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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答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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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永毅


      大陆学者云林先生与拙作,拙文商榷的<文革异端的判别标准>读后,[1]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他激烈辩驳的"作为文革研究关键概念"的"异端",而是云文所代表的目下文革研究中的一些值得警觉的倾向.简言之,我之所以无意与云林先生再商榷"异端"的概念,是因为作为云文论战主要理论对象的"异端"与拙著所界定的"异端思潮"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按拙作的界定,文革中的"异端思潮"主要是指"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其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毫无疑问,这些孕生流衍于民间的"异端思潮"与中共上层的权力,派别斗争风马牛不相关.为了使这一思潮区别与任何个人的反毛反体制的行动,我进一步说明连张志新,王申酉等人都不在论述范围之内,因为"他们先知先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2]不无遗憾的是,云林先生在驳斥"宋氏异端说"时,抽去了主词"思潮",却把形容词"异端"按他的"形式逻辑"延申为包括任何上层权力斗争中的反对派--从刘邓陶,诸老帅到林彪,陈伯达--的另一概念.尽管我颇为赞同云林先生对此类异端说(如"林彪异端说")的鞑伐,但又不得不申明这实与"宋氏异端思潮"说无关......    与此相反的是,云文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并觉得有必要写下这篇"批评回应"与他作较深入的商讨:1)造反派,保守派与异端思潮的关系,即时过三十二年后的今天,是否还应当用文革中的派别斗争的思路来划分,界定与研究文革中的"异端思潮";2)联动思潮的历史价值,即如何跳出当年派别斗争的巢臼,给这些文革中同样受到毛泽东们大加鞑伐的"右"的"异端思潮"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3)吉拉斯的"新阶级"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异同,即在今天如何清楚地认识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3]的内在矛盾性以及它对毛权力角逐私利的高度服从性.这里,我还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由于云先生狭隘的派别立场与笼而统之的派别分析,导致他的文章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与文革"异端思潮"相关的基本历史事实--这又是当前文革研究中另一个值得一议的倾向.

  造反派·保守派·异端思潮

       令人微微一惊的是:对文革中"异端思潮"与正统思想的划分,云文仍滞留于三十余年前的"造反派","保守派"的派别立场.按云先生的诠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其正统派是以守护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点,以'十七年'旧体制为依凭,以'地富反坏右'传统阶级敌人为打击对象的保守派,它不仅包括'血统论'的红卫兵,'联动'与文革初期公开的'保皇派',而且还包括'一月革命''保皇派'瓦解之后依托某一稳健造反派聚集为合法革命组织的'新保守派',如招纳了部分老红卫兵的北京中学生的'四·四派',......异端派则是以'继续革命'为大旗,反'十七年'旧体制,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革命对象的造反派,其典型代表是反抗'西纠','联动'的'四三派','出身论',湖南'省无联',川大'八·二六'等激进反体制派."[4]且不论这种分析在理论上的偏误,就史实而论,它都丧失了历史研究对其的客观真实性的起码要求.    其一,文革中的保守派或'新保守派'是否只以"'地富反坏右'传统阶级敌人"为"打击对象";反之,造反派又是否只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革命对象"?只要稍有历史常识,便可发见这一论断与史实之不符.运动初期风行北京的老红卫兵的"造反歌"的第一句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里的"黑帮",上自"三家村",彭陆罗杨,下到被他(她)们残暴地打死的校长和支部书记们,恐怕不是"传统阶级敌人",只不过是已被宣判的"死老虎"或党内的级别稍低罢了.被云林先生称为"新保守派"的诸派别--无论首都中学的"四·四派"还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的批判从来不遗余力.此外,文革中的造反派对"传统阶级敌人"也从不见得手软.