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的“三月黑风”
（老知青一员）
“3.5辩论会”后，江苏镇江的造反派虽已分裂，但在初始阶段，阵线不太分明，不少群众组织还在观望。因此，对立情绪不算严重，气氛也较为平和，只是写写大字报，贴贴标语，发表些不同见解而已，并无实际行动，更无冲突事件发生。
省城南京的形势却大不一样了，造反派公开分裂后，不但对立日趋严重，而且火药味渐浓，以致武斗频发，处于失控之势。由于矛盾双方又都是中央曾肯定过的造反派组织，中央也不便明确表态，谁是谁非。无奈之下，周恩来总理于1967年3月5日在北京接见南京两派代表时，代表中央宣布对江苏全省实行军事管制。3月10日江苏省军管会宣告成立，由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担任主任。
3月15日镇江专区暨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宣告成立，[1]由江苏省军区副政委王荣光担任主任，军管会成员来自江苏省军区、镇江军分区、镇江市人武部、后字252部队、520部队、6323部队等驻镇军事单位。镇江军管会成立的当天，就向规模较大或认为问题严重的单位派驻军代表，对其实行军事管制。
各级军管会的成立，标志着所有的权力均归于军管会，实质上是变相否决了南京的“一.二六夺权”，同样也是否定了镇江各有关单位“一月风暴”的夺权。
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各地军方都要介入地方，坚决“支持左派”。可是，在当年造反期间先后成立的大大小小，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的群众组织，谁不认为自己是最最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坚决打倒“刘邓陶”及各级“走资派”，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左派组织呢?
实际上运动开始后，在地方党政机关受冲击，当权派遭批斗，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中，各地驻军墨守成规的习惯思维，以及与地方上难以割舍和无法理清的各种关系，在感情上大都是倾向于保守派，厌恶造反派的。只是囿于当时的规定，不便干预地方事务。固有的习惯思维和感情基础，这时又有了中央所授予的仲裁权，军方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观念标准，来衡量所在地方群众组织的性质，划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采取相应的支持或专政措施了。
因此，各地军方（少数外）一旦获得对群众组织定性的裁判权后，就磨刀霍霍地向造反派痛下杀手，以“镇反”冠冕堂皇的名义，毫不留情地打击和镇压造反派。
当年在镇江的造反派中，最早被抓捕的是“临司”的头头张荣发，他在1967年1月下旬就被拘捕；2月5日“红司”的西区负责人王春山被拘捕；2月12日“红司”的纠察大队长徐道良被拘捕；2月13日丹徒县“农司”的巫安镇被拘捕；2月14日丹徒县“闯司”的彭孟根被拘捕。“红司”的其他一些负责人在通缉后也陆续被拘捕。
当年围绕镇江市的丹徒县有不少单位就设在市区。因此，丹徒县的造反活动和镇江市密不可分。1967年初轰动全国的南京“一、三事件”中，镇江造反派在东郊大规模的堵路行动，丹徒县的“闯司”、“农司”就曾调集大批人员积极参与其中。
2月25日丹徒县公安局发布公告，宣布取缔非法组织丹徒县“闯司”和“农司”，其负责人彭孟根、巫安镇两人定为现行反革命罪，正式逮捕。同日上午在镇江市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声讨非法组织丹徒县“闯司”和“农司”，以及彭孟根、巫安镇的现行反革命罪行。会后还将彭孟根、巫安镇两人押上汽车“游街示众”。
镇江市第一家被军方祭刀的就是红旗耐火器材厂的“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它是全镇江地区最早“夺权”的造反派组织，自然也成了军方的眼中钉、肉中刺。其实该厂不过是红旗公社所属的小厂，职工中还有相当部分的残疾人员。
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卫戍区发布公告：宣布取缔反革命组织镇江红旗耐火器材厂“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当日下午镇江卫戍区主持了“镇江红旗耐火器材厂控诉反革命分子吉玉林罪行大会”，当场拘捕现行反革命组织“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的首恶分子吉玉林、杨得超（吉的副手），会后并将他俩“游街示众”。
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卫戍区又于3月12日、3月18日、3月27日等分别发布公告，宣布取缔一批基层造反派组织。
