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学费调涨到反对国家暴力: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2)
第二章 1968—69年的全共斗学运
68全共斗前夜
但是全共斗运动只是学生的主体运动。全学连是共同体的集合,以自治会为单位的联合组织,全共斗则是个人名义参加,自由人的聚合。
1965年-1967年之间,学运主要内容是反对学费上涨,反对学生宿舍与学生会馆的自治以及大学经营者的违法等与学生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该运动的开端是一直与学运无缘的庆应义塾大学学生在1965年1月反对大学学费上涨,一直发展到了全校罢课。这次庆应的运动和以往零散的学运不同,从一开始就很有组织性。运动只持续了两个星期,结果是以塾长(校长)辞职,取消强迫购买校债的做法,比较和平地得到瞭解决。
但是和平的学运似乎到此为止。次年1966年1月,战前开始就是学生运动中心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因为学费上涨和学生会的管理权问题与校方发生对立。这次学潮一直到6月份才结束,被称为“150天斗争”。
到现在为止的“大学斗争”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反对学费上涨的斗争,政治含量低。从1955年-1973年间每年经济平均成长率逹10%,首都圈人口从1950年的1305万,增长到1970年的2411万,大学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添置新校舍、新设备的财源不足,校方因此向学生转嫁负担。
但是1967年10月、11月的两次“羽田事件”与1968年年初的“佐世保事件”改变了学运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暴力”这一词语,在日本学运的脉络下,没有使用汉字的“暴力”,而是使用德文“Gewalt”的片假名“ゲバルト”,意指在面对国家权力时以武力与之进行斗争。
1967年10月,三派(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全学连阻止佐藤首相访问东南亚。第一次羽田斗争中,戴着头盔、手持“暴力棍棒”(ゲバ棒与员警、保守右翼、民青对峙的木棍)、以毛巾作大口罩(抵挡催泪弹)作为全共斗“STYLE”登场。斗争中京都大学一年级学生山崎博昭死亡,给学生以沉重的打击。“他死时,你在干什么?”这一问题直接锤击“六八人”的心。可以说,1967年10月8日是一个纪念碑式的日子。已经从东大院生毕业且结婚成家的柏崎千枝子“决心不再欺骗自己,以赌上性命与越南人民一起奋斗”的山崎同学为榜样,成为“六八人”中一员,并于1969年1月9日,参加了东大本乡校区的封锁行动。
广岛与长崎曾在1945年8月因原子弹轰炸而饱受苦难,因此,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停靠在长崎佐世保港是一桩极为敏感的事件。
1968年1月,由学生与反战运动者发起的“佐世保事件”,获得市民的同情与支持。

日本人民高举毛主席照片反美示威游行。(作者提供)
再就是越战中75%的越战负伤兵转到日本7所医院治疗。学生开展反对王子野战医院建设运动。同时,马丁路德牧师被暗杀,全美黑人暴动 ,中国文革如火如荼,法国五月风暴的消息传到日本。
这些彻底改变了日本学运的内封闭性质,从而进行对外(对世界)、对内(我们要怎样活着才有意义?)重新思考。
到1968年有165所大学发生“校园纷争”。占日本大学的80%。其中70所大学筑起路障、封锁校园。许许多多不关注政治的学生参加进来。
那么,全共斗运动的背景是什么呢?