只不过他们崛起于反对走资派和工作组的"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之中,主要的斗争对象有其阶段性的偏重罢了.对于文革中群众中的派别斗争,早就有有识之士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比喻为"比赛革命的革命",即"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权威支持的竞争."[5]此外,把北京的老红卫兵划为"保守派"也是一个大可商榷的论点,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只不过他们大都以更正统的立场去造"正统"的反罢了.即便是"批判资反路线"中崛起的群众造反派,他们中虽有原体制的受害者和异端思想的萌生者,但后者却从不是造反派的主流和核心.    其二,云林先生的"派别分析"无视这样一个历史史实: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在其诞生之初便不仅受到保守派的围剿,也同样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有时,来自造反派的批判往往更为激烈.而这种思考的超派别性,正是异端思想者们某种自觉非自觉的宝贵追求.<出身论>初稿于1966年7月,当时文革中大规模的派别斗争尚未形成.在它流传于民间的1966年底,正是派别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但遇罗克却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关于这一笔名起源时他说:"我不喜欢什麽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6]--由此可见,遇罗克一开始就设法使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受肤浅的派别干扰.<出身论>刊出后,不仅受到血统论的维护者"联动"等的冲砸,"四四派"的咒骂;同样受到过来自"四三派"和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首都三司"的批判.蒯大富就在不同场合骂过<出身论>好几次,并切断过《中学文革报》的印刷纸供应.为此,遇罗克曾愤而下过与蒯公开辩论的"战表".[7]    另一篇文革中异端思潮的杰出代表作,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尽管文章的三个年轻的作者都是广东"红旗派"的革命造反红卫兵出身,但他们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独立思考却遭到了号称激进的"红旗派"众多造反派头头的激烈批判.日处百万之众围剿中的李一哲们甚至在扼腕痛惜之余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最典型,最忠诚,最坚决的造反派,而他也正是最顽固,最反动的保皇派.他们造反,要保卫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毛泽东'专制制度.他们和宣集文一样,敏感地发现了李一哲萌生的自由化民主思想,他们甚至是比官方更加不能容忍的".[8]此类例证在文革史上并不鲜见.湖南省无联思潮曾为该省最大的激进派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所坚决抵制,[9]武汉的"北,决,扬"思潮似乎也并不受该市最激进的"三钢三新"的支持[10].至于北师大井冈山兵团沾有"五·一六思潮"的诸头头们对团内主张"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思潮"的无情围剿;[11]上海三个最著名的异端思潮组织"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和"胡守均小集团",竟自始至终受到来自"红革会"--一个同样因"炮打张春桥"而受迫害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攻击......[12]则揭示了不为人注意的异端思潮研究的另一侧面:它们也有高下之分,深浅之别;它们所依托的各派群众组织甚至还有因为派性等原因互相攻讦的一面.由此,也更说明了把对异端思潮的理论分析建筑在当年两派斗争的地基上是何等的脆弱浮泛.    纵观文革的全过程,只要不是至今仍固执于当年的某派立场而一叶障目,便不难清楚地看到文革中的异端思想者从来就是少数,他们中优秀的代表作更从来就代表着一种超派别的独立思考.一个显而易见的史实是:文革中的多数的造反派在运动中只注重于打倒某些具体的走资派,并设法使自己或自己这一派取而代之.夺取权力后,造反派头头们又大都迷恋于权力本身,很快成为新官僚阶级中的"暴发户".他们从来没有挑战过毛泽东的正统地位和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而只是设法使自己成为毛泽东所建立的更专制的专制制度中的一员.而那些优秀的异端思想者们的则一开始便注目于如何推翻整个特权阶级,改造整个权力机构,并进而用民主与法制来确保人民的平等权利.如果说前者的"反抗"仅是初级的,感情发泄型的,那么后者则是理性的思考,并明显地带有反体制的倾向了.把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都说成是"反体制"的"异端派",其实是对造反派的一种人为美化;从而把复杂的历史按当年的派别利益不负责任地简单化了.

