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革中三派的形成
1967年的一月份，我们回到了柳州。
我们是学校的第一个步行串联队。自从我们串联队出发后，一个又一个的步行串联队出发了，大哥二哥也都串联去了。我们回来之后，他们也先后回来了。二哥和他们班的同学步行经贵州遵义去了延安。大哥自己去了成都，到了一个铁路系统的大工厂自觉接受工人阶级教育，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交了不少朋友，觉得挺有收获的。他告诉我：成都号称“铁半城”，有一半都是铁路系统的单位，我就想像着铁半城到底是怎样的呢？
步行串联回来，柳州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红卫兵没落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批斗：当领导的必是走资派；当总工程师的，当科主任的必是反动技术权威；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必是走白专道路；老工人必是工贼；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必是叛徒内奸；留过学的必是外国特务；有经验的教师必是反动学术权威。只要想给谁扣帽子，啥样的帽子都有，反正没有好人了。这时候，一些原来很积极的红卫兵的家长也受到了冲击，被带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原来雄赳赳气昂昂地抄别人的家的人自己家也可能被别人抄了，也被清理出红卫兵了。他们觉得很委屈，觉得自己成了受害者。现在，红卫兵的人数越来越少，黑五类的队伍不断扩大。
大串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使原来置身事外的逍遥派，被迫回家的黑崽子，从红卫兵清理出来的人有了新的看法，胆子也大了起来。于是，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涌了出来。我们学校又热闹起来，各个教室都有了人气，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占据了各个教室。此红卫兵非原来那个红卫兵了，原来那个红卫兵被冠以“老大红卫兵”，现在的红卫兵不再以出身划分，谁认为自己是捍卫毛主席的，谁就可以自称某某红卫兵！
高二的那个女生来找我参加她们班同学组织的一个什么战斗队，我出于好奇就答应参加了。在学校的一个教室里，跟着她们学习刻钢板，油印，发传单，贴大字报，好像红岩那本书里描写的陈然的样子，顿时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了。还跟着高年级的姐姐们学习绣旗帜，绣毛主席像，我们绣的毛主席像，就是用现在流行的十字绣绣出来的，像极了。这个阶段，我们学了好多手艺呢，各种各样复杂的绣法都会了。学校里，一片热气腾腾。不过，这种兴趣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刻钢板的技术也就是那么回事了，那些传单到底写了些啥都没有注意，反正好像没有啥意思。于是打道回府，还是回家当逍遥派好玩些。
大哥回来后对做收音机着了迷，他想自己买零件做收音机，但是没有钱。这时候爸爸回来探亲，大哥对我说：妹妹，你去帮我跟爸爸说，要点钱做收音机吧。我问：你为什么不自己说呀？你是独女儿，爸爸最喜欢你，最听你的呀！好吧。一天爸爸刚起床，我就把爸爸黏上了，说了大哥的想法但是又不敢自己找爸爸，建议爸爸满足大哥的愿望。爸爸问，要多少钱呀？我斗胆说：25元。25元，当年是一个大数，相当于一个青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呢。哎，爸爸居然答应了。大哥拿着钱，开了一张免票，到上海，住在一个熟人阿姨家，买收音机零件去了。
大哥走后，我觉得在家也没有意思了，就和弟弟也开了一张免票，也去上海，也住在那个阿姨家，与大哥汇合了。
上海的阿姨是上海铁路医院的护士长，是妈妈原来的同事，她的丈夫是爸爸的同事，两家关系很好。
到了上海，才知道原来上海人住的那样狭小。阿姨家是日本人式的房子，木地板，一室一厅，用推拉门间隔，倒是很干净。厨房在楼梯转角的一间小屋子，几家共用。没有卫生间，家家用马桶。楼宇间的过道旁都有下水道，每天早上，很是热闹，家家都出来在下水道旁边刷马桶，马桶都油漆的很精致，真是上海的西洋镜呐！
