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红卫兵（五）：1966年的奇遇
1966年9月底，全国各地开始了步行“大串联”，农垦学校里的“红卫兵”也组织了一支步行串联队，15岁的我也在其中，算是最小的“造反派”。大家背着背包，打着红旗，捧着“红宝书”，就这么一路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和“语录歌”、“造反歌”上路了。第一天搞了“强行军”，走了60里路。傍晚，串联队进入一个名叫“王家小圩”的村庄。本来是投宿的，草草地吃了一点干粮，喝了一些井水以后，队长他们却要“每过一个地方必须关心那里的运动情况，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宣传文化大革命”，然后找村里的“造反派”交流“革命经验”去了。
我年龄太小，经受不了长途跋涉的苦，就在临时接待站——生产队的社屋里睡倒了。脚板象火烧，而且钻心的疼，心里一想家，禁不住光想哭泣。刚才那位为“串联队”打井水的老年人走了进来，给我送来一木盆热水。
“小红卫兵……”老年人小心翼翼地招呼着我，脸上布满了怜惜的表情，憨厚地微笑着，对我说，“用热水洗洗脚，可以解乏的。”
他大约有七十多岁，但是身体很结实，并无老态龙钟的样子。因此我对他说：“谢谢您，老爷爷。”
老年人突然就象有人约他作贼似的，慌忙向外面张望了一番，哈下腰，凑近我的耳朵，悄声说：“可不要谢我，‘革命群众’罚我来侍候你们的，这是我应该做的。也千万不要叫我‘老爷爷’，我是坏蛋！”
我当时十分惊讶：“您……你怎么会是坏蛋呢？”
老年人说：“因为我爸爸是坏蛋。”
“你爸爸？你还有爸爸？” 我更加惊讶了。
老年人还是憨厚地微笑着，对我说：“我家老爷子叫王吟章，今年整整一百岁了——这边方圆几十里的人没有人叫他的名字，都叫他‘老不死的’、‘老坏蛋’！满清的时候当过管带，袁世凯的时候当过军阀。老蒋的时候，因为不愿意打红军，又做了和尚。我排行老五——总是快嘴爱说话，人家都叫我‘傻五’，前面四个哥哥都死了——如果不死，我大哥该有八十岁了。人家说，他们都是被老爷子熬死的，嘿嘿，还没把我熬死哩。‘革命群众’说老爷子镇压过义和团，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当然是大坏蛋。我享过老爷子的福，所以是小坏蛋——七十一岁的小坏蛋，嘿嘿嘿！”
这种时候，中国人的寿命普遍低。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后，贫困的乡村间五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已几乎一扫而光。七十岁的老人非常罕见，听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说他的父亲，我的好奇心一下被勾了起来，三两下便洗好了脚——脚也不感到疼了，换上干净鞋拉上傻五要去看看。
傻五的家住在村子的最西边。一所小院，有三间一字摆开的青砖做基础的土坯房。院子里，一侧放着两只水缸，还有一些练功用的东西，有一副石担(即现在所谓“举重器”，用石盘做的)、一大一小两个石锁。另一侧是羊圈，养着几只奶羊。傻五说，就是奶羊救了他和老爷子的命，“闹歉年”的时候，缺了粮食，他们就喝羊奶。
是时残阳将没，只见土坯房的门框上白纸黑字地帖着这样一幅对联：屠杀义和团坏事做尽，假冒念经人老而不死！横批是：王吟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傻五见我注意那些字，便嘿嘿地赔笑道：“前清的时候，这义和团叫做‘拳匪’，这咱儿说是‘革命’的了。”
说着话已经进入堂屋，‘老不死的’王吟章正在那里打坐，见到我进来，脸上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他是一个容貌威严，微胖而白净面皮的人，须发极短，显然剃过不久，天灵盖上的戒疤十分明显。从仪容上看，他根本不像百岁的老人，看上去比傻五大不了多少。
我虔诚而恭敬地问候道：“老人家，您好。”
端然正坐、双目微闭的老人猛然露出惊讶的目光，随即双手合十，稽首道：“阿弥陀佛！”
傻五说：“呵呵，快二十年了，我家老爷子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呼他‘老人家’，对他说‘你好’。”
在客厅的正堂上，我没有看到时下家家都要张贴的MZD的标准像，倒是看见了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红军的朋友，永葆平安！”落款是“朱德——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
傻五指着那些字介绍说：“这是朱总司令朱德亲笔写的字，送给我家老爷子的。民国二十三年我们的队伍在江西打仗，参加‘剿共’，我那时也在军中给老爷子当马弁，亲眼看到‘朱毛队伍’被打散了。朱德的队伍从我们驻防的地方过，我家老爷子与他见面，表示愿意网开一面放了他们。朱总司令感激不尽。老爷子对他说：‘天不灭朱毛，朱毛何必由我灭之？老朽知道天机，不消二十年，天下必属朱毛，不知到了那个时候，将军能不能也网开一面饶了我的子孙？’ 朱总司令发誓说：‘忘恩负义，天诛地灭！’当即写了这九个大字！ 那时老爷子都快70岁了，早就不想干了。此后，老爷子便辞了军职，出家修行做了和尚。‘解放’后庙被扒掉了，只好在家修行。”
