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高三（二）
吴伯义
有些记忆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大脑里，挥之不去。对于我和我的高中同班，高三（二）便是这样一个符号。
班级番号不是军队的番号，它是随着年度而改换的，高一（二）次年便是高二（二），再过一年便是高三（二）。而对于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则在高三（二）这个番号上停了下来。尽管我有无忧的小学，辉煌的初中，而后还有大学和研究生班，但在我的意识中，我永远是高三（二）的，或者说，高三（二）永远属于我。
1965年暑假后，我们由高二升入高三，距高考仅有一年，我们怀着大学的梦，决心奋斗这一年，因此，高三（二）让我们兴奋过。
过了一个学期，在高三年级学习成绩总评中，我们班蝉联榜首，这是第三年了，因此，高三（二）让我们骄傲过。
1966年6月初，“文革”初起，由北京四中发起的推迟高考，投入“运动”的倡议，天津十六中高三和我们班首先附议，这在全市6000余高三学生，130多个高三班级中是先觉者，因此，高三（二）让我们癫狂过。
后来，“文革”运动登峰造极，没有中止的讯号，我们先是大串连、而后又复课闹革命，继之以派性斗争，上山下乡，因此，高三（二）让我们迷惘过。
上山下乡，中断了我们的大学梦，高山、平原、村庄让我们面对了严酷的生存现实，春种秋收周而复始，我们便驻足在高三(二)这个阶段，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高中毕业十年后才恢复高考，我们的本人成分栏填的是“学生”，我们学历栏的最末一行便是高三(二)。
啊，永远的高三（二）……
一九六三年
这一年雨水很大，入夏以来的汛情严重。我是天津二十一中初中毕业班，虽然已近毕业，我们还被抽调到海河边的台儿庄路搬运沙袋，加固堤防。
我的家在旧日租界多伦道69号，是三层楼的门脸房，底层父亲开了一间西服店，1956年公私合营后，一楼店面被西服厂存放布料。1939年天津发过一次大水，多伦道地势低，在我家一二层之间的外墙上镶着一片民国二十八年水准线。父亲说，那时水淹到一层，家人是从二楼窗户出入乘船在街上行动。水退后，一楼的墙皮都是酥酥的，水渍经久不掉。
为防止再次发水被淹，我们全家连日将一楼的物品往二楼搬，住在哈尔滨道上的父亲师傅家的物品也往我家搬，几天来家中闹得沸反盈天。
恰在这时，学校通知中考将在报考学校参加考试。我报的是天津十九中，因此要按通知到十九中参加语、数、外三门课的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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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十九中坐落在河北路上，其四面是河北路、万全道、蒙古路、鞍山道，由两栋大楼和两个操场组成。这里距我所住的多伦道仅一个路口，走路五分钟就到了。
十九中是由旅津广东中学延续下来的，在全市位居前列，是和平区的名校之一。其实，这里与我所就学的二十一中不分伯仲，我报考她的原因是为与小学的同学姚建华、张恩荣重聚，因为姚初中就在十九中，而且我们三人都住在多伦道，所以决定一起报考十九中。
十九中的校园我是很熟的。我小时候这里曾是天津党校，三叔在这里上过一年学，每次衣服、袜子都是奶奶给洗好、补好让我给送去。传达室接下后便转交了，我从未进过这森严的大院。小学时我来往从这所校园走过，看到院里的高高的白杨和开着红花的芙蓉树。
接到中考通知单，首次走进这所心仪已久的校园。进入了校门是一所三层楼，前厅里放着一面高大的整容镜。穿过前厅是一个小操场，小操场的那面便是一所三层的大楼，这是日本占领时留下的，据说曾是日本人的芙蓉小学堂，后又改为日军兵营，楼层高，钢砖结构，窗子也宽大。我们的考场设在这栋楼内。
报考十九中高中的考生很多，三十人一个考场，排了十多个。我与姚、张没有分在一个考场。记得教室很宽敞，考了一个上午。
发榜后我与姚榜上有名，张恩荣落选了，后来他被被分到南开区的三十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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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我被编在高一（二）班，这是我在十九中的第一个番号。