第一:大学生人数的急增与大学的大众化。
1960年到1974年,大学(包含短期大学)升学率从10%增加到37%。其中1963年开始超过15%,学生不再是精英阶层,变得大众化。但此时仍然保留精英意识与道德主义,具有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人数众多的“团块世代”也在此时进入大学。学生人数过多,校地不够使用。所以大学只能增设钢筋水泥的大楼作校舍使用。老师在数百人的大教室以麦克风授课,且内容很无聊,成批量教育使得学生对未来感到闭塞与无望,难道憧憬过的“真理之探求”,“学问之殿堂”、“最具人性的大学”就是钢筋水泥灰蒙蒙、硬梆梆宿舍与教室吗?大学成为职业训练所吗?大学毕业之后将作为一个齿轮镶入一个巨大的不停运转的机器中终其一生吗?”学生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教育究竟为谁服务”,对“造反有理”朗朗上口的四字熟语感到共鸣。同属于汉字圈。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来总是说压迫有理 ,剥削有理 ,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 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毛泽东的朴素语言比读大部头的马列著作来得爽,我将名字从“百合”改为“有理”,你知道日文中这两个发音相近,我加入了全共斗运动.。
“六八”五十年后,刚刚去东京参加反对安倍首相集会,不顾乘坐夜行巴士的疲劳田中有理女史接受我的采访。她至今能用字正腔圆的北京味普通话 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
第二:战后民主教育的底子,学生内心双重负疚感。
其一,对外的负疚感来自越战的影响。当时日本对外贸易的一成至两成来自“越战特需”。因为安保条约,日本发了战争财。美军伤兵约有七成以上转送到日本接受治疗。羽田空港起降的国外班机中,大型轰炸机B52更是由冲绳的美军基地直接飞往越南。而战争甚至残杀无辜平民,撒下枯叶剂使得森林枯竭,这些消息传到日本,加重了学生心灵内疚感。正在此时,媒体曝出一件大事,就是美军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学提供研究资金,牵涉到包括19所国公立大学在内的25所大学和4所国立研究机构在内。学生感到“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假”。只要是日本人,那么,对越战就是有罪的。每个日本人都有形无形蒙受越战之经济恩惠,对越南人民来说就是大害虫。“越平连”运动的知识人小田实说“日本,对美国来说是受害者,对越南来说,是加害者”。从受害者到加害者这一理论对全共斗一代有深远的影响。学生对站在安全地带的“反战正义”感到内疚与厌恶与焦躁,无法忍受。
其二:对内的负疚感来自对日本社会与同学。.当时流行语:与其一个人跑一百步,不如一百个人跑一步。“团块世代”从小在经历战争的父辈和老师的和平主义教育下长大,朴素的绝对和平与平等思想根植人心。他们心存疑惑,为什么到了高中就变成了需要踩倒别人才能赢得激烈竞争的胜利呢。他们进入大学后仍然心存内疚感。
第三:高度经济成长带来社会巨变,价值观上的违和感。不久前还梳着齐涮涮的妹妹头,穿着双排扣制服的学生,一下子进城穿起牛仔裤,内心的价值观仍然保留在“近代”。自我认同的危机与从“现代的不幸”脱颖而出的愿望依然是心中的纠葛。不少学生参加反对公害运动,互助运动,住民运动。

“造反有理,帝大解体”。(作者提供)
第四:对既存革新组织的保守化与形骸化的失望。“三无气质”成为1967年流行语。即“无力气,无思想,无节操”、或者说“无力气,无关心,无责任”。
第五:摆脱孤独感。从参加全共斗的学生手记以及众多的书籍来看,占据校园大干一场,可以摆脱孤独感,结交朋友而感到兴奋。
第六: 学生认为教授与学生的关系已经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而在战后民主主义教育下成长大的团块世代,对封建社会中的师徒关系,对主君的家臣关系非常反感。许多学生对老师不用敬语。而在东大九十年历史的总共十三万两千毕业生中,其中1964年-1968年毕业生占一成。比如东大大幅度增加教员,教授会相当于公司的基层管理会,讲师,助教毫无发言权。助教与底层教员加入声援学运。
第七:战后日本知识人对中国古典阅读的视觉障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幻想以及媒体的责任。毛泽东的乌托邦复活了日本左翼知识人的政治期待和诉求。恰“如同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崇拜孔孟,文革时期的知识人崇拜毛泽东”。1959年创刊的《朝日期刊》发行量为十五万部,到1965/66年发行量为二十七万部。一位美国外交官说:日本的关于中国文革的资料收集、周刊、演讲笔记、书籍的量膨大得惊人。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保存了大量的“文革物”。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书籍十二年中80-90%都是高喊“文革万万岁”的赞美派。我呆若木鸡。纳粹日德同盟政权下十三年,在日本发行的歌颂纳粹的书籍,遥遥不及文革十二年日本赞美文革的书籍,后者是在言论自由的战后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赞美一边倒的现象呢。(参见栗田直树《共产中国与日本人》成文堂)