  伊林·涤西vs.杨曦光;联动vs.朱成昭

      循云林先生的思路,把上述二组人物放在一起,并研究他们思想的同一性乃至某种超派别的承传性无疑又是一种"冰炭同器"的"学理逻辑上的混乱."[13]因为写作《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伊林·涤西,一向被认为是保守派掀起的"十一月黑风的第一个黑子弹;"[14]而写作《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则是最激进的造反派湖南省无联的思想家.联动是在"批判资反路线"中和造反派,尤其是首都三司极端对立的高干子女组织;而朱成昭却正是被联动多次冲砸,扬言"砸烂"的首都三司的"司令"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然而,历史并不是书斋里的学理,对于风诡云谲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超越常理的矛盾其实正是它蕴含真谛的某种复杂表现形式.    1966年11月15日张贴于清华园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不仅在文革史上第一次正面挑战了林彪制造的个人迷信,还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一提法比云文提及的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提法要早得多,比毛泽东在运动初期关于"巴黎公社"的许诺也显得更完整,更激进.因为它已要求对"陈旧的"国家机器进行"强大的摧毁"和"强大的炮轰".[15]耐人寻味的是,这篇"保守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作据说曾经北师大造反派的"新思潮"思想家"李文博所修改".如果联想到李文博等人早在1966年10月就喊出了完全相同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号,这一有形的思潮上的承传还是极为可信的.[16]    1968年1月6日,由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对这一思想作了更为系统具体的发挥.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总论下,他已广泛地涉猎了"夺取军权","重新建党"等一系列如何砸烂的具体步骤.[17]只要对这两篇文章投去匆匆一瞥,便不难发现其理论主张的同一性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杨曦光后来在回忆他写作过程时也提到了他在北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所受到的"批判现存国家机器"的思想的影响,[18]两者有形无形的思潮上的承传性还是有迹可寻的.    或许,联动思潮对朱成昭的影响更能说明问题.尽管在联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十一月黑风"中,朱也带领三司抓过联动.但联动对中央文革一系列出尔反尔行为的公开炮打,对毛泽东的"左倾机会路线",尤其是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黑暗面的公开揭露,却都使朱"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19]1966年12至1967年4月朱开始和联动头头周某某,丁某某,顾某某,彭某某等人密切来往.朱尤其欣赏作为联动思想组织纲领的《秘字003通告》.[20]在他们对文化革命的共同议论互相影响中,朱和他周围的"一批人"(当然是三司或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头头们)的思想走的比联动思潮还要远得多.不仅对江青,陈伯达等文革集团成员在运动中翻云覆雨,文过饰非的权术手腕有过淋漓尽致的揭露,甚至如他自己后来在检查中所说:"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21]不仅对文革,对整个十七年的中共专制朱也有了独立的理性思考.例如,朱成昭认为:"五七年的反右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反对党的基层干部就是右派吗?可是就是不承认";"他们(指中央文革)对三面红旗就是死卡住不承认错.你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农民过得什麽样的生活,现在讨饭的很多."[22]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是决不会容忍造反派队伍里有这样一个异端思想家的,朱成昭很快便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分子"并迫害致死.    如果说从上述两组历史人物的思潮承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什麽,那么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固有高下深浅之分,派别对立之争;但优秀的异端思想者们却少有凝固的门户之见.颇具反讽性的是,他们在史无前例的"比赛革命"的狂热中汲取着对方的"反革命思想"的精华,并使自己的异端思潮日趋成熟起来.这方面,李一哲大字报对省无联思潮的扬弃又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果按派系划分,省无联与李一哲都属于造反派中的"极左派"的新思潮.但李一哲们已不象省无联那样再主张打倒周恩来以及一大批共产党老官僚,相反坚决地反对文革集团.王希哲后来解释了这一变化:"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级,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23]毫无疑问,这一变化代表着李一哲们对人民利益而不只是派别利益的更高思考.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探讨一下联动思潮以及被云林先生称为"正统派"或"新保守派"的异端思潮了.云文竭力否认它们是异端,理由是"反文革的异端身份的确认,今日已不仅是事实判断,更攸关道义价值而成为某种资本".另外,"1978年,大批造反派头头被作为'三种人'清算逮捕的形势下,某位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赦免文革中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西纠','联动'红卫兵抄家人命案的刑事责任,表面理由涉及'未成年',而未明言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是反四人帮的."[24]这里,有两点是我所不敢苟同的.其一,文革中衍生的异端思潮并不等同于今天才为人们觉悟到的真理.从今天的理论高度回望,事实上也没有一种异端思潮是尽善尽美的.对异端思潮的认定应当只服从於历史的"事实判断,"而不是服从於今日的"道义价值."共产主义革命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大的异端思想,历史研究者们不能因为它今天在道义价值上的普遍被否定而不承认它为历史上的异端.