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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林:文革异端的判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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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林

一、作为文革研究关键概念的“异端”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一文⑴及其《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一书⑵的面世,标志着“异端”这一文革研究恰切而关键的概念终于进入的它的
位置。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在宋氏论著及其他有关研究文献中⑶,判别文
革异端的标准均被不加省查地理解为文革权力中心的反对派;甚至强调文革研究独
立立场的杨曦光(小凯)也循此思路而赞同宋氏⑷。

  这一流行的理解,严重地歪曲了历史真实并造成学理逻辑上的混乱。

  例如,宋文篇首即将“血统论”与“出身论”并举为文革异端思潮代表。但这
两种在真实历史中极端敌对、水火不容的“异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统称为“
异端”呢?宋氏为此创造了“左”、“右”异端说。但由于“左”、“右”在此纯
属表现形式,“异端”定性无别。从而,文革诸派别在宋氏大一统的“异端”抽象
下冰炭同器,完全失去了他们对立的历史真实内容。依据反对派即异端的形式主义
逻辑,有人甚至推导出更为奇异的结论,宣称林彪才是文革中最大的异端代表,“
571工程纪要”是“非毛运动的第一页”⑸。

  这种异端观念所遇到的逻辑障碍是,作为异端—反对派前提的文革权力中心事
实上并非单一纯粹的参照物:即使将刘、邓、陶与诸老帅乃至林彪、陈伯达等排除
在外,作为形式上连贯文革始终的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文革权力中心,其自身
频繁剧烈的分裂演变,使文革各个阶段诸种不同角度的反对派很难维持异端的统一
性质。宋氏所谓“左”、“右”异端,作为反对派,其矛头即使指向同一对象(毛
泽东与中央文革),却绝非对象的同一方面或同一阶段,从而这些“异端”思潮的
实质内容往往迥异或相反。

  深入一步的分析是:由于文革巨大的灾难形象,反文革的异端身分的确认,今
日已不仅是事实判断,更攸关道义价值而成为某种资本。宋文称联动“是文革中人
民起来反抗四人帮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是文革中的一次正面挑战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⑹。官修文革史《大动乱的年代》⑺亦持宋文观点,称导致千
百万人遭受血腥迫害的谭立夫血统论讲话是“这位当时24岁的大学三年级的年轻
共产党员,凭着对党的忠诚,讲出了许多人想说不敢说的话。他是对八届十一中全
会的抵制,今天无疑应该高度评价”;而其替文革“无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巨大
“红色恐怖”,却仅轻轻一句带过为“谭的讲话也有缺点,则不应苛求”⑻。这种
对反文革之异端身分的标榜,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指向后文革时代权威合法性的重构
,它代表了某些阶层的利益要求。可以举一例说明的是,在清算文革最为严峻的1
978年,大批造反派头头被作为“三种人”清查逮捕的形势下,某位国家领导人
亲自批示赦免文革中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西纠”、“联动”红卫兵抄家人命案的
刑事责任,表面理由涉及“未成年”,而未明言的理由乃是因为他们是反四人帮的
。此后这些人中相当一批成为中国大陆社会转型中瓜分国有资产的新兴官僚资产阶
级的重要成员。因此,明确文革异端的判别标准、澄清混淆,已超出了疏理文革历
史自身的意义。

  这一澄清的出发点应是与“异端”对举的“正统”概念;“异端”恰切的对立
面并非特定权力中心,而是“正统”;“正统”先于“异端”;反“正统”,才是
“异端”的本源与前提。

二、作为“正统”根基的阶级斗争观念

  在权威型意识形态体制下的社会政治斗争中,正统话语权亦即最高裁判权。5
0年代初毛泽东以梁漱溟与“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为朋友”的历史,而
将与之争论国务的梁突然升级为“用笔杆子杀人”的“反动透顶”的“杀人犯”。
同样,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
党的叛徒”等指控,将胡风等人从“文人小圈子”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在此类
用语背后都恃有“正统”最高权威,其特点是:(1)“正统”终归于政治,特别
是权力斗争;(2)“正统”根源于奠定现阶段权力归属的斗争及其阶级集团分野
。从而,“正统”拥有历史与传统;(3)“正统”伴有强烈的情感性,它不仅显
示着握有权力者的至尊权威,而且唤起夺取权力时代与敌手不共戴天的仇恨。