班主任刘之骏老师坐在教室里接待我们的报到。他当时四十多岁，魁梧，微胖，已经有些谢顶了。他叼着一个烟斗，眯着眼看着我：“吴伯义！”他首先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十分吃惊。“你的语文成绩很好，初中学的是俄语。”他说的是天津话，一字一顿十分清楚，我诺诺连声。“你初中时任班长，到这个班暂时当班委。”我连连点头。几句话谈过，我对刘老师的印象是：威严中透着慈祥，冷峻中不乏热情。我想：他很像我的父亲，父亲对我们四个儿子就是这样。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合格的班主任，面对我们五十余名男孩子。后来才知道，她是旅津广东中学时代的老师，解放初还被抽调参加过西南地区的土改运动。
教室在小楼副楼的二层，一排四个教室，恰好是高一年级四个班。廊道宽敞干净，后来我们在这里布置了各班的壁报，以便互相展示。
四个班为高一（一）、（二）、（三）、（四），（一）、（二）两个男生班，（三）、（四）两个女生班。（一）、（三）班是十九中初中升入高中的老班底，学英语，（二）、（四）班均为外校考入的新生，学俄语，四个班的班主任分别为房荫甫、刘之骏、云希春、张洵美。房是生物教师，刘是数学教师，云、张为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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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中的卫生工作搞得非常好。每个周末均有大扫除，全班总动员，桌、椅、黑板过水，地板擦得露出木纹，窗玻璃擦得锃亮。廊道里的壁报每两周一换，高一（二）的宣传由我负责，四个班带有比赛性质。
十九中的业余文体生活也很丰富。周末大扫除后，窗明几净，大家回到教室唱歌。音乐老师马跃中曾带着校合唱团在天津电台教每周一歌，享誉津门，由他负责教歌的同学也很负责。我们班是吴法伦、游铁麟，高一时唱的歌有《延安颂》、《我为祖国献石油》。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战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下。
四个班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全校歌声如潮，响遏行云。
篮球是十九中的校球，班级有球队，年级有联队，学校有校队。校队在天津校际比赛中屡次夺冠，曾代表天津参加华北地区中学篮球联赛，教练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习云同。马跃中，习云同两位青年教师曾是十九中的骄傲。
后来，学校成立军乐团，购置了整套军乐，招募了一批团员。我们班杨志勇被录吹萨克斯，每天带到班里练习，我们戏称为大号水烟袋。
学校集合参加游行或赴郊区劳动，校旗在前，军乐队随其后，各班歌声接龙，队头已到滨江道，队尾才出校门，蔚为壮观。
小操场有一排20多块标准黑板的板报栏，我在校学生会分管板报和广播站。周六下午换板报，20多人一齐上阵，报头我负责，题名《东方红》，指导老师是陈兆贵。广播站每早播音15分钟，均为校园新闻，由我编后交播音同学，与我合作的是低一年级的女生陈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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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坐落在旧日租界，属和平区。和平区学校的教学质量较高，十六中自不必说，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中均旗鼓相当，三十四、五十八、六十一、六十四中等也都不错，还有女四、女六、南开女中等几个女中。
学校在河北路上，距百货大楼仅三个路口，当年这里十分安静。向北是市立第四医院，在多伦道上，周围有末代皇帝住过的张园、静园。张园划给了天津日报社。
由于解放前形成的租界——南市——华界的界限，租界里住的大多是中产以上人家，有资本家、工商业者，职员等，解放后随着新政权成立，一批领导干部搬入和平区，这里便又有了革干、革军等阶层。
地域界限造成阶层分野。在原来特一区墙子河两岸，北有耀华中学，南有志达中学。耀华中学学生多为中产阶级以上，志达中学面向下瓦房一带，多为中产阶级以下。父亲曾入学志达，据他说，耀华同学在墙子河对面唱道：“一把胰子一把碱，志达学生不要脸。”志达同学在对岸回击：“不用胰子用香皂，耀华学生不害臊。”这就形成穷志达、富耀华的分野。
到了我们上中学，仍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我小时曾唱过这样的童谣：
