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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乃龙:往事追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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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一) – 斗私批修

发表于 2013 年 12 月 01 日 由 吴乃龙


“斗私批修”是文化革命中最常见的活动之一。简要地说,就是用马列毛斗自己的私心和批修正主义。不过,到了民间,一提“斗私批修”,大家只想到“斗私”,和自我批评差不多。

“批修”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火一点没关系。“斗私”是对自己开火,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斗私”活动中没有人会说真心话,只是讲些无关痛痒、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趁机给自己评功摆好。这和你找工作去Interview(面试), 被问到“你的最大弱点是什么?”时你的回答差不多。“斗私批修”引出的闹剧连连上演,很是可笑。

(一)聂元梓的“反动言论”

聂元梓是文化革命中响当当、当当响、不敲也响的革命左派,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工作组被赶走后,1966年7月聂元梓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9月,转正为校文革主任。聂元梓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但是,聂元梓的文化水平很低,只是个初中肄业生。大庭广众之下讲话,难免露怯。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敢私下议论。1966年底开始,“反聂派”逐渐形成,开始公开嘲笑。

1967年元旦刚过,聂元梓在一个大会上做报告,宣讲大好形势。“工业生产又提高了一成。”稿子念到这里,聂元梓脑子犯了糊涂,来了一句:“一成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引来一阵哄笑。中文系的才子才女们,更是挖掘聂元梓讲话中的低级错误,作诗调笑。“顿顿静河批赫秃,假洋鬼子乃狂徒。披荆斩辣君莫笑,贱妾从来不读书。”说的是聂元梓做报告批判修正主义,喊道:“我们要狠批赫鲁晓夫写的大毒草《顿顿的静河》!”还有:“我们要揪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假洋鬼子!”致于象把“披荆斩棘”读作“披荆斩辣”那样的错误,则是经常发生。还有一首诗,只记得最后两句“心非古井水,怎不起波澜。”影射聂元梓是破Xie。这当然是拿不出真凭实据的啦,属于无稽之谈。不过,也真有很搞笑的时候。场景如下:一群反聂派和一群保聂派辩论。反聂派最后拿出杀手锏,一同学骂道:“聂元梓是破X!”保聂派一时语塞。一同学慌不择词,反驳道:“那是生活问题!”反聂派同学立即回应:“生活问题?给你找一个这样的老婆,你受得了吗?”于是乎不分派别,都笑翻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就这样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文化革命时期,发生过许多安全事故,因而涌现出许多英雄。正所谓:“一个事故,一批英雄。事故越多,英雄越多”。在四川的32111钻井队就是一个典型。1966年6月钻井队发生油管破裂重大事故,烈火烧死烧伤多人,也产生了一大批“与烈火英勇搏斗”的英雄。这些英雄在1966年“国庆”前后在北京到处做报告,宣传英雄业绩,兜售他们原创的豪言壮语:“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些英雄做报告,当然不能把文化革命的圣地北京大学给漏了。一天晚上在五四运动场的主席台上,聂元梓主持大会。英雄们做完报告,聂元梓亲自带领喊口号:“向英雄的3211钻井队学习! 向英雄的3211钻井队致敬!” 聂元梓的跟班发现不对,抢着喊“向英雄的32111钻井队学习! 向英雄的32111钻井队致敬!” 特地把 “32111” 的最后一个“1”喊得音量高出5分贝,时间延长5秒钟。可是聂元梓那个猪脑袋,一点都觉察不出来,仍然在高喊“向英雄的3211钻井队……!”那个跟班喊得声嘶力竭,气得脸发青,急得直跺脚。台下的同学们有的跟着喊“3211”,有的跟着喊“32111”。更多的同学是看着这种情景在哄笑。“向英雄的3211……” 和 “向英雄的32111……” 的口号声同时在五四运动场的的上空回荡,好玩极了。

聂元梓的这些错误,只能算是笑料,算不上是反动言论。终于有一天,反聂派抓住了聂元梓的辫子。1967年,出了一个英雄李文忠。据报道,李文忠随部队去江西省“支左”(支持左派),因抢救落水群众和红卫兵而英勇牺牲,成为“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原创的豪言壮语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时间,颂扬李文忠的群众大会到处举行,北大当然也不例外。大会在大饭厅(如今的大讲堂)举行。聂元梓做报告,照着讲稿念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为我们树立了斗私批修的光辉榜样”,就没声了。过了半天才嘣出“李文忠”三个字。

散会不久,井岗山广播台就播出文章,声讨聂元梓。“聂元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罪该万死!”播音员气势凶凶地批判道:聂元梓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为我们树立了斗私批修的光辉榜样”,就是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也有私心,也要“斗私批修”,成了群众学习的榜样。这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广播台的机务人员把偷录到的这段话复制了一份,立即送往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看官,您明白了吗?“斗私批修的光辉榜样”后面有没有“李文忠”三个字,意思完全不同。没有这三个字,进行斗私批修和成为榜样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有这三个字,进行斗私批修和成为榜样的人是李文忠。汉语博大精深,可见一斑。我敢打赌,你没法把聂元梓的讲稿和井岗山广播台的批判文章准确翻译成英文。那复制的录音磁带里,当然没有“李文忠”三个字。磁带送出去以后,没有得到从公安局来的任何回音。那井岗山广播台的人是不是失望了?绝对没有。谁都知道,那是趁机骂聂元梓,讥笑她连稿子都念不通顺。

(二)有其父必有其子

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北大后,掀起文化革命的新高潮。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搞得有声有色。我们年级90多个学生,经常在男生宿舍39楼第5层楼梯口旁的楼道空地上开讲用会,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同学甲就是其中的一个。同学甲的父亲曾经是小商人。同学甲在年级大会上发言说,他父亲是奸商,他坚决和父亲划清界线。每个周末回到家里,都要把他父亲叫到他的房间里,接受他的批判。有一次,父亲不在家,他就写了批判稿,放到他父亲的房间里桌子上,勒令其写深刻检讨,等他下周末回家后检查,接受批判。同学甲立场坚定,成为讲用榜样。

转眼到了1970年初,要毕业分配了。学校财务科发通知,要曾经领取助学金的同学们填表,写明自己助学金的变动情况,何年何月到何年何月领取多少。把填好的表直接上交给年级工宣队。为什么这样做呢?学校财务科有经验。班生活委员按月到财务科领取全班同学的助学金,再分发给每位同学。有的生活委员可能从中作弊。如果某同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转或觉悟提高,自动放弃全部或部分助学金,则向班生活委员声明,没有别的手续。班生活委员负责向财务科报告。从下个月开始,生活委员向财务科少领,向该同学少发。但是,有的生活委员不向财务科报告,不少领,却少发,把差额据为己有。嘿嘿,毕业分配前夕检查,谁也甭想蒙骗精明过人的财务科老爷。

同学甲是班生活委员,被查出有作弊行为。不过,同学甲很有心计,把从中获得的120元存进一个单独的银行帐户。(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少的钱。学生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15.5元。)他的如意算盘是:等到毕业后,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如果毕业前被追查,可以找借口解释。

同学甲被迫在年级大会上做检讨。当初批判奸商父亲的英雄气概不再,而是低着头“斗私”。他解释说,他忘了向财务科报告。当时把少发给同学的钱存进银行帐户,要等凑成一个大数,再交给学校财务科。辩解说,银行帐户户主不是他的名字,钱不是他的。这种辩解当然哄骗不了人。同学甲被迫在年级大会上再次做检讨,声泪俱下。在欲言又止几次之后,终于承认这是贪污。那些当初就反感他编造故事、批判父亲的同学,趁机发泄了一通,高喊:“有其父必有其子!”

一个光辉的讲用榜样从此陨落。

(三)张绍宏的榜样

1968年8月进驻我们年级的工宣队,有一个名叫张绍宏的队员。此人不是正牌的工人,而是不久前才转业到工厂的转业军人。此人是个吹牛大王。他反复宣讲全军第二次学毛著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代表董小海的事迹,说飞行中队长董小海接受了一个重大任务,有30天准备时间。董小海用29天半学毛选。剩下的半天时间,对家人做思想工作,作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结果胜利完成任务。反复宣讲,我们的耳朵都被磨出趼子来了。有的同学一听他宣讲,就低声嘀咕:“这家伙又吹牛了!”

张绍宏非良善之辈,一心要抓反动学生,多次与学生发生冲突。他独出心裁,在年级里举办“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叫去受训。又办“红专道路学习班”,把一些被他认为是“白专分子”的同学叫去洗脑。他认为靠得住的学生,则树立为“榜样”,在年级大会上讲用。

同学乙是他树立的榜样之一,在讲用会上说:一天清晨,他起来准备到校医院挂中医号。去之前到洗脸间洗脸,看见一个水龙头在漏水。他没有管这个事就离开洗脸间去校医院了。到了校医院排在挂号队伍里,思想上进行激烈的斗争,认识到不为大家修理水龙头而为自己排队挂号,是“私字一闪念”。于是,他立即跑回洗脸间,修好水龙头后才再次前往校医院。结果,由于太晚而没有挂到中医号。但是,他心里非常高兴,“公字”战胜了“私字”,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资产阶级思想。在从校医院回宿舍的路上,迎着朝阳,情不自禁唱起“智取威虎山”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同学乙一讲完,张绍宏立即竖起大拇指,连声高喊:“榜样!榜样!”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得到工宣队的夸奖,同学乙喜形于色。谁都明白,表现好,将来毕业分配才能好。这个就不能算是私心啦。

由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方向性扩大化错误”,第一批工宣队、军宣队撤出北大,换成第二批。张绍宏也随之滚回工厂。1970年3月毕业分配,北大学生被扫地出门,百分之七十的同学被发配到“基层单位”。对地球物理系的毕业生来说,留校和去地震队就算是分得好单位。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年级的同学在第二教室楼开完会,回到39楼第5层楼道里领取毕业生派遣材料,才知道自己将要去的地方。有的同学非常不满,找工宣队理论,其中就有同学乙。工宣队员对他说,你的条件不够,不能去那些单位。同学乙这个“榜样”,最终没有沾到什么便宜。也许,如果张绍宏还在,可以照顾他一下。

转自 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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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二)- 商洛山中的厄运

发表于 2014 年 01 月 06 日 由 吴乃龙


1970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不久,厄运就降临到我头上。由于被人告发我有“恶毒攻击”言论和“偷听敌台”而几乎毁了一辈子的前程。如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

一. 毕业分配

19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学业中断。1970年3月毕业分配,我们象是垃圾,被扫地出门。又象是用过的抹布,被随手扔掉。分配方案由工宣队、军宣队决定,其间还有个别的学生“依靠对象”参与,完全是黑箱作业。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年级的同学在二教阶梯教室开完会,回到宿舍39楼第5层楼道里领取毕业生派遣材料,我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陕西省商洛地区,报到地点是地区专署所在地陕西省商县。这是我们班最差的分配。值得庆幸的是,女朋友和我分配在一起。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商县这个地方。拿出《中国地图册》,翻到陕西省这页,怎么也找不到商县。只好拿一根直尺,把尺上缘与地图最上边对齐,然后把直尺慢慢地往下平行移动。每当露出一个带红点的小圆圈,就看旁边的地名。花了半天功夫,终于在地图的底部找到陕西南部的商县。(我们至今保存这本地图册作为记念。)

凭发给我们的火车票,第三天我们登上从北京开往西安的直达快车。大约200名北大同学,挤满了两节车厢。这些同学来自各个系。分配得最好的是三、四十位去西安市报到的同学。其余依次是:关中,陕南,陕北。邓家小姐邓楠和男朋友张宏是物理系64级学生,分配到陕南的汉中地区,和我们同等待遇,正所谓“高官失势,子女与庶民同苦”。相信他们不是和我们一起挤那趟火车;否则,我可以认出张宏。(张宏是北大武术队队员,经常到我们宿舍找武术队的秦同学。)

次日到达西安。在西安住了两个晚上后,我们坐上早6点半开往商县的长途汽车。翻越秦岭,进入商县境内。穿过地势险要的黑龙口时,汽车上有人念当地民谣“过了黑龙口,别想往外走”。我听了,心凉了半截。从此以后,我们就要在这大山里待一辈子?半下午到达商县汽车站。跳下汽车,我一眼就看见先期到达的研究生侯汉清同学。他有些惊奇,对我说道:“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去商洛地区革委会报到后,我们住进建在山坡上、看起来象窑洞的地区招待所。虽然离开北京时知道商县是个偏辟的地方,作了思想准备,但是因为几天之内落差实在太大,心里还是难于接受。目睹破败的县城,环顾四周的高山,失望和凄凉袭来,我黯然落泪,叹息道:“太差了!太孤单了!” 女朋友走过来,拉起我的手安慰我说:“不孤单!不孤单!我不是在这里吗?”说着这话,她也流下了眼泪。

共有23位北大同学被分配到商洛地区,还要再往下分配。侯汉清同学和女朋友,化学系韩同学,以及我们两人,共5人分配到商南县。随后我们坐上由货车改装的长途汽车前往更加偏僻的商南县,一路颠簸。到商南县革委会安置办公室报到后,我们被县革委会“借用”,到商南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帮忙搞“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专案。我们住进县革委会临时隔成的一个小院子。3位男同学住一间,2位女同学住另一间。我们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了。

过了不久,听县革委会的人说,来了中央文件,说北大、清华的试点毕业分配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做到了三满意,即接收单位满意,家长满意,毕业生本人满意。我的火气还没消呢,就来了个三满意。什么三满意,起码本人就不满意。心里禁不住骂道:TMD的放P!(用商南话说是:日他爹,满意个毬!)

