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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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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

林牧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分作两段来写。前一段看重记叙同胡耀邦超前改革有关的经历,因为那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文革”期间,特别是对所谓“西北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的反攻倒算是在“文革”初期进行的;对我们几个骨干分子的打击,却延续到整个“文革”时期。第二段,写我在文革中的一般经历和见闻。

    在“文革”中,对于我们“西北三家村”成员的打击是在秘密监狱和秘密训练班中进行的。一般性的造反、打内战和揪斗“走资派”的斗争,是在各机关、各单位公开进行的。以中共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例,在“文革”发动和“夺权斗争”中,造反派揪出的“走资派”都在机关内部关进一间大房子,号称“牛棚”,实行“群众专政”。看管“牛棚”的人,一种是工勤人员,一种是造反派的干部。“牛鬼蛇神”们在前一种人看管下就走运了,在后一种人看管下就倒霉了,因为工勤人员一般是不虐待俘虏的。例如:在省委宣传部的“牛棚”,有一天,看管牛棚的工勤人员拿出一沓纸条子,提醒“牛”们:某书记的秘书h是一个特务,这些条子都是他揭发你们的反动言行的,我没有向上交,以后h在场的时间,你们说话小心一点。从此,住在牛棚门口的“牛鬼蛇神”就承担了一项任务,发现h往牛棚走的时候,就提醒大家:“特务回来了。”大家马上停止一切谈话,捧起小红书,大声读起来。H离开牛棚,大家又海阔天空的谈论,以至发牢骚,骂那些整人的人。有一次,军宣队找来部长、处长中最漂亮的几个家属,给“牛”们做劝降报告,要求“牛”们好好交待问题。报告以后,军宣队要求“牛”们回到“牛棚”认真讨论几个家属的报告,由那几个工勤人员主持。结果,大家讨论的不是如何认识错误交待问题,而是几个家属中谁最漂亮,争吵得一塌糊涂。

    省委组织部的“牛棚”是由造反的干部看管,就不像宣传部那么“宽松”了。有一天,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政府人事局长老秦向 “牛棚棚长”请假,要去医院看病。按造反派的规定,“牛”们出去看病要有人押送。那一天,造反派偷懒,就说:“你自己去吧。”老秦到医院看病以后,又到饭馆吃了一顿羊肉泡馍,不巧,被造反派发现了。回到机关以后,造反派先让老秦站在机关食堂门口一张桌子上,一边敲锣,一边骂自己:“我不要脸,我偷吃了一顿羊肉泡馍。”食堂开饭以后,造反派又押着老秦游遍食堂,在每一张餐桌旁边都要骂一遍:“我不要脸,我偷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更为恶劣的是:文艺界的造反派要求国内外闻名的“关中画派”大画家石鲁自画揭露自己罪行的连环画,在西安市中心钟楼北部用绳子挂起来,强迫石鲁在闹市民众面前,按照连环画自己骂自己。这样恶毒的侮辱人格真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揪斗和游街的形式,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大单位用大卡车和小轿车拉“走资派”,小单位用三轮车、自行车、架子车拉“走资派”,还有的什么车也没有,用绳子拉着,戴高帽、挂黑牌的小“走资派”,步行游街。游行时还要敲着铜锣,自报姓名、家庭成份和罪行。有一位“走资派”故意同造反派捣乱,他先大喊一声“黑帮分子某某”,然后拉长声调说:“家庭成份,……”造反派大呼小叫的逼他:“怎么不敢报了,是地主还是富农?”走资派大喊一声“贫农!”造反派都泄了气。有时候,造反派对家庭成份好的也不轻饶。比如:有一个游街者自报“城市贫民”,造反派随手煽了一个大耳光,骂了一声:“街油子,也不是好东西!”