拾毛烂的背大筐，
一背背到谦德庄。
谦德庄，万德里，
扎小辫的不讲理。
这首童谣反映出谦德庄、万德庄一带城市贫民集中，拾毛烂就是捡废品，扎小辫的是女孩子，意思是说这一带的女孩子也比较粗野。因此，天津人的通婚是要看所住地域的。
和平区学生的特点是：家境殷实、学业扎实、风气正派，还有一个特点是大部分说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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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往东不远处有一个八一礼堂。这里在我小时是日本花园，后来天津警备区将其接收改建成一个剧场。
八一礼堂每天中午放映学生专场，十二点十分到一点四十，正是我们午休时间。这个学生专场方便了我们。
记得每张票价五分钱。我们下课匆匆吃完从家里带的饭，不到五分钟便跑到了八一礼堂。有的同学干脆将饭带到剧场，边看电影边吃。
学生场多为复映片，《五朵金花》、《达吉和她的父亲》、《流浪者》、《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中外名片荟萃。我们虽然是中学生，依旧很单纯，记得静场后，每当八一厂的军徽厂标，长影厂的工农兵厂标，北影厂的天安门厂标一映出，便是一片掌声。
从八一礼堂向东的和平路上，有一个大的新华书店，这里也是我中午经常光顾的地方。隔些时进来看看书，有时也买些书。当时我买了不少电影、戏剧的单行剧本，如《战斗里成长》、《槐树庄》、《战洪图》等，每本大约在一角到两角钱之间，这在当时也够奢侈了。
积攒了两、三角钱，周末可以到距家不远的人民剧场看一场话剧。两、三角是后排座。人民剧场解放前叫上天仙，也是剧场，后来人艺将其列为演出剧场，做了装修。在这里看过《虎符》、《一仆二主》、《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钗头凤》等。认识了人艺的马超、颜美怡这一代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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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自然灾害的三年刚结束，国家逐渐恢复了元气。文艺也复兴了，比如天津歌舞剧院便演出了《货郎与小姐》，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重新排演了《日出》和《雷雨》。
许多中央艺术院团也到天津演出，像中国芭蕾舞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剧院、中国京剧院等。
高雅艺术重现津门，女高音罗天婵、刘淑芳的《鸽子》、《宝贝》以及苏联抒情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风靡校园。
我们自习时有些同学哼出了《宝贝》的旋律，得到了一些人的应和。一次，班主任刘之骏老师进教室听到了，脸上现出一丝不悦。但他并没有说话。哼唱的同学显出了不安，全班比上课还静。
过几天，刘老师考了一次三角，抓住了一批学生。上课了，刘老师手里抓着试卷，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用手将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然后扫视着全班。
同学们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班上安静得如同死了一样，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喘气也不匀了。
终于，刘老师用他那带着磁性的天津话开口了：“这次三角考试成绩很不理想，有一大批同学不——及——格!”最后三个字他换了长音。
我们等待着宣判，刘老师一个一个点着不及格同学的名字，像是无意又像是有意地拖长声说道：“好像还有×××！”
每点一人，便站了起来，一会儿站起了半个班。站起的同学中有团支部干部，班委会干部，也有一般同学。
当全班清点完毕后，刘老师让所有的人坐下，然后拖着长音说：“班上有人谈女人。”这句话在当时不啻一颗炸弹，立刻炸响。这对于我们这个相对封闭、保守，又极富自恋情节的男生班是当量极大的炸药，完全可以摧毁十分脆弱的心理防线。“谈女人”，这等于流氓，无赖，不可救药。
刘老师接着说：“有些同学经常要来点刘淑芳，来点罗天婵！”终于与几天前自习课上的歌声挂了钩。我们明白了，刘老师在报复，就为了几天前自习课上《宝贝》的歌声。