其二,我们不能循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一定要拥护"的思路来研究历史."某位国家领导人"不公正的荒谬批示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对着干",把联动重新定为"反动组织",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保守派"加以一概否定.    不错,联动思潮中血统论部分并没有什麽正面的历史价值.拙作中对它早已有过系统的批判.[25]但把它列为文革中诸多异端思潮的一种只是承认一种史实而无关历史评价与"道义价值."反之,联动思潮中不少宝贵的思想--如对毛泽东"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文革如"斯大林时期大疯狂"的批判;对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黑暗面的揭露,以及"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的呐喊等--却不能因此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到垃圾堆里去.尤其是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家庭背景,他们对中共上层黑暗面的公开揭发往往异常激烈并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一方面,这使他们中终于杀出了魏京生这样的彻底叛逆者.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揭露的挑战性与公开性,对于所有卷入文革的群众,都有其心灵的震撼.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文革中异端思想者们和那一代青年的思想成熟过程,便会毋庸韪言地发现:对毛发动文革的实质--作为一种中共上层黑暗,肮脏,残酷的权力斗争的认识,常常是他们醒悟的起点或共同点.笔者在北美采访过不少后来参加地下读书运动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都谈起他们固然是联动血统论的坚决反对者,但联动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揭露,却都使他们对毛泽东们指导文革的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的纯洁性在朦胧中有了一丝疑惑.联动思潮的历史价值由此也略见一斑吧.    最后,云文对拙作把联动思潮称为"右翼异端"颇有微辞,认为"严格地说,1957年党外反右运动与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样的思潮才是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形态"相提并论的右翼异端.云林先生的这一说法本身就有史与论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无论是1957年的右派思潮,还是1959年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形态"差之千里.其次,拙作的原文是:"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按云文随后自相矛盾的陈述:"文革中与'左派'及'极左派'对立的保守派也被称作右派".[26]因而此中之"右",不过是文革中的一种惯称.而云文所表现出的说"右",一定要右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形态",道"左",则只能认定只有"极左派"才是异端派的的思维方式却大可商榷.    

  吉拉斯的《新阶级》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

      如果说云林先生在前面两个问题上的偏误主要出自派别立场而导致的对文革异端思潮基本史实与进程的错误描述和判断,那么,当他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与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论相提并论时,他实在是犯下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误读.云文写道:"'新阶级'观念将统治阶级从'革命的无产阶级'划入'新型的剥削阶级'.从而,这一理论根本上剥夺了当权者的权威合法性,而成为'正统'观念最危险的'异端'敌人.这也正是权威意识形态体制下异端思潮的起源,因此,造反就是'新阶级'观念的继续革命."[27]--一言以蔽之,毛的"继续革命"论所煽起的造反运动就是吉拉斯的"新阶级"论的完美实践.云先生的这一基本立论实在是糊涂之见.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体系的一种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开明宗义地说明:"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宗教性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主义".[28]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却恰恰是要维护斯大林主义,建立一个比斯大林更为专制的中国式的封建法西斯的的毛专制.由于毛的"继续革命"论本质上是对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实用化,无论他本人还是整个文革集团都没有过一篇系统化的论著,而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要点"和"语录".文革中唯一的一篇公开论述过毛的"继续革命"论的是发表于1967年11月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该文把毛的"继续革命"论归纳为六个"理论要点":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3."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5."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更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在上述支离破碎并缺乏内在逻辑的"要点"中,第1,2,6点浮泛空洞,第3,4,5点似乎才是该论的重点所在.我们不妨就把它们和吉氏的"新阶级"论作一个粗略的比较.    毛泽东的所谓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全面专政",其实是为了铲除十七年内有限的文化学术自由,建立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由此,大规模地打击任何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斯大林式的全民洗脑("接受再教育"和所谓的"斗私,批修"),总之,是为了推行某种思想暴政.而吉拉斯却是这种新阶级的思想文化暴政的坚决反对者.