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言常文革回忆文章一组

上周，发表《大字报“揪”我始末》一文 ，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政治背景，特地再补发一文。

            
                “骨干”小组

上世纪的1965年，“左”风甚烈，曾经波及到我读书的学校，尽管我正值“十七岁花季”，还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也尝到了苦涩的“左”味。当时，社会上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农村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学校领导惟恐不“左”，仿照农村的作法，别出心裁地在学生中划分阶级界限，把一些出身好（后来在“文革”中俗称“红五类”）的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叫做“骨干”小组，专门观察登记其他同学的言行，向组织汇报。我虽然为班长、共青团支部书记，但是因为出身不好，故不能为“骨干”。后来为了体现“阶级路线”，在“骨干”中挑选一人做了班长，因为“骨干”中没有共青团员，所以我还继续当团支部书记。
“骨干”们除了出身好以外，学习成绩普遍不好，大部分口碑也不佳。于是，根据老师的要求，我们成绩好的同学分别与“骨干”结成一帮一的对子，帮助他们的学习。我的“对子”是一位“革命干部”子弟，学习成绩很差，但是成为“骨干”后，他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又要抓自己的学习，又是小组的工作，没有组织能力的他可真是勉为其难了。我每天抓紧做完自己的功课，都要抽出较多的时间帮助他，由于基础比较差，课堂上老师教的内容他听不懂，需要我逐点讲解，等他弄懂后，又指导他做习题，别人都下晚自习了，只有我们还在挑灯夜战，在教室要忙到深夜，有时他瞌睡来了，我就鼓励他坚持下去。这样坚持一段时间，有了些起色，他也慢慢有了学习兴趣。有一次学校组织到工厂劳动，他怕苦，想请假不去，我提醒他，你是“骨干”，要起带头作用，听从我的劝说，他又和我们一起去了。我鼓励他争取加入共青团，他觉得自己学习和表现都不行，不敢提出申请。这样你来我往过了两个月，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课余时间又经常在一起，搞不清是“骨干”的他在监视我的言行，还是我在帮助他，不管怎样我们竟成了好朋友。对此，一些“骨干”还有“阶级界限不清”的意见。不知是实事求是，还是“阶级观念”的模糊，他居然对我说，你表现这么好，应该是“骨干”，可能是我的表现感动了他。我说，快别这样说，校领导要我们向你们出身好的同学学习呢。其实，学什么我也弄不清楚，无论学习还是表现，不说比他，在班级我都是出类拔萃的，我们一起成长在新社会、红旗下，由于自己品学兼优的出色表现，在小学、中学都是学生干部，还曾经几次被评为贵阳市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共青团员。但是，“左风”一来，我这类出身的人就被打入另册，我做错了什么？都有些迷茫了。不管怎样，我作为团支书，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骨干”中培养和发展团员，组织他们学习，提高认识，还发展了一个“骨干”入团。
不久，学校北迁遵义，又到工厂矿山参观，矿山的艰苦严重动摇了大部分人的专业思想，一些“骨干”害怕艰苦，纷纷要求退学。担任班长的那位“骨干”因为不愿来遵，我还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起个带头作用，但是，用当时的话说，他还是做了“逃兵”。我一帮一的“对子”也在“革干”父亲的帮助下退学回家。由于在学校中搞这类组织，把自己摆在了广大同学的对立面，加之这批“骨干”的表现根本起不到骨干带头作用，原来的学生干部又靠了边，班级的纪律涣散，大部分同学十分不满，学校领导也不满意。终于班级出现了要求学校更换班干部的“学潮”，虽然学校当局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骨干”小组再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以后，据说是上面有文件，批评在学校成立这类组织是错误的，“骨干”小组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大家又选举我担任了班长。
一年之后，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陷入历史最大的“左”的劫难，“红五类”、“血统论”盛行一时，然后又销声匿迹，那是后话了。（ 26/07/2004）
刊于《遵义晚报》2005年8月24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10a8ef0100vf8c.html