我们慑服了，从此就更加封闭了自己，大部分同学甚至不敢与女生班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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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课事件后，全班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尤其是班主任的课程，谁也不敢怠慢。
刘老师带班的指导思想是：重点抓学习，其他都无所谓。我们不争卫生先进、不争文艺演出优秀，但我们各科学习成绩在全年级四个班中总是第一，这一成绩保持了三年，成为了全班的骄傲。
元旦各班联欢，我们这个书呆子班碰到了难题，除了几首歌，什么也推不出来。
元旦那天，各班节目轮番到班上来巡演，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只推出两个教歌的同学到各班应景。当班上节目演完了，各班还在鼓乐喧天的时候，刘老师为了让我们尽兴，主动地说：“我给大家唱一段日本大鼓。”我们欢呼起来。
日本大鼓谁也听不懂，刘老师唱得很动情，我们只是报以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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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来十九中一则离家近，二则为与小学同学姚建华、张恩荣重聚。结果，两个事情都不遂意。
1965年初，因拖欠房租过多，入不敷出，父亲被迫将多伦道69号住房交给了服装六厂，在其旁储汇邨5号租了一间房与母亲住，我们随爷爷奶奶搬到西站由服装六厂给的单位产房。这样，多伦道所欠房租一笔抹消。从此，我便开始了由西站到和平区的长途跋涉。其时，刚好有公交2路连通两地。阴天、下雨，我便在储汇邨与父母挤住。储汇邨在我们原来楼房的一个胡同，大部分是邮政职工，都是绿色门窗。其中有几个红门窗的住户，便是外来户，5号院是外来户，楼上下住了六户。我感觉，储汇邨就是天津的石库门，房基是石材，木质大门，院内有天井，每院可住六户人家，打开窗子，各家各户可以坐在房间中搭话。院中有公用水龙头、公用厕所和灶披间。房间是木质地板。
我与姚、张这三剑客，小学极要好，初中各奔东西，高中又想聚在一处共同高考。但是中考张恩荣落榜，上了三十一中，首先造成了三缺一。1965年初，伴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姚建华动了心，一心想去新疆屯垦戍边。姚找到了张，张也同意。他们一起来做我的工作，我是一心上大学的，所以婉绝了。那是多少个躁动的傍晚，在学校篮球场旁，我们三人聊呀聊。他们憧憬着塞外江南的美景，甚至低声吟唱着：
人人都说江南好
我说边疆赛江南
朝霞染湖水
雪山映蓝天
唉呀唻……
我居然也沉浸其中，但因为上大学的愿望未改，终未为所动。春末夏初，我送他们离开了天津，告别了家乡。后来，姚建华分到乌鲁木齐新疆农大，张恩荣分到焉耆县农业银行。再后来，“文革”中姚被迫害精神分裂，张则下落不明。（据说已离开人世。）
我一个人，融入了新集体，也更加坚定了报考大学的决心。
一九六四年
我们的番号从高一（二）变为高二（二），随之从小楼搬到大楼，在大楼的二楼。大楼共三层，每层四个教室，三楼是初三年级，二楼是高二年级，一楼是高三年级。大楼是日本旧兵营，楼层高，建筑坚固。每层一个通道四个教室。进入教室先是一个储藏间，可以存放卫生用具。房间内地面是瓷砖，窗玻璃是铁框。大楼外面是小操场，容得两个篮球场，楼窗外是一圈20多块黑板报，楼对面是学校食堂。
1
升入高二，同学们暗自加了劲，同时密切注视着一楼高三班的一举一动。
十九中书记和校长王伯程是十三级干部，和平区中学校长中十三级只有三位，另外两位一个在十六中，一个在二十一中。
中教二级以上的老师在十九中有好几位，一位语文老师被打成右派，是二级教师，在木工组劳动，物理袁昌镕老师，数学李博伟老师都是二级，都给我们任课。其他老师也都师出名门。所以，我们的教学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在小操场的一侧有一排房子，用作库房和教工临时宿舍。一间小屋中住着一个作家，都说他是教导主任李玉琴的弟弟，名叫李冠军。我在新华书店看过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题目忘记了，内容大多是写校园生活。从作品看，他做过老师。李冠军只在每天中午出来在操场上转一圈，面色惨白，不知是什么病，已经到了晚期。他的妻子在初中部教语文，姓罗。同学们传着他的身世，我也密切地注视着他。