  上述原则同样支配着文革的“正统”观念。我们以著名的“赵健民特务案”审
查为例。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曾要求中央召开九大或类似一九六二年的“七千
人大会”来讨论文革问题。1968年1月2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康生与赵健民
交锋,劈头即将问题转向了所谓赵的历史问题。赵一再重申自己在白区工作时曾被
捕,从来没有自首。康生却死死认定赵是叛徒!由此历史身分引向一个现实结论:
“你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
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
计划。……我凭40多年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前后共一个多小时⑼。

  康、赵对立,本属文革中党内派别之争(或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由于党
内斗争保持有基本政治态度的共性,因而双方都拥有“正统”。这不仅限制了争论
的激化,也使问题限定于是非认识范围。康生置赵建民于死地的杀手锏,乃是将党
内路线斗争转变为国共两党的阶级斗争。康生撇开矛盾实质所在的文革斗争,而语
境突兀地指控赵是叛徒,接着与另外两个关键词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刻骨
的阶级仇恨”共同铸成敌我矛盾的语境。在此语境中,赵已被推出党外,成为宿敌
“国民党特务”,从而完全失去“正统”凭靠。与之相反,康生在声色俱厉地指控
赵为叛徒特务的同时,将赵丧失的“正统”收归于自己。康生正是凭借这一正统地
位,才可能重返当初实质性的文革现实争论,斥“叛徒”、“国民党特务”的赵“
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

  这一典型例子,包含着1949年建国以来党内路线斗争或人民内部矛盾激化
后,强权胜利者一方普遍的运作逻辑模式:内部矛盾激化——以正统自居而指控现
实矛盾的对方为历史上的敌方——将历史上的敌方复原为现实中的对方,即以历史
上的敌我矛盾重新定性现实中的内部矛盾而打倒对方。因此,文革的“正统”依据
在前文革的“十七年”乃至建党以来四十年的历史中。

  中国大陆当代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观念,本质是1949年建国的政权权威
合法性观念,它拥有三方面基本资源:(1)人民(以及民族)代表性。新中国终
结了自1840年以来的殖民侵略与从晚清到国民党历届政权压榨民众的历史,这
是共产党代表人民与民族巨大的资格证明。(2)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它以最先进
的理论体系与世界范围内广大区域的胜利成效而无可匹敌。(3)以争夺政权的国
共两党厮杀史为核心的工农与地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史。

  在这三项资源中,第三项因直接关系权力财产与牺牲代价(千百万人的生命)
而极具情感鼓动性,它虽不明言却是真正实质性的“正统”支柱。

  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流派之所以屡克对手而不败
,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对上述三项“正统”资源的牢固掌握与娴熟调配运用。

三、集“正统”与“异端”于一体的文革二重性

  文革集“正统”与“异端”于一体的二重性,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革命”这一文革意识形态中。其中,“无产阶级专政”是文革的正统后盾。它包含
着前述正统权威合法性的三项资源,第三项亦即传统阶级斗争观念则是其硬核实体
所在。与之相比,“继续革命”之正统合法性,则倚重前两项即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与人民观念。但“继续革命”又是打破既定现状的运动,因而它包含着将革命矛头
指向自身限定前提“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