阿姨家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很巧，她家大哥和我家大哥一年生的，她家二哥比我大一岁，她家妹妹比我小两岁。我们去了三个孩子，一室一厅怎么住呢？好在她们是木地板，我们就打地铺咯、他们家的孩子对我们特别好，两家孩子就像一家孩子一样。
第一天早上我带着弟弟出去吃早点，街边有卖豆浆油条的。但是没有看到大哥，回来我问大哥:吃早饭了吗？大哥说没有，他到了上海这几天都没有吃早饭。啊，为什么？大哥说只有25元钱太少，买收音机的零件也只能买旧零件，还担心万一不够就白来上海一趟了。把我心疼的，我说我有钱，于是带大哥去吃了早餐，以后吃饭都是我们三个一起吃，觉得大哥好可怜哟。
对上海的印象，觉得上海人有礼貌但是对外地人很冷淡很排斥。比如在公交车上，上海的男人不会抢座位，会很有礼貌很绅士地站着，但是一脸冰凉面无表情。我们去一家专门卖收音机旧零件的商店买零件，大哥请柜台里的售货员拿某某零件过来看看。听到我们说的是普通话，售货员眼睛看都不看我们，旁边后来的人，只要说的是上海话，她就只给说上海话的人服务，我们等呀等呀，后边来的好多人都买了东西走了，她还是不理我们。大哥生了气，跟那个售货员吵了起来，好家伙，旁边的上海人都向着售货员跟我们吵，把我们气的不行，我把大哥拉走了。上海，以后我们不来了！
回到柳州，大哥忙着组装收音机，弟弟天天跟着大哥像个跟屁虫，我也和弟弟一起帮着绕线圈，但是我绕的总是不好，于是被开除了。大哥组装了一个十灯的收音机，我问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灯的呀，好像最多八灯就行了。大哥说，因为管爸爸要钱不容易，装多些灯（灯，就是显像管），如果坏了，就拆一个，再坏了，再拆一个，只要有一灯，都能用，喔，原来如此，大哥好棒哟！大哥的收音机做好了，赢得我和弟弟的欢呼，二哥也被打动了，也开始捣鼓要做一个收音机。我们家三个男孩子都成了收音机迷了。
1967年的一月份，从桂林传来了消息，广西的领导韦国清、贺希明、黄云等等都被批斗了，挂黑牌，戴高帽。这个消息令我吃惊：韦国清都敢打倒？韦国清，壮族，广西百色红七军韦拔群的部下。在广西担任领导二十多年，党政军一把手。
这种事态在发展，柳铁也一样。过去斗老师那都是小意思了，现在牛棚里的老师们成了死老虎，被放回家去了。目标对准了当权派，只要是领导，就是走资派。这个组织拉过来斗斗，那个组织拉过去斗斗。
到了三月份，传说桂林又斗了韦国清和好多当权派，还要他们下跪了。
柳铁地区，从湖南来了一帮由临时工组成的什么造反组织，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延安旅社，我曾经悄悄地进到延安旅社看看是些啥样的人，只觉得男男女女，流里流气的说痞话，给我的印象就是些流氓无产者。
乱哄哄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有说韦国清好的，有说伍晋南好的，当然也有说他们不好的。
火车站广场成了大辩论的地方，有去发表意见的，有去看热闹的，一到下午就人挤人了。大哥也会去看热闹，听到不同的意见就会和人争论，争着争着，就有人拉扯了。我知道大哥的性格会着急，所以看到大哥出去时，我就会悄悄跟着，万一看到争论激动起来，有人拉扯他了就把他拖出来，不让他和别人争。二哥也会去看热闹，只有弟弟安静，不去看这些热闹。
当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倒的时候，想一想，他们会想什么，会做什么？出于本能，一定会想怎样保护自己，对吧？怎么保护自己呢？转移斗争的方向，让群众组织去斗别的当权派，就是对自己的保护，对吧？这时候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都冒出来了，都在乱找当权派来斗，以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如果在乱世之中，能够找到一些群众组织来支持自己，是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再假如这些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他们的一些头头也是有政治野心的，他们也希望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当权派做他们的导师，来作后台，那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毛主席说的，很对!