二. 祸从天降

按照惯例,我们要“劳动锻炼”一年,再重新分配工作。“借用”顶“劳动锻炼”。有这暂时安定的环境,我开始看书,主要是数学书,消磨时间。日子平淡无奇。8月的一天,记得是柿子成熟的时候,我突然被叫到县安置办公室,通知我立即去农村插队劳动。只有我一个人去,很奇怪。于是,我骑自行车,把一个行李箱先行送到生产队去。还没有出县城,遇到修街道,只好沿小路穿过一片玉米地去上公路。结果连续陷进泥坑,挣扎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完100多米长的小路。不祥的预兆浮现在我心头。果然,这是8年坎坷路的开始。

插队劳动的地方是离县城10公里的试马公社郭家垭大队第二生产队。刚到的时候,一位名叫陈忠谋的下放干部领我到生产队的一座公房安顿。这原来是一座庙,改建成4间房。进大门右手边第一间住着一个名叫老郭的单身老汉,陈忠谋住在第二间。左手边第一间是生产队的保管间。第二间就是我的“新房”,里面空无一物。陈忠谋帮我用土坯垒好台子,上面架一块大木板,成为我的床。他又给我找来一张很破旧的小桌,放在床边。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我数了数,桌面上有将近100个大大小小的坑。我用旧画报纸铺在桌面上,放上大号煤油灯,晚上可以看书,同时可以听到隔壁保管间里老鼠的吱吱叫声。每天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就沿屋前小路向各家喊话派活。我跟随社员干活,生产队长给我农具。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时体力不支。最受不了的是背红薯(当地叫“红苕”)。一背篓刚从地里挖出的红薯,少说也有100斤。背满满的一背篓红薯,青壮年男劳力都费劲。我难于承受。从红薯地到保管间,要走几百米到几里的路。中途我要把背篓靠着坡地歇几次。保管间前的一段路,常常要咬着牙才能挺过去。

熬过一个月,可以休息两天了。沿溪边小路步行大概10分钟,走上公路。沿着山间公路走2小时,才能到达县城。回到县城的当天,同学告诉我,要我去农村插队劳动,是因为县里収到了从北大发来的“材料”。我不得其解,因为在学校时我不紧跟工宣队,但也没有与工宣队对抗。我没有把柄在他们手里;否则,毕业前我一定会因此而挨整。我还得知,那个从商洛地区中级法院来的下放干部陈忠谋是受公安局委派,监视我的。我这才联想到,陈忠谋对我过度关心。比如,我外出,他会问这问那。我到公社代销店买日用品,他会主动陪我去。

在生产队劳动了大概两个月,我接到试马公社的通知,去几公里远的试马水库工地劳动,具体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柴油机发电站,为水库施工服务。于是,我带上行李,到水库建设指挥部报到。陈忠谋完成了监视我的任务,向县公安局汇报说,他没有看出我有什么反常的活动。(可见陈忠谋还不错嘛。)

年底有一天,我办事经过试马公社革委会大院门口,被公社干部叫住,随着他进了公社大院。我被叫进一间小屋,两位专案组的人在等着我,要我交待问题。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无从谈起。过了一会儿,县公安局的本地干部刘维秀走了出去。留在屋里的是从商洛地区中级法院下放到商南县的干部付广义,北京人。在借用到军管组办专案时,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小院子里,彼此有些来往。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向我透露相当详细的“案情”。他告诉我,是我的一位在华南农学院读书的高中同学叶策欣,在大学毕业(1970年7月,比北大晚4个月)前夕揭发我文化革命中“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还有当时在场的高中同学黎次镜做旁证。揭发材料从华南农学院寄到北大,从北大转到商南县。付广义提醒我说,写材料时不能写自己没有说过什么什么,没有做过什么什么。最后,他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他对我说了什么,要不然别人会说他给我通风报信,同流合污。

我在公社大院内待了三天两夜,不准离开。白天在小屋里写交代材料,晚上睡在冰冷的公社客房。我没有脸盆毛巾牙刷,在大雪天里,只能在露天的水龙头下用双手捧着冰冷的水洗脸。付广义、刘维秀有时到小屋督促我写交代材料。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公社干部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

我对叶同学的揭发感到非常意外。他是我最要好的高中同班同学之一。1964年高中毕业,他没有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为了准备第二年复考,他向我求援。这是因为从1965年开始高中生才学解析几何,65年高考的数学有解析几何内容,而他没有学过。我买了解析几何书寄给他,鼓励他。1965他考上华南农学院,还写信感谢我。文化革命中我见过他,谈论一些小道消息,发表一点议论,过后也就忘了,记不清楚了。为了生存,保护自己,我只能避重就轻,写了几页。付广义临走时告诫我,在审查期间不要与叶同学联系,以避免“串供”之嫌。

根据叶同学的揭发,我有如下“恶毒攻击”言论。(“记得说过”或“不记得说过”是我当时的回忆,不是在交代材料中写不写。)

1. 江青是“妲己”(影射毛主席是商纣王)。
(不记得说过。)

2. 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那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
(记得说过。)

3. 林彪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
(记得说过。)

4. “揪军内一小撮”是《红旗》杂志社论说的。社论要政治局批准。陈伯达是杂志总编辑。王、关、戚哪有这么大的权力?是替罪羊。(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的罪名是“揪军内一小撮”。)
(记得说过。)

5. 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强词夺理。当初工作组走了,现在工宣队又来了。
(记得说过。)

6. 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和胡传魁搞破鞋。
(不记得说过。)

7. 官场就是戏场,争权夺利。
(记得说过。)

8. 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记得讲过一件事:1967年新疆来的一个人在学生第六食堂贴大字报,说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我只是讲这件事,没有表示赞成或不赞成。)

在“偷听敌台”方面,根据叶同学的揭发,我在学校时做了一架收音机,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不但自己听,而且把声音放得很大,整个宿舍楼道都能听得见。

根据我当时的回忆,那不是我的收音机,而是有人在调试收音机时声音开得很大,在宿舍楼道可以听到传来的莫斯科电台华语广播,评论文化革命,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是革命,不是文化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我当然不能说听到过莫斯科电台,而只能压根不提这事。

当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都是严重罪行。当时在商南县,有许多人因为被揭发有这些罪行而被逮捕,被判刑,甚至被处决。其中有的人,“罪行”比我轻得多。正当专案组的人准备动身去“外调”时,付广义被抽调去镇旬公路(陕西省镇安县至旬阳县)建设指挥部,“外调”因此耽搁下来。我没有成为运动风头上的牺牲品。但是,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政治不清”的人,受到歧视和刁难。

三. 达摩克利斯之剑

1971年发生9.13林彪事件。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这些整我的材料逐渐失效。但是,商南县委组织部(保存我的人事档案的部门)不销毁这些材料,也不给我任何说法。这份“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的材料成为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长达8年之久。

(一)

刚开始的时候,在水库工地只有两位干部知道我被公安局追查的事。一位是试马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水库工地指挥刘荣春(人称刘主任),另一位是工地后勤总管贺运安(人称贺老总)。刘主任因此而对我抱有成见,贺老总则对我抱有强烈的同情心。他私下对我说:你放心,我管后勤,不会搞迫害。有一次,我在电站调收音机,播放的是交响乐红色娘子军。刘主任不知道这些丁零当啷伊里哇啦的声音是什么,可能是联想到“敌台”,厉声问我:怎么听这台?我说这是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他才不作声了。1971年10月,水库工地召开干部和民工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9.13林彪事件的57号文件。刘主任通知我不要去参加大会,与四类分子同等待遇。而实际上,贺老总在此之前,早就私下向我透露消息说:林彪叛国投敌,坐飞机逃往苏联,摔死了。我听到这消息,松了一口气,因为根据叶同学的揭发材料,我有“恶毒攻击” 林彪的言论。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被公安局追查的事。大多数人与我疏远,不和我交往,但是也有例外。和我在电站一起干活的电工兼拖拉机司机章义宝,经常拉我到他在水库工地附近的家去。逢年过节,请我到他家吃饭。有人提醒他我有“政治问题”。他回答说:“他就是个学生,能有啥问题吗?”北京医学院毕业的黄振光、张凤夫妇,经常叫我到他们在试马卫生院的家去。后来他们调到县防疫站工作。我进县城时经常去找他们。防疫站站长张知修告诫他们,吴某某有“政治问题”,不要和他来往。黄振光反问道:“那你说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张知修无言以对,只好不再干涉。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当年在心灵上给我安慰的人们,他们熟悉的面孔就浮现在我眼前,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在试马水库工地劳动期间,发生了令我最为伤心的一件事。1971年3月,我收到母亲从老家寄来的航空信,说祖母病重,要我回家见她一面。过了几天,收到母亲发来的加急电报,说祖母病危,要我立即动身回家。我赶紧写了请假单,拿着加急电报去找刘主任请假。刘主任说:你是县上管的人,我不能批准你的假。我只好赶到县城,找到县安置办公室主任老胡(人称胡安办)请假。第二天,胡安办板着脸孔对我说:你的案子没有搞清楚,不能走。我再三恳求,眼泪都掉下来了。胡安办无动于衷,不再理睬我。我只好怀着失望和沉重的心情,返回水库工地。

回到水库工地不久,收到母亲寄来的航空信。祖母去世的噩耗,使我悲痛欲绝。我在电站工棚里不吃不喝待了两天两夜,流干了泪水。我恨那些人,制造了一个案子,并以此为借口不准我请假。从小疼爱我的祖母走了,我不能在她临终前见上一面。这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我恨那些人,恨一辈子。

(二)

“劳动锻炼”期满一年后,象我这种“有政治问题”的人,不给重新分配工作。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四个伟大”的神话破灭,当局忙于处理上层的问题,对我们的打压才有所缓和。1972年2月春节前,也就是毕业分配到商南整整两年后,我接到通知,到县安置办公室开会。有10多位和我一样因为有“政治问题”还没有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参加。会议由胡安办主持。首先是补政治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9.13林彪事件的57号文件。可见,这些人和我一样,1971年与四类分子同等待遇,被排除在当时的群众大会之外。接着是讨论工作分配事宜。有一位毕业生竟然还说感谢的话。从西安交大毕业的骆世音同学当众反驳说:“感谢什么?捅你一刀,再给你抹点红药水!”他的胆大直言让我吃了一惊。由于我有无线电的一技之长,县广播站正好有一个职位空缺,于是我被分配到广播站机线组当技术员,维修广播器材。此后不久,我的女朋友从离县城6公里的张家岗公社调到离县城几公里的县气象站工作。从此,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

我在商南县广播站工作了6年半,还是生活在“政治不清”的阴影下。最触动我心的是这么一件事。当时有一对夫妇,男姓刘,女姓李,都是西北农学院的毕业生。李的父亲原是陕西省高干,文化革命中失势,丢掉了官职。所以这对夫妇毕业分配到了偏僻的商南县。后来,李的父亲被解放,官复原职。于是,这对夫妇立即“函调”(上级单位发函到下级单位调动)回西安市,刘进了陕西省人事局。我们和这对夫妇在商南时有些交往。我的女朋友和李共事过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密切。而在商南的北大韩同学,则与刘共事过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密切。韩同学出差到西安见到刘,听刘说陕西省刚成立一个无线电研究所,需要工作人员。于是韩同学接了茬,说吴某某的无线电很好,能不能帮他调到无线电研究所。刘竟然说:这个我知道,我是能够帮助他的,但是吴某某有政治问题,我不可以帮助他。韩同学回到商南后,跟我说了这件事。有一天,我又对妻子说了这件事。妻子听了,潸然泪下。这对我的刺激极大。这刘姓小子欺人太甚。不帮助倒也罢了,还专门戳我们的痛处!男儿当有志。我当着妻子的面发誓说:我以后一定要找到一个比陕西省无线电研究所更好的单位!为了实现誓言,我坚持不懈,努力学习大学课程,努力工作,进行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发表文章。最终在1978年一举成功,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生,比到陕西省无线电研究所工作强多了。

最危及我的前途的是这么一件事。1978年,我准备报考研究生。县革委会一些人听到风声,跑到县文教局,说:吴某某有政治问题,不能让他报考研究生。幸好主管招生的县文教局副局长许文魁为人正直友善,也是希望在这个“科学的春天”考上几个研究生为商南县特别是文教局增光,不同意再纠缠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去找主管文教的副县长,说了自己的看法。该副县长同意许文魁副局长的意见。1978年3月,我到县文教局招生办公室顺利报考北京天文台研究生。

经过努力,我和妻子以优秀的成绩分别考取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研究生和北大地球物理系“回炉班”。在离开商南之前,我专程去县文教局,找到许文魁副局长,感谢他对我研究生报名的帮助。

1978年9月,我和妻子告别商南,返回北京重新开始学习。商洛山中长达8年半的厄运终于结束。 –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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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三) – 我所知道的 “一打三反” 运动