吉氏认为:马克思学说一开始就"特别狭隘而具有排他性",经由列宁和斯大林完成了对文化艺术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思想上的专制暴政"("Tyranny over the Mind").而结果只能是造成"知识的普遍贫乏"和科学,艺术,文学,电影...所有领域的全面大退化.而新阶级"为了他们私利而窒息知识界任何不同的思想以及对思想本身的暴政,将把共产党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29]    吉氏的"新阶级"说把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都认定为"新阶级",因为他们实际上占有了国家生产资料并剥削压迫人民.这里,吉氏依据的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按这一学说,斯大林--毛泽东本人才是这一新阶级的总代表.与此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承认整个中共官僚集团都是"新阶级".他的"走资派"说首先划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其次,又有所谓"两条路线"之分.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不在"走资派"之列.此外,毛氏的"党内资产阶级"完全按思想意识为依据划分,这样,毛和他的追随者们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的政敌,他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党内有自由化倾向的干部打成"走资派"而清洗掉.而根据近年来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毛泽东本人才是这一新阶级最腐化堕落,骄奢淫逸共产君主.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王若水,曾发表过不少从纯理论的角度批毛的文章.但最近他在仔细研究了毛对刘少奇等人的"继续革命"的史实后得出了这样一个彻悟的结论:"并不是毛泽东先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动文革;相反,毛泽东是先要搞文革,然后发明出一套理论,来使这个行动合法化,合理化.也不是毛泽东误以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因此才要打倒他;而是毛泽东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要打倒刘少奇,因此才给他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30]对堂皇的革命理论掩盖下的肮脏的权力角逐,吉拉斯的《新阶级》也有过相似的洞见.他在揭露了当年斯大林为了争夺苏共的最高权力不惜诬陷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人为"间谍,""特务"后写道:"即使他们没有这种主观愿望,共产党人都必须是占有者和专制暴君,并为了这一目的而不择任何手段.这是因为是这一制度本身在迫使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尤其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在道德,理性运动的外表下不择手段."[31]无论对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对它的翻版的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王氏,吉氏的见解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皮相看去,毛泽东想用群众运动来消灭或限制走资派.但如上所述,毛氏的"走资派"的概念其实是吉氏"新阶级"论的一种理论偷换.虽然这种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有利於异端思潮的孕生,但就其总体来说,常常沦为专制者建立新暴政的一种工具."其次,这种意识形态使群众暴力进入上层政治斗争合法化......利用,操纵群众运动都成了党内政治斗争不可或缺的手段,文革就此陷入了政治迫害的狂潮."[32]与此截然相反,吉氏的《新阶级》表现出对新阶级的群众性暴力深恶痛绝.虽然吉氏无法预料到数十年后的文革,但他在书中借用陀思脱也夫斯基笔下人物之口嘲讽过在"专制暴政"下追求"平等",参与群众性暴力的"奴隶"们:"在这一社会里,...群众都是奴隶并平等於他们的奴隶地位.但为了这一伟大的平等,他(们)甚至不惜拥护诽谤和谋杀...奴隶必然是平等的,但这里的自由和平等从没有摆脱专制与暴政."[33]优秀的异端思想者遇罗克对这种群众运动早有清醒的认识.1966年8月3日,他厂里的群众揪斗一个"走资派",并让他淋在雨中.遇罗克十分不满这种暴力形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尽管遇对这个"走资派"平时养尊处优,搞空头政治,为一己私利服务不满,但他更不满群众的造反内容:"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篡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34]遇罗克的不满其实正抓住了这种毛式群众运动的要害:其一,暴力迫害的形式;其二,内容上要建立比"空头政治"更荒唐的个人迷信与独裁.    如果说上面的对比说明了毛泽东与吉拉斯的的更本不同,那么当云林先把"继续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异端"来论述时,足见歧误之大.另一个异端思想者王希哲在他那篇著名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总结毛的继续革命论的欺骗性以及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    毛泽东并不讨厌这个制度.前面说了,他只不过嫌党内总是存在着一股反对的力量使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摆布人民.他要清除这个反对力量.但到哪里去找支持他的力量呢?我们已经知道一九六二年在党内的合法斗争的轨道上,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除了欺骗人民,利用人民,别无他法.而要欺骗人民,就要把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蔽起来,粉饰起来.于是,毛泽东告诉人民,那些反对派们都是一些很坏的家伙,是一些官僚,他们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荏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反对派打倒而让毛泽东永远在台上.理论上这就叫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毛泽东之外再没有别人了![35]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当年那些优秀的异端思想者们大多是清醒的,而今天的云林先生却仍书卷气实足.