    有些“造反派”,特别是那些被极左的领导干部利用他们公报私仇的造反派,残酷到灭绝人性的地步。例如:陕西省委宣传部干部张祖望,在1967年2月,贴出大字报,为胡耀邦超前改革的支持者——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我林牧鸣不平。省委造反派偷偷带他去见21军支左部队一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对他的看法很感兴趣,要求他把自己的意见以及和他持相同意见的人写出来。不久,江青在全国范围大反“翻案风”。支左部队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就把他们要张祖望所写的意见书抛出来,在原省委机关打了一个“赵、林翻案集团”整了十几个人,张祖望首当其冲,他们在反击赵守一和林牧翻案的大会上,强迫张祖望爬在地下,由组织批斗会的人,在他的背上踩上一只脚,形象的表明,把张祖望这只“小爬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每天凌晨,要用冰冷的自来水管,淋遍张祖望的全身,并且拳脚交加,痛打一顿。张祖望不堪虐待,逃跑了六次,支左部队和造反派每次都会把他从陕南或四川抓回来,打得遍体鳞伤,最后把张祖望逼成疯子,终生致残。我的朋友,西安医学院党委书记王维祺,有一段时间,白天受批斗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晚上被铁索绑在磨盘上,通晓不能睡眠。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造反派故意强迫他在操场跑圈子,最后跑死了。陕西省山阳县组织五类分子和走资派游街示众以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用石头砸死,有一天就砸死了二百余人。陕南山区安康、旬阳、镇安等县,基层干部和农民建立了一个第六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六总司”。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按关中方言“六”和“刘”发言近似,就把“六总司”改为“刘总司”,诬陷那个群众组织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暴乱司令部”,逮捕了数百人,在刑讯中杀害了50余人,又正式判刑处死50余人。其实,按陕南方言六读如禄,根本不会误读为“刘”。这一次大屠杀虽然在1978年平反了,但是杀害一百余名无辜平民的省革委会负责人并未受到任何制裁。

    就在最高领袖煽起的极左思潮流毒全国的时候,很多人并未泯灭自己善良的人性。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把我抛出来在几万人大会上批斗和在西安全城游街示众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那一天,是1966年12月27日,批斗和游街的11人,排列次序是:第一名,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第二名,省长李启明,第三名,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我名列第四。在这一批人中,只有冯基平属于原来同我们对立的刘澜涛那个极左阵营。可是,当冯基平落难以后,对我也关心起来。他们久经批斗的锻炼,有了应对的经验。我刚从秘密监狱走出来,第一次享受喷气式的待遇,根本受不了。冯基平告诉我:你干脆跪下,要好受一些,我按他的提示办,果然轻松多了。在游街示众时,游街的人,一左一右有两个纠察,一手按头,一手拧胳膊,让你保持喷气式的姿态,而且要脱掉帽子。这种形式,只在闹市区做做样子,一过闹市,两个纠察就把手放下,把帽子给我带上,并且悄悄说:“手脚活动活动。”游行完毕,回到关押黑帮的军事院校,管理我的红卫兵就说:“现在是三九天气,你还穿一身秋衣,你把家属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取棉衣来。”正好,省委机关一位不知姓名的女同志在大街上看到我穿一身秋衣游街示众的狼狈相,就去找我的妻子。当时,我的妻子已被赶出机关大院,安置在一个偏僻街区看守一所尚未建好的学校。那位女同志竟然找到她,要他给我送棉衣,送到红卫兵的造反司令部。我在游街的第二天就同妻子见了面,穿上了棉衣。这时,红卫兵已经知道我是因为控告西北局和刘澜涛才被关进监狱的,从此不再让我接受批斗和游街示众了。

    我的难友中,也有一些人受到好心人的保护。例如:作家柳青、杜鹏程的藏书和手稿,受到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红卫兵的保护。画家石鲁拒不检讨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五条批评,一度被判处死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的几个青年,拿出医生证明,以石鲁有精神分裂症为由,保住了他的生命。

    那时,造反派对揪斗“走资派”展开竞赛,看谁家揪斗的“走资派”地位高、名气大。西北大学学生到洛阳把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揪到西安。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安戏曲学校到全国人大揪前陕西省省长赵伯平,被戏曲学校那些练过武功的学生抢到手里。西电学生通过北京、西安军事院校封锁了北京和西安的机场、火车站。戏曲学校学生让赵伯平从丰台上车从渭南下车,突破了封锁,在揪斗“走资派’方面赢了一分。造反派学生虽然都认为习仲勋、赵伯平是“反党分子”,但却没有受过他们的害,在生活上都给以优待,他们想吃羊肉泡馍,学生们悄悄的给他们买来。