朱德赠匾的旁边有个解放军军官像，镶着黑边。傻五又说：“这是我的大儿子，以前是国军的一个团长，‘起义’到这边来了，在朝鲜阵亡了。”
由于自家父亲也是类似情况，我对国家的优抚政策知道一点，便说：“原来你们家是烈属，应该受到保护的呀！”
王吟章冷冷一笑：“后生所言最是，但是谁来实行保护？”
傻五说：“老爷子说过的：‘灾星既现，在劫难逃’，这一回我们都在劫！”
王吟章向傻五丢了一瞥，对我说：“我家五儿贫嘴，后生请勿见笑。”
我急忙摇头说：“不要紧、不要紧的。”
王吟章又说：“自前清庚子年起，吾中华有百年变乱，而后方是太平盛世。后生美仪善目，风华正茂，以后必有无量寿福。五儿不便多说，后生也不便多听。我家不可久待，请后生善自珍重，回社屋安歇去吧。”
恰在这时，我的一个“战友”找来了，说是队长说了，“晚汇报”的时间到了，叫我赶快回去。
后话：
1981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自带汽车到蚌埠出差给公家办事。办事的地点离那个村子还有三、四十公里，心里想起这一对传奇父子，忍不住还想过去看看，于是一拧方向盘就去了。
到了“王家小圩”，村子似乎收缩了许多，所住的村民大多都不认识。最西边的王家小院、土坯房则不见了踪迹，变成了一片菜地。打听王家父子的事，年青人都说不知道。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以前见过的中年人，从他那里了解了一些王家父子的情况。
原来，我们的“串联队”走后，没有多久，朱德在中央受到攻击和批判，被骂做“老混蛋”的消息向全国弥漫传开。当地的造反派受到鼓舞，打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旗号抄了王吟章的家，把朱德赠给的牌匾当面砸烂，又烧成了灰。第二天，造反派们要拉百岁老人去游街、批斗，傻五自愿替代。造反派们不依，拉扯、殴打王吟章。王吟章打坐不动，身硬如铁，有人试试鼻息，才发现他已经死了。
村中有的群众看不下去，央求造反派先把人埋了再说。造反派们终于网开一面，同意傻五先办丧事，而后接受游街、批斗。傻五用两只水缸把父亲的遗体扣在里面，掩埋了以后在坟前叩头，一头扎到地上，也死了。
http://www.youtaker.com/video/svgb-4b80b609c05048e093c9d56d9ec58f0a.html.%E6%88%91%E6%9B%BE%E7%BB%8F%E6%98%AF%E7%BA%A2%E5%8D%AB%E5%85%B5%EF%BC%88%E4%BA%94%EF%BC%89%EF%BC%9A1966%E5%B9%B4%E7%9A%84%E5%A5%87%E9%81%87.html我曾经是红卫兵（六）：大串联，我在北京
步行串联没有坚持一个星期就失败了，因为女同学们总会有人“腿疼”，实在是走不动，大家只好又返回了农校。11月上旬末，我们再次北上，不过这一次是到蚌埠坐火车。于是乎臂戴“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袖章，兜里仅揣着一元钱的我，跟着学校的串联队伍来到京浦线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蚌埠火车站。
时下正值串联高峰，成千上万名红卫兵在这里汇集成汹涌的人潮，我夹在其中，脚不沾地身不由己地随着人潮涌动，涌入站台，涌向天桥。这天桥是日军侵华时的旧物，木质结构，且已发朽。人上多了就摇摇晃晃，吱吱作响，偏偏那头的门又是琐住的，上去的人走不掉，这边的人还打着号子拼命往上涌，片刻工夫，桥上的人挤的爆满有人开始尖叫、嚎哭。当时我刚刚踩上这边的阶梯，猛见得那头的门轰然断裂，有数百人从断裂处翻滚坠落下去，形成一道人的瀑布，带着惨烈的哀号，桥下顿时堆起了一座人山。人潮停止了涌动，人们被自己制造的惨象吓呆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由于红卫兵大串联造成的全国最大的火车站惨案，现场摔死、压死十二人（多是豆蔻年华的少女，）重伤百人以上。有关方面紧急调来了红卫兵专列，十一月十三日，我们总算幸运地搭上了进京的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人们连挪脚的空隙都没有，行李架上也爬满了人，连厕所都被占据了。沉重的机车长啸三声。表示了对死难者的哀叹，而后艰难地启动起来。
车轮在钢铁轨道的接口上上叩击出一声声钝响，灰色的城市缓缓后移，土墙草顶的农舍和一片荒凉的田野渐次映入人们的眼帘。在我们这节车厢里，一个大龄男子讲述了他参加抢救伤者的故事，有人或真或假地为之抽泣，但这表象的哀伤气氛只是短暂地浮现。眨眼功夫，年轻人的世界就活跃起来，有的人谈起他们造反的壮举，有的人则对着窗外大唱“锦绣河山美如画……”