      
  注释

  [1]云林先生的文章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2月号.以下凡引此文,简称云文.[2]宋永毅,孙大进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页13-14.[3]关于这一命题的提出,见龚小夏中文论文<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载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Pleasanr Hill,CA: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页316-331.对此更详细的论述,见她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Repressive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Victimization:Patronage and Persecu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5.[4]同注[1],页67.[5]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北京之春》(纽约),1996年6月号,页18-23.[6]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光明日报(北京),1980年9月21-22日.[7]见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载《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页174-175;陶洛诵:<我和遇罗克的一家>,《中国之春》(纽约)1988年7月,84页.[8]王希哲《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学,1996年,页127.[9]以叶卫东为首的撓娼?缋讛总部早在1967年8月12日,11月24日(康生等人公开在全国范围内点名批判撌∥蘖?汲睌半年之前)就多次发表公开声明批判撌∥蘖獢,指责其撆诖蛭薏?准端玖畈繑的摲锤锩?形*.*可参见<反革命大杂烩撌∥蘖獢罪恶史>(长沙:《湖南简讯》编辑组),1968年2月20日.[10]据笔者1997年2月对原武汉撔禄??成员,旅美作家徐明旭先生的访谈,他在文革中亲眼目睹了原武汉撔禄??的造反派头头将摫*,决,扬*思潮的代表人物鲁礼安等人打成摲炊??鷶,并残酷批斗的过程.这也可参阅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09-221.[11]参见北师大《井冈山》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27日,4月10日.[12]同注[2],页417-424.[13]同注[1].[14]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兵团印),页130.[15]同注[2],页233-240.[16]红色游击队:<从四个回合的斗争看兵团撔滤汲睌反动本质>,《井冈山》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1968年4月10日.[17]同注[2],页274-299.[18]杨小凯:<撝泄?蚝未θ?大字报始末>,《中国之春》(纽约),1990年12月号,页66-69.[19]朱成昭:<我的检查与交代(1967.8.15)>(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印),页3.[20]据国内学者印红标教授的考证,这一通告的作者似不是北京联动成员而极可能为各省市的联动成员.但这一通告仍是联动思潮的思想纲领之一.[21]<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的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红鹰》(北京轻工业学院红鹰兵团主办),1967年8月31日.[22]同注[19],页9.[23]地质东方红<红色造反团>,<620革命造反兵团>:<再版朱成昭及其同伙反动言行的第一批材料>,《内部参考》,02期(北京:清华井冈山作战部第四动态组),页5.[24]同注[1],页64-65.[25]同注[2],页20,24-25,30-32,77-82.[26][27]同注[1],页66-67.[28]Milovan Dj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New York:Praeger,1957.Vi-vii.[29][31][33]同注[28],页146,151,163.[30]王若水:<毛泽东为什麽要发动文革:我的一些看法>.明报月刊(香港),1996年10月,页30.[32]同注[3],页327-328.[34]同注[6].[35]王希哲:《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1年,页108.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第119-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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