    一般市民和农民,同情受难者的人多,那时物资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受难者大多被扣发工资和票证,但是在市场上,只要人们发现你是挨整受难的人,可以不要票证。我有一位同事到商店去买牙膏,售货员说,拿出用完的牙膏皮来。那位同事悄悄的说:“我是黑帮”,售货员说:“好吧,一次给你买两管。”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人性的大暴露、大展览。极端专制、野蛮的暴君加暴民的政治,制造出不少凶如虎狼、毒如蛇蝎、狡猾如狐狸的非人,但却不能泯灭多数人的善良人性。所以,在饱经迫害和侮辱之后,我对中国人的人性和良知,仍然持乐观态度。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专政”,整人的运动,一个接一个。运动初期,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着重揪斗意识形态领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及“破四旧”。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从国家主席、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直到县、社、生产队,全面开展“夺权斗争”,向“走资派”夺权,打倒了刘少奇以下的大部分“当权派”,并在“造反派”之间开展了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1968年,在各地“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又在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打击面由上向下发展。“清队”刚刚告一段落,1970年又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三反”第一条是反对翻案风,其他两反,我也不记得是反什么。在陕西省级机关反对“翻案风”的第一案就是反对林牧翻案。其实,做出“解除军事监护”决定的是省革命委员会,要解放我并恢复我的党籍的,是原省委办公厅的“革命群众”,林牧并未定案,也没有翻案。省革委会的领导人肖纯,从反对胡耀邦超前改革的旧账出发,指责群众为林牧翻案,说什么“连林牧都解放了,胡耀邦、赵守一就变成光杆司令了。”肖纯一声叫嚷,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坚决执行,省委机关原来要解放我的“革命群众”马上倒转矛头把我重新禁闭起来,有气无力的、敷衍了事的反对我的“翻案风”。一直拖到6月份,原省委机关因为是“黑省委”,被彻底解散,所有干部都要下放到农村。对我无法安置,一度要送回军管组去。军管组认为他们已经释放的人,不好再收回去。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只好把我送到陕西省泾阳县五七干校去继续审查。押送我去干校的是原省委办公厅两个搞专案审查的干部。他们在路上大发牢骚说:他们利用我们造反审干,把你们这些“走资派”打倒以后,我们也被淘汰出局,这才是“狡兔死,走狗烹”啊!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级机关有两个五七干校,一个是延安金盆湾干校,一个是杨梧干校,前者收容已经解放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后者成分比较复杂:大部是轮流训练的在职干部,一部分是审查我们的专案组,一部分是原有的农业工人;以上三部分都被称为“五七战士”;后一部分是未解放或者解放了又反复的西北局和省级机关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艺术权威”,还有一部分是被打倒的造反派大头头。后面这三部分人统称“待审人员”。“待审人员”又按“问题”轻重,分为节假日可以回家的人和节假日不能回家的人。我属于“问题严重”不能回家的这一类。

    “待审人员”集中在干校的一连和二连,一连是西北局的人,二连是省级机关的人。连长由专案组骨干担任,副连长由农场工人担任,班长由已经解放的干部担任。林彪事件以后,先后开展批判林彪、清查“五一六”分子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走资派”就很少了,不能回家的也很少了。

    杨梧干校批判“走资派”,有三次很有意思。一次是批判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原国民党骑兵第六师师长胡景铎。起因是胡景铎在锄草时锄掉了几棵棉花苗子,批斗的口号是“大军阀胡景铎破坏生产”,由破坏生产又联系批判他们给胡伪造的历史问题,即:1、在兵临城下时才起义,;2、以不接受改编和不降低职务为起义的条件。“待审人员”也要参加批斗会,而且必须发言。一些知道胡景铎情况的人,在批判中大呼小叫地揭露了专案组的谎言。例如:胡景铎,你吹什么牛皮?你在国民党军队才是个师级干部,算什么大军阀?有的说:1946年还在进行国共和谈,哪里来的兵临城下?你是不是要污蔑共产党在发动内战?有的说:1946年,解放军对所有起义部队都不改编,不降低起义军官的职务,你怎么又提条件呢?

