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847阅读
  • 0回复

吴辉:《芦荡小舟的故事》(1962-63年吴荻舟初回北京)

楼层直达
级别: 侠客
关于我们家回北京的经过,1969年1月19日,母亲张佩华曾经写过一份交待材料:《我调中影公司工作的经过》[1] 。根据母亲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亲吴荻舟在深圳开会——他那时已经调到广州工作,通知母亲到深圳。他说,我们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办港澳组,母亲去中影公司。当时外办港澳组另一位副组长孔筱也在场。她也对母亲说:你原来在南方公司搞电影发行,还是到中影搞电影工作去。

从深圳回到香港,母亲就开始办理工作移交手续。

父亲则到北京参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360百科称:“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后,大跃进发生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事情当然没有几句话那么简单。对于长期在海外工作,没有身处内地经历历次政治运动的父亲也好,对于其他与会干部也好,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会议。据说当时与会的一些干部反映,“打下江山”后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领袖们,同时也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

国内形势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说的那样,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吃不够、用不够、穿不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其他如围绕三面红旗的争论,想必都令父亲震惊。

转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带着二哥、我和妹妹(继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内地读书,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学)先到广州、 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们和我的表弟妹们,2月12、13号到达北京。二姐记得,我和妹妹一过海关就开始说普通话,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而不是粤语。

我们在位于美术馆往东的华侨大厦暂住,记得在华侨大厦第一次看见黑人,他对小孩子很友善,我们叫他“黑叔叔”。约莫一个星期後,我们搬进了西城区西便门外国务院宿舍。

父亲立刻返回广州开会,母亲则忙着办户口,给三个孩子转学,行李运到后又忙着安顿。

母亲四月初开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经理洪臧曾征求母亲意见,愿做哪方面的工作?母亲了解了一下公司情况后回答,自己对东南亚比较熟悉,可能的话,还是搞老本行吧。就这样,母亲开始到中影上班,任亚非科副科长(科长是许蔚文)并继续负责联络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达北京的时候是冬天,虽然母亲为我们添置了新棉猴(连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个球,跌倒了都爬不起来,仍然不够暖。记得我穿了系带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标配),我向母亲诉说脚痛,以为是鞋子太小,后来才知道会冻到脚痛。

那时候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尾声吧,青菜豆腐等都凭票。妹妹六岁,上幼儿园,每天幼儿园的班车来大院门口接孩子们。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记得还没有请到保姆的时候,我要帮忙做家务。有一次听见楼下有人喊“豆腐来啦!”我赶紧跑下去排队,等我回来,炖在火上的一锅排骨已经烧成焦炭,楼道里都是烟。我打电话告诉母亲,准备挨骂,她却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问:你怎么没骂我?她说:听得出来你都快哭了,我还骂你做什么呀?

我家楼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买到豆腐渣团子,还有水煮胡萝卜、水煮大白菜,连一星油花也看不见。水煮胡萝卜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许多年后我的鼻子偶尔仍能捕捉到那种味道。小孩子适应力强,我不记得有多么难熬——可是母亲晚年曾告诉我,当时二哥会把馒头让给妹妹们吃呢。


(图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我们那个院子里,住着在国务院系统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后代,前朝遗老遗少,名医名将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从小就认识他们: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作者郑律成,还有毛泽东的侄子、贺龙的前妻、叶挺的儿子、周恩来的秘书、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俄文翻译等等。我后来课余在北京电视台演些小节目,家里没有电视机,记得我和外祖父曾经去周而复伯伯家看我录制的电视节目。

(图二:位于西便门外的国务院宿舍,近400户,家家有故事,但是那个年代大人们不讲,孩子们不问,往事如烟。图片由沈杰2017年9月摄影。)

关于父母的工作情况,最突出的印象是他们的各种开会,忙得不着家。

我有父亲的两个笔记本,记录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种会议记录。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要点;11月13、14、21日陈毅就国内外形势的三次讲话;11月23日廖承志对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对银行干部的讲话;1963年1月10日刘宁一讲话;3月15日周恩来讲话;3月27日至4月13日的办公会议记录:谈及唱片进出口业务总结,海外意识形态斗争对业务的影响,进步书店被封、人被扣、华文书销量下降等情况;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动员;6月3日陈昌明谈三线出版、中旅;廖承志传达杨尚昆关于五反的讲话;6月15日陈毅谈五反以及农村工作若干问题;6月15日廖承志传达中央关于“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传达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会上总结讲话;6月26日卢绪章出访汇报;8月21日廖承志对梁等人的谈话;8月22日张X给梁威林等讲形势;9月7日勇龙植对新华社谈话;11月初廖承志谈反修宣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经济关系;11月4日对祁峰、孔筱、朱曼平、诸华等人谈反修、对英关系;11月13日廖承志对香港新闻各报总编谈话;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谈国际形势;11月15日陈毅对港澳各报总编辑谈话;11月19日梅新对老总们讲话;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传达周恩来对中法建交后总形势的看法等等。