后来，他住进了医院；再后来，他病故了。
记得我的初中历史老师李正中曾在初二年级第二学期某天上课时说，过些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他的一篇文章将在天津日报刊发。“三八”那天早上，我从独山路墙子河边邮亭买了一张日报，副刊上果然刊登着李老师写的关于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历史小品文，我把报纸给全班同学传看，又到历史组找李老师。从此，我对李正中老师肃然起敬，对历史课很感兴趣，甚至朦胧地感觉，上大学我要学历史，将来像李老师一样。
而今，又一个李老师成了我的楷模，使我对文学又兴趣倍增，暗下决心，上大学我要学文学。
就在这一年，我与初中同学韩光明（他仍在二十一中）合写的影评在《天津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像当年李正中老师的文章和李冠军老师的小册子一样，我将印有我名字的铅字拿给同学们、老师们，也拿给我的父母。
2
这一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
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了。
我从初中便申请入团，到这时还没有结果。我小学是大队主席，初中是班长，到了高中只在学生会打杂，就好像党外人士为党工作，只是在外围。
我的思想汇报要汇集起来怕已能装订成一册了，从初一到高二，蕴涵着我对每个时期政治形势的认识、对家庭的认识。我曾极严肃地找父亲谈过话，让他给我讲他的历史，而后我又原原本本地写成材料，交给团组织。
大操场上杨树又高又粗，绿荫遍地。杨树下设置着单、双杠和吊环。我和团支部书记郝玉柱、郭君益曾多次在这里谈心，交换思想。下午四点多，是操场最热闹的时刻。放学后运动队要集训，同学们要活动，整个操场生龙活虎。谈话往往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操场上没有了人声，这时大约是晚上六点多了。
实际上，我们已经感觉了此刻政治气候的严峻。
天津为培养中学政治工作人员，特意成立了天津政治师范学校，从高二学生中选拔入学，学习两年毕业。我们班刘宝成便是被选拔的学生之一。刘宝成，家住西站，一阶段与我同行。我去过他家，一间小屋子，挤了一群孩子，他有三个妹妹，因此他的脾气也有点像女孩。刘宝成是团支部委员，学习成绩一般，不知是从何校考入十九中。被选入政师后他便离开了班级，政师在下瓦房。
3
班主任换了，由袁瑞泉接替了刘之骏。袁老师是广东客家人，中共党员，教语文，他的上任是与狠抓思想政治工作相一致的。
其实，袁老师也是蛮重业务的，记得在当时天津的晚报上有一栏语文杂谈，曾登过他的《说“既”与“即”》，我看过挺激动，曾剪下报来留存许久。
袁老师讲课口音很重，但备课相当认真。他讲的议论文、记叙文、诗歌、古文都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他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分析透辟，“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袁老师很认真地一字一句讲解，只不过把“本”字念成“秉”，于是乎全班同学背后就叫他“秉性”“秉子”。
袁老师找各层次学生谈话。找我谈话是在一个下午，让我介绍了家庭情况及个人对家庭的认识。
袁老师有个小本本，是记录学生思想动态的。很多内容全是他听团和班干部的汇报，有人无意中看过他的小本本，上面记满了我们说过的话，有些是无意说的。
于是，人人可危，谁也不敢随便说话了。
班上经常组织座谈会，就当前重大政治事件谈思想、谈体会。座谈记录由班主任收走，我曾为班主任做过记录员。袁老师本人也在记，不时地做些发言引导。
4
天津从五十年代便有红五月和红十月推荐歌曲活动，由市文化局和群艺馆推荐，印成折叠的歌片，每份五分钱。每次推荐歌曲十首左右，记得“大跃进”时期有一首歌：
五月红，五月好，
五月的红旗处处飘。
五月吹来跃进风，
再向十年大庆送喜报。
也有很美的歌曲，如：
节日的夜晚灯火辉煌，
狂欢的人群汇成海洋。
青年的朋友翩翩起舞，
快乐的舞步起伏荡漾。
1964年，五一推荐歌曲突出了政治性，尤其是学习雷锋的歌曲：
雷锋，我们的战友，
我们亲爱的弟兄。
雷锋，我们的榜样，
我们青年的标兵。
学习雷锋，永远跟着党，
学习雷锋，忠于毛泽东，
前进，前进！
我们的班歌依然是《延安颂》。既有政治意义，又有抒情色彩：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的胸中奔腾。