史海钩沉
                            
                            大字报“揪”我始末

我真正领教大字报的厉害，是在1966年“文革”当中。
那场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开始于意识形态领域，又说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很快就席卷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学校首当其冲，包括我们这些初涉社会的学生。今天你还正襟危坐于台上，明天你就会成为“反革命”阶下囚，靠的就是颠倒黑白的大字报。
作为学生干部的我，运动之初曾经是学生“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按习惯的做法，对有些相对落后的同学要作重点帮助，这是多年来，情理之中的事情。后来，按社会上运动的发展趋势，统统称之为“牛鬼蛇神”，又是我没有想到的。之后，我也不幸忝列其中，更是始料不及的。当我在会上堂而皇之号召大家认真投入运动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是几个“红五类”（我在“骨干小组”一文提到过他们），竟然私下组织，写攻击我的大字报。我的“黑五类”出身和在学校“红”得发紫的表现，是他们“朴素阶级感情”燃烧妒忌，在“左”风甚烈时，多次想取而代之的原因。这次机会来了！学校当局得知这个情况，曾经采取措施制止，并与我谈话“左派学生要经得住考验”，为此还先后把我调整出领导小组和“左派”队伍，以平息事态发展。但是，仍然未能制止几个“红五类”“敢把皇帝拉下马”（他们私下的表态）的行动。不久，报纸上号召“混战一场”，说可以“乱了敌人，锻炼群众”。学校领导为阻挡攻击他们自己的“炮火”，不再 “保护”我，把我“抛”了出来。
这样，“红五类”们选择在一次大会开始前，人们比较集中的时候，在开会的学校礼堂，醒目地贴出了攻击我的大字报——向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开火！顿时，象发生爆炸性的新闻一样，一贯的“三好”学生、学生会主席被“揪”（当时的常用语）出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校。自尊心让我硬着头皮参加完大会，直到夜深人静，我才悄悄来到礼堂，一气读完这份长达10几页的大字报，马上觉得一股血往脑门冲，不知是气愤还是痛苦，自己一心跟党走，积极进步的革命表现竟然是“反革命”？许多是非被混淆了！当晚，无人可以倾诉，我只能躲藏在蚊帐里偷偷落泪，整夜未眠。我得出的结论是：断章取义，颠倒黑白，通篇是我这个“黑五类”出身的篡夺了学校的大权（我是学生会主席——学生中最大的官），要把权利从“黑五类”手中夺回来。时间已经过去40余年，我还能清楚记得上面的内容。我是一个关心时事政治的人，从小爱读报，甚至当时一般学生很少接触的《参考消息》，我也寻找机会去看。如我曾经讲述《参考消息》上刊登的“赫鲁晓夫是矿工出身”的故事，毫无知识又不爱学习的他们，竟说我为苏修头子涂脂抹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很多今天看起来幼稚可笑的内容，当时竟是可以把你置于死地的重磅炸弹。那时的背景是，只要被贴大字报，就是被“揪”出来，就会是“反革命”。大字报的枪手是曾经把我作为偶像、捧我为学习榜样的同学，而且是我精心培养的新团员，这一下站到了我的对立面。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竟然是这样，18岁的我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据说有两个被叫去参与讨论写我大字报的“红五类”同学，认为策划人不是实事求是，退出了他们的阴谋。一天，其中一个同学对我说，你并不是都错了，应该挺起腰干来，我们就是看不惯那些踩在别人尸体上往上爬的人（当时社会的习惯用语）。大字报贴出以后，我变成被“揪”出来的人，没有谁敢与我说话，平时接近我的人已经躲得远远的，没有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当面对我表示同情，打抱不平，我顿时泪如雨下。这个平时与我关系并不算好的同学，在关键时刻却站出来帮助我，鼓励我，这才是“患难见真情”。此后几十年过去，我们一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若干年后，策划大字报的主谋托人向我道歉，谈及当年我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学习又好的优秀学生干部，他们做错了……
人就是这样，开始觉得很丢面子，特别是象我这种在学校比较出众的正面人物，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在了地上，觉得很不习惯，过些时候也不觉得怎么样了。因为既然是“混战一场”，大家你揭我的短，我挖你的错，互贴大字报，互相攻击，许多生活琐事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形势更加混乱了。被“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全校有80%以上的师生被贴大字报，“揪”了出来，“反革命”超过了“革命”的，人们已经开始怀疑，这个运动是怎么搞的？紧接着“十六条”发表，我还在自作多情的把自己往好的方面靠（其实那是对当权派的），“红五类”们却抓紧“议”我的大字报性质，急于给我定性，欲置我于死地。一次会上，我作了辩护发言，认为大字报关于我的内容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沉默很久的我终于反抗了！会议没有再进行下去。不久，北京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给我们这些被“整”的老师学生进行了“平反”。
但是全国的“混战”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这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大混乱，一直闹了十年。但是，它带来的后遗症好多年都没有平复。（14/05/2006）
刊于《遵义晚报》2006年8月30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10a8ef0100vakb.html

2009年5月，我按《遵义晚报》广告要求，向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投稿。今年2月，在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在发给各位政协委员的资料中，有一本市政协编辑的《我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里面收录我的两篇文章