发表于 2014 年 01 月 25 日 由 吴乃龙


1970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到商南县革委会安置办公室报到后,我们被县革委会“借用”,到商南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帮忙搞“一打三反”专案。“一打三反”的全称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发动这个运动的根据是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这个运动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66年6月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反派和红卫兵气势已尽。各级“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和巩固,对一些重要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当局也就是当权派终于腾出手来镇压社会上的反对力量或疑似反对力量,扫荡一切民间的异议思想。说是“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即打击反革命,也就是镇压政治犯、思想犯。其残酷和血腥,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相上下。要否定文化革命,必须否定“一打三反”运动。

根据“历代商南大事记”,商南县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于1970年3月,结束于1971年3月,历时一年。运动中全县揪出“九种人”746名,有2719名农村基层干部受到触及。被定为历史反革命5人,现行反革命10人,运动中发生自杀事件41起,死亡28人。“大事记”还说,1971年6月,县革委会对“一打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落实政策,对195人进行定案处理。其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33人,按敌我矛盾处理62人,补订地主、富农78户。(“九种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资本家、坏分子、右派分子。)

以上对商南县“一打三反”运动的叙述,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只提及“九种人”、“农村基层干部”,只用“揪出”、“触及”这种含糊的字眼;只提及“自杀”、“死亡”。即使如此,也可见运动打击面之广。商南是个山区小县。1970年的人口大约是16万,估计成年人大约9万。“揪出”大约百分之一的成年人,“触及”大约百分之三的成年人。“大事记”最刺眼的是最后的光明尾巴:“落实政策”。上级制定的政策总是正确的,只是下级执行时出了偏差。这是最虚伪的说词。这个《1984》式的“新话”,从文化革命开始,至今还在使用。1970年3月至8月,我在商南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帮忙搞“一打三反”专案。据我所知,运动中许多人被随意逮捕、判刑,甚至被处决。这是“历代商南大事记”刻意迴避的事实。

一. 运动特征

概括起来,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有如下特征:

1. 由县军管组主导

商南县军管组的全称是“商南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公安机关”是对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统称。这个三合一的县军管组负责立案,办案,定案,处置。没有检察院的起诉,没有法院的审判,公安局包办一切。县军管组的负责人是个现役军人、连级干部韩学军。大家叫他老韩。老韩是个三、四十岁的大老粗,至多有初中文化水平,连文件都念不通顺,根本没有法律知识。军管组有临时抽调的几十人,杂七杂八,原来干什么的都有,只要是被认为政治上可靠、有一点文化就行。

2. 群众运动(运动群众)

运动期间,生产大队就可以抓人,押送到人民公社。只要公社革委会同意,就可以押送到县军管组,投入县看守所,关押起来。所以,看守所人满为患。是谁赋予生产大队、人民公社这种抓人、押送人到县军管组的权力?只能是县军管组。与其说是群众运动,不如说是运动群众。

3. 宁左勿右,宁重勿轻

在立案、办案、定案、处置过程中,宁左勿右,宁重勿轻,以扩大运动成果。杀人越多,判刑的人越重越多,抓捕的人越多,成果就越大。

4. 草菅人命

宁左勿右、宁重勿轻的极端就是草菅人命。中央文件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到了后来,听说中央要收回杀人批准权。县军管组的人说,得赶快杀,不然就来不及了。

立案、办案、定案这个流程的最后步骤是县革委常委会讨论,结果上报陕西省。“三结合”(即“军、干、群”结合)的县革委常委会由军人即县武装部部长、政委,被解放的干部,以及群众代表组成,大致上总人数15,各方占三分之一。定案讨论的情况大体如下:县军管组办案人员汇报案情;“军”方首先唱高调,提议定重罪;“干”方温和一些,在肯定“军”方意见的基础上减轻一点;“群”方则没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只是表示同意。如果“军”方坚持己见,则无人敢不同意。最后,众人附和,得出最后的结果。

二. 我所知道的案件

下面是我知道而且现在记得的一些案件,发生时间仅限于1970年3月至8月我在商南县军管组帮忙搞专案期间。

1. 最血腥的案件

到县军管组不久,我们被安排参观设在县革委会的“商洛地区‘一打三反’运动成果展览”。“刘总师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展览的特大案件。这个“刘总师”案发生在商洛地区的镇安县以及相邻的安康地区安康、旬阳县。本来,文化革命中这些地区有一个群众组织叫做“六总”。为了方便杜撰罪名,在办案过程中把它的名称变成“刘总”,意为“刘少奇总司令部”。再凭空加上“司”,成为“刘总司”。再把“司”强行变成“师”,最后成为“刘总师”,意为“刘少奇总司令部的一个师”。简直就和变戏法一般。通过残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把这个群众组织打成一个反革命暴乱集团。共有29人被判处死刑。展览会上有巨幅的临刑照片,场面非常恐怖。据后来的揭露,办案过程中还打死、逼死53人。其他受害人不计其数。镇压“刘总师”当时被作为“一打三反”的重大成果大肆宣传,轰动全地区,全省。1982年陕西省委“平反” “刘总师”冤案。这已经是12年后的事了。

在运动开头的半年内,商南县有两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两人都是公社社员。家庭成份都是贫农。第一名叫聂进福,是20多岁不到30岁的男青年,试马公社人,陕西武功农校肄业生。被搜查出写有“反动日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聂进福不服死刑判决,说 “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没有判死刑,为什么判他死刑?军管组的回答是:处理“三家村”是中央的事,与你无关。聂进福被处决后,他的叔叔到县城附近的刑场收尸遭到阻拦,第二天才用架子车一步一步翻山越岭把尸体拉回10多公里远的老家埋葬。第二名叫党广林,40多岁的单身汉,赵川公社人。“恶毒攻击”言论是:毛主席好个逼,叫人饿肚子。刘少奇好,分自留地,有饭吃。党广林接受死刑判决,说:我骂毛主席,该死。党广林被处决后无亲属收尸,县军管组只好叫人掩埋尸体。

2. 了解得最详细的案件

吴圣章,40多岁的中年男人,家庭成份地主,湘河公社社员。吴圣章1949年以前在西安市大兴善寺佛学院学习佛学。吴圣章是佛教徒,与世无争,平日很少与别人来往。吴圣章算是有文化的人,在家有空闲时写诗作文,大部份有关佛教。写完把本子往挂在走廊的一个篮子里一扔,从不给别人看。“一打三反”运动来了,被怀疑上了。民兵从他家里搜查出诗词本,挖掘罪证。

“莫笑地主无政权,无地无权自清闲。六月苍蝇落汤客,无辜埋葬李海宾。”说的是地主分子李海宾被镇压的事。把这说成是地主分子发泄不满、为被镇压的同伙鸣冤叫屈,太容易了。吴圣章看见生产队的庄稼长得不好,写下“禾苗枯黄死,蓬蒿称霸王”。他的儿子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找不到对象,写下“为了成份难结婚”。这些都算是反动诗词,“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写过一篇短文,把毛泽东思想比喻成老子的道德经、佛教的般若经。作为一个佛教徒,这些经在他心中都是神圣的。但是,他颂扬的本意被定性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由于他上过大兴善寺佛学院,被怀疑是从佛学院潜伏下来的特务,县军管组还专门派人到西安市去调查。调查没有得到证据,就称为“特嫌”。吴圣章家住离县城40多公里的偏僻山村,连公路都不通,被押送到县军管组逮捕判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伸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无人可以逃脱。

在给吴圣章定罪的县革委常委会议上,县军管组办案人员汇报案情后,县武装部赖政委首先唱高调:吴圣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判处死刑。从省上来的下放干部王讯有不同看法,但他也不敢和“军”方唱反调。只听他先附和说: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是肯定的。然后接着说:但是,是不是可以考虑留他一命,好挖出其他特务,这样成果会更大。很明显,王讯是要说无期徒刑。其他干部跟着说:是的,这样成果会更大。但是,赖政委不为所动,坚持要判处死刑。无人敢再表示不同意见。群众代表齐声附和说:杀! 这个案件以死刑上报。省上批下17年徒刑。吴圣章免了一死。但是,因为写了这些诗句,就被判17年徒刑,也太冤枉了!

3. 最荒唐的案件

阮英武,20多岁的男青年,家庭成份地主,城关镇人。因为有人揭发,阮英武对着墙上用红漆喷成的毛主席头像说:象狮子头。尽管他否认,还是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被判处5年徒刑。

余导贵,50多岁的中年人,男,家庭成份贫农,湘河公社社员,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余导贵在批判斗争大会上经常带领喊口号。有一次,把“拥护毛主席、打倒刘少奇!” 喊成“拥护刘XX、打倒毛XX!” 被扭送县军管组。他坚持说,他不是故意而只是一时糊涂喊错了。结果是教育释放,撤销贫协主席职位。

童老三,16岁,男,中学生,湘河公社人。被少年同伴揭发,有污辱毛主席、江青的言论(恕不在此重复)。案发后外逃。被从宝鸡市姐姐家里抓捕回商南县。结果是教育释放。

一小学生,男,其它情况不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手持一支粉笔,遇到墙壁时,就把粉笔触墙,边走边画出一条齐胸高的白线,口中还念念有词“嗤嗤嗤……嗤嗤嗤……” ,觉得这样很好玩。有的地方,白线从低处的毛主席语录和像上划过。小学生被当成反革命扭送县军管组。结果是:关押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回家。小孩认不得回家的路,军管组只好派人送他回家。

“叛国”案。姓名等情况不详。起因是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册,被怀疑企图叛国。根据本人的口供,在地图上找路线,想从内蒙古偷越国境,逃往苏联。被扭送县军管组。处理结果不详。

“特务”案。龙窝公社有一个青年人,卧房里安有一个农村有线广播喇叭,有一个拉线开关可以控制喇叭的通断。这个小伙子手贱好动,闲来没事就躺在床上用手乱拉开关玩。因此,有线广播断断续续,有点象无线电发报机的嘀嗒声。这种声音被人听见,小伙子被当做特务扭送到公社。公社干部找到龙窝公社小学附设初中班的杨老师,问这样能不能发电报。杨老师是西安交大无线电系毕业生,听了之后差点笑死了。不用多说了,公社干部听了杨老师的回答,就把小伙子放了。唉,商南县少抓一个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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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四) – 与四害作斗争

发表于 2014 年 01 月 27 日 由 吴乃龙


世界上的害虫害物究竟有几种?据不完全统计,直接危害人体的有老鼠,苍蝇,蚊子,臭虫,跳蚤,虱子,蟑螂,麻雀。所以,答案是:有N种,N至少等于8。不知什么原因,中国人常说“四害”。理论上,从8中挑4,有70种可能。这是因为根据数学上的组合算法,8!/(4!(8-4)!)= 70。

如果您问,麻雀怎么也算一种?那么可以肯定,您不到60岁。何以见得?全民动员消灭麻雀是在1958年。假定您4岁开始记事,那么计算公式就是:(2014 –1958)+ 4 = 60。网上的八卦说法是:毛主席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有天上午毛主席还在睡梦中,屋外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把毛主席从梦中吵醒。于是毛主席勃然大怒,下令消灭麻雀。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毛主席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毛主席指示:麻雀是害鸟。麻雀因此而被列为四害之一。1958年大跃进,麻雀也跟着倒大霉。

“四害”的内容随时代变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由伟大领袖钦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四害定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960年,还是由伟大领袖钦定,把四害改为老鼠、臭虫、苍蝇、蚊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害又改为老鼠、苍蝇、蚊子、蟑螂。据说理由是由于近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蟑螂的危害性变得超过原来定义的四害。老吴百思不得其解,生活条件改善如何导致蟑螂倒霉,被揪了出来代替臭虫。 1976年,“四人帮”被翻译成“四害”。这没多大道理。因为根据这个道理,“N人帮”要翻译成“N害”。当N很大时,从N中正确地挑4或挑5极其困难。 Anyway,这个“四害”是政治概念,消灭这些“四害”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事, None of our business,与我们的讨论没有关系。

既然“四害”的内容可以随时代变化,那也应该可以随与之打交道的人变化。所以,我要讲述与四害作斗争的故事,可以自选为臭虫,跳蚤,蚊子,老鼠。不要以为四害只横行于贫穷的第三世界,肆虐于落后的农村。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老鼠灾,美国纽约市和洛杉矶的臭虫灾,您听过新闻、看过视频没有?保证令您胆战心惊,过后觉得老吴所言不假。不要以为您幸运,没有象老吴这样的不幸经历。老吴会教您怎样与四害作斗争。没准您有一天受到四害的骚扰,想起老吴教给您的诀窍,还会感激一番呢。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开讲。

一. 臭虫

臭虫大概是黄豆大小,爬行缓慢。臭虫又称床虱,可见主要在床上活动,以吸人血为生,每次的吸血量可以超过体重1到2倍。如果您使劲把一只吸饱血液的臭虫打死,可以看到一小滩鲜血,闻到一股臭味,令人恶心。臭虫主要在夜间活动。人体被臭虫咬过以后会起包,红肿痒痛。我第一次遭受臭虫袭击是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1965年夏初,天气逐渐变热。床上的臭虫开始活动。我们开始有所感觉。我们接到系里的通知,去学校庶务科领取六六六粉。放进盆里加水调和。塞进填满每个双层床的木板之间的所有缝隙。这还真管用,不再有感觉了,而且一直维持到毕业。想必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大规模滥用农药,臭虫还没有抗药性。如今大城市闹臭虫,都是Super bug,六六六粉不管用了,要用Super drug 才行。