韦国清就悄悄找了一些群众组织，希望能够支持自己，被拒绝了。武晋南也找了群众组织支持自己，被接受了。
武晋南何许人也？自治区的书记之一，出身于海陆丰的老革命，也打过很多的仗。后来主持广西文艺口工作。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刘三姐”，就是由他支持将广西民间彩调改编成了歌剧、电影。
到了四月十九号，区党委书记武晋南、贺希明和桂林市的一些领导发表声明，宣布打倒韦国清。到了四月二十二日，支持武晋南的若干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因为是在4月22 日成立的，所以简称“4，22”。
到这时，似乎武晋南这一派先走一步了，但是，不要着急，韦国清又是何许人也？
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武晋南、贺希明只是一般的书记。只要集中火力打倒“刘三姐”，揪出“刘三姐”的“黑后台”，就会叫你武晋南吃不了兜着走！
韦国清，后台多硬呀，当初中国派出一个军事小组到越南指挥“奠边府”战役，韦国清是军事小组的成员之一，“奠边府”大捷，直接导致了北越政府的成立，韦国清是北越建国的功臣呀！那时候支持韦国清的大字报就说了，越南大将武元甲已经对中国政府打招呼了，不能打倒韦国清。不过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韦国清手握兵权呀，他是广西军区政委，广西的部队、军分区、武装部、民兵都听他的呀。
最最重要的是，中央不想惹这个戍疆大臣呀，不管是林、周、江都不愿意惹他！
果然，一个月之后，桂林有一个叫做“红色造反司令部的组织“，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支持韦国清。不同寻常的是得到了驻桂林部队、桂林军分区、桂林人武部的支持！
之后，广西全区范围出现了两大派，支持韦国清的一派简称“联指”；支持武晋南的一派简称“4，22”。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两大派，不知道是不是全国唯一。
嗨嗨，谁要是一开始就选错了边站错了队，后来真的就可能死得很惨咯！
写到这儿，各位，两派是怎样形成的，明白了吗？
运动初期，毛主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之所以发动文革，是想革当权派的命的。他从文艺口文化界开刀的目的是希望打倒有关的当权派的。当权派也不傻，就势把目标引向了斗“四类分子”“牛鬼蛇神”，斗老师。这些其实不是毛主席想斗的人，加上血统论的推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更是打乱了毛的部署，因为毛就是认为当时的当权派是走资派应该被打倒，而红卫兵都在保护当权派的爹，这不是两叉了嘛？于是陈伯达发表了反对“血统论”的文章。这样，红卫兵就没落了，许多此前被压制的人就被解放了呀。不管是最早的红卫兵也好，是原先被压制的人也好，一旦有机会，谁不想上台施展一下自己呢？于是，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出现了，都表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其实都是拉大旗作虎皮的。
当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倒，所有的当权派都人人自危的时候，出于本能，都游说某些群众组织支持自己，打倒别人。派性就是这样产生了。一般，支持当权派的那派，叫做保守派或者保皇派，反对当权派的那一派叫做造反派。文革中，保皇派是一个不好听的名词，两派都愿意叫自己是造反派，不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互相攻击对方是保皇派。其实，每一派后面都会有当权派的影子，到底谁是保皇派，谁是造反派说得清吗。
那第三派呢？第三派就是“逍遥派”啦。
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文革只有造反派，所有的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其实文革中是有三派的，只有一派，文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故事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b2f4c10102uwim.html（12）派性在发酵