每节车厢有一个解放军战士管理，车上供应的面包八分钱可买一块，开水分文不取，生活没有多大问题，所以大家一路过得还算开心。由于车上的厕所无法使用，通往车门的过道也被过多的人堵死。在济南停车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憋的实在受不了，就由她的学生们帮助从车窗爬出，到站台去找厕所。回来时刚到窗下，不巧火车突然启动，她急得跳起来大叫，学生们伸着手招呼她快点，她却不知所措，只顾张嘴大哭。火车行进的速度逐渐加快，最终把她丢在了那儿。一个头戴军帽的小子把脑袋伸出车窗欣赏女教师的不幸，一股风把他的军帽掀落下去，刮到路基上。
“啊呀！啊呀呀！这是我哥刚从部队带回来的，正牌的军帽呀！”他痛心万分地捂头大叫，又探出手去无济于事地向空中乱抓着，车厢里为他爆发出一阵幸灾乐祸的哄笑。
严重超载，并且一路上多次遭人拦截的专列直到十五日凌晨才到达永定门车站。迎接人们的是北京凛冽的寒气和几个冷漠傲岸的接待员，他们抱怨说，北京城里早已人满为患，国家应该下命令停止串联了。我们由当地的“联络员”引领着到了“工人体育馆”，在工人体育馆周折了一天，我和其他三百多人终于被安排到了顺义县的马家营。大卡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以后，一些军人对我们宣布实行军事化管理，给大家编了班，而后又组成排、连、营，从排长到营长皆由他们担任。
我们住宿在老乡家里，在临时办起的食堂吃饭，一切都是免费的。每天，大家主要的事情就是按照军人的指令参加军事训练和入城接受检阅的演习，训练时军人们特别厉害，动不动就踢人屁股（当然，女性例外。年龄大约45岁的营长与两个连长都是个色鬼，眼神总是瞄准20岁上下的女红卫兵）。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池塘全被冻住，老乡的孩子成群地在冰地上打陀螺。长江以南来的红卫兵大多吃不消这样的气温，几个广州来的大学生最可怜，每次早操他们总是抖作一团，嘴里咯咯咯地打着响牙，大家戏称他们是“电报员”。马家营的老乡颇为勤劳，每日清晨，他们把马车赶到路上，汇成长长的一串车队，然后打出响鞭向城里进发（去拆北京的城墙）。每当此时，节奏明快的马蹄声、清脆悦耳的马铃声就组合成一片美妙动人的交响，每当这声音伴随着车队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之中总会有人意气风发地唱上一通“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藉此宣泄心中的感动。
受训期间，我们参观了附近的东郊机场，进城游览了天安门广场、颐和园，还去清华大学看了转抄的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时她已向“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了火，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尚未倒下，所以在她文章旁边，也有人贴出了与之意见对立的东西。大字报铺满了清华园。很多人带着干粮和水壶在那里长时间抄录。运动正当如火如荼，北京城里到处是造反派的旗帜和红卫兵的临时营盘，遍地垃圾粪便、污秽狼籍。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有的地方嫌墙壁不够，还用芦席搭成一道道临时墙壁，专门用来扩大张贴。
到处还会碰上散传单，作演讲的人，一个个激昂慷慨，甚至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所言之事无非是某某“走资派”如何不听M主席的话。XX部的一位部长级高官刚刚遭受不测之死。有一份贴在电线杆上的印刷品刊出了他肝脑涂地的照片。更多的印刷品“揭露”他的死因，一方说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一方说他是忠于M主席的好干部，被坏人暗杀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紧急集合在几分钟后完毕，大家列队在马家营的马路上。营长宣布：“今天上午，伟大领袖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大军！”
“M主席万岁！”满天寒星的夜空回荡起阵阵欢呼，吓的四周树上的乌鸦一片“呱呱”惊噪。营长又强调了一条纪律：除了吃的和M主席像章，其他任何金属制品与硬物都不准携带，连钢笔也算在内（在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认为这种东西也可能是伪装的手枪或炸弹）。排长对每个男子进行了搜身，没人对这种不信任表示反感，多是主动合作地接受检查。
此后，大家急行军走到东直门内，等到天亮，又被军用卡车送到东长安街，在那里列队等候着。这时，与长安街相通的路口、巷口全部封锁，民警站在那里阻挡着行人。仍然不断有红卫兵的队伍开过去，排长告诉我们：这是到天安门广场等着接受检阅的，共有一百万人！他对几个近视眼说，待会儿走到天安门前，请注意站在主席像上方的就是毛主席本人。