“文革”上海遭遇
我这一生到过多少次上海，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文革”中那次到上海的情景，却终生难忘，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文革”浪起的1966年。9、10月间，大串连象一阵旋风，把学生们卷向全国各地。国庆刚过，我们学校人已经走得差不多，只剩下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根据学校造反派组织通知：“黑五类子女不许外出”。（据说“红五类”是出去“革命”，而“黑五类”出去是“游山玩水”。）我们被关在“革命”之外，年纪轻轻就被划成另类，在那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年代，人格受到侮辱，心里很是不平却又无奈。经过努力争取，一个“红五类”的S老师出面，把留校的学生组成外出串连学习队，因为不准去北京，我们采取迂回的办法，选择了去上海“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到时再设法去北京。很快，我们分批登上南下东去的列车出发了。
10月19日中午，经过几天几夜拥挤不堪的长途旅行，我们终于到达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走出上海北站，前一天抵沪的同学来接站，见到他们身上佩带毛主席像章，十分羡慕，那时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刚开始出现，还十分稀罕。其中有俩人未佩像章，一问，原来上海市发给到沪串连的学生毛主席像章一枚，因为俩人出身“黑五类”，不予接待，所以没有像章。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能接待我们吗？我们能有像章吗？
在火车站接待介绍所办好介绍手续，我们乘坐电车穿过繁华的市区，尽管是第一次来大上海，由于心里不踏实，无心欣赏这个大都市的街景。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大概是“出身”的缘故，我对相关的标语、文字特别敏感。还未走到交通大学门口，我已经远远发现贴在大门一侧的标语，意思是我校不接待“黑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滚出去之类的。我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不觉放慢脚步，走在后面。进学校大门后，门口接待站发给的登记表格上，填写的内容果然有“出身”一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如实填写交了表格。不一会，带队的S老师出来，不安地告诉我及另外俩人：“你们三人（“出身”都是“黑五类”）人家不接待。”果然，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只好离开交通大学。我第一次与这所著名大学谋面仅十分钟，就这样擦肩而过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至今，我再也没有去过这所大学。
上海真的太大了，我们返回北站时，天已快黑了。我给接待介绍所说，“我们是来上海中转的，希望安排距离车站近一点的地方，”我没有好说出的意思是不要再去学校，因为学校有“红卫兵”，一般都比较“左”。接待介绍所回答：“不远，只转一次车就到了。”边说边给了一张门牌号和如何乘车的路条，没有具体单位。其实，这一次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下车后，已经是万家灯火了。穿过一段里弄，又来到一所学校的大门前，走近灯光下一看，哎哟，竟是“华东政法学院”，不仅是学校，而且是这类大学，人家会接待我们吗？又会是什么遭遇呢？我的心立刻紧张起来。事已至此，只有硬着头皮往里走。门卫问，“是来串连的学生吧，请往里面走。”夜色中，有一人主动迎上来，“你们从哪里来？”“我们从遵义来。”“哦，从历史名城来的，欢迎，欢迎。”带我们来到校园里灯火阑珊的一座小楼，大概是原来的校长办公室，现在作为接待站。上得二楼，进入一个大套间，外面一间有几个臂戴红卫兵袖章，操北京口音的年轻人正围在桌边登记，看着这几个活跃的北京红卫兵，我们三人不由自主地走进灯光比较昏暗的里间坐下。带我们进来的那位老师拿着一张表格进来，叫我们登记。表格上面前几行已经填好，“出身”一栏全是“革干”、“革干”、“革干”等当时最“红”的“红五类”，显然是那几个北京红卫兵的，表格上刚好剩下三行，我支年纪大的一个同学填写，我们如实填写了三人的“黑五类”出身。于是，在表格上一系列“红五类”之后，赫然出现“地主”、“地主”、“地主”三个“黑五类”。把表格交上去后，我的心情又紧张起来，有一种听候发落的感觉。不一会，那位老师又进来递给几个小纸袋：“这是上海市发给每位到沪串连同学的毛主席像章，给你们三人的。”我兴奋地接过来，攥在手中，不急于佩带。如果等一会他们发现表格上的“黑五类”，叫我们“滚”的时候，不还他的像章。我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另一只手抓着随身携带的书包，随时准备离开。突然，外间的学生们站起来，那位老师喊：“同学们，跟我上宿舍去。”我们认为不会是叫我们，没有动。“走啊，你们三位遵义的同学，一起上宿舍。”这次听清楚了，是叫我们也去宿舍，不是叫我们“滚”出去，说明这里“接待”了我们。过于小心的我还在担心，可能是接待的老师没有仔细看表格，忽略了我们的“出身”，待一会儿发现后，还会“驱逐”我们的，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几天后，直到离开这里。从中午抵沪，到晚上才住进接待站，用去大半天的时间，这时，我才感觉肚子饿了。
    因为是来“学习文化大革命”，晚饭后我立即到校园看大字报，在灯光下，看到一张大字报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血统论，反对“黑五类”“红五类”的提法，要正确对待出身不好的学生，要欢迎他们“革命”……等等，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住进华东政法学院的答案。
第二天早上，我们按预先约定赶往北站与S老师他们会面。电车在北站拐弯时，我发现等候在人行道上的S老师看见车上的我时，焦急而惊愕的目光。下车后，他们迎上来：“昨天在哪里住的？”“反正没有住在马路上，”我回答，并且自豪地指着胸前的像章：“我们住在华东政法学院。”S老师指着后面的同学：“我们那里又有俩个人没有住进去。”原来有俩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大门“漏网”，进去后在系接待室盘查时，查出是漏网的“黑五类子女”，于是被驱逐出交大。后来，他们全部转到我们住的地方。
几天后，我们结束在上海的“学习”，前往北京。
“文革”中上海的这段遭遇，在我当时年轻的心灵里打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烙印。
（根据1966年10月日记）（27/09/2003）

（刊于《遵义晚报》2003年11月12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10a8ef01010st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