1962年,毛泽东向“日本劳动人民发表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
1966年,二十八岁的社会学者田见宗介采访了不同类型的高中生对关于文革与红卫兵的看法,发表于《中央公论》1966年11月号上。多数高中生认为。“更需要红卫兵的是日本”。这些学生对中国青年试图改变一个被大人们弄脏的腐朽的社会感到共鸣。毛语录成为学习汉语的手册。文革经典,准政治军事口号,“粉碎”、“决起”。“斗争”、“肃清”这些汉字,他们毫无违和感。
1967年2月,由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四位作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声明指出“去岁中国之文化大革命,其本质为政治革命”,反对“将学问艺术作为政治权力的道具”。但战后进步知识人断言这是三岛的“反革命策划”,(针生一郎《文化大革命の、へ》朝日新闻社)彼时,文革为绝对正确,反对文革如同战争期“非国民”。尽管彼时日本与中国尚未恢复邦交,但是往来熙熙攘攘,日本知识人与媒体人报道的文革极大影响了日本人的文革观。(《日本人的文革认识》 福冈爱子新曜社等)
宗派内讧
前面提到的安保斗争的失败使“全学联”发生分裂,1963年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成“革马同”派”和“中核”两派。此外林林总总的十几个派别统统成为“宗派”。这些宗派为了争夺各大学自治会主导权,他们与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之间常常发生内部暴力(内ゲバ)斗争。同时他们分别参加反对越南战争和反对三里冢建设新空港的斗争。
日本学运宗派特征:西欧“六八年”运动中运动团体中亦不乏主张马克思学说与毛主义,但思想上比较接近无政府主义,很少采取先锋党型的组织模式。日本学生中的“宗派”(Sect)却深信“钢铁般纪律”的先锋型组织,主张武装斗争。这是日本当今对社运产生负面印象的根源之一。

各派头盔。(作者提供)
1968—1969日大与东大全共斗
到了1968年,日本大学4月1日的新生入学典礼刚过,国税厅的调查就发现有20多亿日元的去向不明。日大也是没有发生过学生运动的学校,但是和庆应大学不同,庆应大学的学生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日本大学则是由独裁管理排除学生运动。学生们淤积下来的对校方的不满正好趁机一气喷发了出来。
日大全共斗的特征是“自我解放”。本质成了一个大学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校经费管理的范畴。教育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这个问题成为核心。“我们斗争的根本原因,我们是为了学习作为人类的学问真理进入大学,大学原本应该是最有人性的地方,结果却不把我们当人看。而是当成商品。作为根据,然后送进资本主义社会里。那里让我们觉得无力的疏离感与愤怒,就是我们叛逆斗争的根源”。
日大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流血抗争。日大有体育的传统,学生中所谓“体育系学生”,也就是拿体育奖学金的学生较多,而这些学生的利益是和校方一致的,所以“体育系”和“全共斗”不断发生流血冲突。
几乎与日大同时,东大全共斗则在要求改善实习医生劳动制度而解开序章。研修制度成了医院和开业医师使用低价劳动力的手段,一直受到医学院学生和年轻医师的反对。
《读卖新闻》的明治维新百年纪念的座谈会上,有人说明治维新没有经过改革而一路过来的只有相扑、歌舞伎与医学部。意思是这三个堡垒最封建保守。
1967年开始仅仅是限于医学部的反对研修医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次东大医学部学生举行无限期罢课,他们认为登录医制是国家垄断资本的“医疗帝国主义的再编”。医学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处分17名为首的学生。这桩前所未闻的包括开除4名学生在内的处分却被教授会通过。当时东大各系教授会各自独立,评议会与学部长的会议都不能干涉医学部教授会内政。