十一点后，安装在四面八方建筑物体上的无数个超级高音喇叭骤然传出沉雷滚动般的《东方红》乐曲，一个嘹亮、铿锵而又极端尖锐的语音亢奋地向人们宣告着什么。虽然听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都绷直了脊骨，队伍自动进入立正姿态。
随即，阅兵仪式开始了，我们十二个人列成纵队，相挽着胳膊一致地跨着大步向西走去。大家半举着红色的《M主席语录》不停挥动，一遍连一遍地齐声高喊着“M主席——万岁！” “M主席——万岁！” “M主席——万岁！”
赭红色的天安门城墙让人感觉着沉重，远远望去，城楼上站满了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一个挨挤着一个，只有城楼中心部位显得比较宽绰。一个脸膛宽大、肥胖伟岸的人独自站在那里，他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划者、红卫兵们朝思慕盼的毛泽东 ，他满面红光地俯瞰着下方的人海，轻飘飘地挥了几下手，就惹得人们声嘶力竭地狂吼“万岁！”有的人甚至涕泪交流，几乎瘫倒下去。
在毛泽东的左侧两米外，有一个身穿毛领军衣、头戴绒军帽、全身包裹严实的人，脸型消瘦，身材稍显单薄，他就是此时正在掌握国家的枪杆子，后来却成了第二个韦昌辉的林彪副主席。
在毛泽东右侧，有一个人沉静庄重地和许多人站在一起，眼好的人说他就是周恩来。这个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就是他主持了红卫兵的进京接待工作，到目前天安门的接见活动已进行了八次，总数为一千万之众！
接受检阅的队列在军人的控制下很快地走过了金水桥，准许停下来的时候已到达西长安街。
领袖的身影早已远离视角，红卫兵们如梦方醒，有的唏嘘感慨，有的擦抹脸上的涕泪，有的则忘情地喊叫：我见到M主席啦！回头望去，天安门下仍是人海茫茫一片沸腾，一阵阵“万岁”的声浪依然排山倒海。有些人还想挤回去凑凑热闹，却被营长严令喝止。此后，我们有组织地撤离了长安街大道。
回到马家营的第二天，营长对大家说：M主席接见过了，你们该回家了，要把主席的战略思想和首都的革命形势带到全国各地去，好好推动运动的发展。然后，一网兜馒头和一张车票就把大家打发了。
我们在北京车站侯了四天才搭上回去的火车，回到蚌埠已进入了十二月份。这时，这里的造反派打死了人，有人在大街上抬尸游行，闹得一塌糊涂。在红卫兵接待站门口，我们看到一份国务院的通知，说是由于天冷，中央决定暂停串联，待到明年春天再考虑恢复这一意义深远的革命活动。据此，接待站也贴出了关门告示。此刻的我，北京的馒头已经吃完，兜里的钱只剩下两个一分硬币，不回家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我只好爬上了淮南线的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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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七）：乡村批斗会 1966年12月，北京串联结束以后，我去老家看望奶奶。这是颍上县的一个小集镇，叫龚集街（现在是颍上县谢桥区龚集乡），算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建制，1000多口人。此地向来文化落后，教育缺乏，以群众刁顽，民心险恶，道德败坏，风气恶劣闻名乡里。男人们在一起聊天，讲的都是杀人、劫财、一夜暴富的故事，或者是谁玩了谁家的女人。土著有姜、高、李三姓，“解放”前经常发动大规模械斗，每一次都死伤惨重。早在“土改”、“镇反”的时候，这里的地主、小官吏以及稍显富有的家庭已经灭门，连“地主子女”、“反革命家属”都没有剩下，杀的最彻底、最干净，剩下来的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然而，时下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斗黑帮”。 当地的造反派绞尽脑汁找出了几个对象： 一是：已经70多岁的小脚老妇人，50年前年她的当了国民党军官、一直南征北战的丈夫姜子贵无暇返乡照顾她，宣布把她休掉，以便让她重新嫁人。可是她一直执着地孤身一人，苦捱光阴，可以说是龚集第一可怜人。当年“土改工作队”都没有为难她，没有把她划为“反革命家属”。这一次，造反派们硬把她弄了一个“潜伏特务”，理由是据说姜子贵现在“躲在”台湾。造反派们认为：她和姜子贵当初的“离婚”可能是一个骗局，以便让她更深地潜伏下来，她一直不肯改嫁，就是铁证，说明她心里有个不一般的念头、指望。这次斗争她，要她交代这些年怎么与台湾联系，电台藏在哪里，她当初在哪个国民党特务机关受过训。有人甚至拿报纸给她看，叫她念。老妇人说从来不识字，造反派们说她在装蒜，在欺骗“革命群众”。 二是：屠夫焦廷贵，他在“大跃进”的时候宰杀了买来的一头黄牛，由此而被判了3年徒刑。他家是数代小镇平民，靠的是杀牛卖肉为生。他因为被杀牛的事判刑，不是因为他“犯法”，而是因为毛时代滥施酷刑，这样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一般正常的人不会再把他当作坏人。