我们的男声高亢，极富抒情味道，这就是我们的审美。
周末的学歌活动也有飚歌的意味。我们把青春的热情与压抑都表现在了歌唱中，抒情的如《延安颂》、《我为祖国献石油》，高亢的如《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是一个兵》。我们的合唱《我是一个兵》分四个声部，非常整齐、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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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中的课外活动小组也很活跃。记得化学老师戴明湘领导的火箭组最为激动人心。下午放学后，小组成员齐聚在打操场上，在戴老师指导下，点燃一枚火箭，本应按设计轨道绕草坪飞翔的火箭忽然窜向高空，穿越院墙，向马路对面飞去，直抵校对面的电信局前才着落。
师生愕然，跑出校门追寻。幸好当时街上没有人，火箭只在电信局台阶上熏了一圈黑烟。戴老师推了推眼镜，喉结里发出“呃，呃“的声音。
戴老师化学课教得好，虽然是南方人，语言相当精彩，每当讲课前，喉结一动，发出“呃，呃“的声音，下面应该是十分精彩的内容。他是幽默的人，讲出的笑料自己绝不笑，只是眯着眼睛看着大家，当同学们爆笑开来时，他的眼睛现出一丝狡黠的笑。
大家在火箭脱轨出事现场面面相觑，等待老师“呃，呃”后发表意见。戴老师环视四周无居民，低头迅速捡起火箭残骸，“呃，呃”后小声说了一句：“快走！”师生狼狈地返回校园。
火箭小组又投入了新一轮研制，计算火药重量，弹体形制、飞行速度、滑翔轨迹。终于决定又一次试运行。这次火药点燃后，大家相当紧张，火箭起飞了，没有向河北路方向腾窜，却反方向飞越院墙，窜到蒙古路上。蒙古路是居民区，如果闯入居民院落或家中，事情就要闹大。这次，同学们搭起人墙，由一个小个子同学爬上院墙侦查。报告说，没有伤及无辜，只是火箭弹体被居民捡走了，而且对这件天外之物颇感新奇。
戴老师“呃，呃”两声，果断地决定，“不要说话，撤！”大家强忍住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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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师是极具个性的。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刘之骏给了全班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男子汉精神、自强心、自信心，乃至学习的定力，都来自刘老师的言传身教。其实，刘老师在当时就是我们的偶像，是后来高三（二）精神形成的最早的动力源。
换上了袁老师，大家起初有些不适应，因为这个班一是出身大部分非工农，二是偏好理科的人居多。袁老师适应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指导方针与语文教师身份与班级多数人不太适应。不过，这个时代是需要像袁老师这种忠于党的政策的人去搞政治工作的。
数学换上了一位李老师，四川人，个子偏低，但学术上很可以。此前，越南归桥黄老师曾在刘老师指导下代过一段数学课，因为语言不太过关，加之刚教书有点紧张，所以黄老师讲课脸涨的通红，汗流浃背，写在黑板上的公式经常出错，来不及用板擦涂掉，有使用手涂抹，弄得满手粉笔灰，又碰到脸上。此刻，黄老师便得了一个绰号：“一划三改”(国民经济政策有“一化三改”，此谐音)。由李老师换上了黄老师令大家十分满意，只是要适应四川口音。
物理老师娄若石，当时很年轻，但拿着架子，讲课时凹进去的嘴部习惯向两边撇，大家以为他不够谦虚。后来的一位张老师，经常吓唬同学，复习时这也是重点，那也是重点，并习惯举起大拇指说：“这是国家规定！”不知他为何方人士，讲“国”字念作“果”的音。因此，同学们马上送其雅号为“果家规定”。说起来，这二位其实都是不错的物理老师，之所以与我们不和，乃是因为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权威，二级物理老师袁昌镕，那是我们的偶像，他将在高三亲自教我们。