不久开始放暑假。有一天,在校园里遇见老乡、中文系的沈同学。见沈同学无精打采,我问他怎么回事。沈同学长叹一声,向我诉起苦来:放暑假了,同学回家,六人的寝室里只剩他一人,遭到臭虫的猛烈进攻,赢尽宠幸在一身。前天晚上想出个主意,把两张书桌拼起来,放在寝室中央,晚上在上面睡觉。还真灵,避开了臭虫,安安稳稳一觉睡到大天亮。昨天晚上照样办理。半夜时分,觉得身上奇痒难受。拉灯绳把电灯打开一看,我的妈呀!头顶天花板上臭虫黑压压一片,正在纷纷往下跳,落在书桌上,有的还正好落在身上。赶紧起身拿扫把,横扫天花板上的臭虫,再扫书桌。搞得精疲力尽,只是快天亮时迷糊了一下。诸位看官:北大厉害吧!不但有学生精英,还有臭虫精英。臭虫会空降,您还是第一次听说吧!中文系的臭虫尚且如此精灵,那物理系的臭虫就可想而知,至少是精灵的平方,不但会空降,而且会飞翔。

听了沈同学的诉苦,我安慰他说:小问题,好解决。他赶紧问我有何奇招。我把我们宿舍的杀虫过程讲了一遍。沈同学立即飞也似地向庶务科跑去。

二. 跳蚤

跳蚤大概是芝麻大小,善于跳跃,是动物世界的弹跳冠军。记得初中上动物课时,老师说按弹跳力与体重之比例,跳蚤居所有动物之首。按照这个比例根据人的体重计算人的弹跳力,人可以从地球跳到月球。假如这条结论真的成立,技术上能实现,什么土星号火箭阿波罗飞船登月舱,统统作废。造火箭不如转基因,只要把跳蚤的“跳”基因嵌入人类的细胞就行了。

跳蚤与臭虫的生活习性大不相同。臭虫个子大,一次吸血多,吸饱之后离开人体,找个地方躲藏起来,晚上再出动。跳蚤个子小,一次吸血少,吸饱之后不离开人体,在衣服里躲藏起来。跳蚤一会儿就饿了,爬行几毫米就可以接触人的肌肤,再吸一次,方便得很。所以跳蚤的骚扰,不分昼夜。有人建议,晚上睡觉时脱光衣服裸睡,早晨起床后再穿上。这样一来,起码可以免去白天之苦。这听起来好象有道理,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跳蚤到达您身上的途径太多了,防不胜防。一旦您身上沾上跳蚤,极难清除。把身上所有的衣服脱下来使劲抖动,不一定能把所有跳蚤赶跑,何况这些跳蚤还可以重新跳到您身上。清除您身上跳蚤的唯一方法是把所有的衣服脱掉,用开水烫这些衣服。

跳蚤神出鬼没,要抓住它们极其困难。跳蚤象是黑芝麻,眼力不好的人连看都看不见。就算您看清楚了,伸出手指去抓,还没接近,跳蚤就已经检测到您的红外輻射,一蹦而逃之夭夭。抓您身上跳蚤的唯一方法是:当您感到身上某点痒时,把一个手指头轻轻地接近这点。趁跳蚤全神贯注吸血之际,用指尖迅速按在这个点上。如果您感觉到指尖下有一个小硬东西,那就对了。按住跳蚤后,用指尖施加尽可能大的压力,在原地小幅度反复搓动,直到感觉发热,再搓动一段时间,总共大概几十秒。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您才可以再伸出一个手指头,用两个指尖把跳蚤捏住,拿到眼前看看,再加另一只手的指尖把它搞死。反复搓动直到发热,使跳蚤受重伤而不能跳跃,这点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步骤,按住跳蚤后就企图用两个指尖把跳蚤捏住而拿出来,几乎可以肯定,跳蚤就趁机跑掉了。这是因为跳蚤有坚硬的外壳,很难伤害它。有人说,把指尖蘸点口水效果更好。还有人把抓到的跳蚤放进嘴里磕死吃掉。您不妨试一试。您很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跳蚤咬我的背后怎么办?您可以想法干扰跳蚤,直到您的指尖能够得着痒点为止。您也可以请求LD协助。这里的答案只是我的理论设想,有劳您试验以后公布结果。

诸位看官,您记住了上述步骤没有?当年毛主席对刘主席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轻轻松松一句话,刘主席就完了。而我们呢,至少要用两个手指头,费半天牛劲。呜乎!消灭一个跳蚤之难,难于打倒刘主席。

我第一次遭受跳蚤袭击是在大学毕业以后。1970年3月,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不久便被派遣下乡。去的地方叫做油桐公社。本来叫做双庙岭公社,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庙都砸了,那个旧名当然不能要了。当地有很多油桐树,盛产桐油,于是改名油桐公社。到达之后身上就开始发痒。一个星期后回县城,浑身布满小红点,瘙痒难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听人说可能是对油桐过敏。去县医院,医生也是如此说。拿了扑尔敏,可的松,服了之后脑子昏昏沉沉,瘙痒减轻了许多。过了不久再次下乡,又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地方没有油桐树,必须另找原因。经过仔细观察和询问老乡,我终于知道这是跳蚤作怪。从此以后,我对下乡有畏惧之心。在乡下期间,只能忍耐。每次回到县城住处,立即脱下所有衣服,放进一个脸盆。往盆里倒两暖瓶滚烫的开水,赶紧用另一个脸盆盖上。几个钟头以后,掀开上面的脸盆,可以看到浮在水面的黑点点,那就是死跳蚤。有时还可以看到浮在水面的白点点,那就是死虱子。

1974年2月,农历新年过后,我被派遣下乡参加“整顿改组农村领导班子”运动。又是到双庙岭公社(不知什么时候,改回老名了)。每个月只能放假两天回县城一次。春去夏来,天气渐渐变热。跳蚤开始猖獗起来。忍无可忍,我终于决定把铺上垫的麦草全部抱到屋门口的晒场上,铺上只剩下硬绑绑的木板。正要点火烧麦草,房东老农民走过来,指点一番。嘿,说得还真有道理。什么道理?把麦草堆成一个圆形。不能只在一处点火,要在圆形周边选定几个均匀分布的点,至少4个,越多越好;迅速点火,越快越好。何故?如果只在一处点火,随着火势蔓延,跳蚤会不停地撤退,跳到中央再跳到边上。等到麦草烧完,跳蚤也跑光了。相反,如果在四周同时点火,跳蚤只好往中央撤退。火从四周往中央烧。最后,烧到中央,跳蚤无处可逃,只能葬身火海。怎么样?贫下中农在与四害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老九学习吧?烧完麦草与跳蚤,回到屋里,把敌敌畏水撒到铺板上。虽然气味难闻,晚上睡觉木板硌人,还是比被跳蚤咬好多了。

自己屋里的环境可以自己控制。但是,到老乡家里,就得另想办法。经过反复研究,我终于得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一是把裤腿挽起来,离脚跟至少20厘米。第二是在同一个地方甲站立不要超过1分钟。在挪到另一个地方乙时,使劲跺脚。这样一来,从地方甲爬到腿上的跳蚤(如果有的话)在没有到达裤腿之前,受震动而逃跑跳走;同时也可以把地方乙的跳蚤(如果有的话)吓走。第三,如果不得不坐下,一定要用小板凳。在坐之前用手拿到离地面10厘米的高度,放下时趁机把小板凳往地板上猛砸一下。这样一来,小板凳上和地板上的跳蚤(如果有的话)都会被吓跑。第四,与站立的情况相似,每1分钟挪动一次板凳,每次往地板上猛砸。这些时间长短和空间尺度是我根据多次试验得出的最佳值。如果您得到更好的试验结果,有劳您公布一下。第五,尽量避免进入别人的家,逗留的时间尽量的短。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谢天谢地,终于熬过了几个月,没得神经病,回到县城工作,Safe and sound (安然无恙)。

三. 蚊子

蚊子是空中飞虫,避免被蚊子叮咬的最好办法是挂蚊帐。从前广东人外出打工,一定要带两件宝贝:蚊帐和水桶。蚊帐用于防蚊,水桶用于冲凉。中国与蚊子有关的出名故事,首推《二十四孝》的第十三孝,恣蚊饱血,说的是晋朝濮阳人吴猛,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每到夏夜,为使父亲能够安睡,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把蚊子吸引过来,任由蚊子叮咬而不驱赶。(致于吴猛如何孝敬母亲,故事没有说。)这个荒唐的故事,被说成是彰显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愚不可及的吴猛,被捧为大孝子。还有一个出名的故事,说的是地主把欠债的老农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任凭蚊子叮咬。老农的儿子赶来,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把父亲身上的蚊子赶跑。谁知蚊子太多,赶走一批就又飞来一批。最后父亲血被吸干,临终告诉儿子:你不该赶走蚊子。一批蚊子吸饱了血伏在我的身上不动,别的蚊子无法再到我身上吸血。赶走一批蚊子,再来一批,吸血更加凶猛。这个悲惨的故事,影射贪官压榨百姓的现实。新贪官比旧贪官更加贪婪。旧贪官去,新贪官来,何日是尽头!

如果没有蚊帐,防蚊子咬的方法很多。比如:气味驱蚊(薄荷,茉莉花,花露水,清凉油)。蚊香(Mosquito coil)与电热蚊香。杀虫气雾剂(例如“黑旋风”)。 Mosquito repellent (例如“OFF!”)。敌敌畏。一般说来,效果好的,副做用就大(对人体有害)。喷洒敌敌畏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有剧毒,不知现在是否还用于灭蚊。此外还有各种设备,如:紫外线灭蚊灯。超声波驱蚊器。效果如何,说法不一。据说有一种“驱蚊软件”,安装在电脑或手机上。运行时发出超声波或特殊音响,驱赶蚊子。不管您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1971年夏天,我在商南县试马水库工地劳动。没有别的东西,我们这些电工只能用土法驱蚊。工地电站是一个长条形大棚。一头是机房,安装柴油机、发电机,周围开放。另一头是宿舍,四周砌有土砖,留一扇门和一个小窗。每天下午我们从地里拔一捆我不知道名字的野草。天黑以后,在宿舍里放些小树枝,浇上柴油,点火。火旺时赶快把野草盖在火上面。于是,一股黑白混合的浓烟从火堆冒出,散发出浓浓的刺鼻气味。我们赶快撤到屋外,把门关紧。约莫半小时之后,开门进屋。屋里还有残余的烟雾,相当强烈的野草加柴油气味,但是听不到蚊子的叫声。蚊子可能是从窗口逃走了,或熏晕了。年老体弱的可能被熏死了。总之,晚上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当然啦,得忍耐一股逐渐淡薄但是永远不消失的野草加柴油气味。

四. 老鼠

首先一句话,老鼠坏透了,但是无法消灭,甚至无法减少。老鼠生命力极强,能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据说在核輻射区,老鼠是生存率最高的动物之一,而且DNA突变的放射鼠,可能长到象猪那么大。老鼠繁殖能力极强,数学上的几何级数不足以形容,得用一种新的“老鼠级数”。老鼠传播疾病,据不完全统计,有57种,可以使人致命。老鼠危害极大,必须认真对付。据说在研制世界上第一架电脑过程中,最重要的试验之一,是让老鼠咬各种不同的电缆,从而挑选出抗鼠电缆。

人类从诞生开始,就与老鼠斗争。结果是越斗老鼠越多。据估计,2012年全世界人口总数为70亿,而老鼠总数是世界人口的4倍,为280亿。据本人愚见,是斗争的方法不对。就拿老鼠的天敌猫来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人类就以此为标准养猫。人类哪里知道,鼠类有对应的标准:不管白鼠黑鼠,不被猫抓住的就是好鼠。人类聪明,但是鼠类更加聪明。养猫灭鼠,这是人类的诸多幻想之一。

与老鼠斗争的最好方法之一,是鼓励大家吃老鼠肉。最好例证在小说集《夹边沟记事》里。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为了减轻死亡,右派分子们被准许在上班时间抓老鼠充饥。结果,把附近的老鼠都逮绝了,吃光了。各省人中,只有广东人吃老鼠肉。如果推广到全国,虽说不一定能消灭全国的老鼠,但肯定能大大减少老鼠的数目。近来有报道说,有无良商贩把老鼠肉冒充羊肉销售。这种做假行为当然要打击。但是,与此同时,要给老鼠肉出路,让销售老鼠肉合法化,正如伟大领袖曾经说过的,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条件是正确标示,挂鼠头卖鼠肉。为了顺利推行,政治家可以请科学家协助。记得1980年代,为了推销肥肉,市长陈希同邀请科学家同上北京电视台,论证只吃瘦肉的害处和吃肥肉的好处。科学家可以论证转基因食物无害,当然可以论证吃老鼠肉的好处。总而言之,科学家可以论证政治家所要求论证的任何东西,包括水稻亩产万斤,雾霾的好处,不洗脚的好处,抠鼻子的好处,等等等等。