    再一次是批判省卫生厅厅长王某。王某是非党干部,不是“党内走资派”,而且年过七十,丧失劳动能力,他们却把这样的人也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王某的任务是放羊,有一天,一只羊腿上生了蛆,王老汉给她擦了一点ddv,羊中毒死了。干校批判他蓄意破坏生产,大字报铺天盖地。王老头说,我是好意,以为用少量ddv可以杀死羊腿上的蛆虫,想不到ddv的毒性那样大?造反派说:你是德国医学博士,难道不懂得ddv的毒性?王老头说:我是20年代的医学博士,ddv是五十年代才发明的,我怎么知道。还有一次吃葡萄事件。杨梧干校二连有三个班负责经营百亩果园。有一次,在果园劳动的人,摘了一些葡萄给参加果园劳动的人分享。这件平常的小事,惊动了专案组几个极左分子的神经。在他们看来,虽然同在果园劳动,“五七战士”吃多少果子都是合理合法的。受审查的人摘果园的葡萄和“牛鬼蛇神”们分享,这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又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摘葡萄的“待审人员”进行声讨。可是,经过这一场声讨,“待审人员”仍然照吃不误。因为果园、菜园、和养猪养牲口的主要劳力是“待审人员”,担任连长、班长的果园工人是庇护“待审人员”的。专案组的“五七战士”又是吊儿郎当,偶尔参加一下劳动,而且多数专案组成员也是良知未泯、不愿歧视和虐待“待审人员”的,极左分子人数不多,也不愿多事。

    “五七干校”对“待审人员”的虐待,除了抓小辫子进行批斗以外,主要是加重体力劳动,不许一部分他们认为“问题严重”的人回家休假和限制家属探望。在林彪事件之前,“五七战士”们要上课,要学习,要开讨论会,劳动的时间是有限的。“待审人员”不上课,不学习,整天就是劳动、劳动、再劳动,只有每天早晨的“天天读”(即朗读毛主席语录),是人人有份,雷打不动的。可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连队,一度连“天天读”也改为劳动了。为什么要改?那是由于,“待审人员”的异类——一个三流作家的献策。那个三流作家的身份是“叛徒”。叛徒罪名是否符合事实,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思想行为确实像一个“叛徒”。有一次,在排队买饭的时候,三流作家自我标榜说:“我不喜欢吃细粮,喜欢吃粗粮,粗粮营养丰富。”我们几个爱说话、爱打抱不平的“待审人员”马上说:“既然你爱吃粗粮,那就用你的细粮来换我们的粗粮。”三流作家再不言语了。还有一次,他向连指导员献媚说:“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不宜同五七战士一起天天读,应该多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最好把我们参加天天读的时间都改为劳动。”指导员立即采用了他的献媚,把“待审人员”的两班劳动改为三班,加了一个早班。

    “五七干校”校一级和连一级有些极左的负责人,对于曾经做过他们上级的人和地位高、名气大的人有“施虐狂”。作家柳青、杜鹏程是老病号,身体虚弱,干校负责人要他们扛100斤的水泥袋子和200斤的粮食袋子。我和西安作家协会主席胡采,私人关系较好,我又比他小十几岁,常常结为劳动伙伴,比如,拉架子车时,由我驾辕,由他拉绳。有一次,干校要把一批棉籽运到十几里以外的永乐店的榨油厂去,那十几里都是坑坑洼洼的田间土路,我和胡采已经给架子车装了八百斤棉籽,干校领导小组一个副组长,原来是我在省委的下级干部,他看到我们就说:“老林年富力强,是精壮劳力,可以多拉些。”又给我们加了两袋棉籽,达到1000斤。还有一次,指名要我和胡采到校部去弹几百斤棉花,我们两个弹了一天又加一个通宵才完成任务,弹完以后,我们俩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

    不许回家休假和看病,限制家属探望,造成不少恶果。陕西省纺织工业局局长,身患严重心脏病,不能及时治疗,在果园劳动中休克,送回家就死了。陕西省经委副主任不能回家,家属送来一些食品,专案组一个姓孟的极左分子把点心、饼干都要一块一块掰开检查。那个喜欢献媚的三流作家,,也没有好下场。他有病不能回家,妻子到干校探望,不许停留,他送妻子上车站,回来的路上低血糖犯了,死在路上。这件事也是那个姓孟的干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以后,中共中央在9月18日就发出通知,分期逐级向下传达,9月下旬,传达到省一级党委的时候,我们就从“小广播”知道了详细情况。10月下旬,“五七干校”向全体学员传达时,农村的广播站已经在大喊大叫了。可是,干校在传达时,还掩耳盗铃地把我们“待审人员”撵到果园、菜园和大田去劳动。干校有一个老干部,在一篇上交的检讨中,故意在第一页引证毛、林的语录。专案组找他谈话批评说:‘林彪已经叛党叛国了,你怎么还引证他的语录?这位老干部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怎么会叛党叛国呢?我只信中央正式文件的传达,不信小广播。”这一席话使专案组十分尴尬。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以后,五七干校组织的传达讨论,才让“待审人员”参加。对“待审人员”在劳动上和生活中的虐待减轻了,大多数人恢复了原来的工资,节假日和两周一次的大礼拜可以回家休假了。此后,杨梧村的农民给我们这些人编了一首顺口溜:“穿得烂,吃得好,挣得多,干得少,手上带的罗马表,背上鸡蛋苹果往回跑。”