两派逐渐形成，口水战没有停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极致。
柳铁大食堂对面铁路道口的边上，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各种消息满天飞，不知道哪条是真哪条是假。火车站广场依然是辩论场所。大字报不仅仅限于这些地方，也不限于学校，单位，工厂，大字报、大辩论已经深入每个家庭。
说个真事：楼下的一家邻居，他家爸爸是外科主任，手术做的极好。他家妈妈是外科老护士长，曾经是某年柳江游泳第一名，又曾经给我秀她的恋爱史，阿姨和伯伯恋爱八年后才结婚，堪称八年抗战。他家四个孩子，男女男女插花生得极好，最大的上初二，最小的只有五岁。他家俩女儿都是我们一起游泳的伙伴，尤其是五岁的小女儿游得很不错。
文革中他家爸妈被冲击了，据说是他们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时期其实参加过三青团的青年也很多，解放初期已经有过政策：只要不是骨干份子，只要没有做过坏事，不予追究。文革翻旧账肯定是违反政策的，运动后期肯定会平反的。这是我们的认为，所以在家属区里没有人把这事儿当成一件事儿，但是他家孩子们当成一件很大的事了。一天，家属区爆出新闻，他家四个孩子给爸妈贴出一张大字报，上书：炮轰爸爸，火烧妈妈，你们死了，我们当家。其他孩子们就觉得得他们家孩子有点儿宝吧，怎么能炮轰火烧爸妈呢？后来才知道，那时，在全国各地，这四句话还挺时髦的，遇到爸妈给冲击了，确有一些家庭的孩子给父母贴这样的大字报，以示跟父母划清界线，也算一段冷幽默吧。
这样的大字报当然是为了应付外界压力的。但之后两派的大辩论可是在没有外力的压迫下自觉进行的。为哪一派正确一家人争得面红耳赤有之，互不来往有之，夫妻离婚有之，父子兄弟反目有之。
1967年的中国，真是空前的民主，自由呀！
试想今日，网上会有各种传说，只是说说过过嘴瘾而已。哪儿像那时候的人，会为完全不认识不相干的人辩论然后大打出手？
为了避开这喧嚣的辩论，还全家一个安定和谐的局面，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西昌探望爸爸。
写到这儿，已经有人问：为什么我在文革中可以做一个逍遥派？要把我的经历看完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
接着说。我们先到了重庆，住在九姨夫的单位，他们单位已经没有多少人上班了，都去闹革命去了。冷冷清清的，姨夫到因此有时间带我们去玩了。
有一次，到鹅岗公园去玩，出来后在路边等车，两个男女青年一边等车一边互相追逐打闹。一辆汽车开过来，这个女孩子只顾得去追那个男青年，从人行道一下子窜到马路上，正好被路过的汽车撞上，眼睁睁看着她在空中飞转了几圈倒在地上，那个男孩子一回头，顿时傻眼了！我们就以这种方式经历了一次安全教育！
从成都我们坐大巴车进西昌，那时候铁路还没有通，只能走公路。要穿越大凉山。
那时候的凉山和现在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盘山公路曲曲弯弯，路又陡又窄。陡的地方只有45度，坐在车里提心吊胆；窄的地方两辆车会车都困难。但是山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走不到边。树木不但原始而且高大，去过九寨沟的人还记得那片原始森林吗？就是那样，但是望不到边。山下是夏天，山上却挺冷。我看到路边的峭壁上闪现出一朵漂亮的山花，不由得惊呼：看呐，那朵花好漂亮呀。大哥突然对司机说：快停车快停车！司机叔叔停下了车，大哥一个箭步冲出去，往车后方跑去，大家以为是他丢了东西，都耐心等着，等他跑回车里的时候，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朵花，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朵花，大哥把花递给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在眼眶里打转转，我本以为司机会骂大哥一顿，不料这温馨的一幕感动了大家，谁都没有说话，继续前行。