我亲自和老鼠斗争是在2002年。买新屋不到一年,还在建筑商的保修期内。有一天,老婆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又有活干啦。 我早就写了一张长长的保修单给建筑商,就等他们来一项一项地修好。我有些不耐烦地说:我干什么活?保修单早就交了,一件不落。 老婆接着说:地下室里有老鼠了,我看见了,你想不到吧? 我惊讶道:真的?老婆答道:当然是真的,我昨天亲眼看见一只小老鼠在跑。于是,我开始特别注意观察。果然,有一次,我也在地下室里看见一只小老鼠在跑。有一只就可能有更多,危害会越来越大。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它们,至少要把它们赶到屋外去。首先,要搞清楚老鼠是如何跑进地下室的。说是地下室,其实是“地上室”,Walk-out basement,有一个门直通处于同一高度的后院。我们严格实行随手关门,老鼠不可能通过这个门溜进来。我绕着墙根探究,终于在墙角发现一个挨着地面的小洞。这肯定是建筑工人施工用的,完了之后忘了堵塞。但是,我必须先灭鼠或驱鼠,保证地下室没有老鼠,然后才可以堵塞这个小洞。

我到Canadian Tire (遍布加拿大全国的大型连锁店)寻找灭鼠和驱鼠的物品。这些东西在商店的Garden Centre (园林中心)。嘿,种类还真多。低科技产品如:Mouse Trap(机械式老鼠夹子),Rat and Mouse Killer(杀老鼠药),Rat & Mouse Glue Traps(粘老鼠胶板)。高科技产品如:Electronic Mouse Trap(电子式老鼠夹子),Ultrasonic Electronic Mouse & Rat Repeller(电子超声波驱鼠器)。我是软件工程师,不喜欢高科技产品,连手机都不用。电子式的就免了。机械式老鼠夹子太危险,不小心没准把手指给夹了。用胶粘老鼠,能不能粘住值得怀疑。挑到最后,老鼠药最合用,只要不往自己嘴里放就行。

买了一盒老鼠药。回到家里,打开盒子一看,4块几厘米见方的褐色老鼠药,看起来与三年大饥荒时吃的豆渣饼差不多。把4块老鼠药分开放到4个隐蔽的角落。然后每天检查。过了几天,发现有一块老鼠药少了一个角。好了,老鼠上当了。又过了一、两天,看见一只小老鼠,在地板上慢吞吞地走,象是喝醉了酒。我拿起准备好的扫把,一下子就把它击中了。再用一把尖嘴钳夹住小老鼠,拿到后院把它埋了。如此这般,几星期内,消灭了3只小老鼠。从此再也不见动静。几星期后,用从Home Depot (遍布加拿大全国的大型建材连锁店)买来的Self-bonding Cement(自粘性水泥,用时加水调和)把墙角的小洞堵住了。从此以后,老鼠在地下室绝迹1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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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五) – 商洛山中的故事

发表于 2014 年 02 月 16 日 由 吴乃龙


陜西省有个商洛地区,位于秦岭的南坡。商洛地区辖7个县,专署所在地是商县。这个地区不叫“商县地区”而叫“商洛地区”,是因为境内有商山、洛水。商山在商县东部,也叫商洛山。这是商洛山的正宗定义。但是,许多人有意无意把“商洛山”理解为“商洛地区的山”,范围扩大了许多。洛水即丹江,丹江口水库的丹江。这里的“洛”是现代字,古字是“雒”。

提起商洛山,许多人立即就会想到李自成。故事说,明朝末年,李自成造反,被明军打得大败,仅率十八骑突出重围,退隐到商洛山。李自成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与明王朝血战,八进八出商洛山,最终进兵北京。根据这些故事,商洛地区开发旅游风景区。商县建了一个“闯王寨”,商南县也建了一个“闯王寨”。不知道有多少人前去参观。

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历史故事,说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在当地建立兵营。有一天,赵匡胤试骑一匹马。先登上一块大石,再上鞍。不料马受惊狂奔。惊马在一个地方被挡住,掉头再跑,最后在一个地方被捉住。于是,兵营所在地被称为“试马寨”。那块石头被称为“试马石”。惊马被挡住和捉住的地方,被分别称为“挡马店”和“捉马沟”。我当年在商南县试马公社劳动时听到这个故事。我听过有人把试马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叫做试马寨,但是没有见过试马石。这个故事既不见于正史,也不见于野史。在这个千方百计挖掘古迹,真假难辨的今天,也不见有谁“发现”那块试马石,不见有谁去开发一个“试马寨”旅游风景区。一个大好商机,被白白放过了。

从1970年3月到1978那9月,我商洛山中待了8年半。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许多凡人小事还在我的记忆之中。活动活动脑筋,把它们写下来,有助于推迟老年痴呆症的发作。写下的文字,既可以自我欣赏,也可以供有兴趣者阅读,可谓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下面就是我要讲的是商洛山中的现代故事。

一. 初到商洛山

1970年3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商洛地区。到设在商县的地区革委会报到后,再分配到商南县,被县革委会“借用”,帮忙搞“一打三反”专案。日常工作毫无趣味,只有星期天(当时每周的唯一休息日)才能提起一点精神逛县城的农贸集市。商南县城很小,面积不到0.5平方公里。农贸集市就是沿着一条街道,大概100多米,附近的农民摆出自己的农产品。星期天一早开始,半下午结束。集市上不准买卖粮食、油料等等所谓“一类”和“二类”农产品。只有“三类”农产品才可以自由买卖。当时当地的物价很低。集市上的物价大概是:鸡蛋5分1个,个大个小加1分减半分。1斤多的小公鸡1块钱1只。母鸡是农民的小金库,生蛋用的,通常不卖。柿子2分1个,个大个小加1分减半分。核桃、花生(当地叫“落生”)要到农民家里去买,论升(用来量米的升)。每次回家探亲前,我们骑自行车到附近的乡下去采购,因为城市里凭票、凭证供应。冒尖的1升,1块钱。核桃2斤多,花生不到2斤。野生黑木耳,3、4块钱1斤,依品质而定。野生天麻,15块钱1斤。后来人工种植这些东西,产量大增,但是品质大降。现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都是人工种植的。

外地大学毕业生和知识青年的到来,犹如一股新鲜空气吹进商南县,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刚到,有县革委会的人问:哪个大学毕业的?答:北京大学。再问:北京哪个大学?一个食品店把麦乳精标错价钱,一大罐才一块多钱。本地人不知麦乳精为何物,对它的价钱没有概念,也没人购买。几位上海来的大学毕业生一看,高兴坏了,每人买了许多罐。有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小男孩,在小学操场上骑小三轮车玩。本地小孩没见过,围上看新鲜,就像看凯迪拉克。有的女知青穿裙子,老乡围上去,要看看里面有没有穿裤子。

二. 学毛著积极分子

文化革命期间,100多名外地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商南县。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上海医学院毕业的L女士。L女士被分配到一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被评选为商南县学毛著积极分子,进而成为商洛地区学毛著积极分子。她最重要的先进事迹是:有一位农村妇女因尿道阻塞无法排尿。为了帮助这位妇女排尿,L女士把导尿管一头插入尿道,用嘴吸另一头。L女士出席陕西省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各地巡回演讲,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模范。正在红火之际,L女士突然消声匿迹。接着小道消息逐渐传开,说在L女士出名之后,省上有人拉线搭桥,要把她介绍给一位空军军官。L女士声明自己已有男朋友,不能接受。事情没有到此为止。那些人还去调查,然后威胁L女士说:你的男朋友家庭出身不好。如果你继续和他保持男女朋友关系,就将丧失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资格。 L女士不为所动,结果是被剥夺所有头衔,回到公社卫生院,继续和男朋友一起当医生。那些传播消息的县革委会大院的大妈们,大都为L女士失去荣誉和升迁机会可惜。与此相反,大学毕业生们几乎一致认为L女士做得对。那个什么积极分子代表,有什么好当的?

三. 小祸与大祸

我刚到县广播站工作不久,县城修街道,各个单位的人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上午上班时间,大概9点钟,我们上了一辆很破旧的敞篷卡车,要去离县城几公里的地方拉沙子。我们随车来到县电信局门口,让电信局的人上车。电信局一个莽撞的愣头小伙子,上车之前把铁锹往车上使劲一扔,锹头正好打中我的右脚踝。我的脚踝立即受伤流血。广播站的王师(王姓师傅的简称)扶着我到县医院包扎伤口,然后回到广播站。我躺在屋里床上,糊里糊涂睡着了。突然一阵敲门声,广播站的刘师大声喊道:吴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拉沙子的汽车翻了! 过了不久,我们知道了事故的详情:装了沙子的汽车在上坡路上熄火。司机拉紧手闸,但是没有在车轮下放防止汽车滑坡的石块就离开驾驶室去修车。司机打开车头的盖板,正在检查,汽车开始滑动。司机无法,只好跳车自保。汽车顺着路边的坡地向旁边的小溪倒退下滑,越来越快,车上的人立即慌作一团。有人跳车,有人留在车上,听天由命。快到坡底时,汽车被一棵树挡住,迅速停了下来。由于惯性作用,汽车里的人和沙子一起,被抛出车外,落到坡地上。轻伤或重伤,无人幸免。那个愣头小伙子落到一个荆棘丛中,耳朵被撕破,满脸是血。广播站的一位编辑,被摔得胸部受伤咯血。而我呢,遇了一个小祸,躲过了一个可能的大祸。扶我去县医院的王师最幸运,不管小祸大祸,全都免了。

从此之后,我对商南县的所有汽车持不信任态度。另一方面,我牢牢记住了,汽车的手闸不可靠。在坡路上停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除拉紧手闸外,要把前轮打向curb(马路牙子),以防止汽车滑坡。自己动手修汽车时,为了避免汽车滑动,一定要在车轮下放大木块。

四. 神医都绥之

1975年冬天,我的右大腿内侧长了一块皮炎,骚痒难忍。县医院的医生说是过敏性皮炎,试用口服西药中药,外用可的松药膏,皮下注射可的松。每次像是好转时,边上又冒出一圈小泡。如此反复,几个月内,变成直径5、6厘米的不规则圆形。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县广播站的许站长知道后对我说:你得去找皮科专家都绥之,他是个神医。 他举例说:有一人头上长疮,流脓流水,又痒又痛,无法忍受,把头发都揪下许多。是都绥之治好的。 恰好我在试马水库工地劳动期间认识都绥之,见过他给工地的民工缝合伤口。但是我只知道他是从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来的下放医生,不知道他是皮科专家。我赶忙打电话到试马卫生院找都医生。答复是:都医生调回西安去了。于是我赶忙到县医院开了转诊单。广播站的一位编辑知道了,又向我把都绥之神吹一通,说都绥之原是西安医学院副教授、皮科专家,文化革命中被下放到商南。有一次,意大利医学代表团访问西安,点名要见都绥之,因为他写过一本皮科方面的书。接待人员只好推託说都绥之出差去了。事后都绥之就被调回西安医学院。

到了西安之后,我到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挂了皮科号。在皮科诊室里,接诊的是一位中年男医生。我向他说明来意,他立即说道:你是找我们的都主任! 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带着敬意说“都主任”。接着他告诉我,都主任身体不好,待在家里,并告诉我住址。于是我到医院内的家属区,找到都主任的家。都主任当然能认出我来。寒暄之后,我说明来意。他用肉眼检查了我的皮炎,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取下一些皮屑,用显微镜检查。如果发现菌丝,如何如何处理;如果没有发现菌丝,又是如何如何处理。我带着纸条回到皮科诊室。那位医生照办。检查后告诉我,没有发现菌丝。接着开了处方。我到药房取了药,回到住地陕西省广播局招待所。这是外用药,叫“威尔金逊氏软膏”,黑糊糊的,看起来像煤焦油,装在一个底面直径4、5厘米,高3、4厘米的圆柱形小纸盒里,大概5毛钱。每天洗净患处,涂抹两次。三、四天之后,不再骚痒,皮屑开始随药膏脱落,露出新皮。大概一星期后,整个面积好转,皮肤变得平整。我确信药很有效,痊愈指日可待。过了几天,我再次挂号去见那位中年男医生,报告好消息,并且又买了一小盒威尔金逊氏软膏备用。又过了几天,我动身回商南。第一盒药膏没用完,皮炎就完全好了,只留下黑色素沉淀,慢慢地变淡消失。我把剩下的药膏保存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永远记住药膏的名称和神医都绥之的名字。

五. 按权力分配

商南县有一条小河流经县城,名叫县河。1973年,在离县城几公里的河上游建成县河水库。此后,陆续有各级领导到水库视察。有一次,陕西军区司令视察,看上了水库边上一棵高大的樟树,说道:这树做傢具很好。 陪同视察的本地干部心领神会。在视察结束后,派人把树砍了。把树干最好的中间段截下,运送到西安进贡。把树干的其余部分据为己有。剩下的大树枝,可以做小傢具,被水库的干部拿走。再剩下的小树枝树叶,被附近的农民捡去烧火做饭。人们谈论此事,没有异议。这颗大树的分配,正好反映出一幅按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分配财富的图景。而且,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

那木材是怎样运送到西安的呢?商洛地区出产木材,而木材属于国家管制物资。在商县通往西安的公路上,在翻越秦岭的最高处,有一个木材检查站。检查站的人把横跨公路的拦杆放下,过往车辆必须停下,接受检查。车上的木材,包括原木和大型傢具,必须有各县木材管理站的介绍信才能放行,前往西安。可以豁免检查的车辆有:长途客车,军车,救护车,邮政车。这些车辆有时干走私勾当,是公开的秘密。有一次我乘坐从商南到西安的长途客车,上车后发现一根又长又粗的木头放在汽车前排座位前面,我无法入座。跟司机交涉,被安排在后排座位。广播站一位编辑屋里的一堆木板,通过熟人安排由军车运往西安。总而言之,熟人帮熟人,什么事都办得成,更何况由掌握权力的人出面。那些进贡的木材,很可能是由军车运往西安的。