   1972年以后,“五七”干校不断开展新的政治活动:如批判“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林批孔”等等。这些政治运动的做法,同一般机关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不值得追记。值得记叙的是一批典型人物在“五七”干校的经历和表现。

     1971年冬季,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克林也到干校来了,在菜园劳动,而且冻结工资,监管很严,1972年春节都不许回家。我感到纳闷。因为高克林虽然在西北局资格最老,是1923年参加共青团(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1929年才参加共产党)但他不属于刘澜涛的“华北帮”,在西北局是边缘人物,没有实权;而且他在“文革”前就去北京疗养,西北的当权派和造反派没有揪斗他,没有打倒他,他怎么会到五七干校来呢?后来高克林自己讲了他近几年的经历。原来,1967年,西北局被造反派夺权,大多领导人都被打倒以后,住在北京的高克林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西北局犯了错误,他是西北局领导成员之一,愿意回西安接受群众的批判。周恩来回信说:西北局的错误与你无关,西北的群众并没有要求你回去接受批判,你安心在北京疗养。后来,大约毛、周对兰州军区第一把手不大放心,派高克林担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高穿上军装走到西安,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冼恒汉和驻陕“支左”部队主要负责人胡炜给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说:高克林有叛徒嫌疑需要审查。高克林的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职务未被免职,就被陕西的军管组关押起来,而且受到拳打脚踢的待遇。在军管组关了一段时间,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审查。1972年春天,高克林从“五七”干校给周恩来写信,讲了他在就任中途被扣押审查的情况,要求去北京治病。周恩来命令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把高克林送到北京治病,陕西省革委会通知杨梧干校,杨梧干校派车送高克林。高拒用干校的汽车,自己搭火车回西安转赴北京。事后,陕西省革委会批评杨梧干校虐待高克林,杨梧干校负责人回答:冻结工资不许回西安都是按省革委会命令办的。1972年,以胡耀邦为首的“西北三家村”副村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西北“三家村”的骨干分子原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也被解除军管,送到杨梧干校继续审查。半年后,“西北三家村”的另一个副村长、原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和我们的对立面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w、原西北局秘书长h和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f也陆续到杨梧干校来了。这些人,加上已在干校的林牧和原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w,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至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经过西安造反派最多最重的批斗以后,起先被送往北京,后来被安排在安徽省安庆市,同我们不在一起。虽然两个对立面的人编在一个学习组,但是在思想感情和生活上仍然泾渭分明。

    赵守一、李启明到干校以后,对我们讲起他们的故事。原来,赵守一比李启明早半年解除军管,可以自由出入军管组,参加省革委会组织的学习班。赵守一每天回军管组,都要给李启明带一盘菜,而李启明要求赵带来的,天天都是红烧肉。这一点,我们坐过监狱的人都有体会,因为监狱的伙食标准是每天4角钱,加上管理人员克扣粮油,不但吃不饱,而且没油水。所以我们坐过监狱的人最想吃的东西就是红烧肉,河北和东北人最想吃的是饺子。由于赵守一在“文革”初期就被扫地出门,家属被送回农村监督改造,所以,解除军管以后无房可住。军管组擅长虐待人的管理员薛胖子态度大变,对赵守一说:“我可以给你找一套房子。”赵守一回答:“谢谢!我住够了!”赵守一经过多年与世隔绝的监禁,仍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敏感。他说:“我们这些人不要去批极左思潮。煽起极左思潮的不是林彪,是毛主席。我们如果批极左思潮,迟早又会算我们“翻案复辟”的帐。他说:“林彪、陈伯达虽然垮台了,中央还有一些人心存叵测,窥窃神器,顽固推行极左路线,形势并未根本好转,国家的前途,我们的前途都未可乐观。