在峨边县城住了一晚，县城很小，卫生条件不敢恭维，但是妈妈带我们到路边小摊吃的玉米粑粑和酸汤豆腐到很好吃，以后也没有再吃过那么好吃的酸汤豆腐了。最吸引我的是彝族的服饰，现在的彝族服装已经汉化了，现在西昌公园出租的彝族服饰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我就在这儿记录一下吧：彝族妇女上身穿着黑色的带花边的挺括的短衣，特大摆的百褶裙。裙子很讲究，从腰到髂这一段是小花布。从髂到大腿中段是一圈圈鲜艳的红色，黄色，蓝色的布连接而成，每一层布由上到下越来越大，在制作的时候必然会在大的那一圈上打褶子。从大腿中段到脚踝，是一大块黑色的布做成，在上端的连接处打了密密麻麻的褶子，真不愧叫做“百褶”。如果旋转一周，百褶裙就会像一把大伞一样打开，打开后的直径大约有2米左右。她们头戴的帕子也是黑色的，在头顶上的部分是方形的，像瓦片一样盖着，那时候我好想有这样一身裙子呢！男子呢，上身也是黑色带花边的短衣，下面的裤子是很宽大的灯笼裤，但是和朝鲜人的灯笼裤不一样，彝族的灯笼裤内侧长，外侧短，裤口是斜边的。头上包着厚厚的一圈又一圈的帕子，有的男人头上还有弯弯的像牛角一样的英雄结。身上披着黑色的厚厚的斗篷，不知道侠客佐罗披着斗篷的装束是不是跟彝族学的？
回来的时候路过贵阳，住亲戚家。在花溪公园，在清澈的溪水上的石头上跳来跳去，很诧异：怎么会有这么诗意的公园。在黔灵山黔灵公园黔灵洞，知道了这就是当初著名的杨虎城将军被关押的地方，不可想象这么低矮潮湿的洞里怎么能够住人？
回柳州的时候，贵阳的堂姐一定要跟我们去见识被我们吹嘘到天上的柳江，于是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车快到柳州的时候，我发现这趟车的终点站是桂林，哎，姐姐，我们到桂林去玩吧？堂姐满口答应了，跟妈妈请假于是我们到柳州站没有下车，继续坐车。
车快到桂林的时候，列车员来查票了，我一下子慌了，因为我们的票是到柳州的，到桂林这一段算是逃票了。怎么办？突然想起大哥说的；如果你在外面遇到了困难，就哭，女孩子一哭是最打动人的，人家就会同情你了。于是我就先哭起来。列车员查票到跟前，查到我们没票，但是俩女孩子，一个还在哭哭啼啼的，没辙了，放了我们一码。等列车员走过去了堂姐还不解地问我：哎，刚才你哭什么？大姐，刚才我要是不哭，满车的人看着我们逃票被罚，不尴尬死了？
在桂林，我们去七星岩玩，回来的时候上了旅游公交车，在车上等着一个个的游人，大约等到一、二十人了，司机才开车。当我买票的时候，突然发现钱包不在了，着急的说：哎哟，我的钱包怎么没有了？刚才还在呀？车上的人都不做声，大约此时大家都有嫌疑了反而不便说啥了。司机叔叔也不做声，开着车就走，到站也不停车，直接开到市里，在一个胡同口停下了，也不说话，哐当，车门开了。三个男孩子一溜烟地冲出去往胡同里跑，这下子明白了这几个人就是小偷呀。车上几个外地学生跟着也冲下了车追上去。那三个人跑到前面，突然又往后跑，原来是个死胡同！那几个学生堵住三个小偷，暴打了一顿，要小偷把钱包还给了我。前面堵住胡同的正是一个派出所，那几个学生把小偷送进派出所，还要我去做了记录。看见这些学生打人的时候，到吧我吓住了。后来在柳州，一次买菜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就是那次的小偷了，把我吓得躲起来，害怕他报复呢！
夏天过去到了秋天，我又不安分了，对我们年级的同学谢虹说：哎，我们出去玩玩吧？好呀！于是开了她们家的免票，我们俩去了长沙。住我妈妈的熟人家。阿姨叔叔对我们特别好，她家就住在烈士公园旁边，每天晚饭后，叔叔都带我们去逛公园，那时候觉得长沙的烈士公园好大呀！阿姨带我们去五一路附近的蔡锷路吃米粉，长沙的米粉真好吃！回来的时候看见五一广场在演节目，一圈人围着，中间有人踩高跷，有人划旱船，脸上画着大花脸。那时候很奇怪，一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文艺表演形式，二是觉得难道这种文艺方式在长沙没有被作为“封资修”批判？
从长沙到衡阳坐的是晚上的车，半路一站，上来一个年轻妇女，清秀漂亮。坐在我们旁边就小小声地说：我没有藏枪，我没有藏枪！就像祥林嫂一样唠叨，眼里含着泪水。我想她是神经吧？果然被我猜中。有护送她去精神病院的人说：她们单位说她家藏了枪，把她的孩子沉到江里了，她疯了。哎呀，太吓人了，怎么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