六. 武装部的部长政委们

商南县武装部大院在县城中心区,平时大门紧闭,平民不得入内,内部的情形无从知晓。武装部兵少官多。我见过部长、政委们许多次,但只在“一打三反”公判大会上见过几个押解犯人的士兵。

商南县离国境线十万八千里,设立武装部,显然是为了安内而不是攘外。那时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是“军干群”(军人、干部、群众)三结合。县武装部的部长、政委们都是县革委常委会的成员。在县革委常委会上,左调唱得最高、最有决定权的就是他们。这些部长、政委们,担负着教导群众的任务,经常在各级干部和群众大会上宣讲文件,宣传大好形势。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经常出错。1971年我在试马水库工地劳动。一天下午,提前收工,民工们坐在工地指挥部前的空地上听武装部王部长作形势报告。王部长讲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作斗争,把“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讲美帝的海盗船到厄瓜多尔的海上掠夺金枪鱼,把“海盗船”念成“海窃船”,把“厄瓜多尔”念成“尼瓜多尔”,把“金枪鱼”念成“金抢鱼”。Who cares? 民工们把开大会当作歇息的好机会,抽烟,纳鞋底,捉虱子,打瞌睡。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群体事件”频发,“安内”任务不繁重,所以部长、政委们有很多空余时间。那个年代物资短缺,他们就用特权为自己谋利。商南县城很小,我遇见过多次。商南盛产柿子。制成柿饼,1毛8分钱1斤。有一次,我到土产门市部买柿饼。我隔着柜台,看着售货员开始用手抓柿饼往秤盘里放。突然,武装部袁政委快步走进店来,掀开柜台间的档板,径直走到柿饼筐前,旁若无人。他把售货员挤到一旁,亲自动手一个个地挑选好柿饼,放进一个包里。然后,吆喝售货员给他过秤。袁政委穿着一身军装,非常显眼。店里的顾客,没人说一句话。我想了想,袁政委挑剩的柿饼,就在上层。我当然不买了。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武装部赖政委。赖政委特别喜欢出风头。“一打三反”公判大会,全县运动会,县机关职工大会,主席台上少不了他,讲话也少不了他。他的广式普通话,别有风味。赖政委是当然的县革委常委。在“一打三反”的定案会上,他的调子最高。动不动就是要判死刑,无期徒刑,并且坚持己见不退让。

我在县广播站当技术员,有一项业务是修理收音机。有一天晚上,五金交电商店的头头找我,要我去商店帮助检查收音机。我觉得很奇怪。跟着他到了商店,我发现店里挤了一群人,来自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赖政委也在其中。商店的头头向我解释说,接上级通知,所有半导体收音机明天开始降价,幅度高达4分之1到3分之1。比如,120元的3波段收音机降到80元。他要我帮助这些人挑选合意的收音机。啊!原来这些有门路的人提前得到消息,当晚就来抢购。这显然不合法。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答应他的要求。谁看中一架收音机,就让我试听一下,就灵敏度(收台的多少)和音质等发表意见,作为这个人考虑买还是不买的参考。忙乎了一个晚上,干了我最不愿意干的一件事。

赖政委喜欢吃肉。经常可以发现他在卖猪肉的门市部,坐在那里跟人聊天。猪肉是和猪骨一起卖的。一扇连骨带肉的半条猪悬挂在钩子上,从最底下开始砍。排队的顾客凭运气,遇到哪个部位就必须买这个部位的肉带骨。当然啦,很便宜,1斤5毛9分钱。赖政委一边聊天,一边注意卖肉的进度。一但到了他所要的部位,通常是臀部或腰部,立即起身上前,要卖肉师傅砍下一块给他。县城的居民每人每月猪肉定量1斤半。赖政委从来不交肉票。当然啦,钱是要交的。赖政委买了肉,提在手里,心满意足把家还。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赖政委买大米。广东人嗜米如命,有如酒鬼嗜酒如命。古语云:面条不算饭,女人不算人。 古时候,如果丈夫出门了,只有妻子在家,有人敲门问道:有人吗?妻子必须回答:没人。这就是“女人不算人”。广东人吃面食,比如吃面条,那怕肚子撑得滚圆,还是觉得没吃过饭。这就是“面条不算饭”。赖政委是正宗广东人,当然不例外,一家人离开米就没法过日子。可是商南不出产大米,要从外地调拨,粮站里大米很少。为了正常过日子,赖政委跑遍各个粮站。有一次,我到离县城10公里的富水区广播放大站修理扩音机。半下午完成任务后,搭一辆当地铬矿开采公司的敞篷卡车回县城。当时下着大雨,我穿着雨衣和一群人一起站在车上。汽车来到富水粮站门口停住。只见赖政委身穿军装,肩扛一袋米,从粮站跑了出来,到汽车跟前,拉开副驾驶边的车门。一位年轻妇女从车门出来。赖政委连袋带人,钻进汽车。过了几秒钟,一个婴儿被通过车门传递出来。那位妇女像是说了些什么,然后伸手接过婴儿。车上的人七手八脚,把婴儿接上车,把妇女拉上车。汽车开动,大风大雨袭来。有人搀扶母子,有人用雨伞雨衣为她们遮挡风雨。那位妇女说,她曾请求把孩子留在驾驶室,但是解放军不答应。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心中鄙视赖政委。这个“军民鱼水情”的场景,铭刻在我脑中,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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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六) – 我的1976

发表于 2015 年 01 月 31 日 由 吴乃龙


1976年对我来说,是值得回忆的一年,有国事,有家事。这一年发生的国事,我这个小民是旁观者。但是这些事件,对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一年发生的家事,我这个一家之主却是参与者。我亲身经历这些家事、国事,至今不能忘怀。

一.

1976年,农历龙年润八月。润八月不祥。不管你信不信,这年确实发生了好几件国家级的“坏事”。当然啦,也有人认为,那是好事。这个多事之秋的第一件大事是1月8日周恩来逝世,接着是“四五运动”,即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我当时在陕西省商南县工作,除了广播、报纸上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信息来源,也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千里之外京城发出的冲击波,到了偏僻的山区小县,早已衰减为零。(后来7月6日朱德逝世,连京城的冲击波都没有。)

对我来说,妻子怀孕,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商南县那个地方,各个单位的领导通情达理。老家在外地的孕妇,可以在预产期的一个月之前甚至更早一些的时间请假回老家待产,产后有标准的56天产假。5月13日,我陪妻子坐长途汽车前往西安,在同学家里歇息了两个晚上。15日上午,我送妻子到西安火车站,坐火车回北京。沿东大街坐无轨电车到达火车站附近时,发现大街两旁许多人在忙碌,好像在准备什么活动。进了火车站候车室,我去买站台票,被告知不售站台票,送客上车的人不得进入站台。我心想:无论如何,我一定要送妻子上火车。 到了乘客进站的时候,我左手搀着妻子,右手拿着一张火车票,到了地下通道的进口(平时使用的从候车室到月台的水平通道被关闭),女检票员不让我通过(她当然知道不售站台票)。我对她说:你看这是孕妇,一定要有人送上车。 她瞟了我妻子一眼,不再阻拦,只是对我说道:你进去就出不来啦! 我心想:能进去就好。出不来?我才不信! 于是我搀着妻子,下了地下通道,走了一段路,上了月台。我把妻子送上火车安顿好,下车找路出火车站。这难不了我,我知道火车站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只要顺着铁轨走就能出去。于是,我顺着铁轨朝北,走完月台走小路。没走多远,到了火车站围墙的开口。小路上横着一根木头栏杆,但是旁边的小屋没人。太好了,没人把守。我快步绕过栏杆,从围墙的开口出去,溜之大吉,省费一番口舌。

从围墙开口出来之后,我沿着墙外的一条小路朝南走,回到火车站前面的东大街。大街景象已经大变样。大街的路面上空空荡荡。大街的两旁站满大儿童,像是小学高年级学生。这些儿童穿着蓝短裤白衬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手里拿着花环。根据经验,我知道,这是要欢迎高级“外宾”。大街的两旁还有许多警察和便衣,阻止行人穿越大街。有人跟警察和便衣争论,为什么不准过街道,说自己要去上班。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一些人,帮腔发牢骚说:李光耀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他可以走大街而我们就不能走? 有些步行的人强行冲上大街朝对面走去,警察和便衣也没有办法阻止。有些人推着自行车,要强行通过。便衣们则扣住自行车。一位年轻妇女推车要过大街,一个便衣过去,咔嚓一声把自行车锁上(在车座下、固定在车架上的老式车锁),然后拔下钥匙拿在手里跑开。年轻妇女只好守在倒地的自行车旁,嘴里骂个不停。这种情况发生多次,场面相当混乱。

过了好久,大街两旁的儿童们开始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同时有节奏地扭动身躯,挥动手中的花环。一个车队出现在大街上,一群摩托车开路,接着是一辆敞篷汽车,后面是一群小汽车。李光耀和某领导人一起站在敞篷汽车上,双手扶着前面的把手,面无表情,真的是辜负了欢迎人群的热情。不到一分钟,车队过去。欢迎队伍收摊,看热闹的人群开始散去。我沿东大街,往市中心走去。

第二天,5月16日。这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光辉节日。10年前的这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周年,当然要大庆特庆。50万人在西安市新城广场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大慨下午一、两点钟,我站在位于西大街的西安市文化局招待所(商洛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的办事处设在招待所里)大门前面,观看游行。徒步的游行队伍,夹杂着彩车。只记得中学生队伍,老师领头,后面跟着排成方阵的学生,高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口号。他们当然不知道,再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要到底了。一辆彩车,上面放着一口倾斜的大锅,锅口上支着三根棍子,指向天空。大锅旁边坐着一个身穿白大褂、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子。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当然知道,这口大锅,代表微波天线,旁边的男子代表操作人员。这是用来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陕西省刚建成的微波通讯线路。对于占观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无线电盲,这个大锅与棍子的组合,没有任何意义。

二.

6月底,我收到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儿子出世,母子平安。过了几天,收到寄来的出生证,到城关镇派出所上了户口。我开始做准备,到北京接母子回商南县。就在动身的前几天,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知道北京受到影响,但是并不很严重。(地震的准确日期是7月28日。)我从商南县乘长途汽车前往西安,一路上乘客都在谈论地震。从西安乘火车前往北京,到达丰台,开始看见倒塌的围墙和开裂的房屋。在北京站下车后,本来应该坐无轨电车到前门站,换乘7路公共汽车,在辟才胡同站下车,走几分钟到在二龙路的家。由于受地震影响,无轨电车停运。于是,从北京站走大约5分钟,到达建国门内大街,坐1路公共汽车(俗称大一路),向西沿东、西长安街,到民族文化宫站下车,然后走大约10分钟到在二龙路的家。我注意到,长安街两边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小街道两边,搭了许多简陋的防震棚,木板加塑料布。家里的房屋没有明显的损坏,但是也算不安全的房屋。白天尽量少在屋里停留,晚上不得在屋里睡觉,整个四合院的人都这样。四合院的门口,沿着街道搭满了防震棚,就是晚上睡觉的地方。我到了家,只见岳母一人在屋里。弟妹在公共汽车(当时称为人民汽车)公司工作,在木樨地总站的大帐篷里有一席之地。妻子和儿子就在那里避难。我立即坐公共汽车赶到木樨地。在大帐篷里,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在母亲的怀里酣睡。

街道两旁的防震棚,不是什么好呆的地方。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顶上漏雨,地下流水。也不知道从哪里搜罗到一些木料,内弟在屋里搭了一个防震棚,就是用粗木头当柱子和横梁搭一个框架,把木板固定在横梁上。把床放在框架里面,被保护起来。从此,全家人可以在屋里睡觉了。

9月9日下午,我从午睡醒来,懒洋洋地躺在屋里防震棚下的床上。忽然,隔壁二龙路小学的大喇叭响了。先是咔啦几声,接着是播音员沉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极其沉痛地……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 听到这里就够了。肯定是毛泽东死了!听完讣告,我觉得奇怪,讣告只说逝世的时间,不说享年多少岁。这可能是因为,喊了几十年万岁,喊了十年万寿无疆,现在要说活了连100岁都不到,实在是不好意思。讣告中也没有提及出生日期,使得计算活了多少岁成为不可能。接下来,发生了更奇怪的事。几遍哀乐之后,广播的竟然是: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 广播嘎然停止。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广播这个。后来的一些所谓幕后故事,真相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

我从床上起来,出到四合院门口。二龙路街道上,一个少女扶着一位大娘,慢慢走着。大娘臂带黑纱,流着眼泪,很可能是居委会的大妈。我回到屋里,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吃完晚饭,黄昏时候,我决定到天安门广场看看有什么变化。我骑上自行车,从二龙路在民族文化宫旁上了西长安街。骑车朝东,来到人民大会堂,依逆时针方向绕着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变化。街道上人流如常,广场上灯光照样明亮,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照样挂在那里,没有丝毫变化。

但是,从第二天开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商店玻璃橱窗里原来花花绿绿的陈列品,被拿走或被黑布遮盖起来。大人出门上街,必须臂带黑纱。二龙路副食商店门前的蔬菜大棚里,摆着一个小柜台,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在卖黑纱。黑纱每个几毛钱,还要收两寸布票。我当时心想:收钱倒也罢了,怎么还要收布票?既然带黑纱这么重要,难道政府就不能把布票免了?才两寸嘛! 广播里整天播送哀乐、讣告、唁电。街上的人们,脸色阴沉。整个京城笼罩在死气之中。不过话要说回来,也有好的一面。一个多月前发生大地震后,人心惶惶,地震是人们的中心话题。这下可好,人们似乎忘记了地震,不再担心地震。

三.

