几个女生把她推到讲台上，让她做检查说清楚，对她进行人格攻击。更可恶的是他们利用晚自习时间让那位女同学做检查，进行批斗。突然有人拉闸关灯，教室顿时一片漆黑，只听见噼里啪啦的打骂声。灯再亮时，那位女同学依着不整，头发蓬乱。毕业后好长一段时间才有人告诉我，熄灯时有人在她身上乱打，乱拧，乱摸。还有几个女生教室里撒野没撒够，回到住室，继续撒野。
    我看不惯他们的“革命行动”, 晚自习我就看毛主席著作，用铅笔画样板戏宣传画。到教室外打着竹板练习快板书。当时很流行快板书，我打竹板技巧在班里和年级里绝无仅有。我能把当时脍炙人口的李润杰长篇快板书《奇袭白虎团》表演下来。我能把毛主席的“老三篇’用快板书的形式和着节奏说下来。记得有一次去磁县大礼堂表演节目说快板书，开场总免不了表演打竹板，变花样来回翻竹板时，竹板从手里飞出来。幸亏没有飞到舞台下。
   也是毕业后才知道，有两个始终没有被通过入团的同学想拿我说事，给我罗列了十大罪状。但毕竟我也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响当当硬邦邦的“红五类”，毕竟我一直在班里人任班主席、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委员。所谓“官办文革领导”也是全校选出来的。在同学们心中换是有一定的威信的。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六月份，我们算是初中毕业了，在学校毛主席塑像前照了一张合影。就各奔东西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来说也就到此结束了。
   在这场史无前例而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特别庆幸没有卷入你死我活的两派斗争中，我特别庆幸没有对任何一个老师或任何一个当权派动过一手指，我被政治狂热的激情燃起的对学校文革推波助澜的那张大字报又很快被我的冷静和清醒进行了否定和自白。在当时的文化革命风起云涌的政治背景下我敢于主动向被文化革命浪潮打入人生低谷的老师们公开赔礼道歉需要觉醒和勇气。
文化革命那两年虽然毁掉了我上大学的梦，但却给予我锻炼的机会。在我一生中对我的人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2014年12月30日初稿
                                 2015年春节 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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