  “继续革命”是文革所有异端得以合法产生与发展的意识形态前提。1949
年后中国大陆正统阶级观念所依据的,并非现实的财产占有状况,而是不复存在的
历史状况。文革异端空前地翻转了这一正统阶级观念而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阶级
观。早在50年代,当杰拉斯(Milovan Djilas)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分析方法移用于社会主义自身时,已发现了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
与广大脑力劳动者对立的政治经济状况,他称之为“新阶级”(The New
 Class)。“新阶级”观念将统治阶级从“革命的无产阶级”划入“新型的
剥削阶级”。从而,这一理论根本上剥夺了当权者的权威合法性,而成为“正统”
观念最危险的“异端”敌人⑽。这也就是权威意识形态体制下异端思潮的起源。因
此,造反就是“新阶级”观念的继续革命。文革中,“官僚特权阶层”、“阶级关
系大变动”、“巴黎公社式人民政体”、“砸烂旧国家机器”诸异端(所谓“极左
”)思潮,正是“继续革命”所派生出的具体观念。与之相反,一切维护与强化无
产阶级专政而捍卫历史现状传统阶级观念与体制的保守派,则是正统派。

  就“人民主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传统阶级斗争观念”三项正统资
源而言,文革异端派乃是利用前两项而阐释新的阶级分野与道义根据,从而消解第
三项正统;文革正统派所坚持的实质内容则是传统阶级分野及由此而产生的权力分
配体制。简单地说,文革中的极左造反派即异端派,保守派即正统派,并不存在宋
文所谓“右翼异端”。严格说,自从1957年党外反右运动与1959年党内反
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之后,中国大陆占据统治地位的左翼思潮已不可能允许异端以西
方资本主义的右翼形态出现。

  文革集异端与正统于一体的二重性,使文革中的“左”、“右”内涵颇为复杂
。“左派”当然是正统,但“左”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便不是反
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右派,也不是维护体制现状的保守派。“极左”派则是将“
继续革命”推向极端而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正统地位的“形左实右”派,此中之右,
乃反共即反正统之“右”,但这一指控所据立场正是保守派立场。文革中与“左派
”及“极左派”对立的保守派也被称作右派,但此“右”乃反“继续革命”之“左
”而相对为“右”,若从维护传统阶级观念的正统角度看,此保守派之“右”却是
守恃“无产阶级专政”之“左”。但如前节所述,由于文革中的正统仍植根于传统
阶级斗争观念(无产阶级专政),而“继续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定下从
未能真正僭越正统位置,所以,不仅“继续革命”的极左派是那真正的异端,“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个文革也难免异端色彩而终于在日后被否定。

  至此我们以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其正统派是以
守护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点,以“十七年”旧体制为依凭,以“地富反坏右”传统阶
级敌人为打击对象的保守派,它不仅包括“血统论”的红卫兵、“联动”与文革初
期公开的“保皇派”,而且还包括“一月革命”“保皇派”瓦解之后依托某一稳健
造反派汇聚为合法革命组织的“新保守派”,如招纳了部分老红卫兵的北京中学生
的“四·四”派、聚集于西安交通大学“老造反派”麾下的西安“工总司”、四川
“红成”、武汉“百万雄师”、清华“四一四”等。

  异端派则是以“继续革命”为大旗、反“十七年”旧体制、以“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为革命对象的造反派,其典型代表是反抗“西纠”、“联动”的“四·
三派”、“出身论”、湖南“省无联”、川大“八·二六”等激进反体制派。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才会内在地理解“血统论”与“出身论”何以成为文革思
潮斗争的焦点。“血统论”在文革前就已存在,其所以在文革中暴烈化与公开制度
化(文革前多属“内部政策”),乃是由于面对异端颠覆传统体制的威胁,强化作
为正统核心的传统阶级观念是以攻为守的主要手段。但因传统阶级观念已失去现实
社会经济基础(无地的地主、贫困的富农、无产的资本家),故阶级路线命脉只能
系于出身。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血统出身几乎已是正统派唯一可凭
借的厮杀武器,从而才份外残暴血腥。在此形势下,血统论与反血统论的出身论分
别成为正统与异端的思潮集中体现,并成为文革贯串始终的深层矛盾。宋氏等人将
二者并列为“异端”,足见歧误之大。