我离开商南已经一个多月,请假到期。京城里气氛无比沉闷、窒息,似乎凝固了。人们小心翼翼,生怕言行不慎招来横祸。再待下去,没什么意思。而且,“国殇”10天期间,火车乘客一定很少。这对于我们一家老小,是莫大的方便。追悼会定于9月18日。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只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通行,而且不准停车。就在追悼会的前几天,我和妻子、孩子和老母亲,一家4口坐内弟(职业司机)开的上海牌小轿车前往北京火车站。小车沿长安街从天安门前经过。从车窗往外望去,天安门广场上空无一人。紧挨着天安门城楼,正在搭建追悼会高台。台面已经搭好,两边竖起了两根大柱子。没有看见施工的工人。长安街上车辆稀少,小汽车很快就走完东长安街,继续开往火车站。

第二天到达西安,一家人住在同学家里。9月18日下午,同学全家都必须去参加追悼会。我们不在工作单位,没人管。一家人躺在大床上安静休息。同学从外面把房门锁好,免受干扰。当天下午西安下大雨,同学被雨淋了一身。

回到商南,“国殇”已过,恢复原状。和一个多月前我离开时相比,单位里没有什么变化,大家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但是,我隐约感到,毛泽东死了,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将会有所变化。我在聊天时对仍在商南工作的北大韩同学说:就看这一次了。如果还是没有变化,我这辈子也就算了。 自从1970年3月毕业分配到商南县,我一直努力学习,盼望有朝一日机会到来,跳出山沟,干一番事业。长期以来,我晚上经常做两种梦。一种梦是:原来揭发我“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的中学同学,出来声明说,他的揭发是不真实的。另一种梦是:回到北大,重新学习,见到许多老同学。 时间流逝,一年又一年。我已经过三十岁了,如果还是没有机会,我这辈子真的要完了。

10月初,我动身去浙江省淳安县出差,到一家无线电厂为商南县电视转播台订购电视转播机。在杭州,我住在大学同学家里。从杭州坐长途汽车前往淳安,到了新安江水库(千岛湖)库区,公路曲折,一边是湖水,一边是连绵的山包,也就是修水库之前的高山被水淹后仍然高出水面的山峰。在许多公路急转弯处,我真怕汽车沿切线方向飞出,葬身水底。在淳安县住了几天,办完公事。天刚蒙蒙亮,我坐船从水路到达一个叫做毛竹园的地方,然后坐汽车到达建德火车站。我坐火车在义乌转车前往余姚县,停留一天。到余姚的任务是参观余姚县电视差转台。参观完了,在余姚火车站等候路过的宁波开往杭州的列车。至此为止,一切如常。但是,接下来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当火车徐徐进站时,远远望去,车厢上涂满了大字。黑色大字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等列车停稳,仔细一看,吓了我一跳,居然是“绞死江青”,“油炸张春桥”,“火烧姚文元”,“炮轰王洪文”。我想,莫非又是一帮不怕死的家伙在胡闹。但是转念一想,也不像这么回事,当局哪能容许这些“反动标语”随着火车穿州过县,沿途扩散影响?上了火车,邻座的乘客问我:你看见火车上写什么了吗? 我瞟了他一眼,回答说:没有。 再看看周围,也没有人谈论这些标语。

到了杭州,我在大街上看见同样内容的大标语,只是多了“坚决拥护”之类的内容。到了同学家里,同学告诉我,确有这么回事,江青等人被抓起来了。过了两天到达上海,住在大学同学家里。我到外滩去,沿途看见铺天盖地的大标语,挤满大街敲锣打鼓的人群在欢庆胜利,声讨“四人帮”。大标语内容分“打倒”和“拥护”两大类。记得在外滩看了一张揭发“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大字报,说今年不久前,王洪文带领一帮六、七个人,住在锦江饭店,一个星期就挥霍了一万多块钱,而且还列出了明细账目。

我离开上海回西安,在上海火车站发生一个小插曲。同学的家长托我带一行李包大米(大约20斤)给在西安工作的同学。同学的弟弟送我到火车站。到了检票口,两人告别后,我肩扛着一包大米随着人流往里走去。突然,一个中年男子(估计是火车站的人)拦住我,问道:你这包里是什么东西? 我如实回答是大米。那人说:上海不出产大米,你不能把大米带出去。 边说边拉着我去旁边的小屋,要称重量后拿走我的大米,还给我钱和全国粮票。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突发情况,该如何应付,只好跟着他走。心想,这下完不成任务了。 突然,同学的弟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把夺走行李包,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想,得,不用扛大米包了,也不用带钱和粮票了。

上了火车,刚找到座位坐定,同学的弟弟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把手里提着的那个行李包放到行李架上,说了声再见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同学的弟弟就知道可能发生那种事情,一直在遥望着我。他对火车站很熟悉,所以能够混过检票口,夺走行李包,拿着行李包混上火车,完成送大米的 Mission impossible。

四.

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我坐火车去铜川,目的是参观铜川市微波中继站,铜川市电视转播台就设在那里。铜川市给我的印象就是肮脏,大街上到处是尘土和煤末。在微波中继站,我第一次看彩色电视节目,播放的是重新拍摄的彩色电影“年青的一代”。在从铜川回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有四、五个下农村插队的男知识青年。每人都背着一个小书包,挂在胸前。书包鼓鼓囊囊,一个鸡头露在外面。我猜想他们是回西安的老家,顺便带只鸡。须知,那时西安的食品供应很差,我甚至见过西安市发给同学家的(蔬)菜票。在车厢里无事可干,我开始闭目养神。突然,哗啦一声,附近一个车窗的玻璃被从车外飞来的一块石头砸破,碎片飞溅。幸好没有伤人。有些乘客说,这事经常发生,铁路沿线的农民,经常向行进中的火车扔石头,不知是找乐子还是蓄意破坏。于是,我们都调整姿势,使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远离玻璃窗户。

回到西安后,我立即坐长途汽车回商南。千里之外京城发生的大事,对这个偏僻山区小县影响甚微。这次稍有不同,也完全是由于上级布置了任务。“打倒”和“拥护”的大标语,在县城里有几幅。县广播站的播音员,天天高喊“打倒”和“拥护”。和以前相比,腔调一模一样,只是“打倒”和“拥护”后面的人名重新进行了排列组合。昨日的领导者,今日成了阶下囚。

中国的天,终于在1976年变了。这次变天,给我们带来了机会。两年之后,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生,妻子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回炉班。我们带着儿子的户口,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我们的新生活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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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国 (1980)

发表于 2015 年 01 月 19 日 由 吴乃龙


两个半月前(2014年10月31日),《华夏文摘》上刊登了杜欣欣的“出国记”,讲述她30年前(1984)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又提到她1986年学成归国,1991年再次出国。读了之后,觉得有些巧合。我是34年前(1980)第一次出国,也是1986年学成归国,1991年再次出国。读了欣欣的文章,我当即决定,要把自己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写出来。

一.

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出国研究生。经过各种准备和耐心等待,终于在1980年7月收到科学院外事局的通知,到位于三里河的科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学习班,很快就要动身出国了。

7月的一天上午,天气闷热,我到学习班报到。会议室门前,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放着一些文件表格和办公用品,桌边椅子上坐着一位女士,负责接待。我签到后,刚转身要进会议室,看见一位女士,中等身材,脸庞清瘦,带着眼镜,眼镜架上挂着透明塑料的防掉链。这位女士走到桌边,就像和熟人聊天似的,对接待女士说道:我丈夫在MIT的电子研究实验室,我去那里,和他住在一起,生活费便宜些。 听了这话,我朝这位女士仔细一看,哇!这不是靳剑生的妻子宋岩吗?! 靳剑生是科学院地理所1978级出国研究生。在玉泉路的出国英语训练班,我和他在同一个班(5班),一起学习大约半年。我和他没有很多的来往,但是知道他将到MIT的电子研究实验室读研究生。我也知道,他的妻子宋岩,即宋彬彬,是科学院地质所1978级研究生。有一次,宋岩到玉泉路英训班找靳剑生,我见过她,还有印象。这样一来,我立即知道,靳剑生已经去了美国,宋岩也要去了。宋岩签到后就走了。接待女士和旁边的人聊天,也提到宋岩的名字。宋岩只是签到露了一面,我再也没有在学习班上看见她。

学习班的几天里,先是进行“政治学习”,也就是洗脑,“打预防针”。然后是办理具体的出国手续。我领到置装费700元,礼品费20元,还有一张纸条。凭这张纸条,可以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的“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当时市场上难于买到的用品。这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多现钱,心里又兴奋,又紧张,生怕弄丢了。我把钱放进一个小书包,赶快骑车往家里奔。

出国人员服务部内地方不大,很挤拥。第一次进服务部,交纸条,在本子上建立一个纪录。以后每次去购物,先通报姓名,找出记录本。除一些小件外,买的物品要纪录,有数量限制的,比如皮鞋可以买两双。我去过服务部几次。我订做了一身西服,100多块钱。一位裁缝师傅给量身定做。我还买过:领带,三接头皮鞋,皮凉鞋,风衣,皮带,扇牌洗衣皂,等等。去出国人员服务部时,也顺便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购物。此外,还跑了不少地方,买织锦、丝巾、剪纸之类的小礼品。最后的结果是,720元基本花光。

科学院外事局为我办理护照和澳大利亚签证以及路过香港的签证。学习班一位工作人员给我飞机票,北京往香港,第二天香港往悉尼。他还交给我一张5美元钞票,说是路上的零用钱。我问他,香港住一个晚上怎么办。他回答说,你自己想办法。我赶紧向同学和朋友求助。结果,没人能找到在香港的熟人帮助我。受当年国内宣传的影响,以为香港社会秩序混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我第一次出国,独自一人,带着行李,要在香港找住处过夜,心中有恐惧感。于是,我去找那位工作人员,要求改换机票。他说,那你只能把机票退了,改从北京途径马尼拉前往悉尼,在马尼拉不出机场,不需要菲律宾的签证。他还给了我一张金额空白的支票。

于是,我带着机票和支票,到了位于西单的民航局。我对一位女士说明来意后,她收了我的机票,接着拿起电话,为我订票。然后,一位男士走过来对我说:北京到马尼拉的机位已经订好,但是马尼拉到悉尼的机位现在没法订。你走不走? 我回答道:走。 男士接着说道:这样的话,在马尼拉机场,如果他们找不到到悉尼的机位,会把你从马尼拉送回北京,你得负全部责任。 我心想:他们能找到马尼拉到北京的机位把我送回来,就不能找到马尼拉到悉尼的机位把我送到悉尼去?反正我到时待在马尼拉机场,一直等到有马尼拉到悉尼的机位。 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负全部责任。 男士听了,拿出一张表,要我签字。我毫不犹豫就签了。最后,男士叮嘱我说:到了马尼拉机场后,不要自己下飞机,要在飞机上等到中国民航接机的人,跟他们说明情况,他们会帮助你的。 我付了款,拿回支票存根一看,票价为1275元。把机票翻开一看,8月19日,北京到马尼拉一段,机位OK;马尼拉到悉尼一段,机位RQ(Requested)。回到科学院,把退票收据和支票存根交给那位学习班工作人员。他看了看支票存根说:这么便宜,才一千二百多块钱。他还告诉我,科学院将向驻悉尼总领事馆发电报,通知我的到达日期。

二.