俄语由于入学水平不一，分为快、慢两个班。初中学过三年俄语入快班，初中没学过俄语的入慢班。上课时与四班分开的两部分组合上课，因此，俄语课使男女合班了。我在快班，任课老师王健，还是我们副班主任。王老师细高个子，一直未婚，当然有个性，不过与我们关系很融洽，有时像朋友一样倾听我们的意见。王老师个人卫生很讲究，领着我们下乡劳动时，包里带着一个酒精棉擦手消毒，然后才吃饭。这对于我们这群男孩子影响很大。记得一年在双林农场劳动，我们全班住在一个大的饲养棚内，50多人以马料槽为床铺开被褥，王老师自己打扫了半天，又穿上睡衣睡裤，被子、单子一层一层放匀，方才躺下。我睡在王老师旁边，认真观察这一切，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肯定有一个十分爱整洁的妻子，后来证明我的判断失误了。慢班俄语老师是个女性，名叫关金华，据说关老师讲课颇有激情。讲到俄语介词“从里面”、“从上面”的区别时，讲台上放了一只水桶，自己将脚踩进桶内，表现“从里面”，又从桶上跳跃而过，说明这是“从上面”。她讲课声音极大，我们坐在隔壁教室，往往听到她高亢的声音与朗声大笑。
我们热爱这些老师，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我们终身难忘。
7
虽然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但为了迎接建国十五周年，文艺界还是很活跃的，长篇小说自《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后，又推出了“三红”：即《红日》、《红岩》、《红旗谱》，知识分子题材和城市题材也出了一批好书，如《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这些书，在当时经济条件下，父母还是支持让我买来读，这也是我的第一批藏书。
艺术性电影在这几年也出了不少，《昆仑山上一棵草》、《冰山上的来客》、《51号兵站》、《大浪淘沙》等影片令我们十分痴迷。我从上了高中，便开始订阅《电影艺术》、《电影文学》，对电影的分外偏爱使我立志要报考影剧文学专业，而且致力于对电影文学剧本的研究。《达吉和她的父亲》、《刘三姐》这样的少数民族影片，《舞台姐妹》、《永不消逝的电波》、《柳堡的故事》这样的艺术片，我都认真研读过，写下了无数的观影札记和影评。
同班陈绵康同学喜爱数学，认真攻克难题，不断与老师切磋，用一个十分精致的本子做了无数道难题解。本子的纸又细又白，陈绵康的演算清晰明白，几何图形画得非常美。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我，请我为之写“序”。我感谢同学对我的信任，但表达了我的无奈：一是作序一般要名人，二是序文必须对“作品”精通并能提出褒贬，这两条我都不够。不过，我也没有拂了同学的好意，另用一页稿纸为他写了一篇赞序，作为感言。
我们这时是在阶级斗争的夹缝中，以个人爱好，自我发展去拼得前途。记得初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21中工字形大楼那个短横的三楼，每晚坚持晚自习，几个要好的同学坐在走廊上，面对着巍峨的西开法国大教堂，头上是一轮明月，我们分角色诵读俄语《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背诵了不少普希金诗的原作，又学唱了苏联歌曲。肚子虽然很饿，但觉得内心十分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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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支农劳动，大约是一周时间。
我们学校劳动定点在西青区，当时叫西郊区，离市区较近的李七庄公社、张家窝公社，我们几乎每年必到，还去过一次位于西郊的双林农场。
我们去劳动自己带行李，带粮票和饭费。每次都是很早集合，步行出发。校旗在前，各班都有红旗，一路浩荡沿着鞍山道前进。班与班之间还互相拉歌，此起彼伏，十分振奋。
大约两三个小时行程，各班按人数分到不同的村，我们还到过傅村、辛院、邓店、张窝、老君堂等沿公路线各村。
我有几次被抽调担任支农劳动宣传工作，陈兆贵老师带领我与低一级的孟宪君、杨丽君三名同学，从采访、编辑到刻板、印刷、发行都由我们负责。
我们选在居中的邓店作为编辑部，由大队支援我们一间小房。陈兆贵每次都是口述新闻稿，由杨丽君记录，包括标点符号，一气呵成，我和孟宪君负责编辑各班来稿，然后由我排版刻蜡纸，我们三人一起印刷、分发。工作之余，陈老师给我们讲故事，他学的是历史，教的是政治，文字功底也很强。
编报纸比起一线干农活来，劳动强度低，自由支配度大，没事时我们与陈老师在村里转一转，看看田园风光。陈老师领我们走在田野上，尽量避开劳动的同学们，以免显得特殊化。
我们参加的劳动分高低年级和男女生班，高中男生班经常是平地、挖土方，很累，一天下来，累的话也不想说。我们集体起伙，按量吃饭，男生基本不够吃。那时，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乡们有时支援我们一些稻米、肉类，我们一概不要。早上熬粥，乡亲们将洗好的大红枣倒进粥锅里，我们才吃到了大枣白米粥。