然而，现在的造反派却要尽可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人民群众中挤出、榨出“阶级敌人”来，于是就把焦廷贵也算上了一个。 三是：供销社的营业员“王眼镜”。“王眼镜”30多岁，高度近视，以眼镜终年不离鼻梁而得名。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本来是一个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他被打成右派仅只是因为高学历，他们单位分配右派名额，按资格、学历他在最前列，大家只好请他吃了一顿饭，让他来做右派。因为没有任何一点点具体的“罪名”，只好保留党籍“下放”他，叫他来龚集供销社当“副社长”。供销社本来三个人，后来只剩下了他一个，过了一阵子，他便是副社长兼营业员。 这里的造反派没有到过大城市，却有无师自通的本事。批斗会那一天，他们的手段和北京的造反派几乎一样水平。他们把人五花大绑，头上戴高帽，脖子挂黑牌，脸上抹了黑，头发用剪子胡乱糟蹋一下。小脚老妇人的牌子是“美蒋潜伏特务”，焦廷贵的牌子是“仇恨社会主义的坏分子”，“王眼镜”的牌子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批判会在龚集西头前一天打起的土台子上举行，声讨、发言、批斗。发言人慷慨激扬，恨不得愤怒得立马死过去，就像与这三个人有着杀爹之仇、夺子之恨，辱妻之怨似的。 那个可怜的老妇人，开始是跪在地上，后来是瘫在地上，几个造反派硬托着她，一面侧了脸去，因为老人大小便早已失禁。焦廷贵跪在地上，老老实实，一动不动。事后他对别人说，这样的罪，他在“蹲劳改”的时候就受过，不稀罕。“王眼镜”不跪，说：我是共产党员，马克思都没有叫共产党员跪下的规定；“你们说我有什么罪，只管揭发、批判，够枪毙就枪毙我，反正不跪！” “王眼镜”平时谨言慎行，一般不与任何街坊搭讪。几个捣鼓批斗会的造反派说不出一和二来，只好大喊口号以解尴尬： “打倒‘王眼镜’！” “打倒右派分子！” “誓死捍卫毛主席！”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王眼镜”噗嗤一下笑了，造反派们问他笑什么，“王眼镜”说：“在俺这龚集，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好群众，根本就没有人反对毛主席，你要誓死捍卫毛主席，搁我，我就不会在这里干咋呼，我就跑到北京去，到那里‘誓死捍卫’，斗刘少奇去，那才光棍呢！” “光棍”是地方土语，意为“勇武”、有面子。台下的群众炸了窝地哄笑起来，本来，但凡开“批斗会”的地方，百分之九十九的群众都是来赶热闹、看稀奇的，谁想把哪一个人活活整死呢？然而，老妇人实在撑不下去了，她开始大哭嚎啕，造反派烦了，把她拖到一边去。不料，龚集西头的那口井离她太近，她一窜身扎了进去。于是乎，远亲近邻纷纷上前，忙着救老妇人。乱了个一塌糊涂，本来预定接下来游街示众的，只好取消了。
http://www.youtaker.com/video/svgb-2cdc7e590fc04e1fa27fd3988c6442b8.html.%E6%88%91%E6%9B%BE%E7%BB%8F%E6%98%AF%E7%BA%A2%E5%8D%AB%E5%85%B5%EF%BC%88%E4%B8%83%EF%BC%89%EF%BC%9A%E4%B9%A1%E6%9D%91%E6%89%B9%E6%96%97%E4%BC%9A.html我曾经是红卫兵（八）：看管老右派
收入微薄的奶奶养活不起我，返回淮南，家中又没有我的口粮，于是我又回到了农校。
此时农校里的教职员工已经跑光，一些红卫兵们抓了地委书记罗毅，这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四十来岁，我们都叫他“罗胖子”。大家不仅绞尽脑汁折磨他，还每天把羊屎蛋子混在山芋干里煮，让他吃，不许挑出来扔掉，罗胖子有时哭着哀求大家：“不能吃的东西就不要让我吃了嘛！”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小孩蛋子却对他说：“我们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连这个还吃不上呢！”
想着法子折磨罗胖子是大龄红卫兵的事，我们三四个年龄最小的红卫兵没有参加的份，而是被指派负责监督、管制一个“右派分子”，日夜陪着他，叫他写《交代材料》。 这个“右派分子”将近三十岁，肤色特别白皙，面目清秀，眉宇间洋溢着机智聪明、刚强不屈的个人品性。他伶牙俐齿，能说会道，操一口地地道道的定远方言，常常喜欢说一些俏皮话，引大家发笑。他是本校的文化教员，平时对学生很是和蔼，我们都很敬重他，此时谁也没有把他当作“阶级敌人”，依然像以前那样叫他“白老师”。大家吃、住都在同一间宿舍里。
此际各级政府机关已经瘫痪，农校生活资金随之无人提供，食堂缺油无盐，每天只能供给一些山芋干加米煮的饭。我们吃不饱，缺乏营养，一个个面黄肌瘦，全身乏力，最后还是“白老师”想出了办法。