在衡阳，我们住在谢虹的亲戚家，他家哥哥带我们去市里。过了湘江大桥，在上坡的路上，看到整条街道全部烧没了，残垣断壁，露出黑黑的木头。哥哥说这是两派打仗留下的。武斗的后果，第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晚上十一、二点钟，亲戚们把我们送进车站就回去了。我们在站台上等回柳州的车，还要等两个小时，好冷呀。这时候，一辆去广州的火车进站了，我们俩突发奇想，去广州吧？好呀！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就上了车。大约车到坪石天就亮了，车上的旅客不多，车上卫生也挺好，自然人们的心情就好，一些旅客就要我们表演节目。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害羞，大大方方站在过道里表演了两个节目，一个好像是“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藤上结什么瓜”。车快到广州的时候，列车员又来查票了，怎么办？我们拿出免票，列车员说：你们的票是到柳州的，怎么跑到广州了？我就强词夺理地说：哎，我们可以从广州转到湛江，再从湛江回柳州呀！这是地理学得好，把列车员绕的晕晕的。加上先前表演节目给旅客们留下了好印象，都围过来帮我们说好话，结果列车员叔叔动了恻隐之心，说：现在广州准备开广交会，查得很严，你们到了广州站也出不去，干脆你们就在前面一站下车吧。啊？要把我们甩在小站上，那可不干！叔叔说：这里离广州很近了，下去后可以坐公交车进城，直接就到市中心了。喔，那好吧。我们忐忑地下了车，害怕列车员骗我们下车呢。嘿嘿，我们下车后，回头一望，那个列车员叔叔还打开车窗给我们指点公交车站的方向，真是好人多多呀！
两派斗阵从大字报变成大游行了。一开始的游行是手举着小彩旗，喊着各派的口号。
那时候，柳州的柳江上只有两座桥：一座是铁路桥，铁道两旁都有人行道，火车和行人都可以通行，这座桥是解放前修的，现在仍在运行；另一座是浮桥，大约就在面对鱼峰山的那个位置。浮桥也是解放前就有的，那是一座大浮桥，我相信全国那样大的浮桥大约只有柳州了。浮桥的面是由很长很宽很厚的木板，比较平整的一面向下，不太平整的一面向上，横着，一个挨着一个铺就；木头的下面是大木船横着，一个挨一个用铁链相连。桥面大约有十多米宽，如果用今天的公路来估量，大约三四辆汽车并列是没有问题的；柳江的江面宽阔，浮桥大约有四百米长。如若遇上洪水，浮桥是可以拆掉的，等洪水过了，再重新架好。所以我相信它是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强的浮桥。这样的桥，走在上面颤颤巍巍的，不可以在上面乱跑的。如到现在，还能有这样高大粗壮的树木可供做桥吗？
有一日，听说两派都要同时举行大游行，以示示威。我们家属区的孩子们兴奋起来，相约着去看热闹。早早就急急忙忙吃了晚饭，连蹦带跳地跑到浮桥的南岸等着。
浮桥是浮在水面上的，位置很低。而柳江的河床很高，大约有三、四十米，这样大的落差，形成了特别的坡道。江北又称柳北，上岸后是很宽的大坡道，有几十米宽吧，大坡道的两侧有一层层的横行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商店。这样一层层的街道就像一层层的梯田将柳北的中心地区托起。浮桥的南岸，是一条沿江平行的大街，由浮桥上到大街的距离很短，只能斜着修一条坡道通到大街。这条坡道的周围是密密匝匝的榕树林，也是市民休闲之地，现在是滨江公园。
我们就在榕树林里等着游行队伍过来。这边，柳钢的“联指”派队伍从浮桥上过来了，四列纵队，手举小旗，呼喊口号。那边，柳铁的“4.22”派队伍也过来，准备过浮桥去，也是四列纵队，手举小旗，呼喊口号，两派的队伍都很长，望不到头。就在南岸的斜坡道上相逢了，我们观者有些兴奋有些紧张：会不会打起来？
还好，到了比较窄的坡道，双方的四列纵队自行变成了两列纵队相向而过，口号喊得更响，但是没有肢体的对抗，后来据说那天的游行大约有一两万人，那么多的人狭路相逢居然没有冲突，还真是文明呢！
游行的形式又不知不觉地变了，由“文攻”变成了“武卫”，就是扛着梭镖、红缨枪游行。一般这么做的都是学生，有一日弟弟回来说，看见机务段的“联指”派的游行了，扛着梭镖红缨枪。我们有些奇怪，喔，他们成年人也有这样的游行，这个世界真的疯了！
1967年，亿万中国人参加了文革，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地，狂热的。怎样理解？就看今日的中国大妈跳街舞，每个大妈都是自觉地非常投入的会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明街舞有多么好的，尽管时有扰民的投诉，居委会，派出所都出面做工作，没用，我自归然不动，人民内部矛盾，你能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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