有一次劳动，我们分组与社员们拉着小车到市内抢垃圾、积肥。市内垃圾是由环卫队分片收走再分到各垃圾场。我们跟随社员们到和平区的大街小巷，抢运垃圾，来回步行，十分辛苦。一般是两个男生跟着一个女社员，拉着一辆小排车。临走时，一人拉车，两人坐车，轮流拉。回来时，一人驾辕，两人拉套。每日一趟，早出午后归，虽然走得乏，比挖土方还是好一些。
在农村劳动是分别住在老乡家。一般都是人家的空房，储藏间，有的又黑又潮又脏。一次，我们三人分到一家空房，屋中放着一口老人的寿材。我们一般将棺材与死人联系到一起，见到棺材后十分恐惧。其实，农村中富裕人家都是很早便为老人备好棺材，年年油一次，是很讲究的。
我们班赵振宇平时女里女气，外号“赵大姐”，见了棺材浑身哆嗦，弄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得找袁老师给他换房间。谁也不愿与“赵大姐”睡一个房间，所以袁老师很难办，只得将我们三人整个换了一户人家。
9
赵振宇的父母好像是大公报香港的报人，他与祖母住在天津。他是男女两性人，说话声音尖细，做派也像女孩子。他走路摇摇摆摆，手里拿个小手帕，轻飘飘穿越操场。
此刻，有些男生班的调皮学生便在窗口大喊一声：“赵大姐！”迅即将头缩回。
“赵大姐”靠父母从香港带来的性激素维持，十分痛苦。据说，祖母让他业余学唱青衣，但他长得又黑又瘦，牙齿也是黑的，恐怕也难成一个京剧旦角。
一次，全班去双林农场劳动，每个班一辆客车。我们是男生班，正副班主任也是男教师。司机当然看到上了一车男人，当车开动后，大家就开始唱《歌唱祖国》。我们班已习惯于让赵振宇在前面领唱：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当尖细的女声响起时，司机非常奇怪，一边开车一边向后寻找这个“女生”，此刻领唱部完毕，我们便齐声合唱：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成长的地方……
司机终于没弄明白，惊愕地开着车。我们的这首歌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的默契配合在学校也是著名的。
文革后，赵振宇没有留城，但也没有批准下乡，一个人留在家中，与班级脱离了关系。后来，听说他因服用激素量过大而中毒死亡。
我们班还有一位男高音柴宝河，平时喜唱歌。下乡时经常给乡亲们唱，颇受欢迎。他在上山下乡后患上重病，不幸病死在内蒙。
我们班在青春年华逝去的两位同学，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10
这一年，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了。中共中央对苏联的政策表现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几篇评价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论文中。这“九评”，气势磅礴，文采飞扬，是非常美的驳论文章。
海河边的带状公园是和平区市民休闲的好地方，公园依河而建，从北安桥到解放桥，迤逦行进。公园内种植着树木花草，有供游人休憩的长条椅。垂柳的枝条披拂着，像女孩子刚刚洗过的长发，十分飘逸；垂榆则树冠紧密，圆蓬蓬的像男孩子刚修剪过的头发。白杨树挺拔向上，白蜡树枝叶茂密。不时有三五戏迷在公园内操琴清唱，也有年轻人倚着栏杆面向海河练习发声。这里当然也是恋人们谈情说爱的去处，在城市日渐逼仄的居住条件下，恋人们往往在河边相约，倚着栏杆面向河水来海誓山盟。
假日里，我喜欢约上初中好友韩光明到海河边寻一长椅，交流学习心得，互通十九中、二十一中的学习信息。我们在一起诵读“九评”，为其中征引的古诗词找根据。在一起讨论近期观看的电影，在争讨中形成一篇又一篇影评的初稿。
我买到一部新小说《激流勇进》，作者汉水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小说就是以江城为背景，写一个大学毕业生生活的。我们在海河边轮流朗读原著，憧憬着美好的大学生活。
在这里，在母亲河的臂弯中，两个文学青年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梦境中，他们的心像海河水一样平静，没有发现任何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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