白天，我们带上棍子、小铲子，由“白老师”带着出去溜达，见到干涸的水塘，便在塘底掘开冰冻和泥巴找泥鳅、黑鱼，然后回来烤熟了吃。晚上，大家偎缩在各自的被窝里，听“白老师”讲《白蛇传》、《七侠五义》、《五女兴唐传》、《西游记》、《水浒传》等等故事。有时他也给我们讲些子黄色小笑话，都是乡村民间流传的男女性爱方面的猥琐之事。
“白老师”自己先打招呼：“这个笑话是很下流的噢，我是老师，不能跟你们学生讲这些的！”
我们都是将要进入青春期的半大男孩子，性的好奇已经朦胧产生，他这样一说，就更加勾起了我们的兴趣，大家一起纠缠他、央求他，要他非讲不可，还亦真亦假地威胁他：不然就开你的“批斗会”，或者把你交给年龄大的红卫兵！
在每一个人都保证绝对不向外人提起之后，“白老师”才开始讲。讲完了，他居然叫我们掀开被窝，站起来给他看看各人的小鸡鸡有没有“过敏”，有没有“反应”。谁要是缩在被窝里不肯出来，那就一定是“过敏”了，有“反应”了，于是乎大家便一起跟着“白老师”哄闹嘲笑这个人，说这人是个“骚狗子”。
“白老师”那里也有一些旧书，其中有几册《金陵春梦》，书中把蒋介石写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觉得热闹，很爱看。“白老师”私下里告诉我：“这类东西叫‘诽谤文学’，内容是绝不可信的。这个作者如果身在台湾，他肯定会大骂共产党，肯定会把毛主席也糟蹋成这个样子。”
有一天，一个同学问他：“老师，您这么好，怎么会被打成‘右派’的？什么叫‘右派’？”
这时，“白老师”的脸上让人不易觉察地掠过一丝痛苦，以无奈的神态苦笑着说：“我这个人运气太‘好’。我的父亲以前是个说大鼓书的，拼命挣钱培养我，叫我长大要有出息。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头悬梁，锥刺股’地读书、读书、读书，挨过父亲多少鼓锤子，挨过老师多少戒尺都不记得了。好不容易读到师范毕业，分配到县中学，刚到那里就赶上了‘打右派’！操他妈的八代祖宗，‘打右派’竟然是按任务摊派的！上面给我们学校分摊了三个右派任务，必须完成。学校没办法，只好按学历最高的往下撸，第一个是副校长，第二个是个老教师，第三个是我……”
此时到了隆冬季节，“走资派”罗毅被县里的造反派抢走“巡回批斗”去了，本校的红卫兵无猴可耍，加之缺食，走的走、散的散，大约还有20多人留在学校里。因为嫌冷，留校的人又大多都是呆在各自的宿舍里，因此校园里显得空荡荡的，就象一个无人区。原来全校只有一个水井，平时用水十分紧张。后来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各宿舍门前都挖了一个土井，大都是四到五米深。这一年发生了冬旱，宿舍门前的土井都干涸了。有一天夜里下了大雪，早晨我们出门撒尿，发现雪地上有很多野兽的足迹，“白老师”告诉我们：这些足迹都是野狼留下来的。
“白老师”站在雪地上沉吟着，忽然目光闪闪地对我们问道：“同学们，想不想搞一条狼来吃吃？”
我们几个人炸了窝似的欢腾起来。捱到下午以后，按照“白老师”的吩咐，我们找来了一些棍子、秫秸、破芦席，并到饲养组偷了一只小猪来。“白老师”把那只小猪栓上一根绳子，轻轻地吊到我们宿舍门口的土井里，然后把棍子、秫秸排列在井口，盖上破芦席，再撒上一些雪。
冬天日短，干完这一切天色已晚。我们去食堂打了饭，回到宿舍里一边吃一边向外偷看。外面有点月光，加上雪色相映，一切都可看得分明。“白老师”制止道：千万不可偷看，狼是非常狡猾的，知道有人偷看就不会来了。那小猪还没有满月，当然不习惯突然离开老母猪，而且又是把它一个丢在寒冷的土井里，连冻带饿，你看它只管嚎叫，一会儿也不肯歇停。然而，野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大家等啊等啊，一直到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同学们，快起来，打狼了！”我们突然听到“白老师”的呼喊。
大家睁开眼睛，原来天色已经大亮，房门大开，“白老师”早已站在门外了。陷阱那里有了一个大洞，洞口下不断传出扑通扑通的声音。我们提着裤子跑了过去，凑到洞口往下一瞧，果然有一只硕大的灰狼蹲在底下，目暴凶光，在极端仇恨地瞪着我们。它突然窜身一跃，差一点就够着了我们，我和几个同学不由惊倒在地。“白老师”慌忙把我们一个一个拉开，说：“我的亲娘呀，你们谁个要是被它拽到井里，顷刻之间就会被它撕个稀烂，可要小心！”
“白老师”手里握着一把铁锄头，每当野狼跃起，他就照准了它的脑袋猛砸一下，直到野狼结结实实地挨到了一下，就再也不往上窜了。此后，我们搬来很多土坯（每块土坯将近20斤重），由老师把土坯举过头顶，狠狠地砸向野狼，直到它再无响动。然后，老师用一根长竹竿绑了铁钩，钩定了野狼，我们同心协力，终于把它弄出了土井……
“白老师”亲自用一把银柄的小刀剥了野狼的皮。他说，解放前，他们家里曾经救护、照应过一个新四军的团长，这把刀就是那位团长临走时送给他父亲的。他还说，这条狼已经很老了，“跃进年”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它肯定吃过不少死人，这种狼的肉最香，火力最大，最补人。
“白老师”把狼肉下成一块一块的，最后留下了一条狼腿。
