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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脖子树:评《苏联逃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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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甜味天下雷同,而磨难的苦涩却因人而异。


雷光汉先生亡命苏联的奇特经历,40多年之后才披露于众,引领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去考察共产主义制度制造的人道灾难。


一),死里逃生


1957年,北大历史系学生雷光汉因为述说过俄国侵犯中国边境,将大批平民赶入黑龙江淹死,占据了江东64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被认为是“反苏”言论并划为右派分子。毕业后他被发配到新疆霍尔果斯县教书,那是一个小学附设中学班的“戴帽”中学。“戴帽”右派能教上“戴帽”中学,党和政府已经格外开恩了。


失意文人不甘冷落,总想发些“离骚”一类的骚情。雷光汉在《伊犁日报》上开辟了一个小专栏舞笔弄墨:介绍边陲文化风俗,扯些民族团结的淡话。这骚情按说也发的合乎政策,倒霉的是这小专栏偏起了个名字《伊犁夜话》。文化大革命一来,顿生祸端——怎么,《燕山夜话》的新疆分店!你和邓拓什么关系?于是雷光汉自然成了霍尔果斯县的天字第一号大黑帮,再加上右派的劣迹,雷光汉呀雷光汉,你是被革命大批判剥的光光的一条反革命汉子!


1970年4月22日在他被关押期间,一位监管他的红卫兵悄悄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沈元在4月8日被枪决,请自处。”


沈元是雷光汉的北大历史系同学,在校时间两人十分要好。1956年乳臭小生沈元从外文报纸翻译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流传于同学之间。57年此事被揭露出来,沈元被定为极右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沈元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批斗,于1968年9月1日,在脸上涂了鞋油化装成黑人,企图混入外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被门口中国警卫识破逮捕。一打三反运动刚刚掀起,这位柔弱、单纯、富于幻想的书生做为反革命叛国犯处以死刑,一代才子惨然陨落。北京人把这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做冷笑话传播,把沈元当作叛国投敌的小丑大加讥讽。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落井下石的庸众就是这副嘴脸——从心灵到面部神经都被扭曲了。


雷光汉曾在文革中与沈元偷偷会面长谈,小纸条的消息令他惊惧而又绝望。雷光汉先是自杀未遂,随后逃入荒山。他采贝母花充饥,掬山沟水止渴,经过几天反复思量,终于决心偷越国境逃往苏联。


二), 克格勃治国


世人皆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是一个血腥恐怖的特务警察组织。斯大林肃反消灭了数百万的人,依靠的就是这部绞肉机。


克格勃是苏联共产党的护家犬。从狗的品性推断主人的善恶难免片面。养着一只温顺狗狗的主人未必就是慈善大使,但是唆使恶狗追逐撕咬行人取乐的主人,肯定是一个凶顽恶霸。


克格勃管辖苏联边境。雷光汉从踏上苏联国土起就处在克格勃的监控之下,与克格勃官员有着频繁的面对面接触。他发现,克格勃或许内心傲慢但是表面并没有粗暴举止,更不会虐待或体罚犯人。克格勃给监狱犯人提供充足的食物,甚至供应足够的莫合烟,让犯人吞云吐雾。


让雷光汉心存安慰的是,克格勃不再遣返越境者回中国。在文化革命之初,逃亡到苏联的中国难民曾经被强制遣返,中国政府把他们做为叛国分子处决了。同一时期,中国政府毫不留情地在鸭绿江边枪决逃亡朝鲜的难民。苏联政府针对中国政府的野蛮行径,废止了遣返难民的政策。先行者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后来者在苏联生活的权利。


这里我们发觉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尽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然地藐视人权和罔顾人道,但是各共产国家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60-70年代,前苏联显然比中国有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90年代之后,朝鲜人也发生了大批逃亡现象。朝鲜当局对于叛逃者也是执行枪毙或判以重刑。朝鲜接替中国成为摧残人权最烈的国家,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呼吁和抗议下,放缓了遣返朝鲜难民的步伐。中国荒芜的人权领域,也开始萌发几个人道主义苞芽。


如果把前苏联、中国、朝鲜的人权状况做一比较:60-70年代的中国就是今天的北朝鲜;今天的中国或者勉强抵得上30-40年前的苏联;而前苏联又被西方认为人权纪录颇劣的国家。苏、中、朝三国,由西向东,人权灾难阶跃式递增。


如果把斯大林时代也考虑在内,你就发现共产极权国家有着共同语言。例如三个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领袖比喻做太阳、红太阳。在红太阳的光芒越是刺眼的时候,人民的生存越是艰难。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的中国、金家父子的朝鲜都有放肆草菅人命的罪恶历史。