  文革中的正统与异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最高权力层各有其依据支持,也
均受过打击(文革的反复剧烈震荡正与此有关),这对立的双方都曾既是最高权力
层的拥护者又同时是反动派。准确地说,文革中的主题与异端是在不同方面与不同
时期分别成为反对派和拥护者的。这一现象表明,并非仅仅在“两个司令部”或“
两条路线”的意义上,而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最高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或“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自身,就存在着正统与异端的双重性质。

  纵观文革全程,毛泽东热烈支持过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的红
卫兵,并怂恿他们以“破四旧”的形式将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家家户户,后又因“
联动”的强悍保皇态度而将之镇压。与此相比,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支持是文革中更
为基本的倾向,它集中体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
13期社论,以及为造反派首次大规模平反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紧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这两个导致造反派兴起的关键性文献中。
“一月革命”夺权则是毛泽东文革造反路线的高潮阶段。但当造反派的“改朝换代
”革命威胁到包括毛在内的执政党体制根基“无产阶级专政”时,毛便以对“怀疑
一切”的极左思潮的批判与清理阶级队伍来镇压。当面临正统派于“九·一三”事
件后稳步获得控制权的威胁时,1975—1976年,江、张、姚、王“四人帮
”却重新接过极左派“新阶级”异端理论,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角度,空前明确地
将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确定为以法权为基础而占有财富地位的官僚资产阶级。

  毛泽东兼具正统与异端的二重性格,根源1949年建国后毛对社会主义社会
阶级、阶级斗争的双重概念,以此线索疏理当代中国政治演化史,这是一个远超出
本文任务的重大课题。针对宋文的异端分类,在此须作强调的是,宋文列举的文革
三大极左思潮(“打倒新生官僚特权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阶级关系
大变动论”)其实均直接源自毛泽东及其文革集团。

  早在1964年对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即明确提出:“官僚
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⑾在稍后颁发的中共
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毛更明确提出了斗争重点是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文革“十六条”最重要的规定。在1966
年8月2日至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称“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
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⑿。1967年“一月革
命”中曾命名“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
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明确提出:“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
则”与“自下而上地”夺权,将之提到巴黎公社原则的当代发展高度……可以说,
无论《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或是康生(接见广西党校系统的讲话,19
68)点名的四大极左思潮代表作〈省无联纲领〉、〈中国向何处去?〉、〈今日
哥达纲领〉⒀、〈川大“八·二六”必胜〉,其基本理论与关键概念均源自毛泽东
(包括更早的中苏论战的《九评》)。至于“阶级关系大变动”及财富、权力的再
分配,更直接出自1967年春流传开来,后由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刊布的毛泽
东关于《战国策,触砻说赵太后》的评论。因而,象宋著那样将毛泽东简单化为对
造反派的谋略利用、夸大文革的权术作用,显然是有违史实的。

  然而,无论是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领导集团,或是基层造反派,其异端意向必
须以正统性(基本是“人民主权”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两项资源)为合法性前
提。毋论“打倒官僚特权阶级”之类极左思潮是“人民主权”与“马列主义意识形
态”的直接发挥,即使是遇罗克“出身论”这类极少数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异
端思想,也依然要以“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之类“社会
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为由,为“一切革命青年”争辩平等权利⒁。由此我们才
会深入一步地理解这样一个表面看似奇怪的现象:何以在毛泽东中央文革集团讲话
乃至社论、决议公告中,“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帝修反”之类正统口号
式字样几乎总是如影随形地与异端指向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
大量的当权派”并提共存。如前所述,如同辱骂中最狠毒的词语或巫术咒语,“国
民党”、“反共分子”、“特务”之类名称在当代中国大陆政治术语中不单指称着
敌方的要害,它亦是正统根基所在。因而,在重大决议和关键时刻指控“国民党反
共分子”、“叛徒特务”,不仅是仇恨情绪的发泄,而且是正统资格的占有;在对
付威胁到体制本身的极左异端时,它作为最严厉的敌我矛盾性足可守护正统;在对
付反文革保守正统派时(如康生击败赵建民所运用的),他又是抢先一步占有正统
资格,以保护自己,震慑对手的政治手腕表现。他们都共同地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及
其文革领导集团正统—异端二重性。