这天晚上，我们吃到了真正的野味，但是每人吃的却很少很少。原来，狼肉借食堂的锅炖煮，奇特的香气引来了所有在校的男男女女，没等炖熟，就被他们你一块他一块地抢吃起来。“白老师”惹不起任何人，自是不敢说话。眼见着一大锅狼肉就要完结，我们几个只好找来棍棒守着那口锅，哭着骂着，叫嚷着要拼命，最终总算保下了一点点，连一个饭盒都没能盛满。
第二天，“白老师”向我们请了假。他说，他的父亲是个文联干部，现在正在家里遭受“批斗”。他的父亲身体非常不好，恐怕撑不过去，他要把这条狼腿送回家，给父亲补补身体。
“白老师”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又回到了淮南。农校在1967年宣布解散，于是以后我又上山下乡，又招工返城，一恍惚过去了十几年。先前我在淮南读书，曾有个名叫尹忠心的同学，在15岁的时候，因撕毁毛泽东画像拿到公厕当手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20年。1982年，这个同学获释提前出狱。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谈到一个狱友的情况：
此人自称是定远县某所学校的老师，是个“右派”。他回家探亲，正遇上他的父亲被造反派们给打死了。他手持尖刀找那个造反派头头算账，因此被捕，以“右派份子”原来的罪名，又加上“现行反革命”、“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76年纪念周总理事件发生之后，上级给劳改农场下达了杀几个人的指标，此人即遭枪毙。新加的罪名是：在牢房里用俄语哼《国际歌》，在思想上勾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暗中无比仇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临刑时，他真的大唱起《国际歌》，竟被狱警用刺刀挖掉了舌头，满身是血，惨不忍睹。最后，此人身中七枪而毙命，头颅都被打碎了。
我无法知道此人是不是我们的“白老师”。冥冥中，我感觉肯定是他。又是30多年过去了，只要与旧友提起农校，我的脑海里就会反映出当年猎狼的情景，反映出“白老师”的音容笑貌，以及一个无辜的人被残酷虐杀的惨烈画面。
http://www.youtaker.com/video/svgb-b8932ced7fcf402494c0a6534af6c592.html.%E6%88%91%E6%9B%BE%E7%BB%8F%E6%98%AF%E7%BA%A2%E5%8D%AB%E5%85%B5%EF%BC%88%E5%85%AB%EF%BC%89%EF%BC%9A%E7%9C%8B%E7%AE%A1%E8%80%81%E5%8F%B3%E6%B4%BE.html我曾经是红卫兵（完结篇）：青春在血与火中湮灭
1967年春节以后，农校宣布解体，我只好迁了户口回到淮南。母校一个叫王辉的同学知道我曾是著名造反组织的骨干成员，便来找我参加他们的“红司洪流造反兵团”，与他们一起活动。所谓活动，不外乎写写大字报，散发一些传单，或是斗斗老师里面的“牛鬼蛇神”、“走资派”而已。
此际，由毛泽东认可的上海夺权与“上海公社”正在形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乃至偏僻县城都在兴起“夺权”狂潮。在淮南市，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都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红工兵”、“红农兵”、“红商兵”等等应运而生，连照相的、剃头的、摆小摊的都有了“司令部”、“战斗队”。千百人一级的造反派组织更是纷纷鼎立，较大的有“红总”、“红司”、“红工兵”、“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市贫司”）等等、等等。
这便是全民大造反的最高阶段，为“文化大革命”领头军的红卫兵在其中悄然失色。
“夺权”就是摘桃子，“桃子”该谁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造反派组织开始因此而争执、对抗，渐而从相互攻击、辱骂到大打出手。毛泽东的那个妖妇抛出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以后，很快，棍棒用上了，大刀长矛用上了。突然有一天，对立的双方手里有了冲锋枪、重机枪、小钢炮。
是年入夏，淮南的造反组织分化出“支持派”、“炮轰派”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系武斗专业队伍。最厉害的武斗队伍是由矿工组成，其次是当地农民，最为著名的武斗组织有“淮南市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十四兵团”、“115司令部”、“猴子兵”、“飞虎队”等等。机关、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食堂、影剧院、街市要道口尽被武斗组织占据，拉上铁丝网，筑上沙包，架上机关枪，放上武装岗哨。