为了营造威慑气氛，3月19日镇江军方进行了一场武装示威大游行。上午9时整，由头戴钢盔的军人驾驶了二十多辆军用摩托车开路，紧跟着是由数十辆满载着全副武装解放军战士的车队，从市体育场出发，徐徐开进市区大街，进行了盛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军车上贴着“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坚决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鲜明夺目的标语。车上的解放军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一手紧握钢枪，一手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不断唱语录歌和高呼口号。途中，军机飞临上空，并撒下雪片似的传单，上面印有镇江卫戍区取缔镇江市制材厂“革命生产委员会”等反革命组织的消息。这场两个多小时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军车大游行，充分展示了军方无比强大的实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数天后，当局举行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最触目惊心的“游街示众”活动。笔者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的是当年3月27日早晨，街邻纷纷相传，一些被取缔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今天上午将“游街示众”，大家相约去看热闹。那天马路两侧早早就挤满了人群，笔者刚刚站定，就远远传来了高音喇叭的严厉口号声。不过这种口号声逐渐由远而近的时间特别长，原来是久等不至的游行车队速度特别慢，好不容易才姗姗来临。
首先是一辆军管会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缓缓驶来，严厉的口号声就是从其车顶的高音喇叭发出的。随后是多辆站满荷枪实弹解放军战士的军车，军车驶过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竟是一幕令人惊骇不已，惨不忍睹的恐怖场景！
只见一长溜的步行队伍，每两名军警架着一名反铐的“游街示众”者。这些“游街示众”者的双手铐在背后，细细的麻绳勒住其颈脖子，面部朝下，大幅度地躬着腰，臀部比头高，带着手铐的双手高高往上翘。两旁的军警表情严肃，各用一只手抄进被反铐者的内臂，45度的伸直按住其臂膀，牢牢控制住“游街示众”者。这种“架飞机”（亦称“喷气式”）的独特形状，不但有“翅膀”（两侧执法者的手臂），还有高高竖起的“尾翼”（示众者上翘的手腕）。
据知情者说，勒住颈脖子的细麻绳，是专门用来防止示众者发出声音的，只要稍一收紧细麻绳，气都喘不过来。
这种极其残忍“架飞机”式的独特姿态，苦不堪言的“游街示众”者只能半步半步的慢慢挪动，而且每移动一下都十分艰难，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举步维艰，蹒跚而行。他们很快就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体力不支，全身瘫痪，再也迈不动沉重的双腿了。虽然“游街示众”者大多已精疲力尽，神志不请，无法正常行走了，但前面宣传车的高音喇叭还在声嘶力竭不停地吼叫，这场“大灭阶级敌人威风，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的“示众游街”仍在惊心动魄的继续进行着。这些备受摧残早已瘫软失去知觉的可伶受难者，实际上完全是由两旁的执行军警用力的架着、拖着，他们的脚尖不由自主的在地面上滑行游动，才完成了“游街示众”的整个艰难行程。
据受害人说：他们从上午8时许，就以这种痛苦不堪的姿态被架着“游街示众”，绕行了市区的几条主要马路，一直至下午1时多才结束。押回看守所时，人人都被这非人的折磨昏死了过去，整个身体脱虚散了架，臂膀胳膊全麻木了，长时间的躬腰，腰部像被折断了似的，不能动也不能伸直。那些架着我们的军警，走一段路还有人来轮换，而我们这种人间炼狱般的惨状，竟被连拖带拽不停顿地整整折磨了五个多小时。
笔者需加以说明的是，这种带铐“架飞机”的形式，与批斗会上常见的“架飞机”有些区别。通常的“架飞机”，是由被斗者两旁的“革命积极分子”（往往是丧失人性的暴戾打手），各扭住挨斗者一只手臂，强行将肩膀往下按，把手腕往上抬，以强行把被斗者的腰弯下来，使其面朝地，头顶向前，这时两手臂上翘就像飞机的两个翅膀一样，故称“架飞机”。通常这种被“架飞机”者的颈部挂着罪名牌，站立于高台、卡车、桌椅上，也有的站在平地上，一般是无需走动。若被“架飞机”者还要被强制行走，那就不是简单的酷刑了。
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这种侮辱人格，践踏人性，滥施酷刑，肆意摧残，丧心病狂的带铐“架飞机”的“游街示众”残忍场面，实在是令人心惊肉跳，头皮发麻，毛骨悚然。使得马路两侧原想来看热闹的人群，瞬间停止了嘈杂和拥挤，全都定格在寂静无声的恐惧之中。大家都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不寒而栗，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没有人争挤，也没有人议论，现场一片萧杀，只有宣传车顶的高音喇叭男女声交换播出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尖厉的狂叫声在空中来回飘荡！
这一长串的“游街示众”者前后都相隔两三公尺，几十个“游街示众”的队列就拖拉的很长很长，行走的速度又极其缓慢，好久才全部走完。后面压阵的是几辆卡车，上面站满套着红袖标的学生群众组织成员。
笔者留心观察了车上的人，他们大多面无表情，不喊口号、也不举拳头，缺乏通常游行活动时应有的“革命激情”。大概此时他们的心情也很复杂和纠结。前面那些被“游街示众”的敌对分子，不久前还是同一战壕，并肩作战，相互支援，亲密无间的工人造反派战友，而顷刻之间却成了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不可饶恕的阶级敌人！