四、后文革时代:从阶级斗争走向民族主义

  从表面上看,文革确乎是正统派的胜利。但文革领导集团之所以失败,早在1
967年秋季当局第一次镇压极“左”派而毁其自身社会基础时已成定局。文革当
局“左”、“右”轮番打击的后果是,中国大陆各派,无论正统与异端均已不堪压
迫。1976年“四五”运动时,当局却已成为众叛亲离的全民公敌。文革领导集
团被捕判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对文
革的全盘严厉否定,似乎是文革以前十七年正统体制派的胜利。

  然而,文革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受诅咒的罪恶灾难化身,这一大陆流行的政治
文化概念,恰恰包含着对集正统与异端于一体的文革双重的否弃。正统与异端彼此
间的冲突及其共同厄运,以及中国社会在文革中的整体性创伤,使文革运动同时成
为对包括“正统”与“异端”在内的中国各阶层、各派别势力的改造。包括执政党
在内的对文革的全民反省,势必同时是对作为文革重要根源基础的传统体制的反省
。从而,1976年不仅是文革的终结,同时也是改革正统旧体制的开端。

  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与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
示报告,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宣布地主与富农分子“当中的绝大多数已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给与多年来遵纪守法的地富反坏份子以社员待遇,
他们的子女将不再受歧视与限制而享有公民权。从此,中国大陆不再有作为社会学
意识上的敌对阶级(所谓“黑五类”)。

  但本文前述三项“正统”资源的分析却表明,这两个看似一般的具体政策文件
,实际否弃了当代中国大陆执政党体制赖以行使专政最关键的阶级分野设定,它意
味着1949年建国以来“正统”权威合法性三项资源中最为强硬的一项资源在文
革以后的失败,继而作为权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于90年代后衰落,传统权
威结构中仅存“人民—民族”一项。与之相应的是,如果说,为文革异端所执着的
“新阶级”当时还是不成熟的特权阶层(王绍光等人所强调的),那么在权力社会
向财产社会转换的今日,那个新阶级已趋成熟⒂。作为掩护这一要害的新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权威合法性的最后支柱。然而,不管怎样,与1905
年清廷宣布废科举这一终止中国封建体制命脉的历史性事件相仿,这两个终结阶级
成分的文件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样是中国大陆
社会现代转型划时代的里程碑。

〖注释:〗

⑴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号。以下凡引此文,简称宋文。
⑵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以
下凡引此书,简称宋著。
⑶ 例如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10月号。
⑷ 参阅杨氏为宋氏所作序一,页1。
⑸ 王兆军:《谁杀了林彪》(台北:世界书局,1994),页264。
⑹ 同注⑴,页60—61。
⑺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⑻⑾⑿ 同注⑺书,页83;589;53。
⑼ 引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北京:求实出
版社,1989),页274—75。
⑽ 杰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捕入狱。该书在前苏联与东欧一直是禁书。该书中
译本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1981年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
论室作为与国内非法异端思潮参照的反动作品加按语内部发行,迄今仍属禁书。
⒀ 华林山在〈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一文中引作〈新的哥达纲领批判〉,见《二
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号,页52。但
据我所保存的原始传单,两份不同版本记录均作〈今日哥达纲领〉。
⒁ 无意识形态保护衣的异端很难在中国大陆成为思潮立足,而自始即是专政对象
而不是论战的对象。遇罗克被万人大会公判处死,一个致命原因即其淡薄的意识形
态色彩而成为“反动”异端。
⒂ 参阅米伸夫对苏联东欧相同情况的分析,参米氏著:〈俄国的两次革命:19
17与1991〉,《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
7年10月号。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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