    原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w,也和我们编在同一学习小组,此人在“五七”干校不断暴露了他的翻云覆雨的风派品质。在一次批判林彪的小组会上,w发言说:1963年他就发现林彪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是实用主义,赵守一采纳他的意见在西北局会议上发表了,受到批判和迫害。赵守一当场声明,w讲的情况不符合事实。真实情况是:赵守一本人对林彪的许多观点提过不同意见。“文革”时期,w首先揭发了赵守一对林彪还有毛泽东一些理论观点的意见,整人者摇身一变而要在被整者当面把人家的观点据为己有,脸皮真厚。审查赵守一的专案组在林彪事件以后有了变化,他们也想找出一些能够为赵守一开脱的材料。他们从陕西省委档案中发现:1959年,赵守一担任省委文教书记时,曾经以省委的名义作出改进高等学校政治课的决定,主张用毛泽东著作来代替苏联式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教材。专案组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第一个调查对象就是w, w又一次作伪证说,那个意见是他先提出来赵守一采纳的。赵守一专案组又向我和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正副处长调查。我们都说提出那个点子的是赵守一不是w。1958年,w曾在理论刊物上发表了批判“根据论”、“条件论”、“规格论”的唯意志论的文章,受到陈伯达的表扬。“文革”初期,没有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表扬过的文章。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专案组要同w算账。w推诿责任说:批“三论”,不是他的观点,是林牧的。专案组找我调查,我说:我确曾口头提出批“三论”,w如获至宝,用他的名义发表了文章,陈伯达表扬他时,他沾沾自喜,挂口不说他是剽窃别人的观点,w没有要我在他的文章上署名,我也没有受过陈伯达的表扬,不能替w的文章负责。

    我原来设想,我的回忆录每一个主要段落,都要写一个典型人物,w就是其中的一个。而我要反映典型人物的特征,分散写不如集中写。这里既然提到w在五七干校的表现,就不如把他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表现也写出来。

    我在前面写过自己的一些朋友,尽管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但都是一些诚实 而不自私而又坚守某些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的理想主义者。因而,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坎坷甚至悲惨的。w却不同,他是并不坚守某种理想和道德准则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由于他具有善于观察和适应政治风云变幻的经验与手腕,他在政治上没有受过一次打击,反而官运亨通。他的下台,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累累如贯珠的一连串婚外情暴露了。他在1979年复出以后,仍然把他的机会主义和婚外情贯彻到底。1983年,他到北京后向我打听“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我告诉他:邓、陈和胡乔木、邓力群要搞,胡、赵、万、习不赞成。我劝他不要表态,并请他给陕西学术界的g和文艺界的h带话,请他们三位带头人稳住阵脚,不要乱来。他告诉我“我们的认识是清醒的,是不会有错的。”可是,w回西安不到一周,我就从中央电视台看到陕西理论、学术、文艺界三巨头连翩亮相,大讲“清除精神污染”。“清污”流产以后,我见到w和g,问起此事,他们矢口否认,说他们没有表态。1987年,耀邦下台后,陕西“三巨头”又一次在电视新闻中亮相,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批方励之、刘宾雁。“六四”以后,w和g这一对亲如兄弟的风派理论家决裂了,起因是:g在陕西省委一次声讨“动乱”、“暴乱”的会议上,不指名的批评w:“我们有些老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也发生了动摇。”w听到这个消息,把g的一些私下谈话收集起来,编成g的“反动言论集”,送给陕西省委。省委要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开会解决w和g之间的矛盾。W和g在会上互相揭发,彻底决裂。事后,g感到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难保,心脏病大发作,死了。G的家属不许w登门吊唁,不接受w送的花圈。W心脏病也发作,跟着死了。陕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为他们贴出一张讣告:“某某死了,终于死了,死的迟了。”这就是民众对风派理论家的盖棺论定。

