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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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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近发表了一本论述文革的专著《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拙作分三个部分:一。王金事件始末;二。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三。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

1966年9月29日,南京玄武建筑联社三队工人王金因多捡了两张传单,被南京外国语学校的31位红卫兵打死了。王金之死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慑于民愤当局不得不逮捕了三名红卫兵。南京“9•28联合调查团”在时间上和自发性上超过了公认的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总司”。调查团不仅弄清了王金之死的真相,而且扼制了南京的红卫兵暴力。王金事件是典型的贵族红卫兵打死人事件,与北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案极为相似。本书揭露的真相对于研究其他贵族红卫兵打人事件不无参考价值。南外校友的传言、回忆与调查团揭露的真相之间的差异值得关注,其可靠性值得研究。

社会运动学(social movements)与文革研究密切相关。该领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异军突起有了“爆炸式”的发展,但是未引起华人学界的重视。“一个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的争论持续了30多年,至今仍悬而未决。本章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对两个学说分别进行了批判,前者信奉英雄创造历史,认为民众无知、非理性,从而否认造反运动的独立性,后者担心造反派被妖化过分强调其独立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孤立性。更重要的是,支撑两个学说的理论均存在问题。前者基于早已被理论界摈弃的乌合之众论,后者基于的社会冲突论淡出研究领域也达数十年。本文提出“博弈说”,旨在终结长期的争论,为文革研究提出新的方向。

文革暴力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目前的研究仍无法完全解释文革的暴力。犯罪学从社会的角度解释犯罪问题,为我们研究文革暴力提供了新的思路。斯坦福监狱实验显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所产生的潜在毒害,能够让好人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人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文革的大环境使中国人的另一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近30年来出现的“真相与和解”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该模式发掘事实真相,找出受害者和施害者,给予有限的、有条件的赦免。本章提出,放弃追究责任、放弃谴责,目的是为了使真相浮现。没有赦免,当年的施害者不会愿意出来坦承事实的真相。我们应该对事不对人,以“南外模式”探寻匿名的真相。

绪言
这是一所公认的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
这是一所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立的学校。
这是一所走出过数百位外交官的学校。
这是一所培养出数位为国家领导人作翻译的学校。
这是一所毕业生常被国外大学以全额奖学金直接录取的学校。
这是一所拥有无数校友是博士、教授和学者的学校。

然而在这些鲜艳夺目的光环下,这所学校有着最黑暗的一页。1966年9月29日,这所学校的31位红卫兵无故打死了一位工人。这就是当时震惊南京市甚至江苏省的闻名的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本书试图重新打开这一长期封存的悲惨之页,以警示后人。

本书为纪念文革发动50周年而作,为纪念在文革初期被贵族红卫兵打死的王金先生遇难50周年而作。

乔晞华  于美国
2015年5月

转载自乔晞华微博 https://www.weibo.com/p/2304186932d7a30102vw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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