大家开始杀人。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家食堂吃饭，淮南煤矿机械厂“猴子兵”司令张殿生也在那里，被敌对一方认出，几个家伙进了大厅就开枪，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打得张某血肉飞溅。
“党的生日”那天，我父亲到土坝子去探望一位老友，下午没有回来，我去找他，一个30多岁的外地男子赶来与我同行。路过瓷器厂门口，竟被一个素不相识的武斗人员一枪打死了外地男子，然后死命地追赶我，发誓要用刀把我活活劈掉。这家伙瘦得像剥了皮的猴子，幸亏他突然摔倒，被我夺了枪和刀。我没有杀他，但是我再也不能回家，只好参加了门邻孙哥的“飞虎队”。
“飞虎队”是“支持派”一个装备精良的、拔尖的专业武斗组织。7月14日，我随孙哥参加了毕家岗的武斗，这一仗，打死了五、六个人。第二天，我又随孙哥参加了新庄孜的武斗。这次武斗用上了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仅电影院一处，就一炮打死了十几个人。这次武斗是淮南市最为惨烈的一场，总计打死了20多人。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亲自杀人，孙哥也没有杀人。
整个武斗的季节，淮南市发生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高皇寺”、“炮击八公山影剧院”等等大型武斗，伤者众多，死者惨烈。除“火烧高皇寺”之外，其他武斗我都去了。我没有杀人的欲望，只是手拄长枪充个数，站的远远的看热闹，看年龄稍大一些的同伙们怎样地冲锋陷阵，怎样地杀掉对方，或是怎样地被“敌方”打死。
是年秋天，刘少奇及其“叛徒集团”全面崩盘，“文革”基本目的已完全达到，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态度开始由晴变阴，新的诡计及时形成。骤然间，北京的清华、北大著名红卫兵领袖遭到毛泽东的冷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隔离审查。大家得到消息，面面相觑，“革命热情”一落千丈。又接着“最新指示”下来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走狗、文字太监姚文元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工人阶级”哗啦一下站到了社会的前端，“革命的中坚力量”完全变更，“红卫兵小将”再也不是他妈的“时代的骄子”了。
毛泽东又说：“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于是到了1968年，“工宣队”上来了，给他们保驾的还有280多万“三支两军”、手持钢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几千万手持一米五大木棒的“群众专政队员”。在如此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面前，学生娃子吓破了狗胆。于是乎，大家缴枪了、投降了。没有“血债”的回家去老实呆着，有“血债”的逮起来等候处置。那些当初“以革命的名义”打死了人、杀了人，负有“血债”的哥们儿，最后都象李玉和那样被砸上脚镣手镣，被游街示众，被押赴刑场，饮弹毙命，肝脑涂地……
不幸幸甚，我的手上不曾粘有任何人的鲜血，加之年幼，因此没有受到追究。当时，家里的生活极端困难，我的姐夫给我找到一份工作，我便到谢三矿下井挖煤去了。
我的红卫兵的生涯就此结束。
接下来，“伟大领袖”又把我们这一代人降级为“教育对象”，而且是被“工人阶级”领导着接受教育。成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欺世阴谋、惊天阴谋的红卫兵们，终于极端愚蠢地、可耻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狼狈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再接下来，已经自冠以“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红太阳”的毛泽东大手又一挥，便把我们拨拉到“广阔天地”里去了，这一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无路可逃。
【附】新浪网友王广清赠与老樵的诗：
我们曾经年轻，
那不是罪过；
是每个人成长所必须有的历程。
我们曾经幼稚，
那不是罪过；
是每个人成熟必须踏过的桥梁。
我们不再年轻，
也不再幼稚和盲从；
因为我们找到了成熟的路径。
我们能够成熟，
而且获得了成功；
是没有包袱羁绊的轻松促成。
我们又有了自豪，
脚步也很轻盈，
原来是思想有了自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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