镇江军管会精心组织的这一场声势浩大，且惊世骇俗的游街宣传活动，在广大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的确起到了以儆效尤的威慑作用。同样，在年少笔者的脑海里，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记忆，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此酷烈惨景，都不由得心里打颤！当年的这种极其残酷，令人发指，不堪回首的恐怖场面，当事者和观看者必定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军方在取缔一批批造反派组织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搜集整理材料，为研究和制定下一批取缔名单作准备。
据了解，军方在各进驻单位，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和原领导干部的定调。例如，进驻江苏省镇江船厂(省船厂)的军管负责人是6323部队的团级干部吕英声，他来自27军，这是在苏南地区镇压造反派（主力军）出了名的部队。吕代表的进驻，使该厂的造反派心惊胆战。原本要整肃的主要对象是该厂造反组织“联指部”主要负责人周洋和黄宪成，当时周洋在生产科当技术员，黄宪成在质检科当化验员。吕代表派人到这两个科室调查，要大家检举揭发二人的“反动言行”。生产科有十多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联指部”成员，异口同声地为周洋评功摆好，说这个小青年工作出色，还被评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怎么会有反动言行? 质检科十来位同事也都是“联指部”成员，说黄宪成从部队复员来厂后，工作负责，思想积极，是读毛主席语录的带头人，和反动言行沾不上半点边。吕代表又亲自找厂党委领导了解情况，竟然和党委副书记曲令学叙上了友谊，原来曲和吕都是八路军出身，曲的资格远比吕高，弄得吕一口一声称曲是首长。既然如此，曲便向吕发话说，省船厂“联指部”是革命左派组织，厂党委全体委员中只有厂长顾吉祥有个皖南事变突围的情节待查，其余委员全部是“联指部”的成员，目前厂党委暂缺书记，由我主持党委工作，负责全厂的革命和生产，军管会要在厂里抓反革命，应当先来征求我们党委的意见。这使吕代表感到十分为难，不好向军管会和所在部队交待，只有先到军管会汇报请示。
吕英声向军管会汇报之后，约曲令学、周洋、黄宪成谈话，说造反、夺权都是错误行为，因为省船厂的情况特殊，军管会要求“联指部”宣布解散，停止一切活动。
曲令学等三人和“联指部”其他几位负责人研究后，于3月21日贴出一张声明，现择抄如下：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联指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厂党委已完全站在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联指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即日起“联指部”宣布自动解散，希望“毛泽东思想3.18联合兵团”（简称“3.18”是“联指部”的对立面）也同时停止活动，全厂职工团结一致，更好地集中精力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新的胜利！
这则声明发表后，“3.18”方面并没有响应。他们认为这是耍花招，因为“联指部”的解散与否，没有实际意义，掌权的还是厂党委那一班人。事后吕代表和“联指部”成员打得火热，不大理睬“3.18”人员。吕英声回忆说，他在省船厂的“支左”态度，是一年后在打倒“赵陈刘方”时，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赵陈刘方’的黑干将”，被揪斗得七死八活的原因。
在军方的严厉打击下，社会上所剩下的造反派组织大多风声鹤鸣，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像省船厂“联指部”能这样侥幸体面过关的不多。所幸的是，后来的政策面似乎有了些变化，军方紧锣密鼓的“镇反”行动也戛然而止不再进行。否则，不知还有多少造反派组织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呢！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造反派组织还是为军管会所倚重，仍然一直保持活跃，始终高调行事，这主要是一些学生造反派组织。如：工农大学 “东方红”、镇中“红旗”、一中“红旗”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镇江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类型有：
一、反革命组织。如镇江红旗耐火器材厂“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镇江豆食制品厂“革命生产委员会”，镇江港务局“八.二八红色造反团”，镇江市制材厂“革命生产委员会”,镇江建筑三站“毛泽东思想义勇军”等。
二、反动组织。如镇江市友谊服装厂“联合指挥部”，镇江市回联“红色革命委员会”，镇江火车站“毛泽东思想火车头战斗队”等。
三、右派组织。如镇江“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等。
四、非法组织。如镇江市“毛泽东思想工交物资系统革命造反团镇江总部”，镇江专区“交通系统红色造反司令部”，“红色造反司令部基层串联会”等。