但是受到处分的学生中,有一名当时人在九州,不在学校,但医学部对这种明显的冤案视若无睹,坚持处分。1968年5月,国会通过包括登录医制在内的医师改正法。学生的罢课行什么也没改变。医学部学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据了东大的象征--安田讲堂。学校方面认为集团暴力是对大学自治传统的挑战,头盔是大学自治的敌人,应被人耻笑的暴力主义。
大河内总长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步知识人,但他坚持认为导入机动队正是为了校园的秩序。至此,学生认为机动队进入大学是所谓大学自治神话彻底崩溃,引起众怒。1968年11月,大河内总长辞职。
安田讲堂长期以来为东大权威的象征。大河内总长1968年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前学生经过安田讲堂都要脱帽,如今在它前面举办集会,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它是东大最神圣的地方。而全共斗却认为,占领安田讲堂就是否定权威的象征。女学生还认为它是男根的象征,意味男权本位。全共斗将之命名为“1968解放讲堂”。
1968年7月,东大全共斗数百人成立“本部封锁实行委员会”,再次封锁安田讲堂。但东大全共斗缺乏政治展望,具体目标。其他大学反对学费上涨,有具体的目标,因为有妥协的余地,斗争虽然也有“自我确定”的因素,但不是斗争的目的,而是斗争的副产品。只有东大拘泥于“主体的确立”“思想的表现”,政治上绝不妥协。
与日大筑路障,街垒保护学生,防止右翼体育系学生流血冲突不同,东大封锁研究室,意为确立主题,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层面。

1968年10月国际反战日新宿骚乱事件 ,数百人被捕。(作者提供)
但封锁医学部本馆,引起普通人的反感。每天必须观察细菌组织的培养,东京都内以及附近各县医院送样检察,因此“研究的自由”被学生剥夺。并且涉及患者生命这一严重的问题。但是“青医连”指出越战下日本的大学研究室获得美军资金。已经向体制卖身。医学部与其他学部一样,研究成果用于海外侵略战争。东大已经成为共谋犯。
不久,封锁研究室战术扩展至全校。1968年11月学生解放战线传单上出现“东京帝大解体”。声称“大学自设立以来,一直为日本高等教育中心,并为权力体制服务。必须解体帝大,必须挖出巢食我们内心的精英意识。”
1968年10月8日的“新宿阻止美军油料列车斗争”,21日 为“国际反战日”,发生“新宿事件”,大量群众跟学生涌入新宿车站,这些群众不是与学生的革命思想共鸣,而是蓝领劳动者,是大量来到东京的青年,他们的参加是为了发泄淤积在心中的积郁。
1969年1月18日,机动队8500人进入本乡校园。东大教官给学生发传单,上面印有加藤代理校长的呼吁。此时校方认为东大斗争已变质,而是借东大为场所的政治斗争或党阀斗争。呼吁学生扔掉角材,脱下头盔,回归教室,共同商讨学问研究以及大学改革诸课题。
实际上,安田讲堂攻防战前夜,全共斗失去了一般学生的支持,大多数学部解除了无限期罢课。媒体对东大全共斗也冷谈。各种颜色的头盔象征一盘散沙,这时来了不少外校生和浪人的支持。
机动队原则,吸取60年桦美智子与67年山崎博昭的教训,不出一个死者,绝对不制造英雄。
神田学生街举行游行,但“解放区”被机动队阻止,无法到达本乡校园。四百多“越平连”游行,也只有二十多人突破了机动队防线。
1月19日,钟台广播最后一次播出:全国学生、市民、劳动者们,我们的斗争绝没有停止。哢嚓停止。
学生被捕983人。负伤369人。安田讲堂红旗落下,日章旗升起。
1969年1月20日,佐藤首相视察东大,决定停止入学考试。
道浦母都子的短歌集《无援的抒情》,其主题表现学运的挫折与运动后的孤立,全共斗世代的象征文学。
记者立花隆进入讲堂寻找墙壁上的口号有如下几类:
1:政治性的对立。诸如“民青马鹿”。“迈入世界革命的第一步”。
2:我们渴望生,因而奋起革命。
3:共产主义就是日日否定自我而新生。
4:打油诗:《我的遗书》
再见,我的爱人。再见,那个快乐的夜晚。暂时分别。
爱人,最后一天是如此柔和美好。你对这个世界仍然依恋,但为革命暂上生命。渴望成为人的人,为什么会被看做非人?绝望,更绝望。我的灵魂。
爹,娘,谢谢。再见。
日大全共斗运动中,学生扔石头,一名员警死亡。这是学园纷争中第一位员警死亡。据佐佐淳行记载,这之前警视厅对日大斗争持同情态度。在校园内要求民主化,基本不管,若出校园武装暴力就严厉取缔方针。
1969年5月,日大斗争中被逮捕学生997人。斗争结束后前后退学近一万人。
*作者现任教于日本神户大学。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日语译有《从天安门到08宪章》、《杀劫》等,汉语有《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合译)。本文为作者应邀于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的演讲完整版(之二)。授权转载。
https://www.storm.mg/article/43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