有了准确的出国日期,我做最后的准备。一个大行李箱,放满日用品和少量书籍,准备托运。一个手提行李包,放一些零碎日用品和食品,准备随身携带。还有一个小包,放护照之类重要物品,准备背在身上。因为可能在马尼拉机场等候很长时间,我特别准备了充足的食品。三条老字号义利面包:果料面包,维生素面包以及没有填料的普通面包。一包切好的熟香肠。临走的前几天,还特地到西单的甲级理发店理发,5角钱。

8月19日早上,我到达北京机场。托运行李的时候,按照科学院学习班工作人员的吩咐,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科学院的出国留学生。于是,30公斤的大行李箱顺利托运。原来是科学院与民航局有协议,科学院的出国留学生可以托运30公斤行李,比普通旅客多10公斤。早上8点25分,飞机从北京起飞。波音707,从北京到广州,坐满了旅客。11点,到广州机场下飞机后,国内、国际旅客分流。我被引导到一个大厅门口,交了护照,领了一个号码牌,进了大厅。大厅里摆着一些方桌,上面放着各种食品,主要是点心,还有大瓶橘子汁,随意享用。吃完后,领回护照,重新登上那架波音707。

飞机上人不多,连一半都没坐满。起飞不久,飞机平稳后,又供应点心。虽然肚子还饱,想到在马尼拉机场要等候很长时间,我尽最大的能力,吃完给我的一份。飞机上安静下来。我透过舷窗,望着下面的无边大海和片片白云,回想自己在商洛山中度过的8年半艰苦岁月。今天,终于飞出国门,正在留学的路上。内心感慨万千,无法形容。下午2点30分,到达马尼拉机场。按照买机票时那位男士的吩咐,在飞机上坐着等候,直到见到中国民航接机的三人。听了我的讲述之后,他们安慰我说:我们和菲律宾航空公司的关系很好,他们会尽力给你找机位的。 他们还问我:你会讲英语吗? 我回答说:我会。 他们说:那就好办了。 接着,一人领我到一个中转柜台前,把我的护照和机票交给办事人员,接着跟他说了一通话,然后对我说:我已经对他说了,你是留学生,要赶到悉尼大学上学,他答应,把你的名字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只要有一个机位,就会给你。 安排好之后,他和我握手告别。 3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真诚帮助,心存感激。

办完这些事后,我坐在附近的一张椅子上耐心等候。马尼拉机场内,有三件事印象深刻。一是马尼拉夏天非常闷热,机场大厅内没有空调。大厅内有大蚊子,我被叮了几次,只好隔一段时间起来走一走。二是机场大厅内有武装军人巡逻,随处可见。军人肩挎冲锋枪、轻机枪,枪身近似水平,枪口晃悠着。我真害怕枪走火打着人。三是大厅有人搞非法活动。一位清洁女工(胸前挂着带照片的ID牌子)走近我,说道:请你帮助我买一瓶威士忌。给了我20美元,手指不远处的一个售货柜台。我第一次出国,毫无经验,真的起身去帮她买酒。到了柜台前,售货员要我的护照和机票。我说我的护照和机票在中转柜台。售货员说,买东西凭护照和机票,不能卖给你。 于是,我回到原处,把钱还给了她。 后来想起此事,庆幸没有买成。那是免税商品,必须带上飞机的。如果买成了,给了那个女工,不知有什么后果。

等了6、7个小时,原来塞得满满的肚子,开始饿了。我从手提行李包里拿出几片面包吃了。过了不久,中转柜台的小伙子走到我跟前,说道:好消息,你有座位。 于是,我起身跟着他,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登机的广播声响起,我随着人群,出了大厅,进入停机坪,来到飞机旁边。波音747有双层机舱,机身几层楼高。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庞然大物,非常震撼。我手提随身行李包,沿着舷梯往上走,进入机舱坐定。 晚上10点25分,飞机起飞,我的心踏实了。只要待在飞机里,再过7个小时,就要到达悉尼,我的最终目的地。

三.

第二天8月20日清晨,飞机到达悉尼上空。飞机低空转弯,悉尼歌剧院和海湾大桥影入我的眼帘。多么美丽的景色!我心中不禁由衷赞叹。当地时间7点30分,飞机在悉尼机场降落。我领取了行李,过海关时如实申报食品,结果那包熟香肠被海关官员扔进垃圾筒。出了海关,跟着来接我的北大地球物理系潘老师,到门口坐上领事馆的小面包车,直奔领事馆。

我在领事馆住了两个晚上。有卫生间的小单间(领事馆大楼原是一个旅馆),每晚15(澳)元。餐费另算,每天3顿共2.5元。不够一天的零头,每顿为2.5元的3分之1。我还另借了100元“安家费”。一星期后领到学校的奖学金,全数归还。

悉尼大学离领事馆不远,走路20分钟。到达悉尼的第二天,到电气工程系报到。见到我的研究生导师,在各种文件上签名。在系里当访问学者的阎兄的帮助下,找到大学附近的一间单人房间,租金每周20元。当时就交了定金10元,拿到门钥匙。第三天,在阎兄的帮助下,坐的士从领事馆搬进新家。从此,开始有规律的留学生活。

早年的留学生,有许多相似的经历。欣欣在“出国记”中讲述了几件事,我有类似经历。

寄信。还在北京的时候,就知道寄信回国的诀窍,带信封、信纸和邮票出国。有人回国,则把写好的信封好,贴上面值正确的邮票,托人带回国寄出,又快又省钱。(从邮局往中国寄航空信,限重20克,0.45澳元。)悉尼是个大城市,留学生们互通信息,经常能找到回国的人,包括驻外人员,出国访问人员,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那个时候,大家把替人带信回国当作义务。我的第一批3封信是在到达悉尼的第二天,托回国路过悉尼的驻斐济大使带回国寄出的,分别寄往北京家中和北京天文台有关人员。

书。因为行李重量限制,我只带了少量认为会急用的书,其余共43本(大部分中文书,少量影印英文书)从北京邮局当印刷品寄出,邮费大概是20多元,大约3个月后收到。这些书只是开始时有用,后来就逐渐变得没用了。研究工作用书,从图书馆借。有些上课用书,要自己买。我有学校的奖学金,所以,每年有二、三百元的书籍补助,足以用来购买书籍和文具。

奖学金。这事最复杂。我考取了科学院公派留学研究生,又在出国前申请到悉尼大学的奖学金。奖学金比公派留学生领取的公费高不少。我开始时第一年是4200(澳)元,第二年是6200元,此后每年小幅度增长。而公费生开始时每月不到300(澳)元,即每年不到3600元。当时悉尼物价低廉,房租一般每周20到25元,最多不超过30元。食品很便宜,花钱更少。留学生们都带够了衣服,不花钱。因此,用这些钱,日子应该是过得不错的。但是留学生们都拼命省钱,Stretch a penny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为的是回国时买“8大件”(电视机,录像机,收录机,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缝纫机)以及若干“小件”(收音机,手表,手动打字机等小电器/用品。种类和限额时常变动)。另一个原因是,与国外相比,当时国内的日常生活用品价钱低很多。花澳元时,乘2折算一下,觉得与国内相比,太贵,就不买或少买了。大家没有在国外长期居住的打算,得过且过。与其在国外花钱,不如把“洋财”带回国内。

我刚到悉尼时,领事馆管留学人员的老李对我讲了很详细的规定,大意是:领取奖学金的公派留学生,待遇与公费留学生相同,但是能有百分之十五的奖励,多余部分存入银行,待后处理。不过他又说:我只管教育部派来的留学生,你是科学院派来的,你要自己跟科学院联系,看看到底怎么办。 过了两个月,老李召集留学生开会,传达文件,内容是:个人申请所得奖学金归个人,但是要归还机票、置装费。这样一来,我在留学期间一切费用自理,成为“公派自费”。1986年我学成回国,向科学院归还机票款1275元,置装费700元,礼品费20元。他们忘了那5美元,没有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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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作回忆文章

发表于 2013 年 11 月 23 日 由 吴乃龙


近两年来我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总结出一些要点,写下来与大家分享。首先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个人体会,经验之谈。如果你有相同的看法,那是英雄所见略同,别往剽窃上扯。如果你有不相同的看法,那是英雄所见略不同,别搞得互不相容。不同的看法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不是互相抵消的关系。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开讲。

(一)三个基本条件

1.阅历。

阅历是一个人经历的事情以及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回忆文章是写自己经历的事情加上自己的看法。所以,一个人的阅历是写回忆文章最基本的条件。有阅历才能言之有物。阅历越丰富,写好回忆文章的可能性就越大。请注意,阅历包括经历和看法。回忆文章也要包括这两方面,不是简单的记事。

2.记忆力。

回忆文章是写一个人过去经历的事情,而且往往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记忆力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一个人的记忆力越好,写好回忆文章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辅助手段如写日记也起很大的作用。但有无日记是既成事实,不可改变。记忆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后天的培养能使之改善。

3.写作能力。

回忆的最终实现靠写作。一个人经历了一件事情而又记得清楚,要把它写成文章,就要有写作能力。写作能力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培养。不过,写作文章也不是高不可攀。不是只有作家才有资格写文章。就拿写回忆文章来说,我认为平常的人如你我之辈都能写。自己的经历自己动手写,责无旁贷。我就是抱着这种心理开始写回忆文章的。结果发现还不错,自我感觉良好,越写越顺手,越写越有信心。

(二)三项基本原则

1. Minimum Information (最小信息量)。

意思是:只写与主题有关的东西。与主题无关的东西,涉及隐私的东西,尽量少写,不写。

可以根据要写的主题,拟好文章标题,再写好小节标题,然后把每个小节详细写出来。这是自上而下(Top to bottom)写法。也可以围绕一个主题先把有关的东西一件件详细罗列出来,再分类而成小节。给小节加上标题。最后加上文章标题。这是自下而上(Bottom to top)写法。当然,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写法。无论采取哪种写法,尽量不要写与主题无关的东西。已经在草稿中写下的,要舍得删去。删去的文字,可以收藏起来,留作日后写作其它文章时使用。甚至有一种极端情况:写完文章后发现标题不合适。那就修改标题,反正这不是命题作文。

涉及隐私的东西,在草稿中可以明确写出来。但是在文章中要用适当的写法,以既保护隐私又不影响理解为原则。如:略去地名、人名,或用“某”,“X”,“甲/乙/丙”,“A/B/C”等代替。不宜更换成真正存在或不存在的地名。不宜以谐音字代替。“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要当作“隐私”对待,特别是后者。不要用真实姓名,除非你很有把握,不会给有关的人造成麻烦,不会给自己造成麻烦,或就是有麻烦也不怕。(公众人物也许不在此列。)

2. Maximum Accuracy Possible(最大可能精确度)。

意思是:根据可能的条件,提供所需的最大精确度。

比如,根据需要,时间可能精确到年,月,日,时,分,或秒。要用各种手段(如回忆,查资料,上网,问人,推算)得到所需的精确度。如果实在不能达到,则求其次,尽量精确,以不影响理解为原则。对人物的处理和事件的描述与此类似。

这里特别说一下推算的问题。有时候容易回忆起一个事件的过程,但不容易回忆起准确日期或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找出事件中的某一参考点,进行推算。比如,在“我的研究生梦”一文中,我考取研究生后离开陕西省商南县的准确日期就是推算出来的。我能够清楚记得的是:当时算计好了,要赶回北京过中秋节。回到北京火车站是星期天(当时唯一的周末休息日)傍晚。几乎全家倾巢出动,到火车站见证我们的命运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刻。根据万年历,1978年中秋节确是星期天,是9月17号。旅途中在西安和火车上各待了一个晚上。所以,离开商南县的准确日期就是9月15号。Absolutely correct!

3. Neutralism (中立原则)。

意思是:叙述事件时,要尽量保持中立。

写回忆文章是回过头来看以前并且常常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比较容易去除主观情绪,做到中立客观。要尽量做到这一点,写的文章才有可信度,能为各方面接受。可以发表议论,但要和事实分开。要使人明白,事实是事实,看法是看法。而且,要使人明白,哪些是当时的看法,哪些是现在的看法。是的,“保持中立”,有时候说来容易做来难。有同学写了回忆文化革命的文章给我看,对我说,虽然明知文化革命的时候,学校里的两派都是上当受骗被愚弄,但是至今仍然认为自己一派正确。我只能对他说:无解,除非改变想法。

(三)一些诀窍

以下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和诀窍。

1.汉字输入。– 我现是用Google Pinyin。用过QQ Pinyin。还试过Microsoft Pinyin。感觉都差不多。用Google Pinyin是因为习惯了。我的汉语拼音能力颇差(从小就没有学好)。有时利用《汉英词典》的“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实在不行时,只好向LD请教。

2.使用《现代汉语词典》。– 为了弄清词语的准确意思和用法,有时查阅《现代汉语词典》。

3.上网查阅。– 为了弄清词语的准确意思和用法,有时上网古狗一下,或查阅“汉典”之类。

4.打印出来阅读。– 最后定稿之前,用打印机打印在纸上阅读。我的感觉是,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和在纸上阅读不一样。在纸上阅读容易发现错误。(可能是因为老脑筋的缘故。)

5.灵感。– 写作要靠灵感。不想写、写不出来时不要硬着头皮写。灵感出现于脑海里,稍纵即逝,必须赶紧抓住。

6.可读性(Readability)。– 回忆文章不是文艺作品,但是也要有可读性。这就要在符合最基本的要求(真实,用词恰当,语法正确,表述清楚,文理通顺,等等)的基础上,再加上有文采,幽默,典故,等等。

7.插入英文。– 可以插入英文短语,但是要恰当,也不能过多。奇怪的是,有时脑子里的idea,想不出恰切的中文来表达。(可能是不自觉地用英文思考的缘故。)可以写英文,在括号里注上中文。

8.随时记录。– 开始写一篇文章后,我会在每层楼的房间里放好纸和笔,随手可取。一有好想法、好词句出现于脑中,立即记下。有时会在夜里从床上爬起来记,不止一次。

9.审阅。– 我几乎没有请人审阅过稿件。我的看法是,每人写回忆文章,各有各的风格,这方面不要改变。需要根据别人的建议改变的是:错别字,确实不妥的内容,不当的措辞,不准确的日期和事实等。

10.安全。– 为了不会因为意外的原因丢失稿件,必须随时做备份(Backup)。方法有:在本电脑或另一台电脑上做拷贝,拷贝到光盘或U 盘(USB flash drive)上,把文件发送到电子邮件信箱,把文件上传到“云存储”(Cloud storage)。我是用Microsoft的OneDrive (Sky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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