从赫鲁晓夫开始,斯大林时代的僵硬社会开始了解冻。许多集中营被解散,大批被监禁做苦役的政治犯被释放。克格勃的成份也发生改变。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成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素质相当高。克格勃官员知识广博,谈吐文雅,幽默风趣。即使在雷光汉被审讯禁闭阶段,克格勃上校豁达地提议“为中苏友谊干杯!” ;克格勃大尉则让自己的维吾尔族妻子专门为雷光汉做了新疆式的中国菜——芹菜炒羊肉;另一个上尉特意把收音机调到中央台,播放中国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并用汉语向雷光汉祝贺。上尉知道雷光汉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卫星上天的消息可以给这个流亡者带来民族自豪感——


然而,雷光汉没有被克格勃的小贤小慧所迷惑。克格勃作为苏联共产专制工具的性质没有丝毫改变。正如手铐脚镣是用来禁锢人的,不管它是用锈迹斑斑的生铁铸造而成,还是用澄光锃亮的精密零件装配而成,粗苯也罢,灵巧也罢,归根结底它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具。


看到遍布苏联无孔不入的克格勃组织,雷光汉想到了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治理国家靠滥用特务、 监视跟踪、检举告密、限制自由这些下三滥手段,只能造成国民与政府离心离德。这个政权不会长治久安。雷光汉预言苏联会崩溃,这点他说对了。


三)民族性的问题


雷光汉长期居住哈萨克斯坦,与苏联中亚的许多民族的人朝夕相处,对不同民族的特点做了仔细观察。


在苏联社会地位最低的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德国是敌对双方,斯大林时代德国侨民类似毛泽东时代的“五类分子”,禁止从事敏感性工作,不能参军。一直到赫鲁晓夫执政,才给予德国侨民公民权。德国人聪明、诚实、敬业。很多人是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在德国人主持的农场里,农作物生长良好,机械设备保养维修完善,道路通畅,居民区整洁漂亮修茸如花园。


如果是哈萨克人为主的农场就完全另一副模样:经营不善,浪费严重,纪律松弛,偷窃成风,居民区杂乱无章。


中国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源于紧张的中苏关系。苏联人认为:中国政府忘恩负义;毛泽东妄自尊大挑战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毛还喜欢鼓吹战争,把中国搞得一贫如洗,真正的大坏蛋一个。中苏珍宝岛战役之后,苏军阵亡战士的遗照张贴于公众场合,尊为烈士,刺激民间普遍滋长了反华情绪。甚至俄文名词“欺大姨“ (中国人)也成为仅次于音译名词”毛菜桶“(毛泽东)的贬意词。


大概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在苏联的德国人和中国人相处和谐。


然而对华人公开表示疏远和反感的倒不是俄罗斯族人。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的朝鲜人经常表现出对华人的不屑。朝鲜人怕自己被误认为中国人,习惯地把“我们苏联人”、“你们中国人”挂在嘴边。一位朝鲜人豪情万丈地对雷光汉说:“我们苏联人只要一按电钮,你们中国人就完蛋了!” 好像他在为勃列日涅夫保管着核弹发射控制器。和朝鲜人一样患贱民综合症的还有其他若干少数民族。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东干人等会主动表达自己对苏共领袖的无比忠诚。表现的比正宗的斯拉夫人还爱苏联。潜意识是畏惧克格勃。


雷光汉很快发现相当一些华人,比朝鲜人还卑鄙。他们暗中投靠克格勃充当特务,监视自己的同胞。一个叫牛水的人得到了雷光汉不少的照顾。他当面千恩万谢,把雷光汉引为知己。在雷光汉决定再次越境逃向伊朗时,牛水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密报克格勃。以致雷光汉在苏伊边境再次被捕,被投入监狱7个月。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豁免了雷光汉叛国投敌的罪名,他重获中国国籍。1988年底他以旅苏华人的光荣身份携妻小返國探親,踏上中国的第一步就跪下来亲吻祖国的土地,止不住热泪滚滚;在家乡他抱着老态龙钟的恩师的双腿嚎啕大哭;与母亲和族亲见面,院内屋里呜咽声一片——这是一个压抑了几十年的乡情、亲情的大喷发。


中国的经济进步是巨大的,但是来自负面的刺激也是尖痛的。


雷光汉全家相信同胞,相信政府,却多次上了轻信的当。在广州,他的妻子巧云买了一双漂亮的旅游鞋,结果中山公园没逛下来,鞋底鞋帮子就分离了;他在旅游途中和两个青年兑换了5百美元人民币,结果变戏法似地成了一叠子废纸;他和亲友几十年没见面了,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翻江倒海的话语要倾吐,他的侄女婿是镇上治安干部,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警告:当地有关部门已经接到上级指示,要对他严密监视。所以言行要小心。


雷光汉感到如几盆冷水接连浇头,不由得仰天长叹:难道竟有这麽多中国人不知廉耻、坑蒙拐骗、见利忘义吗?难道中国政府还要延续前苏联的克格勃治国方略,钳制言论自由,监视公民生活吗?


