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我按《遵义晚报》广告要求,向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投稿。今年2月,在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在发给各位政协委员的资料中,有一本市政协编辑的《我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里面收录我的两篇文章
“文革”上海遭遇
我这一生到过多少次上海,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文革”中那次到上海的情景,却终生难忘,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文革”浪起的1966年。9、10月间,大串连象一阵旋风,把学生们卷向全国各地。国庆刚过,我们学校人已经走得差不多,只剩下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根据学校造反派组织通知:“黑五类子女不许外出”。(据说“红五类”是出去“革命”,而“黑五类”出去是“游山玩水”。)我们被关在“革命”之外,年纪轻轻就被划成另类,在那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年代,人格受到侮辱,心里很是不平却又无奈。经过努力争取,一个“红五类”的S老师出面,把留校的学生组成外出串连学习队,因为不准去北京,我们采取迂回的办法,选择了去上海“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到时再设法去北京。很快,我们分批登上南下东去的列车出发了。
10月19日中午,经过几天几夜拥挤不堪的长途旅行,我们终于到达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走出上海北站,前一天抵沪的同学来接站,见到他们身上佩带毛主席像章,十分羡慕,那时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刚开始出现,还十分稀罕。其中有俩人未佩像章,一问,原来上海市发给到沪串连的学生毛主席像章一枚,因为俩人出身“黑五类”,不予接待,所以没有像章。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能接待我们吗?我们能有像章吗?
在火车站接待介绍所办好介绍手续,我们乘坐电车穿过繁华的市区,尽管是第一次来大上海,由于心里不踏实,无心欣赏这个大都市的街景。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大概是“出身”的缘故,我对相关的标语、文字特别敏感。还未走到交通大学门口,我已经远远发现贴在大门一侧的标语,意思是我校不接待“黑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滚出去之类的。我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不觉放慢脚步,走在后面。进学校大门后,门口接待站发给的登记表格上,填写的内容果然有“出身”一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如实填写交了表格。不一会,带队的S老师出来,不安地告诉我及另外俩人:“你们三人(“出身”都是“黑五类”)人家不接待。”果然,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只好离开交通大学。我第一次与这所著名大学谋面仅十分钟,就这样擦肩而过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至今,我再也没有去过这所大学。
上海真的太大了,我们返回北站时,天已快黑了。我给接待介绍所说,“我们是来上海中转的,希望安排距离车站近一点的地方,”我没有好说出的意思是不要再去学校,因为学校有“红卫兵”,一般都比较“左”。接待介绍所回答:“不远,只转一次车就到了。”边说边给了一张门牌号和如何乘车的路条,没有具体单位。其实,这一次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下车后,已经是万家灯火了。穿过一段里弄,又来到一所学校的大门前,走近灯光下一看,哎哟,竟是“华东政法学院”,不仅是学校,而且是这类大学,人家会接待我们吗?又会是什么遭遇呢?我的心立刻紧张起来。事已至此,只有硬着头皮往里走。门卫问,“是来串连的学生吧,请往里面走。”夜色中,有一人主动迎上来,“你们从哪里来?”“我们从遵义来。”“哦,从历史名城来的,欢迎,欢迎。”带我们来到校园里灯火阑珊的一座小楼,大概是原来的校长办公室,现在作为接待站。上得二楼,进入一个大套间,外面一间有几个臂戴红卫兵袖章,操北京口音的年轻人正围在桌边登记,看着这几个活跃的北京红卫兵,我们三人不由自主地走进灯光比较昏暗的里间坐下。带我们进来的那位老师拿着一张表格进来,叫我们登记。表格上面前几行已经填好,“出身”一栏全是“革干”、“革干”、“革干”等当时最“红”的“红五类”,显然是那几个北京红卫兵的,表格上刚好剩下三行,我支年纪大的一个同学填写,我们如实填写了三人的“黑五类”出身。于是,在表格上一系列“红五类”之后,赫然出现“地主”、“地主”、“地主”三个“黑五类”。把表格交上去后,我的心情又紧张起来,有一种听候发落的感觉。不一会,那位老师又进来递给几个小纸袋:“这是上海市发给每位到沪串连同学的毛主席像章,给你们三人的。”我兴奋地接过来,攥在手中,不急于佩带。如果等一会他们发现表格上的“黑五类”,叫我们“滚”的时候,不还他的像章。我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另一只手抓着随身携带的书包,随时准备离开。突然,外间的学生们站起来,那位老师喊:“同学们,跟我上宿舍去。”我们认为不会是叫我们,没有动。“走啊,你们三位遵义的同学,一起上宿舍。”这次听清楚了,是叫我们也去宿舍,不是叫我们“滚”出去,说明这里“接待”了我们。过于小心的我还在担心,可能是接待的老师没有仔细看表格,忽略了我们的“出身”,待一会儿发现后,还会“驱逐”我们的,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几天后,直到离开这里。从中午抵沪,到晚上才住进接待站,用去大半天的时间,这时,我才感觉肚子饿了。
因为是来“学习文化大革命”,晚饭后我立即到校园看大字报,在灯光下,看到一张大字报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血统论,反对“黑五类”“红五类”的提法,要正确对待出身不好的学生,要欢迎他们“革命”……等等,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住进华东政法学院的答案。
第二天早上,我们按预先约定赶往北站与S老师他们会面。电车在北站拐弯时,我发现等候在人行道上的S老师看见车上的我时,焦急而惊愕的目光。下车后,他们迎上来:“昨天在哪里住的?”“反正没有住在马路上,”我回答,并且自豪地指着胸前的像章:“我们住在华东政法学院。”S老师指着后面的同学:“我们那里又有俩个人没有住进去。”原来有俩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大门“漏网”,进去后在系接待室盘查时,查出是漏网的“黑五类子女”,于是被驱逐出交大。后来,他们全部转到我们住的地方。
几天后,我们结束在上海的“学习”,前往北京。
“文革”中上海的这段遭遇,在我当时年轻的心灵里打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烙印。
(根据1966年10月日记)(27/09/2003)
(刊于《遵义晚报》2003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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