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除了负责人被逮捕外，从重要骨干到一般成员，都要进行登记、清查，记录在案。须知，在阶级斗争氛围浓厚的年代，有过政治污点的人不光自己终生受其所害，而且也会株连拖累影响家人亲友及后代，这一点在当年是最关键、最要命的了。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7年3月中旬 镇江卫戍区、市公安局分别发布公告，宣布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等23个造反组织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并逮捕56人。5月份，镇江卫戍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宣布对这些组织予以平反，释放拘捕人员。
此处的记载有些差误，撇开2月25日被取缔的丹徒县“闯司”和“农司”不谈。事实上，镇江市在3月上旬、中旬、下旬都有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而不全集中于中旬，如大东造纸厂“红色造反总部”、小教（小学教师）“红色造反总部”、建筑工程处“红色造反兵团”、运输一站、运输四站等一批造反派组织（定性不详）就是在3月下旬被取缔的；被取缔的有四种类型，并不笼统归于“反动组织”；被拘捕人员大部分4月下旬就平反释放了，只有少数人是5月初出去的。
这段时期，各地军方的“镇反”风暴席卷全国，其实质是当年所谓“二月逆流”在各地的表现，反映了军方对造反派（指狭义）的强烈敌视和报复。江苏较早进行“镇反”的是无锡，[2]省城南京的“镇反”也很严厉，[3]全国“镇反”规模最大的是四川，[4]“镇反”最惨烈的是青海西宁。[5]
在镇江看守所里，监管严厉，空气浑浊，阴暗潮湿，狭小拥挤，一天三顿稀粥的囚徒待遇，从牛气哄哄猝然跌落至如此可悲的阶下囚，使得这些被拘捕的造反派头头，很是憋屈、郁闷，悲愤难当。有的人感到心灰意冷，自怨自艾，但大多数人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当初就是为了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发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才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向“走资派”造反和夺权的，其每一个行动步骤都是遵照中央的号令来进行的，这些都有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为事实证据，是有目共睹也都是有案可查的。试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再号召、鼓动和激励，谁会平白无故异想天开地起来造反呢？可这些响应号召而进行“革命造反”的所作所为，转眼间却被当局指控为蓄谋已久作恶多端的反动行为和反革命夺权事件，并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向他们身上。对领袖的一片忠心耿耿和满腔热血，换来的竟然是未来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这是他们做梦都未曾想到的。所以，这些被拘捕人员在看守所里不服气、不认罪，也不安分，采取了各种形式和手段进行抗争。他们以唱语录歌、东方红、国际歌、样板戏等来抒发情感，排解忧愁，激励自己！后来甚至还以绝食这种悲壮的方式，来强烈表达对当局迫害的抗议和愤慨！
据被拘捕人员镇江港务局“八.二八红色造反团”的严家庭说：他与吉玉林作为“要犯”，分别囚禁在10号、11号阴暗潮湿环境极差的小监房。他和吉玉林秘密联络，发动大家进行破釜沉舟的绝食抗争。绝食斗争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其中以大东造纸厂“红色造反总部”的戴忠豪最为积极。他们事前预计，不出三天上面就非来人过问不可。果不其然，绝食行动引起了当局的高度惊恐，当天晚上，就派人来劝说。绝食者意志坚定，严词拒绝，说客悻悻离去。绝食坚持了四五天，基本达到了目的后才开始进食。
这场绝食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其代价也是十分悲催和惨痛的，参加绝食人员的身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本来监房条件就差，他们不吃不喝，不到三天，好多人就饿得处于昏迷状态。尤其是吉玉林的绝食时间坚持得最长，身体受到的伤害也最为严重，他原来就患有肺结核病，绝食不久便进入昏迷状态，被看守所的军警抬出监房，用饲管插进鼻子强行灌食。之后吉玉林的身体一直不大好，长期住院，去世较早，恐怕与此绝食所受的伤害，有极大关联。严家庭说，自己就因当年的绝食，而患下了严重的胃病，一直困扰了他数十年。
后来镇江军分区政委童星降尊纡贵亲自来到看守所，对他们进行安抚。童政委进入监房，主动与严家庭亲切招呼并握手说，严家庭同志啊！你们怎么成了这样？严家庭嘲讽道，哈哈！我们不是定为反革命分子吗？你说我们是同志还来握手，这时候怎么才想起来称呼我们是同志了？童星是五十多岁的老干部了，很有涵养。他和蔼地说，这事我们错了！严家庭立即道：是你们错，我们可没有错，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才起来革命造反的，所以我们肯定没有错。严家庭看到童星的态度很是诚恳，也就不再计较了。在童星看望之后，监房生活条件有了些改善，添置了暖壶。