    杨梧干校还有两个陕西省级机关东派的造反司令,他们是被当作“五一六分子”送到干校审查的。主要问题是:“给康生整理黑材料”。这是受军队支持的西派为东派制造的一起假案,诬陷东派头头收集康生的问题,要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控告康生。他们用逼供的手段强迫东派一个骨干写了一份交代材料,牵连了一大批人。后来那个写假材料的人,写了遗言,说明他的交代是在严刑逼供下伪造的,他感到内疚,只好自杀。此人自杀后,这个假案仍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继续审查。东派的副司令承认了假案,正司令没有承认。杨梧干校审查“五一六份子”的运动,主要是围绕这一案进行的。在批判东派正司令时,副司令上台把那个假案讲得有鼻子有眼,对正司令疾言厉色、义愤填膺。我真佩服那位副司令,面不改色编造假话诬陷同伴的能力。这个假案,在康生被否定后,自然得到平反。可是那些神话康生,整人致死的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批林批孔运动以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在杨梧干校受审查的人,绝大部分都离开干校,分配了工作。只留下我们这一个老大难小组,还受到最后一次批判。那是因为我们在果园劳动时你一句,我一句编了一首《干校八景》的打油诗,其中有一句“坑坑洼洼杨拉路”,指的是从杨梧干校到拉丝厂那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干校一些工作人员贴出了大字报批判我们“污蔑五七道路”。由于干校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批判我们的大字报无人响应,也就不了了之。可是,“五七道路”走不成了,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全国的“五七干校”,我们必须离开。当时的所谓新省委和红色政权处理我们这些人时,对我们的对立面还是给予优待。被民众称为“狗头军师”的原西北局秘书长h被分配到陕西咸阳地区担任地委副书记,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w和原省委书记处书记f被送往北京。对于被打进胡耀邦集团的四个人是这样分配的: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到长安县拖拉机厂做修理工,原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到户县电厂做钳工,原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回家治病,林牧以未作政治结论的非党干部身份下放到商洛山区锻炼。

    我在“文革”初期的生活待遇是冻结工资,每月发生活费50元。在“五七干校”恢复了原工资,并补发了冻结工资。因此,初到商洛地委和专署的招待所,那里的人看到我的工资级别同地委一把手一样,都在议论猜测,有的说:这个人可能是来接替地委一把手的,有的说:起码是个地委副书记。据说,商洛地委在为我分配工作时颇感难办:省委组织部的通知是:分到农村基层做一般工作,农村基层是指公社,公社养不起也不便使用这样一个高工资、高知名度的人。他们把我分配到商洛地区林业站,林业站也算是基层,又在城市,比农村生活条件好些。林业站同林业局合署办公,他们也不便给我分配具体工作,只告诉我,想出去了,就在商洛七个县走走,做一些调查研究。省上还有一批已被解放的当权派下放到商洛降职使用,有一位地委革委会副主任(副专员)在延安时和我同住过一个窑洞。这些人都害怕我“黑线缠身”(有胡耀邦、张德生、赵守一三条黑线),不敢接近,倒是一些萍水相逢的一般干部,没有那些功利主义的考虑,同我来往频繁,有的还同我成为好朋友。有一位比我年长资深的老干部地区农办主任赵子珠,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常请我到他家吃饭,下乡时常约我同路,因为他有车,可以让我少走些山路。但在我回到省委工作以后,他到西安开会时,我请他到我家来,他不来;我到商州,在地委书记陪同下专程去看他,他竟然回避了。在共产党内,也有这样施恩不图报、共患难而不共安乐的高人!我在那一时期做过的农村调查,现在时过境迁,没有什么用了,只是对我加深对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认识有好处。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主要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是非颠倒,人妖混淆,是对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造成了数以千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但在经济上的破坏性远不如“大跃进”时期。商洛地区是陕西省最贫困的山区,但是,农民贫困的程度,并不比过去更严重,相反的,山上的梯田,河川的坝地还在增加,植树造林还在发展,市场的供应也比三年饥荒时期好得多。我还发现,在“文革”中走上领导岗位的县级干部并不都是不好或不称职的。例如:我当时接触过的商南县委书记周兴诗和山阳县委书记李小林,就是比较优秀的干部。周兴诗在“文革”后期就发现“四清”中受打击的基层干部和在“民主革命补课”中补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大多是错案,并着手进行平反。这在当时是有胆有识、难能可贵的。80年代初期,周兴诗推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大胆和快速,在陕西全省都是闻名的。李小林思维清晰,即席讲话有点子也有条理,在山阳县抓农业和林业很有成绩。可是,在清理“三种人”时,李小林被撤职,周兴诗在职务提升时也遇到阻力。“一阵风”、“一刀切”和“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弊病,也是中国政坛的痼疾之一。