注意,这里雷光汉的仰天长叹,冒号之后没加引号。雷先生在安全人员监视下不敢说出口,是我推测雷先生最可能发出的感慨。为了文责自负,我特意用黑体字标出。


中国人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恶劣品行,也被苏联的华人表演得活灵活现。


邓小平用坦克车镇压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之后,雷光汉愤慨得睡不着觉。联合一批华人向中国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书。不久,北京形势更为严峻,全国通缉令追捕学运领袖。签名抗议书的华侨诸君一个个先后反悔:我们和中国政府对着干怎么行?我们要不要回国探亲了?我们要不要和中国做生意了?


于是由柳松寿起草的一封“检举信”又递交到中国大使馆。检举信揭发:所谓抗议政府镇压天安门暴徒的抗议书,全是雷光汉一人鼓动策划的,其他人不明真相。“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结果原来在抗议书上签名的人转而在“检举信”上再签名,签名人数比抗議書还多!


其中柳松寿,李广諱、郑凡鲁等还是抗议书发起人,有人还为遇难学生忧伤得落了泪。


雷光汉不由得又一声仰天长叹:中国人就这样缺乏独立人格吗? 他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决心就象软壳蛋一样一戳就破吗?这个民族见利忘义以致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了吗?


注意,雷光汉的又一声仰天长叹,又是我替他叹的。文责自负,同样用黑体字标出。


四),“两个至上”的迷思


雷光汉一生坎坷,思念故乡故土情怀激烈,但是他把这种情怀做了不恰当的发挥,蒸腾出来的气味就不对了:他认为“民族至上 国家至上”是治疗台湾、大陆历史创伤的灵药,是人人都要喝一碗的十全大补汤。


据我所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在1938年纪念9.18 大会演讲时首次提出,遂被蒋介石列入《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后来又为共产党所接受。这个口号也仅仅在民族危亡、国家欲破的局势下有其进步作用。这个口号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虽然有缺陷,但是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虽然贫穷落后,但是我们的家园不可侵犯。


如果利用这个口号征服不臣之民,开疆扩土,那意义就变了。等于宣告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本国家是最先进的,所有的人要唯我之命是从。当然,在民族命运被专制者绑架,在国家政权被独裁者攫取,“唯我之命是从”,自然演化为“唯专制独裁者个人意志是从”。


这是德、日、意法西斯理论的基础。


雷光汉一副大义千秋的姿态向台湾同胞喊话,引用民初新疆王杨增新的话说:“就是婊子坐北京,我也要服从他。” 据此进一步引申出:“即使共产党管着大陆,国家也应该统一。”


雷光汉完全颠倒了“国家”和“国民”的关系。“立国为民”和“立国役民”是绝然相对的。“立国为民,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的国家观念。立国为私——不管是一家之私,还是一党之私——民众群起而攻之是天经地义的。爱新觉罗的一家之私已经被国民革命所攻破,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之私已经在公民抵制下崩溃,岂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之私民众不攻不破反而要助其传承百代的道理?


统一也罢,分立也罢,都不是目的。如何选择一种政治方案争取海峡两岸人民最大福祉才是目的。在大陆连基本的人权和自由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强求台湾海峡两岸统一,是行法西斯之道,降无妄之灾。


就目前来说,海峡两岸的分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兵200万人绝大部分是符合“镇压反革命分子”标准的人。台湾以跨海位置的优势给了他们庇护,这些人免于一死。台湾保全了一大批抗日英雄,以致在抗日胜利70周年纪念会上,还有我们致敬的前辈。


中华民族少饿死了100万人(按大陆饿死率5%计),知识分子少了1.6万象雷光汉那样的右派分子(按右派率万分之8计)。


台湾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可鉴之镜。它促使了大陆推行经济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引进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台湾和平民主转型的成功,戳破了共产党的理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现在这个理论只剩下一片残帛:“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大陆人,不适合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当然,这块残帛只有待大陆人自己去撕碎它。一天不撕碎,它就充当一天专制的遮羞布。


如此巨大的好处,我们为什么不去维护这种和平分立状态呢?


让我不理解的是:雷光汉先生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深夜接连突破三道铁丝网逃命。如今他却不顾台湾人的生存发展反而热心帮助共产党编制铁丝网,还吹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哨,试图把台湾人赶入铁丝网中。那么在雷先生自己逃出中国的时候,怎么就把”民族国家“置于个人命运之下了呢?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阻拦雷光汉先生穿越苏联铁丝网。“民之不存,族将焉附?” 所以,雷先生争取个人生存权至上,强迫雷先生留下来接受一个威胁他生命的政权是不人道的,赶紧逃命去吧!


我的意思是雷光汉先生不可以“己所不欲,施予他人”。硬要塞给台湾人一个他们恐惧的政权。


看来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产生的盲目爱国情绪搅乱了雷先生的逻辑思维。


尽管我不同意雷光汉的“民族、国家”观念。但是雷先生的奇特经历非常人所有。雷先生实话实说的倔强风格令人钦佩。他真实记录了特殊历史时段中苏两国的社会百态。过去苏联的解体,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消亡都不会泯灭《苏联逃亡记》的史料价值。


11-4-2015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八二期(cm15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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