他们的不懈抗争行为，很快传到了外面。当年与看守所一墙之隔的就是镇江市第三中学的校园，三中“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全市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将高音喇叭对准看守所，播放支持被拘捕造反派人员的口号，并指名道姓地赞扬其抗争行动。高音喇叭曾大喊：严家庭好样的!你够英雄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此时的运动形势已有了新的转变，否则，任何群众组织都不敢如此放肆地公开与军方对抗，为拘捕人员鸣冤叫屈的！
在被拘捕造反派人员的整个抗争过程中，要算严家庭的抗争最突出、最勇敢，劲头也最足！因为他是刚刚从部队转业不久的共产党员，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和家庭牵挂。
后来严家庭和吉玉林等人也知道外面的形势有变，更有底气了。即使当局无条件的释放，他们也不愿就这么轻易走出去，好进还不好出呢！认为当初被拘捕时，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游街示众”，受尽了折磨，百般丑化，搞得满城风雨，现在平反释放，也要有个相应的形式和规模，来消除其恶劣影响。
他们提出了六条要求：召开全市性的万人大会宣布彻底平反，胸前戴上大红花，市有线广播站要同步转播，会后敲锣打鼓坐汽车按上次“游街示众”的路线绕行市区，天上要有飞机撒下宣布他们平反的传单，各人单位召开欢迎会，工资全额补发等。整个平反活动要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们才肯出去。
军管会无法同意他们的全部要求，释放他们，请他们走出牢房，竟成了一件颇为棘手的大难题。因为当时运动形势的倏然转向，军管会亟需尽快走出所犯“镇压造反派的方向性错误”的阴影，而这些被错捕的造反派人员越迟释放，军管会的处境就越显得尴尬，社会舆论不满的反响也越来越大。当局为放人之事，一筹莫展，伤透脑筋。最后还是耍了计谋，将他们一个个诱骗出看守所，当他们觉察有诈要求返回时，岂能再“放虎归山”，则紧闭看守所大门，坚决不让回去，硬是一推了事。严家庭和吉玉林等人戏称，他们不是正常放出去的，而是不折不扣地被“蒙骗”出去的。
这种被诱骗推出牢门，天方夜谭式的戏剧性情节，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可算是古今中外监狱史上匪夷所思的一大奇闻，也诠释了当年波谲云诡，变化无常的政治生态，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狡诈和荒唐！
大东造纸厂的张贵邦，生前与笔者聊天时曾谈过他拘捕的情况。被捕的前一天晚上9时左右，辖区的居民主任突然进了他家，望了他一眼，寒暄了一句就马上离开了。他们一家人都觉得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多想，就关门睡觉了。半夜来了一帮军警就把他铐走了，当时他心里很害怕，七上八下，不知是犯了什么重罪？押进了看守所，里面全是造反派头头，他这才明白，倒也放了心。看守所开始对他们这些“政治犯”极为严厉，不久就有了些松动，看守的军警不再是那么恶狠狠、凶巴巴的了，也准许家里送些吃的食物了，三中“井冈山”的广播也向他们大量播放外界的信息。有一天，一位军警像是漫不经心地走近他身边，悄悄说：“大个子，你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边说便向他举了举大拇指。张贵邦的个头较高，军警不知他的名字，称他为大个子。要知道，“造反派”这个词汇，在当年可是十足响亮的褒义词啊！张贵邦还说，那天半夜被抓走后，他家里人吓得魂飞魄散，惊魂甫定的妻子一直哭到了天亮，早晨两眼泡肿得红通通的。
据大东造纸厂另一被拘捕人员说：他们3月27日无故被抓，4月4日还曾被押到厂里“批斗”，批斗会上强加的“罪状”，全是一些子虚乌有，颠倒黑白，经不起推敲的胡言乱语。
此时虽已是万物萌动的初春季节，但春寒料峭，阵阵凛冽寒风还不时袭来。在军方严厉打击下，镇江文革运动的走势宛如万马齐闇，进入低潮。然而，暗流涌动的运动形势很快就风云突变，峰回路转。在北京大闹怀仁堂的老帅及副总理们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行，遭到了伟大领袖的怒斥，并被定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纷至沓来，传播着各地被镇压的造反派即将获得平反的信息。
文革的发起者原以为军方可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坚定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为文革保驾护航，使之能够有序健康开展下去。哪知天高皇帝远，军方手握尚方宝剑后，其锋芒却指向造反派，进行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镇反”，造反派遭到了无情整肃，使文革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这显然是违背了最高统帅的真实意图，也严重影响了“伟大战略部署”的实施。为了扭转形势，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４月６日，中央军委又颁布了《十条命令》。[6]由此可见，当时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各地军方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和毛伟人是有错位的。