    曾经在商县流放的彭真,恢复工作以后说过:“专案组没有一个好人。”我的感受不同。审查我的专案组换过无数次,他们对我的言行的分析批判,是按照当时的思潮上纲上线的,难免是非颠倒和混淆,但在具体事实上,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御用专案组以外,其他专案组都是实事求是的。比如:他们审查我的问题主要是我同胡耀邦、张德生、赵守一的“黑线关系”。在开始审查时,他们相信上级讲的“林牧如果不是黑线人物,陕西就没有黑线人物了。”但是,确定黑线人物的标准,是参加过胡、张、赵的反党阴谋活动。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出我的阴谋活动,不能适应上级的需要,就把专案组换一批又换一批。其实,胡、张、赵本人就是不搞阴谋的,怎么能查出我的阴谋活动呢?我在恢复工作以后,把审查我时间最长的一个专案组长推荐给省委一个部门担任处长,推荐的理由就是:“这个同志政治品质好,在政治压力下能够坚持实事求是。”

    据说,省委组织部发现我不在农村基层,向商洛询问,商洛地委就派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到镇安县深山区梅花大队去当驻队干部。当时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对于从上级机关下放的“走资派”,是同情而不虐待的。他们对我的吃住都很照顾,也不给我派重活。我发现有些农民不吃盐、不点灯,就给他们送了一点盐和煤油、煤油灯。我的房东老薛劝我说:“以后你不要给他们送东西了,山区这样的穷人不少,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现在这样的境况,碰上多事的人还会说你在腐蚀贫下中农呢!”有一天,我的房间张贴的毛泽东像被风刮掉了,老薛赶紧打浆糊贴上,并对我说:“我怕有人抓你的辫子。”

    农业学大寨,除了务虚以外,在山区就是修梯田。修梯田,增加了耕地,提高了产量,是有成果的,但是,代价太高,手段太野蛮。在劳动报酬方面,除了直接受益的生产队以外,其他生产队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虽然记了一笔工分帐,规定了以工还工,但是,那笔账一般都没有兑现。劳动是强制的,劳动量是超负荷的,也没有安全生产的制度和条件,开山炸石,常常死人、伤人。梅花公社邻近的一个公社,实行残酷的劳动惩罚。他们把完不成规定的土石方任务的农民,编为“懦夫懒汉队”,挂上“懦夫懒汉”的黑牌子,打人骂人,甚至使用电刑。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在出事以前还专程拜访过我,滔滔不绝的大讲他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不满,表示他对老干部的敬意。出事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我下放到生产队不久,就遇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驻队干部也被集中到公社学习讨论。按照上级规定,人人都要发言表态,我保持沉默。梅花公社书记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在会下对我说:公社书记和主任还要到县上参加“批邓”会议。你替我写一个发言,用我的名义去讲,就算你过关了。我把报纸抄了一抄,替公社书记写了一个“批邓”发言,再没有人要我表态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期间,我在西安休假,并没有到西安钟楼和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议论是有的。但是,当时的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看到胡耀邦、万里、张爱萍等“右倾翻案风”的几员“干将”也被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认为胡耀邦这一方彻底完蛋了,就于四月下旬把我从下放地叫回西安,向我宣布了“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性质严重,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四级”的政治结论。此后,我仍被指定回到镇安县梅花公社,他们没有讲进一步的处理,大约要我永远在山区做一个带工薪(降级后的工薪)的农民吧?

    当年1月,周恩来去世,山区的农民也有政治敏感,他们对我说:“中国的半边天都塌了,你恐怕永世不得翻身了。”9月,毛泽东去世,我不禁失声痛哭,房东老薛说:“你对毛主席真是忠心,把你整到这步田地,你还哭得这样伤心!”其实,我所以失声痛哭,是因为我深知毛泽东是变幻莫测的,他对任何人的信任都长不了,信任高岗又打倒高岗,信任刘少奇又打倒刘少奇,信任林彪又打倒林彪,信任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如果毛泽东不死,说不定哪一天又会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伙,毛泽东一死,江青一伙必定上台,中国完了,我不用说也彻底完了。可是,这些话又不能对老薛和其他任何人说啊!后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打倒“四人帮”,我根本没有想到。

    “四人帮”垮台以后的事,我在上一篇回忆录中已经写过,补记“文革”的经历,就到此为止吧。


(在文化大革命中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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