(图三:满载会议记录的笔记本,大的一个有黑色塑料皮,在当时是很高级的了,可以想象父亲多么重视。)

他们当时对三面红旗、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等等是如何认识的呢?

其中一个笔记本,父亲记录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两周的学习情况。还有1963年1月13日罗部长在调查组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我选择其中一些“体会”整理出来,这样既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的政策方针,又可以知道当时负有相当领导责任的干部们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谁的体会,父亲没有写人名,估计是他的上级、做报告者的体会,比如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等。“体会”似乎是在宣读文件过程中边读边谈,间或有“第7页7行”、“16页倒3行”或者“语录”等提示。

1. 关于民主集中制:

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体会是集中是要纪律的,即,要每一个人听从决议,力行决议,把执行决议视为一种纪律。那么,如果一个决议,只是像过去的封建君主的圣旨一样,由一个人定,命令由一个人下,谁会把执行这种圣旨、命令视为必行的纪律,心甘情愿地去贯彻呢?只有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发言,通过广泛概括群众的意见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统一了认识的决议,才有这样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实现集中。才能有统一的行动。即要集中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无产阶级能实行集中制,是由于大家向着一个目标,没有个人野心,没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2. 关于三面红旗:

体会:我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我们既要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快点好点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类的要求。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励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不正确的呢?问题在于鼓励多快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否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工农各业的发展是否按比例发展。过去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就是主观主义多了些,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离开了马列主义的、唯物的科学的原则,有点蛮干的结果。

大跃进,只要摸清了客观规律,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发挥主观能动性,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听天由命和缓步、方步前进要快,这是需要和可能——主观愿望和主客条件相结合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问题。

当然,大跃进,本身也有客观规律,它只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概括,它不能离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独立存在,因此,它的过程,一样是马鞍型,不能把整个过程割裂开来看,整个社会主义过程,将是不断出现马鞍型的一个总和。大跃进也就有起有落,在跃进的平均时速上有快有慢。

不过,在1958——61间,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对客观事物——社会主义物质的精神的建设而言),所以说有一个时期是大跃进,也有一个时期是退了。但,这不是“大跃进”本身有什么错不错的问题。大跃进只是一种速度,结合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一种愿望和可能的说明和进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么矛盾。

至于人民公社,我的认识,它既是高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过程的一个阶级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组织,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革命,革命阶段论的一个阶段,历程,所有制(从个体-集体-全民)的量变,质变的过程的一个阶段,哪有什么错呢?在中国采取了这个形式,是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又穷又白,经过了初级社,高级社的发展过程,是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一个生产组织,生产关系,是中国农村经初(级)高(级)发展后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而且是对社会主义最后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一个阶段而言的。

3.为什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犯大错误?

我体会:一面经验不够,一面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因此(我补充体会说明)助长了主观主义,离开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离开了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社会发展的固有法则,社会发展各部分内的内在联系。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因此落实到我们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我认为走群众路线,民主集中,调查研究蹲点体会……等都是摸客观规律的的具体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发展情况,法则,规律,他就能指出我们错在哪里,而在这几年来,不断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许多针对那些“大办”,过急,过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吗?

比如根据土地和植物(稻子)生产的自然条件,有什么办法可以亩产六万斤、13万斤呢?根据我国的铁矿分布,和煤矿分布,及人力,有什么条件全国范围内搞6千万人的炼钢呢?根据自然界的生长法则,有什么条件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呢?根据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没有积累,没有余粮),现产现吃还不够,劳动力不够耕种,有什么条件大量抽调人力到都市来搞过多的工业呢?工业在现有的基础,有什么办法一下扩展几千万人的生产呢?农业怎样负担得起那样主观主义发展工业的重负呢?