在这种大气候下，已取缔的造反派组织被镇江市军管会陆续平反，所拘捕的人员也又都先后释放并恢复其名誉。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取缔时间，是在当年的3月份，镇江人称之为“3月黑风”。
当年社会上曾经广泛流传过一些经典的“至理名言”，其中有一句：取缔你是无比正确，给你平反也是无比正确。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年响应伟人号召起来“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是需要撞运气的。同一群众组织，有时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当局取缔，其头头列为“反革命罪犯”，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不久，同一群众组织不仅被当局所平反，并且誉为是经得起阶级斗争烈火考验，立场坚定的革命左派团体，因而又被吹捧上了天。当然，最终还是一个不漏地统统打翻在地，被清算追责，成了时代的匆匆过客，落下了无尽的历史谜雾和笑料，真可谓是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
说到底，在那没有一点法制意识和人权概念的非理性年代，任何群众组织的命运均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厄运也可能会随时落到头上，无论你是多么的坦荡无私，多么的问心无愧，多么的赤胆忠心，一切都无济于事，这的确是令人无限感慨和哀叹的！
注释：
[1]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7年3月15日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成立镇江专区暨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镇江专区所辖各县也先后由各县驻军和县人民武装部派出干部组成军管会，实行军管。
[2] 1967年2月8日无锡“支左”部队取缔无锡无线电厂“1022”主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逮捕其头头。接着又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和建材仪器厂的主力军为“反动组织”，逮捕其头头。2月28日将无锡最大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作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逮捕三位主要头头，数十名工作人员被公安局集中审查。
[3] 1967年3月9日南京军方宣佈取缔金陵造船厂“红纵”等五个“反革命组织”。3月13日宣佈取缔“省红总朝阳区总部”、新华玻璃纤维厂“红色造反队”等。3月14日又宣佈取缔“南京铁路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铁道兵）”和南京铁道医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红卫军）”。
[4] 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1967年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动。据当时的材料，2、3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10万人，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当代四川简史》第1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5] 1967年2月23日青海西宁发生了军方残酷镇压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当年3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一条提到：赵永夫（军方负责人）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血腥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死169人、伤178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6] 《十条命令》：一、对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予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先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八、派到地方上去支左干部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很右的干部；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去工作；十、违反上述诸条的做法要立即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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