这些盲干,都是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一再指出的客观实际、客观基础的。

3. 关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这样严重的缺点错误是由于
1 当时(我们重点在恢复)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 一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照着做,二来我们的干部一般地还保持着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第(二)个五年,重点已转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经验,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确定了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翻了斤斗了。
(违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为如果我们保持这种党的优良传统,凡事都与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那些“大办”、“共风”就不会出现了,有经验的群众,对这些是会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调’,如果我们民主作风好,调查研究的作风保持,只要让群众谈谈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群众的思想情况,那么就会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儿所也是一样,群众并不主张,至少办到中途的时候,群众已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可是我们的干部坚持要办,不顾群众的反对,最后是错了。这些决定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思想觉悟,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从实际出发”。又如高产问题,群众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实际上当干部虚报高产时,他们不但不信,而且反对,因为这样虚报的结果,上调多了,他们的口粮就少了,但干部们一意那样干,最后引起了一系列的错误,工业办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来的、目前严重困难的局势——体会)
加上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破坏了党群关系),这就是全部原因。

4. 关于党内生活:
五好:1 有好的领导思想2 有好的党中央3 有大批好的骨干4 有好的传统,
好的作风(作风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传统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5 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依赖。只要跟人民讲清道理,人民就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这几年有影响,主要是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深。(就拿A来说,有相当削弱)(但我认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说清楚,自我批评,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许多人做错了事,但,我们没有为自己打算的,绝大多数错误也是出于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紧些的动机出发的。因此,人民最后还是会谅解的。加以一方面,马上改过来,走上正确的路,人民就必然继续跟我们走了,即使这几年有不跟我们走的情况,也正是不跟错误走,正是看到我们走错了道儿,才不跟的。这样的人民有什么不好呢?)
5.关于刘少奇所说“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
体会:经过了高度的民主,即一个政党,一个计划,通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或党员研究讨论,最后做了一致同意了的决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权给领导高度集中地推行、贯彻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可以讨论,可以民主发表意见,但,一切意见的落脚点,就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走社会主义的路。由此这个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集中指导,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变成修正主义的所谓“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罗部长在调查组会议的总结发言讲到:“国内外好的形势,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势不是孤立的”。重点如下:
1.国内的建设也在大力发展,大庆的拿下来,和取得了一套经验,这说明三面红旗的正确性。
2.港澳的形势,由于国内外形势、尤其是祖国的生产建设形势大好,右派在分化动摇,这是有利于工作的大好条件。但,我们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对我迫害。我们不能为他们表面对我缓和,失去警惕。过去抗日,敌人是一面和我谈判,一面在打我们。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认我半官方的身份,对他有利。
总理指示:我们在香港澳门的工作政策——长期的白蚂蚁政策,长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们的底,就撤兵,现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强以警察代之。我们也要掌握这种特点进行工作。
4.主观力量还是很不够的,跟不上需要的。总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坏,基本上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没有好的关系。造成这样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对“立足香港澳
门看世界”(廖)的体会不够,因此立足而不扎根,这是由于社会化不够,不是生活在群众之中,而还是生活在群众之上,就没有办法生根,也就没有办法串联。这里包括作风和方法的问题。
要扎根,社会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爱,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现在认识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复来往了的熟人,为了新的形势的要求,我们要大量开展新的关系。“我们都是念过孔子、三民主义的,要革命还是革命了。”(周)我们要善于利用桥梁(上层统战人士)。
6.我们必须要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为了掩护,要兼职,但也不宜兼多,还要有一定的专责人员。
8.必须吸取大庆经验,首先发挥革命精神。要扎根,结果必须要有革命干劲,确实细致的科学作风,要搞政治学习,主要是自学。
9.对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与人的关系只能处好,不能处坏。(主席:第一书记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顾大局)
其他内容还有关于公社核算单位下放的好处、全民所有制、党内生活等等。
显而易见,发言者极力维护三面红旗,以自己的理解、从正面的角度去解释,从良好的愿望去推行,即使感觉到些许“不对劲”,却接受新政权没有经验的现实,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信中共试错纠偏的机制是有效的,坚持朝着愿景努力——当时,这样的干部何止千千万万,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称:管理中国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的企业机构。原隶属于文化部,1986年始属广播电影电视部。设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后改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现在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在线地址: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74842cd0102xr33.html?type=-1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提交过一次失败了,可以用”恢复数据”来恢复帖子内容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